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四十六章　五四運動的興起

一　五四運動前景。北京學生愛國示威大遊行，怒打賣國賊章宗祥，火燒曹汝霖住宅。愛國運動取得兩大勝利 中國人民停止內戰和反對賣國外交的兩個願望，在上海和會上成為一場春夢。關於取消參戰軍、廢止《中日軍事協定》等問題，成為上海和會破裂的主要因素。和會進行時期，用日本軍火武裝起來並由日本武官訓練的參戰軍，不但沒有取消，反而大加擴充，加緊訓練，準備用以投入更大規模的內戰。而在和會預備時期，北京賣國集團又將《中日軍事協定》的時效延長，把中國緊緊綁在日本戰車的後面。這個協定不但無恥地追隨日本出兵干涉蘇俄，並且首先把自己的領土主權置於日本的軍事控制之下。這些情況，說明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與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已經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了。 另一方面，巴黎和會上所表現的一切，使帝國主義強權專斷、抹殺公理的面貌，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中國代表在人民群眾壓力下提出來的關於取消《中日軍事協定》和廢止帝國主義特權等要求，不但毫無著落，反由控制和會的幾個帝國主義「巨頭」專橫地作出決定，肯定了日本在中國以武力奪得的權利。中國為戰勝國之一，而所得的結果與戰敗國無異。中國人民不能再容忍了。 當中國人民陷於極大失望和極端痛苦的時候，人人要求打破現狀，尋找生路，無疑地這是狂風驟雨就要到來的朕兆。 在中國人民長期以來為求生存而鬥爭的歷史長河中，進步青年知識分子經常站在鬥爭的前列，起著先鋒和橋樑的作用。現在中華民族又面臨到生死關頭，國內外學生都不能安心求學，於是他們行動起來了。 四月十一日，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請假回國時，留日學生手持「賣國賊」旗幟前往送行。這位公使大人在日本警察的保護下，才得脫身上船。 四月下旬，北京、天津街頭出現了歐美歸國留學生所組織的「社會服務團」，公開進行「廢除軍閥」「打破列強勢力範圍」「實行言論自由」等救國宣傳。 這些還只是「大風起於萍末」的跡象。這次學生運動的主力在北京大學。這個最高學府早已成為愛國運動的大本營，又是新舊兩種不同文化的爭鳴園地。由於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受到蘇俄十月革命的巨大鼓舞，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在這個園地里初步生根發芽。北大所發行的《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猛烈地抨擊舊文化，反對吃人禮教，並且介紹了一些馬克思學說和十月革命經驗，對學生的思想起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當然，北京政府並未昏睡不醒，他們曾經努力取締「新潮」和「過激派」思想[1]，禁止《新青年》的發行，但是新的思想不是任何衰朽力量阻擋得住的，中國先進人士既然從十月革命經驗中找到了解放中國的道路，就會英勇地朝著這個目標前進。同時，還有一批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在救國旗幟下，和初步接受無產階級思想的覺悟青年結合起來，迅速地組成了啟蒙時期的新文化統一戰線，這個戰線的形成，是中國革命走向新的階段的一個標誌。 五月七日就要到來。中國人民年年此日都要舉行國恥紀念，用以紀念日本以最後通牒強迫袁世凱政府接受「二十一條」這個慘痛難忘的日子。五月三日，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代表在北大開會，決定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2]，喚醒國人勿忘國恥，並表示對外交問題的態度。不料當天傳出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大家悲憤填膺，當晚七時又在法科禮堂開會，決定提前於五月四日在天安門舉行北京大專學生愛國示威運動，表示中國人民捍衛國家領土主權不可動搖的決心。會議期間，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斷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字，會場情緒更見激昂。 五月四日下午二時，北大、高師等十餘校學生三千餘人，手持各種旗幟，上書「誓死爭回青島」「懲辦賣國賊曹章陸」[3]「取消二十一條」「取消中日軍事協定」等標語，在天安門集合。北京政府派步軍統領李長泰前來勸告學生解散，學生置之不理。二時四十五分，遊行隊伍行至東交民巷，擬向各國公使提出關於反對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的抗議，但被駐衛人員阻止，於是學生推舉代表進去接洽。這天恰逢星期例假，各國公使都不在館內，學生代表只得留下抗議書退出來。遊行隊伍想通過東交民巷向東遊行，又被中外軍警阻止。遊行群眾親身感受到中國人民在自己的神聖領土上竟然沒有行走的自由，無不異常憤慨，但是為了避免事故，決定改道由王府井大街、東單牌樓向趙家樓出發，擬向賣國賊曹汝霖當面提出警告。 當學生隊伍到達趙家樓的時候，曹宅大門緊閉，曹汝霖早已招來一批警察自衛，因此激怒了遊行群眾，不少市民也參加到遊行隊伍中，大家鼓譟起來，一時呼聲震天，不找到曹汝霖誓不罷休。於是有人破窗而入，打開大門，大家一擁而入。這個時候，門外警察懾於群眾的巨大聲勢，只得退縮一旁，而曹汝霖卻在人聲鼎沸中從後門逃走了。 學生找不到曹汝霖，正在忿無可泄，有人看見客廳里有兩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正在慌做一團[4]，就大聲喊道：「賣國賊章宗祥在這裡」！於是大家不由分說，一擁向前，紛紛飽以老拳，把這個賣國賊打得頭破血流，躺在地下裝死。那個不知姓名的中國人乘著大家不提防的時候抽腿逃走了。那個日本人卻用自己的身體做盾牌，死力地救護章宗祥。這時，內室忽然騰起火焰來，原來學生中有人痛恨曹汝霖賣國自肥，生活奢侈，就放了一把火，想把這個美奐美輪的漢奸住宅付之一炬。學生在煙霧瀰漫中紛紛退出，章宗祥也被那個日本人搶救出險。 事後查明，曹汝霖逃往六國飯店，章宗祥在同仁醫院治傷。 這次學生暴動，並非漫無目標，他們只打賣國賊，對於日本人卻未以一拳一腳相加，對於奪路逃走的曹汝霖的父親和眷屬們也都不加禁阻。曹宅火起後，學生散隊歸去，就有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率領大隊軍警趕來，將殿後的學生三十二人捕去。 這次學生暴動，嚇得北京政府當權人物心驚肉跳。在此之前，山東問題雖然在巴黎和會上失敗，但是北京政府在親日集團的把持下，已經訓令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現在，他們懾於群眾的威力，害怕拳頭打到自己的身上，害怕火燒到自己的屋子裡來，便不得不電令代表從緩簽字。這是學生運動取得的第一個勝利。 第二天，教育部責成各大專學校校長嚴切約束學生行動，並須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予以開除。各大專學校學生則全體罷課，要求釋放被捕同學。各大專學校校長在北大舉行聯席會議，隨即派代表到總統府、國務院、教育部分途請願釋放學生，如果認為愛國有罪，十四校全體教職員情願罷職以明責任。可是總統、總理、總長都避而不見。 五月四、五兩日，全體閣員都在總理錢能訓宅舉行緊急會議。有人建議解散北大，教育總長傅增湘拒絕副署這個命令。他們退一步要罷免北大校長蔡元培，傅也表示拒絕。錢能訓十分發急地問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難道蔡元培死了，北大就要停辦不成！」 其實，對這次學潮的處理，北京政府內部意見並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張採取和緩手段，段祺瑞一派則主張採取嚴厲手段。六日發表的總統命令，並未正面觸及學生，只是閃爍其詞地譴責「借名糾眾，擾亂治安，如不服彈壓，即應逮捕懲辦」。這是徐、段兩派折衷調和的結果。 學潮發生後，同情和支援學生的呼聲起自全國。北京商會、農會、國民外交協會、山東旅京同鄉會，上海和平團體、商業團體以及全國各地支援學生的函電雪片似的飛來。外交委員會委員汪大燮、王寵惠、林長民聯名呈請警察廳釋放學生。以上說明：這個運動並不是單純的學生運動，而是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人士向北京政府展開了賣國與反賣國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北京政府被來自各地的巨大的聲勢嚇倒，七日警察廳用汽車將被捕學生送回各校，學生罷課即於是日終止。