比丘尼傳白話文 · 解說
六朝之際，尼寺林立，京師里巷，逶迤相接，鄉村野陌，尼寺亦在在而是；尼寺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甚至千餘人。每朝每代，尼僧盍可盡數?
比丘尼形成如此龐大的群體，它就不僅僅是一種宗教現象，而且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我們看到，從西晉末以來，比丘尼的人數愈來愈多，她們在社會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也愈來愈顯著。在以虔誠奉佛的主流文化中，比丘尼也隨之受到人們的矚目。
一部《比丘尼傳》，可以說是一部六朝時比丘尼的文化史，是六朝時期比丘尼信佛活動和文化活動的集成。既然是傳記，尼傳顯然不在於表現她們的誦經的內容、闡述佛典的教義，而在於記述比丘尼出家前後的事情本末，重在「史」而不在「義」，因此也必將觸及廣泛的社會內容。
王室和達官顯貴重視尼僧，是比丘尼現象得到迅速發展的主因。晉世以還，比丘尼出入宮闈，受到皇室的推崇並產生影響，地方官宦之家也常以襄助比丘尼，來博取社會好感。兩晉和宋、齊、梁、五代，幾乎各朝各代都有皇上禮遇寺尼、常加供奉之事，這也可以說是該時期政治文化的一個特色。
《比丘尼傳》卷一，謂晉穆帝對曇備尼「禮接敬厚」，常稱曰：「久看更佳」；又對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鮮有曇備儔也。」後為之建寺。
晉穆帝也對僧基尼大相稱道，「雅相崇禮」。晉明帝對新林寺道容尼「甚見敬事」，嘗請她做七日齋，以祛除邪怪，並驚其妙法。
宋世諸帝，欽重尼僧，有甚於晉。宋武帝對東青園寺業首尼至為推重，該傳稱：「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異，文帝少時，從受三歸，住永安寺，供施相續。」以皇兒相托，可見信任之深。
〈寶賢尼傳〉載：「宋文帝（對寶賢尼）深加禮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給錢一萬。明帝即位，賞接彌崇。」三代君主並重於一尼，亦足見當時敬尼之一貫世風。
卷四〈淨賢尼傳〉稱：「宋文皇帝善之，湘東王或齠齓之年，眠好驚魘，勅從淨賢尼受三自歸，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內外親賓。及明帝即位，禮待益隆，資給彌重。」
宋明帝對普賢寺法淨尼，也深嘉其行，「宮內接遇，禮兼師友。」齊沿宋風，未曾消歇。齊武帝曾請妙智尼講經，又為慧緒尼建寺。齊文惠帝對淨曜尼、曇簡尼也是大為崇重，優禮有加。
縱觀五代君主，幾乎代代重尼，或欽其德，或驚其異，或慕其行，為其建寺、提官，大資所需，延入宮內，奉為明師，甚至禮聘為家師。其時，尼僧地位之顯赫，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
比丘尼制度從草創之初，短短百餘年，便彬彬稱盛，大備於時。這固然取決於君主的高度重視，同時還賴於皇室其它成員（如皇后、宮妃、王子）及臣子的相肋之力。比丘尼乃女眾學佛之人，這也就自然地增加了皇后、宮妃們和她們接觸的機會，為她們枯燥的宮廷生活帶來一種新鮮的宗教氣息。
在尼傳中，我們不時可以看到，皇后、宮妃對尼僧總是顯得那樣的樂善好施，出資割地為她建寺，一遇名尼，「富貴婦女，爭與之游。」（〈道瑗尼傳〉）「通家婦女，莫不遠修書（左貝右親）。」（〈法淨尼傳〉）諸尼僧也「出入宮掖，交關妃後。」（《南書.天竺傳》）而皇帝喜好，也常將其迎至後宮布教。故供奉尼事紛傳，亦是六朝政治生活中之一獨特事。
而各朝王子也常與尼僧往還切磋，僅《比丘尼傳》中之宋臨川王子劉義慶結交曇暉尼；江夏王劉義恭為慧瓊尼立寺，對慧濬尼甚敬重；齊文惠太子對僧敬尼、淨秀尼、智勝尼等敬加供奉，並請淨曜尼講經；豫章文憲王蕭嶷特重慧緒尼；竟陵王蕭子良子於僧敬、淨曜、淨秀、淨行、僧述等尼僧均相結好；始安王遙光也賑給法宣尼所用。至梁有衡陽王元簡等也頗重尼行。
六朝尼僧就是在與皇室的往來網絡中發展起來的，她們也正是借著這層關係而發揮其愈來愈大的作用。尼僧不僅能擴大尼寺、弘傳佛法、教化信徒、尋求經濟上的保障，同時也常扮演著宗教本身的作用。
據《南史》卷七十八載：宋孝武帝一方面崇佛敬僧，另方面又想「沙汰沙門」，「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後，此制竟不能行。」細研《比丘尼傳》，便可對六朝時比丘尼參政之舉有些直觀了解了。
《比丘尼傳》卷一《妙音尼傳》云：
