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四十九章　北方八省成立反皖聯盟和湖南驅張戰爭爆發

一　北方成立反皖七省同盟。在湘直軍電請撤防北歸。段對長江三督準備採取攻勢。軍政府秘密接濟吳佩孚軍費六十萬 北洋派直皖兩系的鬥爭，從一九一七年八月馮國璋到北京接任總統時起，開始顯露。段祺瑞雖然外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內有各省皖系軍閥為其政治資本，但是由於他所採取的賣國外交和武力統一政策不得人心，他所建立的軍事獨裁政權經常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中。他的得力助手徐樹錚竭力拉攏奉系軍閥張作霖，取得奉軍的協助，才與直系保持勢均力敵的局勢。但是，另一方面，張作霖的勢力在與皖系相互利用的過程中日益增長，他的野心也就隨之日益增長，當他認為無利可圖的時候，就不肯接受調度，甚至倒過來成為段政權的威脅力量。段鑒於皖系軍閥日益沒落，藉助於人又非長策，才決定利用日本借款和軍火成立私人武力參戰軍，作為新的政治資本。從前袁世凱不信任北洋諸將而另建「模範軍」，現在段也在北洋派以外成立參戰軍，他的動機和目的與袁是完全相同的。 一九一八年八月，馮國璋將要任滿下台的時候，直系陣營中忽然崛起了一個「後起之秀」，這就是以前對南方作戰頗賣氣力而此時突然轉變為主和健將的吳佩孚。他不但反對繼續執行武力統一政策，而且不待北京政府的同意，擅自與南軍成立停戰協定。從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二〇年年初，吳對北方皖系的態度日趨惡化，他完全離開了北洋派的立場而與南方桂系軍閥同一鼻孔出氣，對皖系和安福系發動了一次比一次更為猛烈的電戰。顯而易見，吳與南方湘桂軍已經結成了反對皖系的同盟，而直皖兩系的鬥爭，也因這一同盟的成立與公開而更加激化了。 在吳佩孚瘋狂反對皖系的時候，段仍然一手控制北京政府，他本來可以通過北京政府發號施令制裁這個意氣囂張的北洋派「叛徒」。但是，吳所統率的直軍處於湖南前線，如果把吳逼上梁山，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抵抗直軍與南軍的聯合進攻，所以段雖然氣大如牛，不能容物，也不能不竭力容忍，以求相安一時。 一九一九年六月，參戰軍改名邊防軍後，發展到三師四混成旅，徐樹錚公然以「西北王」自居，想與「東北王」張作霖分庭抗禮，因此引起了張作霖的極大反感。張作霖和曹錕本來互爭雄長，並不融洽，但在反對徐樹錚的共同利害關係上開始結合起來。他們深深地認識到，徐樹錚的勢力愈加發展，他們的地盤地位就將岌岌難保，這不但因為徐樹錚的野心極大，陰謀最多，而且恃有邊防軍這支武力，可以為所欲為。過去徐樹錚曾經拉攏吳佩孚和孫烈臣以拆曹、張的台，曾經殺害過直系的幕後軍師陸建章，曹、張二人都認為「此人得志，吾輩將無噍類矣」！ 曹、張二人在北洋軍閥中兵力最多，地位最高，不少北方軍人都看他們的眼色行事。曹錕自馮國璋病死後，已經成為新直系的實際領袖，原來風雲一時的長江三督，也都唯他的馬首是瞻。長江三督本來與徐樹錚結有不解之仇，在徐樹錚炙手可熱之際，他們敢怒而不敢言，現在自然樂於參加曹、張二人一邊的反對徐樹錚的同盟。因此，直、蘇、鄂、贛四省和張作霖勢力下的東北三省共計七省的反皖同盟，在一九一九年秋冬之間就已形成了。 徐世昌久已不甘心做段的政治傀儡。他自袁世凱執政的時期起，就已看出徐樹錚是一個危險人物，因此他是七省同盟的同情者和幕後支持者。 七省同盟開始並不直接反對段，他們提出封建時期「清君側」的口號，希望段能夠接受忠言，「親君子而遠小人」，所謂「小人」就是指徐樹錚。一九一九年九月，曹、張二人竭力推戴靳雲鵬為內閣總理，靳是段的重要爪牙之一，但與徐樹錚因爭權奪寵而互不相容。在利用靳雲鵬抵制徐樹錚的策略上，徐世昌與曹、張等是合謀的。 但是段不能因外部壓力而擺脫徐樹錚，原因是：邊防軍是徐樹錚一手編練和組成的，安福國會也是徐樹錚一手包辦而加以控制的，如果去掉徐樹錚，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裝而置身於無權無勇的地位。段還深信徐樹錚忠誠可靠，不願「自壞長城」。由於段與徐樹錚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於是七省同盟就由「清君側」的呼聲發展到準備「兵諫」的新階段。 七省聯盟計劃中充當「兵諫」先鋒的就是與皖系電戰不休的吳佩孚。吳在一九一九年秋天，一再電請撤防北歸，北京政府置之不理。這是因為段所編練的邊防軍，要擺在北方用以自衛，沒有足夠的兵力接替前方防務，而直軍撤防北歸，又將威脅北方，所以他授意北京政府對直軍要求撤防採取延宕的手段。在此時期，皖系大將倪嗣沖患病垂危，段決定派段芝貴繼任安徽督軍，徐世昌則主張用淮軍老將薑桂題接替此席，因此無法解決。段又提出調任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吳光新為江西省長，事實上這是驅逐江西督軍陳光遠的準備步驟。