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頭」召開天津會議

一　天津會議討論六項問題。北洋軍閥聯名譴責孫中山「破壞統一」。天津會議因軍餉問題引起爭吵。北京內閣局部改組。直奉軍閥的分贓協定 以前北京政府只有一個「太上政府」，段祺瑞失敗後卻換來了兩個「太上政府」，如果直系軍閥曹錕、奉系軍閥張作霖不點頭，北京政府對任何問題就休想放手進行。由於曹、張之間爭權奪利存在嚴重矛盾，在某些問題上一個點頭一個不點頭，也使北京政府不知何所適從。下面一些問題，都是北京政府面臨到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內閣總理靳雲鵬吩咐京漢、京奉兩路局開出專車，分赴保定、瀋陽兩地，迎接曹、張二人到北京舉行會議，以便統一步驟，決定施行。 第一是國會問題。皖系失敗後，段祺瑞所造成的安福國會（新國會）自動宣布停會。廣州雖有一個舊國會，它和北方唱的是對台戲，北京政府當然不肯把它恢復起來。因此，北京政府通令各省，根據舊選舉法進行國會的改選。這一措施，意在使新舊兩國會同時消滅，南北雙方各得其平，同時根據南方所堅持的舊約法進行國會的選舉，南方在法律問題上占得上風，護法旗幟不再適用，由此可以達到和平統一。其實，這一措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徐世昌的總統地位是由安福國會產生的，而安福國會則是由新選舉法產生的，現在舍新取舊，就是承認自己為非法總統。但是，這一措施並不能滿足南方的要求，南方所爭者為恢復舊國會，對北京政府的改選命令置之不理。同時，皖系軍閥、浙江督軍盧永祥首先反對改選國會，其他北方各省也大多不熱心進行這種選舉。因此，在國會問題上，北京政府既不能統一南方，又不能統一北方，而使北方長期陷於無國會的狀態中。北京政府希望曹、張兩人幫助解決北方各省改選國會的問題。 第二是內閣問題。靳內閣的財政總長周自齊、交通總長葉恭綽，都是舊交通系分子。該系首領梁士詒自己企圖組閣，於是發生了以葉恭綽為核心的倒閣運動。該系向來掌握本國的交通事業和銀行事業。這時北京政府假統一的戲法已經被戳穿，不能騙取外國借款，而在舊交通系的把持下，本國銀行團又拒絕予以支持，因此一九二一年年初，北京及全國各地湧現了一片「鬧窮」的浪潮。軍費積欠達八、九個月，各省軍閥催款的電報雪片似的飛來。由於軍費積欠過多，各省兵變也就一個緊接一個，僅就一、二兩月而論，張宗昌所屬暫編第一師在贛西兵變，造成了江西人民的巨大損失，後經江西督軍陳光遠派兵解散；宜昌、沙市的兵變，焚擄更為殘酷，擾及外國商店，引起了外交團的嚴厲干涉，並且發出了宜昌開闢租界和駐紮外國軍隊的種種叫囂；保定為直系的大本營，第二十三師為直系的精銳部隊，也因欠餉而引起兵變。各省軍閥因為催款無著，便在地方上截留國稅，大肆搜刮，如馮玉祥在信陽扣留京漢路款，李厚基在福建濫發省庫券，王占元在湖北擅辦地方公債等。在北京城內，參謀、陸軍、海軍等部部員組織了「索薪團」，將軍府將軍自請給資遣散，一時北京各部有「災官」之稱；隨後北京教職員也組織了「同盟罷工」，大專八校學生掀起了「讀書運動」「鬧窮」的浪潮幾乎把內閣衝倒。在這期間，由於舊交通系採取了「財政倒閣」的手段，使靳與他們的關係惡化到勢不兩立的境地。舊交通系與奉系軍閥早有勾搭，徐世昌暗中也支持他們，所以靳的「智多星」張志潭（內務總長）向靳建議，邀請曹、張兩人進京幫助改組內閣，以便驅逐舊交通系分子下台。 