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五十一章　北方兩個戰勝集團發生裂痕

一　北京政府通緝安福禍首，解散安福俱樂部。吳光新被王占元捕禁判刑。王揖唐逃往日本。日本公使通告收容禍首。徐樹錚從日本兵營逃走 直皖戰爭結束後，北京政府面臨著懲辦禍首、收束軍事等問題急需解決，同時還需要解決內閣、和會、國會、外交等一系列的問題。 在懲辦禍首問題上，徐世昌和直系軍閥的意見產生了很大距離。徐對禍首名單主張儘可能壓縮在極少數的幾個人身上，對段不但置而不問，還要予以適當的優禮，對各省皖系軍閥的地盤地位不予更動，對一般皖系政客和安福系次要分子一概不究既往。在這個問題上，張作霖與徐的意見是比較接近的，他與皖系並無不可解的深仇，還想收集皖系的殘餘勢力，壯大自己的聲勢，以與直系相抗衡。吳佩孚則主張徹底地肅清安福系分子，查抄禍首財產提充善後經費，解散安福國會，將段幽禁於湯山。曹錕為了保持與張作霖的合作關係，他的態度不像吳佩孚那樣激烈，但也主張必須懲辦一切與事變有關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以明責任。 邊防軍失敗後，段由團河回到府學胡同居住。他既不逃往天津，也不託庇於東交民巷外國飯店或者日本公使館。靳雲鵬還跑到府學胡同來安慰他，師生兩人曾抱頭大哭一場。 直軍提出了一張禍首名單，這張名單始終沒有公開出來。名單內有曹汝霖、陸宗輿二人。這兩個人都是段內閣主持賣國外交、經手日本借款的主要人物，陸宗輿在直皖戰爭時還墊付過定國軍一筆軍費。但是徐世昌和曹、陸兩人有著一種不可告人的政治關係，他就親筆把他們的名字從名單中勾掉了。 懲辦禍首命令未發表前，李純請求加入王揖唐為禍首之一，王占元也請求把吳光新的名字擺在裡面。徐世昌認為這兩個人都不在北京，沒有直接參加戰爭，應當另案辦理。二十九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緝禍首十人，計有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1]、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禎等。並明令罷免湖南督軍兼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吳光新的本兼各職，吳光新所部軍隊，交由王占元結束處理。這道命令實際上是「馬後炮」，因為在命令未發表前，吳光新早就被王占元逮捕了。原來七月上旬直皖戰爭將發動的時候，吳光新奉著段的密令，調遣駐防宜昌、沙市的部隊集中漢口，準備出兵河南攻擊直軍後路。吳光新在一九一三年調到湖北的時候，所部只有第十三混成旅一旅。一九一七年八月，段內閣派吳光新進兵四川，並命王占元撥出第二混成旅（劉躍龍旅）歸其節制，隨同入川，吳自己又招編四個混成旅，因此共有兵力約一萬數千人。這時，吳軍趙雲龍一旅在信陽，劉躍龍一旅在廣水，其餘各旅在宜昌、沙市、巴東一帶。王占元事前派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部到信陽，鄂軍第四旅旅長劉佐龍、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孫傳芳兩部到廣水，監視豫南、鄂北吳軍，又派第十八混成旅旅長趙榮華到潛江，會同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派兵監視鄂西吳軍。吳光新對自己的命運一無所知，七月十六日還在漢口海天春西菜店大宴武漢文武官員。宴後吳渡江到武昌訪問王占元，王向他說道：「聽說老兄調兵遣將，集中漢口，意欲何為？」吳極口否認其事。王拿出從電局裡查出的吳的調兵電報交給吳看。吳不能抵賴，就老羞成怒地說：「我不歸你節制。我調我的兵，與你湖北督軍什麼相干！」王也沉下臉色來說：「正因為我是湖北督軍，負有維持地方的責任，我就管得著你！」說著，就指揮侍衛將吳扣留起來，軟禁在督軍署花園內，但仍予以相當優待。同時，在漢口後城、橋口一帶的少數吳軍被繳械遣散，在信陽的趙旅稍有抵抗也被第十一師包圍解散，其餘各旅則均表示降服，由王占元接收改編。九月五日，王占元所組織的軍法會審判處吳光新以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直皖戰爭發動後，李純下了一道密令，以「通匪有據」的罪名通緝在上海招搖撞騙的北方議和總代表王揖唐。王揖唐先逃往杭州託庇於盧永祥，隨後化裝逃往日本。八月七日，徐世昌也以「勾結土匪，希圖擾亂」的罪名，補下了一道通緝王揖唐的命令。 二十九日，北京政府通緝禍首的命令發表前，曾將禍首名單先期通告外交團，請其拒絕收容。外交團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英、美、法三國公使都不承認安福系分子為國事犯，建議以外交團全體名義發表聲明，拒絕收容禍首。但是日本公使不同意，並且聯合荷蘭、義大利兩國公使表示反對。西方三國只得單獨誥誡本國僑民和商人不得收容以上十名禍首。命令發表後，王懷慶派有便衣軍警在東交民巷使館界長期守望，並在巷口懸掛禍首照片，倘遇禍首逸出，即行拘捕。 