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五十章　安福政權因邊防軍潰退而傾覆

一　段擬在河南平原迎擊直軍。吳佩孚建議召開國民大會。張作霖到京擔任「調人」。保定提出弭兵條件。總統府的三人會談 直軍在湘南撤防以前，段祺瑞早就估計到這不僅是撤防的問題，下一步驟必然發展為直皖兩系你死我活的戰爭，因此積極採取步驟，準備先發制人。四月下旬，在陝西的奉軍許蘭洲部忽然移動到華陰、潼關、觀音堂一帶，段也懷疑奉軍目的在於移向河南平原，策應直軍北進，他曾指使陝西省長劉鎮華派兵偷襲奉軍。鎮嵩軍一度與奉軍發生衝突，但因鎮嵩軍兵力並不雄厚，這種衝突隨即停止了。 五月十七日，段召集黨徒在團河舉行秘密會議，作了一系列的軍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樹錚，並將全部西北邊防軍調回北京附近；一面決定自己出馬擔任川陝剿匪總司令，率領邊防軍一、三兩師向陝西出發，「討伐」陝南民軍和川滇靖國軍。為了提防靳雲鵬留在後方搗鬼，準備派為副司令或參謀長，令其隨軍出發。段的這一布置，其實是「聲東擊西」的策略，真正目的並不是向陝西出兵，而是準備在鄭州設立總部，首先驅逐河南督軍趙倜，然後派兵防守京漢路南段，堵塞直軍的歸路；如果直軍敢於強行通過，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擊。段認為在河南平原與直軍作戰，不但北京根據地不致受到戰火的威脅，而且山東、安徽兩省皖系軍閥可以出兵側擊直軍，對他是比較有利的。可是螳螂捕蟬，還有黃雀在後。段帶兵出征陝西的消息傳到關外，張作霖立刻藉口邊防軍出動，北京防務空虛，要求奉軍開進關來「拱衛京師」。如果北京讓奉軍來「拱衛」，段只能成為張作霖手中的俘虜，這個爭取主動作戰的計劃，只得被迫放棄。 直軍自湖南開抵武漢後，王占元接濟軍費六十萬元，其中四十萬元還是王占元從私囊中提出的。直軍由於京漢路南段車輛缺乏，一直到六月五日才由漢口分批北開。七日吳佩孚行抵鄭州，十三日在鄭州發出一個爆炸性的電報，分致反皖同盟各督，反對安福系包辦上海和會，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這是吳佩孚第一次公開建議召開國民大會的電報。這個電報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於這個建議不是任何軍閥所能接受的，不但張作霖看了大為生氣，就是吳的頂頭上司曹錕也搖頭大不謂然。這個電報在北方反皖同盟各省中引起了很大反感，認為吳佩孚職位卑小，態度狂妄。但是由於戰爭爆發在即，而吳又是一個肯打硬仗的戰將，大家只得隱忍不言。這個電報在南方人民團體中卻得到了廣泛的共鳴，它們不了解這是吳佩孚用以盜名欺世的手腕，卻錯誤地認為在北洋軍閥中還有這樣一個懂得尊重民意的將軍，因而函電紛馳，稱道備至。 直軍開到河南，北方風云為之變色。奉軍為了避免引起皖系的注意，只得三營五營零星不斷地開進關來，六月十日，駐獨流鎮的奉軍四營經過天津開往廊坊。曹錕派兵監視德州兵工廠，並以德州為直軍右翼的前哨陣地。十五日，吳佩孚偕同直軍三個混成旅旅長到保定，同時江蘇、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來參加曹錕所召集的秘密軍事會議。另一方面，段密令濟南邊防軍第二師師長馬良做好動員準備，或者北向進攻德州，或者西向側擊鄭州。曾毓雋以京綏路為抵押，向日本借款五百萬元提供戰費，日本已經同意，但因英、美兩國出面干涉，只得作罷。 此時，皖系無論在外交上、財政上、戰略上均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日本被西方國家縛住雙手，不能助以一臂之力；洛陽西北邊防軍處於鄭州直軍與潼關奉軍之間，信陽吳光新軍處於河南、湖北兩省軍隊之間，廊坊西北邊防軍也在奉軍監視之下。 