無論調段芝貴到安徽或者調吳光新到江西，都是對長江三督所採取的攻勢。因此，北方反皖同盟不能不採取實際行動，而直軍撤防北歸，舉行「兵諫」的時機便不容再緩了。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曹錕轉來吳佩孚堅決請求撤防的一個電報。電報首先說：「於役湘省，兩載於茲，迭請撤防，未承允准。」接下去就把直軍全體將士久戍思歸和積欠軍餉的困苦情況著力地說明，因此他們不得不「北望叩首，涕泣哀懇」。曹錕又在電尾加了一句話：「戰死者既作泉下之遊魂，生存者又為他鄉之餓莩。」北京政府對此仍然不予批准。 吳佩孚既決心採取自由行動，北京政府批准撤防與否都不相干。一月三十日，軍政府決定秘密接濟直軍開拔費六十萬元，先付三十萬，其餘三十萬留待開拔時付清。吳與軍政府相約，當直軍開拔的時候，湘軍立刻行動起來接收直軍的防地。吳還有與南軍共同組織「救國同盟軍」，在推倒皖系以後召開國民大會，驅逐徐世昌，另組南北統一政府的一個計劃。這個時候，多年來直桂兩系的同盟已經進入到採取行動的階段了。 二　更動河南督軍問題引起風波。安福系又一次發動倒閣運動。八省同盟在對段鬥爭中取得的勝利 由於吳佩孚自由行動的風聲日益加緊，段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在於阻塞直軍北歸的路線，而長江問題反屬次要。二月中旬，段指使河南部分軍人反對河南督軍趙倜，又藉口趙倜縱容乃弟趙傑賣官鬻爵，引起民忿，壓迫靳雲鵬撤換趙倜，改派吳光新繼任河南督軍，並派安福系眾議院秘書長王印川繼任河南省長。段之所以重視河南地盤，正因為河南是直軍撤防北歸的必由之路，而趙倜所部宏威軍，屬於薑桂題的舊淮軍系統，兵力不厚，不可能接受他的命令，阻止直軍通過。段一面催促靳內閣發表易督命令，一面密令吳光新將長江上游警備軍迅速開往信陽，與河南內部的反趙軍採取聯合行動。趙倜得到以上情報，馬上調動趙傑、常得勝等部集中京漢路南段，準備進行抵抗。趙倜在直皖兩系的鬥爭中本來是無所屬的，此時也就加入七省同盟而使這個同盟擴大為八省同盟。 二月二十三日，吳佩孚發表反對更動豫督的電報。他憤慨地說：「疆吏非一家之私產，政權非一系之營業。安福跳梁，政綱解紐，窮凶極惡，罄竹難書，稍有血氣，咸不欲與共戴天。……吳光新現為長江上游總司令，何又得隴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奪不饜，法紀蕩然，人人自危。……政府比年來舉措設施，無一不違反民意，全國所痛絕者則保障之，全國所景慕者則排擠之。順我者存，逆我者亡。舉滿清所不敢為、項城所不肯為者，而政府悍然為之！曾亦思武力權威，較滿清、項城為何如！全國之大，能否為一系所盤據，疆吏之多，能否盡為一黨所居奇，兆民之眾，能否盡為一人所鞭笞！……懇我總統、總理勿為安福所利用，立飭吳光新軍隊仍回原防，並宣示決不輕易趙督，以弭戰禍。」 二月二十六日，國務會議通過了任命吳光新為河南督軍，王印川為河南省長的議案。內閣送請總統蓋印發表時，徐世昌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長，而不同意更動河南督軍。他自稱久居衛輝，也算得是一個河南父老，決不允許因更動督軍而使河南人民慘遭戰禍。靳只得將徐不肯同意的情形報告段，段當面罵他「沒有用的東西，如何配做總理」，氣得靳又於二十九日提出辭呈。 三月一日，安福系又一次發動倒閣，並電請王揖唐迅速回京主持這個運動。他們用利誘的手段表示可以同意周樹模組閣，徐樹錚也向徐世昌表示，「如果朴老[1]組閣，本人願意擔任陸軍總長，幫助總統辦事」。三日，安福系三總長——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曾毓雋、司法總長朱深相約不出席國務會議，又於四日提出辭職以拆靳內閣的台。安福系公然恬不知恥地以「愛國者」自居，罵靳是一手簽訂《中日軍事協定》的賣國賊，是忘恩負義、背師賣友的叛徒。 另一方面，以曹、張為首的八省督軍紛紛電請挽留靳內閣，徐世昌也表示了堅決挽留靳內閣的態度。在各省軍閥的巨大壓力下，段也不得不同意挽留靳內閣，並且同意將河南易督問題推遲辦理。三月四日，靳回院復職，段指使安福系三總長取消辭職，等待有利時機再行反攻。 也就是三月四日，趙倜發出支電響應吳佩孚反對山東問題直接交涉的主張，他說看到吳師長的電報，「傳誦欲泣」。這個電報首先列舉曹錕、張作霖和長江三督的職銜，說明他完全倒在直系的一邊，已經有所恃而無恐了。此時北京政府不得不向曹、張等提供河南不易督的諾言，而曹錕也就替趙倜遣兵調將一事做了一番可笑的解釋。他說：「豫督調集軍隊，乃為裁兵起見。今者明令既頒，自當調回原防。」趙倜也向北京政府保證：「豫省邊界軍隊調集內部，系各團體之主張。俟大局稍定，當將各軍撤回原防。」 維持靳內閣和終止更動河南督軍，是八省同盟的勝利，也是徐世昌和靳雲鵬的勝利，段在這一回合中是打輸了。從此徐段之間、段靳之間、直皖兩系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三月十四日，張作霖派王乃斌帶了一封信到北京來，請段信任靳雲鵬，段看了頗有悻悻之色。