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五十二章　軍政府倒台和南方形勢的新變化

一　桂系發動對粵軍的攻勢，粵軍反攻取得一連串的勝利。廣東地方派軍人在珠江南岸宣言「兵諫」。廣東各團體的「贖城」談判。岑春煊等宣布撤銷軍政府，桂軍退出廣州。桂系取消兩廣自主，北京政府宣布「全國統一」。孫中山等回廣州重組軍政府 直皖戰爭發動以前，直桂兩系曾經相約同時動手，直系在北方推翻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勢力，桂系在南方消滅國民黨的軍事力量。這本是多年來直桂同盟的共同目標，也就是兩系企圖實現「和平混一」必須採取的軍事步驟。另一方面，皖系與國民黨及滇系也有一套反擊直桂兩系的計劃：福建督軍李厚基在段的指示下，接濟粵軍軍費五十萬元和子彈六百萬發，幫助粵軍反攻廣東；唐繼堯暗約粵軍反攻廣東，自己出兵廣西，使桂系首尾不能相顧，然後會師廣州，改組軍政府。這個計劃雖已擬定，但由於唐繼堯要集中力量應付川滇軍的戰爭，一時騰不出手來，而陳炯明也因孤掌難鳴，不敢單獨發動。 粵軍是以廣東省長所屬的警衛軍二十營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現已發展到一百零八營，總司令陳炯明兼任第一軍軍長駐漳州，許崇智任第二軍軍長駐龍巖。桂系劉志陸、沈鴻英等部則駐潮汕一帶，用以監視粵軍。駐詔安的靖國軍軍長方聲濤也是傾向桂系的。 七月中旬，正當直皖戰爭發動的時候，國民黨人周之貞、何克夫等在江門起事，組織了五路救粵軍，海軍江大、江固兩艦逃出廣州加入救粵軍，同時已下台的廣東地方派領袖李耀漢也策動肇慶、欽廉一帶的舊部起而響應，廣東局勢頓趨緊張。莫榮新得到情報，救粵軍擬與陳炯明所部粵軍裡應外合地掃除桂系在廣東的勢力，因此陸榮廷在龍州召集會議討論對付閩南粵軍的問題。此時直系已在北方戰勝，林葆懌所屬海軍又與桂系合作，內外形勢都對桂系有利，所以龍州會議決定以進攻福建北軍為名，大舉向粵軍進攻。龍州會議結束後，桂系便製造北軍侵犯漳浦的消息作為進兵藉口，而陳炯明窺破他們的陰謀，馬上通電聲明並無其事。 八月十一日，軍政府下了進攻福建的動員令。桂軍以沈鴻英為總司令，下分三路，以桂軍劉志陸為中路司令，浙軍呂公望為右路司令，靖國軍方聲濤為左路司令。林葆懌率領海軍前往詔安配合作戰。桂軍兵精糧足，又有海軍為輔，自信萬無一失。 粵軍得到桂軍動員的報告，才下了回師廣東的決心。十二日，陳炯明在漳州公園舉行誓師大會，以洪兆麟為第一路司令，許崇智為第二路司令，自己兼任第三路司令，即日出發平和指揮作戰。粵軍只留四營在後方，所遺閩南各地盡由李厚基派北軍前來接收。 粵桂軍的戰爭從八月十六日開始。粵軍人人思歸，士氣十分昂揚，而多年來養精蓄銳的桂軍，竟然不堪一擊，望風而潰，十六、十七兩日，蕉嶺、大埔、饒平均入粵軍之手。在桂軍兵敗如山倒的影響下，方聲濤的靖國軍不戰而退，已經行抵汕頭的林葆懌觀望不前，呂公望所指揮的浙軍陳肇英部也按兵不動。十八日，桂軍又放棄黃岡，粵軍以破竹之勢由竹篙山進占潮安，另一路由大埔向三河壩挺進，潮汕交通就被粵軍割斷了。二十日，汕頭髮生兵變，那位莫榮新的義子，以廣東人而為桂軍將領的劉志陸，倉皇棄城逃走，林葆懌急忙將海軍艦隊撤回銅山，自己逃回廣州，澄海、汕頭又被粵軍占領。 桂系軍閥在西南五省中擁有最大的兵力。在歷年戰爭中，陸榮廷慣於使用別人的軍隊衝鋒陷陣，而將桂軍置於陣後，因此他的本錢愈積愈多。他做夢也不曾想到他的部下健兒幾年來在廣東搜刮民脂民膏，都已經變成了腰纏累累的富家翁，而前方炮聲一響，他們忙於把自己的財富轉移到後方安全之區，哪裡還有心情作戰；特別是桂軍士兵一貫騷擾地方，廣東人民恨之刺骨，當粵軍發動攻勢並且提出「粵人自救」的口號後，廣東各縣民軍紛紛揭竿而起，使桂軍陷於四面受敵的地位。所以粵桂軍的戰爭與湘軍驅張之戰如出一轍，兵力強大的一面，在人民的巨大威力之前就像一個紙糊老虎，一戳即破，不能避免滅亡的命運。 粵桂軍的戰爭發動時，岑春煊派文群為代表到北方接洽恢復上海和會，企圖廉價交換和平。可是北京政府長著一雙勢利眼，認為南北和平將取決於廣東戰爭的誰勝誰敗，和會無足輕重，而李純又不肯擔任北方議和總代表，因此不加理睬。 粵軍占領潮汕後，桂系大為震動。一向仰承桂系意旨的岑春煊便又換上了一副「和事佬」的偽裝，用軍政府的名義勸告雙方停止戰爭。可是，當勝利在望的時候，粵軍哪裡會理踩這個被敵人利用的傀儡工具。所以粵軍仍然分兵兩路前進，一路由梅縣、長樂、興寧進攻龍川、河源，一路由揭陽、普寧、惠來進攻陸豐、海豐。對方桂軍劉達慶部守龍川、河源一線，卓廷貴部困守惠州待援。 這時，退往湘南的滇軍朱培德、楊益謙兩部也在湘粵邊境躍躍欲試[1]，莫榮新便又調回沈鴻英以加強北江防務，另派馬濟為西江總指揮，帶兵由石龍進駐惠州。 從十六日到二十一日，粵軍以風捲殘雲的姿態直趨惠州，共計繳獲桂軍步槍七千餘支，機關槍二千餘挺，大炮二十餘門。二十四日陳炯明到汕頭的時候，市民熱烈歡迎，海外粵僑紛紛匯款接濟粵軍。 莫榮新禁止廣州各報登載桂軍戰敗消息，不許稱粵軍、桂軍，須稱桂軍為省軍，粵軍為敵軍。但消息是封鎖不住的，廣州市民都以桂系軍閥在廣東的統治地位即將結束而感到很大興奮。 從八月下旬起，莫榮新把所有能夠調動的軍隊都調到東江進行最後掙扎，因此粵桂軍在揭陽、陸豐、海豐、紫金、興寧一帶展開了拉鋸戰。但到九月上旬，桂軍終於抵擋不住，粵軍再度占領河源、陸豐、海豐，戰局重心又推進到惠州城下。桂系指使軍政府罷免陳炯明的粵軍總司令、福建省長各職以泄忿。 桂系不但要集中主力到東線阻擋粵軍的銳利攻勢，同時還要抽出一定兵力來防止廣州附近地方派軍人的異動。莫榮新派李根源為廣州衛戍總司令，把他的海防軍調回廣州。同時，還調集廣西子弟兵——陸榮廷的兒子陸裕光、沈鴻英的兒子沈榮光和自己的兒子莫正聰等部防守督軍署所在地的觀音山。九月十七日，虎門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獨立，廣九路也被民軍拆毀不能通車，廣州領事團向軍政府提出不得在廣州周圍三十里作戰的警告，廣州陷於大混亂中。 二十五日，有人送木匣到軍政府，在標籤上寫著「岑大總裁笑存」六個字。府內職員打開來一看，不料轟然一聲，炸彈爆發，當場炸死了衛士三人。督軍、省長兩署也有人送來同樣「禮物」，但未引起爆炸。這樣一來，軍政府立刻成為恐怖世界，岑春煊、溫宗堯兩總裁都從府內遷出，大小職員也都紛紛避居沙面，軍政府呈現了「樹倒猢猻散」的淒涼局面。 