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四十章　段內閣復活和軍政府改組

一　北軍占領岳州、長沙。平江城的北軍暴行和長沙城的軍事洗劫 北軍按照天津會議的決定，從湖北、江西兩路進攻湖南。第一路曹錕的部隊由鄂北移向鄂南，二月中旬集中蒲圻嘉魚一帶。三月六日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移駐汀泗橋。二月二十七日第二路總司令張懷芝到了漢口，三月六日轉赴南昌。從軍隊調動的情況看來，號稱北洋派驍將的張敬堯並不奮勇當先，而主戰派第二號大頭目張懷芝的戰鬥意志也並不怎麼旺盛。 出兵也以曹錕為最多，除第三師外還有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三個混成旅。曹錕幾乎把全部「家當」都交給吳佩孚，任為直軍前敵總指揮，他的目的顯然想在這次內戰中掙得副總統的地位。吳佩孚所指揮的兵力遠在張敬堯之上，張敬堯雖系援岳總司令，只是虛有其名。 第二路所屬有山東第一師施從濱、江蘇第六混成旅張宗昌、安武軍李傳業等部，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不及第一路。 張敬堯不善戰而善吹，一到漢口就發出「百戰餘生，殺敵致果，甘之如飴」的豪語，一到蒲圻又發出占領蒲圻的第一個捷報。這個捷報使主戰派大受鼓舞。隔了幾天，湘軍總司令程潛通電各省，聲明南軍自進駐岳州以來，從無一兵一卒越及鄂境，蒲圻為北軍防區，攻克之說，不知從何而來。 北軍將要發動攻勢的時候，直桂兩系還在做挽救和平的最後努力。譚延闓在桂系授意下三月三日由上海到南京，建議以南軍自動退出岳州，北軍也不進駐，為南北進行和平談判的前提條件。同時各省省議會準備在南京舉行聯席會議，推進南北和平。李純向北方轉達了譚延闓的意見，並建議關於國會問題提交省議會聯席會議解決。 事實上南北能否進行和談，其樞紐不在直系，直系已被主戰派的威勢壓倒，所以李純根據馮的來電指示，請譚延闓自己到漢口與曹錕等協商解決。到三月十日，湘北的炮聲響了，譚延闓只得掃興地回到上海。 一直到北軍進攻岳州的前夕，譚浩明仍然不做應戰準備。南軍布置：湘軍趙恆惕師在岳州，劉建藩部在平江，桂軍馬濟、韋榮昌、陸裕光等部擺在後面作總預備隊。桂系明明有勝則居功、敗則先退的打算。桂系早已無意於與北軍在湖南戰場上決戰，在南軍占領岳州後，就有一部桂軍撤回廣東。陸榮廷的主要目的是要鞏固在廣東的統治地位，掃除廣東境內的異己勢力。以前他對北方採取聯馮制段的策略，企圖利用直系牽制皖系，如果北洋派內部發生戰爭，桂系就可以袖手旁觀，乘機取利。現在他看見湖南戰爭即將爆發，認為這是一場沒有希望的賭博，北軍兩路進兵，長岳腹背受敵，南軍作戰地位十分不利，因此放棄了以前以湖南為兩廣之門戶而必須加以堅守的看法，決定在必要時期保全實力，不戰而退。 桂軍不準備應戰的消極態度，使湘軍士氣受到嚴重影響。當南軍占領岳州的時候，湘軍將領主張乘勝進攻武漢，至少也應當占領鄂南一帶的有利地形作為岳州外圍據點，但是譚浩明嚴令不許入鄂境一步。現在南軍的作戰地位確實是不利的，而更不利的是桂軍準備不戰自退，湘軍不能單獨作戰。此外，無論在軍火或軍費上，湘桂軍的待遇都是極不公平的，這一情況也引起了湘軍的忿忿不平，所以不待作戰，南軍的弱點早已暴露出來。 這次戰爭從三月上旬開始。直軍擔任進攻岳州，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派有楚觀、江鯤、江利、江犀、江貞五艘兵艦助戰，而南軍沒有海軍，江防上又分去了一些兵力。 三月十日，吳佩孚通告占領羊樓司。這個捷電雖然不像張敬堯無中生有地虛報戰功，但是湘軍的最前線在雲溪，北軍發動攻勢時即已自動撤退。北軍十三日又占領雲溪，十七日沒有遇到堅強抵抗進入岳州。吳佩孚在接連發出的捷報中盛稱南軍如何奮勇抵抗和北軍如何奮勇進攻，都是誇大其詞。 