這是學生運動取得的又一勝利。 北京學生原定於五月七日聯合市民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彈壓，於是警察廳在六日晚間冒名發出通知，詭稱：「大會停開，請勿空勞往返」。七日，天安門內外和中央公園一帶軍警林立，公園停止開放，大會無法舉行。 但是全國有不少城市召開了「五七」國恥紀念大會或者國民大會。上海國民大會有三十餘團體參加，向上海和會提出了拒簽對德和約、釋放被捕學生、懲辦賣國賊段祺瑞及曹、章、陸等要求。把段列為賣國賊的頭名，公開予以指斥，這還是第一次。帝國主義租界當局曾出動大批巡捕阻止遊行隊伍進入租界，而上海市民也因租界形成「國內之國」，中國人民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舉行愛國運動，無不恨恨不已。 此外，全國有些省區在軍閥的高壓下，人民竟然沒有愛國的自由。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其轄境內封鎖外交消息，扣留愛國郵電。湖南督軍張敬堯不許長沙各報登載有關山東問題的報道。長沙各報曾聯合提出質問，報紙不登山東問題，是否要把報紙變成啞子而使閱者盡成為瞎子？張無詞可答，但又置之不理。 二　留日學生舉行愛國遊行，與日本軍警展開了英勇的搏鬥 自從日本對我國提出了「二十一條」亡國條約後，每年五月七日，東京留日學生和全國人民一樣，都要舉行一次國恥紀念會或者其他的愛國集會。日本警察則像幽靈一樣，死死地盯住他們，不許日本民間容留中國學生舉行任何集會。在日本軍警的嚴密控制下，中國學生找不到開會地點，甚至三五成群站在街頭上，也要受到粗暴的干涉。 上年五月六日，東京的中國學生化裝為食客，在一家中國飯館裡籌備紀念國恥，就有日本警察追蹤而來，於是徒手學生與挾有刀劍的警察展開了一場血的戰鬥，不少學生被打得遍體鱗傷，最後全體學生三十四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種種侮辱和虐待。這一事件曾激起留日學生全體罷課回國，分途進行愛國運動，並與北京學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學生救國會」。現在這個慘痛難忘的日子又將到來，他們仍然要開會，要救國，不避任何犧牲。由於找不到開會場所，他們只得推舉代表去見本國代理公使莊景珂，要求假使館一角之地舉行開會儀式，並擔保嚴守秩序，決不發生意外行動。莊景珂當面並未拒絕。不料七日學生向使館集合時，莊景珂早已招來一批日本警察，在使館周圍區域布置防線，斷絕交通。學生們看到這個外交官公然認賊作父，而把自己的同胞當作敵人對待，無不怒火中燒，但是為了避免事故，決定不再開會，將到場學生編為兩組，分途向各國駐日公使投遞意見書，然後在日比谷公園集合散隊。 這兩組遊行隊都推定糾察員負責維持秩序，並推定交涉員擔任發生故障時的解釋工作。十分明顯，這是一種和平請願的性質。但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看見有一群群的中國學生公然遊行請願，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時候，就瘋狂地向他們展開了血腥屠殺。 第一組遊行隊接連遇到三次襲擊，時間在下午二時、四時和四時以後，地點在德國公使館側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園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馬隊衝殺前來，開始由警察舉起刀劍迎頭亂砍，跟著馬隊向人群中衝鋒前進，然後揚長而去。在刀光劍影和馬蹄蹂躪之下，這一組的學生有半數以上被砍傷、踏傷，所持的旗幟被奪去，並有多人被捕，其餘半數仍然冒死前進，分別向英、法兩國公使館投遞了請願書。在最後一次的襲擊中，不但有更多的日本軍警參加，而且有不少的日本浪人從公園裡跑出來助戰，刀劍之外，繼以拳足。學生吳英為了保衛國旗，被打得半死半活，日本警察還惡狠狠地跑過來反縛他的兩手，把他牽走。大家看到這個情形，都十分憤慨，於是奮不顧身地一齊向前吶喊追趕，終於把吳英奪回了。 第二組遊行隊所碰到的情形也是一樣。他們向美國、瑞士、俄國三國公使館投遞請願書以後，折回到中國公使館來，就被守衛在門外的殺氣騰騰的日本憲兵、警察約六七百人刀劍齊舉，馬蹄踐踏，不少學生身受重傷。執旗前導的杜中抵死不肯放下國旗，被打得體無完膚，仍被捕去。小學生李敬安傷重倒地，日本警察還跑過來用足踐踏他的腹部，以此引起公憤，死力地把他救出來。 這兩組遊行隊在遭受瘋狂襲擊和被馬隊衝散以後，仍然冒險回到中華青年會集合，不料日本警察又衝進門來，強迫他們解散。事後查明，兩組學生共被捕去三十六人，次日才釋出了二十三人，其餘十三人到十四日才得全部釋放。 這次東京血案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忿怒，因此蓬蓬勃勃的愛國運動繼續增長，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三　學生運動繼續增長。安福系利用學潮倒閣。北京學生又一次罷課。北京政府加強鎮壓措施 學生運動在國內外引起了各種不同的反應。西方國家認為這個運動狠狠地打擊了日本，對它們有利，但是同時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又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它們對這個運動保持緘默，但在租界內卻又採取了干涉的態度。直系軍閥利用全國人民反對賣國外交，重重地打擊了皖系軍閥，特別是吳佩孚偽裝同情愛國運動，當時確實有人受到迷惑，錯誤地把他當作北洋派中站在人民方面的「英雄」。徐世昌的處境卻很尷尬，他既要拉攏直系，而又受制於皖系，既不敢得罪人民群眾，而自身又與親日賣國集團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因此他的態度是搖擺不定的。 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後，段祺瑞並不認為問題已經解決。他指使大理院院長董康提出，必須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依法制裁；同時授意安福系閣員提出，必須整頓學風，首先撤換北大校長蔡元培。由於傅增湘不肯副署撤換蔡元培的命令，安福系揚言對蔡元培將採取暗殺手段，蔡被迫於九日留呈辭職赴滬。安福系還準備撤換不聽話的傅增湘，並大刀闊斧地改組各大專院校，用本系人物擔任各大專學校校長，以加強對學生的控制。在這股逆流下，九日，北大學生議決「停課待罪」，表示堅決挽留校長。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繼蔡元培之後全體提出辭職。 段又指責錢內閣應付學潮軟弱無力，傅增湘包庇「學閥」[5]，授意安福國會進行倒閣運動。九日，錢被迫親自訪段表示願意下台，請段推薦繼任者。當然，段自己還不便上台，想用安福系首領王揖唐出而組閣。這一時期，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都躲在外國飯店提出辭呈，傅增湘也被迫辭職，外交次長陳籙不敢到部辦公，九日各國公使到外交部探詢中國局勢時，竟然無人接見。由於學潮與政潮夾雜在一起，北京政府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 同一時期，學生運動向持久和健康的方向繼續發展。學生認識到組織起來比較沒有組織的力量大得多，五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不久，上海、天津、武漢以及全國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學聯，並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聯。從此，全國學生的意志和行動更加統一起來，學生運動由北京一地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運動，而各界人民，首先是勞動人民的支援和鼓勵，更使學生運動的威力日益壯大。 北京、天津學生派人到上海和各地聯繫工人群眾和工商界人士發起抵制日貨，組織救國儲金。上海首先成立了不計其數的「救國十人團」，隨後集中起來成立了「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這樣，學生運動便又進一步發展成為全民性的偉大愛國主義運動，初步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在這個運動中顯示了極其巨大的力量。 學生同時認識到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北京學生組織了講演隊，每天分途出發，向廣大勞動人民講述中國正處於空前嚴重關頭，如果人民不自動起來救國，國家就會斷送在一小撮賣國賊的手裡，我們和後代子孫就要變成奴隸牛馬。