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導論 · 第十七講 （1958年7月22日）

女士們，先生們： 上一講我已經開始告訴諸位一些關於辯證法對待體系的態度。由此我把適用於一般辯證方法真正核心的問題保留在最後幾講，這個問題就是：如果人們放棄了體系的概念，他們還能否堅持一般辯證法的理念。這個問題異常嚴肅和困難，沒有人會將這個問題看成是預先決定的；我自己也不這樣認為。但首先，我更願意根據哲學體系中出現的問題，繼續和諸位一起探討辯證法對體系概念的態度。我想提請諸位注意，在上一講中我就曾提請諸位注意過，自笛卡爾以來，體系的概念真正說來一直是西方哲學理性主義諸哲學流派的標誌，在康德試圖從一個統一性的點上發展出最低限度的絕對有效和必然的見解時，它第一次隆重登場；因為在康德那裡，統一性的概念和體系的概念恰恰是等值的，也就是說，體系學（Systematik）在康德那裡真正說來無非就是證明意識統一性，以及意識的被給予性（或者意識的事實）與這樣一種統一性的關係。隨後，後—康德的唯心主義試圖超越康德，以某種更嚴格的方式，即通過對這種自足體系學的概念與從外部來到我們面前的有限的、偶然的雜多性的表象之間的不可和解性的洞見，將體系的概念提升為總體性，也就是說，以完全內在的方式，或者沒有斷裂的方式從思想中發展出整個現實性，一切都概莫能外。而黑格爾的辯證法體系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天才的嘗試，即不僅試圖從意識中推導出不屬於意識的東西，即偶然的和有限的東西，甚至還試圖將偶然性的形式本身規定為必然性的一個環節。 這個體系的概念在19世紀從兩個方面陷入聲名狼藉的境地，即一方面來自實證的自然科學，它首先擺脫了黑格爾和謝林自然哲學的先天建構，而這種發展最終也將那最低限度的先天性拖進批判的漩渦，而這種最低限度的先天性仍然被保存在康德的範疇表或者原理體系當中。另一方面，體系概念已經被取向於歷史和生命範疇的哲學弄得聲名狼藉，後者強調體系的邏輯結構和所謂非理性的事實（即本身不能被強調為可被還原為意識的事實）不相容性——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發展從叔本華就已經開始了，但他對體系概念的態度卻一直是模糊的。 [1] 後來，這種批判在尼采關於構造體系是不誠實的行為這個頗具影響力的箴言中達到頂峰。 [2] 隨後，官方的學院哲學發現自己在體系概念上處於某種尷尬和棘手的境地，也就是說，一方面，它們不想放棄哲學是科學的女王這個想法，不想犧牲成功地將一切知識、一切科學都結合在一個統一的觀點之下，或者有可能將之建構出來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它們當然也無法抵禦從這兩極出發對體系概念所進行的集中的批判，這就產生了諸如狄爾泰哲學這樣非常綜合而複雜的折中方案，狄爾泰哲學可以被描述為扣除體系概念後對黑格爾的一種實證主義的世俗化。其他人則試圖重新將體系概念縮減到它在康德那裡的適度範圍，並在這個過程中去琢磨它，使之也能夠將現代自然科學納入自身之中。這是馬堡學派，是海爾曼·柯亨和保羅·納托普 [3] 竭力尋求的解決方案；而其他新康德主義流派 [4] ，如文德爾班和海因里希·李凱爾特的西南學派，最終試圖淡化體系概念，把它置於最普遍的原則之下，使之事實上變成了一種外殼。 真正說來，人們可以從一般體系概念的歷史中看出現代形上學的衰落，或者可以更好地說，看出現代形上學的崛起和隨後的衰落。這種思維迂迴上升到黑格爾的高度，最終重新回落到折中主義或者適度的建構。在這方面，李凱爾特的學說別具特色，他和生命哲學進行了論戰，並為其獻上一部批判性的著作 [5] ，然而卻被非理性主義嚇壞了，他宣稱，一個體系必須像一所房子，一個完全活生生的人（在此他提到歌德的名字）可以住在裡面 [6] ——至少已經是一個非常狡猾的表述，因為在這個表述中體系宣稱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僅僅是它所容納的內容的外殼，因此已經放棄了真正把整體把握為一個整體的要求，並實際上滿足於單純的秩序思維。這樣人們就會認為，體系概念已經被悄無聲息地埋葬了，人們已經將體系縮減到了那完全形式的領域，即純粹邏輯學領域，在那裡它可以沒有矛盾地進行下去。