六月十六日，曹錕電請解除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十七日，徐樹錚由庫倫返抵北京。 直皖兩系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際，徐世昌還想找出一個避免戰爭、解決時局的方案，電召曹錕、張作霖、李純三人到北京商量。李純稱病不到，曹錕也藉口直軍回防須加布置，無法分身。十九日，張作霖以「調人」姿態單獨應召而來。這一天，北京城的達官貴人掃數兒都到東車站迎接這位聲勢赫赫的「和事老」，不減三年前張勳帶兵進京擔任「調人」的盛況。徐樹錚特別討好他，跑到廊坊車站去迎接。曾毓雋在奉天會館大興土木，粉飾一新，準備作奉天大帥的行館。張下車後，先訪徐世昌，次訪靳雲鵬，後訪段祺瑞。他滿面春風地表示此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來說幾句公道話的，希望雙方互相讓步，維持和平。從來態度傲慢的段，也用謙和的禮貌來接待他，而他對段的態度也還是十分恭順的。 這一天，徐樹錚與安福系主要人物在曾毓雋宅舉行會議，認為張作霖肯到北京來，證明時局前途大有可為，只要張作霖能夠嚴守中立，他們就有戰勝直系的把握。他們決定以副總統一席交換張作霖的中立。張作霖對安福系的態度似乎很冷淡，二十日徐樹錚去會他，他託故不見，又拒絕曾毓雋的盛情，不在奉天會館下榻而在北京奉軍司令部下榻。 張作霖提出以靳雲鵬復職與撤換安福系三總長為調停方案。徐世昌請他到保定徵求曹錕的意見。二十二日，張偕同江蘇督署參謀長何恩溥、江西督署參謀長李竟成及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到保定。當天保定舉行會議，提出五項條件，請張帶回北京：（一）解散安福系，（二）靳雲鵬復職，（三）撤換北方議和總代表王揖唐，（四）罷免安福系三總長，（五）撤銷邊防軍，改編後歸陸軍部直轄。 二十三日，段在團河設宴招待張作霖，席間表示自己毫無政治野心，不想當副總統，暗示張作霖可以取得副總統的地位。張也表示了服從督辦始終不渝的態度。談話漸漸引入到保定所提的條件，段對於解除徐樹錚的兵權，認為有困難；對於撤換安福系三總長，卻可以商量，但是歷年來交通、財政兩總長動用許多公款為安福系的黨費，這筆糊塗賬必須保證繼任者不予追查，才可以叫他們辭職下台。這天的會談沒有作出決定。 一連三天，段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肯讓步，反而要張作霖替他設法疏通曹錕。到二十六日，張作霖忍耐不住了，便吩咐路局替他預備專車，以便離開北京，不管閒事。這是他用以威脅段的一種手段。果然段被他嚇得心慌意亂，二十七日跑來會他，提出了一些討價還價的意見。段說，靳雲鵬不肯復職，內閣即將改組，全班人馬均須調動，沒有三總長先行去職的必要。下屆內閣，希望財政、交通兩總長不動，至少交通總長能夠不動。從段的談話中看出，段所能考慮的只有撤換三總長的一個條件，而這個條件也要大打折扣才能接受。 二十九日，徐世昌邀請段、張二人到公府舉行會談。這次會談，對保定所提的五項條件，提出了一些折衷意見，如安福系三總長退出內閣，徐樹錚解除西北籌邊使和西北邊防軍總司令，所部改歸陸軍部直轄等。關於內閣問題，靳既然不肯回任，徐主張改提周樹模組閣，靳在新閣中仍然擔任陸軍總長。段的話說得最少，對這些問題沒有表示反對。 三十日，段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討論昨天公府會談的情形。徐樹錚等都認為不應過分示弱，三總長不宜退出內閣，最大限度是將西北邊防軍改歸邊防督辦直轄，徐樹錚仍留任西北籌邊使；「如果超過這個限度，就是不為督辦稍留餘地，而我輩今後也就抬不起頭來。」段是個意氣用事的人，聽了這番話，也就氣鼓鼓地說：「對，我們不能再讓一步！」 張作霖知道段的態度變得更強硬，便又跑到團河來向段作別。段不待他開口，暴躁地說：「吳佩孚區區一師長，公然要挾罷免邊防大員，此風一開，中央政府威信何在！你們如果一定要罷免徐樹錚，必須同時罷免吳佩孚！」 