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 14. 社會革命

人類社會的發展表明，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具有暫時的、歷史的性質，都有其發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每一種社會形態都將為另外一種更高的社會形態所代替，而一切社會形態的更替都要通過社會革命才能徹底實現。在階級社會裡，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在我們的時代，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全世界人民解放的根本道路。 14.1. 社會形態的更替必須通過革命的變革 從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是社會的基本矛盾發展的結果，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矛盾發展的結果。社會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於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要求這一客觀的必然的規律。社會革命要變革經濟制度，即消滅過時的、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生產關係，建立和發展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新的生產關係，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而為了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順利地建立和發展新的生產關係，就必須改變舊的上層建築，使它成為與經濟基礎的變革要求相適應的新的上層建築。 在階級社會，改變經濟制度的鬥爭，必然要集中地表現為革命的政治鬥爭，表現為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就這一點來說，政治革命在整個社會變革中具有決定的意義。列寧說：「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乃是實現革命變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 反動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在反動統治階級的暴力鎮壓之下，被壓迫階級為了實現革命任務，通常都不得不經過暴力革命。馬克思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2列寧說：「歷史上還沒有過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31789-1794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經過了一系列的起義，內戰，粉碎了封建主階級的統治才取得了徹底勝利。美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僅經過了1776-1781年的獨立戰爭，而且經過了1861-1865年反對奴隸制的國內戰爭，才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德國、日本等國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妥協，使社會由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變革走著改良的道路，但是，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不徹底的，並且在新舊階級取得妥協之前，仍然經過了或大或小的國內戰爭。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經過武裝起義而取得的，並經過三年國內戰爭和粉碎外國干涉的戰爭，才得到鞏固。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通過二十二年長期的、艱苦的革命戰爭才取得了勝利。 先進思想與革命理論的創立和傳播，對革命鬥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革命的一般進程是：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創立和傳播先進思想、革命理論，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揭露舊制度的腐朽性，造成社會輿論；奪取政權，建立革命階級的政治統治；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建立和發展新的生產關係，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飛躍地向前發展，推動社會形態走上更高的階段。 革命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能夠發生和取得勝利的，只有當社會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種種社會矛盾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形成了全國性的（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的時候，即革命形勢成熟的時候，才會爆發革命。列寧說：「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4要取得革命的勝利，除了有客觀的革命形勢以外，還需要主觀條件的成熟，這就是；革命階級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大大提高，形成足以摧毀反動政權的強大革命力量。對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說來，主觀條件成熟的集中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熟。只有成熟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發動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不失時機地領導他們進行各種各樣的鬥爭，使革命走向勝利。 社會總是在和平發展與革命變革的交互更替過程中前進的。和平發展時期總是比革命變革時期長得多，但革命對社會的發展起著強大的促進作用。在革命高漲時期，尖銳的階級鬥爭激發著人民群眾的革命意識，熱情和理想。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革命的變革越是深刻，人民群眾的發動就越是廣泛同時，人民群眾發動越廣泛，革命的改造也就越深刻。勞動群眾積極參加了十八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對革命進程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次法國革命成為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中最徹底的一次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中，人民群眾的發動最廣泛、最充分，他們的偉大創造作用得到了空前的發揮，湧現出自己創造歷史的無窮無盡的力量和智慧。歷史上的一切革命總盡在不同程度上發動了人民群眾，發揮了他們創造歷史的主動性、積極性，起來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摧毀腐朽的舊制度，使社會的發展實現飛躍的進步，所以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5 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右翼社會黨人都企圖以改良主義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他們認為，只有和平的進化才是社會發展的「正常」途徑，而革命則似乎倒是「反常現象」，應當用所謂「和平抵抗」來代替階級鬥爭，用所謂「和平鬥爭」、「民主手段」來代替革命行動。改良主義者力圖用小恩小惠來分裂工人隊伍，欺騙工人群眾，引誘他們脫離階級鬥爭。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腐蝕和軟化無產階級的工具。列寧曾經指出：「一般說來，改良主義就在於，人們只限於提倡一種不必消除舊有統治階級的主要基礎的變更，即是同保存這些基礎相容的變更。」6右翼社會黨人正是提出某些資產階級所容許的、粉飾資本主義制度的要求（例如充分就業，提高生活水平，實行社會保險和收入，財產的「公平」分配等等），作為他們實現所謂「社會主義」的綱領，藉以反對共產黨人的革命主張。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一般地拒絕改良，並不反對無產階級為爭取日常的改良而進行鬥爭。但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改良只能使舊制度發生一些小的，量的變化。日常的改良只不過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副產品。由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擺脫資本主義壓迫，決不能經過改良來實現，而只能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質變，經過革命來實現。誰如果只把改良當作自己的唯一任務，就必然要墮落到充當「資本主義看護婦」的地步。無產階級的根本任務是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鬥爭，因此，爭取改良的鬥爭必須服從於革命根本任務的解決。改良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輔助方法。 無產階級把改良作為積聚革命力量、發展革命鬥爭的一種手段。 歷史上有過各種類型的革命，有反對奴隸主階級的奴隸革命，有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農民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有反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由於革命所解決的社會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所以這些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不同，革命的對象，動力也各有不同。