當然，占有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都是意志堅定的愛國者，他們受到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早已認識到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都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由於學生採取了宣傳講演的鬥爭方式，廣大勞動人民便和學生運動結合起來，革命火焰在群眾基礎上熊熊地燃燒起來了。 以上這些，就是學生運動由請願遊行軌道轉入到聯繫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的一個過程。 關於賣國集團所提出的對為首滋事學生依「法」制裁的問題，五月十三日參加五四遊行的全體學生聯名上呈檢察廳：如果愛國有罪，人人願意自首，不能由少數同學負責；如果法院票傳學生，願意集體受傳，少數同學決不出庭。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照「法律」手續處理學潮的計劃成為泡影。 十三日是上海和會破裂的一天。徐世昌無心處理學潮，他岌岌惶惶地通電北方各省軍閥，歷述時局危殆情形，請其各抒所見。徐的目的原望各省軍閥響應他的號召，表示維持和局，以抵制安福系中斷和會的陰謀。不料段祺瑞竟然提出堅決拒絕南方代表的七個條件，撤回北方代表，終止和平談判。 十四日，徐邀請段與全體閣員、安福國會兩院議長在公府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外交、和會與學潮等問題。由於徐、段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取得一致，最後只得採取「面面顧到」的折衷辦法：關於學潮問題，當天發表命令挽留蔡元培以安學生之心，但又挽留曹汝霖、陸宗輿以安段黨之心；同時下令告誡學生不得「糾眾滋事」，如果「不服彈壓」，即當「查明斥革」「依法逮懲」，但對已往的責任問題避而不談；關於上海和會，決定拒絕南方所提的七個條件，但不撤回北方代表。 這個折衷辦法既不符合全國各方面的願望，也不能滿足段黨的要求。當晚段黨大施壓力，因此北京政府於十五日違反會議決定，批准北方代表辭職，並罷免傅增湘而以教育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 十九日，北京學聯宣布中等以上學校全體罷課以抗議北京政府的反動措施。學生髮出罷課宣言，列舉三個失望，提出六項願望[6]，在三個失望未消除以前，決不上課。這是繼五四遊行之後北京學生對賣國集團所進行的又一次鬥爭。當然，罷課只能作為一種消極抵抗，北京學生又決定在罷課時期採取積極行動：（一）組織救魯義勇隊，採取自願原則報名參加，然後集中施行軍事訓練，以備執戈衛國；（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講演團；（三）各校分組十人團維持秩序；（四）各校學生抽出一定時間研究經濟問題。 二十六日，上海中等以上學校響應罷課，隨後天津、杭州、南京、蘇州、太原等地學生也都捲入罷課高潮。五月下旬，全國二十一省有十八個省成立了學聯組織。從五月十四日起，中國新興的工人階級以巨大的力量參加了這一鬥爭，上海碼頭工人首先拒絕裝卸日貨。上海各報拒登日商廣告，先施、永安等大百貨公司拒售日貨。在愛國主義的召喚下，海外華僑和全國工商界也都一致支援學生的正義行動。因此愛國運動出現了新的高潮，人民群眾與賣國政府的鬥爭更加尖銳了。 段祺瑞被人民群眾的詈罵聲激怒了。在他的壓力下，北京政府撤換了鎮壓學生運動不力的李長泰[7]，以號稱「屠夫」的王懷慶繼任步軍統領。段黨本擬改組京畿警備總司令部為京師衛戍總督署，擴大其職權，節制北京軍警，施行長期戒嚴，但因外交團方面頗不謂然，才未實現。事實上北京已經完全在軍事控制之下，報紙和郵電都受到嚴格檢查，學生行動受到嚴密監視。北京學聯的電報發不出去，只得派人送往天津拍發。二十四日，北京《益世報》被查封，《晨報》《國民公報》被監視，《國民公報》新聞版面開了兩個「天窗」[8]。上海各報記者在北京發出的專電也都被檢查員任意刪改或者加以扣壓，上海各報登出來的電報有的是支離破碎，語氣不全，有的則成為「明日黃花」。北大學生所辦的《五七日刊》被封禁，編者被逮捕，承印的文益印刷局被勒令停業。二十五日北大舉行商學懇親會時，突然跑進來軍警二百餘人，強迫他們解散，並捕去學生六人。在這些日子裡，武裝軍警和馬隊經常出動査街，學生講演隊經常被強迫解散，所攜旗幟和傳單多被奪去。於是講演隊學生化裝為國貨販賣員，三三兩兩地秘密出發，在軍警耳目所不及的地方進行宣傳活動。 賣國集團疑神疑鬼，一會兒疑心學生受了「過激派」的指使，一會兒又疑心是下台的馮國璋或研究系躲在幕後放火。林長民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日本公使指為蓄意挑撥「中日感情」，公然提出抗議，林長民忿而辭去外交委員會委員。北京政府為了討好日本，二十五日下令禁止人民集會遊行和散發傳單。 這一時期，各省當局都因學潮洶湧而惶惶不寧。浙江當局異想天開地叫各校於五月二十八日提前放假，開學日期准由各校校長自行規定。北京政府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打算仿照施行，但學生拒不接受。 在新的愛國運動高潮中，抵制日貨運動波及全國，日本公使曾於二十日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派遣軍艦多艘集中秦皇島和福州海面示威。北京政府又一次電令各省取締排貨運動，並稱：「中日邦交素敦睦誼，各地方對日商不得歧視，倘有甘為擾亂者，自應嚴懲以篤邦交。」可是炮艦政策和一紙命令不能強制人民購買日貨，相反，這種辦法只能加強人民抵制日貨的決心。為了避免引起日本有所藉口，二十五日北京學聯發出通告，學生進行講演，不應仇視日本人，對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必須加意保護，即使有日本人前來挑釁，只宜退讓，尤須防範日本人化裝為中國人，殺害日本僑民或者故意縱火，企圖嫁禍，引為藉口。此外，如馮玉祥在常德的一套作法[9]，也使橫蠻無理的日本人大傷腦筋，啼笑皆非。 五月下旬，段祺瑞變得更加瘋狂，公然通電主張簽字巴黎和約。他對徐世昌一派的壓力愈來愈緊。六月一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為三個賣國賊辯護，稱道他們在對外交涉中「各盡維持補救之力」「而國人不明真相，致滋誤會」。對於學生運動，則指為「聚眾遊行，縱火傷人，甚至挾過激之見，為駭俗之資」，因此「在京責成教育部，在外責成省長、教育廳督飭各校教職員約束學生上課；其聯合會、義勇隊各名目，應即切實查禁，犯者即予革懲」。 四　六三運動爆發。北京的大逮捕。罷市浪潮由上海波及全國。工人階級的第一次政治性大罷工。北京政府在民眾壓力下釋放被捕學生，並批准曹、章、陸辭職 北京學生並沒有被北京政府的嚴厲措施嚇倒，相反，他們的愛國意志更加堅定，準備作更大的犧牲來迎接新的戰鬥。他們互相策勉說道：「戰國時代，田橫率領五百人同殉國難，在歷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之一頁。我們現在有二萬五千人，難道不能步武前人的壯烈犧牲精神，把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繼承下來！」 在眾志成城的氣氛下，北京學生決定從六月三日起，所有出發講演的學生都挺起胸膛，放大聲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舉行講演。如果軍警前來逮捕，就讓他們逮捕。如果第一天出發的學生全體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數出發講演。如果第二天發生同樣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二萬五千人全體被捕而止。 六月三日，學生按照預定計劃分作五十餘組出發講演。這一舉大出軍警當局的意料之外，段芝貴急忙宣布緊急戒嚴，派馬隊協同軍警分途驅散講演學生，並捕去學生一百七十八人。由於被捕的人數眾多，警廳收容不下，只得解往北大法科看守。被捕者均被斷絕糧食，不許親友探視。軍警當局還派出大批武裝軍警占領北大，設帳宿營，並在周圍地區架設大炮，禁止行人通過。 四日，學生用加倍的人數出發，軍警進行了更大規模的逮捕，當天被捕者竟達七百餘人。北大法科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為臨時監獄的擴充部分。 大批學生被捕後，北京學生改變了鬥爭方式，他們不但不要求釋放被捕同學，有些一同出發而未被捕的學生也都自動地投入法科監獄，因此與門衛發生衝突，有學生三人挨打受傷。在大逮捕的一天，北京基督教教友義憤填膺地停止了宗教宣傳，改作愛國宣傳。從來沒有參加過運動的女學生也破例地舉行了遊行示威，抗議北京政府殘酷鎮壓學生的暴行。由此可見，人民的愛國熱情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壓制，北京軍警的大逮捕只能掀起愛國運動更大的高潮，此外得不到什麼。 