北京政府對親日賣國集團和安福系分子的縱容寬大，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一致不滿。各省人民團體紛紛通電指出：段祺瑞乃是賣國集團的首領，曹、章、陸三人又系「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何能置而不問！甚至復辟派康有為也有通電請誅段以謝天下。但是八月一日徐世昌補下了一道命令，除十禍首而外，其餘概免株連。 七月二十五日，奉軍曾到安福俱樂部進行搜查。八月三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不承認安福係為政黨，而認為是一個「構亂機關」，但又再度聲明：「除已有明令拿辦諸人外，其餘該部黨員，苟非確有附亂證據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區設有該部支部者，一律解散」。這道命令引起了曹錕、吳佩孚和長江三督的嚴重不滿，徐世昌才又於七日補發兩道命令，除通緝王揖唐外，還以「附亂有據」的罪名，通緝安福議員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鄭萬瞻、臧蔭松、張宣六人。 八月七日，北京外交部致函外交團領袖公使、法國公使柏蒲，請其設法交出藏匿於使館界內的禍首，予以引渡。柏蒲將這個文件轉達各國公使，請其自行辦理，直接回答北京政府。各國公使均以本使館內並未藏匿禍首作為回答。日本公使因為事情掩蓋不住，只得於九日正式通告北京政府和外交團，中國政府所列禍首十名，除李思浩外[2]，其餘九名均來本使館請求收容，為了尊重國際慣例，已將彼等收容於日本兵營內。這個通知發布後，全國輿情更為激動，紛紛電請北京政府提出嚴重交涉，繼續要求引渡，但是日本政府對北京外交部屢次提出的引渡交涉，一概置之不理。相反，光雲錦藏匿於崇文門大街日本人所設的扶桑館內，被警察查明捕去，（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公使還提出了中國警察不應侵犯日本商人的嚴重抗議。 在民國曆年來的政局大變動中，關於通緝禍首問題，從洪憲禍首到復辟禍首，都只是發表了一道「通而不緝」的官樣文章，了此一重公案。本來軍閥官僚爭權奪利的勾當，並無真是真非，而戰勝者與戰敗者過去又有著同根並蒂的密切關係，只求驅逐政敵下台，往往不為已甚，所以被通緝的禍首都能夠逍遙法外，而經過一個時期，又往往能夠受到特赦而重登政治舞台。但是這次直皖之戰，有一個倒霉的光雲錦因躲藏不慎落網，八月三十一日又有一個倒霉的臧蔭松被捕落網。這在內戰史中是很少有的事情。 八月二十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脅從罔治」的命令。 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公使小幡照會北京外交部，徐樹錚已從日本兵營逃走無蹤。 二　直奉兩系爭奪收編敗兵。王占元槍決張敬湯。馬良被迫辭職。直奉兩系爭奪安徽地盤。北京政府派張文生繼任安徽督軍 關於收束軍事和處置皖系殘餘勢力的問題，引起了直奉兩系軍閥的更大矛盾。徐世昌原擬於邊防軍潰敗之後大舉裁兵，以減輕財政負擔，但是直奉兩系爭先恐後地搶奪吸收邊防軍第一、第三兩師的殘兵敗將，用以擴張自己的實力，徐世昌不敢過問。奉軍首先在小站勒令龍濟光所部新振武軍繳械遣散，隨後又將西北軍宋子揚旅移駐通縣，改編為奉軍。直軍也將第九、第十五兩師接收，改派陸錦為第九師師長，齊寶善代理第十五師師長。不久宋旅在通縣譁變，第十五師也在保定譁變，兩部均被解散。張作霖疑心通縣兵變是直系教唆所致，曾大發雷霆，幾乎引起一場糾紛。其實，兵變在當時是極其普遍的事情，山東、湖北都有兵變發生，甚至新調到通縣來的號稱訓練有素的第十一師也因兵變而被解散。 八月七日，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邊防軍第三師師長陳文運、第九師師長魏宗瀚、第十五師師長劉詢、謙威將軍張樹元等都受到免職查辦的處分。劉詢本來屬於直系，這次被迫參加進攻高碑店的戰爭，因而也在被懲處之列。第十三師師長李進才也被免職，但未受到處分，師長一職改由王懷慶兼任。 湖北方面，張敬堯殘部由吳新田負責收容，指定在安陸縣集中，收容後即以吳新田為第七師師長，受王占元的節制。八月十一日，張敬堯的兄弟、自命為孔明復生的張敬湯被王占元逮捕，也和吳光新一樣受到軍法會審，九月十日被處死刑。張敬堯看見事情不妙，十月二日從漢口逃走了。 直皖戰事初發動的時候，段曾電令吳光新、張敬堯兩部到河南進攻直軍後方，馬良會同安武軍李承業部進攻河南東部，駐洛陽的西北邊防軍兩旅進攻鄭州。但是吳、張兩部在王占元的監視下，安武軍在張文生的監視下，西北軍在奉軍許蘭洲和宏威軍趙倜兩部的監視下，都不能發動。只有邊防軍第二師師長馬良派兵由濟南開抵禹城、平原，與直軍第五混成旅旅長商德全部在德州對壘。七月十八日，邊防軍第二師攻占德州，此時邊防軍第一師在涿州大敗的消息傳到，馬良就不敢再進兵了。戰爭結束後，山東人民團體和學生代表都提出解散邊防軍第二師和懲辦馬良的要求。由於直系鞭長莫及，馬良並未受到處分，山東人民團體派人去見馬良，告以大勢已去，不如自動辭職，馬良只得怏怏地辭職赴青島，所部由山東督軍田中玉接收改編。 七月二十四日，駐洛陽的西北邊防軍宋邦翰、張鼎勛兩旅長通電請求改歸陸軍部直轄。