正如事實上在邏輯實證主義那裡，對絕對嚴格、簡明的邏輯體系（即真正意義上的演繹體系）的要求，以一種截然無關的方式與經驗主義相對立，後者以一種更加激進和現代化的形式恰恰同樣被推向其極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有這段特別的歷史，體系的概念顯然沒有喪失它的吸引力，並且儘管今天去著手創作哲學體系的哲學家從一開始就淪為笑柄——因為人們會認為，只有不了解世界的人，才會產生能在這樣一個捕蝶網中捕獲整個世界的觀念——儘管如此，體系的概念某種意義上依然存在。 或許我可以藉此提請諸位注意，任何一種精神歷史的表象（不僅是精神的歷史表象，而且是實在的歷史表象），如果認為歷史上遭到譴責的形式也會隨著這種譴責而消失，那就太過無害了。確切來說，在整體現有的非理性當中，這些就其自身的主張而言實際上已經完成了的、事實上早已過時了的形式仍然以某種方式繼續存在，但——幾乎可以說——現在以一種腐爛的方式繼續存在，就像一種有毒的物質，縈繞在變化了的世界當中，並在那裡造成一切可能的災禍。為什麼對體系概念非常嚴格的批判最終未能真正從世界上消解體系的概念，消解體系，特別是消解對體系的需求，針對這個問題，人們在歷史辯證法中一般能給出非常好的，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非常壞的理由。因此，仍然存在某種類似於體系的東西，儘管它是以一種順從的（resigniert）形態存在的，無論是作為一種頂層組織（Dachorganisation），現在最普遍的科學命題在某種程度上都應該在其中被聯合起來，還是相反，作為一種基礎，其他一切東西現在都應該安全無虞地建立於其上。 我相信，我已經向諸位充分地解釋了，整體或者總體性的概念，正如它在辯證法當中發揮的作用那樣，根據其自身的意義和本質，與這個整體的表象是不相容的，不管後者被解釋成最高的還是最低的普遍物。但是，在我看來，恰恰在當前的形勢下，特定的體系構造仍然對傾向於嚴格科學的人產生出一種吸引力，因此我們應該不失良機地對新式的體系概念說點什麼。恰恰是實證主義者呼籲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某種程度上允許他們安置一切，給一切東西以其位置，而不需要真正確定一個理論。但是人們幾乎可以說，任何理論上的建構力量越是不能真正有效地決定個別環節——因而個別發現之間的精神紐帶本身消失得越快——就越需要出現這樣一種抽象的安全感，所有東西都能以某種方式被接納進這種安全感當中，而就此根本沒有一種概念、把握（Begreifens）、理解和意義的真正的環節歸於這種總體性和接納；毋寧說，這些最新式的體系真正說來實際上無非是秩序圖式，它通過下述情況理應是可能的這一點來得到衡量：用它們來捕捉所有東西，不得有任何遺漏，沒有任何存在的東西不會在這些體系之中找到它的抽屜 。我相信，如今從這種體系性或者偽體系性的構造中產生的吸引力不是偶然的，而是與今天的世界被人們在一個新的和——我想說——消極的意義上經驗為一個封閉的世界有關。但這不是中世紀鼎盛時期的哲學中的那個封閉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天啟的教條與最進步的意識狀態被設定為一體），而毋寧說是如下意義上的封閉世界，真正說來在可能經驗方面存在的一切，都是被人們事先經驗過的或者被視為社會已經預先形成的東西，在一種嚴肅的或者沉重的意義上，新的經驗其實被排除在外，從經濟上講，世界傾向於退回到簡單的再生產，讓擴大的再生產趨於萎縮——這種傾向至少作為一種傾向，事實上為當今眾多經濟學家所證實。 [7] 因此，真正說來——可以說——這是一個經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當中，不再有諸如邊界之類的東西，不再有任何不可理解的東西，在這個世界當中，一切都事先被人們知覺為已經預先規整的東西，而在這種新情況下產生的對體系學的需求，真正說來無非就是要找到與事先印刻在諸存在者身上的那種預先規整性（也就是通過「世界的官僚化」 [8] 的現象，通過被管理的世界的現象印刻在諸存在者身上的那種規整性）相稱的概念形式。