九月下旬，地方派軍人魏邦平、李福林等秘密將所部由香山、佛山等地移動到廣州對岸河南來。二十七日，桂系所提心弔膽的事變終於突發了，魏、李二人聯合致函莫榮新：「敬代表粵人籲請督軍解除兵柄，以粵省治權還之粵人，率師回桂，俾息兵禍。督軍率軍返桂沿途，當竭力保護，斷不冒瀆尊嚴。」同日，魏邦平發出通電稱，本人率領所部及艦隊於本日「陳師珠江，集中鵝潭，占領中流砥柱及車歪炮台各要塞。福軍一致進行」[2]。 這是對桂系的一個致命的打擊。這次事變是桂系事前想得到的，但是他們沒有方法加以阻止。至於地方派軍人為什麼不採取突擊方式而採取「兵諫」方式，這是因為桂軍在廣州還有相當大的兵力，如果進行突擊，可能引起巷戰而使廣州蒙受重大損失。 當天下午，林葆懌會見莫榮新，勸他帶兵離開廣州。莫對此並不表示拒絕，但他推託說，這個問題須向陸巡閱使請示，並且桂軍必須取到開拔費才能成行。林葆懌向雙方提出建議，關於桂軍撤退問題，可以用談判的方式和平解決，在未成立協議以前，雙方均不開炮，以免糜爛地方。 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桂軍在永漢馬路天天茶樓屋頂架設大炮，炮口指向河南福軍大營，觀音山各炮台也都卸下炮衣準備應敵。虎門炮台則派出飛機在廣州上空飛行示威。在極端嚴重的戰爭氣氛下，商店紛紛閉市，人民紛紛遷地避難。莫榮新向地方派軍人提出條件，要籌款五百萬為桂軍的開拔費，本人以桂軍總司令名義率領桂軍二師留駐肇慶，如果這些條件不被接受，決不離開廣州。 二十九日，廣東省議會推舉議長林正煊往見莫榮新，擔任調停。莫表示「本人決不貪戀權位，也不忍糜爛地方，一定按照貴會的意見辦事。但是必須聲明，任何人都可以接任督軍，只有陳炯明不能前來接任」。說到這裡，他的態度突然變得猙獰可怕，切齒地說：「我已經發出三道急電到惠州前線，限他們在三天之內消滅陳炯明的軍隊！」剛從前方回到廣州的馬濟也在一旁悻悻地說：「省城桂軍尚有萬人以上。請你轉告登同（李）、麗堂（魏），他們的兵力未必勝過我們，打起來吃苦頭的是廣東人。」 林正煊從督軍署退出來，又在珠江一葉電船上找到了魏邦平和李福林。他們都同意採取協商方式解決桂軍撤退的問題，並請惠州方面的粵桂軍先行停戰，等候解決。 三十日，魏、李二人在海珠召開會議，推舉海軍次長兼海圻艦長湯廷光繼任廣東督軍。莫榮新對此也不反對。這個消息傳出來，廣州人民皆大歡喜，長堤河南一帶家家燃放鞭炮表示慶祝，商店紛紛開市，並且繼之以燈火輝煌的夜市，宛如歡度節日的景象。第二天打開門一看，廣州仍然在戰雲的籠罩下，桂軍並無去志。於是商店又紛紛停業，人民又紛紛遷地避難，回復了「滿城風雨」的戰時景象。 十月二日，莫榮新召集廣州各團體代表在觀音山督署舉行會議，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東江桂軍二、三萬人尚在與粵軍激戰中，此項桂軍應如何撤退，撤退後應在何處集中，如何指定路線撤回廣西；省城及各地防軍如何撤退以及派何軍前來接防；桂軍欠餉在一千萬以上，此項欠餉及開拔費如何籌措，有何保證。這些問題如不解決，桂軍即難退出廣州。 原來這時桂軍在東江打了一次勝仗，莫的態度又變得強硬起來。他表示觀音山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壘，如果以上問題得不到滿意的解決，他將死守觀音山，戰至最後之一人。他把廣州全城的軍械軍糧都搬到觀音山來，派兵防守觀音山、白雲山各炮台，並在城內高地架設大炮。以上情況表明，桂軍並無撤出廣州的模樣，同時還有一種傳說，莫榮新接受談判是一個緩兵之計，陸榮廷已經派譚浩明統率桂軍二十八營前來援助，馬濟主張死守待援，因此廣州市民的心情又變得沉重起來。 十月四日，廣州各團體代表開會討論的結果，承認籌湊五十萬元為桂軍的「送行費」，請莫榮新在三天之內交出督軍印信，即行付款。六日，莫向各團體代表進行了討價還價的談判，認為五十萬太少，桂軍開拔費由五百萬遞減到二百萬，少一個不行。他還虛偽地說：「這筆開拔費可以電請中央（指北京政府）籌撥，不必由廣東人民負擔。」 這時，陳炯明也派代表黃強由香港趕到河南來，同意用金錢「買還廣州」，以免化為灰燼。九日，各團體代表繼續開會，議決「讓城費」增加到一百五十萬，全城抽收房捐一個月，東佃各半，另外抽收賭館捐三個月，共計可得四十萬，其餘則由各團體向銀行借墊，將來設法籌還。各團體代表將此項決定面告莫榮新，他卻十分冷淡地回答說：「你們請放心，我不下命令，我的部下斷不敢開炮。你們莫性急，性急辦不出好事情來。」 湯廷光沒有等待莫榮新交印就於八日在河南宣告接任督軍，隨即成立「海珠和會」，討論桂軍撤退的問題。湯與各方面相約，桂軍未撤退以前，不許各路民軍開進省城。岑春煊還向「海珠和會」提出軍政府不撤銷，國會不解散，兩廣巡閱使繼續存在作為粵人治粵，桂軍在六個月內分批撤回廣西的交換條件。這些意見也是根據莫榮新的授意提出的，當然沒有人理睬。 正當讓城談判進行之際，林葆懌突於十一日宣布「海軍統一」[3]，這一舉引起廣州人民的重重疑慮。當時盛傳，這是海軍軍官接受北京政府賄賂二十萬元的結果。林葆懌本是動搖分子，此舉可能是與莫榮新串通一氣，投降北京政府，問題在於新任督軍湯廷光就是林的部將，因而牽涉到湯廷光何去何從的問題。隨後海軍下級軍官都反對海軍北歸，林葆懌放了一個空炮，這件事情才沒有引起新的風波來。 各團體鑒於廣東內部情況複雜，為了避免兵禍，決定接受莫榮新的要求於十二日籌足二百萬元為桂軍的「送行費」，存於銀行，等候桂軍開拔時提用。不料莫榮新因東江戰局穩定而有恃無恐，他提出另外四個條件為桂軍退出廣州的代價：（一）不承認湯廷光為廣東督軍，須由岑春煊、陸榮廷任命沈鴻英為廣東督軍；（二）桂軍須留二師長期駐紮廣東；（三）陳炯明退回漳州，魏邦平退回香山，但李福林仍可留駐河南；（四）廣東仍須承認陸榮廷為兩廣巡閱使。到了這時，廣東人民才完全證實莫榮新對撤兵問題毫無誠意，——「贖城」談判是中了緩兵之計，因此「海珠和會」也就停開了。 二十日，惠州戰局又有新的變化，粵軍從飛鵝嶺炮打惠州城，二十二日占領惠州，二十五日繼續占領石龍。粵軍恢復了以前勢如破竹的戰鬥精神。岑春煊看見大勢已去，便於二十三日通電宣布退職，這個電報稱讚李純自殺為「尸諫」，為「純潔犧牲」，使他大受感動，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迅速召開國會，大力裁兵，中央與地方開誠布公，共圖善後。