誰是革命對象，誰是革命動力，決定於社會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和立場如何，而他們對於革命的態度，又決定於他們在社會經濟制度中所處的地位。在舊經濟制度中處於統治地位的階級，總是要反對革命的，所以他們成為革命的對象；在這個經濟制度中處於被壓迫和被剝削地位的階級，他們就會起來革命，或贊成和擁護革命，就成為或可能成為革命的動力。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要正確地指導人民的革命運動，就必須對社會經濟的狀況和社會各階級進行分析，確定當前社會的性質。並以此為根據，確定革命的性質，規定革命的任務、對象、動力，提出指導革命的綱領、路線和戰略策略。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人類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將來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將仍然是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根本變革，仍然是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不過，由於社會主義社會將消滅一切剝削一切壓迫，將消滅對抗性的階級矛盾，所以，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將再不會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革命了。 14.2. 民主主義革命 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先後都經過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種革命是反對封建農奴制度的革命，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障礙的革命。當時革命的動力，包括資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由於當時無產階級還沒有完全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不得不充當資產階級的助手，而農民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因此，革命的結果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確立統治地位。 到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進入腐朽的、垂死的階段。這時，在一些封建地主階級還占著統治地位的國家，還要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歷史時期發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1905-1907年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十七――十九世紀西歐各國的革命有著根本不同的特點。1905年的俄國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已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已經展開，強產階級趨向於和封建勢力妥協。甚至直接投入反革命營壘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俄國資產階級已失去了十七-十九世紀中葉西歐資產階級的那種積極作用，它已不能夠領導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的變化和階級矛盾的變化，使得無產階級必須而且能夠掌握革命的領導權。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聯合農民，孤立自由資產階級，徹底破壞沙皇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才有可能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得到真正勝利。 在指導1905年革命的過程中，列寧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列寧指出，資產階級革命不僅對資產階級有利，而且對無產階級也是極其有利的。資產階級需要革命進行得不堅決、不徹底，以便他們可以依靠舊制度的某些殘餘來反對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卻需要把革命進行得十分徹底，因為「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得愈充分，愈堅決，愈徹底，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愈有保證。」7無產階級能夠而且應當成為這個革命的領導者。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然以有利於農民和無產者的形式來實現，必然要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並且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寧的這些思想對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在帝國主義時代，沒有完成民主革命的，還有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殘酷壓迫，阻礙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發展。為了便利其無止境的掠奪，帝國主義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部的封建勢力相勾結，保持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並使封建地主階級成為自己侵略和統治這些國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豢養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作為其直接統治人民的代理人。在許多國家，大買辦階級發展成為官僚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壟斷著一國的經濟命脈，來為帝國主義服務。解放前的舊中國就是這樣。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結合一起，成為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這三座大山，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帝國主義同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買辦資本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基本矛盾。隨著這種矛盾的發展，就必然興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十月革命終結了屬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開始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史達林說：「戰爭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8 毛澤東同志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它使帝國主義的後方變成威脅帝國主義生命的前線，從根本上動搖帝國主義制度，而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所支持。在由十月革命所開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新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9 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革命鬥爭中必須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聯合起來。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聯合，不支援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是在事實上幫助了帝國主義，就會損害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口頭上講社會主義革命，卻不肯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侵略罪行，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人民結成戰鬥的同盟。列寧指出：「如果歐美工人的反資本鬥爭不把被資本壓迫的千百萬『殖民地』奴隸最緊密地全部團結起來，那末先進國家的革命運動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場騙局。」10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也需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發展，就是與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持分不開的。蘇聯的支援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援，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擴大了社會主義的力量而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力量，使國際舞台上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力量的巨大發展，鼓勵了戰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的大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對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每一鬥爭，都給予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和援助，這就更加便利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猛烈發展，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瀕臨全面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除了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外，還有許多國家由於進行了長期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而取得了政治獨立或部分獨立地位，成立了民族主義國家。