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三十九章 北方主戰主和兩派鬥爭的白熱化
一 北軍占領荊、襄。南軍進攻岳州。馮「南巡」被阻折回北京
北軍進攻荊、襄是從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四日開始的。襄樊方面，第三師吳佩孚部在東，南陽鎮守使吳慶桐部在北，兩路進兵。荊州方面，吳光新部李炳之旅經長陽、百羊從西面進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師王懋賞部在潛江、第三混成旅盧金山部在監利從東面夾攻。到了這時，兩個月以來南北不戰不和的局勢就被打破了。
荊州自主軍幾乎沒有抵抗，譚浩明坐視不救，並且制止湘西民軍前往援救，所以一月二十二日吳光新軍輕而易舉地攻入荊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戰鬥，二十五日第三師第五旅旅長張學顏部攻入襄樊。在這次戰役中，王占元和趙倜的部隊只盡了一些防堵責任。
馮接到荊州已下的戰報，立刻擬就幾道總統命令：（一）恢復陸榮廷的兩廣巡閱使，龍濟光另候任用；（二）北軍從岳州撤退，但南軍不得進駐；（三）桂軍從湖南撤退；（四）令譚延闓迅速回到湖南，實行湘人治湘；（五）責成川滇兩省當局協商解決滇軍駐川人數及駐兵地點。二十四日王士珍在國務會議上提出這些命令正待討論，突然接到南軍進攻岳州的急電，不覺大吃一驚，就把議案擱在一旁，匆忙地偕同參加會議的閣員到公府向馮請示。
南軍進攻岳州意味著南北戰爭不可能壓縮在一隅之地，如果不下討伐令，主戰派決不罷休，而如果下討伐令，南北全面戰爭就將開始，這不但將影響直桂兩系的聯盟，也將影響馮的政治地位。因此，馮心慌意亂地在當天下午五點半鐘到東四牌樓五條胡同訪問徐世昌，請他代出主意。徐主張邀請段祺瑞共同商議，以求一致。隨後段來了，但也不肯表示自己的態度。在大家相對無言之際，馮忽然站立起來發言，大罵南軍欺負北洋派太甚，決定親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氣焰，決不罷兵。徐、段兩人看見馮的態度突然發生極大轉變，並且從來沒有看見他發過這樣大的脾氣，都不免目瞪口呆，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對答才好。
馮回到公府來，立刻命令拱衛軍司令劉詢在第十五師中挑選精兵一旅，配備充足軍火，作為自己的南行衛隊，整裝待發。又召見王士珍，囑其坐鎮北京，加意維持治安。
這一決定引起了公府軍事處人員的惶惶不安。二十五日上午，他們打伙兒見馮阻止「南巡」。接著，北京總商會也派代表來阻止「總統出巡」。馮向他們解釋說，出京以一星期為期，在此期間內，國家大事有內閣主持，不必驚慌。當天馮又召見陸軍總長段芝貴、步軍統領李長泰、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等，囑其協助內閣，維持北京治安。
二十六日下午八時半，馮的專車從北京開出，當晚十二時半到天津，曹錕到站迎接，伴送他到曹家花園住宿。二十七日早五時由天津開車，下午經過濟南，張懷芝上車隨行。經過徐州，張敬堯也上車隨行。但到蚌埠的時候，倪嗣沖也到站迎接，車子就開不出去了。
