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五十五章　湘軍「援鄂」戰爭的失敗

一　湖北人士到湖南請兵「援鄂」。陳炯明電促湖南出兵「援桂」。湖南出兵「援桂」後又決定大舉「援鄂」 湖南自譚延闓被逐下台，程（潛）派軍人被一網打盡後，趙恆惕利用「自治」招牌宣布保境息民，一面與川、滇、黔、粵四省軍閥組成了「聯省自治」陣線，一面與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鄂、贛兩省建立了聯防條約。湖北督軍王占元，在北方挾西南以自重，首先必須拉攏湖南，而湘軍必須向湖北購買軍火，湘米出口也必須經過湖北，所以雙方的關係拉得很緊。江西督軍陳光遠既害怕孫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鈞的滇軍由湖南進攻江西，也需要結交湖南以紓西顧之憂。直系大將吳佩孚是反對湖南「自治」的，但他的主要敵人是奉系軍閥，沒有餘力同時對南方作戰，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局勢，以阻止孫中山北伐，對他頗為有利，所以對湘軍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關係。湘軍所患者只有孫中山假道湖南北伐，而孫受制於陳炯明，陳、趙之間建立了秘密聯盟，這方面也就有恃無恐了。 湖南的問題主要是內部的鬥爭。程派失敗後，湘軍擴充為兩個師十個旅，兵多餉少，各師旅長便在防區內扣留稅款，把持用人行政。趙恆惕雖然提出裁兵和統一財政，各級軍官卻充耳不聞。譚延闓失敗到上海後，趙每年饋以生活費二萬元，譚、趙之間經常有書信往來，表面上維持良好關係，實際上譚抱有重回湖南的政治野心，趙無日不在戒備之中。 一九二一年春天，長沙發現了一批湖北客人。原來，湖北人士苦於北洋軍閥的虐政，除向北京政府請願撤換王占元外，並推蔣作賓、孔庚、李書城到湖南請兵「援鄂」。他們在湖南散布空氣說，湘軍「援鄂」不但是急人之難，而且對自己也大有好處：第一，湖南是全國自治運動的「先進」省區。自治不能孤立，必須聯合各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領武漢形勝之地，各省風起雲從，聯省自治政府就有實現的可能。第二，驅王后，湘軍兩師駐防鄂南協助防務，軍餉由湖北供給，可以減輕湖南財政上的困難。第三，現在湘軍向湖北購買軍火，可否之權操之於人，如果自己掌握了漢陽兵工廠，湘軍繼續發展就不會受到限制。這些言詞具有很大的煽動性。同時，他們還言之鑿鑿地分析當前的有利形勢：認為王占元不堪一擊，湘軍發動後，與湖北民軍裡應外合地配合作戰，可在一星期內占領武漢；而王占元已經失歡於直系，直系不會出兵相助；直係為了對付奉系，也沒有餘力過問湖北問題。 以上這些言詞，湖南軍人大為所動。他們以前未嘗不抱有「大湖南主義」的野心，可是，「麻雀子飛不出洞庭湖」[1]，如果有機可乘，他們是躍躍欲試的。更主要的是湖南內部的鬥爭日益尖銳，向外發展是消除內爭的有效方法。因此，湘軍將領多數贊成出兵「援鄂」，首告奮勇的是第二師師長魯滌平。但是，趙恆惕抱有三種顧慮：（一）害怕引起吳佩孚的武裝干涉，使湖南陷於直系與孫中山的兩面夾攻之中；（二）出兵「援鄂」與「自治」精神背道而馳；（三）此時陳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討伐桂系，湘西又有滇軍假道的風潮，實在沒有力量「三管齊下」。 六月二十四日，長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稱為考察湖南制憲而來，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軍熊克武。熊路過湖北的時候，受過王占元的盛大歡迎，因此，湖北客人懷疑他是來替王作說客的。其實，熊到湖南既不是考察湘憲，也不是替別人作說客，而是秘密接洽川、湘兩省共同出兵「援鄂」的問題。原來，四川同湖南一樣有著內部的鬥爭，需要向外發展，以免內部破裂。川、湘共同出兵，湖南的軍事冒險性就要小得多，在武漢建立聯省自治政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熊的到來，又將湘軍「援鄂」問題推進了一大步。 為了解除趙的顧慮，有人向他提出兩個建議：（一）將夏斗寅的鄂軍團（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軍石星川的殘部，號稱一團，實力僅有六七百人）改編為「湖北自治軍」，湘軍改裝加入，宣布「鄂軍回鄂」，湖南則偽裝局外中立，這樣就可以避免侵犯湖北的嫌疑；（二）派人疏通吳佩孚，勸其保持中立。（同時在湖南的國民黨政客保證湘軍出兵武漢，北伐軍一定改道江西而不通過湖南。） 趙始終未下「援鄂」的決心，並且認為「援桂」重於「援鄂」。在他的主持下，七月一日軍事會議通過了出兵「援桂」，派衡陽鎮守使謝國光為「援桂」總指揮。湘軍「援桂」一舉，引起了吳佩孚的不滿，認為是一種背棄信義、「以怨報德」的行為（指桂系以前援助湘軍先後驅逐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有功於湖南，而湘、桂兩省又訂有聯防條約）。