同一天，保定傳來消息，曹錕、吳佩孚對西北邊防軍改歸段直轄一事表示堅決反對。七月一日，保定發布了《直軍將士告邊防軍、西北邊防軍將士書》，聲稱：「此次直軍撤防，原為掃除禍國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亂賣國之徐樹錚，對於先進泰斗，同氣友軍，毫無惡感及對敵行為。」又稱：「全國本屬一家，焉有南北之見，北洋原屬一體，何有皖直之分。」這是表明直系所反對的只是安福系和徐樹錚，而不是反對「先進泰斗」段祺瑞，顯然是在軍事布置中安排一著政治棋子，藉以分化皖系的軍事力量。 二　徐世昌下令罷免徐樹錚。張作霖離開北京，宣布「局外中立」。段用命令口吻要挾罷斥曹、吳。段組織定國軍，自稱總司令，準備討伐曹、吳。徐世昌下令罷免吳佩孚 靳雲鵬堅決不肯復職，並不是有志「高蹈」，而是由於安福系三總長遇事和他作對，如果不罷免三總長，他就是一個寸步難移的赤手總理。同時，在直皖兩系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旋渦中，他也感覺到左右做人難，並且害怕別人加他一頂「叛徒」的帽子。他竭力推薦周樹模組閣，自己願意退居新閣中的陸軍總長。 七月二日，徐世昌下令正式批准靳解除本兼各職[1]，並將周樹模組閣案提交安福國會。可是保定方面所關心的並不是內閣問題，而是罷免徐樹錚的問題。張作霖與曹錕裡應外合地催促罷免徐樹錚，徐世昌對徐樹錚本無好感，乃於七月四日發表命令，調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開去西北籌邊使，令其留京供職；西北邊防軍總司令一職裁撤，所部歸陸軍部接收。 這道命令的發布，徐世昌方面認為是根據二十九日三人會談所決定的，而段在會談中並未表示反對。段祺瑞卻認為，他在會談中沒有同意過這個決定，徐世昌是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政治工具，現在竟依靠「地方藩鎮」的勢力，不請命而行，並且徐樹錚未經辭職而被免職，顯然是一種「懲罰」的形式，不但對徐樹錚不留情面，自己的威信也毫未被顧及。因此，命令發表後，段在團河大怒大罵不已。 七月五日，段以邊防督辦名義命令邊防軍緊急動員。邊防軍中下級軍官聯名上書，請求說明開拔地點和作戰任務，段向他們作了一次簡短的訓話，鼓勵他們奮勇作戰，如果這一仗不能打勝，不但他個人失敗，邊防軍也一定不能存在，全體官兵的命運均將不堪設想。這種說法，和以前袁世凱鼓勵北洋將士對護國軍作戰所稱，「如果我的地位不能保全，大家的功名富貴也都不能保全」，如出一轍。 同一天，西北軍五個旅長[2]都有電報來挽留徐樹錚仍供原職。久病不起的倪嗣沖也到了北京，此時他的病勢十分嚴重，不能興風作浪，隨即到北戴河養病去了。 邊防軍動員引起了北京城人心惶惶，達官貴人紛紛出京避難，使館界內外國飯店又告客滿。張作霖也搬到奉天會館來加強戒備。 六日，徐世昌又請張作霖到團河再作最後一次的努力。這天段的火氣很大，咆哮著說：「罷免吳佩孚，萬事皆休！」張說：「這怕辦不到吧！」段咬牙切齒地說：「辦不到也得辦！你們辦不到，我一定要辦到！」張作霖勸段冷靜點，應當化大事為小事，段就很不耐煩地說：「你回你的奉天，莫管我的事情！」 七日深夜一時，張作霖並未與任何人作別，悄悄離開北京，在軍糧城下車，隨即宣言「局外中立」。 八日，段由團河回到北京城，在將軍府召集全體閣員及軍政人員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起兵「討伐」曹、吳。會議散後，段以呈文一件交代理內閣總理薩鎮冰轉達徐世昌。呈文寫道：「為揭劾奸凶，呈明拿辦，以肅紀綱而振人心事。……曹錕始以第三師長奉派入川，無功而還，尚無大過。適直隸督軍員缺，遂以畀之。意尚不滿，尋與張勳歃血為盟，秘圖復辟。……湘戰方亟，授以兩湖宣撫使之任兼第一路總司令，詎彼徘徊漢上，擁兵不前。繼假吳佩孚轉戰之力，獲拔長岳，而曹錕不以為喜，反從而冒嫉之。