剛巧這個時候靳雲鵬來到，段拒而不見。第二天靳又前來，不待通報直達內室，段狠狠地罵他到處求救兵，目無長上，靳極口否認其事。段把張作霖的來信擲向他的面前，忿忿地說：「你看，這是什麼東西！」段又大罵張作霖是「馬賊」出身，不配算北洋派，今天居然敢來干涉北洋派的事情，言下恨恨不已。 同一天，安福系機關報《公言報》捏造消息說：「三月七日，陸軍次長張志潭曾訪公府軍事顧問日人青木中將，表示靳內閣願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張志潭是靳的軍師，這條消息顯然是對靳的惡意攻擊，而安福系議員光雲錦、烏澤聲等竟然據以在安福國會提出質問，罵靳「陰謀賣國」。其實，山東問題直接交涉是段與安福系的一貫主張，而安福係為了打擊政敵，不惜拿自己的帽子套在別人的頭上，真是不擇手段的奇談。 三　八省同盟的兩次秘密會議。盧永祥首倡廢除督軍。曾毓雋當面說謊的怪劇 三月上旬，吳佩孚派人將直軍七百餘家眷屬護送北歸，禁止兵士隨意請假，並電請張敬堯準備派兵接收直軍的防地。曹錕連打六次電報要求准許直軍撤防。此時段又軟化下來，三月十八日曾秘密到保定，請曹錕制止吳佩孚自動撤防。北京政府直接回答曹錕，不同意直軍撤防，又用陸軍部的名義回答吳佩孚，在中央未有明令以前，不得自由行動。吳佩孚打來最後一個電報說：「遠戍湘防，瓜期再屆。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鬩牆煮豆，何敢言功。既經罷戰議和，南北即屬一家；並非寇讎外患，何須重兵防守。」 當二月下旬北京政潮洶湧的時候，安福系本來準備補選段為副總統以抵制徐世昌，但未取得段的同意。三月上旬，段又授意安福系補選曹錕為副總統，以挽救直軍撤防的嚴重政治危機。但是，曹錕不肯再上當了，而八省同盟軍閥也都指使本籍議員不得出席副總統的選舉會，因此會議兩度流會，這個計劃無從實現。 三月二十七日張作霖在瀋陽假借做壽名義，四月八日曹錕在保定假借追悼直軍陣亡將士名義，邀集同盟各省軍閥代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應付皖系的對策。瀋陽會議議決：（一）擁靳不反段；（二）解散安福系；（三）張作霖推薦親家張勳為安徽督軍以代久病不能視事的倪嗣沖。保定會議議決：（一）擁靳不反段；（二）直軍撤防北歸，但須南軍保證不乘機前進；（三）宣布安福系罪狀，勒令解散。 此時八省同盟有擴大為十五省區大同盟的一種風傳，直皖兩系最後訴之武力的危機日益逼近，段只得向徐世昌表示，從此不管一切閒事，並避居團河，閉門謝客。說也奇怪，以前樣樣事段都要管，徐、靳不勝其苦，現在他表示樣樣事都不管了，而徐、靳又忽忽如有所失，再三邀請他回到府學胡同居住以便就近承教，段都表示謝絕。四月四日，北洋派元老之一王士珍，應徐世昌的邀請，由正定到北京來調停政潮。王士珍向段說了一句很巧妙的話：「靳翼青是你手下的人，擁護靳內閣就是擁護你。」段聽了頗為所動，四月七日曾一度回到北京來，但是由於安福系煽風點火，八日他又跑回團河去了。 段授意北京駐軍五個師長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瀚、李進才、劉詢等通電，藉口營房不足，拒絕直軍移駐北京。 四月二十三日，浙江督軍盧永祥忽然倡議廢除督軍，並且願意以身作則，首先在浙江實行廢督。督軍制度危害國家和人民，全國人民久已痛心切齒於這個變相的藩鎮制度，現在督軍中有人願意廢督，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從來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統治階級或者當權人物願意自動地退出政治舞台的事情。原來盧永祥提倡廢督，是皖系軍閥對待北方同盟八督的一個策略，盧的舉動是在試探直系：「如果我們皖系督軍都願意下台，你們是否也願意下台？」四月三十日，曹錕也就將計就計地通電贊成廢督，並且進一步建議禁止軍人入黨。曹錕之流樂得空口說好話，以免皖系軍閥「專美於前」，而他所謂「黨」就是影射安福系，藉以回敬皖系一記耳光。可笑的是，徐世昌卻拿這個假題目大做文章，建議廢督以後，各省軍隊統歸陸軍部直轄，各省省長有監督本省軍隊之權，真是痴人說夢。 從二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內閣問題成為各方面與皖系及安福系鬥智角力的中心問題，段甚至寧願政敵上台，不願自己的「叛徒」坐在內閣總理的位子上。有一天，徐世昌的堂弟、津浦鐵路局局長徐世章，因事謁見交通總長曾毓雋，曾邀請他同往團河謁見段，徐世章不好意思推辭不去。到了團河，段接見了他們，曾毓雋就開口說道：「徐局長此來，系傳達總統意見，靳內閣實在干不下去了，請督辦示意靳自行下台。」徐世章聽了這些話，又不好意思當面戳穿頂頭上司的假戲法。只見段連連點頭說：「很好，很好。」過了一兩天，徐世昌接到段的信，信上說：「令弟來，述及鈞意，容囑翼青告退」，不禁為之駭然，便把徐世章叫過來問明原委。徐世章回答說：「到團河是總長邀去的。