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五十六章　華盛頓會議在中國的反映

一　美國建議召開會議討論限制軍備與遠東問題。中國某些人士對美幻想的復活。華盛頓會議召開前「共管中國」的陰影 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從巴黎回國後，美國國會否決批准巴黎和約，拒絕加入國際聯盟，因此美國在國際上陷於孤立。日本是美國在遠東方面的主要敵人，日本在英、日第三次同盟快要滿期的時候，竭力運動繼續這個盟約，美國必須打破英、日同盟，才可以避免英、日兩國聯合的威脅。在軍事上，由於日、美兩國積極準備戰爭，引起了英、美、日三國的海軍競賽，大大增加了三國的財政負擔。在經濟上，美國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欠歐洲國家三十六億美元的債務國變為戰後歐洲國家欠它一百六十八億二千萬美元的債權國，成為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但是由於歐洲市場萎縮，美國生產過剩，不能不向遠東擴張勢力，奪取市場，以和緩本國的經濟危機。在中國問題上，親日的皖系軍閥已被親美的直系軍閥打敗，日本獨占中國的野心受到限制。根據這些情況，一九二一年四月，美國上議院議員波拉建議召開英、美、日三國會議，討論停止海軍競賽問題，這個建議五月獲得通過後，美國新任總統哈定便於七月向中、英、日、法、意各國非正式交換意見，打算召開太平洋會議，討論限制軍備問題、太平洋問題和遠東問題。 此時，日、美兩國的關係頗為緊張，日本皇太子裕仁[1]到倫敦運動日、英繼續同盟，英國政府為了要保全在中國和印度的利益，準備予以接受。但是，英國各殖民地政府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與日本形成對立，反對繼續這個同盟。當英國政府搖擺不定的時候，美國必須及時地採取措施來破壞這個同盟。 七月十日，美國發出了致英、日、法、意四國的照會，建議在華盛頓召開有關各國限制軍備的會議。由於太平洋問題、遠東問題與限制軍備有關，美國建議邀請中國參加，各國政府都同意了。日本提出有條件的參加，在七月二十六日答覆美國的照會中，希望事前能夠了解會議所討論的太平洋問題、遠東問題的性質與範圍，日本駐美大使幣原向美國政府接洽，希望會議避免討論「既成事實」。實際上中國問題是這個會議的主題，這是美國在中國問題上與日本進行鬥爭的另一幕，美國企圖通過會議，在國際均勢的幌子下控制中國，粉碎日本的獨占。 八月十三日，美國對以上五國發出了正式邀請書。十六日，北京政府正式接受了美國的邀請。十八日，北京外交部成立了以外交總長顏惠慶為首的「太平洋會議籌備處」。這樣一來，不少中國人士又一次復活了對美國的幻想，以為兩年前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並非由於美國坐視不救，而是由於日本與英、法、俄、意等國訂有處分中國的密約，威爾遜總統陷於孤立，愛莫能助。這次會議既然由美國主動發起，開會地點又在美國，中國就一定能夠取得美國的幫助，解除一切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挽救過去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以前各帝國主義處理中國問題，並不邀請中國參加，而這次中國居然有資格參加大國會議，這是親美派樂觀論者的另一個論點。 中國親美派紛紛組織了「太平洋問題後援同志會」「華盛頓會議中國後援會」「國民外交協會」「國際研究社」「國際聯盟同志會」「太平洋會議討論會」「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作為促進國民外交的機構。九月二十日，這些團體又在北京舉行聯席會議，成立了一個統一機構，名為「國民外交聯合會」。十一月十一日，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國民外交聯合會」。 北京政府決定派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王寵惠為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全權代表。當時碰到了兩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是南北兩政府的「雙包案」，廣州政府宣布北京政府乃是中國的非法政府，如果會議不邀請南方政府的代表參加，則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一概認為無效。孫中山還在這個時期宣布徐世昌、吳佩孚的罪狀，揚言北伐，表示北京政府並非中國的統一政府。北京政府為了對外粉飾統一，加派廣州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廣州外交總長伍廷芳的兒子）為全權代表之一，伍卻拒不接受。正在這個時期，中國各地接連發生了兵變和川湘鄂戰爭、中交兩行擠兌這些丟人的事情，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表現是一個四分五裂、內戰不停、財政破產的國家。