二十七日，吳佩孚復電令其繳械遣散。三十日，西北邊防軍就在洛陽譁變起來，吳佩孚派王承斌帶兵前往勒令解散。此外，在張家口的西北邊防軍也被王廷禎派兵解散，只有駐庫倫的褚其祥旅因為遠在邊地，獨獲保全。 直皖戰爭前，被稱為皖系或附庸於皖系的各省軍閥有山東田中玉，安徽倪嗣沖，浙江盧永樣，福建李厚基，山西閻錫山，陝西陳樹藩、劉鎮華，甘肅張廣建等。閻錫山曾出兵娘子關，劉鎮華也曾出兵潼關，企圖策應邊防軍作戰，由於戰爭迅速結束，他們都悄悄收兵退歸原防。直皖戰爭結束後，陳樹藩鑒於自己的冰山已倒，想與陝西民軍棄怨講和，把他所俘獲的民軍司令胡景翼釋放出來。胡景翼回到三原後，於九月一日改稱陝西靖國軍總指揮，仍與陳樹藩為敵。張廣建久為甘肅人民所切齒，他與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勒令農民種植鴉片，每畝抽收庫平六兩六錢，又派兵士保護運輸煙土，每百兩抽收十元，引起全國輿論的攻擊，北京政府打算藉口違法種煙予以撤換。十二月二十七日，寧夏護軍使馬福祥、甘邊寧海鎮守使馬麒、涼州鎮守使馬廷勷、導河鎮守使裴建准、甘州鎮守使馬麟聯名通電指斥張廣建仇視回教，侵吞公款，宣布與之脫離關係。同月三十一日，北京政府調任綏遠都統、第一師師長蔡成勛為甘肅督軍，調任馬福祥為綏遠都統。 直皖戰爭結束後，山東人民展開了廢除督軍的運動，但因督軍制一時尚不能廢止，便又請北京政府改派吳佩孚繼任山東督軍。田中玉因不安於位而自請辭職，十一月五日發出通電，「廢督請自中玉始」。田中玉不是色彩鮮明的皖系軍閥，在直皖戰爭時又曾一度勸阻馬良出兵，所以直系對他尚無惡感，地位得以保全。 上海和浙江是皖系保存下來的最大據點，而盧永祥擁有北洋軍第四、第十兩師的雄厚兵力，也不容易被人打倒，因此盧永祥、何豐林的地位能夠維持不動。福建督軍李厚基北與浙江打成一片，南與粵軍陳炯明訂有停戰條約，直系對他只能置而不問。 戰後爭奪地盤的核心在安徽。安徽督軍倪嗣沖在皖系軍閥中是個著名死硬派，此時病勢沉重，在北戴河養病未歸[3]。直皖戰爭結束後，安徽人民也和山東一樣展開了廢除督軍的運動，但又表示如果一時不能廢督，則請派馮玉祥繼任安徽督軍。另一方面，安徽督軍一職成為直奉兩系軍閥你爭我奪的目的物，張作霖竭力保舉他的兒女親家張勳繼任[4]，李純也保舉徐海鎮守使張文生升任。張勳是全國人民所唾棄的復辟首犯，安徽人民和各方面都激烈反對他繼任安徽督軍，於是張作霖又保舉另一兒女親家鮑貴卿調任安徽督軍[5]。徐世昌本來打算派薑桂題為安徽督軍，因為直奉兩系對此席競爭甚烈，也就不敢提出了。 李純保舉張文生是別有用心的。張文生是張勳的舊部。以前張勳失敗後，北京政府採取懷柔政策，派張文生為徐海鎮守使，叫他駐守原防收撫辮子軍。而徐海一帶本系江蘇督軍的轄地，李純久想設法收回。這次保舉張文生就是把他推出門的一個作法。張文生為了討好張作霖，曾表示歡迎自己的老上司張勳回任安徽督軍。後來北京政府用他項利益交換張作霖的同意，於九月十六日發表命令，派張文生繼任安徽督軍，並提升李純兼任長江巡閱使。 三　曹錕、張作霖召開天津會議。吳佩孚再度建議召開國民大會，引起張作霖的嚴重不滿。曹錕通電撤回吳佩孚的東電 關於內閣問題，徐世昌與直奉兩系軍閥的意見也有分歧。徐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樹模組閣，曹錕推重直系元老王士珍，張作霖則建議仍請他的兒女親家靳雲鵬復職。 戰爭結束後，七月二十三日靳到奉天與張作霖商談時局善後問題。二十六日，靳、張偕同到天津，即電邀曹錕前來舉行會議，曹錕於二十八日由保定前往天津。此時，李純及各省軍閥所派代表均已到齊，即於二十九日舉行會議，決定三個問題：（一）解散安福國會，（二）請靳復職，（三）取消上海和會。關於第二項，曹錕對張作霖作了重大的讓步。 所謂天津會議，實際上就是要把一切國家大權都抓在幾個大軍閥的手裡，由大軍閥作出決定，交由北京政府遵照執行。徐世昌原來幻想在段祺瑞失敗後做個有職有權的總統，此時才感覺到去了一個「太上政府」，又來了兩個「太上政府」，甚至想用自己的親信做內閣總理也都辦不到。他接到天津會議的三個決定後，十分沮喪地向僚屬們表示：「第一項我就辦不到，因為總統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 天津會議前，有不少英、美記者興高采烈地跑到長辛店訪問吳佩孚，吳向他們發表了召開國民大會解決國事的具體意見。他制定了一套國民大會提綱：國民大會採取「國民自決」的原則，由全國各縣縣農會、工會、商會、學生聯合會各選一人為初選當選人，再由各省省農會、工會、商會、學生聯合會在初選當選人中間進行複選，選出五分之一為參加國民大會的代表，此項選舉應在三個月內辦理完畢。國民大會可以在上海或天津召開，在六個月內製定憲法，修改國會議員選舉法，即行閉會。國民大會有權審查歷年來北京政府與外國所訂的一切條約、密約，分別提出處理意見，他認為各國尊重中國人民的公意，必能接受辦理。關於歷年來所借外債及其用途，也應提交國民大會審查，並查抄安福禍首財產，提充善後經費。關於總統問題，他認為應由國民大會解決。談到這裡，西報記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張作霖通電中一再強調擁護總統，如果總統問題交由國民大會解決，豈不與張作霖的意見相左？」