馮在徐宅會談中是說「親自出征」。出征應當由京漢線到湖北，不應當由津浦線到南京。馮在臨行通電中又說是「南行巡閱」，但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沒有在一個地方停留下來，也沒有檢閱軍隊。馮自己說出京以七日為期，既然是短期出巡，為什麼要挑選一旅精兵為隨，還要攜帶子彈二百餘箱和輜重數十車之多？根據這些疑點，結合各方情報，段很快就察覺到「親自出征」和「南行巡閱」都是馮的鬼話，事實上是託詞逃出北京，目的地是南京。他估計馮在南京一定會組織政府，並可能下討伐令，但是討伐對象將不是南方而是北方。這對皖系說來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撒手鐧」。
以上就是馮的專車到達蚌埠後開不出去的原因。
馮向倪嗣沖解釋說，他準備到南京召開一次軍事會議，討論對南方作戰的問題。倪嗣沖認為在蚌埠也可以召開軍事會議，不一定在南京召開。他沒有等待馮的同意，就電召李純到蚌埠來參加軍事會議。
儘管倪嗣沖在態度上還保持對總統的禮貌，馮已看出他是奉了將令行事。馮也知道這個膽大妄為的極端頑固分子，以前是袁世凱的忠實走狗，現在是段祺瑞的得力爪牙，為了逢迎一個人，什麼事情他都做得出。蚌埠是他的大本營，自己帶來一旅精兵，畢竟寡不敵眾，不能衝出重圍。因此當倪嗣沖苦口勸他北返的時候，他就服服貼貼地做了皖系手中的俘虜。他很擔心李純也將送上門來做另外一個俘虜，幸而李純的警惕性很高，推託自己有病，派第十六師師長王廷禎為代表到蚌埠來。
馮既動身不得，就向倪嗣沖借題發揮地說：「現在的督軍都像凶神惡煞，都不肯服從中央命令，卻張口向中央要多少軍費，多少軍火，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要反抗中央。這樣的總統我實在幹不了。」倪嗣沖恭敬地回答說：「總統懲一儆百，誰敢當真反抗中央？誰敢反抗就給誰撤職處分。如果總統撤我的職，我就不敢不服從。」馮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說：「對呀，可是像老弟這樣肯服從中央的，就找不出第二個啦！」
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半，馮的專車開回北京，比他預約的七日之期還縮短了三天。
二 南軍占領岳州後，譚浩明下令嚴禁跨入鄂境一步。北京政府下令進攻岳州。段直接出面對馮施加壓力
南軍進攻岳州是從一月二十三日開始的。桂系被迫同意進攻岳州具有三個因素：第一，湖南人民要求驅逐岳州北軍的情緒日益高漲，湘軍躍躍欲試，如果繼續加以壓制，就會影響桂系軍閥在湖南的領導地位；第二，國民黨對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動日益不滿，如果不改變這種情況，可能引起廣東內部的破裂；第三，北軍首先進攻荊襄，荊州已經陷落，襄陽也保不住，此後北軍的兵鋒必然指向湖南，也有先發制人的必要。
南軍進攻岳州沒有遇到堅強抵抗。守岳北軍為王金鏡的第二師，李奎元的第十一師，王汝賢的第八師，范國璋的第二十師，都是直系或者接近直系的軍隊，不願與南軍作戰。二十六日北軍退走之前，放火焚燒岳州，二十七日南軍趕到，大火延燒一晝夜才被撲滅。
自從一九一三年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以來，岳州一直被控制在北軍的手裡，這時南軍才重入岳州。
南軍占領岳州，西南各省人心大為振奮，長驅而下武漢的呼聲很高。事實上南軍乘勢占領武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北軍主力集結在荊、襄方面，武漢異常空虛。如果占領武漢，唐繼堯也出兵北伐，北方各省民軍起而響應，可能促使北方局勢產生重大的變化。可是桂系軍閥並未因攻下岳州而放棄其對北方求和的心理，相反，他們認為這僅僅是南軍在北軍攻占荊、襄後應該得到的補償，南軍攻勢應該到此為止，下文就是終止雙方敵對行為，迅速召開南北和平會議。在占領岳州的當天，譚浩明立刻下令嚴禁前線湘軍跨入鄂境一步。又在致李純的陷電（一月三十日）中聲明「已飭前方停止進攻，不入鄂境」，保證「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毅力斡旋，促成和局」。