由於美國支持北京政府，這個問題才未發展下去。第二個難題是北京政府財政破產，參加會議的代表團工作人員一百三十二人，原定經費二百萬，八月十四日減為一百五十萬，責成財、交兩部代籌，但均未能籌足。北京政府只得電請各省攤派這筆費用，小省至少攤派一萬五千元，到九月二十九日，這批人員才能動身。 由於不信任北京政府，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商教聯席會議和上海九團體委託余日章、蔣夢麟為出席華盛頓會議國民代表，於十月十五日啟程出國。 華盛頓會議前，國際形勢對中國是十分不利的。日本代表團收買美國劇團表演中國人蓄辮子、纏小腳、抽鴉片煙的種種形態，邀請各國代表團前往觀劇，惡毒地侮辱中國人民，引起了在美華僑的極大忿怒，一面對這個劇團提起訴訟，一面督促施肇基向美國政府進行交涉。而美國政府藉口營業自由，公然置之不理。美國人所辦的中美通訊社（在北京）發布了一道新聞，據稱：「美國國務卿休士因為北京政府到期不還芝加哥大陸銀行的菸酒借款，特致電美國駐華公使，認為中國信用破產，美國政府將因此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看了這個消息，大為狼狽。隨後美國公使館聲明「休士並無涉及中國政府政治影響的言論」，才安定下來。同時美國報紙無中生有地報道「北京政變」，對中國極盡誣衊醜詆之能事。參加會議的各國當權人物對中國的態度也是極不友好的。日本代表團散布空氣說，中國領土只能包括長城以南的十八省，西藏也應除外。日本想以西藏許給英國，以交換英國對日本侵占滿蒙的支持，這是不足為奇的。而英國海相李爵主公然隨聲附和，認為滿洲本非中國領土，人口過剩的日本應有經營滿洲的權力。這個謬論引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而北京政府除命令顧維鈞聲明「滿洲自唐虞以來即為中國領土」外，並未提出抗議。法國代表白里安（外長）冷言冷語地盤問施肇基：「貴國代表團能否代表全國？」施回答說：「能夠代表各國承認的合法政府。」英國代表貝爾福（前任外相，代理英國代表團團長）更不禮貌地盤問顧維鈞：「中國為什麼糟到如此地步？今後能否自己整理財政，自己統一起來？」 華盛頓會議前，除親美派對美國存在幻想外，全國籠罩著「國際共管」的濃厚氣氛，似乎除此以外中國不會有更好的命運。 二　中國代表施肇基提出十原則。山東問題在英美調停下成立協定。九國公約成立 華盛頓會議於十一月十二日歐洲休戰紀念日開幕。因為荷、比、葡三國都與太平洋問題有關，美國補發了邀請書，所以實際參加會議的共有九國。會議討論限制軍備問題僅有英、美、法、意、日五國參加，討論太平洋問題、遠東問題則由九國全體參加。會議共開七次，一律公開進行。哈定總統致了開幕詞，即由大會公推美國國務卿休士為主席。十六日，施肇基向大會提出了十大原則，主要為各國應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中國贊成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施之於中國全部，各國允許除先期通知中國予以參加之機會外，不得締結直接影響中國或太平洋及遠東地區一般和平之條約或協定，各國在華特權條約均應宣布，提交大會審查，以便確定其範圍與效力，並應使之不相牴觸，及與本會議宣布之原則相適合，其未經宣布者概作無效等等。以上這些原則性的條款，充分暴露出中國代表的軟弱性，絲毫不敢觸及各帝國主義者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首先自己就承認了這些條約，僅須交付審查，而審查者就是這些靠著剝削弱小民族、宰割落後國家過日子的殖民主義者。不平等條約的存在以及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的實施，就是意味著中國領土主權受到破壞，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受到威脅。這個提案竟像是美國提出來，用以反對日本獨占中國，而為美國對華擴張政策開闢道路似的。但是美國還認為提案中有些字眼刺痛了他們，因此美國代表路特歸納之為四大原則：（一）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二）給中國以充分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強有力之政府；（三）切實維持機會均等原則；（四）不得利用中國現狀謀求特別權利，因而影響友邦人民之權利。路特提案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大會通過。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中國代表先後向大會提出關稅自主、山東問題、廢止「二十一條」、撤銷領事裁判權、交還租借地、取消各國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警、撤除客郵、撤廢無線電台、尊重中國戰時中立等條，其中山東問題是中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關鍵性問題。