但他正在調兵入陝，沒有餘力過問這件事情。 湘軍「援桂」前，曾藉口準備以武力驅逐滇軍出境，向王占元請求協助軍餉、軍火。王占元因為滇軍在湘西，鄂西也受威脅，頗願予以協助，但因李書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動湘軍「援鄂」，不能無所顧慮，要趙表明態度才能作出決定。趙有回電否認湘軍準備「援鄂」，同時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電報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輕聽謠言。因此，王派參謀余范傳（就是簽定湘鄂聯防條約的經手人）攜帶子彈一百箱、步槍二千支、軍米二千石、現洋二十萬贈予湘軍。不久湘軍出動「援桂」，王占元雖然感到驚異，但他相信湘軍既已出動「援桂」，就不會出動「援鄂」。七月四日，又贈予湘軍子彈六十萬發。 湘軍師長宋鶴庚、魯滌平等認為「援桂」不能解決湘軍軍餉和軍火的困難，繼續鼓動出兵「援鄂」。適有以前做過吳佩孚的副官，後來由吳介紹留在湖南擔任鐵道警備司令的葛豪，要到洛陽去見吳佩孚，趙就叫他乘便徵求吳的意見。葛去後久無回報[2]，趙又加派趙冕、蕭光禮等攜帶具體方案前往接洽。趙冕等到了洛陽，只見吳每天忙這忙那，簡直找不到單獨談話的機會。等了幾天沒有下文，蕭光禮便先行回到長沙來。這時宋、魯諸將搶先一步把蕭找過來，叫他用假情報回答「老總」（指趙），說吳並不反對湘軍「援鄂」，只是與王同屬北洋派，不便公開贊成，只能採取默認的態度[3]。 七月二十日，湘軍又一次召開軍事會議，通過出兵「援鄂」，推趙為「援鄂自治軍」總司令，宋鶴庚為總指揮兼第一軍司令，魯滌平為第二軍司令兼中路司令，旅長賀耀祖等為第一至第五縱隊司令。縱隊司令相當於師長一級。湘軍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寧，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陽、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蔣作賓為湖北自治政府臨時總監，孔庚為政務院長，夏斗寅為湖北自治軍前敵司令。湖北自治政府發表宣言，驅王后借鏡湖南制訂省憲，湘、鄂兩省共同努力促進聯省自治的實現。同時湘軍發表宣言，驅王后「鄂事還之鄂人」。 二　王占元向吳佩孚請援，吳派蕭耀南為「援鄂」總司令。王兵敗出走，北京政府任吳為兩湖巡閱使，蕭為湖北督軍 王占元從北京南下經過鄭州時，看見到站歡迎他的第三師學兵隊一色都是精神飽滿的小伙子，在傾盆大雨下整齊嚴肅，面不改色，不禁大受感動。他在漢口下車時一迭連聲地對到站歡迎他的大員們說：「嘿，人家是什麼軍隊，咱們是什麼軍隊！」 王雖然參加了天津會議，儼然「北方之雄」，但他究竟是個相形見絀的角色，特別是最近幾個月以來，湖北各地接連發生兵變二十餘次，湖北人民展開了驅王自治運動，使他的面子很不光采。他回到湖北來，決心裁汰老弱，整頓軍隊。不料回來後的第二天（六月四日），宜昌又發生了大規模的兵變，變兵除對本國人民大燒大搶大殺之外，還侵犯了外國商店，因此帝國主義者大為震怒。六月八日，英、美、日三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嚴厲的質問，隨後又提出賠償僑民損失及勸告中國裁兵的覺書。義大利公使竟提出組織各國聯軍開往各通商口岸保護外僑的建議。宜昌各國僑民公然提出在宜昌開闢租界、宜昌周圍三十里不得駐兵的條件。更使王吃驚的是，川軍旅長鬍濟舟建議派兵進駐宜昌，劃宜昌為四川的省轄市，以免國際共管。 六月七日，武昌又發生兵變，和宜昌一樣大燒大搶大殺。武昌官錢局和造幣廠在劫洗以後又被放火焚燒。武昌為督軍駐節之地，變兵又是王的直轄軍隊，更使他更無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變兵第二師第七團全團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准其全部退伍，欠餉一次發清，每人另給解散費二十元，劫來贓物准其攜帶，由火車免費遣送回鄉。八日晚間，變兵們興高采烈地上了火車。車子開到孝感，突然槍聲四起，預先埋伏在車站周圍的湖北第四混成旅（旅長劉佐龍）兵士一涌而出，開槍射擊，除在黑夜中走脫數十人外，其餘都被殲滅。王占元收回了發給變兵的欠餉和解散費，追回了贓物。可是這一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使兵心更為動搖，民情更為忿慨，連一貫逢迎軍閥的武昌、宜昌兩地商會也都恨恨有聲地通電加以痛斥。王乘馬巡視武昌災區時，看見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他的江山坐不穩了。 但是，北京政府並不打算撤換王占元。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旅京湖北同鄉兩次向國務院請願去王時，靳雲鵬還對他們說過「就法律論應當予以罷免，就事實論我卻辦不到」的不要臉的話。 七月二十一日，王得到路局方面關於湘軍扣留火車的情報，才開始動了疑心。