吳不假思索地說：「徐世昌未取得西南五省的承認，只算得半邊總統，臨時總統。我本人就是一個擁護總統的，但我所擁護的是全國人民所公認的總統而不是半邊總統。」最後，吳談到為了避免軍人干政，自己不打算參加國民大會，他只能做一個國民大會的提案人。他已經向曹經略使提出此項建議，須待天津會議解決，然後通電全國徵求同意。 關於內閣問題，吳在另一場合下表示應當先進行全國和平統一，然後組織正式內閣。 自從直皖戰爭結束以來，西方國家看中了吳佩孚是個可用的工具，都把他捧作中國唯一的「英雄」，在報紙上竭力加以煊染，而吳自己也就飄飄然自負為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吳對這次戰爭的估價和張作霖完全不同。張認為如果奉軍不參加作戰，直軍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奉軍參加戰爭是這次戰爭誰勝誰敗的關鍵性問題。吳則認為奉軍投機取巧，坐觀成敗，勝利的決定因素在於松林店一仗，而這一仗是他的汗馬功勞。他又認為他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在政治上應當有極大的發言權，他的政治主張應當受到全國各方面的特別重視。 他完全沒有想到這是他的主觀幻想。張作霖從來不把他放在眼下。七月二十六日，張到天津的當天，就有一批西報記者跑到恆記德軍衣莊來訪問他，談到吳佩孚，他輕蔑地說：「我所合作的是曹經略使。吳佩孚小小一個師長，全國就有幾十個師長，而我手下也有好幾個。」 天津會議沒有討論國民大會的問題。八月一日，吳通電全國發表了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這個電報發表，全國不少團體都感到興奮，紛紛通電響應，單在上海就成立了國民大會籌備會、國民大會策進會等新興團體。另一方面，這個電報立刻引起了徐世昌、靳雲鵬、張作霖的激烈反對。徐世昌也和張作霖一樣，認為吳佩孚職位卑小，言大而夸。靳雲鵬悻悻地說：「召開國民大會，簡直是要革我們的命！」張作霖把曹錕拉在一旁低聲問道：「三哥，你看見過吳子玉的通電沒有？我卻事前一無所知。如果三哥贊成他的主張，我就通電反對。」曹錕急忙表示自己並不贊成，勸他不要發火，並且表示負責叫吳佩孚撤銷這個主張。當曹錕發出通電，聲明「吳佩孚所發東電，未得同意，應予撤回」以後，得知張作霖反對召開國民大會的電報已經發交電局，又急忙把張作霖的電報扣留不發。曹錕電召吳佩孚迅速來津當面一談。八月三日，吳到了天津，曹勸他少發表意見，而且誥誡他說：「我們剛打完這一仗，難道又要打第二仗！」 其實，根據吳佩孚所制定的國民大會提綱所產生的「國民代表」，只能是軍閥官僚的代言人，這樣一個國民大會，只能是寡頭政治的裝飾品，不能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吳佩孚沽名釣譽，企圖製造一個政治工具來實現個人野心。但是，即使這樣一個裝飾品，當時的當權人物看起來還是很危險的，當然要受到北京政府和奉系軍閥的一致反對。就是他自己的上司，也不肯予以支持。他的同盟者岑春煊，也表示不能同意。吳佩孚放了一次空炮，才知道天下事並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容易，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條件還未成熟，從此就一心一意地擴充自己的實力，準備把第三師撤回到洛陽，以示「不問朝政」。八月四日，他由天津乘坐普通客車轉道到了鄭州，向前來訪問的新聞記者宣布他的四不主義：一不做督軍，二不打內戰，三不干政，四不擾民。他還感慨地說：「這次戰爭，不足言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6] 四　靳內閣再度成立。李純不就北方議和總代表。直奉兩系的幕後國際勢力。吳佩孚決定在洛陽埋頭練兵。直奉兩系進行政治分贓的結果 八月十四日，曹錕、張作霖率領他們的僚屬和衛士分作兩批由天津到北京來，徐世昌派人在東車站鋪下黃土，以迎接帝王之禮迎接這兩位「功高望重」的大帥。歡迎人員一律發有入站券，以防意外。從車站到曹、張兩人的臨時館舍，沿途交通斷絕，警戒森嚴，商店居民均須懸掛國旗以表歡迎。 曹、張到京前，首先解決了內閣問題。靳內閣於十一日組成，其名單如下：外交顏惠慶，內務張志潭，財政周自齊，陸軍靳自兼，海軍薩鎮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農商王乃斌，交通葉恭綽。周自齊攜帶美國商人臨時借款五百萬元前來就職。這個內閣是以舊交通係為核心，其中有奉系政客王乃斌一人，研究系范源濂一人。以前安福國會不肯通過張志潭和周自齊，現在這個阻力不存在了。以前靳向北京學生表示可以撤換教育次長傅岳棻，因安福系反對而不能實現，現在也實現了（八月十八日）。 關於上海和會問題，徐世昌曾於八月四日派李純繼任北方議和總代表，軍政府表示熱烈歡迎。此時廣東已經發生了粵桂軍的戰爭，看起來上海和會無足輕重，所以李純不肯接受總代表一職。靳雲鵬也主張「不議而和」，改南北和會為統一會議，在天津開會。但因桂系忙於布置軍事，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關於國會問題，徐、靳、曹、張會談的結果，決定聽其自行休會而不由北京政府命令解散。