第三是「援庫」問題。二月四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獨立，褚其祥旅、高在田團突圍退出庫倫。北京政府希望張作霖派兵「援庫」，張藉口積欠軍餉不肯出兵。後來雖然撥發了一批軍餉，張仍按兵不動，這個問題也必須當面解決。 第四是直奉兩系權力地位的分配問題。李純死後，張作霖企圖伸張勢力於長江流域，竭力保薦兒女親家張勳為蘇、皖、贛巡閱使。長江本屬直系的勢力範圍，當然不肯相讓，而蘇、皖、贛三省人民也因張勳是臭名昭彰的復辟犯，誓死反對，張作霖便改薦張勳為察、熱、綏巡閱使，並保薦奉軍第二十八師師長汲金純繼任熱河都統，想把西北地區也併入「東北王國」之內。熱河都統、淮軍老將薑桂題與徐世昌的關係很深，徐替姜說情，並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任命張勳為熱河林墾督辦以敷衍張作霖，但是張勳不要做這個「古怪官」，跳起腳來罵北京政府跟他「開頑笑」。張作霖的另一步驟是排斥了鮑貴卿，調任孫烈臣為吉林督軍，升任吳俊升為黑龍江督軍。此外，直奉兩系爭持最烈的，還有特赦安福系政治犯的問題。張作霖竭力拉攏皖系和安福系的殘餘勢力，首先保釋了段芝貴，直系大為不滿。為了調和直奉感情與平均分配權力，靳內閣認為也有召開會議的必要。 第五是裁兵問題。靳吹噓在他的任內裁去了邊防軍、西北邊防軍、第十一、十五兩師以及張敬堯、吳光新、張宗昌等軍隊約達二十萬人，這是「閉著眼睛瞎吹牛」，這些軍隊都是戰敗被解散的。而另一方面，戰勝者新擴充的軍隊，大大超過了戰敗被裁的軍隊，因而全國軍隊的數量，較之戰前有增無減，靳就避而不談了。 靳擬定了一個裁兵計劃：各省按現有兵額一律裁減二成，全國兵額規定為三十九個師、十個旅。靳寫信給曹、張二人說，截至二月止，到期應還外債達一億五千萬元，而各省軍隊紛紛索餉，實在無力應付。信上提到「援庫」問題，靳認為：「苟有一旅節制之師，便可掃蕩，不能據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又表示，將以能否裁兵決定個人的去留。直奉軍閥對裁兵問題表示了有條件的贊成：曹錕表示，如果東三省可以辦到，直隸也可以辦到；張作霖提出裁兵必須先發欠餉，而這個條件正是北京政府所辦不到的。為了限制各省浮報兵額，參陸辦公處頒布了一條新軍律，凡剋扣軍餉者，不論數目多少，一律處以死刑；凡採辦軍火而從中漁利者，也一律處以死刑。在全國大小軍閥幾乎無人不吃缺吞餉、無人不在軍火交易中撈一把的情況下，這條軍律也是一紙具文。 第六是和平統一的問題。這一時期，直奉兩系都主張援助桂系反攻廣東，或者拉攏陳炯明以拆孫中山的台。同時，湖北督軍王占元取得了「壯威上將軍」和「兩湖巡閱使」的頭銜，繼李純之後成為長江三督的領袖，儼然也是一個大軍閥了。他的地盤接近西南，對趙恆惕、劉湘等極盡拉攏之能事，而這些宣布「自治」的南方軍閥，也正需要與北洋軍閥和平共處，便與王占元成立了川鄂聯防條約、湘鄂贛聯防條約，相約互不侵犯。王占元和西南各省的「善鄰」關係，成了他的一筆政治資本，經常捏造情報，吹噓他拉攏某人已經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北京政府正在企圖實現「統一」，以便向四國銀行團進行政治大借款，如果西南「自治」各省歸附北方，剩下來的只有廣東一省，統一問題就好辦得多。正是這個原因，靳雲鵬便邀請王占元也到北京來參加會議，討論和平統一問題。 