政府擬任吳佩孚為湖南督軍，曹錕則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今大總統當選時，吳佩孚以曹錕部將，乃敢妄肆詆誹，稱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後，猶稱東海先生，未嘗一盡敬上之禮。……吳佩孚駐守衡陽，暗與敵通，受賄六十萬元，擅自撤防，逗留鄂、豫。……曹錕勾結陸榮廷誘惑元首，屢請起用復辟罪魁之張勳。……此次湖南出事，全出曹錕奸詐所蔽。……妄造黑白，攻擊西北邊使，迫挾元首，違法出令。……外蒙全境，大逾內地數省，辛苦收回，未費國家一兵，較之喪失湘地，損兵棄械，相去何啻天壤。……其一切奸謀秘計，皆由其弟曹鍈為之布畫，亦難兄難弟也。……本上將軍創建民國，至再至三，參戰一役，煞費苦心，我國國際地位始獲超遷；何能聽彼鼠輩任意敗壞法紀，牽惹外交，希圖動搖邦本。……用特揭明罪狀，上請大總統迅發明令，褫奪曹錕、吳佩孚、曹鍈三人官職，交祺瑞拿辦，餘眾概不株連。……兵隊現已整備，備齊即發。」 這個呈文自稱為「本上將軍」，吹噓自己和自己的黨徒大有功於民國，當時被稱為是別創一格的呈文。這個呈文滿紙都是叫罵殺伐之聲。也不是向上級請示，而是一紙命令，強迫執行。 此時徐世昌還在段的勢力下，不敢不答應，但又不願全部答應。他同意懲辦吳佩孚而不涉及曹錕，革去吳的陸軍中將，明令予以申斥，暫不開去師長本職，段當然不肯點頭；徐又退一步同意罷免吳佩孚的本兼各職而不涉及曹錕，段也不肯點頭。 九日，邊防軍第三師開赴廊坊，邊防軍第一師與陸軍第九師、第十三師、第十五師都開向長辛店、盧溝橋、高碑店一帶。段在團河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自己擔任總司令，派徐樹錚為參謀長，段芝貴為第一路司令兼京師戒嚴總司令，曲同豐為第二路司令兼前敵司令，魏宗瀚為第三路司令。徐世昌在段的嚴重壓力下終於不得不下令斥責吳佩孚「行抵豫境，逗留多日，並自行散駐各處，實屬異常荒謬」，因此，「吳佩孚著褫奪陸軍中將及所得勛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第三師由陸軍部接收。曹錕督率無方，著褫職留任」。 同一天，外交團照會北京政府，如果戰事危及外僑生命財產，中國政府應負完全責任；中國軍隊不得攜帶武器入城，飛機不得在北京上空飛過。這些限制都是不利於邊防軍的。但是，義大利公使卻將使館內所存軍火秘密售予邊防軍，曾毓雋也從日本三井洋行借到一百萬元為邊防軍的開拔費。 三　江浙兩省的新風雲。上海領事團干涉江浙備戰。江浙成立和平公約。四省公約發展為七省聯防 段祺瑞布置在河南中原與直軍決戰的時候，曾密令盧永祥進攻江蘇，馬良進攻德州，以牽制直軍的後方。又令李厚基接濟粵軍軍餉軍械進攻廣東，以打擊直系的同盟者桂系軍閥。但是，盧永祥是皖系軍閥中的「穩健派」，不願首先發動，馬良受到山東督軍田中玉的勸告，也未發動，粵軍則因準備未及完成，不能提前發動。 七月二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盧永祥為浙江督軍[3]，裁撤淞滬護軍使，改設淞滬鎮守使，以何豐林繼任。這個決定是徐世昌調和直皖兩系爭奪淞滬地區的折衷方案。這道命令發表前，盧永祥曾電請李純聯名保薦何豐林繼任淞滬護軍使。李純礙於情面，不便拒絕，只得同意列名。他另有密電向北京政府聲明聯名電報並非已意，並且建議撤銷護軍使而改設鎮守使。這個密電被泄露出來，何豐林非常忿恨，曾通電揭破李純的兩面派手法，罵他「口是心非」。 命令發表後，盧永祥、何豐林都通電拒不接受。國務院曾致電質問盧永祥：「該督電保何豐林繼任淞滬護軍使。查此席由師長以上軍官兼任，何為旅長，資格不合。今徇該督之請，改軍使為鎮守，以何實授。該督向明大義，近又倡裁兵廢督，何致有此！恐系奸人冒名發電，望即查復。」何豐林四日致電北京政府，引舉李厚基以旅長升任督軍的事例[4]，以駁斥北京政府所謂「不符官制」的說法。