早在華盛頓會議前，駐華日本公使小幡於九月七日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山東善後處置案」八條，主要為日本交還膠州灣、中國應將膠州灣租借地全部闢為商埠、山東鐵路及其附屬礦山須由中日合辦，但山東鐵路延長線（指高徐、順濟等路）之權利及煙濰鐵路之優先權，日本允讓予四國新銀行團經營等等。這是因為，當時國際形勢對西方國家有利，日本不可能對中國進行武裝侵略，打算以交還膠州灣作為肯定日本在山東的經濟特權的交換條件。日本希望在華盛頓會議前，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解決山東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提交國際處理，對日本的國際威信和實際利益都有嚴重影響。但是北京政府在全國人民的監督下，不敢與日本進行直接交涉，在十月五日致日本公使的回文中，表示了拒絕直接交涉的態度。十月十九日，日本公使提出第二次節略，十一月三日北京政府又予以拒絕。同一時期，英、美兩國政府卻又命令駐華公使三番五次地勸告北京政府勿將山東問題提交大會，以免引起大會的嚴重困難。但是北京政府不可能不向大會提出，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代表決定提出後，二十五日美國首席代表休士、英國首席代表貝爾福，先訪日本首席代表加藤，後訪中國首席代表施肇基，建議山東問題由中、日兩國代表進行會外談判，英、美兩國居間調停。施向北京請示，十二月一日北京政府決定予以接受。 這個問題，北京外交總長顏惠慶和人民群眾的解釋有所不同。根據顏的解釋：「如果日本小幡公使在北京和我進行談判，這就是直接交涉。如果交涉地點在華盛頓，又有英、美兩國代表參加調停，這就不是直接交涉，而與提交大會並無多大區別。」中國人民認為，地點不論在華盛頓或在北京，交涉不論在會內或在會外，談判雙方一方為中國，一方為日本，這就是直接交涉。因此，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學生舉行了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的遊行示威，全國各地出現了反對變相直接交涉的新浪潮，中國代表王寵惠、代表團秘書長刁作謙並曾因此向北京政府辭職。美國華僑也像兩年前法國華僑一樣，對中國代表團的行動密切予以監視。顧維鈞為了轉移目標，在《華盛頓郵報》上刊登廣告，解釋並非直接交涉，而日本代表團卻有廣告說明是直接交涉。這兩個廣告在同一張報紙上緊密地排在一起。 十二月十一日，北京外交部公布山東問題過程如下：「此次太平洋會議（華盛頓會議的另一名稱），實以英、美為中堅。美外長休士、英代表貝爾福均謂中、日代表將來協定條件，仍交大會公認。……政府訓令代表向會聲明：（一）解決魯案，非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二）專就事實討論，與任何條約協定毫無牽涉。十一月三十日我代表向大會提出魯案。主席宣告，魯案久懸，實為中、日兩國之困難問題。今以最誠摯之意，約同英國分向中、日兩國力任調停。旋商定會議方法，除中、日兩國全權代表外，美派代表東方股長馬克謨及外交部參事培爾、英派朱爾典（前駐華公使）及東方股長藍浦生共同列席，並謂無論結果如何，均須報明大會。……十二月一日英、美、中、日四國代表開第一次會議，大會主席休士先致竭誠調停之詞，英代表貝爾福贊同其說，我國代表及日本代表均致答詞。我代表並言，此案昨已在大會提及。總之，山東問題為中國存亡關鍵，中國國民均望有公平圓滿結果。次復將訓令先決諸端再行聲明，日代表無異議。此魯案提出大會，由大會委託英、美出任調停之經過情形也。總之，膠濟問題久懸未決，此次英、美出任調停，以提出大會為發端之始，以大會公認為解決之終，每次會議均有英、美代表參與，即議而不協，仍以大會討論為後盾，實與我國向來希望，尚無牴觸。」 關於山東問題，中、日兩國代表共計舉行了會外談判三十六次。日本代表堅持中國政府應向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而借款附有聘用日本技師及會計長的嚴苛條件，實際上等於不收回；中國代表則主張備款贖回自辦，談判因而停頓。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通過英、美兩國調停，談判復開，次日又告停頓。一月十一日繼續談判，二十日美國提出調停方案：「中國政府發行債券三千萬，十五年贖回該路，但在五年後中國如有現款，可以提前贖回。在未贖回時間內，仿照津浦等路的成規，用中國人為局長，用日本人為工程師、會計師。」休士恫嚇中國代表稱：「這是哈定總統親自考慮提出來的意見，中國如不接受，應由自己負責。」中、日兩國代表均稱，須向本國政府請示決定。同時駐華英、美兩國公使竭力催促北京外交部接受此項方案。二十七日，中、日雙方均表示願意接受。二月一日，休士在大會報告山東問題業已解決。四日，中國代表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日本代表加藤、幣原、埴原在雙方協定上籤了字。 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所提的各項要求，美國代表為了維護美國本身利益和帝國主義的共同利益，就往往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或者拖延時日的手段。