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四十三章　南北和議實現

一　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勸告。社會「名流」組織「全國和平期成會」。北京政府頒布和平令 在徐世昌就總統職以前，日本原敬內閣召回了以前日本政府派到中國來支持段政權的林權助，以芳澤代理駐華公使，不久派小幡繼任。由於歐戰即將結束，美國在爭奪中國問題上逐步轉變為有利的形勢，美國政府乃於六月間召回芮恩施，對中國問題作了新的指示，八月間又叫他再到中國來擔任原職。英國公使仍然是在中國多年的朱爾典。十月十日上午十時半，各國外交使節到公府致賀新總統就任，推朱爾典以領袖公使代表全體致詞，希望南北統一早日實現。其實，西方帝國主義決不是贊助中國統一的，這是它們對日本支持皖系軍閥、製造中國內戰以便獨霸中國的一個反擊，是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問題上對日本的態度由退卻轉為反攻的一個開端。 徐世昌的早期政治生活，深深受到李鴻章、袁世凱等一脈相承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影響，這個政策的實質就是不投入一個帝國主義的懷抱，利用各帝國主義在中國互相角逐、互相牽制，保持它們的均勢，以便在國際共管的局面下苟且偷安。這個政策與段祺瑞投降日本的路線不能相容。在徐上台的時期，德皇威廉二世已經退位（十月九日），歐戰即將結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集團已經有力量過問遠東問題，日本已經不能單獨控制中國，這些情況有利於執行徐的外交政策而不利於執行段的外交政策。國內局勢也起了重大變化，湖南戰場上南北兩軍成立停戰協定，閩粵邊境戰場上北軍一敗塗地，北方主戰派沒有人肯把自己的「本錢」投入戰爭，對南繼續作戰成為不可能，段的武力統一政策已經完全破產。 徐世昌就總統職以後，西南方面仍然表示反對，十月九日非常國會決定停止總統的選舉，由軍政府攝行總統職權。以前軍政府並未宣告攝行總統職權，今天忽然有此一舉，這是由於西南各省軍閥承認馮國璋代理總統是合法的，而徐的總統地位是非法的，既然合法者不復存在，就需要有一個機構來攝行職權，以免陷於無總統的狀態。另一方面，非常國會停止總統的選舉，反映西南實力派雖然否認徐世昌的總統地位，卻願意把他作為接洽和平的新對象，因此並不另選總統，以免陷於僵局。 全國人民和各方面都需要和平，只有段祺瑞反對和平。但他不能繼續從日本取得大力支援，而北洋派又無可用之兵，他沒有方法阻止和平運動的蓬勃發展。其唯一手段就是利用徐世昌這個工具，以和平的偽裝應付國內外環境，在和談中儘可能地製造藉口，拖延成立協定，使南北雙方長期地停留在不戰不和的階段，等到參戰軍可以投到戰場時，就終止無誠意的和談，繼續執行其武力統一政策。他派徐樹錚以參戰處參謀長兼任西北國防籌備處處長，以洛陽為據點，繼續訓練參戰軍三個師。他又在解除內閣總理以前，派曹汝霖、陸宗輿為幣制局督辦和總裁，以便掌握新政府的實際財權。 徐世昌雖然不甘心做別人的工具，但在初上台的時候，還不能露骨地擺脫段的勢力。他只能利用段祺瑞不敢公開反對和平的這一弱點，將計就計地進行他的「和平混一」政策。他派任可澄、趙炳麟到廣州有所活動，同時又通電北方各省徵求解決時局的意見。這些動作，事前都取得了段的同意。 十月十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向徐打來一個賀電，附帶提出勸告：「中國若不早息爭端，殊難協同友邦一致達到維持正義之目的。貴大總統就任，更應和衷共濟，統一南北，則於國際事務中可占其應有之地位。」