十七日晚間，前方還有未退盡的一批南軍不知道岳州已經放棄，盲目地退下來，剛進入岳州的北軍疑心中了埋伏計，便又驚慌失措地退出岳州。在洞庭湖配合作戰的海軍向得而復失的岳州城盲目地炮轟了一整夜，這支南軍又退走了，十八日北軍才又第二次占領岳州。這一情況說明南軍撤退時的極度混亂，而北軍也並不是勇敢的。 北軍第七師擔任進攻平江。平江南軍於三月十七日撤走，第七師沿著通（城）平（江）大道開進來，一路上展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他們硬指農民是南軍便衣隊，沿途青壯農民都被搜殺，農民家裡搬得動的東西都被搶光。姦淫與搶劫同時進行，婦女紛紛逃到山洞裡躲藏起來，又碰到連朝大雨，饑寒交迫，困頓不堪。事後慈善團體在一個山洞裡就發現了奄奄一息的婦女三百多人。此外婦女為避逼奸而投水自盡的也不少。北軍於十八日開進平江城，張敬堯採取了「三天不封刀」的野蠻辦法，縱容士兵以搜索殘敵為由，肆無忌憚地闖入民家，搶劫財物，強姦婦女，宰食牲畜，拉走壯丁。三天之後才頒布所謂安民布告。但是三天之後的情形並未有所改善，姦淫搶劫仍然盛行，長官置而不問。 南軍放棄岳州時，譚浩明還在長沙威逼商會搜刮軍餉，並且出有「四言韻示」誇口說道：「岳陽小挫，軍事之常。本帥坐鎮，自有主張。」到三月二十五日，這位「自有主張」的三省聯帥已經先一日溜走了，湘軍上級軍官也都不知去向，頓時長沙陷於無政府狀態。以前長沙每逢南北軍一去一來的「青黃不接」時期，各團體照例要出面來組織一個維持秩序的臨時機構，這次發生了軍事大洗劫，嚇得那些有「聲望」的人士不敢露面。前方士兵一批一批地退下來，找不到食宿之所，找不到自己的長官，一時忿無可泄，就開始向城內各商店和住宅大肆搶劫，首先在八角亭、黃道街、坡子街一帶商業中心區大顯身手，隨後遍及全城，去了一批，又來一批。被劫商店都停止營業，在排門上大字標寫：「本店被劫一空，無貨應市」，因此，全城宛如罷市、罷工的情景。長沙人民從來認為湘軍是保衛家鄉、抵抗北軍的子弟兵，雖然這批敗退下來的湘軍志在財物，並不殺人放火，也不強姦婦女，但和北軍只有程度上的區別，因此對自己的子弟兵也感到失望，對南北軍閥同樣憎恨，反對故爭的情緒更高。 二十六日，直軍未遇抵抗進入長沙，很快就向湘潭開去，接替直軍開到長沙的就是以殘暴聞名的第七師。 二十七日，北京政府任命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四月四日晉授曹錕勛一位，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授予張敬堯一等文虎章，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授予吳佩孚勛三位，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犒賞攻克岳州和長沙的將士各三十萬元。 二　段內閣復活。北軍第三期作戰計劃。徐樹錚的權威 以前段祺瑞拒絕組織內閣並非「無意於此」，是想觀望一下，等到前方打了勝仗再上台。三月十九日就是北軍占領岳州的第二天，以曹錕為首、包括長江三督在內的十五省三特區北洋軍閥發出了請段再起組閣的聯名電報。電報說：「錕等互相約定，我公允任揆席，則同人誓當一致，共扶危局，否則亦惟從公高蹈，不問世事。全國安危，同人離合，均系我公一身！」 在北軍占領岳州的一天，馮又準備下一道命令，對南軍事以岳州為止。他認為：岳州既已「收復」，北洋派的聲威也得到恢復，對願意講和的桂系沒有繼續用兵的必要。他接到這個聯名電報，看見段的「聲威」竟然高到如此地步，哪裡還敢開口，只得又一次矮下身子來請段以北洋團體為重，接受組閣任務。段還在假惺惺地說是無意於此，馮就指天誓日地表示願意與之同生死，共禍福，並且自動承認五個條件作為城下之盟：（一）參陸辦公處仍然遷回國務院，以靳雲鵬為主任以代師景雲；（二）國務院決議，總統不得擅改一字；（三）閣員由總理選擇，不必徵求總統同意；（四）公府秘書長由總理推薦；（五）中央（指總統）致各省的電報，須由院方核發。 