五日，學生五千餘人身背包袱出發，沿途市民淚眼模糊地目逆而送，無不痛罵當權人物毫無心肝，對學生的犧牲精神表示欽敬。其實，這天出發的學生抱定決心準備投入地獄去找魔鬼作戰，哪裡還能按照常規來進行講演，他們在一路上熱血沸騰地高呼著各種愛國口號，他們宏亮的聲音把每一個人的心弦都引得震動起來。 大批學生雄赳赳地走向北河沿法科門外，成千成萬的市民跟在他們後面，匯合成為一股忿怒的人潮。這時，看守法科的軍警哪裡還敢使出平日的威風來，只得面面相覷地退縮在一旁。關在法科內的學生聽到外面的喧鬧聲，紛紛臨窗眺望，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同學兄弟，不由得發出一陣高呼，門外學生和市民們也都用高呼來回答，內外呼聲響徹雲霄，軍警相顧失色。就在這個當口，北京政府傳來緊急命令撤退北大軍警，釋放被捕學生。命令剛剛傳達下來，這批看守法科的軍警就如釋重負地撤下棚帳，匆匆而去。於是學生在赤手空拳的戰鬥中打了一次漂亮的勝仗。 北京政府為什麼突然轉變態度呢？原來，三、四兩日的大逮捕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強烈抗議，「人民自決」的呼聲瀰漫全國，北京國立專科七校校長聯名呈請迅速撤退北大軍警以平民忿；而霹靂一聲，上海罷市的消息傳來，嚇得北京政府心膽俱裂，只得改變方針，企圖用和緩的手段來誘導全國人民離開暴動的軌道，以免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機。 北大軍警撤走後，被關在法科的學生不但拒絕出獄，反而自動地組織門衛來代替撤走的軍警。他們捉到了七名行動蹣跚的警察，並奪得棚帳兩具，作為北京政府摧殘教育、蹂躪人權的實證。他們還派人到警察廳索取生活物資，警察廳不得不乖乖地送去一批食物接濟他們。從五日起，軍警的威風掃地無餘，學生公然站在警察廳門外或者軍警密集的地方，大聲疾呼地進行講演，而軍警呆若木雞，不敢上前干涉。 五日，北京政府任命傅岳棻為教育次長兼代部務以代辭職引退的袁希濤。這位新任次長向學生假陪著笑臉，表示關於學潮問題，今後將由教育部處理，軍警不再過問。六日，北京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長，胡因學生反對不敢到任。 五日以後，罷市浪潮由上海波及江、浙兩省，隨後又波及天津、安慶、蕪湖、廈門、九江、濟南、武漢等城市。更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學生運動的橋樑作用，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政治性大罷工爆發了，首先罷工的是上海南市華商電車工人，隨後商務印書館、錦華紗廠、祥生鐵廠、滬寧滬杭兩路和紡織、金屬、運輸、市政各部門的工人紛紛起而響應，罷工人數達六七萬之多。再後，京奉路唐山、京漢路長辛店的鐵路工人以及長江輪船的碼頭工人紛紛捲入。工人階級這支最有威力的生力軍的崛起，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階級基礎，也是中國工人階級走上政治舞台的一個開端。因此，從五四運動到六三運動，是中國人民革命運動向前飛躍進入到新的更高的階段的一個歷史時期，從六三運動起，愛國運動的核心迅速地由北京轉到上海，運動旗手迅速地由青年知識分子轉到工人階級。 在新形勢的下面，上海成立了「商工學報各界聯合會」。上海就像一座快要爆發的火山，隨時都有發生暴動的可能，因此軍事當局宣布戒嚴，並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開市，但在警察去後，商人又把店門關起來。租界當局禁止居民懸掛旗幟、散發傳單、結隊遊行，並勸導租界內商店開市營業。上海學聯也受到巡捕的干涉，不得不轉移陣地，秘密開會[10]。從租界當局的這些措施看起來，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問題上雖然與日本存在深刻矛盾，但在鎮壓中國人民民族獨立的問題上，它們始終是一致的。 由於全國人民一致發出怒吼，北京賣國集團嚇得目瞪口呆，不敢出面說話。徐世昌一派認為必須把那些拒絕出獄的學生勸導出來才能和緩全國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六月七日，徐世昌派公府參議曾彝進偕同教育部司長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問拒絕出獄的學生。這位「欽差大臣」首先代表政府表示歉意，隨即和顏悅色地說，「你們都是令人欽敬的愛國者。在你們的行動中表現出我國教育事業的光榮。政府委屈你們權在此地集中，目的是在防止流氓乘機滋事，玉石不分。現在一切問題，政府自有妥善處置，請即回校休息，安心求學。你們前程遠大，我深信你們一定不會辜負政府的期望。」好生奇怪，今天「欽差大臣」口中的愛國者，正是前幾天總統命令中所指的「滋事學生」；前幾天北京政府指斥學生「聚眾滋事」，今天又把滋事的對象轉嫁給流氓，並且把大逮捕說成是「善意保護」；前幾天學生所看見的是滿臉殺氣的軍警，今天所看見的卻是滿面春風的「欽差大臣」。儘管「欽差大臣」善鼓如簧之舌，但是學生因為三個失望未消除，六個願望未實現，仍然拒絕出獄。 也就在這一天，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園舉行國民大會，提出取消密約、懲辦國賊、維持教育、提倡國貨、促進和局等條款，到場軍警並未進行干涉。 此時全國人民的目標都集中在懲辦賣國賊的問題上，如果北京政府不採取行動，就不能避免事態的擴大。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各方面。首先段祺瑞不肯答應，因為曹、章、陸三人都是他的爪牙，而他本身就是賣國罪魁，如果人民進一步算總賬，他就受不了。其次徐世昌也不願答應，因為他本身與三個賣國賊也有不可告人的關係，順濟、高徐兩路賣國借款就是徐世昌當選為總統的經濟來源，這筆賬也會算到他的頭上。徐、段二人雖有鬥爭，但究竟是同路人，而且不通過段的一關，徐也無能為力。 由於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八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議決從十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大舉向公府請願，不達目的，誓不收兵。北京學聯變更策略，當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學全部出獄，以便參加這個「血和淚的戰鬥」。學生出獄後，沿途市民都像迎接自己的親人一樣，熱烈鼓掌歡迎。徐世昌得到學生準備包圍公府的消息，不禁大驚失色。 同時，帝國主義因為上海久不開市而嘖有煩言，皖系軍閥之一淞滬護軍使盧永祥也有庚電（九日），諳求北京政府罷免曹、章、陸，以安時局。更使北京政府吃驚的是，北京總商會在工人、學生的深刻影響下，表示如不罷免曹、章、陸，北京也將響應罷市。這對北京政府說來，不啻當頭一棒，因為北京是首都所在地，北京罷市可能招致各帝國主義的直接干涉，影響他們的統治地位。這時，北京政府只能在避免政權崩潰與罷免曹、章、陸二者之中選擇其一。到十日上午，北京政府終於不得不下令批准曹汝霖辭去交通總長，並將這道命令分途傳達到北京學聯和總商會，阻止學生請願，阻止商人罷市。北京政府企圖做到這一步為止，但是各方面一致表示不滿，北京政府只得又在下午補發兩道命令，批准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兩人辭職。 這裡有一段政治內幕值得一提。原來，曹、陸兩人雖然負氣上過辭呈，但非真心辭職，而章宗祥則從來沒有上過辭呈。徐世昌為了避免用「罷免」的形式發表，特派專人到醫院討取章宗祥的辭呈，因此賣國集團罵徐「賣友求榮」，強迫別人辭職。而另一方面，批准辭職與罷免的性質不同，與全國人民「懲辦賣國賊」的要求並不符合。曹汝霖雖然下台，北京政府卻派安福系分子、交通次長曾毓雋代理部務，全國人民更為不滿。 徐世昌的兩面手法，落得兩面不討好，因此徐的助手錢能訓於十日宣布辭職，徐也於十一日向安福國會提出辭職咨文。 徐是西方國家的理想工具，如果徐下台而段上台，就是意味著日本勢力的增長和西方國家勢力的削弱。因此，美、英、法三國公使當天舉行會談，表示了支持徐的態度。由於外交關係，安福國會只得退還徐的咨文。但在回文中很不禮貌地說道：「現行約法，乃是責任內閣制，大總統無引咎辭職之必要。且未經內閣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十二日，為時七天的上海罷工罷市因曹、章、陸三人下台而勝利結束。在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陸辭職的一天，英國公使朱爾典曾將這項消息電告上海英國總領事法磊斯，令其勸告租界內中國商人開市。 在這次以懲辦賣國賊為主要目標的愛國運動中，不少北洋軍閥對愛國青年進行了可恥的殘酷鎮壓。五月三十日，安慶中等以上學校響應罷課，安徽督軍倪嗣沖公然將罷課各校一律強迫解散。