二十四日，岑春煊、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竟以四總裁的名義宣布撤銷軍政府。二十六日，莫榮新宣布廣東取消自主，並稱「在中央政府未任專員以前，先率將士讓出廣州市區，地方治安應由粵民所舉之新督軍負責」。十一月四日，譚浩明也宣布廣西取消自主。 十月二十四日，溫宗堯首先離開廣州，是政府大員逃得最快的一人。二十六日，虎門炮台又派飛機在廣州上空盤旋示威，並在觀音山投下幾顆炸彈，引起廣州市的大混亂，那位負有衛戍之責的李根源也逃走了。岑春煊於二十七日離開廣州。同一天，飛機又來示威投彈，莫榮新並不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勇敢，半夜裡就狼狽出走了。他還留下來馬濟、林虎兩員大將收容由前方潰退下來的桂軍，並勒索廣州各團體所許下的開拔費二百萬元。二十八日，馬濟等曾與魏、李二人見面，承認領到開拔費即退出廣州。到了這時候，廣州各團體也就變得慳吝起來，不肯付款，而馬濟等只領到為數不多的火食費，來不及進一步追索就抽腿跑了。 十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的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三人聯名致電北京政府，勸止他們與岑、陸等簽定一錢不值的南北和約。可笑的是，北京政府竟然不顧事實，僅僅根據岑、陸、莫、譚等的空頭電報，於十月三十一日宣布南北和平統一，並表示依照民國元年八月公布的國會組織法與兩院議員選舉法，改選國會。這就是直桂兩系多年來所共同追求的「舊法選新會」的「和平混一」。大家都還記得，一九一二年袁世凱與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和平統一」，還有一個虛偽的統一局面和短暫的和平時期。這次北京政府所宣布的「和平統一」完全是「紙面上的和平統一」，是騙不了任何人的一套把戲。 三十一日，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聯名通電稱：「最近粵軍回粵，岑、莫敗亡，乃於相率逃竄之餘，輒為取消自主之說，初不意北方遽引為口實，遂有偽統一之宣布。似此舉動，過於滑稽兒戲。惟察北方用意，思以偽統一借取外債，延長命脈。此等宣言，文等決不承認。」十一月一日，陳炯明通電否認廣東取消自主。五日，唐繼堯通電否認統一。十一月二日，陳炯明到了廣州，不承認湯廷光為廣東督軍。湯於六日宣布解除督軍一職。十一月三日，孫中山宣布裁撤廣東督軍一職，派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任粵軍總司令，節制水陸各軍。陳於十一月十日通電就職。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孫宅舉行會議，孫、唐、伍三人決定偕同到廣州重組軍政府。他們二十五日由上海動身，二十八日到廣州，二十九日就舉行第一次政務會議，推定孫中山兼任內務部長，唐紹儀兼任財政部長，唐繼堯兼任交通部長，陳炯明兼任陸軍部長，伍廷芳兼任外交部長，徐謙為司法部長，李烈鈞為參謀部長，並提升湯廷光為海軍部長以代棄職逃走的林葆懌。 十一月二日，岑春煊逃到上海，北京政府還一再催促他到北京參加所謂統一善後會議。十一月十六日，粵軍占領肇慶，十七日占領廉州，二十一日陸榮廷通電桂軍全部退出廣東。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任命陸榮廷為粵邊防務督辦，譚浩明為廣西督軍，李靜誠為廣西省長，三十一日又下令授陸榮廷以九獅軍刀一柄。北方直系軍閥還想仿照袁世凱、段祺瑞利用龍濟光的前例[4]，扶植桂系軍閥的殘餘勢力，用以對付國民黨所控制的廣東，但是桂系一蹶不振，也正像以前龍濟光一蹶不振一樣。 這一時期，直系軍閥雖然在北方取得了勝利，可是它的同盟者桂系軍閥在南方一敗塗地，「和平混一」終於不能實現。此後北方又有直奉兩系的明爭暗鬥，而國民黨也僅在廣東打下了立足點，改組後的軍政府仍然是廣東一省的軍政府，因此形成了北不能統一北，南不能統一南的新局勢。在這種局勢下，大規模的南北戰爭是打不起來了，可是北與北的戰爭，南與南的戰爭，甚至一省之內因爭權奪利而引起的局部戰爭，卻打個不停，把國內戰爭引向更複雜和更頻繁的階段。 二　唐繼堯組織「同盟軍」對付熊克武。唐繼堯宣布廢督。熊克武聯合劉存厚反攻成都，滇軍退出四川。黔軍退回貴州後，劉顯世被逐下台 在直皖戰爭的前後，四川又爆發了川、滇、黔軍的「三角戰爭」，使三省局勢起了走馬燈似的重大變化。 劉存厚失敗逃往陝南後，在熊克武管轄下的川軍驟然增加到八師：第一師師長但懋辛駐成都，第二師師長劉湘駐合川，第三師師長向傳義駐德陽，第四師師長劉成勛駐新津，第五師師長呂超駐綿陽，第六師師長石青陽駐順慶，第七師師長顏德基駐綏定，第八師師長陳洪範駐嘉定。此外尚有重慶鎮守使余際唐部江防軍三十營分駐涪陵、南川、綦江一帶。以上兵力，以劉湘、呂超兩師為最強大。屬於川軍總司令熊克武系統的，有第一、第三兩師及江防軍，此外各軍則皆搖擺不定，沒有明顯的傾向。 四川境內滇黔軍駐地如下：滇軍顧品珍師駐資州、瀘州，趙又新師駐瀘州、敘府，華封歌旅駐會理，黔軍王文華師駐重慶。此外，重慶駐有滇、川、黔靖國聯軍援鄂軍第一路正副司令黃復生、盧思諦，各有兵力一旅。 總的說來，從一九一六年討袁戰爭結束以來，川軍有兩個極其明顯的軍事宗派集團，一個以依附北洋派的劉存厚為首，一個以站在西南一面的熊克武為首。四川軍人有一共同觀念，就是要把四川置於自己的控制下，而不願外來軍閥染指。劉存厚並非甘心依附北洋派，只是由於受到滇黔軍的壓力，才不得已求助於北洋派。而川軍驅逐劉存厚，也正是在反對劉存厚勾引北軍入川的共同目標下聯合起來的。熊克武等也不是真心傾向唐繼堯，為了打擊北軍和劉存厚，也不得不求助於滇黔軍。 雲南督軍唐繼堯很早就想把四川納入雲南的勢力範圍，使自己成為獨霸川、滇、黔三省的「西南王」。貴州督軍劉顯世則因貴州地瘠民貧，也想宰割四川一隅之地以養兵，所以甘心充當唐繼堯「侵略」四川的追隨者。從一九一八年北軍退出四川和劉存厚逃往陝西後，唐、劉自封為滇、川、黔靖國聯軍總副司令，成為四川的新統治者，熊克武雖任川軍總司令，卻須事事請命而行。 唐繼堯雖然標榜「援鄂」「援陝」之名，其目的在於控制四川，並無意於出兵北伐。一九二〇年三月，滇、桂兩系軍閥因為爭奪駐粵滇軍的統率權關係惡化，唐繼堯逐步與國民黨接近，熊克武則與軍政府更加靠攏，秘密發動「川人自主」。