在譚浩明的指導下，一月三十日湘軍總司令程潛也向李純聲明：「此次用兵，實為促進和平起見。已向王督聲明，此後對於荊、襄不事吹求，我軍決不進窺武漢。倘代總統不失其主張正義之宗旨，則我軍仍本其以前擁戴之赤忱。」三十一日湘軍全體將領發出通電，把南軍進攻岳州說成是「以武力為手段，以和平為目的」。
長江三督對於南軍攻占岳州視為理所當然。李純接到譚浩明、程潛的電報後，隨即代為轉報。一月三十一日，王占元向李純建議以荊、襄歸鄂，岳州歸湘為南北停戰議和的前提條件，李純即據以發出世電（三十一日）。世電引起了桂系的熱烈歡迎，認為天公地道，兩不吃虧，岑春煊、譚延闓有陽電（二月七日）響應，陸榮廷有真電（二月十一日）響應。
南軍攻占岳州引起了皖系和主戰派的一片怒吼。這時馮國璋已經成為被捉回來的逃兵，失卻抵抗勇氣，所以一月三十日以總統命令斥責「譚浩明、程潛節節進逼，黎天才、石星川昌言自主，畔自彼開，即應視為公敵」，著總司令曹錕、張懷芝進兵，派曹錕兼任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援岳前敵總司令，並且褫奪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職勳章。這就是多日以來他百般掙扎不肯發表的討伐令。王士珍在副署命令的時候，神色非常沮喪，表示為了替老朋友解圍，「不得已而為之」。
儘管馮做了別人的俘虜不能不下討伐令，他在這些命令中卻也耍了一套手法，例如派員「宣撫兩湖」，就是暗示不需要戰爭；不說「援湘」而說「援岳」，就是暗示即使要作戰也應當以收回岳州為止境。這套手法被皖系看出，張敬堯首先來電質問：（一）岳州已經失去，何以還說「援岳」；（二）既然進兵岳州，何以派員「宣撫」兩湖。他毫不顧及對總統應有的禮貌，公然說，總統如果主戰，應當責成主和各省明白改變態度，以便一致進行，如果主和，更應當「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將士「無所適從」。他又因曹錕以第一路總司令兼任兩湖宣撫使，地位在己之上，感到不滿，藉口「無法節制各軍」，不肯接受新職。這個電報把「參戰督辦段」列在前，「內閣總理王」列在後。
段也因馮在「脫逃未遂」之後仍然別有詭計而大發雷霆。他到公府來直接對馮施加壓力，提出懲戒拒絕「國軍」假道的陳光遠。顯而易見，懲戒陳光遠就是懲戒馮。馮看了他的鐵青色的面孔，聽了命令式的口吻，實在沉不住氣了，就提出懲戒從湖南逃走的傅良佐以資抵制。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爭吵不休，幾乎不能保持雙方應有的禮貌。
段還提出另一問題，要下一道極其嚴切的命令，誥誡馮玉祥離開浦口，開往福建，否則以抗命論。馮也感覺到如果不調開馮玉祥旅，直皖兩系就有爆發戰爭的可能，而戰爭一旦發生，江蘇就要受到皖系的四面攻擊。這種戰爭究竟是北洋派內部的一種戰爭，這種戰爭只能有利於南方而對直皖兩系不利。為了和緩皖系對李純的進攻和津浦南段的緊張局勢，馮決定讓步將馮玉祥旅調開。但是調往的地方不是福建而是湖北，因為馮玉祥旅調往湖北，可以得到王占元的掩護，不至徒供犧牲。
三 主戰派集中火力攻擊李純。馮下令罷免廣西督軍譚浩明