關於關稅自主問題，大會議決有關各國立即派員在上海召開修正稅則會議，按照新稅則切實執行值百抽5，滿四年後得修正一次，此後每七年修正一次；另外組織特別會議，會商廢除中國厘金制度，厘金廢除前准許中國徵收進口貨一律百分之2.5，奢侈品百分之5的附加稅，廢除後可以按照中國與有關各國所訂條約提高附加稅至百分之12.5。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大會議決有關各國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中國司法及領事裁判權的實施情況，報告各國政府，並提出改良中國司法制度及逐步放棄領事裁判權的意見，各國政府對於此項意見可以自由取捨。關於客郵問題，各國在中國境內所設郵局，除在租借地內或為約章特別規定者外，在中國保證現行郵政制度與外國郵務總辦地位的條件下，均應於一九二三年元旦前撤銷。關於各國在華特權條約問題（包括中國與他國、他國與他國之間以及中國政府與他國人民之間所定的密約），大會議決一律公開宣布，開單通告大會秘書處存案，以後新定條約亦應隨時通告參加本會議各國。關於廢止「二十一條」問題，由於日本堅決拒絕討論，並未作出決議，僅將中、日兩國代表的發言列入大會記錄。 二月六日，大會通過並公布了參加會議九國關於遠東問題的公約八條。這個條約肯定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和中國在戰爭時期的中立地位。 華盛頓會議於公布《九國公約》的一天閉幕。這次會議，在軍備問題上決定了英、美、日三國海軍噸位五、五、三的比例，在中國問題上「國際共管」的局面代替了一國獨占的局面，在國際事務上英、日同盟的局面轉變為英、美合作的局面，這些都是對美帝國主義有利的。對中國來說，美國對於中國所要求的關稅自主、撤銷領事裁判權、交還租借地、撤退外國軍警等問題都不熱心支持，相反，有些問題根本沒有觸及，有些問題（如關稅問題）似乎給了中國一些小仁小惠，但在實質上卻使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制度和它們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取得進一步的保障。這次會議，日本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向美國低頭，但是日、美之間的矛盾是無法解決的，日本不甘於失敗，所以事隔十多年，終於爆發了震動世界的瀋陽事變、盧溝橋事變和珍珠港事件。 三　北京又發生府院爭權暗潮。美國菸酒借款問題引起的一幕醜劇。張作霖推薦梁士詒組閣 華盛頓會議前後，北京內閣改組和直奉兩系軍閥的備戰危機，都是帝國主義矛盾在中國的反映。 前面說過，北京政府「假統一」的戲法被戳穿，四國銀行團借款沒有到手。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一九二一年冬天北京「鬧窮」的風潮更為擴大。十一月十四日，教育部部員舉行「同盟罷工」，其他各部部員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務幾至無法進行。參謀部自動請求解散。陸軍總長蔡成勛、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董康、教育次長代理部務馬鄰翼都因部員索薪而求下台。各省軍閥一面截留稅款，招兵買馬，一面卻用十萬火急、百萬火急的電報向北京催餉，口氣十分兇惡。更嚴重的是，日本人在華盛頓會議時期散布五國共管中國財政的謠言，藉以破壞中國國內銀行的信用，因此自十一月十六日起，北京、天津、漢口等處中、交兩行發生了擠兌風潮；十八日外交團議決撥出關稅餘款六百萬元為兩行兌現的準備金，不料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聯藉口關余為公債的擔保品，拒不撥付。這些情況，說明北京政府已因財政危機而有難於維持之勢。 外債借不到手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各國債權人紛紛前來索取到期債款，逼得北京財政部走投無路。這些洋債權人明明知道財政部擠不出油水來，首先日本想出了一個「借新債還舊債」的辦法，隨後各國紛紛仿效。這個辦法是將到期舊債連本帶利結算清楚，由債權人補上一筆為數甚微的新債，成立一個新的借款合同。這個辦法對於債權人的好處，在於取得更多的擔保品和利上生利的利益。對北京政府說來，不但可以避免逼債，而且可以飲鴆止渴，取得一筆小小的進賬，也就樂於接受。 華盛頓會議開幕的前幾天，美國菸酒借款已經到期（十一月一日）。美國報紙對於北京政府無力償還這筆借款大肆攻擊，並且危言聳聽地大登「北京政變」和中國打內仗的消息，把中國說成是一個既窮又亂毫無信用的國家，因此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十分惡劣。經手菸酒借款的美國銀行團代表阿卜脫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借新還舊」的辦法，建議成立一千六百萬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償還菸酒借款一千一百萬美元及其利息六十六萬美元，並須扣去贖回美國人所持有的湖廣鐵路債券一百三十萬及其利息一百〇八萬。