三月二十三日段祺瑞組閣命令發表。原任閣員外交陸徴祥、陸軍段芝貴、海軍劉冠雄、交通曹汝霖、內務錢能訓、農商田文烈、教育傅增湘都沒有更動，只有王克敏、江庸下台，以曹汝霖兼署財政總長，朱深為司法總長。院秘書長為張志潭。二十五日，參陸辦公處遷回國務院。 段上台後，打頭一件事就是通令各省須稱北軍為「國軍」，南軍為「敵軍」，不得再用南軍、北軍等字樣。這是堅決繼續執行武力統一政策的一個信號。徐樹錚到北京來祝賀新內閣，公開發表「不打到廣州決不罷兵」的豪語。段又制定了對川、湘、粵三省進兵的第三期作戰計劃：（一）湖南戰場仍以直軍為主力，俟湘東之「敵」肅清，即抽調第二路為進攻廣東的主力，同時令江西「國軍」向南雄推進，福建「國軍」再向潮汕推進，會合廣東境內龍軍四路進攻；（二）以奉軍為進攻四川的主力，分作兩路，一路由鄂西入川東，一路由陝南入川北，會合陝軍和劉存厚川軍進攻。 這時，北軍在湖南戰場上雖然僥倖獲勝，但是劉存厚在四川已經不能立足，龍濟光在廣東也節節失敗。段對這些情況毫不在意，只看見湖南北軍的破竹之勢，認為北軍有足夠的力量征服西南，武力統一的實現就在目前。 段內閣復活後，不但馮對他不敢不低頭，就是長江三督也都隨波逐流不再主和。李純竭力拉攏徐樹錚，陳光遠表示接受第三期作戰計劃。皖系很高興地認為直系在屢經挫敗之餘，已經全面屈服了。 段內閣復活和皖系在對直系的鬥爭中取得極大勝利，徐樹錚認為都是他的大功。他到北京來就是為了主持對南軍事和包辦新國會的選舉。有些皖系軍閥不了解為什麼不乘此機會趕馮下台，四月七日倪嗣衝到北京來，極力主張以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的選舉權，即日進行總統的選舉。徐樹錚向他解釋，在三四個月內新國會就要成立，由新國會選舉總統是合法的，因此沒有必要提早進行總統的選舉，而過早的選舉是不合法的。倪嗣沖聽了這番話，才收回了自己的主張，並且迅速加入安福集團而成為它的後台老板之一。 徐樹錚到北京後，得意忘形地以段的後台自居，認為北京政府的一切軍國大計都必須取決於段，而段又必須取決於他。他不但要排斥直系，同時還要排斥段黨內部一切與他爭權奪寵的人。他首先排斥和他齊名的參陸辦公處主任靳雲鵬，靳只得請假不辦公，從此參陸辦公處的實權就抓在徐樹錚的手裡。其次排斥以「智囊」自負的院秘書長張志潭，張被迫辭職，繼任院秘書長的就是徐樹錚所推薦的方樞（五月二日）。因此，段黨內部起了分化，主要是徐樹錚、靳雲鵬之間相互傾軋，勢同水火。 三　曹錕與徐樹錚發生裂痕。段到漢口召集軍事會議。全國各方面反對內戰和《中日軍事協定》 段在未再上台以前，呼風喚雨的本領很大，但是再上台不久，這種情況就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索餉聲和索械聲，使段大受困擾，而聲浪最高的正是擁他上台最力的皖系和主戰派。原來，這些軍閥並不是真心擁護個人，而是擁護段所主持的借款購械政策，希望段把國家和民族的主權利益交換日本的借款和軍火，再一轉手把這些東西分到他們的手裡。他們也並不是真心主戰，而是利用對南作戰之名，要求更多的軍費和軍火，假口軍費不足就可以任意截留國稅，假口補充實力就可以任意買馬招兵。段上台不久，第三批從日本運來的軍火，又在塘沽被奉軍劫收，段也不敢過問。 根據第三期對南作戰計劃，一個月打下湖南，三個月平定兩廣，至多半年內可以完成全部武力統一。後來，武力統一政策的進行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湖南作戰的直軍，在占領長沙後，藉口餉械供應不及時，進兵十分緩慢，不能符合計劃中所規定的進度。 徐樹錚的野心極大，想做直隸督軍以便控制北京政府。他打了一個如意算盤，要升任曹錕為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調任王占元為江蘇督軍。