這些最新式的體系的特點是，它們真正說來表現了某種強有力的程序秩序或者進程規劃，在這些秩序或者規劃當中，一切都像已經計劃好了的行政進程一樣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在這些體系當中真正說來根本沒有超越性的空間；而那些偉大的體系真正說來正是從中獲得了它們的衝動，相對於個別東西和事實東西的意識的超越性、精神的超越性，以及神聖精神的世俗化，現在則轉變成內在性，［因此它們］試圖將甚至本身不是精神的東西仍然當作精神性的東西去加以把握，當作比它本身更多的東西去加以把握。舊體系的這種傾向，即通過將其納入總體性而賦予單純的存在者以某種意義的做法，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真正說來它只涉及某個龐大的官僚計劃，然後將一切都囊括在這個計劃之下，在那裡決定性的標準真正說來是將其中發生的一切無縫銜接起來的想法。 因此這些體系與自費希特以來就規定著哲學的辯證法草案完全相反；它們追求的乃是純粹的無矛盾性，而只要這種無矛盾性不是由經驗內容保障的，它就會被轉移到單純的方法論當中，也就是轉移到單純的程序當中。也就是說，範疇應該這樣被選擇出來：在使用這些範疇的不同科學之間存在著一個無縫的連續性。儘管如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塔爾科特·帕森斯的體系，即社會的結構—功能理論 [9] ，該理論目前不僅作為事實研究的頂層組織在美國發揮著異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如果我沒弄錯的話，它在歐洲也逐漸開始產生影響。在這裡，關鍵的方法論觀念是擬定一個範疇體系，人們通過這個體系可以真正理解所謂人類科學領域的一切個別科學，也可以通過同一個範疇體系或多或少地理解廣義的社會科學。他明確地對心理學和社會學提出這樣的要求，不難證明社會學和經濟學也被提出了某種類似的要求，例如社會學的功能標準和非功能標準真正說來本質上取自凱恩斯的經濟學。 [10] 與此相對，批判性地說——我認為在這裡批判性地提請諸位注意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我相信對當下的意識來說沒有什麼要比虛假的安全感更危險，我相信如今的誘惑與其說是冒險不如說是安全——因此我認為，就此可以對諸位說出以下的話 [11] ：這種帕森斯學說的一個論點恰恰是，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範疇，現代心理學（也被看成是分析的深蘊心理學）和社會學藉助於這些範疇某種程度上可以被帶入同一個公式當中。雖然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者，他對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不容易存在連續性的事實作了說明——眾所周知，馬克斯·韋伯已經遭到過這種反對，儘管韋伯反覆聲稱他的社會學不是心理學 [12] ，但卻從未能夠以一種真正有約束力的方式將他的理解概念與心理上的移情概念區分開來——，但我相信，在一個對抗性的社會當中，說社會所依據的法則和個體所依據的法則有很大的分歧，這要激進得多。這就意味著，從內容上說，正如馬克斯·韋伯和塔爾科特·帕森斯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認的那樣，社會法則是在交換過程當中形成的目的合理性，而現在我們在本真意義上描述為心理學領域的東西，處理的恰恰是人類活動範圍內不能進入這種合理性當中的那些東西。如果不避諱陳詞濫調，人們可以毫不矯枉過正地說，那麼簡言之心理學總是與不合理的現象有關，因此換句話說：心理學跟出現在個人逃避整個社會合理性（這種合理性畢竟不是一種完整的和令人滿意的合理性）要求的地方的所有現象有關，並在自身中發展出意義與此相反的徵候關聯和情結。換句話說：出於社會發展本身的理由，也就是基於如下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社會建立在不斷地把犧牲和拒絕強加於個人這個基礎之上，而真正說來卻不對人們的這些犧牲和拒絕（社會承諾會對這些犧牲和拒絕進行真正合理的補償）進行實際的補償——從社會本身中的這種充滿矛盾的結構可以得出，個別個體的性質和個別個體在其下把握到的法則，與在其下社會的總體性作為整體而存在的法則——幾乎可以說——是相反的。