但是，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獲得獨立，是不甘心的。美帝國主義力圖採取更加狡猾的新殖民主義政策，來實行對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剝削，並取老殖民主義者的地位而代之。新殖民主義不是用赤裸裸的直接的殖民統治的方式，而是以「援助」為釣餌，通過經濟控制。政治收買和軍事條約的束縛，達到舊殖民主義所要達到的同一目的。新殖民主義在表面上允許被侵略國家保有形式上的「獨立」，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作用，它比舊殖民主義更為危險。被壓迫民族從自己切身的經驗中體會到，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就是一種資本輸出，這種「援助」是為了加強對受援國的侵略、剝削和控制，攫取最高利潤，是為了使受援國在經濟上、政治上永遠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因此，已經取得獨立和正在進行鬥爭的被壓迫民族，為了保持鬥爭的成果，進一步爭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正在和帝國主義者所採取的各種侵略手段作堅決的鬥爭。 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列寧提出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革命的實踐進一步豐富了這個理論。中國人民革命具有許多具體的歷史特點，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完全相同。但是，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徹底勝利的革命來說，中國革命是具有典型意義的。 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中國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十月革命以後，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就獲得了新的性質，毛澤東同志把它叫做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它並不要求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所以其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它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代表它們利益的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的動力，主要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一切從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人民，即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因而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無產階級則是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同志根據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制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11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各個革命階級，組成了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為主力軍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和反動統治者進行了一個長時期的革命的武裝鬥爭，終於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徹底勝利的關鍵問題。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時代，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買辦資本的民族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實現全民族的完全獨立和徹底解放。 無產階級對於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是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相聯繫的。毛澤東同志在分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時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主義、買辦資本的束縛，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有矛盾，因而他們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反帝反封建和反對買辦資本的革命運動。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代理人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繫，他們又具有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當著無產階級發動了廣大農民，進行轟轟烈烈的人民革命運動時，他們就會害怕革命，甚至有時還可能叛變革命。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在革命發展的不同階段上，又會隨著社會矛盾的變化而變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程度，取決於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取決於階級矛盾的變化。 毛澤東同志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12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某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條件下雖然也領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運動，取得某些勝利，但是最後仍不能徹底解決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務，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是通過自己的政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來實現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農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數，現代無產階級人數較少。在這樣的條件下，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是一個特別艱巨的任務。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學說，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第一位，應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在黨內進行大規模的整風運動，改造了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黨員的思想，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堅強地團結起來。這樣就解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在小資產階級象汪洋大海一樣的農村環境，如何把黨建設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強的戰鬥組織的問題。 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中心問題，是領導農民的問題，是工農聯盟的問題。 農民問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包括貧農和中農的廣大農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軍，能不能領導農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標誌。資產階級不能領導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為它不能放手發動農民起來革命，它常常害怕和反對農民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堅決支持農民的革命要求，深入農村，進行艱苦的工作，發動農民群眾，組織和領導他們最徹底地實現自己的要求。無產階級也只有和廣大農民群眾結成堅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 領導農民革命，就是要領導農民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實現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毛澤東同志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曾經指出：「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13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農民的問題上曾經同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進行過鬥爭。右傾機會主義者否認農民革命的重要性，不但放棄無產階級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而且反對發動廣大農民群眾起來進行徹底的反封建鬥爭。