他以為曹錕由一省督軍上升為兼轄兩省的巡閱使是會心滿意足的，只要曹錕不反對，不但可以達到自己控制北京政府的目的，而且可以達到逐步消滅長江三督的目的。不料消息傳出來，曹錕認為這是「調虎離山」，因此氣忿忿地電辭兩湖宣撫使（四月四日），在未獲批准之前先請假一個月（四月十一日），口稱要到信陽雞公山「養疴」。 大家都曉得，「辭職」是北洋軍閥用以威脅北京政府的老一套手腕。曹錕請假養疴就是「消極怠工」的具體表現。曹錕還指使吳佩孚以作戰疲勞為藉口，要求將直軍調回直隸休息。這是曹錕反對「調虎離山」的嚴重抗議。曹錕是北洋派賴以挽回威信的頭號大將，直軍是在湖南作戰的主力，如果曹錕「摜紗帽」，直軍從前線退下來，就會前功盡棄，武力統一政策就會受到致命的打擊。所以曹錕的這一表示嚇得皖系終止了三省易督的企圖。四月十九日徐樹錚還到漢口來親自解釋誤會，竭力勸阻曹錕辭職或請假。 但是，口頭解釋並不等於雙方誤會從此冰釋，相反，徐樹錚對曹錕的猜忌日益加深，他到漢口來就是為了準備變更作戰計劃，打算把調往四川作戰的奉軍改調到湖南戰場上，用以監視直軍，以防止直軍作戰不力或者堅持撤退。以前所布置的第三期作戰計劃，是西戰場與南戰場雙管齊下，現在打算將西戰場推遲一下，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南戰場。 徐樹錚這個意見沒有取得段的全部同意。段鑒於前方軍事進展得十分緩慢，而主戰派內部又不和睦，決定自己「南巡」到漢口召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會議，其目的不僅要消除主戰派內部的裂痕，還想消除直皖兩系存在的大裂痕，實現北洋派的大團結，以便布置對西南五省的全面進攻，早日完成武力統一。他認為總統即將改選，今後他將成為北洋派的唯一領袖，這種大團結是有必要的。同時，在軍事勝利時期，前方將士忽然產生厭戰情緒，可能是由於他們對北洋派在全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他也有前去打氣的必要。 段在國務會議上提出「南巡」問題，幾乎受到全體閣員的一致反對，理由是前些日子總統「南巡」已經引起了政局的波動，總理「南巡」也將引起同樣的波動。段不顧及閣員們的反對，仍然發出電報邀請李純、陳光遠、張敬堯、張懷芝到漢口參加這個會議。 四月二十日段由京漢路南行，二十一日經過鄭州，河南督軍趙倜登車隨行。二十二日到漢口時，本當在大智門車站下車，為了到劉園訪問曹錕的便利，改在循禮門下車。從循禮門車站到劉園司令部，沿途軍警林立，斷絕交通，禁止臨窗偷望，武漢人民第一次看到內閣總理的八面威風。 這是段祺瑞權威極盛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親身南來召集督軍會議，料想一定不會有人敢於推託不來。但是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當段到達漢口的時候，被邀請參加會議的四個督軍沒有一個到了漢口。李純、陳光遠心中懷著鬼胎，不敢單刀赴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戰派張懷芝、張敬堯也都託詞「軍情緊急」不肯來。這對總理的威嚴不能不是一個無情的諷刺。 後來才知道，張懷芝害怕和曹錕見面不敢來[1]，張敬堯害怕吳佩孚「篡位」不肯來。 張懷芝是第二路主帥，他不參加這個會議，就將使這個會議成為毫無意義，所以段一定要他來，而且要他接到電報後立刻動身。二十四日張懷芝到了漢口，段在曹錕、張懷芝之間做了「調人」。 漢口會議的參加者有曹錕、張懷芝、王占元、趙倜四個督軍，徐樹錚當然也在內，此外還有江蘇、江西、湖南、安徽、山西、陝西、奉天七省督軍的代表。段在會議上說明團結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貫徹對南作戰方針的必要性，隨即提出第四期作戰計劃，發交有關各省按照執行。