一月三十日，張敬堯通電揭發主和派勾結南方和阻撓對南作戰的種種陰謀。電報指出：岳州「失守」後，一月二十八日李純還有勘電致北方各省稱，奉中央密電仍然主和，請各省協助進行。他說他截獲了譚浩明的皓電（一月十九日），內稱南軍攻岳一舉，是因為接到李純辭職的電報，不勝氣忿，所以採取這一報復行動。他又說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調集大軍準備進援，只因王占元接連發出真（一月十一日）皓（一月十九日）各電堅決主和，「不敢孤軍深入，致蹈長沙之覆轍」。[1]
張敬堯對他的「秀帥夫子」[2]大肆攻擊，並且涉及王占元，更惡毒的是揭破了長江三督奉有馮的密電主和，意在激動主戰派對馮的公憤，使馮站腳不住。
張敬堯在洪憲戰爭時期早已被證明是一個造謠者，但是造謠手段並不高明。這個電報也有一個容易看得出的破綻：南軍進攻岳州是在一月二十二日接到荊州陷落的消息後作出的緊急決定，在此之前，譚浩明曾竭力阻止湘軍進攻岳州，並且阻止湘西民軍開往鄂西援助荊襄自主軍。由此可見，他不會發出什麼皓電。
儘管是假消息，主戰派卻正要抓住一個把柄打擊主和派，所以倪嗣沖、曹錕、張懷芝竟憑一面之詞，嚴厲質問李純，這個密令是哪個人從哪個地方發出來的，請將原文公布，切勿吞吐其詞。
在主戰派一片叫囂之中，馮張皇失措地發表冬電（二月二日），否認發過主和密令，並極力替李純開脫說：「蘇督前以調人自處，不過默察鄙人愛重和平之意。來電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戰一語，初非中央有所委託，不辨自明。」他解釋譚浩明的皓電為「敵人反間之計，斷不可中其狡謀」。他表明他自己現在已經轉變為最徹底的主戰派：「鄙人以愛重和平之故，而橫受欺紿，忿不能平，較之向日主戰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足於天地之間！」
馮的冬電發表，倪、曹、張三人又聯名來電說：「政府既未發主和密令，則此令果由何人發出，請嚴飭李純將原電公布，以釋群疑。」
李純有支電（二月四日）向馮解釋，他根本沒有發過「奉密令主和」的電報，「不知張總司令何所見而云然」。又有魚電（二月六日）向北洋派全體解釋，他根本沒有奉到過「主和密令」，對和戰問題毫無成見，對中央明令（指討伐令）尤屬極端服從。以前主張和平，純系個人政見，對於北洋團體的破裂，深引為懼。他說他不會不懂得「木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決不會「燃箕煮豆，自迫同根，反搖尾乞憐以向西南討生活」。
二月五日，馮又發表「罪己令」說：「上次湖南事起，閣議主張用兵，國璋冀以武裝促進和平，而未嘗以力征誓於有眾。長沙陷落，大損國威，正宜明申紀律，鼓勵戎行，乃因湘有停止進兵之電，粵有取消自主之意，信讓步為輸誠，認甘言為悔禍，於是布告息爭，以冀共維大局。乃譚浩明等反覆恣肆，攻破岳州。……傅良佐等僨事失機，固各有應得之罪，而舉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慚德。……國璋不審傅良佐之躁率而任用之，是無知人之明也；叛軍幸勝，反議弭兵，國璋徑許之，是無料事之智也。既叢辜戾於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謗？……惟念攝職出自約法，詎容輕卸仔肩。……總期大勛用集，我武維揚，當即返我初服，以謝國人。耿耿此心，願盟息壤。」
以前專制皇帝碰到政治上發生嚴重危機的時候，往往乞靈於「罪己詔」，用虛偽言詞進行欺騙，藉以和緩全國人民的反抗浪潮。這個「罪己令」正是取法於此。但馮所要和緩的對象不是人民而是主戰派軍閥。這個命令話里卻有骨頭，有罪己的一面，也有罪人的一面。如任用傅良佐是段而不是他。這個命令有軟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如說「攝職出自約法」，就是拿約法做護身符，提醒那些策劃政變的野心家，他的地位不是隨隨便便可以推翻的。