湖南路局打來電報說，湘軍換防，請湖北多放車輛來以供軍事運輸。王吩咐湖北路局停止開車，當天的湘鄂火車因此不通。湖南路局又有電報來，聲明湘軍已不換防，客車請仍照開。這個「此處無銀三百兩」的作法，當然更使王加重了疑心。 湘軍「援鄂」的消息證實後，王召開軍政聯席會議，決定派孫傳芳[4]為中路前敵總指揮，在蒲圻設立司令部，在羊樓司、蒲圻、咸寧建立三道防線；派劉躍龍為左翼司令防守崇陽、通城，王都慶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當天還電請吳佩孚派兵來援。 湘軍原擬乘火車大舉偷襲武漢，不料這個計劃被識破，一直到七月二十八日才下總攻擊令。趙恆惕曾採取先禮後兵的手段，勸告王順應自治潮流，自行引退，將湖北政權還之湖北人民。王也虛偽地表示已向北京政府辭職，一俟接替有人，即當解甲歸田，並且感謝趙對自己的關心。二十八日，前線北軍第十八師第七十二團團長潘守蒸派人到雲溪向魯滌平解釋，火車即可通行，請勿引起誤會。魯向來人說：「你們不要白日做夢，要麼倒戈驅王，要麼趕快撤退，否則我們就要不客氣了。」 湘軍自驅張勝利以來，對北洋軍的戰鬥力一般估計不高，更不把王放在眼下。這次戰爭，由於趙恆惕力求取得吳佩孚的同意，一再推遲發動，使王取得充分時間調兵布防，湘軍在戰略上失去了速戰速決的有利時機。在地形上，羊樓峒有十五個高山峻岭，北軍居高臨下，這對採取攻勢的湘軍是個不利的條件。湘軍更沒有估計到王手下有一個肯打硬仗的孫傳芳，從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五日，雙方鏖戰了八晝夜，羊樓司、趙李橋的陣地幾度易手，戰況異常激烈。湘軍酷暑行師，高級將領都在火線上督戰，大胖子魯滌平更賣氣力[5]。八月六日，北軍不支，由趙李橋向蒲圻退走。這一仗在歷年內戰中是打得最激烈的一次，軍閥的野心造成了雙方重大的死傷，僅戰勝者一方，就死傷了二千餘人，沿鐵路線屍橫遍野，腐臭之氣熏天。 右路方面，湘軍葉開鑫部由南江橋進攻九嶺，八月二日占領通城，並以破竹之勢進抵距咸寧十五里的袁家鋪。八月七日，孫傳芳也放棄了蒲圻，所部調往武穴整理。 湘軍發動前，吳佩孚從來沒有表示過贊成或反對的態度。他只向葛豪說過一些「私房話」，說他對王無所愛惜，但是湘軍進攻湖北，北洋派都會疑心是出自他的指使，叫他有口難分。他又認為湘軍背棄湘鄂聯防條約，進攻湖北，是不義之舉。他叫葛豪留在洛陽，不要回到湖南。當他接到王的請援電報時，立即派直軍第二十五師師長蕭耀南為「援鄂」總司令，即日向武漢出發。該師於七月二十七日開到孝感，三十一日開到漢口。此時前方戰事十分緊張，王請直軍迅速赴援，可是「急驚風偏遇慢郎中」，蕭藉口軍隊尚未集中，不肯開動。王一連催了好幾次，蕭的口氣都沒有改變。八月六日，王接到前方戰敗的消息，便在軍政聯席會議上宣布辭職。當天發出通電說：「默察時局，非自治無以順應潮流。軍閥攬權，久為世所詬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為擁兵自衛之舉。」這是他下台時用以遮羞的門面話。另一電報說：「我軍與敵激戰八晝夜，困頓異常。蕭總司令到漢已逾五日，迭經商請赴援，雖承慨允，奈以預定計劃，須俟全軍齊集後始能前進，而開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總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戰。」這個電報露骨地揭破直軍不是前來應援，而是別有用心。 八月九日，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這樣一來，吳的假面具完全被戳穿了。他一貫表示不要地盤，原來要的是一省以上的地盤；一貫表示不做督軍，卻替部下爭搶督軍的地位；一貫自命為心口如一的直性漢子，原來是個借刀殺人的陰謀家。 北京政府處理湖北問題，引起了張作霖的極大不滿。他從來把吳佩孚看作是偏裨小將，現在這個小將一躍而為巡閱使，和他並駕齊驅，因此一怒而辭蒙疆經略使，口口聲聲對「援庫」問題不再負責。關於湖北地盤問題，直奉兩系的看法各有不同：直系認為湖北原來屬於他們的勢力範圍，他們沒有多得什麼東西；奉系卻認為王占元並不屬於曹、吳一家，直系取得湖北地盤，他也必須取得一省地盤才能相互抵償。他不便把搶奪地盤的話公開地說出來，於是借題發揮地指責湘軍破壞和平，問題十分嚴重，他願意移「征蒙」之師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進攻湖南。直系懂得這是張作霖奪取江西地盤的一個手段，如果奉系奪去江西，與浙江盧永祥、安徽張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長江的勢力就會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軍「援鄂」，並授意江西督軍陳光遠出兵湘東，以免奉軍有所藉口。北京政府看出他們的心事，只得調任薑桂題為陸軍檢閱使，而以奉軍第二十八師師長汲金純繼任熱河都統，張作霖的氣才平下來了。 八月十一日，王占元解除湖北督軍職，乘輪離開武漢。他向送行者吞聲飲泣地說：「我六十多歲的老翁，這次卻上了人家的當了。」