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四十四章　上海和會的召開和破裂

一　召開上海和會的國內外因素。徐、段對召開和會同床各夢。西南實力派對時局的態度。和會的主要障礙 北洋派分化為直、皖兩系，是袁世凱當權時久已存在的事實。這種分化在第二次南北戰爭時更有發展。皖系首領段祺瑞憑藉內閣總理的地位，堅持武力統一政策，受到直系首領馮國璋的暗中阻撓；而馮所主張的「和平混一」計劃，也因受制於段不能實現。因此，馮、段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對於西南五省，陷於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僵局。最後，馮、段相約同時下野，在馮代理總統任期已滿的時候，改選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為總統，由徐物色自己的私黨錢能訓繼任內閣總理。 徐上台後，全國人民反對本國軍閥內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浪潮日益高漲。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西方帝國主義貪婪的眼光又投射到遠東這塊半殖民地國家來，不久便有美、英、法、意、日五國，向中國南北兩政府提出聯合勸告。這個勸告是美、英兩國發動的，表面上希望中國迅速召開南北和議，結束國內戰爭，達到和平統一，實際上卻是反對日本所竭力支持的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也就是反對日本獨占中國，而企圖扶植一個親西方政權來代替親日政權，用政治投資來控制中國。法、意兩國是在美、英兩國的倡導下參加的，日本則在西方國家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插上一手，以免被排斥於中國問題之外。它一方面對皖系軍閥不得不由公開支持轉變為暗中支持，另一方面在巴黎和會大施手腕，力圖分化西方國家在中國問題上的聯合陣線，從而鞏固其在中國奪得的權益。 段祺瑞擁戴徐世昌上台，並不是自己甘心退休。他認為武力統一政策不能貫徹執行，只是由於自己沒有足夠的武力可供使用，因此，在南北和議進行時期，他利用參戰督辦的職權，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參戰軍三個師和西北邊防軍四個混成旅[1]。這些軍隊都是用日本軍火裝備起來，並由日本武官施以訓練建成的。顯而易見，在國內外的強大壓力下，段不敢公開反對和議，只能爭取喘息時期，擴大私人武力，而當他認為有足夠的武力可以投入戰場的時候，他就打算推翻和會，再走武力統一的老路。 徐世昌雖是段所扶植的傀儡，卻不甘心以傀儡自居。在軍事力量方面，他竭力拉攏直系軍閥，並利用馮、段互不相下的局勢，企圖消除直、皖兩系的壁壘，把北洋派重行團結起來，使自己成為北洋派的唯一最高領袖；在對外關係上，力圖靠攏西方國家，取得政治借款，從而加強自己的地位；在對西南五省的問題上，他繼承了馮國璋的「和平混一」方針，認為西南實力派所爭者為個人的權力地位，只要地位擺得平，所謂法律問題他們是不會堅持到底的。他授意他所選派的北方議和總代表朱啟鈐，在與南方進行和談的時候，避開法律問題，先解決事實問題。所謂事實問題就是關於西南實力派的地盤、地位的分配問題。 西南最大的實力派滇、桂兩系軍閥，正如徐世昌所估計的，只求權力地位獲得保障，對法律問題並不十分關心。他們所反對的，只是堅持武力統一的段祺瑞，因而在外交方面，也就反對段的後台老板日本。西南軍政府實際上是桂系軍閥所控制的傀儡機構。