六月一日，湖北督軍王占元派兵包圍武昌高師，對遊行示威學生下令「格殺勿論」，有學生十六人被軍警毆傷，其中陳開泰一人傷重致死。在湖北警務處長崔振魁的指使下，督察長杜傑率領警察四出追打講演學生，武昌文華大學學生李鴻儒忿而投江自殺。六月七日，南京警察廳廳長王桂林指揮警察壓迫商人開市，與學生發生衝突，金陵大學學生陳昌盛被刺刀戳傷，死而復甦。十二日，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梁親自動手鞭打學生。同天晚上，租界巡捕在山東路愛多亞路口槍擊參加愛國遊行的市民，死傷數人。 五　各省代表和京津學生拒簽和約的大請願。陸徵祥電告中國代表未簽和約 賣國賊三人下台是人民愛國鬥爭的一個巨大勝利，此後鬥爭目標轉移到拒簽和約的問題上。原來北京政府傾向於簽字和約，害怕不簽字和約，中國不能加入國際聯盟。五月二十四日國務院曾密電北方各省徵求應否簽字的意見，目的是授意各省軍閥為之撐腰，表示贊成，然後訓令中國代表簽字。不料各省軍閥懾於人民愛國鬥爭的巨大聲勢，都不敢作「代人受過」的應聲蟲。全國人民鑒於北京政府始終把持在賣國集團的手裡，於是又一次展開了拒簽和約的巨大請願浪潮。 首先發起請願的是山東人民。六月十八日山東各團體又推出代表一百零九人，於次日登車出發，濟南人民萬人空巷地前往送行，車站上出現了「易水悲歌」的緊張場面。代表們向送行者沉痛地表示，不達目的，誓不生還。 二十日，先期抵京的山東七團體代表八十五人到公府請願，提出三項要求：（一）拒簽和約，（二）廢除高徐、濟順草約，（三）懲辦賣國賊。徐世昌拒而不見。代表們在傾盆大雨下，一齊跪在新華門外，號啕大哭，徐只得派秘書長吳笈孫出來傳話，定於次日派代理內閣總理龔心湛代接見。這天下午，日本公使小幡設宴招待山東代表，代表們拒而不往，卻到北大法科參加了學生的歡迎會。 二十一日，龔心湛公開向山東代表表示拒簽和約難於辦到。於是代表們一致要求面見總統，徐只得於二十三日接見了他們。當代表們申訴日本公然視山東為其領土，視山東人民為其奴隸牛馬，在山東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的時候，不禁悲從中來，有人哽咽著問道：「請問大總統，山東是不是我國領土，大總統要不要山東人民！」說著，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哭出聲來。徐只得吞吞吐吐地表示政府已經電令陸專使從緩簽字。其實，這是一句鬼話，當天北京政府確曾電令中國代表對簽字與否「相機辦理」，而不是「從緩簽字」。它的用意是叫中國代表仰承意旨，代負簽字的責任，但是中國代表在留法中國工人和學生的嚴密監視之下，不敢負起這個責任。 山東代表除向北京政府請願外，還通電山東籍北洋派軍人盧永祥、王占元、吳佩孚等，請其聯合阻止北京政府簽字和約。同一時期，上海各界人士鑒於安福系暗中搗鬼堅決主張簽字，發出了聲討安福系和解散安福國會的呼聲。 請願浪潮日益擴大。二十七日京、津學生和留日、留歐歸國學生推出代表和山東代表聯合起來，共計一百五十人，到公府請願拒簽和約。徐又不肯接見，叫他們去找龔心湛、傅岳棻陳述意見。代表們堅持必須由徐親自接見，並當面作出不簽字的保證，否則決不退出。代表們在新華門外露宿一宵，堅持到次日上午九時，徐才接見了他們。徐所講的仍然是一些吞吞吐吐不著邊際的話，陝西學生屈武當場放聲大哭，以頭觸壁，徐就怒形於色地走進去了。請願代表一直到二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分才散隊歸去。 二十八日，山東第二批請願代表一百零八人到了北京。三十日，續到天津代表七十餘人，各省代表也都源源而來。於是各省代表請願浪潮和學生運動匯合在一起，形成一道洪流，使北京政府手足無措。北京政府一面通電各省禁阻代表出發，一面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九月一日補行暑期考試。 二十九日，上海各界舉行拒簽和約的人民外交大會，軍事當局事前關閉公共體育場的大門，門外遍布軍警，大會無法進行。各團體紛紛向護軍使抗議，這個大會終於在七月一日召開了。 這次席捲全國的拒簽和約運動，表現了全國人民的堅強意志和巨大威力。在這個運動中，北京政府成為眾矢之的，全國人民覺悟到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是互為因果的兩面，因此產生了推翻軍閥和改造政府的革命要求，有的建議推舉人民代表到歐洲去進行人民外交，有的主張召開全國國民大會解決外交問題和國內一切問題。山東代表發起人民籌款贖回順濟、高徐兩路借款成約，又有人建議沒收賣國賊的財產作為贖款。學生一方面參加了全國人民的拒簽和約運動，另一方面又在長期抵制日貨、振興本國工業、推行義務教育等問題上多方努力，因此學生運動的內容更加充實，並與人民群眾的愛國運動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 三十日，北京政府發表陸徵祥未簽字和約的儉電（二十八日），拒簽和約運動才告結束。原來，中國代表曾向和會要求保留山東問題，最高會議拒不接受，中國代表退一步要求籤字後另作保留聲明，也被拒絕。六月二十二日舉行和約簽字儀式時，中國代表最後要求發表聲明，中國不因簽字和約影響日後提請複議山東問題，和會又置之不理，中國代表只得拒絕簽字和約。其實，中國代表是在全國人民的巨大壓力和留法工人、學生的直接監視下才不敢簽字的。 中國不簽字和約是人民群眾與賣國集團的鬥爭取得的另一次重大勝利，因此引起了賣國集團的瘋狂叫囂。七月二日，徐樹錚公然在公府特別會議上主張撤回陸徵祥，改派胡維德前往補簽和約。十日，北京政府發表命令說明中國並未簽字和約，言下大有惋惜之意，似乎還留有補行簽字的餘地。後來中國代表在對奧和約上籤了字，北京政府宣布了對德戰爭狀態終止。 六　日本軍警在山東擅捕中國人民。山東戒嚴司令馬良對愛國人民的血腥屠殺。因濟南血案而引起的新華門大請願 緊接北京「哭庭」的一幕，山東又有慘劇發生，因此再度掀起了新華門外的請願新潮。 七月一日，日本憲兵在濟南緯五路捕去了齊魯大學學生王志謙。當天下午，濟南學生千餘人擁向省長公署，要求向日本領事嚴重交涉，迅速釋放王志謙，並擔保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省長沈銘昌立即派交涉員唐柯三前往交涉，請願學生站在公署門外等候結果，等到夜晚，唐柯三才回來報告說，日本領事提出了反要求，必須賠償日商在抵制日貨運動中所受損失，並擔保以後不再抵制日貨，才肯釋放學生。這一「擄人勒贖」的無賴行為，引起了學生的更大憤慨，一定要日本領事無條件釋放王志謙，否則他們決不解散。此時有不少市民自動地參加進來，請願者驟增為五千餘人。沈銘昌再派唐柯三前往交涉，並當眾表示，本人寧可拚卻省長不干，決不屈從日本，學生和市民們報以熱烈經久的掌聲。唐柯三一直到天明五時才回來宣布說，日本領事已將王志謙移送警察廳。沈銘昌即請學生代表前往領回。 七月七日，濟南日僑假口巴黎和約告成，舉行提燈慶祝會，企圖向中國人民示威挑釁。中國商店為了避免引起糾紛，提前關門。不料燈火初上的時候，有不少日本浪人出現在街頭，挨家挨戶敲門，強迫他們開市，並且氣勢洶洶地搗毀了泰康商店。同時又有一群如醉如狂的日本人追趕一個英國人，英國人逃入英美煙公司，日本暴徒們竟然衝進去大打出手，搗毀了這家公司的門窗。這時，日本領事乘坐汽車趕到，喝退了日本人，並向公司當局道歉。公司提出賠償損失的要求，日本領事滿口應允。但當唐柯三到日本領署要求賠償泰康商店的損失時，日本領事就沉下臉色來說道：「此案尚待調査！」 日本人在濟南省會之區尚且如此橫行不法，在省會以外就更不用說了。七月十七日，青州車站日本警察進城捕去第十中學學生馬忠懷，二十八日才釋放出來。膠濟路沿線村莊經常有日本軍警前來進行搜查，不少農民被捕去，官廳不敢過問。農民準備組織「聯莊會」進行自衛。這些情況說明，山東請願代表所稱「日本視山東為其領土，視山東人民為其奴隸牛馬」，完全是確鑿不移的事實。 但是，畏日如虎的北京政府，為了加強鎮壓本國人民，竟於七月二十五日宣布濟南戒嚴，所派戒嚴司令就是參戰軍第二師師長、濟南鎮守使馬良。同時還撤換了不善於鎮壓人民的沈銘昌，以卑鄙政客屈映光繼任山東省長。 馬良早就被證明是個忠實執行媚日外交政策和殘酷屠殺人民的兇手。他手下有一批如狼似虎的「技術大隊」，他經常帶領隊兵到處干涉人民開會，解散救國團體。七月二十二日，他在估衣市街走過，看見回教金家鋪貼有愛國公約，就派技術隊兵前往回教救國後援會，搗毀會場，捕去會長馬雲亭、會員朱秀林、朱春祥兄弟共三人。他們的罪名是「結黨擾亂治安」。當天下午，他又帶領這批打手到師範學校來，召集學生訓話。他自己吹噓是國技專家，具有驚人的絕技，但並無權利思想，否則督軍一職早就弄到手了。此次由於「暴民倡亂」，他不得不出面來「維持社會秩序」。講到這裡，他大聲咆哮說：「今天早上，我拿獲馬雲亭等三名首犯，當處以極刑示儆。我執法是鐵面無私的，首先拿自己的教友開刀。你們如果再敢擾亂治安，圖謀不軌，請看馬雲亭的榜樣！」 馬良對愛國人民具有刻骨的仇恨，對日本帝國主義卻抱有無限感激的心情。一天，他向兵士訓話，公然寡廉鮮恥地說道：「飲水必須思源。咱們參戰軍用的是日本的軍火，穿的是日本的軍服！」自他兼任戒嚴司令以來，為了效忠日本，他不惜變本加厲地鎮壓人民愛國運動，還派兵採辦大宗糧食接濟購糧困難的膠濟路日本員司。 馬良喪心病狂的行為，引起了山東人民的深惡痛絕。八月三日上午，濟南各校學生代表三百餘人到督軍署請願取消戒嚴，釋放愛國人士，禁止軍人替日本人採辦糧食。