儘管靳迫切要求召開這樣一個會議，但是曹、張兩人知道到北京逼不出軍餉來，並且害怕討論裁兵問題，因此，他們認為沒有召集這個會議的必要。後來由於靳再三邀請，才說動張作霖於四月十五日到天津。又由於張作霖的催促，曹錕也於十六日到天津。他們主張改在天津開會。十八日，靳趕到天津參加會議。王占元因河南發生戰事，京漢路中阻，沒有及時趕到。張作霖隨員中有袁金鎧、金梁、商衍瀛、談國桓一批覆辟派角色，此時他正在竭力推薦復辟首犯張勳為巡閱使，同時前清端王載漪也在北京出現，這些事聯繫起來，於是北京滿城風雨，傳說「胡帥」將繼「辮帥」[1]之後舉行復辟政變。張作霖通電予以否認。 張作霖會見曹錕的時候，十分親切地握著手問道：「三哥，你看親戚親呢還是部下親？」親戚是指他自己，部下是指曹的頭號大將吳佩孚。接著他就竭力挑撥曹、吳之間的關係，認為野心很大的吳佩孚是不會對曹忠誠到底的。他又指天誓日地說道：「我絕對擁護你，如有異言，他日必死於炮火之下。」 四月二十五日，王占元到了天津，會議就在這天開始。這次會議，當時被稱為巡閱使會議或者北方四巨頭會議。它和以前的督軍團會議有所不同，督軍團會議是軍閥和北京政府唱對台戲，而現在曹、張兩人實際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並不需要打破現狀，他們的目的只求取得協議，以便進行政治分贓。王占元雖也被邀參加，只是忝參末議，無足輕重，因為他的實力遠在曹、張兩人之下。 這次會議只算得一個碰頭會。會議地點在曹家花園。發言最多的是張作霖。他提出了幫助桂系「討伐」孫中山的建議，他說紹軒（張勳）的舊部新安武軍有二萬人在江蘇、安徽兩省，可用以「討伐」南方，因此任命紹軒為蘇、皖、贛巡閱使，叫他負起這個責任，是適宜的。曹錕不便正面反對，便提出先解決「援庫問題」，派張勳為「援庫總司令」的另一建議，張作霖也不同意。其實，這兩人對於「討伐」南方和派兵「援庫」都不熱心，其真正目的，一個要伸張勢力於長江流域，一個要保持自己的勢力範圍。 正式會談只有二十七、二十八兩天。二十七日，他們決定聯名發出譴責孫中山的電報，列名者為曹錕、張作霖、王占元、陸榮廷、譚浩明、陳光遠、盧永祥、齊燮元、田中玉、趙倜、張文生、李厚基、閻錫山、孫烈臣、吳俊升、蔡成勛、楊增新、陳樹藩、薑桂題、張景惠、馬福祥、吳佩孚、何豐林，各省省長也被拉入。這個電報痛斥廣東選舉總統，破壞統一，但未提及「討伐」的話。電報發出後，皖系軍閥盧永祥、李厚基、何豐林都因事前並未徵求同意，代為列名而大為不滿。 二十八日討論財政問題，列席會議的直隸省長曹銳（曹錕的兄弟）埋怨內閣在分配軍費上頗欠公平：直軍欠餉平均達半年以上，而奉軍欠餉不過兩月；在最近的一個時期內，奉軍藉口「援庫」，先後領到軍費二百萬元和開拔費一百萬元，而直軍僅領到五十萬元。這些話剛說完，靳雲鵬就不以為然地說：「四哥，你不懂得當家人的苦處，到處扣留國稅，卻張口向中央要餉。你來噹噹家何如。」曹銳聽了這句話，不禁心頭火起，嘩喇一聲，拿起茶杯來向靳的頭上拋去，口中喃喃地罵道：「你不配當家就得滾蛋！」這樣一來，靳當然受不了，便也跳起腳來大聲叫喊：「誰再當總理誰就是王八蛋！」張作霖看見這個勢頭，連連踩腳說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預備專車，讓我回去！」 在這齣「探親相罵」的活劇中，能夠做和事老的只有王占元一人。他左面一拱，右面一揖，勸大家平心靜氣討論問題，不要傷了和氣。