這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局勢長期忍耐後所使的第一手「回馬槍」。它企圖用「漂亮」的言詞，並且運用金元外交，從日本懷抱中把中國奪在它的手裡。這個電報顯然帶有干涉內政的口吻，可是徐正要利用國際勢力來嚇唬段，反而覺得「正中下懷」。他在回電中說：「本大總統當選之日，即以國家統一為懷，現正力求治理，以達此原定之目的。」 十月十八日，美國公使芮恩施到公府為回任後的首次謁見，在談話中非正式地提出了南北和平的勸告。徐也非正式地表示，中國實現統一後，必須大力裁減軍隊，希望美國在財政方面予以協助。芮恩施表示美國政府對這個問題必能予以同情考慮。事實上美國政府早在六月間就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改組五國銀行團，加入美國，退出俄德兩國，由這個新銀團向中國政府進行交涉，延長幣制借款期限，「援助」中國政府「整理財政，裁減軍隊」。八月三十日又曾策動英法兩國公使共同抗議中國利用日本資金髮行金幣券。由此可見，美國正是要打破日本包辦對中國的投資，而把將來國際投資的聯合機構控制在自己的手裡。 徐世昌當然需要一個外國主子替他撐腰。他的黨羽梁士詒等本來就是與英美資本有聯繫的官僚買辦階級。他曾授意梁組織一個政黨，梁網羅了一批社會「名流」成立「和平促進會」，其中有非安福系議員一百零八人，研究系也參加了這個組織。安福系知道徐世昌要和段分家，因此他們的機關報在字裡行間罵徐「忘恩負義，喪盡天良」。 徐打算以梁士詒組織內閣，以皖系穩健派靳雲鵬為陸軍總長。消息傳出來，皖系機關報一致攻擊梁士詒，徐樹錚也竭力反對靳雲鵬，徐只好放棄這個打算。從此徐段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深。 十月二十三日，社會「名流」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莊蘊寬、孫寶琦、周自齊、張一麐、王家襄、谷鍾秀、丁世嶧、徐佛蘇、文群、汪有齡、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濟、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汪貽書、王人文、林紹斐、由宗龍等二十四人通電發起組織「和平期成會」。這個團體的發起人包括國民黨、政學系、研究系和擁戴黎元洪、馮國璋的政客，甚至安福分子王祖同也被吸收，只缺少一個「大名流」梁啓超。梁啓超曾宣言停止政治活動，專心從事寫作，所以不便公開加入。 十一月三日，「和平期成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推熊希齡、蔡元培為正、副會長。熊希齡一再聲明這個組織不帶政治意味，不受任何方面利用。其實，和平運動就是一種政治運動，決不是什麼超政治的一種活動。不受利用也是做不到的，首先就受了梁士詒的利用。梁士詒組織「和平促進會」受到主戰派和安福系的共同攻擊，而這時徐世昌還不便公開和段決裂，因此和平期成會成立後，和平促進會即行結束，舊交通系分子轉入和平期成會，這是梁士詒脫胎換骨、隱蔽目標的一種做法。當然，和平期成會受梁士詒的利用也就是受徐世昌的利用。此外，它還受了南方桂系和軍政府的利用。軍政府允許這個組織在廣州成立分會，桂系軍閥也紛紛回電響應它的和平主張。十分明顯，這是通過這個組織與北方取得間接聯繫的一種作法。 段祺瑞既然要以和平偽裝應付國內外環境，所以他手下的蝦兵蟹將在一轉眼之間都變成了「主和派」，張敬堯、趙倜、倪嗣沖、曹錕都有回答和平期成會的電報，滿紙贊成和平。倪嗣沖還發表了一種妙論，認為病人服熱藥無效，自應改服涼藥，醫生斷然不應有堅執偏見貽害病人的道理。