八月十九日，安福國會議長李盛鐸、劉恩格假座江西會館，舉行盛宴招待曹、張二人。二十日，兩院議員又全體公宴一次，對曹、張表示謝意。八月三十日，安福國會宣布閉會。 關於國民大會問題，張作霖經常在口頭上表示堅決反對。八月十三日曾向日本記者發表談話：「國民大會是吳佩孚的個人主張，而吳不過是別人的傀儡，他的背後有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英國人。現在中國人民還沒有處理國家大事的程度，這件事情絕對沒有商量的餘地。我已經請曹經略使約束吳佩孚，不要讓他再胡鬧下去。」十四日，隨同美國議員團來華訪問的美國前駐華公使芮恩施，向徐世昌遞了個主張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的條陳，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張作霖並非話出無因。當時就有跡象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看中了吳佩孚，想扶植他來作為它們間接統治中國的工具，而日本人也想利用張作霖代替皖系作為它的新工具。 張作霖是個唯武力論者。十三日曾向日本記者炫耀奉軍實力的強大，入關奉軍共有七萬人，打算留三萬人「保衛總統」，防守北京，其餘都退回關外。他的目的在於置北京於奉軍控制之下，使北京政府成為他的馴順工具。徐世昌卻十分害怕這種「保衛」，想調薑桂題的毅軍駐防北京。九月一日，張作霖又向一群外國記者炫耀他現有兵力三十萬人。有一個記者驚訝地說：「你的兵力比美國全國的兵力還要多出十萬！」張作霖說：「美國軍費比中國大得多，美國十艘軍艦的費用就抵得過中國全國的軍費。」 關於總統問題，曹、張二人認為維持徐世昌對他們有利，只有吳佩孚的態度有所不同。他所主張的國民大會，就是要通過國民大會的形式，解散安福國會，否認徐的總統地位，然後與南方組織統一政府。這個計劃雖然不能實現，但是八月六日吳佩孚應曹錕的電召再到北京的時候，不肯去見徐世昌，當晚就離開北京回到洛陽去了。曹錕又電召吳於十五日再到北京來，並且說服他於十六日前往謁見徐，從此吳對總統問題才絕口不談。 吳看見張作霖在北京耀武揚威的神氣，而靳內閣也倒向張作霖的一邊，心中忿忿不平，因此提出了直奉兩軍同時撤出北京和軍人不得干政的主張。十七日離開北京後，曾召集直軍將領及馮玉祥等舉行鄭州會議，決定選擇洛陽為練兵地點，埋頭練兵，以擴大直軍的勢力。 曹、張兩人各向北京政府要求軍費一千萬元以上。他們在北京每天忙的都是爭奪地盤和進行政治分贓。張作霖想把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都納入他的勢力範圍內，並有「問鼎中原」的野心，竭力保舉張勳為安徽督軍，張景惠為山東督軍，許蘭洲為陝西督軍。由於安徽問題複雜，他又保薦張勳為陝甘巡閱使，徐世昌藉口邊防吃緊，各地經常發生兵變，請求他們早日回到任所，可是他們在所求未遂之前，不肯離開北京。後來直奉兩系成立分贓協定如下：（一）撤銷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改任曹錕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7]（八月二十日發表），吳佩孚為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九月二日發表）。（二）升任李純為長江巡閱使，派張文生暫署安徽督軍（九月十六日發表）；隨後又改長江巡閱使為蘇、皖、贛巡閱使，仍以李純擔任，加派齊燮元為副使（十月二日發表）。（三）王廷禎調任禎威將軍，改任張景惠為察哈爾都統兼第十六師師長（九月二十一日發表）。（四）直軍各旅長一律提升為師長，閻相文繼范國璋之後為第二十師師長（十月十三日發表），王承斌、張福來、蕭耀南、曹鍈為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師師長，並提升王用中、董政國、彭壽莘、孫岳為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混成旅旅長（十月十七日發表）。（五）張作霖晉授鎮威上將軍，李純晉授英威上將軍，靳雲鵬、王占元、趙倜、陳光遠均晉授陸軍上將，吳佩孚、王承斌均授勳二位（十月十日發表）。曹錕在歷年獎敘中已經得過勛一位、陸軍上將、虎威上將軍、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嘉禾章，無可再加，所以這次由徐世昌「特令嘉獎，以彰功績」。 九月四日，曹、張二人離開北京到天津。他們本來是把兄弟，這次又在天津結為兒女親家以增進雙方的合作關係[8]。 在曹、張二人進行政治分贓各得其所的時候，首先感到痛苦的是河南督軍趙倜。他是八省同盟的成員之一，直皖戰爭時曾經出過一番氣力，而戰後卻添設了直、魯、豫巡閱使、巡閱副使兩個頂頭上司，使他抬不起頭來。吳佩孚在洛陽訓練軍隊，更使他感到「芒刺在背」。其次，王廷禎本來屬於直系，在直皖戰爭時也有過一些貢獻，曹錕為了交換自己的權利，不惜把他一腳踢開。