唐繼堯也秘密策動「同盟倒熊」，參加這個同盟的川軍有呂超、劉湘、石青陽、顏德基等。「倒熊同盟」調動三路人馬進攻：北路盧思諦、石青陽、顏德基各派一旅由射洪、潼川西進，呂超部由綿陽南下與之會師以攻成都的北面；顧品珍、趙又新統率滇軍由資州北上以攻成都的南面；劉湘會合王文華、黃復生等部在川東一帶進攻余際唐的江防軍，熊克武用以當北面的僅有向傳義一師，用以當南面的僅有但懋辛、劉成勛兩師，勢力懸殊，所以不得不於四月十七日宣布辭職以和緩各路進攻的危機。唐繼堯即以三省聯軍總司令名義派呂超、劉湘為川軍總副司令。但是，由於劉成勛、陳洪範等提出「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號，說服呂超到德陽與熊見面，熊許以升為軍長，並將成都兵工廠軍火悉數遷往綿陽以示合作誠意，於是呂超脫離同盟而與熊合作。劉湘也被劉成勛、陳洪範說服，熊克武許以川東一帶盡歸主持，於是劉湘也脫離同盟而與熊合作。這兩個兵力最大的川軍與熊合作，使熊由絕對劣勢轉為絕對優勢，因此熊於五月四日宣布復職，準備以武力驅逐滇黔軍。 四川戰爭從川東開始後，熊軍作戰不利。五月十一日，余際唐被迫離開重慶，準備調集江防軍反攻，但因黔軍自後尾追，站腳不住，只得向鄰水、廣安退走。隨後劉湘派兵到江北來，不料滇軍田梯團由萬縣開到，石青陽、盧思諦等部由順慶開到，兩面夾攻，合川又發生兵變，以致江北、合川、銅梁、大足盡入同盟軍之手。劉湘與余際唐在鄰水會合後，合力擊退黔軍，奪回合川，進逼重慶，聲勢為之復振。 川東戰事發生時，川南滇軍偽裝中立，卻乘虛進占內江到簡陽一線，其前鋒達到龍泉，川軍一、三兩師在新津牛市口與之對峙。五月二十二日，熊克武下令進攻，二十四日滇軍顧品珍師放棄簡陽，二十八日放棄資陽，三十一日放棄資中，六月一日放棄內江，一直退到隆昌、富順才停止不退。趙又新師也由自流井退守瀘州。五月二十六日，川軍劉成勛、向傳義、陳洪範、但懋辛、劉湘、呂超聯名通電否認唐繼堯、劉顯世的三省聯軍總副司令名義。同一時期，重慶戰況非常激烈，劉湘、余際唐還分兵北攻順慶，石青陽部連戰皆敗，在南部的滇軍第八軍軍長葉荃部因為劉存厚有增兵寧羌反攻入川的消息，不敢南下援救。這個時期，川軍所向無敵，滇軍不戰而退，除六、七兩師外，全體川軍「保川反唐」的呼聲高唱入雲。六月一日，唐繼堯鑒於作戰不利，通電宣布廢督，解除雲南督軍名義，暫以三省靖國聯軍總司令名義「保衛地方，收束軍隊」。廢督由北洋軍閥盧永祥首倡，南方軍閥唐繼堯首先實行。但是唐繼堯廢督後並不下台，而以三省聯軍總司令的名義發號施令，這套戲法就被人一眼看穿而不值一錢了。 顧品珍是滇軍的有名戰將，何以在四川作戰一敗再敗；唐繼堯是個著名野心家，即使滇軍在四川戰敗，何以要在雲南廢督，原來此中另有內幕。顧品珍與政學系有密切關係，五月二十六日曾通電錶示反對唐繼堯用兵四川和因駐粵滇軍問題與廣州軍政府失和的意見。顧品珍與熊克武成立秘密同盟，外間有熊克武助以軍餉三十萬的傳說，當川軍發動攻勢的時候，他不作抵抗，打算一步步地從四川退到雲南，然後發動政變，取唐繼堯的地位而代之。唐繼堯識破這個陰謀，密令趙又新監視顧品珍不讓他退回雲南，又令葉荃放棄川北陣地，帶兵南下攻打熊克武的後路。這個時期，呂超因個人權位問題對熊抱怨，唐竭力拉攏呂超與葉荃合作進攻成都。以上計劃安排妥當後，才發表廢除雲南督軍的東電。廢督有兩個用意：第一，擬將雲南全省劃分為三個衛戍區，每區設司令一人，廢督後不設總司令，這樣就使他的部下失去了爭奪督軍的目標；第二，唐打算驅逐熊克武后，四川也不設督軍，唐用三省聯軍總司令的名義節制四川總司令，比較「名正言順」。唐在廢督電中說：「繼堯首倡實行，原非徒為潔身計，更當就力量所能及之範圍內貫徹此主張；其有擁兵自衛抗此主張者，則是自便私圖，不惜國脈，願與同志共棄之！」唐繼堯力所能及的範圍當然是指四川、貴州兩省。六月二十一日，劉顯世也通電廢除貴州督軍，以三省靖國聯軍副司令名義「保衛」貴州治安。 當唐繼堯發動「同盟倒熊」的時候，久離重慶的黔軍司令王文華忽然跑回重慶來加入這個同盟，他的目的在於討好唐繼堯，取得外援，以便取劉顯世的地位而代之。劉顯世是王文華的舅父，曾發出通電力辟此項謠言，認為舅甥骨肉之親，斷非外人所能離間。其實，在那個爭權奪利，你死我活，誰也認不得誰的軍閥統治時期，莫說舅甥之親，就是父子之親，也不能保證彼此之間能夠長期和平共處。劉顯世完全明白王文華的政治野心，因此當王文華出發後，馬上派兄弟劉顯潛統率黔軍一萬人到四川，名為「後援」，實為防止王文華率師回黔，倒戈相向。 但是，由於黔軍後援隊的到達，重慶局勢卻起了另一重大變化，劉湘、余際唐等部退往川北，黔軍乘勝出擊，川軍第六師石青陽部得以解順慶之圍，並與黔軍聯合起來西向進攻成都。六月下旬，呂超倒向滇軍的態度日趨明顯，因此熊克武罷免呂超的第五師師長，派旅長王維綱繼任，呂超便與石青陽會師進攻成都，葉荃的第八軍也由南部向遂寧開拔。這一局勢的演變，使得熊克武由全勝之局轉變為腹背受敵，顧品珍看見勢頭不對，也就轉變態度殺起回馬槍來，熊部接連退出富順、榮縣、威遠、內江。七月九日，熊由前線退回成都，還想布防死守，但因所部已無鬥志，十日只得以督師為名離開成都，派第三師師長向傳義維持省城秩序，自己率領第一、第二兩師、江防軍及警衛團突圍向綿陽出走。向傳義鑒於大勢所趨，電請呂超到省主持一切，而在呂超未到以前他就逃走了。首先到成都的是石青陽的第六師。十八日，呂超到省就川軍總司令一職，電請滇軍暫勿開進省城，以便收拾殘局。呂超採取綏靖手段吸收川軍各師，因此劉成勛回防新津，陳洪範回防嘉定，都表示接受呂超的號令。 這一時期，廣東粵桂軍的戰爭尚未發動，國民黨曾決定將國會遷往雲南，組織另一軍政府，以拆廣州國會與軍政府的台。六、七月間，離粵到滬的國民黨議員紛紛由海道繞道越南到昆明，李烈鈞也到昆明與唐繼堯接洽組府問題。七月七日，到滇議員舉行兩院聯合會，議決取消岑春煊的職務，補選劉顯世為總裁。十日，又議決國會移滇開會。但因雲南交通極不便利，加以唐繼堯雖與國民黨合作，卻不願有一個「頂頭上司」設在雲南，關於國會移滇和在滇組府的問題，並未完全取得他的支持。七月十五日，唐繼堯、李烈鈞與舊國會眾議院副議長褚輔成等舉行會議，決定改在重慶召開國會和組織軍政府，並推李烈鈞先往重慶布置。十九日，滇川黔聯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均由師長升任）、第八軍軍長葉荃、黔軍前敵總指揮袁祖銘等聯合發出通電，歡迎孫、唐、伍三總裁及國會議員到四川。