借款九一折實收，扣去兩筆舊欠，北京政府只有五十二萬元可以到手。新借款指定以菸酒稅為擔保品，設立一個以美國人為稽核員的菸酒稅稽核所主持其事。這個辦法受到全國的強烈反對，北京政府不敢接受。其實，中國對德宣戰時期，曾經宣布德國人所持有的湖廣鐵路債券一概作廢，美國摩根財團卻用低價從德國人手中收進此項廢票，現在又向北京政府要求贖回。以前摩根財團代表拉門德到北京接洽組織四國銀行團的時候，曾經不止一次地恐嚇北京政府，如不贖回這種債券，四國銀行團就不借款給中國。這是美國大財閥「死要錢」的流氓作風和無賴手段。 此時，北京總統徐世昌和內閣總理靳雲鵬，在一片鬧窮的風潮中，各派私黨把持稅務機關，公開演出「要錢不要臉」的醜劇，並發展成為府院對立的政潮。鹽務署長潘復是靳的私黨，菸酒署督辦張壽齡是徐的私黨。阿卜脫提出「借新還舊」的辦法後，如果一千六百萬美元的新借款能夠成立，北京政府雖然所得甚微，經辦機關菸酒署卻可以取得一百多萬美元的回扣，這筆佣金當然屬徐所有。因此，潘復想出了一個「移花接木」的主意，向阿卜脫提供意見，指出菸酒稅經常被各省軍閥扣留，不是可靠的擔保品，必須加入鹽稅餘款為副擔保品，才能保障借款安全。這個意見大受阿卜脫的讚賞。實際上，按照這個意見進行，鹽務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八十萬元，潘的目的就是要從徐的手中奪回一半的佣金。由於爭奪佣金，府院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徐世昌準備施展陰謀手腕逐靳下台。 關於菸酒借款問題，由於徐、靳之間互相牽制和全國各方面的一致反對，未能實現。不久阿卜脫動身回國，把這項交涉移交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史梯芬繼續進行。 華盛頓會議前後時期，北京政府已有面臨末日之感。財政方面，各省軍閥索餉，各部職員索薪，帝國主義索債，加以中、交兩行因儲備空虛而限制兌現，因此財政總長李士偉不敢到任。軍事方面，靳內閣還在企圖繼續貫徹北洋派的武力統一政策，孫中山也高唱北伐，外交團曾討論如果中國大規模的內戰發生，打算組織各國聯軍開往長江各省保護僑民，制止南北兩軍渡江作戰。政治方面，盧永祥發起上海會議，吳佩孚發起廬山會議，雖然目的不同，但都具有改造政局和推翻北京政府的傾向。外交方面，日本公使一再催促進行山東問題的直接交涉，全國人民一致反對，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在進退失據的情況下提出辭職，國際共管的呼聲日高。同時，北京政府處在直奉軍閥「兩姑之間難為婦」的情況下，加上府院之間又發生暗潮，這種局面已經岌岌乎不可終日了。 當英國代表貝爾福質問「中國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國家」的時候，顧維鈞把這個情況轉告北京政府。徐看到電報後，向交通總長張志潭、院秘書長郭則澐表示，現在是內閣制，一切問題應由內閣負責。靳聽到了這句話，也就氣沖沖地回答說，責任內閣徒有其名，事實上用人行政都受總統干涉，叫我怎樣能夠負起責任來。他還冷言冷語地談到現在的關鍵性問題在於南北法律之爭和個人地位無法解決，言外之意，是指徐世昌為非法總統，因此南北統一不能實現，而對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財等問題也就無法進行。郭則澐把這些氣頭話照轉上去，就像一支毒箭透進了徐的心窩一樣，使他忿怒達於極點，認為外面一切推翻總統和改造政局的計劃，都是靳在暗中搗鬼。正當其時，張作霖打來一個電報，指責張壽齡才力不勝，以致菸酒稅收入大為減少，應當予以撤職，徐又疑心出自靳的指使。因此，徐、靳兩人已經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 在此以前，潘復被吳佩孚攻擊而下台。靳認為吳的電報是徐指使的，因此他也致電張作霖，力言張壽齡自任菸酒署督辦以來，所有稅收賬目既不呈報國務院備案，又不送交審計院審查，內閣無權過問。這就是張作霖電請罷斥張壽齡的由來。當時北京政府用人行政都必須取得大軍閥的間意，徐、靳兩人為了進行貪污，任用私人，各引軍閥以自重，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由於靳的惡毒報復，使徐忍無可忍，他便親自執筆寫好一個辭職電報，表示本人決不貪戀權位，並將政治腐敗和時局嚴重的一切責任歸咎內閣，這個電報實際上是宣布靳的罪狀，藉以發泄自己的滿腹牢騷。 十二月一日，靳到公府當面質問徐是否準備發出一個辭職電報。徐幹脆地回答說，是的。於是靳竭力阻止發出電報，表示一切責任既然應由內閣擔負，總統就沒有辭職的理由，本人願意下台。徐卻執意地要發，並且氣忿地說：「我身為總統，難道沒有發電報的自由！」靳無話可說，只得悻悻地退出來，當天就請假不到院辦公。 十二月三日，徐的辭職電報發出。這個電報首先惋惜「和平統一」並未實現，而國會問題，「九年（一九二〇年）十月明令宣布用舊法進行新選，乃選舉迄今未竣，國會尚無成立之期」。接下去對「聯省自治」運動大施攻擊，認為「近歲之亂，嘗有以自治為名，卒之兵連禍結，土匪乘機騷動，全省糜爛，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亂而已矣」。