可是靳的火氣一時不能平復下來，他打長途電話叫內閣替他預備辭呈，把內務總長張志潭、農商總長王乃斌叫到天津來辦移交，並將眷屬接回天津。 這個消息當天傳出來，全國為之譁然。於是曹、張兩人又打電報到北京，請求查禁這種挑撥是非的「謠言」，而徐世昌也就照辦了。二十九日，張作霖、王占元擺下了和事酒，曹錕、靳雲鵬都到了，曹銳仍然負氣不肯來。當天曹、張、王三人發出了一個擁護內閣的聯名電報，靳的面子賴以挽回，也就不再提辭職的話了。 接下去的幾天，這幾位「大人物」每天叉麻將、叫堂差，乾的都是些飲酒取樂、征歌選色的事情。他們經常向北京政府哭窮鬧餉，可是賭起來手筆卻很大，輸贏動輒數十萬元。靳是固定不移的輸家，這倒不是他的手氣場場不好，而是他逢迎「太上政府」的一種變相賄賂，好在這筆錢不要自己掏腰包，可以在總理交際費項下報銷。他還叫財政部撥出三十萬元以供大帥隨員們吃喝嫖賭之用。 他們偶然抽出時間來討論軍國大事。關於國會問題，曹、張、王三人聯名催促北方各省提前辦理國會議員的選舉，並疏通盧永祥不要再表示反對。關於「援庫」問題，奉軍擔任前方，直軍擔任策應。關於裁兵問題，暫時擱下不談。關於和平統一問題，由王占元負主要責任，曹錕從旁協助。在「援庫」問題上，曹、張兩人都不大做聲，王占元卻自告奮勇地願意由湖北出兵兩師，他的真意是想把異己勢力第七、第八兩師從湖北調走。他又吹噓自己消滅了吳光新、張敬堯的軍隊和鄂西民軍不下六七萬人，引為湖北裁兵的成績。這是一筆賬寫在兩個人的名下，因為消滅這些軍隊，靳也引為己功。 徐世昌一再邀請曹、張、王三人到北京見面一談。五月五日，這四個「巨頭」分乘專車到北京，徐在居仁堂備有盛宴歡迎，宴後到春耦齋共賞牡丹。 關於內閣問題，根據天津會議於十四日改組，新閣員為：外交顏惠慶、內務齊耀珊、財政李士偉、陸軍蔡成勛、海軍李鼎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農商王乃斌、交通張志潭。齊耀珊、王乃斌都是接近奉系的官僚。蔡成勛是曹錕的把兄弟。舊交通系分子周自齊、葉恭綽都被排斥出閣。內閣改組是靳雲鵬戰勝了梁士詒，張志潭戰勝了葉恭綽，靳召集天津會議的主要收穫就在於此。 李士偉是個不知名的角色，他之所以被提為財政總長，是有國際背景的。原來以前日本寺內內閣所經手的對華借款，抵押品都不可靠，現在日本已經不能單獨控制中國，因此日本政府派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次郎到北京來整理中國債務。小野明知北京政府無力償付到期外債，便提出「用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建議將本年度到期應還的日本借款連本帶利展期一年償還，利息增為按月一分，用新約換舊約，並指定以鹽稅、菸酒稅、關稅為抵押品。小野表示，這個問題如果取得協議，日本對北京政府還可以繼續提供借款，日本停止付出的參戰借款，早已提存於中華匯業銀行，日方準備將此款付出，並湊足二三千萬元作為對華的新借款。這個辦法，由無保障的借款變為有擔保的借款，對日本是有利的，中國方面奔走其事者，仍然是那些老牌賣國賊、新交通系分子曹汝霖、陸宗輿等。他們不便出面，便找到與奉系軍閥有關的另一新交通系分子張弧為替身，捧他擔任財政總長，以便執行這個辦法。不料消息傳出來，全國各方面和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一致反對，在舊交通系控制下的本國銀行團也一致反對，因此張弧也不敢出面了。