同一天還發表命令：（一）傅良佐一案組織軍法會審，周肇祥著交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懲戒；（二）陳光遠對援湘託故延緩，致誤湘局，著褫去上將銜陸軍中將，仍留督軍原職，以策後效。這是馮、段兩人誰也不吃虧誰也不占便宜的「公平交易」。後來傅良佐既未判刑，陳光遠也得到「恢復原官」[3]。
同一天還發表命令：（一）廣西督軍譚浩明著即免職，褫奪勛位勳章，交前敵將士一體拿辦；（二）王汝賢、范國璋褫奪軍官勛位勳章，交曹錕留營察看；（三）王金鏡褫奪勛位勳章，撤銷上將銜岳防總司令（隨後派王占元兼任第二師師長）。
在懲辦西南人物和北方主和派的同時，主戰派卻又明目張胆地提出了釋放帝制犯的要求。根據他們的呈請，北京政府取消了帝制犯梁士詒、朱啟鈐、周自齊三人的通緝案，將復辟犯雷震春、張鎮芳二人公開釋放，後來索性把帝制、復辟兩次被通緝的楊度、康有為等犯一概免予緝究[4]。
四 李純和主戰派的電戰。「聯省自治」運動的萌芽。譚延闓的投機活動
在主戰派加強火力打擊主和派的時候，李純請假不見客，王占元自請罷斥，陳光遠則因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提出辭職[5]。但是皖系因為沒有懲戒李純仍然表示不滿。二月七日，內務總長錢能訓在國務會議上提議懲戒李純，全體閣員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有一位閣員提出折衷建議，不用總統名義發表命令懲戒李純，而用國務院名義發出電報訓斥李純。王士珍也不同意。最後用閣員九人的聯名虞電（二月七日）譴責李純，王士珍沒有列名。
二月八日，張作霖發出庚電，斥責李純「身膺節鉞，首倡調和，長彼凶鋒，怠我士氣，實足貽我北派之羞，而為天下所笑」。
李純並沒有「唾面自乾」的修養，對這些電報都做了有力的反駁。他有佳電（二月九日）向王士珍聲明，他發出世電「系對南緩兵之計」，他所採取的是「可戰可和統籌兼顧」的方針，從來沒有阻撓過對南方的軍事討伐。對於閣員聯名虞電，總理既未列名，只能認為是私人攻擊。他忿怒地指出：「斷章取義，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國殃民之罪。」「即在君主時代，亦未聞對於疆吏呵斥至於如此。」他又有蒸電（二月十日）回答張作霖，譏笑他「主戰之聲高而且烈，然未見一兵南來，欲仗虎威殺盡同胞，削平內亂」。
在李純和主戰派展開電報戰的時期，西南各省實力派聯名通電挽留因被主戰派排斥而提出辭職的李純。這時曹錕已經明明是主戰派大頭目，譚浩明卻明知故昧地把他當作「主和四督」之一，歡迎他「宣撫兩湖」，請其「早日過湘一敘」。
一月二十日，滇桂兩系軍閥所策動的「護法各省聯合會」在廣州成立，各省代表在督署舉行宣誓，並推舉唐繼堯、陸榮廷、程璧光為聯合會的軍事代表，伍廷芳為外交代表，唐紹儀為財政代表。儘管北方主戰派磨拳擦掌，準備廝殺，西南實力派還在幻想南北和議能夠實現，除成立「聯合會」準備拆軍政府的台而外，又預先推定岑春煊為南方議和總代表，並通過李純催促北京政府從速進行和談。
在此時期，有些「名流」「學者」看出中國局勢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不但南北不能統一，而且北也不能統一北，南也不能統一南。武力統一固然不會成功，「和平混一」也很少實現的可能。因此，他們別開生面地提倡一種「聯省自治」的學說，認為應該以省為自治單位。由各省省議會制定省憲法，然後仿照美國的聯邦制，聯合各省組成一個「聯省自治政府」。他們提倡地方分權制，反對中央集權制，認為實行聯省自治可以避免強有力者一手控制中央政府，可以制止大軍閥侵入鄰省因而引起「主客軍」之爭，並且可以促成中國的統一。