八月一日，新任川軍總司令呂超也有同一表示。四日，唐繼堯又電請三總裁早日啟程。孫中山等接到這些電報，正在整裝待發，忽然接到四川戰事再起的消息，才又推遲了啟程日期。 熊克武退出成都後，率領川軍第二師劉湘及混成旅楊森等部退守閬中、南部、西充一帶。黔軍袁祖銘部及川軍第六師石青陽部在南充、蓬溪一線與熊部對峙。熊與劉存厚以前本是正面敵人，此時卻因利害關係結合起來，他們在蒼溪舉行會議，議決組織靖川軍，分為東西兩路，熊部擔任東路進攻重慶，劉部擔任西路進攻成都；在戰爭未解決前，兩人相約不做督軍，公推劉湘護理四川督軍職務。 劉存厚部有田頌堯、唐廷牧、張邦本、賴心輝四旅。他回到漢中後，派田旅由廣元、劍閣南下，張旅由江油、彰明南下，在綿陽會師。由於滇黔軍和呂超都不重視川北防務，因此八月上旬靖川軍先後占領廣元、昭化、劍門、劍閣、梓潼，八月十九日占領綿陽。熊克武提升但懋辛為第一軍軍長，劉湘為第二軍軍長，楊森為第九師師長，派劉湘部由閬中向潼川進攻，楊森與江防軍司令余際唐兩部向順慶進攻。川軍第四師師長劉成勛、第八師師長陳洪範本來都是接近熊的，現在看見熊捲土重來，他們的態度便又動搖起來。熊部迅速占領順慶、合川、遂寧、安岳、樂至，成都處於靖川軍的鉗形攻勢中。 此時廣東桂軍在東江戰敗，北方直奉兩系都不再重視桂系了，認為南北和平能否實現，要看滇系的態度，因此對唐繼堯極盡拉攏聯絡之能事。張作霖表示願意「與蓂賡（唐）交朋友」，以促進南北的和平統一。八月二十六日，唐繼堯、劉顯世發出聯名電報，指出「法律外交為解決時局之關鍵」，以曹錕、張作霖為首的十七省北洋軍閥便於九月十日通電予以讚揚，並稱：「新舊國會怠棄職務，不能滿足人民之願望，復以黨派關係，不足法定人數，開會無期，舍依法改選，更無他道可循。……嗣後中央外交政策，應以民意為從違，在南北分裂之際，對於各國所訂契約，皆應舉而訴諸輿論。」 但是四川的局勢又起變化。九月五日，呂超從成都出走。六日，楊森、喻培棣、張沖、何光烈等部進入成都。劉成勛、陳洪範等都加入了靖川軍，熊升任劉成勛為第三軍軍長兼成都衛戍總司令，並派劉湘兼任靖川軍前敵總司令，率領楊森等部向駐守龍泉驛的滇軍進攻。原來靖川軍占領德陽、潼川後，變更作戰計劃，劉、熊兩部集中力量以攻下成都為第一目標，對川東方面暫不積極進攻。靖川軍占領成都後，尚有滇軍六個旅扼守龍泉驛，必須擊走這支滇軍，才能解除成都的嚴重威脅。從九月六日到十八日，熊部川軍與滇軍在成都東城外與龍泉驛之間展開了拉鋸戰，龍泉驛幾度易手，有時滇軍衝到城外來迫使川軍閉城固守。一直到十八日劉存厚部第一路司令田頌堯、第六路司令鄧錫侯趕到增援，滇軍才迅速撤走。 滇軍從九月二十一日放棄龍泉驛後，不再進行抵抗，到十月十五日為止，先後放棄簡陽、資中、內江、瀘州、敘州，一路退往鎮雄、畢節，一路退往鹽津、永善。滇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在瀘州城下被川軍擊死[5]。 十月二日，顧品珍在瀘州發出了表明態度的電報，請唐繼堯「毅然止戈」，撤回滇軍，從此「川滇和平相處」。如果唐不肯接受，他就自請「先釋兵柄，不辭而行」。唐接到電報後大起恐慌，只得提升顧為滇軍第一、第二兩軍總司令，想用籠絡手段阻止他倒戈相向。同時，北京政府得到滇軍內部分化的消息，十月八日靳雲鵬十分高興地回答一電，稱讚顧品珍是「仗義丈夫，血誠男子」，希望將來有機會到北方來，介紹他和北方朋友見面。 熊部川軍在西戰場上得手後，劉湘率領一、二兩軍及江防軍轉移到東戰場來，十月十五日攻下重慶。川軍未入城以前，王文華派盧燾代理黔軍總司令，率領黔軍退往綦江，自己搭乘大元輪船到上海去了。留在重慶的滇軍，剛往鎮雄退卻，李烈鈞隨同滇軍出走[6]。已到重慶準備召開國會和組織軍政府的國民黨議員一百七十五人，則都搭乘外國輪船逃走。隨後川軍又將萬縣、夔州的鄂西靖國軍趕走[7]。一直到這個時候，四川全省才沒有外省軍隊的蹤跡。 同一時期，桂軍已經退出廣東。西南兩大軍閥陸榮廷、唐繼堯多年來所經營的「大廣西主義」「大雲南主義」都完蛋了。 這次四川戰爭，以劉湘出力為最多。劉存厚、熊克武雖然達到了驅逐客軍的目的，但是他們的部下並不是為領袖作戰，而是為自己的權力地位作戰。當劉湘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後，就不願再有一個領袖擺在自己的頭上。熊克武看到這個趨勢，便以養病為名，在重慶附近溫塘住下來，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通電辭去四川督軍。同時，劉湘、但懋辛等在重慶舉行會議，認為南北兩個政府都沒有力量過問四川，而四川也不宜於捲入南北旋渦，因此主張宣布四川「自治」，不接受任何一方的命令和管轄。參加會議的一、二兩軍將領推舉劉湘為臨時總司令，但懋辛為臨時省長，對劉存厚、熊克武兩人則予以崇高的「敬禮」，讓他們「愉快地」退職下台。但是，北京政府對四川局勢的發展作了錯誤的估計，十二月三十日發表命令，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熊克武為四川省長，劉湘為重慶護軍使，企圖把四川納入北方的勢力範圍，達到「局部統一」。這些命令當然都不是劉湘等所能接受的。 盧燾率領黔軍退出重慶後，由綦江、松坎繞道懷仁直趨貴陽，劉顯世急忙調回駐遵義的劉顯潛、駐洪江的王華裔兩支游擊軍進省自衛。十一月十日，已經趕到省城的王華裔軍被盧燾部解散，盧燾以「兵諫」「清君側」為名，捕殺劉的幕後軍師中國銀行行長熊范輿、貴陽耆老會會長郭重志等。十三日，劉顯世被迫解除靖國聯軍副司令一職，並咨請省議會改選省長。十五日，貴州各界人士公推任可澄繼任省長，隨後盧燾被推為貴州總司令。 唐繼堯在滇軍退出四川後宣布「雲南閉關自治」，但不久也被顧品珍趕走了。 三　湘軍內部的「三角鬥爭」。譚延闓通電主張「聯省自治」。湘西發生軍事叛變。平江發生兵士鬧餉槍殺長官案。譚延闓被迫辭職，趙恆惕繼任湘軍總司令。長沙發生「兵士鬧餉案」 湖南自驅逐北軍出境後，湘軍獲得北軍的大量武器，驟然發展成為南方的一支相當強大的武力。但是由於個人權力地位之爭，湖南內部也和雲南、貴州一樣，發生了新陳代謝的變化。 一九一八年年初，譚延闓在桂系的支持下回到永州，再任湖南督軍。他赤手空拳而來，自覺難於駕馭諸將，因此表示他本人不長於軍事，不能有多大貢獻，此行是為與士卒共甘苦而來，是為向三千萬湖南人民贖罪而來，一俟驅逐張敬堯以後，當以督軍一席讓予師長趙恆惕，省長一席讓予湘南民政處處長林支宇。