李士偉是張弧找出來的第二手替身。他是中日實業公司的理事長，這家公司是日本財閥澀澤、三井、大倉合夥開設的。這樣一個色彩鮮明的親日買辦官僚，當然也難逃各方面的攻擊，因此他也不敢到任，而由財政部次長潘復長期代理部務。這些情況說明，皖系親日政權被推翻後的北京政府，仍然採取了「奶子長就是娘」的態度，並不是不可能再投入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的，而日本「用新債還舊債」，想把中國拖入債務國的無底深淵的這個辦法，不久就成為西方國家的藍本，紛紛仿照施行。但是，由於北京政府已經成為一個千瘡百孔的「破落戶」，各帝國主義又因利害不一致而彼此互相牽制，這些計劃都未能實現。 關於直奉兩系政治分贓的問題，直系提出了以第二十三師師長王承斌為河南督軍，第二十師師長閻相文為陝西督軍，奉系提出了把西北地盤併入東北，以奉軍司令許蘭洲為陝西督軍。王占元與陳樹藩具有陝鄂聯防關係，反對更換陝西督軍，但在兩大軍閥的壓力下，他又不敢堅持下去。後來，曹、張二人成立妥協，調任陳樹藩為祥威將軍，以閻相文繼任陝西督軍（五月二十五日發表），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區均歸節制（五月三十日）。王占元在這次分贓中僅得到勛一位的虛榮[2]。但是，駐紮湖北的第七師和第二十師都被閻相文帶走了，對他也有好處。 五月下旬，曹、張、王三人先後離開北京。王占元雖系直系的一員，卻因利害關係日益與奉系接近。同時河南督軍趙倜也因利害關係而日益傾向奉系。直奉兩系雖在分贓問題上獲得暫時的妥協，但是張作霖仍然到處找同盟軍，竭力分化直系內部，這說明兩系爭權奪利的矛盾是終於不可克服的。 二　直系對河南問題的一發一收 直皖戰前，河南督軍趙倜是反皖八省同盟的成員之一。皖系戰敗後，北方成為直奉兩系的天下，趙倜卻一無所得，而河南又被劃入直系的勢力範圍，吳佩孚駐兵洛陽，馮玉祥駐兵信陽，蕭耀南駐兵鄭州。吳佩孚掛著直魯豫巡閱副使的頭銜，儼然是趙倜的頂頭上司。趙倜的兄弟「三麻子」和河南省長張鳳歧的兄弟「五閻王」，都是河南著名的豪門惡霸，河南公民紛紛到洛陽控訴，趙、張兩人都為之惴惴不安。為了拉交情，吳、趙兩人結拜為把兄弟，吳夫人拜趙母為義母，吳、趙兩夫人又結拜為姊妹行。但是，儘管攀親結好，卻不能消弭雙方的權力衝突。 河南第一師師長成慎被趙倜撤職，所部縮編為河南第一旅。成的私黨第一團團長孫會友也有被撤職的消息，他首先發動，四月十四日迎接成慎到彰德，推為豫北軍總司令，通電宣布趙倜兄弟的罪狀。趙倜本來不得人心，豫北問題發生後，旅京河南同鄉紛紛請求北京政府罷免趙倜。同時，馮玉祥旅與趙倜所屬宏威軍，在駐馬店發生衝突，趙倜指斥馮勾結成慎，扣留稅款，向駐馬店進攻，劫奪宏威軍的槍支；馮也指斥趙首先派兵進攻確山防地，不得不予以還擊。其實，直系正在計劃奪取河南地盤，這是南北兩路夾攻趙倜的軍事行動。但因趙倜聯絡奉系成功，張作霖、王占元都反對更動他，而張作霖已經承認把陝西地盤讓給直系，直系也未便堅持要占領河南。在這一情況下，吳佩孚又親自率領第二十五師一部，於四月十八日進攻彰德，趕走了成慎，豫北軍在直軍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兩師及宏威軍的包圍下，全部被繳械，孫會友逃往安陽、湯陰、武安、林縣一帶，後來被宏威軍團長樊鍾秀部擒獲斬首。為了掩蓋裂痕，趙倜親往洛陽向吳致謝，並派人到信陽向馮道歉。 