他所講的「人家」，是指趙恆惕還是指吳佩孚，或者兼而有之，卻沒有明白地說出來[6]。 王占元離漢前，密令軍法處代處長瞿昌閥私放吳光新。八月十五日晚，吳在瞿的掩護下出獄，匿居漢口日租界，旋又在日人城口的護送下，由漢赴滬轉往天津。 三　吳佩孚的「緩兵計」。趙恆惕下令停戰並向直軍提出和平條件。湘直和議不成，吳派海軍襲占岳州。英國領事調停湘直戰爭，吳、趙在岳州兵艦上簽定停戰條約 王占元離開湖北的第二天，吳佩孚快馬加鞭地到了漢口。他下車時一迭連聲地叫人快找「弼臣」來見面。「弼臣」是寇英傑的別號，曾任鄂軍旅長，因為勾結吳佩孚被撤職，現在馬上「官封原職」。吳又看中孫傳芳勇敢善戰，已經保薦為長江上游總司令，隨後又叫他兼任北軍第二師師長。從此孫傳芳成為吳的重要戰將之一[7]。 吳到漢口來，新任督軍蕭耀南就像他的小媳婦一樣，一切要看他的眼色行事。蕭已派第二十五師參謀長余鵬舉兼任督署參謀長，成憲擔任督署秘書長，這兩人都是湖北人，吳卻改派張聯棻為參謀長，孫爾康為秘書長。吳到漢口後，各方面都只看見「吳大帥」，而看不見蕭督軍。 在此以前，吳派第八混成旅靳雲鶚部開抵汀泗橋，河南宏威軍司令趙傑部開抵紙坊，第二十五師笫四十九旅陳嘉謨部開抵賀勝橋。吳到漢口後，忙於調兵遣將，續調第二十四師張福來部、魯軍張克瑤旅開到漢口，命令前方各軍只許固守陣地，不得向前進攻。吳到漢口前，靳旅曾向湘軍發動一次偷襲，卻被湘軍擊退，自己反而放棄了汀泗橋的陣地。這位戰將就是北京內閣總理靳雲鵬的兄弟。靳雲鵬醉心於北洋派傳統的武力統一政策，沒有徵求張作霖的同意，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就是要利用這位「常勝將軍」首先打敗湘軍，進而平定西南。 這個時期，湘軍的士氣很高，如果繼續進攻，武漢就很難守得住，因此吳授意蕭耀南向湘軍提出停戰的建議，並稱即日派遣代表前來議和。趙恆惕立刻下了停戰命令。正是由於趙恆惕迫切希望與直系成立和平協定，吳佩孚才能夠取得喘息時間，布置直軍陣地，並調動海軍來威脅湘軍的後方。 吳佩孚和趙恆惕各有一套如意算盤。趙根本沒有準備與直軍進行戰爭，希望取得一定的代價撤回湘軍，將湖北地盤讓予直系。趙的希望是：（一）直系承認湖北自治，湖南承認蕭耀南的實際地位（蕭為湖北黃岡人，吳派蕭到湖北來，也是為了要應付「鄂人治鄂」的自治潮流），但必須改稱為「湖北總司令」，以符合於西南「自治」各省的體制；（二）吳自動不就兩湖巡閱使；（三）湘直公推蔣作賓為湖北省長；（四）直系償還湘軍軍費五百萬元。趙與湘軍將領估計吳佩孚不致與湘軍為敵，可以接受這些條件，因為奉系隨時可以俟隙而動，直軍不可能南北兩面作戰，而這些代價也不算高。但是，吳佩孚卻認為，過去直軍自動撤出湖南，湘軍因而取得驅張戰爭的勝利，這次湘軍撤出湖北，只能算得「投桃報李」，如果湘軍一定要與直軍較量高低，則廣東北伐軍乘機而入，湖南就會處於腹背受敵的地位。 吳佩孚的另一戰將張福來到漢口後，也直接向趙恆惕通電錶示友誼，似乎一切問題都好商量。所以從直軍開到前方以來，湘軍停止了進攻，並且自動地放棄了汀泗橋車站和前方若干突出據點，以避免雙方因陣地相接而可能發生的衝突。不料八月十三日，靳旅發動了第二次偷襲，企圖占領汀泗橋車站，又被埋伏在車站兩邊高地的湘軍擊退了。湘軍曾向蕭耀南提出質問，蕭回答說：「這是誤會。」湘軍在戰場上查出靳雲鵬致靳雲鶚的電報，上面寫道：「……南人禽獸也，不可理喻，惟有殺盡無遺耳！彼以詐來，莫怪我以詐往，一面與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後務宜愛惜兵士，愛惜子彈，勿輕攻，勿浪戰，凡百持重沉穩為主。」這個電報，說明靳雲鵬咬牙切齒地仇恨南方人，教導他的兄弟用「詐和計」欺騙湘軍，不妨乘機偷襲，但須保全實力，不要打硬仗損失自己的本錢。湘軍把這個電報影印出來交報紙發表。 從八月上旬到中旬，湘直兩軍處於不戰不和的狀態，趙恆惕派總部秘書長鍾才宏、參謀長唐義彬、軍法處長蕭光禮先後到湖北進行和談，並且提出了以上四個條件。蕭耀南除表示可以補償湘軍軍費一百萬元外，其餘各條須待「吳巡閱使」決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吳，可是吳是一個「馬不停蹄」的忙人，十二日視察前方陣地，十三日在咸寧召集張福來、靳雲鶚、趙傑等討論軍事，十四日乘艦巡視金口，即使偶然在漢口停留一下，他既不與趙恆惕直接通電，也不肯接見湖南代表。十五日他又回到漢口來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漢學生召開弭戰國民大會和武漢市民召開弭兵大會。十六日，湖北各界聯合會函請吳表明對湖北自治與湘鄂停戰的態度，吳置之不理。吳的猙獰面貌日益暴露，因此全國湧現了反對直系軍閥窮兵黷武的浪潮，除人民團體通電呼籲停戰外，旅津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齡等勸告曹、吳不要迷信武力，梁啓超勸告吳「勿將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於肩背」。吳對這些呼聲充耳不聞，十六日又派海軍總司令杜錫珪率領建中、江元等艦協助張克瑤、王都慶兩旅向已經進抵寶塔州、嘉魚、簰州一帶的湘軍左翼進攻。