這個學說並不是一種新發明。早在洪憲帝制時期，梁啓超就曾提倡地方分權，後來研究系加入了主張中央集權和武力統一的段內閣，就把這一主張扔在一旁。現在他們已被逐出中央政治舞台，因此舊話重提，企圖在地方上廣開政治活動之門。
帶頭策動「聯省自治」運動的就是研究系「名流」熊希齡。他有一封極長的信和岑春煊商討聯省自治問題，認為「今欲行中央集權之統一政治，此後日見其難，實不如改行地方分權之聯邦政治，尚可徐善其後果」。關於制憲問題，他主張採取從上而下的方法：「由各省特派代表組織聯邦會議，先定一最良之憲法，頒示天下。」這和其他「聯省自治派」主張採取從下而上的方法，先制定省憲法，後制定聯邦憲法有所不同。
這個學說和當時西南各省議會及各團體所提倡的以本省人治本省的要求頗相適應。同時，各省弱小軍閥和地方主義者也想利用這個學說來保持一省割據，阻止北洋軍閥或者鄰省大軍閥的軍事占領；而已被占領者則希望通過「自治」運動把外來勢力排斥出去，因此這個學說受到他們的熱烈歡迎。這個學說當然不符合北洋軍閥和西南大軍閥的利益，但未引起他們的重視，認為書生之見，不能有所作為。
善於政治投機的譚延闓，很快就接受了這個學說。他不但和熊希齡具有深厚關係，並想利用這個學說替自己打開一條出路，而熊也想幫助他重回湖南取得政權，以便在湖南建立一個「自治運動」的基地。
譚延闓本來是依附桂系軍閥的，南軍占領長沙後，譚浩明一手控制湖南，並不歡迎他回去執政。倒是馮國璋於上年十二月七日任命他為湖南省長兼署督軍，想利用他回到湖南，恢復湖南易督以前的局勢，以便達到「和平混一」。由於桂系並不表示歡迎，他仍然留在上海。這個時候，他跟在岑春煊後面以「調人」姿態出現，與岑聯名電請北軍不進攻岳州，他表示願意回到湖南進行「調解」。
當然，譚延闓加入「調人」是得到桂系許可的。桂系鑒於北方主戰派一定要進攻湖南，湖南仍然是一座火山，與其因控制湖南而冒戰爭危險，不如放棄湖南讓譚延闓回來，仍將湖南劃為南北的軍事緩衝地帶。在這一情況下，馮把譚延闓回湘當作挽救和平的一線希望，認為如果譚能夠說服桂軍先退出湖南，主戰派就沒有理由堅持軍事進攻。
譚要求北京政府在他回湘前再下一道停戰令，以便在一定時期內進行「調解」。在主戰派咄咄逼人的氣焰下，馮不敢再下停戰令，要譚自己經過漢口時和曹錕、王占元直接協商，將軍事進攻推遲一步，騰出時間來讓他進行「調解」。
五 曹錕、張敬堯到達漢口。馮玉祥通電主和。奉軍入關劫走秦皇島軍火。北京政府對馮玉祥的處分
二月六日，曹錕派他的兄弟新任直隸省長曹銳代理直隸督軍，自己動身南下，在漢口劉園成立了第一路總部。代理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改「代」為「署」，統率第三師由鄂北開往鄂南。
二月十二日，張敬堯統率第七師由徐州經鄭州南下，十五日到達漢口。
北京政府特派殷鴻壽為前敵總執法官，授以七獅軍刀一柄，攜帶劊子手四十名到漢口，對臨陣退縮的官兵准其就地「正法」。
第二路施從濱師也安全通過了浦口，二月十八日由輪運開到九江。
以上情況，說明南北大戰就要爆發，和平希望已告斷絕。
不料長江中游忽然爆發了一個突變，這個突變又把主戰派軍事進攻的日期推遲下去。
二月十四日，馮玉祥在武穴發出通電，力斥南北戰爭是一種最無意識和最無情理的戰爭。他說以前奉令「援閩」，開到浦口不再前進，就是為了「促進南北和局」。他認為岳州歸湖南，荊襄歸湖北，兩不侵犯，在這個基礎上解決南北爭端，並不困難。電報的最後一段講到軍人應當服從總統，他明明知道總統從來是主和的，只是由於受到壓力，才頒布了並非出於本心的討伐令，因此堅決主和正是服從總統。他請求北京政府採納他的意見罷戰言和，否則「殺玉祥以謝天下」。