三　盧永祥建議召開各省聯席會議的反應 直奉兩系進行政治分贓，首先更動了屬於皖系的陝西督軍陳樹藩，使另一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大受刺激。六月四日，他突然發表豪電，主張各省制定省憲，實現地方自治，並由各省區軍民長官選派代表、擇定適當地點舉行聯席會議，俟取得一致意見後，提交國民公決。浙江是在北洋派的統治區內，盧永祥與國民黨已有聯合，這個電報又與南方的「聯治派」共鳴，對北洋軍閥的統治權起著很大的危害作用。 盧永祥又於五日致電徐世昌，說明他的主張是南北統一的有效方法，如果認為不當，請即予以罷斥。 盧永祥建議召開各省會議，通過各省自治，組織聯省自治政府，這正是西南「聯治派」在南北兩政府以外另組第三政府的一貫主張。這個主張與孫中山的意見並不符合。由此可見，皖系軍閥與國民黨的結合，並非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標，而在國民黨以外，皖系也願意與一切反對北京政府的力量結合起來。因此，盧的豪電大受「聯治派」的欣賞，得到趙恆惕（九日）、盧燾（十二日）、陳炯明（十四日）、劉湘（二十日）、顧品珍（二十九日）的響應。此外，被北京政府罷免的陳樹藩，除有號電（二十日）響應外，並授意陝西省議會組織「省憲會議」，成立「籌制省憲自治處」，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幟對抗北京政府。接著，廣西省議會在粵軍入境後通電響應自治，湖北省議會議長屈佩蘭發出禡電（二十二日），山東省議會發出感電（二十七日），都是主張各省先行制訂省憲的。江西省議會也召開了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並通過了制定省憲案。 自治運動興起後，不但西南各省軍閥結成了以聯省自治為目標的第三政府路線，而且北方也有不少省區的人民團體熱烈地響應「自治」，現在又經盧永祥出面促進，所以自治運動由南而北，自西至東，侵入到北京政府的統治區，形成了難於阻擋的一種政治趨勢。盧永祥除發表豪電外，還電請首先制定省憲的湖南主持召開各省聯席會議。這個會議一旦醞釀成熟，北京政府就有被推翻的可能。當然，北京政府沒有力量派兵進攻浙江，只能派人前往疏通，勸他不要堅持這個主張。 盧永祥的豪電發表後，北方便有徐樹錚秘密到杭州以及安福國會遷往杭州開會的謠言，又有浙軍準備進攻江蘇的謠言，因此江蘇督軍齊燮元派兵增防蘇州、崑山，盧永祥也派兵增防楓涇、松江，江、浙兩省的戰爭危機又趨嚴重。此外還有「山東五子」[3]在直奉兩系以外組織魯系的一種風傳。 但是，盧永祥並不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物。他發表豪電是因為北京政府撤換了陳樹藩，對皖系軍閥採取了「蠶食」的政策，因此通電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於撤換他，他就「逼上梁山」倒向西南一邊。由於豪電引起了嚴重反感，六月十六日他在陸軍同袍社發表演說，否認浙江獨立，但又召集各界人士舉行會議，決定延聘「名流」組織省憲起草委員會，制定浙江省憲法。這是向北京政府「半獨立」的一種姿態。 