同時，全國各團體百分之百響應和平期成會的和平主張，各省紛紛組織各種不同名稱的主和機構，規模最大的是由各省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在北京聯合組織的「全國和平聯合會」。 段祺瑞對於日益高漲的全國和平運動，採取了冷眼旁觀的態度。 徐世昌企圖在歐戰結束以前實現國內和平。和平期成會發起組織的一天（十月二十三日），代理內閣總理錢能訓直接電達西南，以「歐戰行將結束，國人不堪再戰」為理由，希望「先就事實設法解紛，而法律問題俟之公議」。徐世昌想把國會問題、總統問題放下不談，先就軍事問題和實力派的權力支配進行討論，達成協定。這是自第二次南北戰爭發生以來北京政府直接向西南通電並且表示和平態度的第一次。 十月二十五日，徐世昌以總統名義下了和平令。 十月二十三日，曹錕等又以「坐鎮江淮，功罪相抵」為理由，呈准北京政府取消了復辟首犯張勳的通緝案。這是最後赦免的一個政治犯。這時，所有帝制、復辟各犯全部獲得自由，有的又成為當時政治舞台上的「紅人」。張勳從荷蘭公使館走出來，也想做南北間的「調人」，和他的老朋友陸榮廷進行聯繫。二十五日他懷著這個目的到公府見徐，徐因避嫌不予接見。 二　徐世昌召集督軍會議。北京政府和軍政府先後發錶停戰令 美國威爾遜總統向徐世昌提出和平勸告後，公府美國顧問韋羅貝向徐建議，由南北國會派選同等數目的議員，在上海組成聯席會議，制定憲法，追認徐世昌為總統，並選舉南方領袖一人為副總統；憲法告成後，這個臨時國會和南北國會同時解散，根據新憲法改選新國會。 這時，日本政府雖因國際局勢轉變而不敢像以前那樣視中國為其「禁臠」，但也決不甘心讓美國奪去在中國問題上的主導權。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建議由英、美、日、法、意五國共同向中國南北雙方提出和平勸告，這是日本力爭對中國問題的主動權和抵制美國獨斷的一種手段，美國對此不便反對。同時美國政府也提出了一個對策，在中國未統一以前，各國不得對中國單獨提供借款，借款應以統一後的中國政府為對象，並應監督其用途。日本政府對此也不便反對，但是反對將這一意旨列入對中國的勸告文內，以免影響日本的影響力；日本政府願意單獨發表聲明，在中國未統一以前，停止對中國的借款和一切財政援助[1]。 接著各帝國主義者又布置了另一個惡毒的陰謀。十月三十日，協約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說帖，指責中國未履行參戰國義務，處理敵僑過於寬大，參戰軍不用以對外而用以對內，關稅餘款及停付的庚子賠款都用在內戰上，全國土匪橫行，破壞鐵路交通，共計列舉了十二條款。這對中國在即將舉行的世界和平會議上的席位起了很壞的影響。從這個說帖中，也可以看出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在中國問題上的嚴重對立。 十一月二日，安福國會通過了追認對德宣戰案，以完成中國參戰的「法律手續」。 徐世昌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圖和適應新的國際形勢，決定召集各省北洋軍閥到北京來舉行一次大規模會議，解決南北和平問題、裁兵問題、軍民分治問題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截留國稅等問題。他叫財政部編制了財政收支月季表，備交各省參考，想促使各省軍閥了解軍費開支過大，收支無法平衡的實際情況，因而贊成裁兵。他雖是一個赤手空拳的總統，但恃有國際背景，自信可以制服各省軍閥。他所提出的問題也就是以前歷屆北京政府所欲解決而未能解決的問題，而他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也和以前一樣，取決於軍事會議。 