「左」傾機會主義者否認有聯合包括中農在內的全體農民的必要，結果也是放棄了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使革命失去了可靠的同盟軍。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都使革命受到嚴重的挫折。 為了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壯大革命勢力，孤立反動勢力，無產階級還必須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同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力量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 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既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無產階級必須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政策。這就是：一方面要在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的條件下，聯合他們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買辦資本的革命；如果不把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區別開來，不注意聯合他們，就會犯「左」的錯誤。另一方面，又要同他們的妥協性進行堅決的鬥爭，如果不在鬥爭中堅決克服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反對工農群眾和反對共產黨的傾向，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犯右的錯誤。在統一戰線的問題上，「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錯誤的。 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是革命的敵人。但是，無產階級也可以根據「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14的原則，在可能和必要的時候同他們之中的某些勢力，建立暫時的統一戰線。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曾經和親英美派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共同抗日這一點上建立了統一戰線，同時和他們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反覆地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在包括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勢力的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必須積極地發展革命力量。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是統一戰線的主體，只有充分發展這個主體的力量，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阻止中間力量的動搖，把它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從而不斷地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動勢力。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對革命的敵人時，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鬥爭形式，包括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武裝的等各種鬥爭形式，而武裝鬥爭常常成為主要的形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派互相勾結對人民實行極其殘暴的統治，對人民的解放運動採取武裝的殘酷鎮壓。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不可能經過合法的鬥爭取得真正的解放。為著使民族民主革命獲得徹底的勝利，無產階級和革命的人民必須在可能的地方和可能的時候，建立一支被共產黨所領導的、善於和敵人作戰的人民軍隊，以及這支軍隊所藉以活動的根據地，並使敵人統治地區的群眾鬥爭與武裝鬥爭相配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這樣。毛澤東同志說：「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15 在中國革命中，武裝鬥爭問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和農民土地問題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毛澤東同志把這三個方面概括成為「工農武裝割據」的觀念。「工農武裝割據」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以農民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農村根據地為主要陣地，把三者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道路。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以革命的鄉村包圍城市的新觀念，創造了從建立小塊的革命根據地發展成為大塊的革命根據地，從農村包圍城市到最後奪取城市的理論。在這個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首先在一塊一塊，一片一片的地區上摧毀了反動政權，建立了革命政權，進而在全國範圍內打碎了反動的國家機器，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取得了革命的徹底勝利。 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徹底勝利的標誌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其代理人的政治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治統治。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中國革命的全部經驗，集中到打碎反動階級的國家機器和建立人民的國家這一點上。他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16 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就使革命由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發展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其發展前途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17處在二十世紀的今天，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前途。 14.3. 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包括資產階級革命在內的以往的一切革命，不過是以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卻是要消滅一切剝削，一切壓迫，創造條件，使階級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社會。 為了實現這種極其深刻的歷史變革，需要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8社會主義革命能夠發動和吸引廣大勞動群眾來參加。由於根本利益的一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作為革命領導者的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人民―一首先是農民，結成長期的鞏固的聯盟。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作了系統的分析研究之後指出，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歷史證實了列寧的科學預見。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第一次取得了這個革命的勝利，開闢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新的歷史時代。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將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或者至少是在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同時實現。後來，他們又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個別國家爆發，但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各國資產階級容易採取聯合行動把單獨一個國家發生的革命鎮壓下去，社會主義革命單獨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列寧根據帝國主義時代新的歷史特點，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在一國首先勝利的新原理。 列寧根據對帝國主義的研究證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具有更尖銳的性質。