「荊州刺史王忱死，列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折挫，聞恭應往，素又憚恭。殷仲堪時為黃門侍郎，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為堪圖州。既而列宗門妙音：『荊州缺，外聞雲誰應作者?』答曰：『貧道出家人，豈容及俗中論議?如聞內外談者，並雲無過殷仲堪，以其意慮深遠，荊楚所須。』帝然之，遂以代忱。權傾一朝，威行內外云云。」
妙音尼竟能憑一尼僧，說服皇上，確定人選；剛愎如桓玄，竟也想到托一尼僧，代為遊說，亦足見其對朝廷的影響力了。
關於妙音尼參與朝政之事，《晉書》中也有記載。其卷六十四〈簡文三子會稽王道子傳〉云：「國寶（王國寶）即寧（范寧）之甥，以諂事道子，寧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晉書》卷七十五〈王湛傳〉附國寶事，亦言「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事。
另一則見於《比丘尼傳》的尼僧參政之事，是宋王國寺的法靜尼。《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中有載：
「有法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熙先善於治病，並能拯脤。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台，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
《南史》卷三十三〈范泰傳〉更得其詳，謂：
「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緞、（上其下系）奩等物。」
尼僧能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起到如此作用，以至權上朝廷，一方面是由於個別尼僧的造化，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上層社會的引發。六朝的統治者資助尼僧、促進尼寺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常常染污這一淨地，利用尼僧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亂世蓄尼、養尼的世風顯然污染了一些尼僧的清淨修行。
另外，許多王公大臣不尊重佛門淨地，宋後廢帝曾「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許嵩《建康實錄》卷二十）梁元帝之徐妃，淫蕩非常，「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南史》卷十二）其時，甚至還出現：「興宗納何後寺智妃為妾，姿貌甚美」（《南史》卷二十九）的荒而唐之的事，顯現五代以還上層社會污瀆尼寺的另一種面貌。
因此，在《比丘尼傳》及其相關的材料中，我們看到，兩晉、宋、齊、梁時代的比丘尼現象有時是一種扭曲的繁榮。這是一個中國女子走上宗教活動中心的時代，也是一個婦女以另一種方式受到摧殘的時代。這是研究中國婦女史的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貴族重視比丘尼的背後，也常含有對比丘尼的摧殘?大多數比丘尼只能認此命運，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反抗者。比丘尼傳卷一〈智賢尼傳〉載：
「太守杜霸，篤信黃老，憎疾釋種。符下諸寺，克日簡汰，制格高峻，非凡所行。……簡試之日，尼眾盛壯，唯賢而已。霸先試賢以格，格皆有餘。賢儀觀清雅，辭吐辯麗。霸密挾邪心，逼賢獨住。賢識其意，誓不毀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霸怒，以刀斫賢二十餘瘡，悶絕賢地，霸去乃蘇。」
智賢不毀戒法、不苟身命，抗言拒之，這是一種護道、護法的劇烈的反抗。也有時，這種反抗則表現為一種智慧的擺脫。卷三〈慧緒尼傳〉載，當時齊豫章王蕭嶷曾多方糾纏慧緒尼，幾乎到了要挾持的地步，而慧緒尼以智慧巧與周旋，擺脫了官府的糾纏。
一部《比丘尼傳》，不僅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中國比丘尼的真實處境，感受到她們向道求法的熱忱，也感受到她們在那樣一個渾沌混亂朝代里掙扎、修持的困境。種種憂痛創傷，今日讀來，仍然令人低徊不盡，成為那個時代比丘尼在風雨狂潮中的一部獲教受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