為了避免徐樹錚興風作浪，徐世昌在舉行督軍會議之前，派他到日本觀操（十一月四日），並授以陸軍上將銜。 十一月上旬，張作霖、陳光遠、孟恩遠、趙倜、倪嗣沖、張懷芝、盧永祥先後應召到了北京。這時，不但國外情況對主戰派不利，有些主戰派軍閥本身地位也發生了動搖，第五師師長張樹元不能容忍張懷芝再留在山東督軍的位子上，皖南鎮守使馬聯甲也想奪取安徽督軍，李厚基在福建的地盤日益縮小，因而惶惶不安。張懷芝到北京來，有人暗中指使山東各團體向北京政府提出控訴，要求予以撤換，因此張懷芝力求內調為陸軍總長。北京政府在沒有做好安排以前，先任命張樹元署理山東督軍（十一月一日）。倪嗣沖也要求內調農商總長。 徐仿照以前袁世凱籠絡武人的手段，贈給張作霖大禮服和金表。張作霖也不反對和平了，口口聲聲服從大總統，自己毫無成見。 隨後王占元、閻錫山也都應召到了北京。沒有到北京的各省軍閥都派有代表出席會議。自有督軍團會議以來，親自參加會議的督軍以這次為最多。長江三督有兩督參加了會議，一督派了代表。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只有距離北京最近的曹錕，因為副總統沒有做成，賭氣不肯來，徐一定要等他來後才舉行會議。十四日曹錕終於情不可卻地趕到北京。 會議於十五日在公府集靈囿四照堂舉行。段祺瑞也被邀參加。參加會議者除八個督軍外，還有綏遠都統蔡成勛、松滬護軍使盧永祥和黑龍江、湖南、甘肅、陝西、江蘇、四川等省代表，府秘書長、全體閣員以及參戰處代表二人，共計三十三人。徐首先請段發表意見。段吞吞吐吐地說，他本人已經「下野」，未便參預國家大計。本人一得之見，國內和平應請大總統主持，但不能採取「對等議和」的形式，也不應討論國會問題。徐接著發言，極力推崇段主持對德宣戰的「偉大功績」，他說如果沒有這一舉，今天中國的地位真是「不堪設想」。隨後略略談到目前國內外環境有恢復國內和平的必要。接著，錢能訓發言，說明武力統一政策執行起來有困難，因此應當採取和平統一政策。倪嗣沖、曹錕先後提出了一些疑問，如南方有無和平誠意，南方內部能否取得一致意見等等。錢能訓說，岑春煊、陸榮廷都有和平誠意，少數反對派沒有力量，岑、陸可以負責進行。這天的會議沒有耀武揚威的主戰論，大家一致表示「服從總統」，贊成和平統一。 十六日繼續舉行第二次會議，議決：（一）如果南方不提出過苛條件，一致贊成和平統一的方針；（二）歐戰停止，參戰督辦處應改為邊防督辦處；（三）預籌各省善後；（四）收束軍隊，先從調查軍隊實數入手；（五）責成各省照章報解中央稅收。 同一天，北京政府發表了前方軍隊罷戰退兵的命令。 這次督軍團會議，表面是徐世昌勝利了，實際上仍是段祺瑞的極大勝利。首先，「服從總統」是有條件的，要南方不提出過苛條件，而南方所提的任何條件都可以被認為是過苛的，那就沒有「服從總統」的義務了。例如段反對與南方「對等議和」，反對在和談中討論國會問題，實際上就是反對和平的另一方式。顯而易見，不採取「對等議和」的形式就是對南方的迫降，而維持安福國會也絕對不是南方所能接受的。其次，參戰處改為邊防處使它成為一個常設機關，段就可以繼續掌握兵權，控制北京政府。此外各條也都是一些抽象的東西，涉及各省軍閥的切身利益，當然也難實現。 各省軍閥曾要求派遣代表列席南北和平會議，徐不以為然。 十一月十九日，美國駐廣州總領事奉有美國公使命令，訪問軍政府外交總長伍廷芳，請軍政府響應北京政府發表罷戰退兵的命令。美國總領事說，如果不這樣辦，南方就會失去國際同情，因而陷於不利。伍廷芳回答說，軍政府可以承認徐世昌為北方事實上的領袖。美國這一表示，分明是用威脅口吻壓迫南方接受它所擺布的促成中國「和平」的計劃，可是軍政府和西南軍閥並不感到難受，十一月二十二日，軍政府下令前敵各守原防，靜待後命。 