馬良聞訊，派兵前來驅散學生，扯碎了學生的請願書，並將學生劉文彥等十六人帶走。全體學生跟在被捕同學的後面，願意一同坐牢。一直跟到第一師範，兵士把十六名「罪犯」押解進去，就把大門關上。請願學生站在烈日下堅持不退。下午二時，馬良威風凜凜地帶領一批打手前來，叫開了大門，將全體學生驅入第一教室，他站在桌子上大聲向學生訓話。他叱責學生受了過激派的指使，擾亂社會治安，並且男女混雜，殊屬不成體統。醫學生吳夏蒲起而抗辯說：「我們是受了自己良心的驅使。」馬良不禁勃然大怒，喝令重打三十大手板，就有兵士惡狠狠地跑過來，用大刀壓在吳的頭上，如數施以毒打。吳夏蒲痛極而哭，全體學生都一齊哭出聲來。馬良非但毫不動心，反而更加忿怒地說：「不許你們哭，再哭就得一齊挨打！」說著，他命令兵士把吳夏蒲和劉文彥等十六人關在另一室等候槍斃，就大踏步地走了。 馬良到督軍署請示山東督軍張樹元，要槍斃幾名學生以立威。張樹元雖也是反動軍閥，但槍斃學生究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未予同意。馬良回到第一師範，瞞了督軍不同意的一段經過，卻把自己說成是「不忍不教而誅」，又對學生訓斥了一番。當晚七時，才由省議會議長出面將被捕學生十七人全體保釋。 八月五日，愛國人士馬雲亭等三人在受過嚴刑拷打之後，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這位鬚髮皆白、年已六十八歲的老人，在濟南是個無人不識的善良醫生。他在走赴刑場的時候，一路上面不改色地向濟南市民告別，並鼓勵大家不要氣餒，只要人人勇於救國，國家就一定可以得救。他的宏亮的聲音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市民無不為之感泣。當他到達刑場的時候，就是以殺人為職業、鐵石心腸的劊子手們，也都不忍下手：第一個劊子手舉起槍來正待開放，雙手就不自主地震顫起來，換上第二個劊子手也是一樣。最後只得推定一人閉著眼睛放槍，才結束了這場慘劇。 濟南的槍聲震動了全國人民的心弦。馬良用自己同胞的血，自己同教教友的血，來獻媚日本人，全國人民無不為之切齒。濟南血案再一次激起了各省市人民代表的請願高潮。八月二十三日，直隸、山東和北京代表聯合大請願，要求北京政府撤換馬良並治以應得之罪，徐世昌閉門不見，而諳願者也堅持不退。相持到夜晚，北京政府出動大批警察，拘去代表三十八人。當天國務院通電各省，解釋並非拘捕代表，而是「送廳安置，俟查明來歷，分別遣返」。同時替馬良辯護「並無蹂躪學生、虐待學生情事」，又稱「人民向總統請願，乃是非法行為」。 二十六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二人進行第二次請願，當晚露宿新華門外。二十七日，北京學生也加入了請願隊，請願者增至一千餘人，均在新華門外露宿。二十八日接連下了幾陣雨，請願者遍體淋漓，但是沒有一個人肯走開，其中女學生也拒絕勸告不肯走開。請願學生抽出四百人向國務院請願，國務院派人向他們解釋馬良「有功無過」，所殺的都是「土匪」，濟南戒嚴是「防止日本浪人暴動、防止日本藉口保護僑民派兵占領濟南，並非針對本國人民」。 各省市代表絡繹而來，公府陷於請願隊的大包圍中，新華、西苑、福華各門和集靈囿總統住宅都緊緊關閉起來。關於處置請願浪潮的問題，北京政府徐、段兩派又展開了「和平解散」與「武力解散」的兩種爭論，最後國務院通過「和平解散」。二十八日下午一時，派出大批警察到新華門外，用兩人挾一人的辦法將請願代表領袖三十餘人挾往天安門集中，隨後吳炳湘親自前來勸告他們解散請願隊，他們拒不接受。晚間八時，又有一批軍警到天安門搜尋天津學聯副會長馬駿[11]，與死力掩護馬駿的女學生隊伍展開了一場爭奪戰，馬駿終於被奪走。十一時，警察廳派來汽車多輛，將女學生強迫納入車中，分別予以遣散，其餘請願代表則被帶出天安門遣散，馬駿於三十日始得釋出。 九月三日，京畿警備總司令部擴大為北京衛戍總司令部，以段芝貴為總司令。同日，教育部嚴令學生不得集會結社，即使在校內開會，也應遵守治安警察法，事前呈報警廳，聽候派員監視，如有違反，依法懲治。 北京政府曾一再密令各省市當局阻止代表進京請願，於是各省代表採取秘密分批出發的方法，仍能避開封鎖線，先後到達北京。九月三十日，到京的江蘇、湖南、湖北、江西、山東、直隸六省代表三十一人秘密決定，於次日上午先到中央公園集合，再到公府請願。十月一日他們到達中央公園時，軍警早已嚴陣以待，並且斷絕了天安門一帶的交通。代表們不得已變更計劃，採取分途分批的辦法，直接到新華門集中請願。 六省代表集中請願時，徐世昌派曾彝進出面來解釋：「現在採取責任內閣制，約法並無人民得向總統請願的規定，你們要請願，應當到國務院去。」代表們反駁說：「總統有權過問國家大事，而約法也並無人民不得向總統請願的規定。」由於雙方話不投機，請願代表堅持不退，北京政府只得又出動警察把代表三十一人全部挾往警察廳，勒令他們於二十四小時之內離開北京，否則押解回籍。這批代表到十一月六日才被釋放。 七　學生利用「雙十節」進行愛國活動。天津學警大衝突。天津市民請願撤換警察廳廳長楊以德 全國學生決定利用「雙十國慶日」分別在各地舉行大規模的愛國講演，作為愛國鬥爭的另一方式。北京學生為了加強與勞動人民的聯繫，九日下午定製饅頭七萬枚，上面寫著「勞工神聖」「打破軍閥」等標語，準備於次日分發給前來聽講的勞動人民，此事被警察機關發覺，全部饅頭被扣留。傍晚，學生代表到警察廳交涉，紀念國慶並不違法，向勞動人民贈送食物也不違法。由於學生理直氣壯，警察廳才將所扣饅頭髮還。 十日，北京中等以上二十八校學生約五千人，從上午十時起分途出發講演，軍警並未加以干涉。十二時，各路講演隊在中華門集合，軍警阻止通過，吳炳湘親自出來勸告他們散隊，他們便又分散到各處繼續進行講演。下午有部分學生在中央公園一帶散發「打破軍閥」的傳單。從這天的情形看來，北京政府在全國人民洶湧澎湃的愛國運動下，暫時不敢採取橫蠻手段，因此未發生事故。 同日，上海各界舉行了八年來所未有的盛大「國慶紀念」，商店停業一天，晚間還舉行了提燈遊行大會。上海的「國慶」活動也未發生事故。 但是天津的情況有所不同。天津市民四五萬人在南開大操場集合準備出發遊行時，警察廳廳長楊以德派出武裝警察阻止他們通過。學生代表出面解釋，擔保決無意外行動，警察置之不理。雙方相持約一小時，遊行前隊看見警察不可理喻，就一湧向前強行通過，不少路人站在一旁吶喊助威，因此激怒了警察，他們就像吃人野獸一樣，舉起槍柄來迎頭亂打，打傷了一些學生，遊行隊伍卻在一片混亂中衝破了封鎖線，一齊到警察廳質問阻止國慶遊行和警察持械傷人的理由。楊以德早已布置了保安隊、馬隊和武裝警察千餘人在廳外重重把守，他自己不接見學生代表，派人傳出話來，「你們要講理可以到法院去起訴」，簡直是說他這個地方是不講理的。於是遊行隊伍折回來向省長公署請願，因為這天是假期，無人接洽，不得要領而散。 十一日，天津學生宣布罷課抗議楊以德的暴行。楊卻反咬一口，向北京政府報告說，在遊行隊伍中發現抗稅標語和推倒政府的傳單，以此受到北京當權人物的獎勵。 二十二日，天津市民、學生萬餘人向省長公署請願撤換楊以德。省長曹銳親自接見，向學生們表示歉意，並且親切地慰問請願群眾：「這樣冷的天氣，大家為國事而請願，真是太辛苦了。」對於撤換楊以德的問題，表示「自有辦法」。學生認為滿意，當天就終止了罷課。 等了一個星期，省長的辦法尚無下文。十月三十日，學生舉行了第二次請願。這位省長仍然滿臉堆著笑容，又一次說了一些「天氣很冷，大家辛苦」的客套話，勸學生稍安勿躁。學生們體諒到省長不能直接罷免警察廳廳長，須向北京政府請示，這當然不是短期內所能解決的，因此仍然認為滿意。一直到第三次請願時，曹銳的表面態度總是好的，其言外之意，似乎問題有困難，但他仍在想辦法。 在天津市民、學生與楊以德的鬥爭中，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十一月八日，天津日本領事船津公然致函北京農商部，抗議天津商會選出身為救國十人團團長的卞蔭昌為會長，要求予以改選，否則斷難默認。農商部次長江天鐸在復函中竟向船津保證：卞蔭昌「如有逾越範圍舉動，自當隨時制止」。天津市民對此極為忿怒，天津總商會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撤換該領事的交涉。 八　福州發生奸商毆打學生和日本浪人挑釁行兇事件。全國各地因閩案引起遊行請願的新浪潮。北京抵制日貨運動積極開展 福建和山東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眼光中的勢力範圍，因此福建地區也是中日兩國隨時可以發生衝突的噴火口。 福州商會會長黃秉榮是恆盛布店的老闆。福州學生查出他在抵制日貨時囤進大量日貨，向他提出質問。六月十四日，這位商人笑容滿面地邀請學生代表到他的家裡檢查存貨樣品。不料學生剛跨進門，他突然露出一副猙獰相，將大門關閉，指揮家丁痛打學生，並以「匪徒行劫」誑報督軍。十六日，福州學生千餘人到省議會請願懲辦行兇的不法奸商，督軍李厚基派兵將全體請願學生帶往第一中學予以監禁。十六日，李厚基誑報北京政府：「本日突來匪徒千餘人，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殺人」；為了防止日本派兵登陸，他不得不將這些「匪徒」悉數逮捕。李厚基血口噴人、包庇奸商的可恥行為，激起了福州人民的極大憤怒，採取罷市、罷課等行動表示抗議，李厚基才被迫於二十日釋放學生，並將奸商黃秉榮兄弟送往檢察廳拘留。