我沒有開口說話，總長代我說了話，我不好意思當面戳穿他的假戲法。」徐世昌急忙寫信回答段，否認有改組內閣的意圖。 從這一假戲法看起來，安福系的欺騙手段是不擇人而施的，甚至段也是他們所要欺騙的對象。而段把這些政治騙子當作自己的忠實信徒，也真是利令智昏。 四　四國銀行團組成，京滬各界及學生團體反對國際投資。蘇維埃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華特權。靳雲鵬提出辭呈 喧傳已久的國際新銀行團，因日本未參加而遲遲未告成立。根據當時的情況，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西方國家斷然不能容許日本「獨占」中國，日本不可能以一國而與西方三國為敵，如果日本不參加，國際對華投資也決不會終止進行。日本政府為了避免被排斥於中國問題之外，遲早必須參加，但它不甘心把它久已視為屬地的中國東北地區劃入國際「共管」範圍內，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銀行團提出「滿蒙除外」作為參加國際新銀行團的條件。這個條件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三國所提的各國放棄在華勢力範圍的國際共管原則大相徑庭。六月二十三日，美國銀行團代表拉門德答覆日本銀行團，反對「滿蒙除外」，但謂當與三國政府協商。七月三十日，美國國務卿藍辛致日本駐美大使一函，勸日本放棄「滿蒙除外」的要求。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正式向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堅持南滿、東蒙必須除外。西方三國曾對日本這一要求交換意見，認為不能接受。但是由於帝國主義體系的共同利益以及敵視社會主義蘇俄的種種關係，美國也不願因為爭奪中國問題而與日本決裂，所以美國銀行團代表經常前往日本，竭力勸誘日本銀行團放棄「滿蒙除外」條件，加入國際銀團。 一九二〇年三月上旬，美國摩根財團代表拉門德等一行又到東京活動，日本銀行團已不堅持「滿蒙除外」，但日本政府尚不願無條件放棄此款。三月下旬，拉門德等由東京到上海來，據稱日本加入新銀行團已不成問題。四月三日，日本政府聲明接受三國政府「不允許新銀行團的活動範圍妨及日本國防及經濟利益」的擔保，撤回了對加入新銀行團的保留案。 由於國際銀團即將成立，準備大規模投資中國的消息普遍流傳，中國人民感覺到國際投資將要嚴重損害中國的主權利益，因此上海各界及學生團體紛紛致函拉門德等，反對這種投資。隨後拉門德等到了北京，分別謁見徐世昌及各界人士，對「統一鐵路」問題大肆宣傳。北京政府因為各國停止借款，久已窮困不堪，現在拉門德等的到來，就像天上掉下來的救星一樣，希望在大借款之前先取得一筆臨時借款，以解救他們朝不保夕的嚴重財政危機。可是中國人民是不歡迎拉門德這些人的，北京各界及學生團體也一致反對他們借款給北京政府。 五月一日，拉門德等取道朝鮮再到日本，與四月二十四日應日本銀行團邀請已經行抵東京的美國銀行團代表二十四人會合，協商日本加入國際銀團的問題。五月十一日，日本銀行團取得日本政府同意，與拉門德等成立協議如下：（一）南滿鐵路及已築成之支路與鐵路附屬之礦產，均在除外之列；（二）吉會、鄭洮、長洮、開吉、吉長、新奉、四鄭各路，均在除外之列；（三）未成之洮熱路及該路與海港相接之支路，不在除外之列。這個協議是在現狀上承認「滿蒙除外」，但在滿蒙發展的前途上對日本有所限制，日本方面認為是對西方三國的一個讓步，美國方面也認為是對日本所作的重大讓步。但是另一方面，這個國際投資集團包括歐美七十一家大銀行，美國占了三十六家，這已足夠說明這個集團是在美國資本的控制之下的。美國在經濟上，由於歐洲市場萎縮，企圖開拓中國市場來解決它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在政治上，它領導西方國家擊敗了獨占中國的日本，所以這次帝國主義相互之間的妥協，仍然是美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 這個問題解決了，於是美、英、法、日四國銀行團代表於五月十二日在巴黎舉行會議，決定組織對華聯合投資的四國銀行團，並簽定合同，呈報四國政府批准。此後，英、美在華宣傳機關大吹大擂地描繪四國銀行團將對中國帶來很大好處，藉以進行欺騙。美國宣傳機關鼓吹中美公使升格為大使，以加強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可是，日本在華宣傳機關與安福系機關報的論調恰恰與之相反，認為四國銀行團對中國有害無利。 在日本與西方三國在中國問題上由鬥爭而轉為聯合，加強對中國的共同侵略的同時，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政府[2]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蘇維埃政府，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放棄帝俄時代對東方各國的一切特權，復於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表對中國問題的單獨聲明，放棄帝俄在中國的特權及中俄兩國間的不平等條約。