關於召集各省聯席會議的問題，湖南軍閥趙恆惕也不敢首當其衝，他向川、滇、黔三省提出建議，先召開四省聯席會議，發表聯合宣言，然後逐步擴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三省軍閥都同意了這個建議，陳炯明也在幕後積極支持。但是，不久湖南發動了「援鄂自治」的戰爭，關於召開聯省會議和組織第三政府的問題，都將取決於這一戰爭的勝敗，各方面對此就都擱置不提了。 四　直系趕走陝西督軍陳樹藩。新任陝督閻相文自殺。馮玉祥繼任陝西督軍 陳樹藩被撤職後，曾指使陝西團長以上軍官聯名請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又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準備加入「聯治派」，宣布陝西「自治」。但是陝西局勢對陳非常不利，北有以于右任為首的靖國軍，南有郭堅等的陝西民軍，西安陷於兩面夾攻之中。同時，直系調遣第十一師馮玉祥部取道潼關，第七師吳新田部取道紫金關，配合第二十師閻相文部迅速開進陝西。直系與靖國軍成立了合作驅陳的協定。在此形勢下，陳一面要求北京政府發清欠餉，並將所部改編為四師、三混成旅作為下台的條件，一面準備進行抵抗，如果抵抗失敗，擬逃往漢中與劉存厚的川軍聯合，保守陝南一隅之地。 七月初，第七師由紫金關進占武關、龍駒寨，第十一師由潼關直趨渭南，陝北鎮守使井岳秀、西路游擊司令郭金榜都背叛了陳樹藩，所以七月七日第二十師推進到離西安二十里的灞上後，陳便率部退出西安，經過咸陽、興平、郿縣、新口子退往漢中。陳出走的時候，攜帶箱簍三千餘件，連督軍署的玻璃地板也被撬開帶走。陳自稱做了幾年督軍，依然是個窮光蛋，但他搜颳得來的私產，據說也有五百萬元之多。 閻相文接任督軍後，民軍首領郭堅由鳳翔到西安接洽受編。八月十三日，馮玉祥、吳新田在西關講武堂設宴歡迎，一聲號令，伏兵齊出，把郭的血淋淋的人頭懸掛在鐘樓上示眾。接下去，八月二十四日，這位新任督軍忽然吞服鴉片自殺，據說在他的衣袋內找出遺書一通，上面寫著：「我本願救國救民，恐不能統一陝省，無顏對三秦父老。」這是繼李純之後督軍自殺的第二件疑案。二十五日，北京政府任命馮玉祥繼任陝西督軍。馮在二十天之內由旅長升任督軍（馮的師長一職到八月五日才正式發表），軍人升遷得這樣快，是前所少見的。 九月二十一日，馮玉祥與于右任達成改編陝西靖國軍的協定。當天，陝西靖國軍總指揮胡景翼在三原召開「國民大會」，通過取消靖國軍。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府任命胡為暫編陝西第一師師長。從此陝軍成為直系軍閥的附庸軍。 陳逃往漢中與劉存厚取得聯繫後，曾先後改稱「陝西護法軍總司令」（孫中山所委）和「西北自治後援軍總司令」。十一月十六日又被迫退出漢中，由茅壩口逃往陝、鄂、川三省邊境平利、城口、鎮坪一帶，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 * * * [1]　張勳蓄有大辮子，張作霖出身「紅鬍子」，所以他們有「辮帥」「胡帥」之稱。 [2]　5月10日，徐世昌在懷仁堂舉行授勳儀式，授給張作霖、王占元勛一位，張學良（張作霖的兒子）勛五位。 [3]　盧永祥字子嘉，王占元字子春，吳佩孚字子玉，張懷芝字子志，周自齊字子廙。他們都是山東軍人（周以軍人而兼政客），因此有「山東五子」之稱。其實，這五個人屬於不同的軍事政治集團，所謂組織魯系並無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