隔了幾天，他又派兵將兩個奸商提入陸軍醫院，卻偷偷地把他們放走了。 六月二十日，日艦三艘駛抵福州示威，日本領事提出取締抵制日貨，解散愛國團體，禁止各報發表抗日言論，否則日本將斷然採取必要行動。 十一月十五日，福州學聯表演愛國新劇時，突有日本浪人跑來，跳到台上痛打演員。福州當局聞訊，派來大批軍警，勒令學生停演。 十六日下午，又有日本浪人百餘名身懷兇器，入城挑釁。有七個青年會學生乘坐人力車經過大橋頭，被一群日本浪人揪下車來施以毒打，其中三人被打得遍體鱗傷，另外四人拔足狂奔，日本人緊緊追趕，一直追到青年會，日本人開槍打倒了其中一個學生。青年會美籍教員段紡華聞聲出來，日本人擊以鐵尺，痛極倒地。這個時候，就有附近警察數人跑過來，正待進行調解，不料日本人不由分說，竟然開槍射擊。警察是奉令不許對外國人放槍的，因此被奪去馬槍二支。隨後警笛亂鳴，大批警察趕到，日本人才慌張地奪路逃走。警察當場捉到放槍的福田原藏、身懷兇器化裝為中國人的興津良郎和三木小四郎三人。有四個日本人逃到順記西菜店，被市民和警察包圍，他們就跑到樓上開槍拒捕；子彈用盡了，他們把桌椅用具當作武器拋下樓來，有的爬上屋頂投擲瓦片。一直到警察奮勇登樓，他們才停止了暴行，把他們的身份表示出來。原來他們都是日本領事署的職員，其中一人就是領署警察長江口善海。警察不敢逮捕他們，只得電請交涉員轉告日領派人將七個日本人全部領去。 這場戰鬥，由於中國警察奉令不許開槍，所以日本人並未受傷。中國人方面，根據官方極力壓縮的報告，警察史孝亮胸腹中有四彈，馬江海軍學校學生劉祥開腿部中彈骨折，市民朱伊才子彈透過肋骨，均不省人事；學生鄭學謙、劉鍾植均受刀棍重傷；黃玉蒼受傷暈絕，所攜台幣一千元被劫去。驗傷者共計十人，均由日領派人到場認明。順記西菜店所受損失約三千元。 十七日，城台各學校一致罷課、各商店一致罷市抗議日本人的暴行。福州各界人士在省議會召開國民大會，要求兼省長李厚基向日本領事提出懲凶、恤傷等嚴重交涉。十七、十八兩日，福州街頭上仍然發現日本浪人追打學生情事，美國領事要求派警保護各教會學校。這次福州事件，本是日本人有意識有計劃的一種行動，製造事端作為藉口，以便開來炮艦直接鎮壓中國人民，所以兇案發生的當天，福州日領就電請日本政府迅速派遣兵艦前來。十九日，日本政府命令佐世保第二十一驅逐艦迅速出發，二十日就有日艦兩艘駛抵馬江。 福州兇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震動和憤怒，因此愛國運動的鋒芒又轉到這個問題上，爆發了新的遊行請願浪潮。二十一日，北京學生代表分途向外交、教育兩部請願。二十二日，北京政府電令駐日代辦莊景珂向日本政府抗議，並提出賠償損失、撫恤傷亡、撤退兵艦等款，日本政府對於賠償、撫恤等問題承認派員查明辦理，但又藉口中國政府取締排貨不力，拒絕撤艦。日本公使還向北京政府提出制止各地抗日排貨運動的反抗議。二十三日，日艦橘丸、櫻丸又開抵福州大橋下，並鳴炮十八響，派水兵登陸遊行示威。北京政府在人民請願遊行和日本炮艦示威的雙重壓力下束手無策，只得授權福州當局直接與日領交涉，而李厚基則堅決主張由中央交涉。從中央、地方互推責任的情形看來，北洋軍閥政權對於維護國家主權、保全人民生命財產，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 二十三日，上海各界召開聲援閩案大會，提出懲凶、撤領、撫恤傷亡、懲辦日本領署參加暴動人員、日本政府須向中國謝罪、撤退日艦、保證今後日僑不得攜帶武器、取消日本在福州的領事裁判權八條。二十六日，北京閩籍學生在北大開會，高師學生劉慶平當場斷指，北大和閩籍學生代表要求北京政府認真進行交涉。二十七日，國務院通電各省，勸告人民對閩案應靜候解決，「切勿別生枝節，致貽彼方口實」。 北京學生決定舉行一次遊行講演示威運動來抗議福州日人的暴行。這次運動不採取罷課的形式，全體學生請假參加遊行。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北京中等以上二十七校學生三萬餘人在天安門集合，十二時出發遊行講演，下午三時回到天安門集中散隊，軍警未加干涉。 上海學生從十二月二日起停課四天，舉行愛國講演，並組織抵制日貨委員會以抗議福州日人的暴行。 十二月七日，北京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福建同鄉會等十七團體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到會者約十萬人，公推總商會會長安迪生擔任大會主席。北京商會對抵制日貨缺乏熱情，這次大會推安迪生為主席，要他在大會上表明態度。下午一時，開會時間已到，這位會長卻遲遲不來，大會只得改推斷指學生劉慶平擔任臨時主席。到會群眾對安迪生遲遲不到表示不滿，人群中發出了「推翻總商會」的忿怒呼聲。正當其時，安迪生率領商界代表千餘人趕到，他站在台上代表商界全體表示了與各界一致堅決抵制日貨的態度。群眾要求籤字為信，安迪生承認商界全體在三天內將現存日貨封存不賣，群眾認為不滿，紛紛報以噓噓之聲。於是大會主持人向到會群眾說明，今天大會的目的是一致對外，勸大家冷靜下來，不要引起內部糾紛。大會議決聲援閩案各條，與各省市所提者大致相同，另外發表對世界各國的宣言，否認一切中日密約的效力。 通過這次大會，北京抵制日貨運動才有了進一步的開展。北大成立了抵制日貨委員會，從十日起，派人到稅關檢查進口貨。各業商人在商會集體宣誓永遠不進日貨，並電達日本退貨。日本工商界看出中國人抵制日貨並不是「五分鐘熱度」，而這個運動也決非任何壓力所能制止，因此日本民間開始發出要求改善中日關係的呼聲。 九　長沙教職員提出總辭職，學生宣布散學。北京、濟南教職員同盟罷課。天津學生因軍警的新暴行宣布散學 湖南在北洋軍閥張敬堯的統治下，不但愛國運動受到禁止，教育事業也受到很大的摧殘。從一九一八年張敬堯到湖南以來，將教育經費減去一半，後來還要搭發貶了值的裕湘銀行[12]紙幣，因此所發經費實際不到兩成，但各校必須出具十足收據才能領款。張敬堯挪移教育經費提充軍餉，兼飽私囊，使得各校校長借債度日，教員枵腹從公，整個教育事業無日不在風雨飄搖中。 長沙各校普遍駐兵。兵士喧賓奪主，教職員和學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盤查，學校退縮在一隅之地上課，課堂兼為食宿之所。學校校具和儀器圖書受到嚴重破壞，門窗地板也被拆下來當作柴薪燃燒。甲種工業學校原有機械實習場一所供學生實習之用，張敬堯下令將機器併入陸軍工廠，用鍋爐煎熬鴉片，學校當局敢怒而不敢言。 四月間上海和會討論撤換湖南督軍問題時，張敬堯命令長沙縣知事稽炳元邀請各校校長到督署舉行聯席會議，要挾他們簽名通電挽留督軍，以此為發放教育經費的交換條件。各校校長不願出賣人格，拒絕簽名，有的逃往省外以避其鋒，張敬堯恨之刺骨。明德校長鬍元倓被指為譚（延闓）黨，周南女校校長朱劍凡被指為社會黨，孤兒院院長徐特立說了一句「清鄉隊就是擾民」的話，被指為通匪，行動都受監視。楚怡校長陳潤霖兼任教育會會長，不肯受軍閥利用，張敬堯就派「爛五團」團長張繼忠帶兵包圍該校，將陳迫走。以上事件，使得長沙教育界人人自危，教育事業面臨破產和解體的雙重危機。 十一月十日，長沙教職員因無法維持生活提出總辭職。在此時期，全國各省市的罷課運動都是因外交問題引起，都是由學生髮動的，而長沙罷課則因積欠教育經費引起，由教職員發動，是罷課運動中的一個特點。但是張敬堯完全不以為意。 湖南學聯兩度被解散，暗中仍有活動。停課時期，學生從事推行抵制日貨運動。十二月二日，為了聲援閩案，長沙學生在教育會焚毀多日以來所查獲的日貨，張敬堯派乃弟「四帥」張敬湯帶兵前來干涉，指揮兵士痛毆學生，學生身受重傷者達數十人。徐慶譽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繩綁縛起來，並拍攝照片，揚言即將槍斃。張敬湯大罵學生受了熊希齡等人[13]的指使，竟敢幹涉商人營業，破壞中日邦交，今後如敢再犯，當以土匪論罪。 就從這天起，張敬堯對學生採取了更加殘酷的鎮壓，指使兵士當街毆打學生，因此學生不敢上街。在不能求學、不許愛國和無地容身的絕境下，長沙初等以上學校學生不得已於十二月六日宣布全體散學。散學學校包括教會所辦的雅禮大學，只有另外兩個教會所辦的女學校——藝芳、福湘兩校未加入。 各省北洋軍閥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張敬堯那樣肆無忌憚地摧殘教育事業，迫害愛國青年，但是他們仇視學生和鎮壓愛國運動，基本上是一致的。十二月一日，福州學聯被福建督軍李厚基封閉，因而福建旅京同鄉會發起了驅李運動。十二月十日，南昌學生宣布罷課以抗議江西督軍陳光遠派兵解散學聯，到二十三日才恢復上課。二十四日，濟南學聯也被查封，山東督軍張樹元派兵監視各校，禁止學生外出，兵士打傷了奪門而出的學生多人，以此激起了二十四日全市各校的罷課風潮。學生提出恢復學聯、撤退軍警、懲凶恤傷等條件，由於張樹元就要下台，學生勝利了。 十二月十五日，北京小學以上學校教職員也步長沙的後塵，因生活困難而宣布全體停職。他們除經濟要求之外，還有政治要求，就是要撤換安福系走狗傅岳棻。三十一日，小學以上各校校長也加入了停職的行列。一九二〇年一月五日，全體教職員整隊到教育部向傅岳棻「獻旗」，旗上大書「寡廉鮮恥，戀棧不去」八個字。九日，國務總理靳雲鵬在接見教職員代表時，承諾薪金不搭紙幣，並在最短時期內撤換傅岳棻，十二日停職風潮才告平息。 