孫中山已被迫離開廣州，留在軍政府的國民黨人伍廷芳、王正廷以及被派充南方議和總代表的唐紹儀，都是著名親美派。當五國提出聯合勸告的時候，他們不但欣然接受，甚至還想取得國際勢力的保證，使上海和會能夠順利進行。根據這些情況，所以儘管西南五省在口頭上不承認徐世昌的總統地位，而在對外關係上，在「和平混一」的方針上，是與徐心心相印的。 但徐是個赤手空拳的北方總統，而控制北京政府的段，並不需要和平。段雖退出了內閣，但內閣的原班人馬未動，新任內閣總理錢能訓徒擁虛名，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安福國會是段的政治工具。段仍然擁有參戰督辦之名，掌握軍事大權，各省皖系軍閥也仍然看他的眼色行事。不但這樣，在北京政府選派議和代表時，段安插了幾名安福系分子在內，暗中授意他們，「和談只許失敗，不許成功」。由此可見，段是南北和平的主要障礙。這個障礙不除，和平就沒有實現的可能。 此外，所謂法律問題也就是南北兩國會孰存孰廢的問題，南北雙方都難於找出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來。徐的總統地位是由安福國會產生的，他不但沒有取消安福國會的權力，而且取消了安福國會，他本身在法律上也就站腳不住。西南實力派既然標榜「護法」之名，沒有適當理由把舊國會一腳踢開，而如果他們出賣舊國會，也必然會受到國民黨的激烈反對。因此，這個問題也給和會帶來很大的困難。 二　陝西問題引起爭端。李純提出在陝西等處停戰劃界的建議 陝西問題是上海和會面臨到的第一道難關。 和會召開前，南北兩軍的主要戰場在湖南，陝西在南北戰爭中並不占居重要地位。但是，由於湖南戰場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北軍將領吳佩孚等（直軍）與湘桂軍將領譚浩明、譚延闓等成立了停戰協定，這個戰場打不下去了，段祺瑞便在陝西開闢了第二戰場，藉以繼續保持南北的戰爭狀態。在和談進行的前後，他調遣大批北軍投入陝西戰場，企圖在短期內消滅陝西民軍。他誣衊陝西民軍為土匪，不承認為南軍，他把在陝西的軍事行動說成是屬於「剿匪」性質的一種戰爭，與南北戰爭無關。 陝西督軍陳樹藩是個以投機起家的地方軍閥，本非北洋派。一九一六年，他趕走了陸建章，就向當權的段祺瑞遞門生帖子，取得了督軍地位，成為皖系附庸軍閥之一。他在陝西勒種鴉片，剋扣軍餉，橫徵暴斂，聲色自娛。他的部將和陝西民軍紛紛宣布獨立。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三原宣布獨立的胡景翼，就是他手下的一員勇將[2]，而三原也正是以前他自己向陸建章宣布獨立的根據地。隨後民軍首領郭堅、盧占魁又在陝北宣布獨立。陳所保有的僅陝南一隅之地。為了支援陳樹藩，段調鎮嵩軍統領劉鎮華由河南帶兵「援陝」，並派劉為陝西省長以酬其功。同年六月，孫中山也派于右任（陝西人）入陝宣慰民軍，八月八日，各路民軍推舉於為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張鈁為副司令，總部設於三原。 陝西靖國軍雖然聲勢浩大，但是陳樹藩善於使用陰謀詭計，曾使靖國軍遭受兩次嚴重打擊。一九一八年十月中旬，靖國軍出兵渡過渭水，渭南守將姜宏謀與胡景翼原有私交，表示願意「開城投降」，胡就單騎進城接洽收編問題。不料姜氏父子用的是詐降計，當場將胡扣留，並解往西安獻功。陳樹藩卻用拉攏手段對待胡，表示不究既往，勸他寫信招降自己的部隊。可是胡在信中寫下暗號，表示自己決不投降，胡的部隊也就推舉支隊長岳維峻代理司令，拒絕投降。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靖國軍總指揮井勿幕由鳳翔回到興平防地，陳又指使民軍內奸李棟才偽造郭堅書信，邀請井到南仁村開會，井中計被殺，李棟才割下首級來，也送往西安獻功。 