最後一段才談到本人的去就問題：「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賢有待。」電文內容並未表示願意辭職下台，恰恰相反，其真實用意是向各省軍閥告哀乞憐，請求他們不要拆台，因此通篇說了一大套「財政如何整理，統一如何籌劃」的廢話，並且暗示任期未滿，本人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這個電報也並未傷害靳雲鵬，這是因為張志潭、郭則澐等苦口調停，原文中攻擊靳的語句都被刪去了。 由於張作霖的攻擊，張壽齡不得不辭職下台。徐想提拔另一私黨袁乃寬繼任菸酒署督辦，靳卻提出要派潘復繼任。徐咬牙切齒地說：「寧可犧牲總統，決不讓潘復上台。」後來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為菸酒署督辦，又派接近奉系的鐘世銘為鹽務署署長（十二月九日）。 靳內閣是在直奉兩系保持均勢的局面下成立的。靳與張作霖為兒女親家，在財政和分配兩系的權力地位上頗有親奉疏直的傾向，直系對這個內閣頗不稱心。靳的幕後軍師為交通總長張志潭。以前舊交通系分子的倒閣運動，就是這位軍師獻策邀請張作霖、曹錕到天津舉行會議，因此內閣獲得穩定，舊交通系閣員被逐下台。張志潭是接近直系的政客。奉系對於以張為核心的內閣也有所不滿，特別是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使奉靳之間的關係逐步惡化。徐、靳在用人問題上發生衝突，徐與舊交通系本有歷史淵源，因此舊交通系分子利用時機再一次發動倒閣運動。舊交通系本來掌握本國銀行事業與交通事業，靳內閣在財政上遇到嚴重危機，國內銀行團坐視不救，就是舊交通系從財政上倒閣的一個手段。他們知道倒閣必須取得大軍閥的支持，因此該系中堅分子葉恭綽秘密到瀋陽獻策，必須控制中央財政，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北京政府。他勸張作霖收買交通銀行股票作為控制中央財政的第一步。張作霖受到慫恿，便於十二月十二日到天津，次日靳也趕到天津來，他們兩人聯名邀請曹錕前來再舉行一次「巨頭」會議，解決當前的一切問題。 吳佩孚力勸曹錕多注意擴張軍事實力，少過問北京政府的事情，因此曹託病不肯到天津來。十四日，張作霖到了北京。他宣稱軍人不干政，不過問內閣問題。此行專為討論「征蒙」問題而來。其實，他在會見徐的時候，大罵直系所推薦的高凌霨不配當財政總長，張志潭對交通事業為門外漢也不配當交通總長，內閣必須改組，才能有所作為。這些話正說在徐的心坎上。到了這個時候，靳才知道自己受到總統、奉系軍閥和舊交通系的三面圍攻，因此十二月十七日內閣宣布總辭職，當天靳就離京赴津，第二天徐批准靳辭職，派外交總長顏惠慶代理內閣總理。 曹錕在徐、張兩人的再三邀請下於十九日來到北京。張作霖虛偽地向他表示，他們兩個人應當合力籌款維持中央財政。事實上，張已與舊交通系約好，用投資的方式控制交通銀行，他提用東三省公款四百萬元借予交通銀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還企圖合併中、交兩行為「中央銀行」，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張作霖雖系北京政府的「頂頭上司」，但在帝國主義眼中卻是個渺不足道的角色。二十日，他得意忘形地遍訪英、美、法、日四國公使，英國公使艾斯頓當面給以奚落，指責奉軍紀律太壞，勸他注意裁兵，氣得他拂袖而走。 顏內閣是個過渡性的臨時內閣。顏聲稱，值此華盛頓會議之際，為了避免無政府狀態，他只得出面來代理總理，代理之期至遲到華盛頓會議閉幕之日為止。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根據張作霖的推薦，發表梁士詒為內閣總理，梁於二十五日就職。其閣員名單如下：外交顏惠慶，內務高凌霨，財政張弧，陸軍鮑貴卿，海軍李鼎新，司法王寵惠，教育黃炎培，農商齊耀珊，交通葉恭綽。 以上閣員，鮑貴卿、齊耀珊都屬於奉系，高凌霨屬於直系，顏惠慶、王寵惠屬於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張弧屬於親日派的新交通系，葉恭綽屬於舊交通系，李鼎新、黃炎培則無所屬。這個內閣看起來是直系與奉系、英美派與親日派的混合內閣，可是新舊交通系由分而合，而梁士詒以親日色彩顯著的奉系軍閥為靠山，所以這個內閣實質上是個親日內閣。 四　吳佩孚猛攻梁內閣。各省直系軍閥對梁內閣的電戰。徐世昌再派顏惠慶代理內閣總理 梁內閣的出現，根據當時的說法，是葉恭綽戰勝了張志潭，梁士詒戰勝了靳雲鵬，可是實質上是帝國主義相互之間的鬥爭在中國內政問題上的一個反映。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敵不過美國，卻在中國政局上耍了一套手法，利用四國銀行團拒絕提供借款，而北京政府幾乎被「鬧窮」的浪潮所衝倒的時機，扶植新交通系再上台，並拉攏新舊交通系合流，打算通過借款把北京政府奪過來重行成為它的工具。梁內閣的上台，激化了西方國家與日本的鬥爭，同時也激化了直奉兩系的鬥爭。 曹錕、吳佩孚都反對梁士詒組織內閣。當張作霖推薦梁的時候，竭力把曹拉進來作為推薦人之一。