如果人們不去解決和具體地規定心理學和社會學法則的對立性，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抽象它們，即最終保留一個更高的、第三方的普遍者，它對社會學領域和心理學領域都具有約束力，那麼就會得出某種完全被沖淡和抽象的東西，它既不會公正對待社會學具體的需求，也不會公正對待心理學的需求。因此，在這種類型的秩序體系當中，對概念形成連續性的要求從一開始就受到最嚴重的損害，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置於諸環節內容性結構的對立面，或者它從根本上必須處理的內容的結構的對立面。 因此，諸位可以在這種批判當中再次發現我們辯證法的動機，我們已經通過這些考察對該動機有了一個總體的把握，即相對於單純主觀的理性、方法以及僅僅由主體強加的形式，我們必須使客觀性作為一個獨立的環節而發揮作用，並且每種範疇的形式，現在如果不是在規整理性分類的或者其他邏輯需要上形成的，恰如其在諸對象的自在存在上形成的，那麼真正說來就會由此而違背真理。這就是當今這些體系形成的特點——並且我想預測這些特點很快就會在更大範圍內出現，即被管理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將會越來越多地反映自身，也會反映在一種管理的邏輯或者管理的形上學當中——這些構造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們宣稱一種奇怪的中立性；這種中立性在帕森斯的體系中就表現為，某種社會結構唯一的標準，也就是社會結構真實性或者不真實性、合法性或者不合法性的唯一標準，真正說來就是「功能性」或者「功能性障礙」的概念；也就是說，唯一的問題是這樣的社會秩序是否運轉正常，而運轉正常與否的默認標準就是，這樣的秩序維繫著自己的生命力，它保持存在，即使這件事的發生以最可怕的犧牲為代價，即使這樣一個體系性的社會秩序的自身－維持（Sich-selbst-Erhalten）以人類自身的利益為代價。因此，某種程度上重要的只是同一性的邏輯形式，重要的只是這種類型的結構在它自己的概念中維繫自身，並通過體系與自身的這種同一性（不考慮它真正說來跟什麼有關，也就是說不考慮包括在裡面的人），這裡表面上保持的中立性就變成一種單純的假象；也就是說，這種表面上僅僅是秩序思維的思維，變成了對每種現存秩序的辯護，而完全不關心這種秩序現在與人類的利益有什麼關係。這種中立思維的和諧傾向，即通過其範疇形式使矛盾消失不見，從而就有利於對現存之物的辯護，也就是說，事實上普遍存在的社會矛盾並沒有被納入這種思維當中，並且最重要的是將現存之物當作現存之物來加以辯護，充其量是就這樣一個現存的東西如何繼續維持正常運轉給出建議，而沒有看到恰恰是那些被範疇體系忽略的矛盾，現在被驅趕到體系之外並可能通往另外一種體系。我或許可以在此說明，一般來說流行的實證主義思想相對於一種或多或少與任意的價值體系或者立場有關的思維而言，本身就是一種欺騙，因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立思維，而通常來說，適用的規則是，恰恰是這種思維對其事物所謂的中立性，通過它單純的形式，也就是通過統一的方法論的體系化的形式，導致了對現存事物的辯護，也就是它本身就具有一種辯護的特徵，一種——如果諸位願意——真正說來是保守的特徵。因此，我想說的是，要對思維絕對的中立性概念進行批判，正如反過來講，也要對立場思維的概念進行批判，我們已經從黑格爾那裡獲悉了這些不太友好的意見。 [13] 就此而言，我想就體系概念的那種形態說幾句，在西方先進的實證主義思維的形態當中，我們恰恰是在社會科學當中反覆碰到這個概念形態，當人們考慮整體的建構而不僅僅是個別事實的確證時，也會被反覆要求使用這個概念形態。這就是被美國人稱為「參照系」（frame of reference）的著名概念，人們或許最容易用德語的「參考系」（Bezugssystems）或者「坐標系」（Koordinatensystems）概念來描述這個概念，個別事實必須與之相關。