關於總統問題，主戰派內部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主張以臨時參議院代行選舉權選舉總統，一種主張迅速召集新國會，以便如期進行總統的選舉。段在會議上說明，應當採取後一種辦法。 除了段的指示外，這次會議並未進行任何討論。僅僅曹錕、王占元聯合提出恢復陳光遠的原官，撤銷王汝賢、范國璋二人的處分，對馮玉祥不究既往。這些問題，段都表示接受。 曹錕在這次會議上對直系將領表示善意，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會議結束後，曹錕、張懷芝、倪嗣沖聯名電請迅速召集新國會（四月二十六日），國務院通電否認以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的一切職權（五月四日）。 正當段在漢口布置大規模內戰的時期，全國各團體反對繼續進行內戰、反對中日秘密外交的呼聲越來越響亮。馮把這些不愉快的電報封交漢口，請段處理。 武漢各團體和商會也派代表直接請願停止內爭，段託詞不予接見。 為了表示對直系的「寬大」，以達到北洋派大團結的目的，段又電約倪嗣沖、盧永祥兩人先到南京等候。二十五日晚他由漢口動身，二十六日在九江和陳光遠見面，二十七日到南京和李純見面。他又在李、倪、盧三人之間做了「和事老」。二十七日晚，段由津浦路北行，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他這次「南巡」，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留待下文敘述。但在由漢口下駛的航行中，他所乘坐的楚材兵艦撞沉了江寬輪船，溺死了乘客七百餘人[2]，造成了長江航線上的空前大慘案。 四　直軍占領衡陽。第二路軍在湘東大敗。北軍在廣東開闢兩個戰場 這一時期，劉存厚退往漢中與滇軍石青陽部相持，黎天才退往巴東與北軍吳光新部相持，粵贛邊境江西北軍與駐粵滇軍相持，粵閩邊境福建北軍與粵軍陳炯明部相持。南北戰線從漢中到潮汕，成了一大弧形線，包括陝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七省，長達二千餘里。南北雙方都沒有力量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戰爭往往成為拉鋸的形式，而且在某一個戰場上甲方占有優勢，在另一個戰場上的情形卻又與之相反。這樣，就使戰爭的規模更加擴大而持久不決。 湖南地處南北之中，是雙方主力接觸的主要戰場，這個戰場的勝敗，對全局起著很大影響。 北軍占領長沙後，分作三路向前推進：中路直軍進攻衡山、衡陽，右翼第七師進攻湘鄉、寶慶，左翼第二路軍進攻醴陵、攸縣。直軍進軍的速度原來是很慢的，這不但因為曹錕和徐樹錚之間發生了新的齟齬，因而產生了一種「消極怠工」的傾向，同時也因為左右兩翼進軍的速度更慢，配合不上來，因而不敢孤軍深入。但從四月下旬起，桂系又將大部分桂軍撤回廣東，譚浩明也於二十二日離開衡陽到永州。由於桂系的不抵抗政策和拋棄湘軍的明顯傾向，湘軍也急速後撤，二十三日程潛離開衡陽，二十四日直軍又不戰而占領衡陽。 第二路軍當初沒有想到打勝仗是這麼一件容易的事情，現在也鼓起勇氣來要和第一路軍「賽跑」，果然唾手而得醴陵、攸縣。第二路軍由極慢的進軍速度轉變為極快的進軍速度，使得湘軍來不及撤退，而桂系也感到急速的撤退對自己不利，因此四月二十六日湘軍劉建藩部對緊緊跟蹤而來的北軍進行了抵抗，已經向韶關撤退的桂軍馬濟部也迅速調回來接應湘軍。 這是一場莫明其妙的戰爭。湘軍劉建藩部只有三千人左右，馬濟的桂軍也只有一萬人左右，北軍第二路軍的兵力卻在一倍以上，而且具有「疾風掃落葉」的旺盛氣勢。但是北軍聽得槍聲一響，就像退潮一般紛紛敗下來，比前進的時候跑得更快，接連放棄了攸縣、醴陵。