後來湘軍發動驅張，實際指揮作戰的是趙恆惕，譚以督軍兼任湘軍總司令，是個有名無實的空銜。 湘軍驅張成功後，譚仍然死死抓緊督軍、省長、總司令三顆印把子不肯放手。以前「與畏公同進退」的譚氏僚屬和舊友們，果然盼望到了「畏公三次督湘」的好日子，他們一個個「彈冠相慶」，於是湖南官場中出現了「元勛派」與「非元勛派」的高低等級。「元勛派」是指隨同湘軍退到湘南，當過幾年「叫化官」的一些人物。「元勛派」中又以「馬嘶團」最為得勢，「馬嘶」是因衡陽的馬嘶巷取名，當年吳佩孚招待湖南代表住在這個巷子裡，而充當代表的都是一些譚的心腹爪牙。「馬嘶團」又有「馬頭」「馬身」「馬腎」「馬尾」「馬蹄」等稱號，包括督軍署秘書長呂籌、政務廳廳長劉岳峙、礦務局局長蕭仲祁、榷運局局長唐支廈等。被稱為「馬頭」的就是譚的幕僚長呂籌。 由於「元勛派」與「馬嘶團」占居高位，把持政權，排斥異己，引起了譚系政客與湘軍各將領之間的權力衝突。這些將領自恃在湘南吃過兩年的苦頭，現在才抬起頭來，他們哪一個沒有親戚朋友，哪一個不想替自己的親戚朋友謀求優差美缺，可是優差美缺都被「元勛派」和「馬嘶團」占為己有，因此忿忿不平，認為湖南的「天下」是他們在槍林彈雨中打下來的，而督軍並無尺寸之功，不應享受勝利的果實。同時，他們本身還存在一種「取帽子」[8]的心理，希望譚實踐諾言自動下台，讓趙恆惕上升一級，大家都可以達到「水漲船高」的目的。 譚之所以一身而兼三任，也是具有深意的。此時各省軍閥有的已經廢除督軍名義而改稱總司令，但是多數仍然保持督軍名義。所以譚既不肯放棄督軍名義，又不肯放棄總司令名義，以便「面面不落空」。總司令和總指揮在職權上本來混淆不清，湘軍攻下岳州後，趙即自請解除總指揮兼職，譚又認為此公「功高望重」，不宜加以貶抑，因而不敢批准。此時譚對趙的態度比前更加謙和，而趙對譚的態度也就比前更加恭順。事實上他們兩人的假客氣正是貌和心不和的一種表現。 湘軍正規軍共有一師三旅，師長為趙恆惕，旅長為宋鶴庚、廖家棟、魯滌平。另有地方軍十二個區，第一區司令吳劍學駐防寶慶，第二區司令張輝贊駐防湘潭、湘鄉，第三區司令謝國光駐防衡陽，第四區司令羅先闓駐防零陵，第五區司令劉敘彝駐防洪江，第六區司令李仲麟駐防醴陵、瀏陽，第七區司令陳嘉祐駐防郴州，第八區司令蔡巨猷駐防沅陵，第九區司令田鎮藩駐防芷江，第十區司令李韞珩駐防澧縣，第十一區司令林支宇駐防常德（副司令唐榮陽代），第十二區司令蕭昌熾駐防永興。這些軍官分為三個宗派：宋鶴庚、吳劍學、張輝贊、謝國光、陳嘉祐都屬於譚派，周則范舊部蔡巨猷、劉敘彝、田鎮藩三人也接近譚派；廖家棟、李仲麟屬於程（潛）派；此外多屬中立派；團長以下軍官則多屬趙派。這些軍官在他們的防區內把持稅收，任用私人，儼如獨立王國。譚的政令只能及於省城以內，甚至在省城以內也還要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直皖戰爭結束後，廣東又爆發了粵桂軍的戰爭，善於投機的譚延闓看見南北兩個政府都是徒擁虛名，便發表禡電（八月二十二日），主張中國採取聯邦制，實行民選省長。他認為「督軍制固宜廢止，但廢其名而存其實，或更擴大其權力如巡閱使、軍區長，則流弊必更滋多」。又指出湖南人民在南北戰爭中受過重大的損失，「湯薌銘、張敬堯對待湘人，無異異邦異種，而今日直皖之爭，川滇、粵桂之爭，皆由地方觀念而起。湘人此次驅張，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擬即採行民選省長制，以維湘局。」這個禡電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的嚆矢，也就是後來湖南制定省憲法的「經典文件」。禡電不但主張廢除督軍制，而且主張廢除一切避其名而居其實的巡閱使、軍區長、總司令等名稱，以民選省長掌握一省軍民兩政大權，這在表面上像是最徹底的一種「廢督論」，但是，如果進一步加以觀察，就不難看出這是譚延闓耍的一套手法，因為他自己是一個文人，當督軍常被別人指責，如果實現這種主張，他在當選省長以後，就可以在實質上做到省長兼督軍，避免另有一個掌握軍權的人和他分庭抗禮，更便於藉口地方分權，維持他的地方割據。 譚延闓和熊希齡都是清朝末年的君主立憲派，關係極為密切。民國成立以來，君主立憲派轉化為研究系，熊是研究系的「名流」之一。早在洪憲帝制垮台時期，研究系首領梁啓超曾提出改中央集權制為地方分權制的意見，後來他自己加入了北方軍閥內閣，才把這個意見擱置一旁。此時，研究系退出中央舞台已久，想分散到各省進行個別政治活動。因此，熊希齡又拾起地方分權的學說加以發揮，提出省自治法和聯省自治方案，希望通過他的老朋友譚延闓，首先在他的故鄉湖南推行。他接到禡電後，就立刻回答一電，勸譚不必等待國會制定省自治法，先由本省自行制定，提交全省人民總投票表決施行。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的速成方案，當然符合於譚延闓的迫切要求。同時，熊還請梁啓超執筆代擬自治法條例、自治法大綱及說明書多種，寄供譚延闓參考。 譚延闓在粵桂軍戰爭中保持中立。他本來是傾向桂系軍閥的，但因此時粵軍勢如破竹，他就採取了兩面敷衍的態度。九月六日，他向粵桂雙方進行調解，主張「幹老（陸榮廷）出而主持，以粵事還之粵人，確立粵省自治政府；競公（陳炯明）愛國愛鄉，亦當早息干戈，言歸於好」。從這個電報看得出，他在調解粵桂戰爭中，還在販賣聯省自治這個政治「私貨」。 這時，南北兩政府都想把湖南拉到自己的懷抱來。九月一日，徐世昌授意研究系湘籍閣員范源濂勸告譚延闓贊助和平統一，譚卻用反對局部謀和，贊成公開議和的說法作為應付北方的手段。九月九日，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由上海來電，竭力勸告湘軍出兵廣西，搗桂系軍閥的後路，以收夾擊之效。這個電報對湘軍與桂系的關係有所分析，指出桂系歷年來懷抱「兼併湘粵」的野心，每次湖南戰事發生，「衝鋒陷陣均屬湘人，克地獲城則歸桂賊」。國民黨認為把湖南拉回到西南方面來，是團結西南、重組軍政府的重要關鍵。因此，屬於國民黨的湘籍舊國會議員李執中、周震麟、李漢丞、陳嘉會等，均由上海回到湖南活動。但是譚延闓對他們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 在外界各方爭取湖南的同時，趙恆惕一連三次請求解除湘軍總指揮職務，譚始終不敢批准。由於內外形勢難於應付，譚感覺到省自治這塊盾牌有提早拿出來的必要。