因此，正是在實證主義事實研究的範圍內，我們反覆碰到參照系的問題，並且人們反覆被告誡必須有一個參照系，在多數情況下，這正是參照系呈現給實證主義的方式，似乎人們現在有了這樣一個跟搜集和整理的事實相關的參照系，就意味著人們擺脫了單純的材料堆積，擺脫了單純的資料搜集，而且在這種歸納的過程中，在把整個事實編排進這個參照系的過程當中，就能真正發現精神的或者科學的功績。我認為，這種觀念是沒有根據的。在我看來，仿佛通過參照系的思想，存在於事實和思想之間連續性，或者恰恰是它們之間的那種關聯——我曾試圖至少在辯證法範疇內向諸位作出一點澄清——真正說來被蒸發成了技術上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或者變成一種教條式的固定觀點。非常獨特的是，一般來說，當這樣一個參照系被要求的時候，它真正說來根本不應該合法化自身，也就是說，根本不需要它為自身辯護，無論這種辯護來自理論，還是來自它所涉及的質料，毋寧說，人們應該只在某種程度上有一個參照系，這樣人們就可以以某種方式在這個參照系中接納各自搜集的事實。因此，辯證法，即事實質料和所謂的參照系（概念）之間的聯繫真正說來被打斷了，從而有利於一種單純的向範疇之下的歸屬。就此而言，我認為這並不是最糟糕的，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參照系本身具有任意性的特點，也就是說，人們仿佛被敦促去思考一些這種類型的秩序圖式，儘可能多地適應其中並具有某種形式邏輯優雅的優勢，但真正說來它本身並不是從一種理論中派生出來的，也不是從對象的概念中派生出來的，而是人們根本上也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替換的。從字面意義上講，它實際上正是一種理智上的行政行為，一種如同在官僚制中那樣在精神的官僚制中被強加的程序圖式，而真正說來並沒有在事情本身中合法化自身。因此，通常來說，各種類型官僚主義作風的幹部（Apparatschiks）、懂得如何申請基金的備忘錄作者，以及那些儘可能機敏地提出他們所謂的理念以便獲得金錢或者地位的人，通常都在這方面天賦異稟，即把跟他們有關的個別物安置這樣的參照系當中，從而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在這裡被理解的就是整體，在這裡所從事的就是整體，而真正說來它只不過跟一種陳述的圖式，而非事物本身的圖式有關。很明顯，正因為它應該將一切安置在自身之內並在自身之下處理一切，這種類型的圖式必然是僵化的和形式主義的。 然而在我看來，除此之外，參照系的思想還有一個非常危險的方面。也就是說，正因為這樣的參照系現在與抽象的、現成的、事實性的、與在其下被把握事實相比是有形的和可掌握的事物，所以它成為一種信條，而不管它是多麼的空洞和虛無。如果有人在與社會學同事的討論中遇到這樣的問題：「你的參照系是什麼？」那麼通常幾乎可以肯定，它背後的意思是：「那麼坦白說吧，你究竟有什麼理論思想，並且作為你對社會看法的參考系，難道你真的不認為，也許有些思想作為你關於社會觀點的參照系，並不符合這個社會本身的圖式，反而有可能危害它？」社會的物化或者一般來說哲學理解的物化，是為參照系的概念所固有的，所以同時具有非常確切的社會功能。它有助於人們捕捉每種思維，將其固定在作為其基礎的僵化的參照系當中，然後可以很容易地被貼上當今揀選出來現有的世界觀，或者，正如人們喜歡說的那樣，意識形態的標籤——而這似乎是它真正的危險所在。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這裡體系剩下來的唯一功能真正說來是形式上的安全性，因此這裡的體系真正說來不應該再像唯心主義草案的時代那樣，意味著思維在任何地方都是在家的，思維通過世界回到自身、回到精神的王國 [14] ，而是意味著它某種程度上能夠躲進一個概念秩序當中得到庇護，只要它在此體系中足夠機靈，能夠決定合適的參照系，相對而言就會少生事端。而且我相信，如果當今糟糕的形上學和糟糕的科學邏輯以一種近乎惡魔的方式契合在一起，那麼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像這裡一樣準確地看出這一點，也就是說，參照系可以說是新的庇護狀態的科學形態，其價值也與此相當。 我相信，我已經就此向諸位展示了，在我看來辯證思維在當前形勢下所面臨的某種現時性（Aktualität）。