三　徐、段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南北雙方在有關和會問題上發生爭執 從徐世昌發表和平令的一天起，徐、段之間就逐步地展開了幕後的鬥爭。 曹錕到北京後，段和安福系竭力加以拉攏，保證一定選舉他為副總統，並且擔任說服張作霖放棄副總統的競選。果然張作霖反過頭來疏通東三省籍議員一致投曹錕的票。張作霖還去威脅梁士詒擔保選出曹錕為副總統，否則將以激烈手段對付，嚇得梁士詒避往天津，表示要辭去參議院議長。曹錕知道以前副總統選舉幾次流會都是舊交通系搗的鬼，而舊交通系是徐的政治助手，因此曹錕產生了一種感激段而怨恨徐的心理。安福系又集中火力攻擊梁士詒，硬說他們並不反對南北和平，只是反對梁士詒包辦南北和平。這是段與安福系打擊徐的一個步驟。 錢能訓是徐的主要助手。徐已經把錢內閣的同意案提交到安福國會，安福系主張以通過錢內閣交換副總統的選出。還有人建議提案彈劾錢能訓以打消同意案，這是段與安福系打擊徐的另一步驟。關於內閣問題，徐的內心是感到痛苦的，但是外表上卻又滿不在乎地說：「不通過錢內閣也不能難倒我。我的老朋友很多，不像華甫（馮）找不到一個內閣總理。我提出十個人，難道他們能夠否決十次！」 十一月二十二日，段授意督軍團組織「戊午同袍社」[2]，以團結北洋派為目的，公推曹錕為社長。曹錕做了社長，就儼然執北洋派之牛耳了，副總統的地位也似乎勝券可操了，因此又甘心為段吶喊助威。這樣一來，段的聲勢又由弱轉強，而使徐的「和平統一」計劃受到很大阻力。 主戰派軍閥並不直接反對和平，只是重複著段的論調，反對對等和平，反對取消安福國會。倪嗣沖說：「咱們大總統就是由新國會選出來的，取消新國會就是取消大總統！」 南方滇桂兩系軍閥和國民黨元老雖然迫切希望和平，但是堅持對等議和，這是舉行南北和議的一個先決條件。南方議和總代表原來內定岑春煊，現在岑已做了主席總裁，所以改推唐紹儀擔任。唐是徐的老朋友，剛由日本回國。他在第一次南北和議中充當北方總代表，這次卻內定為南方總代表，前後易位，真是他自己想不到的事情。十一月二十日，徐致唐一電，把不久以前馮、段相持不下，最後相約下野，請他出來主持時局的經過情形和盤托出，希望唐紹儀竭力促進南北和平。唐的回電強調南北對等議和，代表人數相等，談判必須公開。徐對這個問題難作肯定的回答，以後就叫錢能訓代為回電，而唐大為不滿，罵他搭偽總統的臭架子，不講朋友交情。 錢能訓經常與岑、陸兩人互通電報，彼此互稱為「先生」。軍政府也承認錢內閣是北方事實上的內閣。但西南也有反對和平妥協的一派，國民黨元老譚人鳳在漳州發出來一個激烈反對的電報，同時有人在廣州組織「護法聯合會」，反對桂系包辦和議。 徐世昌、錢能訓在段的壓力下，不得不力圖避去對等議和的形式，主張議和地點不在上海而在南京，會議名稱不叫南北和會而叫善後會議。李純建議稱為南京和平善後會議。十一月二十三日，岑春煊致電熊希齡，反對避去對等議和的形式。三十日，以岑為首的軍政府七總裁聯名致徐一電，主張在上海租界內舉行南北對等的和平會議，認為上海是中立地帶，在此舉行會議，可以避免來自各方的政治壓力。錢能訓在回電中力言南京、上海同屬國家領土，在國家領土上談不到有中立地帶，仍然主張在南京開會，但承認南北雙方可以各派代表十人。他反對採取對等議和的形式，理由是辛亥年南北有兩個不同的國體，現在不能相提並論。十二月五日，徐回答七總裁說，他對會議的有關問題一無成見，已由國務院研究答覆。 十二月二十四日，唐繼堯建議仿照辛亥成例，在上海舉行南北和議，雙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數，南方由軍政府主持派選，北方由徐菊老主持派選。 以上說明，在和議未進行以前，南北雙方就在和會名稱、地點和形式上發生了喋喋不休的爭執。徐、錢之所以提出在南京開會，不用南北會議的名稱，是力求避免北方主戰派有所藉口而不利於和議的進行。他們內定以李純為北方議和總代表。