九月中旬，他函請省議會制定全省人民憲法會議組織法，並且表示本人無意於長期掌握政權，只求省憲法成立，湖南人民可以避免南北戰禍，他自己在中國自治史上留下光榮之一頁，即當提出辭職。這是他所採取的一個緩兵之計。 但是，湖南先進人士認為湖南省議會長期未經改選，不能代表民意，反對議會包辦制憲，要求召開人民制憲會議起草憲法。十月十日，長沙各界萬餘人在大雨滂沱下舉行了市民自治運動遊行大會，提出了由人民直接選舉代表，由人民憲法會議產生人民憲法，然後根據人民憲法產生正式議會和政府的請求。譚在群眾的面前滿口承諾可以接受，當然只是騙人的話。 十月上旬，湘西忽然發生了以國民黨為背景的軍事叛變：林修梅自稱為湘西靖國軍總司令，要求假道「援粵」[9]。在此以前，七月十九日，常澧鎮守使王正雅在澧縣、慈利之間貌兒峪地方，被副鎮守使卿衡派兵加以殺害[10]，他的兒子王育寅在慈利縣屬東嶽觀起兵為父報仇，自稱常澧護國軍總司令，攻占大庸、慈利。王育寅請求省方予以收編，並為父親昭雪。譚延闓認為卿衡是省方所派官吏，拒絕收編王育寅軍，並通電痛斥王育寅起兵作亂，應即繳械投降。王育寅自知聲望不高，無力抵抗省軍，於是將總司令一職讓予林修梅，自己退居副司令，改稱湘西靖國軍。林修梅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在湘南首先「起義」的人物，由於受到譚延闓的排斥，離開軍隊到廣東，對譚懷恨很深[11]。現在林修梅參加到王育寅軍中來，湘西問題就具有政治鬥爭的性質，這不但由於這一軍事行動足以破壞湘軍對粵桂戰爭的中立地位，而且有可能掀起湖南內部的政潮。這時駐粵滇軍楊益謙部三千餘人已經開到湘黔邊境[12]，湖北靖國軍黎天才、藍天蔚等部也從四川退到湘鄂邊境來，這些軍隊都是傾向國民黨的，如果打成一片，對湖南的影響是很大的。 問題發生後，譚延闓電請孫中山召回林修梅，孫中山則勸譚與林採取一致行動，共同討伐「桂賊」。十月十五日，林軍進攻常澧，常德守軍劉敘彝部和澧縣李蘊珩部迎戰失利，譚延闓急調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宋鶴庚帶兵前往應援，到十一月二日，省軍先後攻下慈利、桑植、大庸，湘西問題才得到解決。 此時桂軍已經退出了廣州，國民黨仍然希望湖南出兵廣西攻搗桂系軍閥的後路。回到湖南的國民黨議員採取更番作戰的策略，每天派一人糾纏譚延闓，催促他發出一個表明態度的通電，議員陳嘉會公然代譚擬就兩個電稿，一定要他簽名照發。譚不便明顯地拒絕他們的要求，只得將電稿加以修改，於十一月一日通電否認岑春煊、陸榮廷取消自主的宣言，他在電報後面拖了一個尾巴，主張用聯省自治的方法來謀求南北的統一。二日，全體湘軍將領通電錶明湖南仍與西南各省採取一致行動，南北統一問題須由和會解決，但又聲明：「湘省實行自治，以樹聯省自治之基，不受何方干涉，亦不侵略何方；如有橫加侵略者，必謀正當對付。」這兩個電稿經過修改，顯然與原意不符，而且自相矛盾，因為聯省自治這個主張不是國民黨所能接受的，而湖南實行「自治」，就是超然於南北範圍以外，不可能與西南各省採取一致行動。同時，譚延闓還指使省議會發出主張聯省自治的電報，教育會、商會等團體發出拒絕客軍假道的電報，這些文電，都是拒絕與國民黨合作的間接表示。 十一月十三日，湘北平江又發生了兵士鬧餉戕殺長官的事變，被殺者為第十二區司令蕭昌熾[13]。譚延闓派駐湘陰的第三旅旅長魯滌平、駐瀏陽的第六區司令李仲麟帶兵討伐變兵，魯滌平按兵不動，李仲麟態度不明。十八日，譚電召駐湘潭的第二區司令張輝贊進省密謀應付，但因兵力單薄，不能有所作為。原駐省城的第二旅旅長廖家棟與駐瀏陽的李仲麟都是程潛的舊部，都是譚所要排斥而未及動手的對象。譚以第二師師長一席為餌，誘致第一旅旅長宋鶴庚受其利用。譚所恃以維持政權的就是宋、張兩部。湘西問題發生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打林修梅，譚只得把駐省城的第一旅調去進行討伐。有人認為林修梅到湘西是個調虎離山計，把譚的主力軍吸引到湘西去，接著就有平江兵變發生，譚的另一心腹蕭昌熾被殺，而此時又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打平江變兵。平江兵變是具有倒譚的目的的，李仲麟就是兵變的主謀者和策動者。事變發生後，李仲麟與變兵所推舉的第十二區司令於應祥聯合起來，以「除宵小，清君側」為藉口，進兵長沙，與第二旅裡應外合地壓迫譚下台。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譚只得授意省議會於十八日議決廢除督軍一職，譚本人也發出巧電遵照省議會的決議解除湖南督軍，自任省長，並推趙恆惕繼任湘軍總司令，實行軍民分治，「俾得一心民政，促成自治」。這個電報顯然又是個緩兵之計，因為省憲法在兩個月之內可以完成，根據省憲法「民選」省長，總司令一職也要廢除，譚仍可當選省長而將軍民兩政攬在自己的手裡。以前譚把省長比作督軍的「小媳婦」，表示本人決不做別人的「媳婦」，現在又自甘為「媳婦」而將軍權交出，當然不是由衷之言。事實上譚一面用緩兵之計和緩政潮，一面密電第一旅由湘西兼程回省，並電召駐衡陽的謝國光帶兵到長沙，以解救他的危機。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區司令李仲麟、第三旅第五團團長張振武、第三旅第七團團長郭步高、代理第十二區司令於應祥發出「兵諫」通電，迫譚下野。第五、第七兩團都是第三旅旅長魯滌平的部隊，魯在事變中雖然表示中立，但是他的部隊已經倒向聯合倒譚的一面，因此形勢更為嚴重。這個電報發表，長沙城立刻沉浸在極大的混亂中，所有「馬嘶團」「元勛派」的人物紛紛提出辭職，再一次表示「與畏公同進退」。 二十三日，譚召集軍政界和各團體代表在湘軍總部舉行聯席會議討論這個問題[14]。譚希望趙恆惕或魯滌平挽留他一下，他就可以不走，但趙、魯二人都默無一言，所有參加會議的人也都不敢有所表示。譚見形勢對他不利，只得表示本人願意下台，請趙繼任湘軍總司令，林支宇或曾繼梧繼任省長。他說他下台後決不離開長沙，如果在本人任內發現賬目不清，即當自殺以謝湖南人民。說著，他就情不自禁地哭起來。趙表示不就總司令，願以師長名義維持省城秩序，但並不挽留譚。他談到於應祥以部下而殺害長官，如果我們不能加以制裁，也應當自殺，說著，他也哭出聲來。魯滌平最後發言說：「畏公（譚）是全國偉人而不僅是湖南一省的偉人。畏公表示高蹈，我們不應當以私害公。