等到前方布置完全就緒，吳就改派張福來為前敵總指揮，扣留湖南代表蕭光禮[8]並向湖南提出兩個反條件：（一）湘軍完全退出湖北；（二）懲辦甘為戎首的湘軍師長宋鶴庚、魯滌平。關於任命蔣作賓為湖北省長的問題，吳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慮，其餘廢督、自治和賠款等問題都談不到。 趙恆惕得到以上消息，不禁大為吃驚。八月十九日，他到蒲圻召開軍事會議，下級軍官和兵士們推舉代表請求再戰，因此二十二日趙又下了攻擊命令。在這次戰鬥中，湘軍兵士和軍官訂立「生死不退」的誓約，軍官退縮，兵士可以擒而斬之，兵士退縮，軍官可在陣前執法，旅長以上軍官亦須隨時上火線督戰。直軍方面，吳佩孚也組織了督戰隊隨軍出發，只許前進，不許後退。二十二日，湘、直兩軍展開了汀泗橋的爭奪戰，湘軍被阻於強烈的炮火網不能前進，這時趙已上了火車，準備開回長沙，看見這個形勢，他又跳下車來組織了幾十名敢死隊，每人犒賞二十元，冒著炮火衝鋒前進，奪得直軍的機關槍四挺，直軍被迫向後退走，趙才再上火車回長沙去了。 二十三日，直軍增援反攻，戰鬥十分激烈。二十四日，湘軍才把直軍壓迫到汀泗橋以北，汀泗橋車站重入湘軍之手。二十五日，靳旅被湘軍包圍時，湘軍因爭奪北軍槍支起了內訌，直軍乘勢反攻，湘軍向蒲圻趙李橋敗退。同時湘軍右翼獨立旅旅長易震東部（葛豪的鐵道警備隊改編的，易是葛的表兄）忽然倒起戈來，湘軍右翼向通城迅速撤退。吳佩孚又叫海軍在金口決堤以淹湘軍，左翼湘軍也不能立足，由州、嘉魚向臨湘迅速撤退。趙接到以上戰報，二十六日又趕到前線來，誥誡官兵不得再退，並親自處決作戰不力的團長二人，湘軍陣地便又穩定下來。當時中外報紙描繪湘、直兩軍的戰爭情況，認為「中國曆年來的內戰，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就是震動全國的直皖戰爭，也不過打了三天就告結束，從來沒有像這次戰爭打得這麼久而激烈的」。 趙恆惕用全力應付當前的敵人，將「援桂」軍謝國光部調回，但是負隅湘西的蔡巨猷、陳渠珍各部都調不動，因此在兵力上大有「難乎為繼」之勢。在軍火、軍餉上，王占元所送的子彈幾乎全部都「回敬」給王占元了，而本來打算打到武漢補發軍餉的計劃，又已成為泡影。湘軍為久戰疲勞之師，而直軍是新投入戰鬥的生力軍，吳佩孚調動海、陸軍源源而來，軍火又很充足，在數量上和裝備上大大優於湘軍。趙恆惕眼見這場軍事賭博快要失敗，只得飢不擇食地收容在廣西不能立足已經逃到永州的桂軍沈鴻英部，給以「湖南援鄂自治軍第三軍」的番號，令其火速開赴前線。同時，孫中山已經指定許崇智的第二軍和李福林的福字軍為北伐軍，整裝待發。趙對北伐軍仍然存在「伐虢取虞」的顧慮，一面商請孫中山改道江西，一面商請陳炯明派自己的可靠軍隊入湘應援。此時桂系已經瓦解，陳炯明為了履行湘粵同盟義務和鞏固西南「聯治派」的聯合陣線，一面阻止北伐軍出發，一面將粵軍中的湘籍部隊編為「援湘軍」，派洪兆麟為總指揮，即日開拔赴援。 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八月二十八日，杜錫珪率領軍艦七艘，運載北洋軍第四十八混成旅、山東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及笫十二混成團，緊緊尾隨在日本軍艦的後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駛。湖南既無海軍，江防又很薄弱，加以不敢開炮誤傷外國兵艦，北方軍艦竟得通過洞庭湖而抵岳陽樓下。當天下午四時海軍炮轟岳州城的時候，岳州守軍只有第二混成旅兩個連，當然無力抵抗，在岳州的趙恆惕只得乘轎落荒而逃（南津港橋樑被海軍炮火破壞，火車不通）。這樣一來，前線湘軍就像潮水一般敗退下來，戰鬥意志完全瓦解了。 趙由岳州繞道平江向南逃走，於三十日回到長沙。趙未回到前，長沙陷於大混亂中。各醫院住滿了缺肢斷臂的傷兵，街頭上到處可以看見怒容滿面的敗兵和傷兵。他們抱怨如果不是誤於上級對吳佩孚妥協求和之一念，他們早已登臨黃鶴樓，漫步晴川閣，何致有今天這樣一敗塗地的結局。趙回來後，發現總部曾被傷兵闖進來打劫過，他的勳章、軍帽都已不翼而飛。警察因欠餉而罷崗。各學校都被軍隊占駐，和張敬堯時代沒有什麼區別。前方敗兵一路上大肆搶劫退回來，農村大受破壞，甚至耕牛都被宰食，和張敬堯時代的北兵也不相上下。最使趙吃驚的是，一向對湖南陪笑臉的陳光遠，也派蕭安國一旅侵入醴陵，長沙岌岌可危。幸而三十日桂軍沈鴻英部趕到，趙急忙命令該軍開往瀏陽、醴陵一帶布防，北兵才撤退回贛。 由於長沙受到北洋軍的兩面威脅，趙恆惕決定了放棄長沙、退守湘西的計劃。他回到長沙的第二天，駐湘英國領事忽然前來訪問，願意自居為湘直之間的「調人」，極力勸他乘坐英艦美格諾里亞號到岳州，與吳佩孚當面進行談判。原來駐漢英國領事已經與吳講好，只要趙肯到岳州來簽定湘直停戰條約，直軍可不進攻長沙，維持趙的地位不動。英國領事如此熱情，介紹吳、趙二人直接見面講和，使人回想到一九一二年駐漢英國領事介紹清朝代表與民軍代表進行和談的往事。