一九二〇年四月，蘇維埃政府重申對中國的諾言，宣告廢止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約、一九〇一年北京條約、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六年有關中國問題的日俄密約；同時還宣布凡帝俄政府以掠奪手段向中國取得的各項權利，一律無償交還中國；同時放棄一九〇〇年庚子賠款，但希望中國政府勿將此款交付帝俄留在中國的外交人員，供其使用。蘇維埃政府這一光明磊落的表示，與帝國主義採取種種手段侵略中國，恰恰成為一個鮮明的對比。北京學生要求北京政府改變對俄方針，與俄建立正式邦交。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通電向蘇維埃政府表示深切謝意。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報界聯合會、上海各界聯合會等團體紛紛電謝蘇維埃政府，稱頌十月革命為世界革命史的新紀元，希望中俄兩國人民攜手合作，為人類的新社會共同奮鬥。 但是北京政府的態度卻不相同，它首先要看西方國家和日本的臉色。當它知道這些國家對蘇維埃政府此舉深感不快時，就禁止全國人民與蘇維埃政府接觸。五一勞動節的一天，上海特別戒嚴，防止工人、學生有所行動。控制上海的皖系軍閥盧永祥公然把人民愛國運動說成是「俄國過激主義的傳染」。他有密電向北京政府報功說：「此間對於過激主義之潮流，防範最早。去年（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間，即與英捕房商定檢查俄人及關於過激主義之印刷品各辦法，相互協助辦理。」他認為上海各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都是「搗亂之根源」，曾示意上海交涉員楊晟一再向駐滬法領交涉，壓迫解散，而法領也就接受了這個請求，派出巡捕前往驅逐、查封。但是，使他不滿足的是：「當探捕查禁之時，該會等不過停議數日，或遷移地址，仍復設立。」由於他多次進行交涉，五月六日，這兩個團體才又一次被法領查封。同日被查封者還有全國各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正與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政府進行艱苦的鬥爭。關於日本公使提出說帖要求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北京政府在賣國集團一再要挾直接交涉和全國人民誓死反對直接交涉的形勢下感到左右為難，只得延期不復。四月二十七日，日本公使提出照會，竟然聲稱中國政府如再採取延宕手段，即當作為默認，帝國政府將採取斷然之措置，特以好意先作聲明。北京政府仍然不敢正面回答，只得請求日本政府顧念中國政府處境困難，未便即行答覆。後來，北洋派魯籍將領聯名反對直接交涉，五月上旬靳內閣才決定以拒絕直接交涉回答日本公使。在發出回文前，靳自己攜帶回文原稿到團河向段請示，隨後安福系就採取種種手段來加以阻撓，開始指使陳籙反對提出回文，隨後又主張用模稜兩可的詞句回答日本，以便留有直接交涉之餘地，因而這個回文經過多次修改，並未發出。 由於外交問題、學潮問題無法解決，而財政上又陷於絕境，特別是直皖兩系的戰爭就要爆發，五月九日靳才決心辭職，並電請曹錕、張作霖勿再加以挽留。 這時，安福系向徐世昌表示可以讓周樹模上台，但又提出三個條件：（一）請周加入安福係為名譽理事；（二）閣員由安福系分配；（三）承認山東問題與日本直接交涉。這位「沉觀老人」看見了這些條件，嚇得閉門謝客，敬謝不敏。五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軍總長薩鎮冰暫代國務總理。 五月十二日，山東省議會通過將該會遷往北京，以便監督北京政府，不許他們與日本進行直接交涉。二十二日陳籙親自攜帶回文會見日本公使，回文聲明中國政府並未簽定對德和約，又因民情激昂，「本國政府不容率爾答覆」，這仍然是模稜兩可的一種態度。一直到六月十四日，日本公使還發出第二次照會，催促開議山東問題。 五　直軍撤防北歸。湘軍發動驅張戰爭，北軍在衡陽、長沙、岳州不戰而潰。湖南省議會通電錶示態度。北京政府改任吳光新為湖南督軍。被俘北軍旅長劉振玉等被處決 湘南直軍撤防是從五月二十日開始的。吳佩孚事前電請張敬堯派員到衡州協商接防問題。張敬堯派湖南暫編第一師師長（北軍）吳新田為「主持湘南防務司令官」，於二十一日到衡州，與吳佩孚及湘軍代表簽定條約，南北兩軍維持原有停戰界線，湘直兩軍停戰協定繼續有效。