但是這種遷就也不能滿足皖系的願望，皖系反對在南京開會，反對以李純為總代表。他們本來打算以北京為開會地點，以安福系首領王揖唐為總代表。這就是說，他們要把南方議和代表叫到北京來進行「公審」，而以安福國會議長充當議和總代表，也就是拒絕討論國會問題的一種作法。 此外，還有一種折衷派，建議以漢口為開會地點。 四　督軍團公開要挾恢復段內閣。五國公使提出聯合勸告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曹錕為首的督軍團在安福俱樂部舉行「慶祝國際榮譽合肥（段）首勛大會」，段祺瑞身著陸軍上將制服，神氣十足地參加了這個大會。二十五日，北京政府為了慶祝協約國的勝利，授給協約各國公使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正當西方各國譴責中國未能履行參戰義務，假對外之名以發動內戰的時候，皖系和主戰派卻把段祺瑞捧為「蓋世英雄」，慫恿北京政府把法律上規定只有對退職總統才能頒授的大勛位授給段，以示破格酬庸。這使一向依附北洋軍閥的「外交家」陸徵祥也不能不出面來說幾句話，認為這將引起協約國的極大反感，才把這個問題擱下不提。 徐召集督軍團會議，原想說明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說服他們不要再空言叫喊，反對和平。不料督軍團到京後反受段的利用，採取另一形式阻撓和平，並和安福系一道反對徐所倚重的錢內閣。曹錕、張作霖、倪嗣沖還到公府謁見徐，代表全體督軍的公意，要求恢復段內閣。這一表示使徐大吃一驚，只得用「外交」作為擋箭牌，表示「現非其時」。 督軍團在北京城公開地吃喝嫖賭，同時張作霖還對財政主管人員進行「綁票勒索」[3]，引起了外交團嘖有繁言。徐勸他們早些回去，免得在北京引起風波，他們置之不理。 段內閣復活的消息使西方帝國主義外交團大為忿怒。十一月二十九日，朱爾典以領袖公使資格，代表五國向外交部提出質問。接見他的外交次長陳籙只得撒謊說，這是少數政客的意見，不足為憑。 十二月二日，美、英、法、意、日五國公使到公府，聯合提出勸告和平的正式文件。文件指出：「中國長期進行內戰，不但中國人民所受損失甚大，協約國在華利益也受到相當的損失。五國政府為了和中國的友誼，希望中國政府早日自謀解決。歐戰現已結束，全世界迫切希望和平，五國政府希望中國從速停止內爭，得以參與世界和平事業。這個勸告是一種願望，不是一種干涉。」 同一天，五國公使訓令駐廣州領事，向軍政府提出同一勸告。 這個勸告公然干涉中國內政，還說不是一種干涉。但是對徐說來卻是一個很大幫助，否則督軍團可能又有一些活劇出現。這個勸告也是日、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展開新的鬥爭，日本被迫退卻的反映。這個時期，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由長期退縮展開了積極攻勢，與西方三國結成新的聯合戰線對抗日本，日本被迫只得加入五國勸告，以免被排斥於中國問題之外。日本國內還發出一種「將中國返還於白紙」的呼聲，主張取消各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保全中國的獨立自主以保證東亞的和平。這就是說，西方各國和日本的勢力應當同時退出中國，誰也不要染指，以免釀成爭端。其實，這是拒絕西方干涉，保持「亞洲門羅主義」的另一方式，而保持「亞洲門羅主義」，也就是保持日本獨占的另一方式。 當日本內閣更動的時候，孫中山派戴季陶，岑春煊派章士釗，還有國民黨元老唐紹儀都到日本進行活動，希望日本新內閣勿再援助段祺瑞。但是，原敬內閣停止對段的援助，並不是由於他們活動的結果，而是受了國際局勢的影響。