由於這個規律的作用，某些原來比較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以跳躍的速度趕上和超過某些原來比較先進的國家，因而帝國主義各國為爭奪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便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情形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各種矛盾就極端尖銳化起來，其中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等，這些矛盾的發展削弱了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使得這個體系的某些地方可以出現特別薄弱的環節，從而使得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利用時機，突破這個最薄弱的環節，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最薄弱的環節不一定是工業發展程度最高的國家，也不一定是無產階級占人口多數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和工人階級的存在，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前提，但是各國發生革命的先後，並不是由經濟發展的水平決定的。經濟上最發達的國家，革命條件並不一定就是最成熟的。在某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超額利潤，並且培植了「工人貴族」，分裂工人運動，革命力量的成熟就受到了阻礙。確定某一個國家革命的客觀前提是否成熟，不能僅僅看這個國家內部的發展程度，還應看它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它是不是帝國主義體系各種矛盾的焦點，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統治是不是在這裡已經搖搖欲墜。 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是在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作鬥爭中產生的。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者抹煞壟斷資本主義的深刻矛盾，宣傳所謂「超帝國主義」論、「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否認帝國主義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否認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性，從而實際上否認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勝利的可能性。他們硬說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夠高、無產階級還沒有在全國人口中占多數，無產階級還沒有造就足夠的管理國家的幹部的時候，便不能奪取政權。列寧痛斥了這些謬論。 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武裝了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使其在條件成熟時能夠主動地去衝擊資本主義制度，而不致消極地坐待革命的「總爆發」。 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奪取政權、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只是適合於保護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官僚軍事機構，而根本不適合社會主義的需要。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只是奪取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而不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這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是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而無產階級革命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馬克思強調地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19列寧把無產階級革命問題集中到這樣一點上：「不用暴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國家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20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在存在著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情況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一般都要經過武裝鬥爭，但是並不排斥在特定的條件下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即使是革命和平發展，也必須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無產階級能夠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權，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對人民最有利的。只要有這樣的可能，不管它實現的機會是怎樣微小，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是重視的。從資產階級掌握著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國家機器這個客觀事實出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革命和平發展是「革命史上千載難逢的機會」21，這種機會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是在階級力量形成某種特殊對比的情況之下出現的。共產黨人一旦遇有革命和平發展的機會時，總是緊緊地抓住它，努力利用它來實現革命的目的，但同時又要準備，一旦這個時機逝去了，就仍然要用武裝鬥爭來奪取革命的勝利。 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的一段時間裡，國內存在著「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當時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力量還沒有完全組織起來、鞏固起來，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這時，列寧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爭取革命的和平發展。但是，不久以後反革命武裝力量很快地組織起來，破壞了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白匪軍用暴力鎮壓了工人士兵群眾的和平示威。於是列寧宣布，革命的「和平發展的道路已經不可能了。已經開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22。俄國工人階級通過武裝起義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中國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有了很大發展，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和我們站在一起，反對中國內戰，主張和平，民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曾經同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並且在1946年同國民黨達成了一個實行國內和平的協議。但是，國民黨反動派違背全國人民的意志，撕毀了這個協議，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了全國的大內戰。這就迫使中國人民不能不進行革命的戰爭。由於中國共產黨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時候，沒有放鬆警惕，沒有放棄人民武裝，而且做了充分準備，所以戰爭沒有嚇倒人民，反而使戰爭的發動者自食其果。 如果某一個資本主義小國已經處在社會主義國家包圍之中，或許有較多的可能出現革命和平發展的機會。但是，即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反動統治階級仍然可能採取「困獸猶鬥」的行動，因此也絕不能認為革命和平發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應當同時估計到革命非和平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 1957年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宣言指出：「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而且歷史經驗也證明，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這樣，階級鬥爭的劇烈程度和所採取的形式，與其說是決定於無產階級，不如說是決定於反動集團對於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麼程度，決定於在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這一或那一階段這些集團是不是採取暴力。」問題並不在於無產階級願意不願意進行和平的變革，而在於資產階級和反動統治者能不能接受這種和平的變革。無產階級決不能片面地，沒有根據地把自己的方針和全部工作建築在資產階級願意接受和平變革的估計上面，而必須同時準備兩手，就是既準備革命的和平發展，又準備革命的非和平發展。 為了實現奪取政權的武裝起義，無產階級一般地需要經過長期的、艱苦的、積聚力量的過程，不能設想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輕率地發動武裝起義，奪取全國政權。毛澤東同志指出：「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和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23在積蓄力量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採取多種多樣的鬥爭形式包括議會鬥爭和其他合法鬥爭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 現階段，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一小撮壟斷資本家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不論在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形成了極其尖銳的對立。