一直到直軍自動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電報批准直軍撤防。 二十七日直軍由水路經過長沙時，張敬堯和吳佩孚雙方都作了緊急戒備，段祺瑞曾一日數電命令張敬堯派兵堵擊直軍，同時又有直軍將在長沙登岸驅逐張敬堯的謠言。但是，吳佩孚既無意於「戰長沙」，張敬堯也沒有勇氣擋住直軍的去路。直軍經過長沙並未停靠，二十九日經過岳州也未停靠，三十一日全軍集中漢口，由於車輛缺少，一直到六月五日才開始向北移動。 直軍整裝待發之際，即湘軍枕戈待命之時。當時的形勢對湘軍是十分不利的：張敬堯是北洋派馳名的驍將，他手下的北軍已經擴充到七萬人，除自兼第七師師長外，他的直屬部隊有湖南暫編一、二兩師和第一混成旅，歸他節制指揮的有協助長沙防務的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駐防湘潭的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駐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駐防湘東的暫編第一師（師長張宗昌）及安武軍之一部。衡州和寶慶是前方兩個重要據點，張敬堯派他手下的兩員大將，湖南暫編第二師師長田樹勛守寶慶（兼任長寶鎮守使），第一師師長吳新田守衡州。湘軍方面，只有餉械兩絀的正規軍一師和一些雜牌軍，可用的槍支合起來只有三千左右，子彈更為缺乏，湘南一帶的老百姓都叫他們是「叫化軍」。當然，多年來和他們在湖南戰場上共同作戰的桂軍，無論在裝備和訓練方面都比他們好得多。但是桂系首領陸榮廷從來就是一個投機取巧的人物，打起仗來把別人的部隊擺在前面，自己的部隊擺在後面，勝則居功，敗則先退。一九一八年春天，桂軍在湖南戰場上不戰而退，湘軍記憶猶新。現在廣東的「三角鬥爭」日趨激烈，桂系軍閥為了維持在廣東的統治地位，更沒有餘力幫助湘軍。因此，他們不肯投入這場「賭博性」的戰爭，而讓湘軍單獨擔任。 湘南戰爭從五月二十六日開始。二十七、八兩日，湘軍占領祁陽、耒陽兩縣，前鋒進展到距離衡陽城二十餘里的東陽鋪。這次戰爭，幾乎像是南北兩軍的一場足力賽跑，湘軍兼程推進，北軍退得更快。這卻不是局外人所能預料得到的。 湘南的槍聲一響，段祺瑞馬上振振有詞地怒斥南軍背信棄義，甘為戎首，破壞和平，建議北京政府明令加以討伐。徐世昌則認為湖南問題是局部問題，與南北問題無關，拒絕發表討伐命令。所謂局部問題是說湖南人民久處張敬堯的暴力統治下，幾年來呼號奔走，請願驅張，都沒有取得效果，因此湖南人民提出「湘事湘人自決」的口號，一定要把張敬堯打倒。徐世昌分析湘軍發動這場戰爭只是對人的問題，並不屬於南北戰爭的範圍。段又指使陝西、甘肅、山東、安徽、浙江五省督軍發出聯名電報，不但催促明令討伐湘軍，而且提出「吳軍甫撤，南軍即進，恐有勾敵情事」，請求北京政府派員查辦吳佩孚。 張敬堯從前方開戰的一天起，就用「十萬火急」「百萬火急」的電報，一日數電向北京政府請求援兵，請求接濟餉械，並催促下令討伐湘軍。他在催促下討伐令的電報中冒簽了張宗昌、范國璋、馮玉祥等人的名字[3]。他在戰情報告中不承認北軍不戰而潰，卻說是「為保全和平起見，我軍節節讓防」。二十九日，衡陽又入湘軍之手，張敬堯看見自己多年來培養提拔的心腹大將，一個個不戰而逃，而自己也不敢身臨前線，只得派他的兄弟張敬湯為援衡總司令，並面許一戰如勝，即讓出第七師師長一職為酬。六月三日，張敬湯威威武武地坐著八抬綠呢大轎出發，當天到了湘潭。五日，他得到一些風聲，還沒有看見敵人的影子，就豕突狼奔地逃回到長沙來，渾身沾泥帶土像個活鬼一樣。 在張敬湯出發前方的三天中，張敬堯手忙腳亂地把眷屬和大宗財物運走。長沙縣知事（縣長）奉命招募運輸隊，因無人應募，北軍就在大街小巷到處「抓夫」，籮轎兩行人員被擄一空。張敬堯勒令榷運局、總商會代籌軍餉，總商會會長張先贊被扣作人質，限於日內籌足八十萬，總商會只得派人在城內外鳴鑼宣示每戶抽收一個月的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張敬堯宣稱將死守長沙，引起了長沙城的大混亂，人民紛紛棄家逃走，張敬堯限制出境者每人攜帶川資不得超過五十元。 到六月六日為止，湘軍繼續占領湘鄉、衡山、寶慶，北軍退到株洲、湘潭，長沙形勢日益嚴重。於是張敬堯於七日用另外一種口氣電達北京政府，說他的軍隊「並非用以對內，將士均不願與南軍作戰，以此節節退守」。「當此外侮日亟，國家養兵不易，留此軍隊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犧牲於內戰之中。」但又自相矛盾地把戰敗責任推卸到別人的身上，忿忿不平地說：「南軍專與第七師為難，客軍均作壁上觀，不發一彈，遇敵即退。」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有電切責張敬堯：「該督統率七八萬之眾，以當烏合之敵，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謂未奉討伐令，該督封守之內，縱無命令，豈能聽人侵越！」 可是這個電報來遲了一步，張敬堯並未收到。