同時，盧授意浙、滬兩地駐軍第四師、第十師全體軍官、軍警機關以及上海商業團體等紛紛電請北京政府收回改設鎮守使的成命，實授何豐林為護軍使。 其實，三個月以前盧永祥通電首倡廢督，一方面固然是皖系軍閥用以打擊「八督同盟」的一種手段，另一方面也與淞滬軍區問題有關。盧鑒於浙江督軍不能節制淞滬軍區，想在廢督後改稱浙滬聯軍總司令，取得節制淞滬軍區的合法地位。這與唐繼堯廢除雲南督軍而改稱三省聯軍總司令，以便控制川、黔兩省的作法，是不謀而合的。 關於淞滬軍區改制問題，第一步引起了李純、何豐林的電戰，第二步引起了江、浙兩省互相進兵的戰爭危機。這個時候，直皖兩系的戰爭就要爆發，同時又有浙軍潘國綱一師[5]由海道調回浙江經過上海的事情發生，李純異常懷疑，便令蘇錫鎮守使兼蘇軍第二師師長朱熙於七月九日派兵一團進駐崑山，十日拆毀黃渡到陸家浜的一段路軌，當天滬寧路夜車不能開出。由於李純調動軍隊，又引起了盧永祥、何豐林的懷疑。十一日，上海宣布特別戒嚴，浙軍向南翔集中，雙方戰機一觸即發。 上海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蘇、滬、浙三角地區在歷年內戰中始終保持和平。上海發生戰爭，對帝國主義不利，因此上海領事團藉口滬寧路與借款條約有關，向江、浙雙方軍事當局提出嚴重警告，限於三日內各將軍隊撤回原防，恢復交通，否則外國軍隊將開往鐵路沿線保護通車。同時，上海、浙江各團體也紛紛發出「保障和平」的呼籲。在帝國主義干涉和地方團體的協助下，十二日江、浙兩省當局成立了「保境安民」公約，十三日南翔滬軍、崑山蘇軍均撤回原防，鐵路修復通車。 接著，江浙人士及上海、杭州兩地商會發起，仿照一九〇〇年「東南四督聯防自保」的成例，由江、浙和平公約發展為蘇、浙、魯、皖四省和平公約，後來又加入鄂、贛、閩三省，成為東南七省聯防自保公約。參加公約的有直系軍閥，也有皖系軍閥。 四　張作霖通告派兵入關。直軍與邊防軍接觸，邊防軍前敵總司令曲同豐被俘。廊坊西北軍停止戰鬥 七月十日，曹錕致電北京公使團，請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這一事實。西方三國壓迫日本公使表示態度。十四日，日本公使被迫發表宣言，表示決不助段。 七月九日，張作霖由軍糧城回到瀋陽。十日，他致段一電稱：「我督辦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徐樹錚罷免籌邊使職，原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輩妄造蜚語，歸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進謁崇階，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以為效忠於我督辦已深且盡，而若輩反以為負心。此次在京，備悉奸人百計害我三省。作霖忍無可忍，誓將親率師旅，剷除此禍國之障礙，以解吾民之倒懸，然後請罪於大總統、我督辦之前，以謝天下。」十一日致曹一電，報告他已經派遣第二十八師先行進關，關內奉軍派張景惠為司令。他估計關內奉直軍聯合起來已有七八萬人，可以應付東西兩線的戰爭，並向曹錕擔保：「我輩骨肉至交，當此危急存亡關頭，不能不竭力相助。」他又通電同盟八省，吹噓自己在秦皇島扣留軍火的功勞，如果事前沒有此舉，邊防軍的力量就要比今天的大得多。十二日又致段一電，說他在奉天拿獲密謀起事胡匪八人，持有定國軍委任狀，顯然是定國軍以東三省為敵，企圖進行破壞活動的證據。他憤慨地說：「此事公或不知。然群小如此，殊堪痛恨。作霖誓率關外勁旅，入清君側。」十三日，他在致北方各省的通電中露骨地說：「作霖奉大總統令入都」，「嘵音瘏口，出而調停，原期暫息爭端，藉以稍紓國難。無如我則垂涕而道，人則充耳不聞。……作霖為戴我元首，衛我商民，保管我鐵路，援救我軍旅；實偪處此，坐視不能；義憤填膺，忍無可忍；用是派兵入關，扶危定亂。其與我一致者，甚願引為同袍，其敢於抗我者，即當視為公敵」。此時他的態度已經十分明顯，不是什麼「武裝調停」了。 