這種情況就使得無產階級可能在實現一些民主任務的號召下來團結各階層人民，組成反對壟斷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在一起，堅決為實現民主任務而進行鬥爭，這不但適合於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能加強無產階級同人民群眾的聯繫，提高無產階級的威望。但是，爭取民主任務的鬥爭，還僅僅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的鬥爭，這些任務即使實現了，也並不能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覺悟的無產階級決不以此為滿足，而要把民主運動引向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同改良主義者的根本區別。改良主義者把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的改革看成是最終目的，否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堅信，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在日常鬥爭的過程中將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是他們的真正出路。 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進一步改造舊經濟，建設新經濟，徹底消滅階級，並進到無階級的社會。這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任務，無產階級只有依靠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才能逐步地完成這個任務。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24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上的根本觀點。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者同一切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的分水嶺。列寧指出：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這裡。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25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之所以成為可恥的叛徒，主要的就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繼承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衣缽，無恥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散布種種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謬論，就徹底地暴露了他們的叛徒立場。 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極端仇視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攻擊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獨裁」，是「極權主義」。針對著反動派的攻擊，毛澤東同志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對於反動派的革命專政，同反動派對於人民的反革命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因為只有依靠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才能夠真正得到翻身的機會。如果無產階級和革命的人民，不能堅持這一項對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放棄或放鬆了自己的革命專政，反動派就會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受天大的災難。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英勇嘗試的巴黎公社，其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對階級敵人過分仁慈，對反動勢力沒有實行徹底的鎮壓。1956年，喪失了政權達十一年之久的匈牙利資產階級反動派，曾經一度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武裝叛亂，實行反革命的復辟，也是由於過去匈牙利沒有充分應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對國內反革命勢力予以足夠的打擊。所以，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的反動派還存在，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藉以鎮壓反動派的一切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 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不僅千方百計圖謀復辟，而且還有力量進行反抗和復辟活動。因為剝削階級被打倒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會保留著某些財產，保留著某種知識上和技術上的優勢；剝削階級的世界觀，剝削階級的政治影響還會長期存在；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還會長期存在；特別是，在國際上帝國主義還存在。帝國主義絕不甘心社會主義的勝利，它們時刻企圖扼殺社會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破壞，顛覆活動，與國內反動剝削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反抗，是互相支持的。由於上述這些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就不能不存在著極其複雜的、有時還是很尖銳的階級鬥爭。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不可少的。 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實行國家領導的政權，堅持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沒有無產階級和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的鞏固聯盟，也就沒有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工農兩個階級在所有的國家中都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權，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也主要是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中國社會主義時期，除了工人階級同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聯盟外，還存在著勞動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勞動人民的聯盟。這兩個聯盟就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後一個聯盟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無黨派進步人士等等，它團結了勞動人民以外的一切人民的力量，動員他們來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事業服務，幫助他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進行自我改造。這對於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很重要的。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最廣大的人民反對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戰鬥的聯盟。專政是對付敵人，對付國內外反動派的武器。對人民自己，對聯盟內部，則不能實行專政，而只能實行民主。對於反動派的專政必須同最廣泛的人民民主即社會主義民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強有力，所以能夠戰勝國內外的強大敵人，擔負起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任務，正因為它一方面是勞動群眾對反動剝削階級的專政、絕大多數人對極少數人的專政，而另一方面又對於廣大人民實現了任何資產階級民主所不能實現的民主。它能夠充分發揮千百萬勞動人民以及一切社會進步力量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把他們緊密地團結起來，形成能夠戰勝一切的偉大力量。毛澤東同志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26 社會主義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民主所不能比擬的。資產階級民主是供極少數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被壓迫的勞動人民根本沒有什麼政治權利。社會主義民主由於它是對絕大多數人，對勞動群眾和一切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人們的民主，所以它標誌著民主、自由的空前巨大的擴展。它從政治上和物質上保證一切勞動群眾的民主權利，也保證除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民享有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權利。在中國，各民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宗教集團都享有民主權利，他們的代表人物還參加了政權機構。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方面，一方面是共產黨被公認為領導黨，另一方面，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則。 