陝西靖國軍雖然受到兩次挫折，但仍繼續有所發展。上海和會召開時期，靖國軍已經成立了六路：第一路司令郭堅，駐防乾縣、武功、岐山、扶風、郿縣；第二路司令樊鍾秀，駐防盩厔；第三路司令曹世英，駐防交口、高陵、三原、乾城、洛川；第四路代司令岳維峻，駐防涇陽、三原、富平；第五路司令高峻，駐防郃陽、澄城、關山、興市；第六路司令盧占魁，駐防三原、高陵、同安、耀縣。此外，雲南督軍唐繼堯所屬川滇靖國軍也已進入到平利、興安、鎮巴、紫陽一帶，陳樹藩所保有的地盤日益縮小。 和會召開前，段祺瑞調派奉軍許蘭洲部加入「援陝」。和會召開時期，又調第四混成旅張錫元部開入陝西，並令甘肅督軍張廣建出兵長武、邠縣，與駐防鳳縣的陝南鎮守使管金聚（兵力有一混成旅）以及由四川逃到漢中的劉存厚（兵力約有兩師），合力圍攻靖國軍。當時在陝西境內的北軍與靖國軍，雙方兵力約達二十萬人，陝西全省成為一座遍地皆兵的大軍營，陝西人民所受的戰爭災難，不在湖南人民之下。 上海和會召開前，南北兩政府都曾下過停戰令，約束雙方軍隊各守原防，一切問題留待和會處理。段祺瑞掉了一個花槍，提出所謂南、北軍占領區應當維持戰爭發動前的狀態，這就是說，陝、閩、鄂西南三個地區內的南軍都是在戰爭發動後產生的，這些地區都應退還北方。但是，北軍在戰爭發動後所侵占的湖南等地，他就不肯計算在內。他又進一步提出所謂剿匪問題，誣衊陝、閩、鄂三省南軍為土匪，而「剿匪」不是打南軍，「剿匪」區域不應當劃在停戰區域內。由於北方提出剿匪問題，於是南北雙方展開了「匪」與「非匪」的筆戰。北方把郭堅、樊鍾秀、盧占魁等都說成是土匪。南方質問說，難道于右任也算土匪嗎？北方承認于右任不是土匪，勸他快快離開「匪巢」。南方又質問說：「難道陳樹藩所收編的王飛虎、白翎子、徐老毛等都不是土匪嗎？」 南方議和代表到上海後，提出召開會議的先決條件，要求包括陝西在內實現全面停戰。擔任南北「調人」的江蘇督軍李純提出了五項建議：（一）停戰區域包括陝、閩、鄂三省；（二）北方「援陝」「援閩」軍隊均停止前進；（三）雙方議和總代表共同派員到陝西監視停戰；（四）陝、閩、鄂三省由雙方將領劃定停戰區域；（五）雙方在劃定區域內剿匪衛民。在外交團的壓力下，南北兩政府接受了這個建議。這個問題解決後，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北方議和總代表朱啟鈐才由南京到上海來，與南方議和總代表唐紹儀共同推定久居陝西的山西人、舊國會議員張瑞璣到陝西監視停戰。 三　段拒絕交出參戰軍。陝西戰爭未停。北京政府發表《中日軍事協定》有關文件。唐紹儀提出三項質問，和會陷於停頓。日本被迫停付參戰借款 二月二十日上海和會開幕時，唐紹儀首先提出陝西停戰問題。朱啟鈐承認電達北京政府切實辦到，如果不能辦到，北方議和代表願意全體辭職以謝國人。二十一日，雙方代表決議催促張瑞璣兼程赴陝執行監視職權。二十二日，唐又提出停止參戰借款、取消參戰軍和宣布中日密約等問題，朱也承認電達北京政府請示。由於朱對南方代表採取了遷就的態度，北方代表中的安福系分子表示不滿，認為朱的意見不能代表全體。這是安福系暗中阻撓和議的第一步。 為了配合上海和會的進行，西方外交團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現在對德戰爭已停，中國仍在招募參戰軍，是否用以對內作戰？」二十二日北京政府做了否定的回答。徐世昌便利用外交團的壓力，勸段將參戰軍移交陸軍部管轄。段對這個意見本來是無可無不可的，因為陸軍總長靳雲鵬也是他手下的一員健將，但是段的第一號親信、參戰處參謀長徐樹錚堅決反對。原來段黨內部早已分化，徐、靳兩人因爭權奪寵而形成水火，徐世昌的這個意見，正是要拉攏靳雲鵬，抵制徐樹錚。