他們分作兩路逃跑，魯軍第一師向長沙逃跑，蘇軍第六混成旅和安武軍向萍鄉逃跑，彼此各不相顧。他們看見南軍就像老鼠看見貓一樣，但是對待沿途的和平居民卻又像吃人的老虎，把人民當作南軍便衣隊，不分青紅皂白，到處亂燒亂殺，從攸縣、醴陵一直到株州、易家灣，變成了一座煙霧迷漫的火海，在火海中到處都是人民的血泊。 第二路軍在湘東大敗引起了長沙的震動。張敬堯派第七師補充第二團的兵士代行警察職務，以該團團長佟國安兼任警察廳長，又成立全省偵探處，雇用大批鷹犬搜查南軍間諜，濫捕濫殺，嚴刑拷打，比起以前湯薌銘鎮壓人民的慘酷手段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軍事恐怖的氣氛下，長沙人民都把夜晚當作災難臨頭，夜幕的降臨意味著魔鬼的出現，因為第七師兵士搜查「亂黨」往往是在夜間進行的。他們藉口搜查「亂黨」，擅入民家，敲詐勒索，劫走財物，甚至把「春閨夢裡人」當作「倚門賣笑婦」而加以侮辱。此外，北軍在大街小巷亂找「花姑娘」，打人和罵人，買貨不給錢，看戲不買票，乘車不付車資，借老百姓的東西有借無還，更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 這時，長沙人民富有者遠走高飛，中產之家紛紛下鄉逃難，災難就集中在無法出走的勞動人民身上。同時又出現了城裡人下鄉和鄉下人進城交織於途的怪現象。其實，城裡固然不能安居，鄉下也難找到「世外桃源」。 張敬堯厚顏無恥地吹噓第七師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不愧為仁者之師。不許人民控訴北軍的不法行為，否則就認為是南軍派來的間諜，蓄意破壞「國軍」名譽。因此地方報紙對北軍層出不窮的暴行，不敢正面揭露，但也經常採取另外一種筆法，如在報道中用「口操異音」「痞徒假冒軍人」等字樣，使人一望而知是北軍干出來的勾當。 張敬堯只能在長沙城向手無寸鐵的人民耀武揚威，第七師田樹勛旅也從寶慶退下來，因此他接二連三地向北京政府告急請援。這個時候，如果桂系肯出全力協助湘軍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反攻，從左右兩翼採取鉗形攻勢向長沙進軍，重占長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這樣，在衡陽的直軍就會形成突出而不得不迅速撤退。但是，這種攻勢也有可能引起南北兩軍在長沙地區的主力決戰，桂系所要避免的就是主力決戰，所以他們在阻遏北軍第二路的「賽跑」攻勢之後，又把接應湘軍的部隊急遽撤退。同時，在漢口的徐樹錚派奉軍司令鄒芬率領一旅一團迅速增援湘東，直軍也從衡陽調兵回援，所以湘軍在反攻大勝之後又匆匆向南撤退。五月一日劉建藩在株州渡河時失足落水溺死。 第二路軍大敗時，張懷芝倉皇失措地由萍鄉退往樟樹鎮，隨後又到漢口，藉口「舊病復發」「魯匪告警」，要回到山東去，請徐樹錚率領奉軍接防湘東，並且力保徐樹錚繼任第二路司令。由於徐樹錚表示不就，他又力保張敬堯和陳光遠、或者由曹錕一個人兼任第一第二兩路司令，總之他自己決不願意留在這個地區擔驚受罪。張懷芝雖是敗軍之將，但在主戰派中是第二名大頭目，段也找不出更適宜的人來接替第二路司令，因此以國務院名義向他提出了「魯督決不易人」的保證[3]，兵力不夠可以繼續調派援兵，極力催促他回到江西主持軍事。 湘東的拉鋸戰結束後，北軍不敢窮追猛打，南軍也不反攻，湖南戰場就從此冷下來了。 在北軍進攻湖南的同時，段內閣命令陳光遠、李厚基開闢兩個戰場進攻廣東。主和派因為「大勢所趨」，也不得不追隨主戰派之後出兵「自贖」，李純派第十九師師長楊春普率部開到江西，陳光遠也派贛南鎮守使吳鴻昌進攻南雄。守南雄的張開儒不戰自退，莫榮新特派李根源為粵贛湘邊防督辦以加強對北江滇軍的控制。從四月下旬起，南雄進行了幾度拉鋸戰，其實也沒有激烈戰爭，陳光遠的目的只在應付主戰派，並不積極進攻。 閩粵邊境戰場也沒有重大的發展。