吳勸曹趕快離開北京，不要礙於情面甘受別人的利用。梁知道不打通直系這一關就上不了台，因此向直系表示上台後願意迅速籌發直軍的軍餉。吳佩孚信以為真，便改變口氣說：「好，姑且讓他干一下。」樑上台後，曹錕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回到保定，張作霖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離開北京。 梁士詒並無點石成金的妙手，卻大吹法螺，誇口統一問題、財政問題都有辦法。他與陳炯明早年有過師生關係，前些日子又在香港會見過唐繼堯，他進行和平統一的政治資本就是這些。此時張作霖已與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結，因此提出了大赦安福戰犯的建議。這個建議受到吳佩孚的強烈反對，梁內閣不敢全面接受，乃於一九二二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貴、張樹元、曲同豐、陳文運、劉詢、魏宗瀚六人，發交參、陸兩部及曹錕「隨時察看」。吳佩孚對這一措施忿忿不已。一月五日，北京政府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領、著名賣國賊曹汝霖為實業專使，並且內定另一賣國賊陸宗輿為北京市政督辦，準備以北京市政公所財產及建築物向日本抵借一千萬日元。安福戰犯的赦免和賣國賊的再上台，說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親日軍閥的手裡，這是西方帝國主義和它的工具吳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此時，中、日兩國代表正在華盛頓進行著關於山東問題的舌戰。早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公使小幡藉口慶賀新內閣成立，與梁進行了秘密談判，小幡以提供借款為餌，引誘梁接受中、日兩國改在北京舉行秘密直接交涉，中國同意向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並將該路改為中日合辦，聘用日本人為車務長及會計長等條件。三十日，梁在國務會議上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問題，因為無人附和，並未討論。此時梁殷切地盼望吳佩孚發來一個賀電，因為新內閣上台如果沒有大軍閥捧場，就要站腳不住。果然（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吳的電報來了，梁拿在手裡一看，卻不是什麼賀電，而是一道對他迎頭痛擊、不留餘地的檄文。電報揭露梁士詒避開外交部（外交總長顏惠慶是英、美派），直接接受日本公使關於借款贖路的要求，並且直接電令華盛頓中國代表照此進行的黑幕，大罵梁「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這個電報把梁驚得呆了，他做賊心虛地於六日發表一個倒填日期的「微電」（微是五日的代稱），解釋關於籌款贖路問題，政府毫無成見，希望大家發表意見。這個電報旨在掩蓋與日本公使秘密談判的一幕，並且偽裝並未接到吳的電報，所以倒填日期，使大家不疑心是為對吳答辯而發出的。 吳佩孚的歌電得到了各省直系軍閥的普遍響應。其中有齊燮元的陽電，陳光遠的陽電（七日），蕭耀南的佳電、青電（九日），馮玉祥的蒸電（十日），趙倜的灰電（十日）。吳又用密電催促各省軍閥展開對梁內閣的電報戰，以此測驗各省軍閥對直系是否忠誠。有些軍閥並不願意反對梁，因為梁的背後有強大的奉系軍閥，只是在吳的大壓力下，不得不發出一個「等因奉此」的電報，因此誰是真直系，誰是騎牆派，使人一望而知。這一時期，中國對外問題的焦點主要是與日本的矛盾，吳佩孚反對以奉系軍閥為背景的梁內閣，反對梁內閣的親日賣國政策，又一次騙得了全國人民的共鳴，他的軍閥猙獰面貌又一次在愛國偽裝下掩蓋起來。 樑上台後，隨之而來的是席捲全國的反對山東問題直接交涉、反對借日款贖路、反對起用賣國賊、反對九千萬鹽餘借款的巨大浪潮。一月八日，上海工人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因此曹汝霖不敢再上台，梁內閣不敢發表陸宗輿為北京市政督辦（改任高凌霨）。所謂鹽餘借款是指梁內閣向四國銀行團進行的以鹽稅餘款為抵押品的九千萬元大借款，指定以二千萬元為軍政費，七千萬元償還中外各銀行的舊債，其中僅日本舊債就有二千萬元，而日本允許將這筆還款再投資中國作為新借款。當然，這是梁的主觀願望，四國銀行團不會甘心作日本的墊腳石，它發表了鹽稅餘款不得用以抵借內外債的宣言。 梁在輿論的攻擊下，七日發表通電解釋贖路既無現款，只有採取「國內外合籌債款」之一法，所謂外債並不限於日本一國。又發表對外宣言，表示新內閣對於山東問題完全贊成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的主張。但是吳佩孚就像放連珠炮一樣，接連發出了庚（八日）、佳（九日）、蒸（十日）、真（十一日）、文（十二日）各電。庚電揭發梁士詒「作賊心虛，發出倒填日期之微電，預為立腳地步」；梁士詒「獨借日款，顯系以華會閉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施其盜賣伎倆」。