由於以上情況，引起了各省弱小軍閥人人自危，隨後便有蘇、鄂、贛、豫、陝、晉、甘、浙、閩等省軍閥聯盟自保，反對更換督軍，反對大魚吃小魚的事情發生。這個聯盟中既有直系軍閥，也有皖系軍閥，直皖兩系的界限就弄得混淆不清了，這也是一些皖系軍閥能夠保全地盤地位的一個原因。北京政府本來打算戰後大舉裁兵，全國以五十師為限，由於直奉兩系大舉擴充兵力，也就不敢再彈此調了。 五　北京政府停止帝俄外交人員的待遇，並停付對俄庚子賠款，引起帝國主義集團的干涉 關於外交問題，在安福政權傾覆以後，北京政府基本上想走英、美路線，並渴望從四國銀行團取得一筆巨額「善後借款」。但西方國家為了投資安全，須待中國統一後才能進行借款談判，因此北京政府竭其所能地拉攏西南軍閥，企圖達到「和平混一」，從而取得國際借款。不幸的是，這一時期與直系具有同盟關係的南方桂系軍閥及其卵翼下的軍政府，又因粵軍回粵，形勢陷於不利，「和平混一」無從談起，而北京政府對外借款也就無法進行。 八月二十六日，蘇維埃政府派遣代表優林等到北京進行中蘇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談判。這是中國與外國建立平等關係的一次有利時機，不料英、美、法、日四國公使公然聯合起來，壓迫北京政府拒絕與之談判，而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公開進行談判，僅予優林等以非正式的接待。關於俄國庚子賠款問題，帝俄政權已經消滅了三年，而留在中國的帝俄公使和領事，仍然保持其外交官的待遇，並能從中國取得這筆賠款，繼續從事外交活動，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蘇維埃政府曾於七月間重申放棄帝俄在中國的特權並廢棄不平等條約，包括庚子賠款在內，希望中國勿再以此項賠款交付帝俄外交人員，這一表示是完全符合中、蘇兩國的共同利益的。七月一日，北京政府停付俄國賠款。八月二十二日，英、法兩國公使公然又表示反對，而日本公使也認為這一措施「違反國際公法」。以上說明，帝國主義不但極端仇視蘇俄，同時也極端漠視中國的外交自主權，其蠻不講理的態度，是使人不能容忍的。 直皖戰爭結束後，九月二十二日，北京外交部通知各地電報局，以後不再代遞俄國公使館的密電，帝俄公使庫達攝夫公然提出抗議。外交總長顏惠慶示意庫達攝夫自動辭職，而庫達攝夫則稱，俄僑在中國者有三十萬人，須俟俄國「正式政府」召回始能卸職。二十三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帝俄外交人員的待遇，並表示保護在華俄僑的生命財產，對俄國內戰仍守中立，「並視協約國之趨向為準」。同時接收天津、漢口的俄租界及俄國領事館。不料這一措施竟然引起帝國主義集團的又一次干涉，而首先出面干涉的，就是自稱為與中國有「傳統之友誼」的美國。十月二日，美國政府邀請有關各國交換北京政府處理帝俄在華利益問題的意見。在美國的指使下，日、法兩國公使公然建議帝俄在華利益不應由中國收回，而應交與外交團共同代管。十月十一日，北京外交團由領袖公使正式照會北京外交部，聲稱：「中國政府斷然不能永遠取消俄國按照條約在中國所享有之利益，須俟俄國正式政府成立，經各國承認時，再行議定一切。在此時期，請中國政府與外交團商訂暫時管理俄國在華利益的辦法。」二十二日，北京外交部回答照會稱：「現在採行的一切辦法，自屬暫時性的，俟俄國正式政府成立取得本國政府承認時，再行議定一切。……俄國租界由中國政府代為保管，界內一切行政暫無變更。俄國領事裁判權當然終止。……各國在華利益，如因停止俄國外交人員待遇而或有可受影響之處，本國政府極願與駐京各國公使隨時接洽，以解除一切困難。」 帝俄一向是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在爭奪中國問題上的一個敵對國家。在帝俄「返魂無術」的時候，這些帝國主義者為什麼卻要竭力保持它在中國所享有的特權呢？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奧兩國的在華特權已因戰敗而被廢止，如果俄國在華特權也被廢止，就會打開一個大缺口，為中國廢止各國在華特權創造有利的條件。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曾經說過：「這次世界戰爭，就是為了保持條約神聖。」原來，帝國主義強加於弱國的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為了保障人吃人的帝國主義制度，為了維持它們的共同利益，它們就寧願向「幽靈」送人情，而使中國永遠不能翻身。帝國主義的真實用心便是如此。 十月下旬，北京政府頒布「管理俄僑規則」和「東省特別區法院編制條例」。在接收帝俄租界及其附屬財產、房屋時，曾開具清單送交外交團參考，並聲明「暫由中國代管，決不因此而影響各國在華權益」。十一月十八日，外交團又提出照會，對於取消東省鐵路界內俄人治外法權、裁撤俄國法庭、並將俄人歸於中國法庭管轄以及天津管理俄租界等辦法，表示不滿。為了討好帝國主義，北京政府不惜委曲求全地將帝俄公使館及其附屬財產、房屋交由外交團代管，以保持使館界的「神聖不可侵犯」。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的帝俄總領事，在帝國主義各國支持下，仍然繼續行使司法與行政權。