當其時，陝西問題牽制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還在揚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軍」又已侵入鄂西，吳佩孚顯然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必須迅速終止對湘軍的戰爭，反過來利用湖南為南北雙方的軍事緩衝地帶，才能騰出手來搶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敵的嚴重危機。英帝國主義正是為了幫助它的工具直系軍閥才出面來作「和事老」的。 九月一日，趙乘英艦到岳州時，吳已乘江貞艦先到。趙到吳的座艦上舉行湘直和平談判。這兩個老朋友還是第一次見面。參加會談的人有張一麐、蔣百里、張紹曾等。吳首先表示傾慕之忱，希望勿存芥蒂，並且保證直軍決不侵犯湖南。正說著，後艙里忽然跳出來一個長臉漢子，揪著趙的胳膊大叫：「好，我今天要跟你算賬，你為什麼要破壞湘鄂聯防條約，為什麼要進攻湖北！」趙迴轉頭來一看，認得這個人就是他的日本士官老同學孫傳芳。吳從旁替趙解圍說道：「馨遠，過去的事不必提了，湘鄂戰爭的戎首是宋、魯兩人，不要錯怪炎午（趙）。」 隨後吳、趙二人進行了一小時的扃門會議[9]，吳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懲辦宋鶴庚、魯滌平等條，趙堅決不肯同意。吳又提出直軍駐防岳州，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爭論多時，趙承認劃岳州為不設防城市，雙方都不駐兵，吳也堅決不肯同意。最後趙終於被迫接受了讓出岳州的「城下之盟」，簽定了停戰條約九款，主要為雙方以汨羅江為界，直軍撤至黃沙街、長樂街，湘軍撤至湘陰、白水；湘東、鄂西各軍撤回原防；武長、株萍兩路及江面交通一律恢復等條。簽字後，當天吳回到漢口布置鄂西軍事，趙也回到長沙處理軍事善後問題。 趙回長沙後，一連接到陳炯明打來九個「百萬火急」電報，詢問前方戰況，由於湘直停戰條約成立，粵軍援湘部隊停止出發。 這次湘鄂戰爭，是軍閥與軍閥之間的兩個騙局，王占元受了趙恆惕的騙，趙又受了吳佩孚的騙。這次戰爭，拆穿了湖南「自治」的假戲法，暴露了南北軍閥為個人權力地位而勇於內戰的猙獰面目，也就促進了全國人民反軍閥和反內戰運動的繼續高漲。湘軍做了一場向外發展的空夢，從此內部的鬥爭又逐步激化了。 四　湘軍「援鄂」與組織聯省自治政府的關係。吳佩孚授意張紹曾建議召開廬山「國是會議」 湘軍「援鄂」一舉，是聯省自治運動和第三政府路線成敗的重大關鍵。湘軍發動前，趙恆惕派有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動，打算攻下武漢後在漢口召集各省聯席會議，組織聯省自治政府，陳炯明和川、滇、黔三省當局一致表示同意。孫中山當然反對組織第三政府，七月二十五日曾在廣州總統府會議上提出下令討伐北京政府、大舉出兵湖南的建議。由此可見，在湖南的國民黨政客提出湘軍「援鄂」後孫中山決不假道湖南北伐的保證是不可靠的。但是陳炯明反對出兵湖南，認為這樣做是拖湘軍的後腿，只能造成有利於北方而不利於西南的局勢。因此，孫中山的北伐計劃不能實現。 湖南代表還到浙江、陝西、江西等省進行組織第三政府的活動，皖系盧永祥、陳樹藩等一致表示同意。陳樹藩雖然離開了西安，但是手中還有兵，願意由陝南出兵湖北，與湘軍在武漢會師[10]。最使人莫測高深的是，直系軍閥陳光遠也同意組織第三政府，在湖南徵求同意的名單上籤了名，並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軍「援鄂」並不影響湘贛聯防條約。其實，這位實力並不雄厚的直系軍閥，既害怕孫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鈞進攻江西，對湖南不得不竭力討好，藉以減少敵對的力量。趙恆惕還幻想吳佩孚能夠同意組織第三政府，湖南代表趙冕攜帶這個方案到洛陽接洽，但是吳避不見面，所以這個方案始終沒有向吳提出來。 早在湘軍「援鄂」前，六月四日，盧永樣曾建議召開各省聯席會議，推進自治運動，西南各省一致贊成。盧電請趙恆惕主持這個會議，趙覺得自己的聲望不高，不敢出面主持。湘軍驅王后，八月十一日，趙通電全國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討論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的問題，這是聯省自治運動發展到最高峰的一個階段。趙為什麼不提「各省聯席會議」而改提「國民大會」呢？原來，以前吳佩孚駐兵衡陽的時候，曾與軍政府及湘桂軍成立秘密協定，擬在推翻安福政權後，建議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恢復法統，取消南北兩政府，另行組織全國統一的「合法」政府。後來他推翻了安福政權，提出了召開國民大會的建議，可是這個建議當時受到以奉系軍閥張作霖為首的各方面的猛烈反對，他放了一個空炮，只得悄悄收兵。現在趙恆惕根據吳的舊方案，加入新內容，建議在漢口召開國民大會，通過各省自治法，取消南北兩政府，另行組織全國統一的聯省自治政府，是想把直系拉進來，以增強聯省自治派的力量。可是趙的建議與吳佩孚武力統一的野心不相容，與盧永祥反對直系的政治傾向也不相適應。 趙的真電發表後，盧授意浙江各團體和省憲會議通電建議召開各省聯席會議，討論國內問題與派遣太平洋會議國民外交代表問題。