諸位的確可以說，根據我在這一講的開始向諸位勾勒的那種發展，辯證思維真正說來也已跌入谷底，它的思辨環節和所有落入批判的事物真正說來都會指向辯證法本身，我在這裡也不想粉飾什麼。在思維的「技術」發展的意義上，在思維的流水線的意義上，辯證法事實上是落後的，用類似於瓦萊里的話來說，與穿著白大褂擺弄著他閃閃發光的工具，而不弄髒雙手的實驗員相比，一個詩人的做法是落後的。 [15] 但我認為，辯證法恰恰在其時代錯位的特點上，如果諸位願意的話，在面對實在性壓倒性的趨勢下的無能為力中，才能指出同今天日漸盛行的連續的、流線型的、範疇的形式相比的那種非真理的環節，這種環節正是因為思維不再了解任何邊界，某種程度上也不再存在任何外在於那致命的內在性的東西，才真正說來在現有的科學運作框架內也不再能得到認識。換句話說：在我看來，只有通過辯證思維來稱呼被宰制的世界才是可能的，即使被宰制的世界極有可能吞併一切，並且在一段不可預知的時間中，我在這裡試圖給諸位的某些模式的思維也會在它的至上權力前面消遁。但是我相信，這也屬於歷史辯證法，在某種情況下恰恰是時代錯位的東西，比起那些根據自己表面的東西，即在被給定的裝置內運作的意義上，可能理當具有更大的現時性。 注釋 * * * [1] 在叔本華（1788—1860）的形上學當中，世界和自我，正如它們在表象中被理智建構為因果聯繫的、在時空中個體化的現象那樣，是基於一種不可分割的永恆意志。這個某種程度上占據了康德「自在之物」位置的意志是非理性的，並且它努力走向生命的客觀性和事實性要先行於通過理智對世界的理性建構。 [2] 「內在性關聯作為絕對自足的、無所不包的關聯，必然總是體系，無論它是否明確地從意識的統一性中演繹出來。因此本質上，尼采對『第一哲學』的不信任也必然是針對建立體系者的：『我對所有建立體系者充滿疑慮，並且對他們退避三舍。建立體系的願望不是正直的。』」（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 GS 5, S.35.中譯參見阿多諾：《認識論元批判》，第23頁。）尼采的這句話出自《偶像的黃昏》「格言與箭」第26節。（Vgl.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 hrsg. von Karl Schlechta, Bd. 3: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Götzendämmerung u. a., München 1969, S.392［II/946］） [3] 馬堡學派：由赫爾曼·柯亨（1842—1918）和保羅·納托普（1854—1924）創立的新康德主義學派。 [4] 西南學派：由威廉·文德爾班（1848—1915）創立，海因里希·李凱爾特（1863—1936）繼續推動的新康德主義學派。 [5] Heinrich 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Darstellung und Kritik der philosophischen Modeströmungen unserer Zeit , Tübingen 1920. [6] 赫爾曼·格洛克納為海因里希·李凱爾特的遺著集所作的「序言」中寫道：「或許海因里希·李凱爾特超越時空的意義正在於，他只允許體系的創立者（他當然也是體系的創立者）做必要的事情。他當然多次說過，他根本沒法設想一個沒有體系的哲學家。在這方面，他感覺自己跟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心靈一致。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也想建造一所房子：耐用，但宜居，對以後增加的任何新課題保持開放。一所這樣的房子，諸如歌德那樣『完整的』人在其中擁有足夠的空間。他幾乎不關心這樣的房子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建立在永恆的基礎上這樣的問題。」（Heinrich Rickert, Unmittelbarkeit und Sinndeutung. Aufsätze zur Ausgestaltung d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 hrsg. von Hermann Glockner, Tübingen 1939, S. XII f.）