在此時期，徐世昌曾擬就一套裁兵計劃，說明全國軍隊共有一百三十八萬人，軍費占去國家財政收入的五分之四，國家無力負擔，擬俟南北統一實現後，向國際銀行團借款裁兵，將全國軍隊縮減為五十萬人；裁兵完成後，進一步實行軍民分治，軍人不得兼任省長，藉以削弱地方軍閥的權力，加強中央政府的控制。這個計劃正是以前歷屆總統借款裁兵計劃的翻版。於是徐樹錚將計就計，向段獻策，提出保存參戰軍用以監督裁兵的建議，這樣，既可以拒絕南方取消參戰軍的要求，又可以杜絕外交團的責難。這種用招兵的方法來監督裁兵的說法，本來不值一笑，但這是當時情況下段所能採取的唯一藉口，他就用這個理由拒絕交出參戰軍。關於南方代表所提的停止參戰借款問題，段當然也不肯同意，徐世昌無力反對，因此北京政府以財政困難、軍費無著為理由，表示不能接受。 在這時期，陝西靖國軍無法發出電報，只能用快信向上海和會南方代表提供情報。由於交通阻隔，唐紹儀在二月下旬所接到的還是一月上旬的情報。根據情報，一月六日管金聚由鳳縣攻占寶雞，繼續向鳳翔進攻；陳樹藩部集中武功；奉軍由潼關、吊橋移向興平、武功；劉鎮華部進攻盩厔；張錫元部進攻渭南。以上情報證明，徐世昌雖然下過停戰命令，但是陳樹藩陽奉陰違，段祺瑞繼續通過參陸辦公處調兵遣將，密令進攻，與徐的明令停戰，恰恰是背道而馳，各搞一套。 二十四日，唐紹儀因為陝西戰爭並未停止，向北方代表提出嚴厲的質問，並要求撤換違反停戰成約、破壞和平的陳樹藩。二十六日，唐又接到一月中旬的陝西情報，靖國軍在北軍的強大攻勢下，先後退出乾縣、盩厔、郿縣、扶風，北軍又向鳳翔、岐山、蒲城、富平進攻。南方代表團宣布從本日起停開正式會議，改開談話會，在北京政府未撤換陳樹藩以前，不議其他案件。其實，陳樹藩不過是段手下的一名走卒，南方代表這個要求並非關鍵性問題，而北京政府在段的控制下，連這個起碼要求也是辦不到的。 與此同時，湖南善後協會派遣代表文鹿鳴、傅鈍根向和會請願撤換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他們向和會縷述北軍第七師在湖南的種種暴行，泣不成聲，南北代表無不為之感動。屬於湘籍的南方代表忿然提出，一定要撤換張敬堯，否則和會不應開議其他案件。張敬堯也是段的爪牙之一，當然這個要求也是北京政府辦不到的。 此外，北京政府準備發行民八短期公債四千萬元，南方代表懷疑北京政府利用和談為緩兵之計，一面籌措戰費，準備繼續用兵，因此表示反對。 關於南方代表所提的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並將這個協定的有關文件交付和會審查的問題，二十八日北京寄到四個文件：（一）《中日軍事協定》文書，（二）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三）中日海軍共同防敵協定，（四）解釋「歐戰終止」日期的補充文件。根據後一文件的解釋，《中日軍事協定》應到中日兩國批准對德和約，戰爭狀態才算終止。這個文件是二月五日上海和會召開前，由參戰處參謀長徐樹錚與日本陸軍代表東乙彥簽定的。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北京賣國集團所要的一套手法，在和會召開前延長了《中日軍事協定》的有效期，將既成事實置於和會之前，而現在公開這個文件，就是表示《中日軍事協定》目前不能廢止。 二十八日，唐紹儀在談話會上向北方代表團提出三項質問：（一）陝西戰爭不但未停止，北軍反而大舉進攻。（二）參戰軍不但未取消，反而大加擴充。（三）《中日軍事協定》尚有附件未寄到，北京政府不但無誠意取消，反而延長了這個協定的有效期。以上三項，限於四十八小時之內答覆。同日，南方代表將上述事件向外交團發表聲明。 三月二日，北方代表因為北京沒有回電不能作答，即向北京政府提出總辭職，因此上海和會正式宣布停會。從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二日，和會僅僅進行了十一天，其中正式會議只開過五天，就在寸步難移的情況下中斷了。 