今天這個會議，我們一方面歡送舊總司令，一方面歡迎新總司令，具有雙重的意義。張振武是我手下的團長，我已經命令他不許亂動，如果有所動作，我也應當自殺以謝長官。」 會議結束後，譚向省議會提出了辭職咨文，省議會則稱省長並非由該會選舉而產生，此時也不應由該會批准辭職，因此拒不接受。二十四日，譚由總部遷回私宅，通電錶示已經交卸總司令，並向議會咨請辭去省長，這個電報措詞極為含混，並未表示堅決下台之意。接下去湘軍將領紛紛發出擁戴趙為總司令的電報，只有蔡巨猷、宋鶴庚的聯名敬電（十一月二十四日），除表示擁趙以外，建議在省憲尚未制定以前，仍請譚留任省長，到民選省長產生時為止。 二十五日，趙在「三推三讓」之後接受湘軍總司令的職務。同日，省議會選出林支宇為臨時省長，於二十九日就職。在譚下台的時候，省外倒譚各軍怕中譚的緩兵計，一定要譚離開長沙，譚還藉口料理夫人喪事，請求稍緩幾天動身[15]，也沒有得到允許，譚被迫於二十七日離開長沙到上海去了。 二十九日，國民黨軍政府召開第一次政務會議，第一個議案就是任命趙恆惕為湘軍總司令，林支宇為湖南省長，並且盼望湖南出兵進攻桂林。 十二月五日晚間，長沙又發生了兵士鬧餉風潮，變兵為第二旅第四、五兩團兵士，曾衝進總司令部劫走現洋二萬餘元，並將什物搗毀，又到第一師司令部及趙恆惕私宅大事劫擄，趙逃至北門外美國領事館躲避。但是第一旅第二團團長葉開鑫屬於趙派，因此被變兵推舉為臨時總司令的第二旅旅長廖家棟，堅決不肯接受新職，並與到省不久的第六區司令李仲麟出面來勸告變兵歸隊，同時商會擔任籌餉十萬元發清十一月欠餉，以後按月發餉，七日鬧餉風潮全部平息。廖家棟到美國領事館迎接趙恆惕復職。長沙鬧餉案與平江、常德兩次鬧餉的性質完全相同[16]，系幕後鼓動者利用兵士們的經濟要求，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但是由於趙恆惕並非手無寸鐵，所以他沒有步譚延闓之後塵被迫下台。 關於處置平江變兵的問題，趙堅持被變兵推為第十二區司令的於應祥必須去職，以肅軍紀。但在程派的庇護下，於應祥將第十二區併入第六區而改任第六區副司令。 長沙鬧餉案結束後，李仲麟經常往來於長沙、醴陵之間。他在湘軍將領中是一個最露鋒芒的人物。此時譚派各軍已經陸續調回長沙，因而發生了九個司令訂立同盟對抗程派的風聲。由於譚派「軍師」張輝贊的建議，趙召集司令旅長以上軍官來省舉行軍事會議，討論湘軍出兵援桂和滇軍假道等問題[17]。十二月二十四日，李仲麟應召由醴陵到長沙，當天深夜就與第四團團長瞿維臧等八人在私宅受到突擊，被割下首級來，懸掛在理問街一帶的電杆上。廖家棟也在被擒之列，由於他在鬧餉案發生時竭力勸導變兵歸隊，所以趙派網開一面把他放走了。 二十五日，趙發表通電宣布李仲麟、瞿維臧的罪狀，指斥他們「擁兵自恣，屢違節度，蓄意倡亂，約期起事」。從此程派將領全部被消滅，而趙與國民黨軍政府的關係也就顯著惡化了。 李仲麟被殺後，於應祥化裝逃走，不知去向。趙升任葉開鑫為第二旅旅長兼長沙戒嚴司令。此後，湘軍譚、趙兩派的鬥爭仍然十分尖銳，湖南政局始終沒有安定下來。 湖南程派軍人失敗，對國民黨的打擊很大。如果程派得手，湘軍就可以發動起來進攻廣西，同時李烈鈞可以進攻江西[18]，南北形勢必然產生有利於國民黨的重大變化。不料此著失敗，國民黨的活動就只能局限於廣東一省了。 * * * [1]　朱培德、楊益謙等滇軍已經退駐湘南郴州一帶，陳炯明電請他們同時發動，開進廣東攻擊桂軍。 [2]　中流砥柱是炮台的名稱。福軍是指李福林的軍隊。 [3]　海軍統一是指海軍取消自主，歸附北京政府。 [4]　北京政府於1921年元旦解除龍濟光的兩廣巡閱使，改授為隆威上將軍。 [5]　楊森原為滇軍趙又新部團長兼參謀長，因為四川人的關係，叛離滇軍，歸附劉湘，升任川軍旅長。10月15日，楊森攻入瀘州時，趙又新未及逃走，楊森曾派兵予以保護。不料趙從司令部側門逃出，在跳城圖逃時被川軍開槍擊死。楊森伏屍痛哭，送柩回滇，並致電唐繼堯備述趙的死難慘狀，勸唐下野，將兵權交與顧品珍。 [6]　李烈鈞9月5日到重慶，代孫中山籌備召開國會，組織軍政府等問題，代唐繼堯主持川東軍事。川軍攻下重慶前，駐粵滇軍楊益謙部已由湘南開抵湘黔邊境，因此李烈鈞隨同滇軍出走，前往貴州、湖南收集這支軍隊 [7]　鄂西靖國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黎天才、第一軍軍長藍天蔚在鄂西不能立足，逃入四川，依附唐繼堯，分駐萬、夔、巫山一帶。川軍攻下重慶後，黎軍退往建始、利川，藍軍退往恩施、鶴峰。 [8]　「取帽子」是當時湖南流行的一種暗語，意思是指「要長官下台」。 [9]　「援粵」是指援助粵軍進攻廣西。 [10]　王正雅是箇舊軍官，在歷年南北戰爭中，駐兵澧縣、慈利一帶，地位始終未動。湘軍驅張後，譚延闓企圖統一湘西，派卿衡為常澧鎮守副使，王正雅被迫逃回故鄉慈利，途中被卿衡派兵追殺。 [11]　林修梅曾因病到廣州就醫。譚延闓派為駐粵湘軍代表，削其兵權。林屢次請求回到部隊，都被譚拒絕。 [12]　駐粵滇軍尚有魯子材部，魯在川邊作戰陣亡。此時李烈鈞已到遵義，曾電商譚延闓、趙恆惕等，打算統率楊益謙部滇軍假道入桂，譚等因對粵桂戰爭表示中立，感到難於應付。 [13]　譚延闓撤換程派將領江道區司令劉夢龍，改編該部為第十二區守備隊，由永興移防平江，並調任督署副官長蕭昌熾為第十二區司令。11月13日，該部兵士以鬧餉為名衝進司令部，將蕭殺害，推營長於應祥代理司令。 [14]　譚延闓提倡湖南自治後，為了表示尊重民意，從此時起，邀請各界人士參加省政府重要會議，長沙各報每家得派負責人二人參加。這是作者參加軍政聯席會議的第一次。譚走後，此例維持不變。 [15]　譚延闓夫人因難產死於上海，譚派人迎柩回湘安葬，此時正在途中。28日，譚所乘輪船在城陵磯附近與運柩輪船相遇，無法停靠。譚到上海後寫信給他的朋友，認為「相逢不相見，存沒兩難安」，言下不勝悽然。 [16]　12月3日，常德第一旅兵士也發生了鬧餉風潮，宋鶴庚急避得免。 [17]　趙恆惕指定滇軍通過路線後，開到晃縣一帶的滇軍與第九區司令田鎮藩部發生了武裝衝突。 [18]　李烈鈞已由貴州到湘西，與滇軍楊益謙等會合，並與王育寅殘部及由四川退抵鄂西的藍天蔚軍打成一片。湘局發生變化後，王育寅逃往漢口，藍天蔚則到夔門與川軍旅長張沖接商防務，即被川軍扣留。1921年3月28日，藍被川軍解往重慶，31日在川軍第一軍司令部以手槍自殺，外傳死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