北洋軍閥在爭奪權位的鬥爭中有個傳統，就是儘管稱兵抗命，卻又力求避免「以下犯上」的惡名。過去對袁世凱、現在對段祺瑞都是一樣。一直到這個時候，直奉兩系軍閥還用「清君側」這類名詞來作為自己用兵的遮羞布。只有十三日吳佩孚發出的元電，卻露骨地指斥那位「創建民國至再至三」的上將軍為賣國漢奸。他憤怒地說：「自古中國嚴中外之防，罪莫大於賣國，丑莫重於媚外。窮凶極惡，漢奸為極。段祺瑞再秉國鈞，認賊作父，始則盜賣國權，大借日款以殘同胞，繼則假託參戰，廣練軍隊以資敵國，終則導異國之人，用異國之錢，運異國之械，膏吾民之血，絕神黃之裔，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也。……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張邦昌、石敬塘、吳三桂共戴一天！寧飲彈而瞑目，不為外奴以後亡。賊生則我死，我生則賊死。」他又竭力解釋這次戰爭並非如外間所傳直皖兩系的戰爭。元電寫道：「南北本屬一家，直皖豈容二致！今日之戰，為救國而戰，為中華民族而戰。其幸不辱命，則佩孚等解甲歸田，勉告無罪於同胞；其戰而死，為國民爭人格，死亦有榮無憾。」 十四日，順直省議會、天津總商會、直隸商會聯合會聯名通電宣布段的三大罪狀。寒電寫道：「……視東海為傀儡，待同官若奴隸，頤指氣使，炙手可熱。靳雲鵬雖其門生，然既為總理，論體制應在督辦之上。乃段祺瑞於院部有關係之文函，均親筆批有交院、交部字樣；其下屬奉命轉達於院部者，則直書曰奉督辦諭交總理總長辦理等字樣，儼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蓋印之命令，逼取元首之印綬，自由擅發，試問紀綱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陸，借用日款五萬萬元，將東三省森林礦產及滿蒙熱河鐵路之權，拱手以授於日人，又將山東膠濟、高徐、順濟等鐵路與日本訂立合同，使山東亦將為東三省之續。甚至訂立軍事協約，而日本軍隊侵入北滿，假借參戰練兵，而日本軍官攬我兵權。至於贊成簽定德約，主張直接交涉，無一不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國。此其大罪二。段於袁項城時，往往以項城任用權術，利用金錢收買下級軍官，唆使反抗上官之舉為不然。不料自彼執政以來，變本加厲。……廣用金錢，結合各省軍隊以自固，以致軍隊日多，財源日竭。此其大罪三。」這個電報還駁斥外間所傳「段生平廉潔自持」的一種說法，指出：「天津意租界房屋，乃徐樹錚於民國元年所得漢陽之款，以十三萬元分潤段而購置者。曾雲霈（毓雋）以安福黨費為段興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復辟討逆餘款二百萬元，盡入私囊。段在中日匯業銀行有股份一百萬元。」 七月十三日以前，段對戰爭前途表示樂觀，吹噓五天之內可以攻下保定。對於張作霖的估計，認為這個投機軍閥雖與徐樹錚不和，但與曹錕、李純等也具有不能克服的矛盾，因此相信他宣布中立是可靠的。十三日接到奉軍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兩師大批開進關來分布京奉、津浦兩路和馬廠、軍糧城一帶的消息，他才慌亂起來。十四日，他壓迫徐世昌發布「各軍停戰撤回原防」的命令，想推遲這場戰爭的爆發，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直軍組織討逆軍，分為兩路，以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薊榆鎮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鍈為東路總指揮。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駐鄭州為後路總指揮。西路是雙方主力軍的交鋒地區，直軍在高碑店，邊防軍在涿州、固安、淶水。