浙江省長沈金鑒建議在杭州舉行南北和平會議，並推盧為南北間的「調人」。十分明顯，在皖系勢力下召開各省聯席會議或者召開和平會議，其目的也是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但是與趙的意見大有出入，因為皖系與直系立於敵對地位，並不幻想吳佩孚參加。 同一時期，陳炯明在桂平處理改編桂軍殘部的問題，他的周圍也有四川、雲南等省代表，所討論的也是組織第三政府的問題。此時，陳與吳佩孚的關係尚未建立好，不贊成在漢口召開國民大會，他發表巧電（八月十八日），請盧領銜通電在上海召開各省聯席會議，協定「自治大法」，本人願派代表參加。這個電報對孫中山說來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陳是他手下的現任官吏，卻公然同意另外組織政府，不啻是「反對現行政府」的叛逆行為。孫氣得要下命令討伐陳，經胡漢民、汪精衛等竭力勸阻才罷。陳在廣西得到這個消息，也不敢刺激孫中山過甚，便又授意省長公署發布一條消息，解釋巧電乃是向盧永祥表示好意的一種應酬文章，此外別無用心。其實，巧電有具體內容，並非空洞無物的應酬文章。 以上說明，盧、趙、陳三人雖然同以組織第三政府為目標，但在若干具體內容上，卻又存在嚴重的分歧。 湘軍「援鄂」失敗，不但漢口會議成為空中樓閣，就是杭州會議、上海會議也因形勢轉變而召集不起來。吳佩孚卻乘戰勝餘威，重彈「國民大會」的老調，擬定了會議的主要條款如下：（一）地點在廬山，名稱為國是會議，下分國民會議與國軍會議兩種；（二）國民會議為最高會議，由各省省議會及各法團公推代表（每省三人，蒙古、青海、西藏各推二人）組成之，被推者不限於省議會及各法團的成員，以制定國憲為其任務；（三）國軍會議由各省區軍隊每省（區）公推代表三人、海軍全體公推代表六人、中央軍公推代表六人組成之，以議定軍制及裁兵方案為其任務；（四）國軍會議決議須交國民會議通過，如被否決，得聲敘理由提請複議，如否決二次，即應修正；（五）國民會議在雙十節前開會，得推定出席太平洋會議代表；（六）國民會議、國軍會議的決議均用國民會議名義公布之，公布後如全國各省區縣議會、各法團有過半數不同意時，得於公布後一個月內提交複議。 吳佩孚為什麼要把「國民大會」改變為「國是會議」，而在「國民會議」之外又要加上一個「國軍會議」呢？原來他自己是秀才出身，懂得偽造民意的一套手法，但是他的同道中人都是一些老粗，都是只知有「軍意」而不知有「民意」的，所以加上「國軍會議」，使他們樂於接受。這個方案是吳的兒女親家張紹曾和「蘇州才子」張一麐共同草擬的，本來打算用吳的名義發表，但是吳上次放了一個空炮，不願意再放第二個空炮，因此塗去了自己的名字而請張紹曾用個人名義，於九月二日發表。 電報發表後，首先通電贊成的就是起草人之一的張一麐。九月九日，漢口就成立了廬山會議籌備處。十日，吳佩孚、陳光遠、蕭耀南、杜錫珪、孫傳芳聯名通電贊成廬山會議。十月十日，曹錕、張作霖、吳佩孚也有聯名通電錶示贊成。看上去這次建議不會再是空炮了。但是，盧永祥首先表示懷疑，陳炯明通電反對，張作霖被動列名並非真心贊成，而全國人民對於吳的本來面目已經認識清楚，因此這個倡議仍是「曲高和寡」，並無下文可考。 吳發起廬山會議的目的，仍然像以前發起國民大會一樣，準備通過會議恢復法統，取消南北兩政府，另行組織全國統一的「合法」政府。如果孫中山不肯下台，即由新政府下令加以「討伐」。由於會議並未實現，他的這些計劃只能擱下不提。 五　川軍三路進攻宜昌。吳佩孚在帝國主義和海軍的協助下擊退川軍 四川熊克武下台後，第二軍軍長劉湘繼任四川總司令兼省長，熊系但懋辛為第一軍軍長。由於一、二兩軍勢力不能保持平衡，因此他們與湘軍相約兩路進攻湖北，會師武漢，以向外發展為消弭內爭的方法。劉湘被推為四川「援鄂軍」總司令兼第一路總指揮，但懋辛為副總司令兼第二路總指揮，兵力由一、二兩軍抽調組成，並派湖北籍將領潘正道為前敵司令。川軍出發「援鄂」，事先並未公開發表。 川軍於八月十八日占領巴東、秭歸後，分兵三路，一路沿長江進攻宜昌，一路由長江北岸進攻當陽，一路由長江南岸進攻宜都。總的目的是包圍宜昌。 九月二日，川軍到達宜昌南岸。守宜昌的第十八師師長盧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長趙榮華都抵擋不住，急電向吳佩孚請援。吳對湘軍採取了速戰速決的方針，採取了「水淹七軍」和炮打岳州城的殘忍手段，而在湘軍戰敗後，他又藉助英帝國主義出面調停，結束這個戰爭，以便騰出手來對付川軍。當湘直停戰條約成立之日，正是宜昌兵臨城下之時。吳已來不及馳往救援，英、美帝國主義者又一次挺身出來助以一臂之力，聯合日本，三國軍艦水兵在宜昌登陸，使川軍有所顧慮而不敢大膽進攻。英、美、日三國駐宜昌領事出面來調停川直之爭，他們不辭勞苦地於九月五日到夔州，向川軍代理第一路總指揮唐式遵接洽停戰條件。就在川軍誤中緩兵之計、停止進攻宜昌的空隙時間，吳佩孚迅速調第三師一團、第二十三師（師長王承斌）、第二十四師（師長張福來）各一部及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全部開到宜昌應援。 九月十二日，川軍因談判破裂再攻宜昌。十四日，吳佩孚、杜錫珪乘坐楚泰軍艦趕到。十六日，川軍北路越過東山寺，吳自己督戰奮力擊退川軍。