海因里希·李凱爾特本人在《生命哲學》的一個地方解釋了在什麼意義上體系的思想可以在房子（區別於單純的住房）的形象中得到體現。［Vgl. 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 a. a.O.（s. Anm.262）, S. 153.］ [7] 在錄音轉抄中，這個地方註明「換磁帶」。我們無法判斷是否由此在文本上出現了缺失。 [8] 阿多諾在這裡可能指的是布魯諾·里齊的書：《蘇聯：集體官僚主義——世界的官僚化》，約瑟夫·紹德克曾在《社會研究雜誌》上對這本自費出版的匿名著作作過評論。（Vgl.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1941, Vol. IX［1941］, No. 2, S.336—340, insbes. S. 338 f.） [9] 將「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Theory of Society」修改為「Structure-Functional Theory of Society」。Vgl.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 Glencoe 1951。 [10]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家和數學家。凱恩斯提出了宏觀經濟周期理論，並且針對新古典主義提出的均衡理論（Gleichgewichtstheorie），主張政府干預經濟周期的政策，以保障就業水平和經濟發展。 [11] 錄音轉抄註明，阿多諾在這裡提到了他早先的論文《論社會學和心理學的關係》（Zum Verhä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這篇論文已於1955年發表在《法蘭克福社會學輯刊》第一卷，阿多諾在那裡對帕森斯的理論進行了詳細的批判。關於帕森斯，參見其文章：《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 Vol. XIX, 1950, No.3, S.371 ff. [12] Vgl. Max Weber, Ü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1913）, Kapitel II: Verhältnis zur Psychologie; in: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 Tübingen 1922, S. 408—414. [13] 見本書第96—97頁和第203—204頁。 [14] 關於「精神的王國」，見第十六講注釋（15）。 [15] 在《文學筆記》的《作為總督的藝術家》一文中，阿多諾詳細地引用了瓦萊里那段話：「瓦萊里以不摻雜任何意識形態成分的苛刻（沒有任何社會理論家能比他更無情），表達了這樣的藝術作品與當今盛行的物質生產的社會條件之間的矛盾。就像一百多年前德國的卡爾·古斯塔夫·約赫曼一樣，他指責藝術本身的復古主義：『有時我會想，藝術家的作品是一種非常原始的藝術；藝術家本人是某種倖存下來的東西；他屬於一個正處於消失中的勞動者或者工匠階層，他使用高度個人化的方法和經驗從事家庭手工勞動；他生活在其工具熟悉的混亂擺放中，對周圍的環境視而不見，只看到他想要看到的東西；殘破的鍋碗瓢盆、家用的廢銅爛鐵和其他多餘的針頭線腦都能為其所用……這種狀況會否改變？或許有朝一日，我們會在這個很大程度上還在跟依賴於偶然性的工具打交道的古怪的存在者的地方，看到嚴格穿著白大褂、戴著橡膠手套的一位先生，在他的繪畫實驗室里，遵守嚴格的時間表，使用嚴密的專業儀器和精選的工具：一切都照他的計劃施行，一切都留待特定的用途。』」（GS 11, S.121 f.）引文來自：Paul Valéry, Tanz, Zeichnung und Degas , a. a.O.［s. Anm.239］, S. 33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