六月十一日下午，湘軍又向湘潭、寧鄉兩路推進，長沙各國領事相約往見張敬堯，請將長沙劃出戰區三十里之外。當晚十時，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跑到督署來打聽軍情，張敬堯還神氣十足地說：「我決定死守長沙，與長沙城共存亡！」李奎元退出後，這位宣誓與城共存亡的北洋派驍將，就下了一道緊急命令，將他聽信術士之言新建起來用以「鎮壓邪氣」的鎮湘樓和軍火庫放火焚燒。這道命令一下，長沙城便騰起一片火光，並且轟轟隆隆地響起了炮彈的爆炸聲，張敬堯在火光和炮聲中逃走了。 湖南人民在張敬堯的暴力統治下度過兩年又三個月。以前請願驅張達一年之久，而張敬堯的地位屹然不動。這次湘軍發動後不到半個月，就把張敬堯趕走，這究竟是不是一個奇蹟呢，一點也不是。張敬堯以「七八萬之眾，當烏合之敵」，乃至望風而潰，不堪一擊，這並不是偶然的。第一，軍官發了財，無心戀戰，兵士普遍厭戰；第二，張敬堯自己不到前方布置軍事，卻在後方忙於搬走眷屬和私人財富，大大影響了前方士氣；第三，段祺瑞忙於應付直皖兩系的主力戰，沒有軍隊調到湖南來，而在湖南戰場上屬於直系的范國璋、李奎元、馮玉祥等軍，都不肯為張敬堯賣力。更加重要的是湖南各地農民在驅張戰爭中紛紛自動地組織起來，用扁擔、鋤頭作為武器，到處截斷交通，奪取北軍的武器輜重，使北軍腹背受敵，因而不得不迅速退走。所以這次驅張戰爭並不是湘軍三千多支「吹火筒」[4]戰勝了在數量和裝備上占有絕大優勢的北軍，而是三千多萬湖南人民戰勝了一個民賊張敬堯。 以前蔡鍔以三千之眾擊敗了十萬北軍，打倒了洪憲王朝，這次湘軍以三千支步槍戰勝了七八萬北軍，趕走了北洋派驍將張敬堯，都不是決定於軍事力量，而是決定於人民群眾的力量。 張敬堯逃走後，李奎元率領第十一師經過平江向通城退走，張宗昌率領暫編第一師由攸縣、醴陵向萍鄉退走。張敬堯直屬第七師和湖南暫編一、二兩師除向岳州退走外，大部分都被湘軍和沿途埋伏的游擊隊消滅掉。在長沙到岳州的大道上，北軍沿途大燒大殺，十室十空，正像兩年前張敬堯率領第七師由通城到平江時的情形一樣。但有一點不同，這次農民群眾配合武裝力量，展開了漫山遍野的游擊戰，使北軍受到很大損失。 十二日下午四時，湘軍先頭部隊湘南警備隊司令李韞珩率領所部由湘潭趕到長沙。湘軍總指揮趙恆惕於十四日到省，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督軍譚延闓於十七日到省。由於督署尚在餘燼未熄中，譚延闓改以又一村講武堂為臨時總部。譚、趙等到省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長沙總商會迅速代籌軍餉四十萬元，不得短少分文，以免貽誤戎機。 十三日，北京政府下令，張敬堯著即褫職留任，並派王占元為兩湖巡閱使，吳光新為湖南檢閱使。王占元和吳光新都有電報拒絕接受這道命令。北京政府升任王占元為巡閱使，目的在於鼓勵他協助湖南境內北軍固守岳州，並且準備進兵收復長沙。王占元是屬於直系的長江三督之一，當然不肯接受這一任務。吳光新的「檢閱使」就是湖南督軍的變相名稱，只要北軍奪回長沙，他就可以取得「帥印」。吳光新在回答北京政府的電報中說：「言和則無須檢閱，言戰則有督軍，和戰兩無裨益，請收回成命」。他還假惺惺地推薦吳佩孚繼任湖南督軍。其實，這位「候補督軍」在命令發表的前一天，就由北京繞道津浦路前往岳州[5]，他的話當然都是騙人的。 十三日，湖南省議會發出電報，指出湘軍驅張是由於張敬堯作惡多端，「湘民悲號呼訴，卒無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決。此舉出於自衛，純系對人問題，並無南北之見」。這個電報把湖南問題與南北問題分開，把湘軍驅張說成是湖南人民「自決」「自衛」，與湘軍所揭櫫的「湘事湘人自決」以及徐世昌所分析的「湖南問題是局部問題、對人問題」的說法，是同一口氣。譚延闓也分別電請岳州范國璋師長、常德馮玉祥旅長自動撤出湘境，並且通電南北，切實聲明「湘人僅以驅張為目的，與南北之戰無關，湘軍僅以收復湘境為止，決無侵犯鄰省之意」。有人認為以上這些表示，都是湖南當局旨在縮小打擊面，藉以穩定戰爭成果的一種策略，並非由衷之言。因為湖南既在西南五省的範圍內，湘軍與北軍的戰爭就不能不是一種南北戰爭的性質；兩年以前北軍侵入湖南既然可以稱為第二次南北戰爭，那麼這次湘軍驅逐北軍也應當稱為第三次南北戰爭。但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湖南問題的確已經轉變為局部問題，而與整個南北問題分開。此時南北雙方都不能形成一個整體，北方有直皖兩系的鬥爭，南方有桂系與國民黨的鬥爭，湘軍沒有依附日益解體的南方的必要，但也不能改變方向投入北方。所以這次湘軍發動驅張戰爭的時候，湖南軍閥就有一種脫身於南北問題之外的傾向。湘軍驅張並未求助於人，也正符合於湖南問題由南北問題轉化為局部問題的性質。 北京政府徐世昌一派和加入反皖聯合戰線的各省軍閥，對湖南問題都是同意「局部問題」這個看法的，只有皖系軍閥不同意，所以段祺瑞一定要下令討伐湘軍。十七日徐樹錚由庫倫回到北京來，也竭力主張作最後的努力，把湖南的「失地」奪回來。