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並不是無政府狀態。這種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為了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力量，有力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加強人民隊伍的組織性、紀律性。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社會主義民主不僅是人民的政治權利，同時也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手段。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等等。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矛盾。此外，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也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 一般地說，人民內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更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去解決。毛澤東同志說：「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27人民有了自己的國家，就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中，逐步擺脫資產階級的影響，擺脫舊社會的壞習慣、壞思想的影響，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毛澤東同志把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說得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種方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在中國人民內部，長期行之有效。 毛澤東同志明確地區分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兩類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並且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兩個方面――對反動派的專政和對人民的民主與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處理問題聯繫起來。這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社會主義國家在執行國家的任務時，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別用兩種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樣就能團結最廣泛的人民力量，對敵人的破壞活動給予最有力的打擊，就能最有效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如果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用錯誤的方法去處理這兩類矛盾，就會犯右的或「左」的錯誤，就會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損失。 無產階級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以後，就可以利用這個政權的力量，繼續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在經濟戰線上，工人階級國家的任務，是要消滅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並且對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結束，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為著解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闢廣闊的道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黨和國家還必須領導全國人民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把全國經濟建立在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並造就一支強大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 無產階級要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在國內必須依靠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依靠工農聯盟和各族人民的團結；在國際上還必須依靠國際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一致和互相支援。 各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由於具體歷史條件的不同，總會有某些不同的特點。但是，從根本上說來，每個國家又必須遵循著一條共同的道路。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規律。這就是：建立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作為革命的領導核心；在這個黨的領導下，無產階級聯合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在革命勝利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動階級的反抗和復辟活動，保衛無產階級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生活水平，為向共產主義過渡準備條件；在對外政策方面，要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積極支援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鬥爭。十月革命的這些基本經驗，經過半個世紀以來各國人民的鬥爭實踐，更加發揚光大。 14.4. 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 無產階級革命的總的任務是要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為了達到這個總的目的，必須經過一系列的互相連續的革命發展階段。無產階級政黨在指導革命的時候，必須把各個革命階段的不同的性質加以明確的區別，在進行前一個階段的革命鬥爭時，不過早地執行下一個革命階段的任務；同時又力求使革命的前後兩個階段緊密地連接起來，在革命的前一階段，根據客觀可能積極地為下一個革命階段準備條件，以便在前一個階段的鬥爭勝利後，使革命不停頓地發展到下一個階段。 當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出現在歷史舞台的時候，在某些國家裡，它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暫時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應該採取什麼樣的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呢？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明確地回答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應該積極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這個革命對發展無產階級的鬥爭是有利的。但是，在這個鬥爭中，無產階級必須堅持自己獨立的政治方向，以便在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之後，立即就開始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28 1850年3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改良主義要求時，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思想。他們說：「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至多也不過是希望實行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都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裡的時候為止。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29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 列寧在俄國1905年革命期間所著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發揮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思想，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必須爭取革命的領導權，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以便在民主革命勝利後，使革命有可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列寧明確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原理。列寧說：「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並且恰恰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30 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了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相統一的理論的正確性。正確地認識和對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繫，曾經是關係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之一。 