同時，除孫中山及其周圍人物而外，國民黨元老伍廷芳、唐紹儀都是親美派，都希望與北方進行和平妥協。伍廷芳對五國干涉公然表示謝意，更不用成桂系軍閥是歡迎這種干涉的了。 十二月三日，也就是五國提出勸告的第二天，徐召集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張懷芝、王占元、倪嗣沖、孟恩遠及全體閣員在公府舉行特別會議。這一天，那些威風凜凜的將軍們都變得十分柔順，一致表示服從總統命令，因此決定同意軍政府七總裁的意見，在上海召開南北和平會議。以前爭持不決的對等議和以及和會地點等問題，一一迎刃而解。徐又要求他們疏通安福國會通過錢內閣，他們也無異言。 十二月六日，五國銀行團以鹽稅餘款四百五十萬元交予北京政府維持軍政開支。它們表示必須南北統一實現，才能提供更大數目的善後借款。這是美國運用金元外交控制中國的一套手法。 十二月十四日和十八日，錢內閣同意案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先後通過。二十日徐發表國務總理的任命令。閣員中內務錢能訓（兼）、外交陸徵祥、海軍劉冠雄、交通曹汝霖、教育傅增湘均系聯任，只有陸軍總長靳雲鵬、財政總長龔心湛是新任。張懷芝失去了山東地盤，被調任為參謀總長。 徐樹錚已於十二月十六日回國，但在五國干涉後不敢興風作浪，不敢反對南北和議，甚至也不敢反對靳雲鵬為陸軍總長。 五　皖系又提出「剿匪」問題阻撓和議。五國公使擬提第二次勸告。南北和會在上海召開 五國勸告提出後，主戰派又紛紛發出和平悅耳的電報以代替以前殺氣騰騰的主戰論。皖系急先鋒張敬堯也發出儉電說：「鬩牆之爭，實多隱痛。敬堯尊重和平，實為國人所共諒。敬堯一介武夫，深明時事，豈忍以同室操戈之嫌，甘蹈覆亡之禍。上年於徐州出發之先，曾電達中央力主和平。嗣至漢上，復以和平之旨婉轉陳說，雙方均未採納。事與願違，而希望和平有如望歲，若函若電，累牘連篇，斑斑可考。」但是，大家都記得，這個紙上談兵的「北洋驍將」，在徐州出發之先，曾經痛斥「秀帥夫子」是北洋派的內奸，痛斥王占元、陳光遠因主和而貽誤戎機，並且捏造馮國璋密電主和的消息，引起了直皖兩系關係的嚴重惡化，而到漢口以後，又發出了「殺敵致果，甘之如飴」的狂吠，並且謊報占領蒲圻的戰功。這些事情，倒真是「斑斑可考」的。 這時，各省和平運動繼續高漲，蔡元培、王寵惠又組織了「制憲倡導會」，此外還有類似的團體出現。熊希齡主張召開「國民大會」，由各省省議會、商會、教育會等團體推派代表組成，解決制憲問題，在南北和議發生爭執時擔任仲裁。 儘管在國內外新的形勢下，和平成為不可抗拒的一股熱潮，但是如果說段與主戰派甘心等待失敗，不作最後的掙扎，那就錯了。現在他們不敢正面反對和平，便提出所謂「剿匪問題」，對於南北戰事發生後南方所產生的新的軍事力量，一概不予承認。他們堅持陝西和福建的南軍占領區都不應當劃入西南的勢力範圍內，陝西民軍和閩南粵軍都應當視為土匪而繼續加以討伐。他們仍然把原來已經調動的北軍繼續開往陝西、福建兩省去「剿匪」，以阻撓和議的進行。 徐世昌雖借外力以自重，自身究竟沒有實力，在某些問題上不能不遷就段的意見，以免另生枝節。錢內閣曾召集秘密會議，決定接受主戰派的意見，對於陝西民軍與閩南粵軍，仍得按照「剿匪條例」辦理。當西南方面提出停戰期內北方增兵陝閩兩省的質問時，錢內閣一口咬定陝西民軍首領盧占魁、樊老二、郭堅都是「土匪」，因此派許（蘭洲）張（錫元）各軍前往「協剿」。王永泉旅開到福建，也是為了「協助清鄉」。他強詞奪理地說：「如因渴望和平，縱匪不剿，是坐視兩省糜爛而不惜！如因剿匪而和平忽生障礙，謂為表面言和，陰行作戰，群公設身處地，何以處之？」 由於北方提出所謂剿匪問題，引起了雙方關於「匪」與「非匪」的爭論。西南方面指出，北方軍隊如張敬堯、陳樹藩統率的部隊和龍濟光招募的新軍，事實上都是土匪。