段內閣派李厚基為援粵軍總司令，並調浙軍第一師師長童葆暄為副司令。四月二十六日，李厚基到廈門設立司令部，浙軍集中詔安與陳炯明的粵軍相距只有十餘里，詔安、雲霄、平和等縣都宣布了軍事戒嚴令。這方面的北軍和浙軍原來是準備和廣東境內的龍濟光軍配合作戰的，由於龍軍一蹶不振，李厚基不敢單獨行動，所以這方面成了相持不下之局。 在此以前，桂系與滇軍約定共同肅清龍軍，推李烈鈞為討龍總指揮，西路高雷、欽廉一帶歸桂軍負責，東路沿海地區歸滇軍負責。三月二十二日滇軍攻克陽江，四月十二日占領電白，二十五日進入化州，二十七日奪回龍軍的根據地廉江。不久龍濟光就逃到香港去了（五月十日）。四月二十八日李烈鈞由江門回到廣州，二十九日督署舉行討龍祝捷大會，討龍軍事基本結束。 五　孫中山辭大元帥，離粵赴滬。莫榮新逮捕張開儒。軍政府改組後選出七總裁 西南軍閥原來打算用「護法各省聯合會」代替軍政府。這個聯合會的成立，意味著軍政府的命運危在旦夕。但是，取消軍政府必須通過武裝政變之類的壓力，桂系事前既未以武力阻止軍政府的產生，事後也不願以武力迫其取消，因為如果軍政府以武力對抗武力，至少會造成廣東局勢的混亂，對桂系也是不利的。此外，軍政府由非常國會產生，非常國會與軍政府的命運聯在一起。如果同時取消非常國會，又有步北洋軍閥之後塵解散國會的嫌疑，與「護法」這塊招牌大為鑿枘。西南軍閥正在堅決反對北方召集新國會，在南北和平問題未解決之前也不願首先解散非常國會。 但是，儘管桂系尚未動手，非常國會議員早就有了「大廈將傾」的一種感覺。其中政學系議員不願為軍政府的「殉葬品」，而他們的首領岑春煊與滇桂兩系都有深厚關係，因此他們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用改組軍政府的辦法來代替取消軍政府，用岑春煊代替孫中山，用「合法」倒孫來代替政變倒孫。這個意見獲得桂系的欣賞和支持。 但是政學系議員在非常國會中不占多數，必須聯合另一派的議員才能實現這個計劃。他們聯合了原屬於國民黨左翼的以眾議院正副議長吳景濂、褚輔成為首的益友社議員。這些政治寄生蟲本來談不到政治操守，為了本身利益，就甘於出賣孫中山而與軍閥相勾結。 在政學、益友兩系議員取得聯合以後，首先由湯漪提出「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該案主要內容是以總裁的合議制代替大元帥的一長制。這個辦法比「以岑代孫」更為高明，因為孫中山仍然可以留在軍政府擔任一名總裁，事實上處於無權無勇的地位，這樣就可以不居倒孫之名而有其實。 孫中山聽了這個消息，曾經氣鼓鼓地要親自到武鳴找陸榮廷講理。他的周圍人物認為有理也講不清，堅決勸他不要虛此一行。 五月四日，非常國會以九十七票對二十七票通過了「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孫中山提出了辭去大元帥的咨文。在表決本案的前後，曾經引起一些糾紛。討論前，議長吳景濂藉口有人組織「公民團」，準備包圍非常國會，請求地方當局派兵保護，因此國民黨左翼議員居正在會場上指責議長未經大會許可，擅自調來軍警，監視議員行動，並且指使國會警衛人員對他個人進行了毆打，請求交付懲戒。本案成立後，張開儒公開發表談話，指出在護法省區內公然發生武力干涉國會，強迫改組合法政府，「如此護法，不如投降段祺瑞的好」。 五月五日，孫中山在辭職通電中斥責滇桂兩系軍閥「態度曖昧，置根本大法於不問」。又沉痛地指出：「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軍政府雖成立，而被舉之人多不就職，即對於非常會議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五月十日，陳炯明發出通電，對改組軍政府表示憤慨。通電說：「奉大元帥辭職通電，其言光明，其意沉痛。當戰局危急之秋，忽有此根本動搖之舉，三軍聞命，殊深惶駭。……西南號稱護法，自應尊重民意，不當崇拜武力。