原來馮旅由浦口開到湖北，又在武穴停留下來。陸建章仍然留在馮玉祥軍中。陸和主和派又布置了一個打擊主戰派的計劃，就是叫馮玉祥在武穴發出這個主和通電，以打亂主戰派對湖南進攻的步驟。武穴處於湖北與江西之間，這一突變對主戰派的第一第二兩路軍都有深刻影響。同時，陸建章還布置了一個突擊安徽的計劃，打算把主戰派極端頑固分子倪嗣沖趕走。倪嗣沖在安徽不得人心，軍隊又沒有戰鬥力，他們估計由馮旅與江蘇軍兩面夾攻，並且配合安徽民軍的內部活動，很快就可以解決。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不但陸建章取得個人地位，而且長江三督打成一片，津浦南段全在掌握，主和派就更有力量對付主戰派了。
與馮玉祥發表寒電的同時，鄂皖邊境和霍山、六安一帶出現了安徽討逆軍，發布討倪檄文，公推陸建章為討逆軍總司令。倪嗣沖倉皇調兵自衛，並電請北京政府下令罷免李純，討伐馮玉祥。
馮旅主和引起了主戰陣營的極度慌亂。段祺瑞痛恨馮國璋「笑裡藏刀」，想起黎元洪來，覺得彼善於此，於是又想舉行一次軍事突變，驅馮下台，迎黎復職。他手中沒有充分武力發動一個突變，只得派徐樹錚以「接洽國防」為煙幕，到奉天調動奉軍進關來擔負這個任務。段從來就知道張作霖的野心極大，如果將來有一天不能滿足他的欲望，就會招致「請鬼容易退鬼難」的後果。因此，過去雖然拉擾他，卻並不願意使用他。現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他別無長策，就只能採取這個「飲鴆止渴」的辦法了。
奉軍入關的消息傳出來，北京天津一帶人心惶惶，馮也大起恐慌。十分明顯，奉天處於北京後方，奉軍對北京政府隨時可以造成一種威脅，所以當袁世凱權威極盛的時期，對張作霖也不能不採取「懷柔」政策，而奉天軍閥的勢力正是因此而一步步地壯大起來的。馮又記得很清楚，僅在一年以前，辮子軍開到天津，就把黎元洪驅逐下台。如果奉軍開進關來，他本身就有被逐或者被軟禁的危險。他在無計可施之中想布置第二次「南巡」，打算由京漢路南下到湖北。但這次段黨決不肯讓他逃出羅網，在他們的嚴密監視下，二次「南巡」不能實現。
段黨連日舉行秘密會議討論驅馮的問題。段的策士們認為馮的代職只有半年多，舉行軍事突變究竟不是明智之舉，仍然主張採取軍事威脅而不採取軍事突變，一面從速召集新國會，以便提早改選總統。二月十七日，馮被迫公布了臨時參議院所「修正」的國會組織法與兩院議員選舉法，十八日命令內務部籌備新國會的選舉。
由於王士珍堅決不肯副署罷免馮玉祥的命令，段黨發動了倒閣運動。王又提出辭呈，從此不到院辦公。二十日，馮不得已派內務總長錢能訓代理內閣總理。
二十四日，京奉路車輛被奉軍扣留的消息傳出來。二十五日，馮又被迫免去馮玉祥的旅長，交曹錕「嚴切查明呈候核辦」，派該旅第二團團長董世祿代理旅長。
二十五日，奉軍第二十七師第五十三旅開到灤州。奉天督署參謀長楊宇霆帶兵到秦皇島，把日本政府根據中日軍械借款協定第一批運到的步槍二萬七千餘支劫走。這個消息使馮段兩人同樣大為吃驚。這批軍火是段準備用以建立自己的「參戰軍」的，不料被奉軍劫走，真是「搬了石頭打折自己的腿」。二十六日段電請張作霖交還原物，運到北京來。張作霖在同一天發出通電，說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少軍火，未便開拔。這次「提去」一批軍火，事前並未請示，原因是「呈報則需時日，運京而復運奉，更費周折，不得已先留用而後呈報」。二十七日他有感電回答段的宥電說：「此次奉天請領軍械，系奉元首討伐明令，整飭軍隊，為政府之後盾。所練軍隊，無論對內對外，均屬擁護中央，一旦編練成軍，悉聽政府驅策。運京留奉，宗旨無殊。蓋全軍均屬國家，尚何器械之足計！」