後來江蘇交涉員和上海領事團再三交涉，才將上海俄國領事館改名為中國特派管理上海俄僑通商事務局，以江蘇交涉員為名義上的總辦，內部事務純由帝俄舊總領事以會辦名義執行。 關於管理俄僑條例，外交團繼續提出爭論，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蘇維埃政府發表聲明，除重申願意根本廢止帝俄與中國所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其所得特權外，對於北京政府停止帝俄外交人員的待遇，表示滿意，並希望中蘇兩國互派外交人員，建立外交關係。帝國主義集團對此又百端加以阻撓。後來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蘇維埃政府派加拉罕來華以後，中蘇建交問題才得到解決。 六　李純自殺，直奉兩系爭奪江蘇地盤白熱化。北京政府任命王士珍為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為江蘇督軍，何豐林為淞滬護軍使 直皖戰後，直奉兩系在長江方面曾發生地盤之爭，使北京政府大傷腦筋。 十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四十五分，江蘇督軍李純忽然自殺身死。這個消息傳出來，引起了全國人士的種種推測，大家都疑心他是被人暗殺而非自殺，江蘇督軍署急忙把李純臨死前所寫的遺書影印下來在報上發表，謠言才告平息，但又有人疑心遺書是偽造的。 李純生前非常好名，在馮國璋為總統的時期，他是長江三督的領袖，也是主和派的領袖。後來吳佩孚在衡州通電主和，成為風雲一時的人物，而李純的聲名反為所掩。直皖戰後，北京政府仍然把他當作與曹錕、張作霖並駕齊驅的人物，提升為英威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地位在各省督軍之上。巡閱使一職本來是袁世凱當權時期用以拉攏軍閥的有名無實的空頭銜，以前張勳和倪嗣沖都做過長江巡閱使，其勢力都不能達到長江各省。後來兩廣巡閱使陸榮廷能夠控制兩廣，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能夠控制東三省，從此巡閱使才成為駕乎督軍以上的一個實職。曹錕原任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也不能在四省以內行使職權，直皖戰後改任直、魯、豫巡閱使，才取得控制直、魯、豫三省的大權，而巡閱使的制度，也就進一步地具體化起來。只有長江巡閱使因為範圍過廣，各省軍閥系統不一，仍是個有職無權的空頭銜。 李純所得的本來是長江巡閱使，他不滿意這個空頭銜，北京政府才又改任為蘇、皖、贛巡閱使。根據當時的情況，新任安徽督軍張文生由徐海鎮守使調任[9]，資格很淺，可以受李純的節制。江西督軍陳光遠本來是李純的老夥伴，也應當沒有問題。但是，此時各省督軍都自視為獨霸一省的小皇帝，北京政府尚且不在他們眼下，哪裡願意有一個直接上司壓在他們的頭上，儘管陳光遠是李純的老夥伴，他也不能例外。這個命令發表後，陳光遠表示江西與湘、鄂兩省應當成為一個區域，不能劃入蘇皖範圍，他情願居王占元之下而不願受李純的節制，隨後他就請病假以示抵制。陳光遠的這一態度，使李純受到很大刺激。 同時，李純保薦他的乾兒子文和為江蘇財政廳廳長，文和是個著名貪污分子，引起江蘇人民的激烈反對。此時李純已經患有精神失常症，家中人不給他上海報看，他卻執意要看。當他看見報上登載江蘇各團體通電反對文和的時候，就放聲大哭。從此每日必哭，並且經常流露悲觀厭世的情緒。他曾致友人施愚一電，說他不久就要「披髮入山，與世永別」。又把妻弟王營長叫進來哽咽著說道：「我的督軍做不成，你的營長也幹不了。我叫軍需課給你七千元，你拿這筆錢回家過活去吧！」 十月十一日，李純在房中寫信寫到深夜尚未就寢。已經入睡的王夫人忽然聽得一聲槍響，急忙爬起來，發現李純面色慘白，不禁失聲大叫，便由侍從人員急召日本醫生須藤前來診視，發現李純肺部有血跡，又在枕頭下面發現小手槍一支，才知道李純已向右肋開槍自殺身死。他的遺書是從皮包里檢查出來的。 遺書共有五封。（一）致李馨函：桂山二弟手足。兄為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誤國誤民，心實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謝國人，以免英名喪盡而留後人紀念。淚下。囑者：一、兄為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始終如一，祖遺財產及兄一生所得薪公並實業經營所得，不過二百數十萬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賑災，以減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堂永久基本金以作紀念；其餘半數作為嫂弟合家養活之資。錢不可多留，須給後人造福。二、大嫂賢德，望弟優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給養活費，歸娘家終年。