以前從湖南逃走的傅良佐，居然自告奮勇願意帶兵攻打湖南。十九日，奉系軍閥張作霖應徐世昌的邀請到了北京。他對湖南的看法和徐世昌相同，認為宜於和平解決，不宜繼續用兵。實則此時直皖兩系的戰爭已經箭在弦上，皖系也沒有力量舍近圖遠了。 張敬堯逃到岳州後，他手下的殘兵敗將仍然霸占民房、姦淫搶劫、殺人放火，張敬堯無法制止。他們殺紅了眼睛，竟然搶到教會學校，殺死了美籍教士雷默德。美國公使曾因此案向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那個時期，中國軍閥殺死成千成萬的中國人算不了回事，可是殺死一個外國人就是了不起的一場大禍，所以張敬堯慌忙地從自己的私囊中拿出四萬五千元撫雷默德的家屬，此案得以和平了結。 張敬堯知道自己無力反攻長沙，而岳州也非安樂土，於是仿照吳佩孚的榜樣，請求撤防北歸。他的目的是想回到徐州仍任蘇、魯、皖、豫四省邊境剿匪督辦的舊職。他告哀乞憐地說：「如不獲請，兵士不服約束，惟有孑身隱遁。」北京政府對待敗軍之將是從來不肯假以詞色的，十九日派張文生為四省剿匪督辦，以示決不允許他再回徐州，並且來電誥誡：「該革督不得擅離岳州，否則執法以繩。」 北京政府責成張敬堯查明戰敗責任，張敬堯敘檢舉他的兄弟張敬湯臨陣退縮，他的義子張繼忠作戰不力，請予以褫奪官勛的處分。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張敬湯、張繼忠均即革職，著該督派員押解來京懲辦。並稱「該督業經褫職，此次檢舉，尚能不徇親私，應從寬免議」。 六月二十三日，湘軍開始向岳州前進，二十五日占領新牆，二十六日占領岳州。張敬堯不待湘軍到來就從岳州逃走，臨走發出電報，說他放棄岳州是由於「彼眾我寡，非戰之罪」。他又把戰敗責任推卸到范國璋、張宗昌等坐視不救，不戰先逃。電報說：「前清中東之役，西人咸謂非中國與日本戰，乃直隸一省與日本戰耳！質言之，即文忠（李鴻章）一人與日本戰。以今視昔，何以異乎！」 二十九日，北京政府發表命令：（一）張敬堯毋庸留任，著即來京聽候查辦；（二）特任吳光新為湖南督軍兼湖南省長；（三）范國璋、張宗昌均予以褫職留任處分；（四）馮玉祥未退出常德，特晉授二等寶光嘉禾章以獎其功。 張敬堯攜帶湖南督軍、省長兩顆大印逃到漢口來，向新任「督軍」吳光新要挾二百萬元為交印條件，吳光新置之不理。七月一日，張敬堯到武昌拜會王占元，自稱所部尚有一師一旅約二萬人，要求接濟軍餉，說著，放聲大哭起來。同時，北京政府命令吳新田代理第七師師長，收容了張敬堯殘部約七八千人。 七月六日，馮玉祥旅由常德退往鄂西，從此湖南境內就完全沒有北軍的蹤跡了。 這次驅張戰爭，除岳州受有嚴重兵禍外，以長沙到岳州、新化到寧鄉的兩條退兵路線受禍為最烈。大兵之後，繼以大水，災民風餐露宿，水中浮屍漂流。六月中旬，北軍第七師補充第三旅旅長劉振玉由新化退出經過藍田時，竟在該鎮四面高地架設大炮，派兵扼守交通路線，禁止人民逃走。這支獸軍在這個有一千八百多家商店、二千多家民房的市鎮上搶劫財物，輪姦婦女，逢人便殺，婦女被奸後還被斷頭剖腹。當他們離開的時候，就四面放起火來，在一晝夜的大火下，這個市鎮化為一片焦土。他們由藍田繼續退往安化、寧鄉，沿途燒殺淫擄，其滅絕人性，比起兩年以前北軍在醴陵、株洲殺人放火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支獸軍終於逃不出人民的巨掌，在人民群眾的協助下，湘軍將該旅包圍繳械，全體軍官被俘。譚延闓根據優待俘虜的條例，開始還想從寬處理，但是八月二十二日有不少死裡逃生的藍田難民涌到長沙來請願，他們麻衣草履，身背冤單，伏地哀號，一定要向這些殺人魔王討還血債，否則他們就在湘軍總司令部門前集體自殺，誓不一人生還。譚延闓派兵士驅散他們，不料一批未散，一批又來，新化、安化、寧鄉三縣難民代表源源涌到，一致控訴劉振玉等縱兵殃民，罪不容死，並稱所控如有一款不實，全體代表願受反坐處分。二十四日，湖南學聯召集各團體代表開會，對三縣難民一致表示支援。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譚延闓不得不組織軍事法庭進行審理。三十日，軍事法庭審判長田應詔、審判官李仲麟、廖家棟等開庭審理，判處旅長劉振玉、團長王記三、連長李文玉、排長陳金璞、藍潤盛等以死刑，即日執行槍決。 * * * [1]　周樹模，字少朴，別號沉觀老人，當時一般人都稱他為「朴老」。以前徐世昌提出周樹模組閣，因安福系反對而作罷。 [2]　當時中國稱蘇維埃政府為「俄國勞農政府」。 [3]　張敬堯補發江電（6月3日）向張宗昌、范國璋、馮玉祥等解釋說：「請下討伐令，已列尊銜。知斯舉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將電稿送核。」 [4]　「吹火筒」指槍支陳舊，不堪使用。「叫化軍」和「吹火筒」都是湘軍的自豪語，意謂以兵力單薄、裝備窳劣的軍隊，戰勝了「北洋驍將」張敬堯。 [5]　此時直軍在京漢線集中，吳佩孚在鄭州設立司令部，吳光新不敢通過，故改道津浦路到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