南方代表在停會後通電全國，指出：「陝西停戰與參戰軍停募兩事，證明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主戰，此非謀和無誠意，即其威信不行，有一於此，和必無幸。」另一電報稱：「北京政府擬發行八年公債四千萬，向銀行抵借，以二千萬為各省軍費，一千萬歸參戰軍，一千萬為安福俱樂部經費。此案未經國會通過，不能承認。」 上海和會本來是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誕生的。當和會遇到困難的時候，美、英兩國曾聯合法國向北京政府繼續施加壓力，表示中國已經無戰可參，參戰軍不應繼續存在；並且暗示中國政府如果不能自動裁兵，可由國際監督裁兵。由於這個壓力，段又大起恐慌，他就偷偷摸摸地取消參戰軍名義而改稱國防軍。其實，全國正規軍都是國防軍，在陸軍之外而另有國防軍，這種作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西方三國還根據以前外交團的共同決議——中國未實現統一以前，各國不得提供借款——壓迫日本停付參戰借款，停止軍火運華。日本公使小幡被迫發表聲明，參戰借款二千萬元，除已付三百萬元外，其餘一概停止支付，同時停止軍火供給。 四　四國公使向北京政府面提勸告，和會恢復後轉入秘密談判。北京政府內訌。南北軍人表示不干政的喜劇。和會的最後破裂 上海和會中斷，引起了西方三國的極大不滿。三月四日、五日，英國公使朱爾典、法國公使柏蒲先後謁見徐世昌，極力勸告恢復和談，並希望中國在歐洲和約簽定之前實現國內和平。他們本來打算聯合五國提出第二次勸告，日本公使小幡藉口未奉到本國政府訓令，不肯參加。於是三月七日，美國公使芮恩施、英國公使朱爾典、法國公使柏蒲、意國公使華雷偕同謁見外交部次長陳籙，當面勸告中國政府應當早日恢復上海和會，不要提用參戰借款，不要將參戰軍投入內戰。同時，抗議北京政府不應以鹽稅餘款抵借八年公債。 同一時期，全國各方面搶救和會之聲四起，有些團體提出要派代表監督和會繼續進行。 三月六日，在湖南前線的直軍將領吳佩孚致電唐紹儀，指出和會破裂是由於「某派（安福系）作梗，東海（徐）受困，威信不行」，大家應當「共謀良策，破除障礙，以維和局」。這位北洋派戰將公開支持南方，打擊皖系和安福系，他的態度已經變得日益露骨和更為強硬了。 北京政府接到北方代表總辭職的電報後，曾經回電慰留，並於三月三日重下陝西停戰的命令。隨後南北雙方在和會停開的責任問題上大打筆墨官司：南方指責北方無和平誠意，北方則指責南方別有用心，並舉出和會召開前南軍將領林葆懌、熊克武、于右任等分別就任福建、四川、陝西三省督軍等事實為南方無誠意謀和的證據。錢能訓在通電中指責南方代表不應以對待敵國的最後通牒對待本國政府，並且說陝西戰爭已停，南方代表不應偏聽於右任的一面之詞。 三月十二日，陝西劃界監視員張瑞璣由北京啟程前往西安，十四日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時公布了《中日軍事協定》全文。北京政府認為這兩個關鍵性的問題已經有了交代，希望南方代表恢復和會。十四日南方代表發表第二次宣言，認為陝西戰爭並未停止，參戰借款仍在支取，參戰軍仍在迅速擴充，《中日軍事協定》時效延長；似此情形，和議無從談起。 但是，一方面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和平，外交團的壓力也在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直桂兩系軍人堅決反對繼續進行戰爭，所以上海和會雖然停開，和平之機仍未斷絕。桂系首領陸榮廷建議一面恢復和議，一面進行交涉。四月一日，長江三督與吳佩孚聯名電請重開和會，並建議陝西停戰問題加派大員前往徹查。