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現過象俄國的孟什維克一樣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們否認不斷革命論，在本來互相銜接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隔上一道資產階級專政的「萬里長城」，否認這兩個革命之間的相互聯繫，否認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有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的前途。他們說什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主張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革命勝利後讓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實現資產階級專政。中國還出現過「左」傾機會主義者。他們否認革命發展階段論，混淆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階段內消滅資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都曾經使中國革命遭受過很大的損失。 毛澤東同志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相統一的原理，正確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兩個階段互相區別和互相銜接的問題，批判了和糾正了上述兩種錯誤路線。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繫，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31毛澤東同志一方面堅持了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嚴格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堅持了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銜接起來，不容許在兩個革命階段中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他告訴全黨和全國人民，一定要由無產階級堅決掌握領導權，以便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並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上去。 為了正確地把握民主革命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區別和聯繫，在思想工作上，毛澤東同志還指出，要把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同當前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是我們既應把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幹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為一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32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同一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兩個不同的階段。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指出：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箇舊社會的痕跡。」33而共產主義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更成熟、更發展的高級階段。馬克思寫道：「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34 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階段如何區別又如何銜接的問題，黨的八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在社會主義階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入共產主義階段的空想。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沒有隔著也不允許隔著萬里長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發展的階段論者，我們認為不同的發展階段反映事物的質的變化，不應當把這些不同質的階段互相混淆起來。」35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相統一的原理，要求我們掌握革命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而不要把這二者割裂開來。右傾機會主義者看不到革命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看不到前一個過程和後一個過程之間的聯繫，因而認為革命應該停頓在它的某一個發展階段上，不再繼續前進。「左」傾機會主義者看不到革命必須分階段、有步驟地前進，因而混淆不同質峋發展階段，企圖超越某些必經的過程，而跳入那些目前還不能達到的階段。認識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相統一的原理，正確對待各個革命階段的區別和聯繫，克服和防止右傾和「左」傾的錯誤，才能把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一步步地推向前進。 * * * 《論兩個政權》，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頁。↩︎ 《預言》，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頁。↩︎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載《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馬克思：《1848年至1851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頁。↩︎ 《幾個爭論問題》，載《列寧選集》第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頁。↩︎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載《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頁。↩︎ 《再論民族問題》，載《史達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5頁。↩︎ 《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8-629頁。↩︎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載《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8頁。↩︎ 《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08頁。↩︎ 《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8頁。↩︎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48頁。↩︎ 《論政策》，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22頁。↩︎ 《共產黨人發刊詞》，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73頁。↩︎ 《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9頁。↩︎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4頁。↩︎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頁。↩︎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二稿，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4頁。↩︎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4頁。↩︎ 《革命的任務》，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2頁。↩︎ 《論口號》，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頁。↩︎ 《戰爭和戰略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7頁。↩︎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頁。↩︎ 《國家與革命》，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4頁。↩︎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頁。↩︎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頁。↩︎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頁。↩︎ 《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載《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頁。↩︎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4頁。↩︎ 《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6頁。↩︎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2頁。↩︎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2頁。↩︎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