一九二〇年元旦，濟南學生取得官廳同意，假座大舞台表演話劇，不料又有武裝警察前來干涉，以致引起衝突，學生被打傷者七八十人，全體演員都被捕去。濟南學聯為此召開會議，討論對策，而馬良又威風凜凜地帶領著一批打手趕到。他像以前一樣，站在台上向學生訓話。他說道：「你們不要把做官的人都當作不愛國者。我從前也是學生，我就是一個愛國者。你們不要上政客們的當，政客專叫你們做壞事。你們看，福建學生不是讓日本人白白地打死了嗎？山東處境和福建一樣，日本人都帶有手槍，打死你們幾個人不算得一回事。」按照他的說法，山東既然在日本的勢力範圍內，山東人民就只能逆來順受，聽天由命，而那些揮拳舞足痛打學生的軍警，似乎是來保護學生的。 馬良去後，學聯提出撤換警察廳廳長金榮桂、教育廳廳長袁立意和恤傷等要求，否則全體散學。一月三日，濟南全體教職員宣布「同盟罷工」為學生的後援。新任督軍田中玉下車伊始，不願事態擴大，承認撤換警察廳廳長，十九日學生才恢復上課。 山東學潮剛告平息，天津又有新的事件發生。原來天津學生請願撤換楊以德不但沒有結果，北京賣國集團反而賞識楊以德的才能，百端予以包庇。同時，天津日本領事船津要求取締學生檢查貨物，一月二十四日楊以德就奉命唯謹地逮捕了學生代表八人、各界代表七人，查封了學聯和各界聯合會。二十九日，天津學生五千餘人又一次向省長曹銳請願撤換楊以德，釋放被捕代表，恢復學聯與各界聯合會。可是這次曹銳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他把省長公署的大門關上，拒絕接見學生代表。有學生數人從門檻下蛇行而入，打算從裡面打開大門，門內軍警看見勢頭不對，就像一群兇猛的野獸一樣，打開大門，衝鋒而出，逢人便打，打傷了學生五十餘人，並將男女學生代表周恩來、於蘭渚、張若茗、郭隆真四人非法拘捕。天津學生在軍警淫威之下宣布散學。 天津學潮發生後，三十一日北京三十九校學生萬餘人冒雪遊行表示抗議，上海各界也召開國民大會，發表了聲討段祺瑞、徐樹錚等賣國首腦人物的宣言。 十　北京軍警當局的秘密會議。前門外的大戰鬥和大逮捕。北京學聯、教聯均被解散 以前北京政府對待學潮與人民愛國運動，由軍事干涉轉變為和平解散，是北京政府「文治派」所採取的陰柔手段。事實上北京政府大權仍然掌握在賣國集團的手裡，他們是不甘心向人民低頭的。一月中旬以來，日本公使對北京政府又採取了咄咄逼人的態度，一再催促直接交涉山東問題[14]，抗議取締學潮、制止排貨運動不力，揚言今後如不能有所改善，日本將自籌對付之策。在日本公使大施壓力之下，賣國集團當然又要行動起來了。 濟南、天津學潮發生後，段祺瑞對馬良、楊以德之流大加稱讚，當面申斥靳雲鵬「辦事糊塗」，以致學生「氣焰囂張，鬧得無法無天」。賣國集團打算撇開徐世昌，對學生採取直接行動。二月一日，北京軍警當局舉行秘密會議，段芝貴提出了直接行動的計劃。會議決定由軍警當局聯名質問教育部有無辦法制止學潮，如無辦法，他們將直接採取行動。二日，日本公使到外交部面提抗議，督促從嚴取締學潮。三日，傅岳棻召集校長會議，出示軍警當局來函，勸告他們自行約束學生，否則引起風波，教育部無能為力。 北京學生自三十一日大遊行以來，已不上課，而各校校長接到靳雲鵬的秘密關照，知道軍警當局就要採取直接行動，因此勸告學生暫避風頭，讓他們出面來交涉釋放天津被捕學生。三日下午，校長代表到國務院交涉，靳表示在目前情況下，政府殊不便釋放天津學生，並暗示山東問題直接交涉趨勢已成，政府也不便另有主張。校長們指責靳雲鵬身居國務總理，不應聽人擺布，靳聽了不禁動起火來，曾引起一場口角，彼此不歡而散。 四日，陳籙在國務會議上提出日本公使交來的抗議，在安福系閣員的把持下，通過了從嚴處理學潮。 以上消息並沒有嚇倒學生，他們決定更加勇敢地迎接這場戰鬥。四日出發講演的學生增至七八千人，僅前門一區就集中有三千人左右。他們站在通衢大道上大聲疾呼地指罵北京政府是賣國政府，人民必須勇敢地站立起來，不許他們賣國。學生們正義的呼聲吸引了千千萬萬勞動人民，因此街頭上人群異常擁擠，群情異常激動，忿怒的火苗在每一個人的臉上閃耀著。 這時，有一軍官乘坐汽車前來，向人叢中盲目開進，有些人因閃讓不及而被汽車撞倒，以此激起了公忿，大家七手八腳地搗毀了這部汽車。附近軍警看見這個情勢，就一齊出動，用刺刀和槍柄在人叢中橫衝直撞，打傷了學生十餘人，並逮捕了學生一千六百餘人，送往天安門加以拘禁。這批學生到晚間才被釋出。 五日，學生又用同樣的人數出發講演。北京政府事前調來第九師兵士二千五百人張幕於中華門內，當學生集中的時候，一聲號令，全體出擊，打傷了學生數十人，並逮捕了學生代表四十三人。 當天晚上，北京軍警當局徐樹錚、段芝貴、王懷慶、吳炳湘和安福系骨幹分子曾毓雋等在北池子日本人大倉的住宅開會，日本人參加會議的有公府顧問青木中將、參戰軍督練官坂西中將和資本家大倉等。會議開到深夜二時，決定今後不再理睬北京政府「和平解散」的命令，採取直接行動，嚴厲取締學潮。當晚就將所捕學生四十三人提交衛戍司令部收押，不許親友探望。 六日，北京政府在賣國集團的劫持下，頒布了嚴厲取締學潮和鎮壓愛國運動的命令。命令斥責學生「擾亂秩序，顯干法紀」，嗣後如有發現，「輕者查明斥革，重者依法懲辦」；學校當局「倘有徇私縱容，並予撤懲」。命令公布執行治安警察法，「不論何人，如擾亂治安，即依法逮捕」。同日，國務院通電各省稱：「近以山東問題，群言龐雜，在京則有糾眾阻斷交通、擊毀車輛、毆傷行人之舉，在滬則有要求停納賦稅之通電。……此項問題（山東問題），政府正在詳慎考慮之中，且將容納各方意見，冀得正當之處置。……倘有不逞之徒，利用時機，希圖煽亂，應即遵照迭次明令，分別制止逮懲，勿稍縱弛貽誤。」 這一天，北京處於軍警的直接控制下，各校均由軍警把守，不許學生外出；電話線也被割斷；北大、高師兩校受到更嚴密的封鎖。前門一帶軍警林立，全城各主要路線也都布滿了警戒哨，如果發現講演學生，即行逮捕。因此，學生無法進行活動，預定舉行的國民大會無法召開，校長代表想到國務院交涉釋放五日被捕的學生，也被軍警阻止不能出來。 七日為星期日，形勢較為和緩，各校駐軍撤退，由警察及便衣警前來接替，電話也恢復接線，但是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仍然被禁止外出。各校學生秘密決定自下星期一起改為上午上課，下午出外講演，並且相約寒假不回家，利用一切時間來進行愛國活動。 十日，軍警雖然解除了對各校的監視，但是下午出外講演的學生處處受到干涉，幾乎寸步難移。十一日改為分散出發，每組只有二、三人，也不能逃避軍警的耳目。從十七日起，學生決定停止講演，恢復全天上課。十五日，北京學聯、教聯均被查封。 在軍警直接行動的時期，全國愛國運動的浪潮日益高漲，北京政府日益陷於風雨飄搖的地位。九日起靳雲鵬不到院辦公，十三日陸徴祥、陳籙堅請辭職，外交部竟因無人負責而停止辦公。十七日陳籙才被勸回。 五日被捕的學生代表四十三人，到三月二十三日才由衛戍司令部移送法院。四月七日，由校長保釋了方豪、王名烈、夏秀峰三人。為了支援未釋放的四十名同學，北京學生又展開了集體自首的鬥爭，第一批自首者一百八十九人，第二批二百四十六人，第三批增至五百八十八人。北京檢察廳一概不予受理。 這已是直皖戰爭爆發的前夕，北京政府對山東問題終於不敢進行直接交涉，所有國內外問題，都要留待直皖兩系在軍事上一決雌雄後才能解決。一直到七月十七日直皖戰爭結束，京、津被捕代表才得全部釋出。 * * * [1]　「新潮」「過激派」是指進步思想和馬克思主義。 [2]　國民大會是愛國運動中「人民自決」的具體表現。最早召開國民大會的是濟南各界人士，時間為4月20日。 [3]　陸宗輿曾任駐日公使，系經手賣國借款人之一。 [4]　另一人為參戰督辦處軍法處長丁士源。日本人為新聞記者中江丑吉。章宗祥是應董康之約，遊園賞牡丹後去訪問曹汝霖的。 [5]　北洋軍閥指蔡元培為「學閥」。 [6]　三個失望是：（1）上海和會破裂，北京政府準備簽字巴黎和約；（2）罷免傅增湘，慰留曹、章、陸；（3）軍事鎮壓學生運動，而對留日學生被毆被捕一事則置之不問。六項願望是：（1）拒簽和約；（2）懲辦賣國賊；（3）恢復上海和會；（4）挽留傅增湘、蔡元培；（5）撤除對學生的警戒；（6）對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釋放中國留學生，懲辦行兇日警。 [7]　5月21日，李長泰左遷為有職無權的泰威將軍。 [8]　開天窗是指新聞被檢査員刪去，報紙上留有空白地位。 [9]　馮玉祥駐軍常德，派兵保護日本商店，因而日商門可羅雀。常德學生舉行愛國講演時，有一家日本商店的玻璃櫥窗因為聽眾擁擠以致受到損壞，日商要求賠償一萬元，馮就將査獲日人販毒一案罰款一萬元相抵。 [10]　上海學聯設於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五十一號，因巡捕前往干涉，遷往別處秘密活動。全國學聯於6月16日成立。 [11]　6月10日天津商界宣布終止罷市。11日學生代表馬駿等七人前往商會提出質問，因此12日又繼續罷市。北京政府認為馬駿是危險人物，故有搜捕之舉。 [12]　裕湘銀行是張敬堯和官僚資本設立的一家私人銀行，濫發紙幣，吸收現金，後來停止兌現，以致幣值日益貶落。 [13]　熊希齡在北京聯合湘紳范源濂等控告張敬堯，又因張敬堯擅自徵收米鹽雜捐，去電質問，張恨之刺骨。 [14]　1920年1月19日，日本公使提出山東問題直接交涉的照會。福州日艦已於上年12月19日撤退，日本希望以對閩案讓步換取魯案直接交涉，是以小換大的一種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