但川軍南路又已進抵磨盤山，宜昌岌岌可危。十八日，吳在長江北岸大梁山、二梁山架炮轟擊南岸川軍，這支川軍被迫退往朱家坪，北岸川軍也退往南津關。從十八日到二十七日，吳在海軍協助下先後占領南津關、平善壩、南沱溪，十月上旬又占領秭歸、巴東、興山。 鄂西戰爭打了一個多月，川軍來勢頗為兇猛，從九月十日到二十二日，占領長江南北岸的險要地帶，北路攻下當陽，南路攻下長陽，宜昌隨時有陷落的可能。如果川軍不誤中緩兵之計，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海軍的協助，吳佩孚要守住宜昌是不可能的。川軍未與湘軍同時發動，又因內部矛盾不能全力以赴，這些都是戰敗的原因。但是四川在地形上易守難攻，川軍雖敗而不「慘」，吳佩孚鑒於奉系軍閥和廣東北伐軍都有躍躍欲試之意，反向川軍求和，所提條件僅有川軍退出鄂西一項。隨後吳與劉湘互派代表成立了川鄂停戰分防條約，調孫傳芳的第二師移駐宜昌，將對付四川的責任交給孫。十月二十七日，他離開宜昌前往岳州巡視，三十一日回到漢口，十一月十二日由漢口到保定參加曹錕召開的保定會議。直軍第二十四師被調回岳州，吳將對付湖南的責任交給張福來。 川直兩軍停戰後，十二月二十二日，孫傳芳與劉湘互派代表簽定了和約草案，川軍陸續撤回。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三月七日才成立了川鄂正式和約。在此時期，劉湘寫過一封長信規勸吳不要抗拒「自治」潮流，吳也有長信回答，舉出湖南在自治的招牌下弄得一團糟為例[11]，力加駁斥。吳在北方公開表示：「有我吳佩孚在，決不允許聯省自治政府成立！」 所謂保定會議是各省直系軍閥到保定慶祝曹錕的六十壽誕和弔唁吳佩孚夫人李氏之喪因便召開的。吳在十六日的秘密會議上建議恢復法統，改造政局，逐走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復職，採取這些行動來進行全國的統一。這是吳自戰勝皖系以來的一貫主張。這個主張在會議上沒有獲得通過，吳又提出另一建議，孫中山高唱北伐，南北戰爭遲早不能避免，不如先發制人，本人願意統率十萬雄師去打廣東，後方接應請老帥（指曹）全力支持。吳的目空一切的態度，引起了參加會議者的一致不滿。曹錕的參謀長熊炳琦冷言冷語地說：「咱們打陝西，打湘軍和川軍，打得精疲力竭，軍餉又有困難，現在總應該休息一下了吧。」曹錕頻頻點頭說：「對，咱們應當休息一下！」因此，吳又改變口氣提出「先守後攻」的計劃，大家未置可否，會議就是這樣無結果結束了。 吳佩孚自戰勝川、湘兩軍後，完全暴露了與人民為敵的本來面目，全國各方面對他的幻想一掃而空。十一月三十日，回到他的故鄉山東時，山東人民正在開展驅田、廢督運動。吳參加了十二月二日的濟南各界會議，公然當眾指斥「省議會今天通電排斥督軍，明天開會排斥省長，殊屬不成事體」。他偶然要吐痰，那位卑鄙無恥的督軍田中玉，竟然親自捧著痰盂來承接。從此，山東人民對這位老鄉的幻想也一掃而空。 * * * [1]　這是湖南的一句土話，意指湘軍限於條件，無法向外發展。 [2]　事實上，葛豪是吳佩孚留在湖南的坐探，所部鐵道警備隊僅有數百人，並未執行警備任務。葛到洛陽後，吳佩孚叫他不要回湖南，也不許給趙恆惕回信。 [3]　以上資料，由魯滌平、夏斗寅、蔣作賓等分別提供。 [4]　孫傳芳，字馨遠，山東濟南人。他的兩個姊姊都是賣解女，被北洋舊將王英楷收為小老婆。王英楷與王占元的關係很深，因此孫在日本士官畢業後，受到王占元的提拔，步步上升，由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升任第十八師師長（1921年3月14日）。第二師為北洋派的基本武力，王占元兼任師長，王失敗後，吳佩孚調孫為第二師師長，另派盧金山繼任第十八師師長（同年8月28日）。 [5]　湘軍「援鄂」戰報，主要得自魯滌平、夏斗寅、葉開鑫等人的口述。（此時作者兼任上海《新聞報》駐湘特約通訊員。） [6]　資料來源：由當時任湖北政務廳長的胡鄂公提供。 [7]　資料來源：由當時任湖北政務廳長的胡鄂公提供。 [8]　湖南代表鍾才宏、唐義彬看見吳佩孚調兵遣將，知道事情不妙，便先回長沙，只留蕭光禮一人在漢口等候與吳見面。吳對湘軍作戰時，指責蕭光禮捏造假情報，蒙蔽趙恆惕，以致引起湘鄂戰爭，把他拘禁起來。一直到1921年年底，吳準備對奉軍作戰時，為了討好湘軍，才把蕭釋放。（此項資料，由鍾才宏提供。） [9]　吳、趙會談的情況，由蔣百里提供。關於湘直戰爭和湘直和談的經過，均由作者親自採訪，但有若干文史資料，由直方有關人士撰述，頗多失實之處，這裡就不備述了。 [10]　陳樹藩在漢口設有「中原銀行」，還在該行撥款提供湘軍軍費。 [11]　吳佩孚復劉湘函：「湘為自治之濫觴，籌備期年，治績何若？以言裁兵，軍隊林立；以言理財，庫空如洗；環顧三湘七澤，百姓流離，遍覽衡岳洞庭，河山破碎。乃猶不知懺悔，反假援鄂自治之名，甘為戎首。……若雲聯省，更深駭異。今雖南北分裂，而商賈之貿易如故，人民之交往如故，熙熙攘攘，固猶是一國之民也。昔美利堅行聯省之制，乃由分而合，今我國倡聯省之說，乃由合而分。流弊所及，直不啻舉二十一行省裂為二十一國，瓜分豆剖，恐不在強鄰而在蕭牆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