伍廷芳還就這一問題電達各國公使，請其主張「公道」。 北京政府也明明知道「匪」與「非匪」的問題，這筆賬很難算得清，而北方增兵陝閩二省是沒有理由的。因此，只得將陳炯明的粵軍在停戰期內攻占長泰一事向軍政府提出反質問。其實，陳炯明已於十二月六日與李厚基成立停戰協定，這是北京政府情急無賴的一種反噬。 此外，中國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會的問題也是雙方的爭端之一。北京政府指定以陸徵祥為代表團團長，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為代表，其中只有王正廷是屬於西南方面的，因此軍政府要求加派伍朝樞、王寵惠二人為代表。 西南方面原擬提出撤銷參戰督辦、停止參戰借款、廢止《中日軍事協定》、解散參戰軍這一系列的問題作為南北進行和談的先決條件。這個時候，歐戰已經結束，參戰問題已不存在，但是參戰督辦改名為邊防督辦，參戰軍改名為邊防軍，繼續支取參戰借款，成立了以曲同豐、陳文運、馬良為師長的三個師。這個機構如果不撤銷，北京政府就要受到它的控制，南北和平也將無從實現。提出這些問題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本來是有必要的。但由於西南方面迫切希望和平，而又明知北京政府沒有力量解決這些問題，所以不作先決問題提出，而擬提交和會討論。 關於北方議和總代表的人選，也引起了北方內部與南北之間的一些爭論。段與主戰派反對以李純為總代表，於是徐改提梁士詒，段又竭力反對。段的意見還是要王揖唐擔任此席。王揖唐是安福系首領，叫他擔任北方議和總代表，就是有意識地引起西南的激烈反對，使南北和議不能召開。因此，徐以王揖唐是眾議院議長，不便擔任議和總代表為理由，改提朱啟鈐為總代表。王揖唐和朱啟鈐都是徐的拜門學生，王揖唐已經成為段的私黨，朱啟鈐則為舊交通系分子，與徐的關係很好。段對此也不同意，認為王揖唐是眾議院議長不能擔任議和總代表，朱啟鈐是參議院副議長也不能擔任議和總代表。 非常國會的孫中山系議員也反對朱啟鈐為北方議和總代表，因為他不僅是安福國會的副議長，而且是洪憲王朝的帝制犯。這派議員百餘人還發出聯名通電，指責北方增兵陝、閩，並無和平誠意，反對進行和談。 由於南北雙方都存在反對和談的力量，特別是北方增兵陝、閩兩省的問題不能解決，五國公使準備向南北雙方提出措詞嚴厲的第二次勸告。這個消息傳出來，段與主戰派大起恐慌，南北和議才得急轉直下，迅速展開。 關於陝、閩兩省問題，是根據李純的建議解決的。建議內容是在兩省劃定南北界限，雙方各在自己的界限內進行剿匪。 十二月二十九日，北方議和代表團朱啟鈐、吳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樞、汪有齡、劉恩格、李國珍、江紹傑、徐佛蘇十人離開北京南下。軍政府也派唐紹儀、章士釗、胡漢民、繆嘉壽、曾彥、郭椿森、劉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饒鳴鑾、李述膺十一人組成南方議和代表團，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到達上海。二月二十日，南北和議在上海舊德國總會開幕。 * * * [1]　此項聲明於12月3日發表。 [2]　1918年（民國七年）為戊午年，故稱戊午同袍社，後來改名為參戰同志社。 [3]　張作霖曾設宴招待財政總長曹汝霖、次長吳鼎昌。曹汝霖託病未到。張作霖在宴會中開了一張軍費賬單，要挾吳鼎昌如數照付，吳推託簽發支票由庫藏司司長李光啟經手，因此張又打電話把李叫來。李也不敢簽，張就突然變臉，封鎖重門，不許他們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