戰爭是從十四日晚間開始的。前方的炮聲一響，在北京的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宣傳機關馬上發出了互不相同的報道，西方國家說直軍勝了，日本說邊防軍勝了。事實是：十四日，邊防軍第一師以第十五師為先鋒，向直軍第三師進攻，直軍退出了高碑店。同日，東路西北邊防軍由梁莊、北極廟一帶向楊村直軍進攻，直軍在鐵路橋邊架設大炮，雙方勝負未決。十六日，天津開到日軍護路隊，強迫直軍退出鐵路線二英里外，因此直軍防線打開了一道缺口，西北邊防軍乘虛而入，直軍放棄楊村退守北倉，京津鐵路被阻不能通車。這三天一共打了兩仗，都是直軍敗了。 但是到十七日，西戰場的戰況為之一變。吳佩孚退出高碑店後，率領一部直軍繞出左翼向涿州、高碑店之間的松林店進行突擊，這是邊防軍前敵總部的所在地。曲同豐正在做著直搗保定、生擒曹、吳的好夢，不料槍聲四起，吳佩孚突然帶兵衝進了他的司令部，並且向他行了一個軍禮，請老師即刻上車到保定休息[6]。由於曲同豐與司令部全體高級將領被俘，這一路的邊防軍和第十五師像潮水退落一樣從高碑店敗退下來，當天直軍就占領了涿州，並向長辛店追擊前進。第十五師本來是馮國璋的衛隊，是被迫前來作戰的，現在情況發生變化，該師第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溶，第三十旅旅長齊寶善率領一部分兵士向吳佩孚投降；另一部分退到北京，段急忙下令關閉城門不許他們進城。 十八日，曲同豐在保定光園[7]向曹錕舉行獻刀典禮。曲同豐解下軍刀來雙手捧獻曹錕說道：「鄙人今天願向貴經略使投降，特將軍刀獻上，宣誓決不再與貴軍為敵。」曹錕雙手接刀後，又將軍刀發還說道：「本使今天願接受貴司令投降。貴司令作戰勇敢，本使深為敬佩。特將軍刀發還，仍請佩帶。本使當按照優待俘虜條例予貴司令以最優待遇。」當天曲同豐發出通電，勸告邊防軍「共起討賊」。 十七日，東戰場也發生了變化，張作霖通電錶示了與直軍並肩作戰的明確態度。電報說：「奉省偵獲由北京派來姚步瀛[8]等十三名，親筆供認受曾雲霈（毓雋）等指派，並有定國軍第三軍委任，給予大洋十二萬元，來東省招募匪徒，在山裡或中東路線一帶擾亂東省。且據曾雲霈雲，款項如果不足，即由哈爾濱綏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該公司系曾雲霈所開。並說此事詳情，已與徐樹錚議妥，商承段督辦意旨，決定照此辦理。姚步瀛並自認為督辦謀主，姚系大理院院長姚震之侄。姚震並曾參與會議。」「近見督辦呈文，自稱本上將軍。對於大總統而稱本上將軍，民國以來，尚無此公文程式。」最後表示，他決心與直軍「共舉義旗，擁護元首，討伐諸奸」。 由於奉軍加入東戰場協助直軍作戰，在廊坊指揮作戰的徐樹錚匆匆逃回北京，駐廊坊的西北邊防軍也就不戰而降。同一天，天津領事團派出英、美、法、日四國護路軍，率同工程人員修復楊村鐵路，京津火車恢復通車。 五　段祺瑞引咎辭職。北京政府收拾殘局和罷免安福系人員的措施 十八日，直皖戰爭勝負已決，靳雲鵬代表段祺瑞派傅良佐到天津，向直軍求和，被直隸省長曹銳予以扣押。同一天，前方敗兵狼狽地潰退下來，北京城門緊閉，不許他們入城。段自己厚著臉皮去會徐世昌，要求補下了一道「停戰退兵」命令。 十九日，段有通電錶示引咎辭職。電報說：「頃奉巧日主座電諭，近日疊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重要，應令雙方即日停戰等因。祺瑞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查此次編制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整綱飭紀，初非黷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廑念，撫躬內疚，良用悚惶。現應瀝情自劾，用解愆尤。