……此種合議制之組織，不倫不類，將來結果，適當其反。凡此厲階，不過流氓政客播弄時局所致。」 由於孫中山和國民黨人對桂系有所指責，桂系軍人也紛紛發表通電對孫中山有所非難。 孫中山並非如他自己在歌電中所說的「無權無勇」。桂系不但要推翻孫中山的地位，而且要消滅在他旗幟之下的粵軍和滇軍。粵軍遠在潮汕一帶，桂系一時無從下手，首先想解決在北江的滇軍師長張開儒。張開儒兼任軍政府陸軍總長，曾以陸軍總長名義在各縣設立招兵機關，招收民軍開進省城，編為陸軍部警備隊，桂系早已視為眼中之釘。緊接著軍政府改組案成立以後，五月十日莫榮新突然發表命令，解散陸軍部警備隊，通令各縣解散陸軍部所設招兵機關，並且騙誘張開儒來省接洽公務。十二日張開儒在西村車站被捕。同一天，張開儒的秘書長兼陸軍次長崔文藻也在西濠酒店被捕，當天就被槍決了。 莫榮新解釋逮捕張開儒是因接有唐督軍的密電，張開儒侵吞軍餉，私通敵人，不服軍令，破壞大局。唐繼堯曾經電調張開儒率軍回滇，張開儒拒不奉命，唐繼堯改派鄭開文接任師長，張開儒又拒不交卸，這些都是電中所指的「不服軍令」的證據。又說張開儒曾經接受龍濟光的賄賂二十四萬元，因此崔文藻偽造唐督軍的電報，拒絕移師討龍；而在北軍進攻南雄時，張開儒不加抵抗即行退卻，這些就是「私通敵人」的證據。 張開儒被捕一案，國民黨左翼議員曾在非常會議提出動議，認為廣東督軍無權逮捕陸軍總長。但是另外一部分議員認為，督軍有權懲辦鎮守棱、師長，因為張開儒還兼任南韶連鎮守使和滇軍第三師師長，所以這個動議不能成立。 孫中山辭職後，五月十八日伍廷芳、林葆懌、莫榮新、吳景濂聯名通電解釋改組軍政府是因為西南各省沒有一個「名實相副」的統一機關，因此國會議員提出議案，蓂（唐繼堯）干（陸榮廷）月（譚浩明）如（劉顯世）頌（程潛）諸公及各省各軍來電，力促進行。這個電報很清楚地把西南各省軍閥勾結非常國會進行合法倒孫運動的政治陰謀招認出來。 五月二十日，非常國會根據軍政府組織法修正案進行選舉，選出唐紹儀、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孫中山、林葆懌、岑春煊七人為軍政府總裁。六月一日陸榮廷由貴縣到南寧，通電宣布就總裁職。七月三日岑春煊由上海到廣州。七月五日改組後的軍政府宣告成立。八月十九日，軍政府舉行政務會議，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 上年八月當軍政府成立的時候，陸榮廷堅決反對在北京政府以外另組一個政府，並且拒絕接受元帥職務。現在這個軍政府也仍然是北京政府以外的另一政府，他卻不再是反對者而是贊成者了，元帥名義換了總裁名義，他也不再拒絕而欣然接受了。 孫中山辭職後，五月二十日由廣州到汕頭與陳炯明會見，隨即轉往上海。派徐謙在廣州代表孫中山出席軍政府的政務會議。唐紹儀也因不在廣州而派陳策代表出席。岑春煊被推為主席總裁，實際上也就是實現了以岑代孫的計劃。岑春煊是桂系的代理人，因此改組後的軍政府成為桂系一手操縱的傀儡機關。 孫中山到上海後，段內閣曾命盧永祥交涉引渡，盧永祥認為這個交涉應由北京政府與法國公使直接進行。後來這個交涉沒有取得法國公使的同意。 * * * [1]　《順天時報》載，曹錕在漢口青樓中物色到一個姨太太。張懷芝是曹錕的把兄，打電報責備他不應「軍中行樂」。曹錕大為忿怒，認為張懷芝根據「無稽之言」，有意破壞他的名譽，從此兩人不通往來。通過段祺瑞的調解，張懷芝向曹錕認了錯。 [2]　25日傍晚，段祺瑞乘楚材艦離開漢口。由於駛行過速，又值大風雨，8時半左右，與上駛的招商局客輪江寬號發生互撞，江寬輪被撞沉，楚材艦也負傷停駛。落在水中的乘客想攀登楚材艦，被兵士用刺刀逐退。此次乘客溺斃者達數百人。段在事發後換乘護送艦楚泰號，鼓輪疾駛而去。 [3]　此時第五師師長張樹元「護理」山東督軍，不願張懷芝回任，也是張懷芝急於想回山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