四、小妾四人，每人給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損兄英名。五、所有家內一切，均囑弟善為管理。郭桐軒為人忠誠，託管一切，決不誤事。六、愛身為主，持家須有條理，尤須簡樸，切囑切囑。兄純別書。九年十月九日。（二）告國人書：純為病魔，苦不堪言。兩月不能理事，貽誤甚多。求愈無期，請假不准，臥視誤大局誤蘇省，恨己恨天，徒喚奈何，一世英名，為此病魔失盡，尤為恨事。以天良論，情非得已，終實愧對人民。不得已以身謝國家，謝蘇人，雖後世指為誤國亡身罪人，但問天良，求心安。至一生為軍人道德如何，其是否（非）以待後人公評。事出甘心，故留此書以免誤會而作紀念耳。李純遺書。（三）同上：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殺純一身，愛國愛民，素願皆空。求同胞勿事權利，救我將亡國家，純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純別言。（四）分致江浙軍民長官：一、代人民叩求盧督軍子嘉大哥維持江浙兩省治安，泉下感恩。二、代人民懇留齊省長（耀琳），俟王省長（瑚）到蘇再交卸，以維地方公安。三、蘇皖贛巡閱一職，並未拜命，即請中央另簡賢能，以免貽誤。四、江蘇督軍職務，以齊幫辦燮元代理，懇候中央特簡實授，以維全省軍務而保地方治安。叩請齊省長齊幫辦以及全體軍政兩界周知。（五）致齊燮元、張文生函：新安武軍歸皖張督文生管轄，其款須照章徑向部領。如十月十一日恐領不及，由本署軍需課代借撥二十萬接濟，以維軍心而安地方。關於皖省，可告無罪。此致皖張督齊幫辦查明辦理。十月十一日。 李純死後，江蘇省議會議決廢除江蘇督軍，並擬聯合各省進行大規模的廢督運動。北京政府當然不會傾聽這種呼聲，十月十五日，下令派齊燮元暫行代理江蘇督軍。江蘇地盤馬上成為直奉兩系的爭奪目標：張作霖推薦張勳繼任江蘇督軍兼蘇皖贛巡閱使，如果江蘇人民反對張勳，情願自己調任江蘇督軍而以奉天督軍讓與張勳；曹錕推薦王士珍繼任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繼任江蘇督軍。此外，陳光遠希望王占元調任江蘇督軍，本人調任湖北督軍，而以齊燮元或吳佩孚繼任江西督軍。江蘇軍官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則推舉陳調元為代表與北京政府接洽，要求正式任命齊燮元繼任督軍。 根據北京政府的看法，江蘇是一個大省，齊燮元以師長地位驟然一躍而為大省督軍，未免跳得過高過快；但是，由於江蘇本屬直系的勢力範圍，齊燮元又占有「近水樓台」的優勢，任命他繼任江蘇督軍，還勉強地可以說得過去，任命他兼任巡閱使，就說不過去了。徐世昌準備抬出北洋派元老王士珍來抵制張作霖所保薦的張勳。此時王士珍在正定原籍隱居，十一月十九日應徐世昌的電召到了北京，表示不就蘇皖贛巡閱使。徐世昌一再勸他接受此職，即使名義上擔任，不到南京就職也是可以的。同時，北京政府又竭力疏通張作霖同意這樣安排，不要堅持己見。北京政府這樣做是為了保持直奉兩系力量的平衡，以免引起新的風波。由於北京政府的多方努力，十二月三日才發表三道命令，任命王士珍為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署理江蘇督軍，何豐林為淞滬護軍使。 何豐林的淞滬護軍使還是齊燮元所保薦的。淞滬護軍使問題是直皖兩系多年來不能解決的一個爭端，現在皖系已經失敗，直系本來可以乘此時機收回淞滬軍區，但是齊燮元資望很淺，他不得不竭力拉攏他的近鄰，情願放棄淞滬軍區的管轄權，以交換盧永樣、何豐林等對自己的支持。 * * * [1]　王郅隆是安福系議員，也是倪嗣沖的財政經紀人。 [2]　李思浩單獨逃往華俄道勝銀行。 [3]　倪嗣沖的疾病拖延很久，到1924年7月12日才在天津死亡。 [4]　定國軍討曹錕的檄文指責曹錕、張作霖勾結張勳，重謀復辟。曹、張曾通電否認其事。張勳也有號電（7月20日）稱，「博浪之錐，止於一擊」，現在年將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賜」。 [5]　此時自治潮流風靡全國。吳佩孚為山東人，馮玉祥為安徽人，所以受到兩省團體的推戴。為了迎合自治潮流，徐世昌主張派薑桂題到安徽，張作霖也保薦鮑貴卿繼任安徽督軍，姜、鮑兩人都是安徽人。 [6]　吳佩孚在洪憲帝制時曾與雲南護國軍作戰，對護國軍總司令蔡鍔的印象很深。這次直皖之戰，他在戰前宣言：「為國民爭人格而戰」。戰後又認為「內戰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都是模仿蔡鍔的口吻。 [7]　曹錕原為四省經略使，北京政府打算改任他為直、魯、豫、晉四省巡閱使，因為張作霖只有東三省地盤，而山西督軍閻錫山又與張作霖勾結，反對曹錕節制山西，所以最後決定改任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 [8]　曹錕沒有兒子，曹銳的兒子兼祧兩房。這次聯婚就是以張作霖的女兒許配給曹錕的過繼兒子。 [9]　張文生調任安徽督軍後，李純派陳調元繼任徐海鎮守使，才收回了蘇北軍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