佳電揭發舊交通系借用日款舉辦滬、寧、漢長途電話的另一陰謀。蒸電轉述國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蔣夢麟的電告：「今晨梁士詒電告專使，接受日本借款贖路與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藉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載各國報紙。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將全歸泡影。」吳佩孚在電報的後段慷慨激昂地加以按語說道：「凡屬食毛踐土者，皆應與祖國誓同生死，與元惡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詒借日款及共管鐵路為是者，則其人既甘為梁氏之謀主，即屬全國之公敵，凡我國人，當共棄之。佩孚為民請命，敢效前驅。」吳佩孚所指的「謀主」和「公敵」，顯然就是梁內閣的後台老板張作霖。真電對梁士詒痛詆不遺餘力。前段寫道：「計自洪憲蹉跎（指梁贊助袁世凱的帝制），埋首五六稔，此次突如其來，而竊高位，餘孽群醜，咸慶彈冠。鄙人與公素無芥蒂之嫌，何至予公以難堪。不謂秉揆未及旬日，偉略未聞，穢聲四播。首先盜賣膠濟鐵路，促進滬寧漢長途電話，更援引賣國素有成績之曹、陸，朋比為奸，實行鹽餘公債九千萬借款。旬日之政績如斯卓著，倘再假以時日，我國民之受福於公者奚若！」後段勸梁自動下台，寫道：「今與公約，其率醜類迅速下野，以避全國之攻擊。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去位，吾國不乏愛國健兒，竊恐趙家樓之惡劇復演於今日（指五四運動學生火焚曹汝霖宅一事），公將有折足滅頂之凶矣，其勿悔！」文電錶示與北京內閣斷絕關係，寫道：「燕啄皇孫，漢祚將盡（梁士詒字燕孫，這一句引自駱賓王討武則天檄的成語），斯人不去，國不得安。倘再戀棧貽羞，可謂顏之孔厚。請問今日之國民，孰認賣國之內閣！」 那幾天，報紙上不斷出現「吳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驅鱷魚文》，明天一篇仿《討武則天檄》。吳的應聲有田中玉的庚電（八日），蕭耀南的文電（十二日）和銑電（十六日），齊燮元的覃電（十三日），陳光遠的元電（十三日），趙倜的銑電，馮玉祥的巧電（十八日）。只有直系首領曹錕並無電報發表。在唇槍舌劍的電報戰中，山東第一混成旅旅長張克瑤發表了一篇《討梁士詒檄》，通篇套用《討武則天檄》，使人忍俊不禁。 吳佩孚雖然叫罵不休，梁士詒卻採取了逆來順受的態度。他在回電中稱讚吳是「吾國之一奇男子」，還說什麼「生平好交直諒之友，諍論敢不拜嘉」的鬼話。吳又去電調侃他「不以逆耳見責，反許為直諒之友，不愧相國風度」，並勸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梁士詒組織這樣一個親日內閣，在當時國內外的形勢下註定是站腳不住的：在華盛頓會議上，西方國家的力量占了上風；在國內，全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的浪潮洶湧一時。但是梁士詒並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又採取了迷惑人的手腕，通電錶明他從來沒有主張過向日本借款贖路，從來沒有同意過山東問題由華盛頓移到北京來交涉。他堅持政府及全國人民應當迅速籌款，立刻完全贖回膠濟鐵路，自己願意擔任三百萬元以為首倡。梁的這套手腕並沒有把搖搖欲墜的內閣命運挽救過來。一月十九日，除曹錕外，以吳佩孚為首的六省軍閥齊燮元、陳光遠、蕭耀南、田中玉、趙倜、馮玉祥聯名電請徐世昌立刻罷免梁士詒，並強調聲明：「應請我大總統乾綱獨斷，立罷梁士詒以謝天下。苟以佩孚等為無狀，即請解佩孚等之職以謝梁士詒。倘賢奸不辨，忠佞難分，惟有與內閣斷絕關係，遇事直接元首。」這個電報和五年前督軍團反對唐紹儀為外交總長的口氣如出一轍，是向北京政府以獨立為要挾的強硬表示，徐世昌只能在保全梁內閣或者保全整個北京政府的兩途中選擇其一。 吳佩孚在三年前猛攻龔（心湛）內閣，是對皖系作戰的先聲，這次猛攻梁內閣，顯然是對奉系作戰的先聲。自吳發動電報攻勢以來，張作霖拿了難題目做不出好文章來，沒有表示態度，僅以私人名義勸梁鼓起勇氣不要灰心，並電請北京政府公布外交真相以明是非。由於張作霖並未採取強硬態度，徐世昌在接到六省軍閥的通電後，向梁示意可以見機下台。梁還希望取得張作霖的支持，不肯辭職，願意請假到天津去。徐打算請王士珍組織新內閣[2]，沒有得到同意，只得又一次派外交總長顏惠慶暫代內閣總理（一月二十五日）。 顏惠慶第二次代理總理，梁士詒並未辭職，名義上仍然是梁內閣，所以在性質上和第一次的代理不同。他的表示卻和上次一樣，為了避免無政府狀態，他不得不接受這個任務，但是代理之期應至華盛頓會議閉幕之日為止。 * * * [1]　裕仁回國後，因日本天皇久病不愈，於11月25日以皇太子攝行國政。次年（1922年）1月4日，日本首相原敬被刺身死，由藏相高橋繼任首相。 [2]　薑桂題患病死亡，北京政府派王士珍以德威上將軍管理將軍府事務（1922年1月20日），所以王又由正定來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