這個電報是由李純主動，取得王占元、陳光遠、吳佩孚三人的同意，由南京發出來的。也就在這一天，張瑞璣由西安來電報告陝西停戰劃界業已實現[3]，因此停頓了三十六天的和會又於四月七日恢復談話會，九日恢復正式會議。這次會議，南北代表相約不公布內容，以免引起來自各省人民團體的干預，所以當時稱之為「扃門會議」。 南北代表在「扃門會議」中採取攤牌的辦法，把雙方所要提的問題全部都擺了出來，然後逐一地謀求解決的途徑。南方提出的有取消《中日軍事協定》，裁撤參戰機關及其所屬部隊，停支參戰借款，國會自由行使職權，善後借款南北分用，軍政府所頒法令均應認為有效以及湖南、陝西兩省的善後問題等。北方提出的有全國裁兵方案（全國兵額規定為五十師），軍民分治，地方自治，發展國民經濟，進行善後借款等。 在南方代表提出的各項問題中，國會問題是雙方發生爭論的另一焦點。南方代表根據軍政府政務會議「必須堅決維持法治」的指示，表示不能讓步。當然，南方既然標榜「護法」，如果不恢復被非法解散的國會，就不能向全國人民交代。可是北方所召集的安福國會，不但是段的政治工具，也是徐世昌取得總統的法律根據，在維持安福國會的問題上，徐、段兩人的意見是一致的。從前朱啟鈐啟程南下的時候，曾秘密向徐請示哪些條件可以讓步到最大限度，徐就指出一切問題可以讓步，國會問題不能讓步。從這些情況來看，國會問題是南北雙方無法解決的矛盾，這個問題有導致和會再度破裂的可能。但是，這個看法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南北雙方都不重視法治問題，他們所爭的仍然是軍閥官僚如何進行分贓的問題。國會問題在表面上雖然爭論甚烈，他們卻偷偷摸摸地進行著一種秘密交易，打算把民國六年國會被解散以前的憲法會議恢復起來，由舊國會議員在南京召開憲法會議的三讀會，完成制憲過程，並且通過追認徐世昌為總統的議案，然後公布憲法，解散南北兩國會，根據憲法規定的國會組織法與國會議員選舉法進行選舉，召集新國會。這個方案是由李純提出來，取得徐世昌的同意，然後提交和會研究的。這個方案既能符合南方「維持法治」的要求，又能保全徐的總統地位。南北兩國會同歸於盡，誰也不占便宜。因此，南北雙方在國會問題上已經找到了別開生面的途徑，這筆秘密交易接近成熟。 但這個方案不是安福系所能接受的。前面說過，北方代表中有幾名安福系分子插在裡面，於是他們就向安福國會告密。四月十二日，北京安福系總部根據北方代表方樞發來的密報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到會者一致痛斥徐世昌、錢能訓的「叛賣」行為。有人建議撤換北方總代表朱啟鈐。有人忿然指出：「我們以前通過錢內閣，是以保全國會為條件的，現在我們必須打倒這個違反諾言的錢能訓！」曾毓雋大罵徐世昌忘恩負義，必須提案彈劾總統。最後他們決定採取先禮後兵的辦法，公推參議院議長李盛鐸[4]。眾議院議長王揖唐當面質問徐，並由兩院邀請全體國務員出席答覆質問。另一方面，段祺瑞電召張作霖、倪嗣沖等到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準備向徐開火。但是由於曹錕藉口在天津開會，必將引起外交團出面干涉，這個會議沒有開成。 這是北京政府內部矛盾的一次大暴露。徐世昌、錢能訓都極口否認有取消安福國會的意圖。 由於北京方面風高浪大，在上海的北方代表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請示得不到回答，會議無從進行。從四月二十九日起，他們只得打伙兒裝起「病」來不到會，和會又轉入到另一個停頓時期。 北京政府為了打破這個僵局，準備放棄公開和議而與西南軍閥秘密議和或者進行局部議和。