業已呈請主座，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原官，即行罷免，並將歷奉獎授之勛位勳章，一律撤銷。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這個電報的第一受電人就是「保定曹經略使」。他在電報中不承認自己戰敗，而把停止戰鬥的理由說成是出自外交團的警告和徐世昌的「電諭」，並且說成是他自動地命令前方將士停止進攻，至於為什麼要引咎自劾，卻根本沒有談到，真是「死要面孔」。 邊防軍戰敗後，徐世昌對自己的命運抱有一種美好的幻想，認為「太上政府」既倒，他以北洋派元老的資格就是北洋派的唯一領袖了。他希望直、奉軍不進北京城，關於戰後解決時局的一切問題，如懲辦禍首、收束邊防軍、改組內閣等，均由曹錕、張作霖等提出具體意見，交他統一處理。他對段主張「不為已甚」，只要解除其一切職務，使他今後無權無勇，不能興風作浪，就不妨聽其自由安居，並且予以相當的優禮；對皖系和安福系禍首除極少數首要分子外，主張概不株連。他認為這次戰爭打的都是自己人，只要對方退出政治舞台，戰勝者就宜採取寬大政策來對待自己的往日「袍澤」，不要結下生死不解之仇。他的最大目的是想直奉兩系軍閥保持平衡力量，同時允許各省皖系軍閥保持原有地盤地位，造成北洋派「鼎足而三、共戴一尊」的新局勢，使他成為一個有職有權的總統。 直皖戰爭在十八日已經基本結束。一直到二十三日，直、奉兩軍的先頭部隊才開到北京來，二十四日才有大隊人馬繼續開到。他們分別接收了南北苑營房，相約不入城。二十二日，徐世昌派王懷慶督辦近畿軍隊收束事宜，負責解散敗兵。二十四日，又派王懷慶為京畿衛戍總司令以代棄職逃走的段芝貴。下令批准安福系三總長辭職，派田文烈兼署交通總長，財政、司法兩部則由次長代理部務。二十六日，下令撤銷對曹錕、吳佩孚的處分。批准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辭職，派殷鴻壽繼任。二十八日，批准段祺瑞辭職，撤銷督辦邊防事務處，撤銷西北邊防軍名義，西北邊防軍由陸軍部收束遣散。二十九日，派昭武上將軍、熱河都統薑桂題兼管將軍府事務。 以上情況就是直皖戰爭的全部過程。直皖兩系的冷戰，從馮國璋接任總統的時期算起，共計進行了三年。從吳佩孚與南軍成立停戰協定的時期算起，也進行了兩年。中國內戰總是冷戰的時期長，熱戰的時期短。以直皖戰爭為例，雙方進行冷戰達二、三年之久，打起來只有三、四天就解決了。段祺瑞出賣國家民族主權利益用以武裝起來的邊防軍、西北軍，打不到兩個回合就完全被打垮了。 在直皖戰爭中，各省兩系軍閥的態度都不十分鮮明，實際參加戰爭的只有段祺瑞、徐樹錚直接指揮的邊防軍和曹錕、吳佩孚指揮的直軍，其餘各省兩系軍閥均按兵不動。而戰爭的結果，所消滅的只是邊防軍，各省皖系軍閥的地盤地位也很少變動。南方桂系和桂系影響下的軍閥，都表示了支持直系的態度：十六日軍政府發布討段檄文，二十一日林葆懌、熊克武、譚延闓、莫榮新聯名通電聲討段與安福系。 * * * [1]　靳雲鵬以前提出辭呈，未獲批准，薩鎮冰的名義是暫行代理內閣總理。 [2]　西北軍又增加了李如璋一個混成旅。 [3]　以前盧永祥是署理浙江督軍，署理和實授的性質有所不同。 [4]　李厚基原任第四師第七旅旅長，1913年國民黨二次革命時，袁世凱派海軍總長劉冠雄率領海軍到福建，並將第七旅編為陸戰隊，在福州登陸。福建問題解決後，李厚基為福州鎮守使，督理福建軍務。旋因鎮守使的地位與督理一省軍務的職權不相稱，於同年7月改任李厚基為福建護軍使。1916年3月，又升李為建威將軍，督理福建軍務。 [5]　1918年，段內閣調浙軍第一師師長童葆暄到福建援助李厚基。童因病死亡，由參謀長潘國綱接任師長。其後李厚基與粵軍陳炯明成立停戰協定，又將該師調回浙江。 [6]　曲同豐在武備學堂當過教習，吳佩孚在這個學堂受過訓練。 [7]　曹錕自稱深慕戚繼光之為人，在保定築有光園為招待外省來賓之所。 [8]　姚步瀛被奉軍捕獲，8月9日死於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