早在四月九日，以林葆懌、莫榮新領銜的西南全體將領曾經發出一個「軍人不干政」的聯名電報，北京政府參謀總長張懷芝、陸軍總長靳雲鵬首先通電贊成，隨後各省北洋軍閥曹錕、張作霖、倪嗣沖、王占元、張敬堯、田中玉等一致通電響應。張作霖在通電中說，他拜讀了這個佳電，不禁「拍案叫絕」。這是自有南北戰爭以來南北軍人從來未有的一次大合唱。以前他們只有「電戰」，而現在有了「電和」了。以前干政最力的軍人，現在居然賭咒發誓，聲明不再干政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這是北洋軍閥陪笑臉、拉交情的一套手法。北京政府授意他們採取這個手法，為直接議和創造有利條件。但是南方各省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勢力，彼此互相牽制，而北方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勢力，意見不能一致，所以他們徒然耍了一套花招，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 五月六日，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來，加以「五四」運動大風暴發生，南北代表藉口一致對外，恢復了正式會議，並聯名致電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請其拒絕簽字和約。但是這次努力也仍然找不到上海和會的轉機，北京政府在段的劫持下不能有所作為，而且他們正忙於鎮壓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也沒有心情來處理和會問題，因此和會重開後仍然保持僵局。 五月十三日，唐紹儀為了結束這個不愉快的會議，突然提出下列七個條件：（一）絕對不承認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的決議；（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約，並嚴懲締結密約的有關人員；（三）取消參戰軍或國防軍及其他性質相同的軍隊；（四）撤換聲名狼籍的督軍；（五）和會宣告民國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國會的命令無效；（六）和會選出全國知名人士組織政務會議，監督執行和會決議，至國會完全行使職權之日止；（七）和會已決未決之案，分別整理決定。以上七項，如得北方同意，則由和會承認徐世昌為臨時大總統，執行總統職權，至國會選出正式大總統之日為止。 在當天的會議上，朱啟鈐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項，其餘各項從長計議，唐紹儀認為以上七項是南方堅定不移的主張，沒有討價還價之餘地。因此，和會再度破裂，南北代表宣布總辭職，最後結束了這個無法解決問題的會議。 * * * [1]　參戰軍已成立三師，師長為曲同豐、馬良、陳文運，分駐北苑、濟南、保定三處。原來決定擔任第一師師長的傅良佐改任參戰處參謀處長。參戰機構所屬軍隊，有西北邊防軍四個混成旅，旅長為宋子揚、宋邦翰、褚其祥、張鼎勛，分駐廊坊（第一旅）、洛陽（二、四兩旅）、宣化（第三旅）三處。 [2]　1月25日，胡部營長張義安在三原獨立。27日胡與曹世英分別由富平、耀縣到三原，組織陝西靖國軍，分任右、左兩翼司令。 [3]　張瑞璣於3月22日行抵西安。他是舊國會議員，由南方代表建議推為陝西劃界專員。他到陝西後，竭力為陳樹藩辯護，說他並未進攻靖國軍，因此引起南方代表的嚴重不滿。 [4]　梁士詒辭職後，李盛鐸被選為安福國會參議院議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