事實上，這批軍火是徐樹錚作為一種禮物送給張作霖的。徐樹錚奉命召請奉軍入關，知道不帶禮物就說不動，而事前請示，段一定不會點頭，就不能挽救皖系迫在眼前的軍事危機，因此獨斷獨行地把這批軍火作為奉軍入關的交換條件。奉軍持有陸軍部證件「領取」這批軍火，而這個證件就是徐樹錚在陸軍次長任內私自留下來的空白證件。
由於奉軍迅速入關，馮的處境非常危險，馮玉祥旅進攻安徽的計劃不能實現。但是馮玉祥旅全體官兵發出東電（三月一日），請北京政府收回撤換旅長的成命，聲明旅長主和是全旅公意，他們「寧與旅長同死，不願任其獨去」，否則請將全旅官兵九千五百五十三人「一律槍斃，以謝天下」。武穴各團體也都來電稱讚馮玉祥旅有功地方。馮玉祥則來電自請「戴罪圖功」。這些情況說明，除非派兵進攻，馮玉祥不會自動解除職務。
倪嗣沖請求北京政府「迅電曹使派兵，上下夾擊，以弭長江巨患」，並控訴「馮玉祥抗不交代，又於武穴上下游加兵扼堵，暗中與蘇督往返密商軍略，足見野心不悛，受人指使」。由於曹錕不肯派兵，倪嗣沖也不敢單獨進攻。
關於處置馮玉祥的問題，經過一個多月，皖系也拿不出辦法來。張懷芝建議調該旅前往黑龍江防邊，當然馮玉祥不會接受這個「發往邊疆效力」的處分，「關外王」張作霖也不會歡迎這支軍隊。後來（三月十八日）還是採取曹錕的意見，給馮玉祥「革職留任」的處分，褫去陸軍中將，暫准留任旅長，交曹錕節制調遣。
六 奉軍繼續向天津廊坊推進。皖系要挾恢復段內閣和罷斥李純。馮通電錶示消極。張作霖、徐樹錚組織關內奉軍總司令部
奉軍入關後，張作霖提出罷免李純和討伐馮玉祥兩個要求。他說這些都是為了「擁護元首」。可是被他「擁護」的「元首」嚇得心慌意亂，二十六日在公府召集緊急會議討論對策。馮用鋒利的眼光盯著段說道：「奉天出兵既未奉有命令，事前也未通知。前任陸軍次長徐樹錚到了奉天。這些情形，究竟用意何在？」
段被他盯得不能不開口說話。他忸怩地說：「太冒失了。」
這次會議當然不會有結果，因為召奉軍進關的就是段，他不會叫張作霖退兵。而且，即使他願意叫張作霖退兵，事實上也是辦不到的。
馮只得央請清朝末年做過東三省總督、親手「招撫」過張作霖的趙爾巽到奉天去，說服張作霖退兵。但是張作霖早已不買這位老上司的賬了，所以趙爾巽碰壁回來。
馮開始感覺到他的總統地位岌岌難保。三月四日，他擬就電文請各省「籌商善後」，以便本人卸職下台。這也是袁世凱的老辦法：以前袁被各方面逼他退位走投無路的時候，也曾通電叫各省「籌商善後」，藉以拖延退位日期，爭取時間來自籌不退位的對策。馮的目的正是一樣。不料這一舉倒把他的幕僚們嚇壞了，公府秘書長張一麐把電稿從機要室追回來，隨即邀同公府軍事處長師景雲等去見馮，勸他不要消極。馮垂頭喪氣地說：「你們勸我有什麼用處？現在沒有人肯當國務總理，我寫信邀請杏城[6]組閣，杏城連回信都不給我；幹臣（錢能訓）天天鬧著不肯代下去；難道叫我自己來兼任總理？北京城以外的情形就更糟了，督軍稱雄道霸，目無中央，今天竟然有人自由出兵，威脅政府！你們還是讓我走的好。」
三月五日，奉軍一部由天津開到廊坊，並在車站上檢查往來旅客。國務院去電說明廊坊不是戒嚴區，不能檢查旅客，那邊置之不理。
張作霖又有通電稱：「出兵扣械，系堅元首主戰之心。兵已入關，無可撤退。長江有事，即可南下應援。」他請北京政府在天壇一帶指定營房以便奉軍進駐。沒有等待回答，他自己派人在天壇、南城一帶找尋駐兵房屋。
主戰派軍閥又有聯名電報請求釋放張勳。張勳和張作霖是兒女親家。張作霖的幕僚中有很多人是復辟派。
鬍子軍逼近北京[7]，造成了北京城的極大恐慌，人人認為第二次復辟又將實現，避難離京者絡繹於途，宛如上年辮子軍開到北京的景象。
馮在這一天召集全體閣員在春耦齋舉行緊急會議，說明時局發展到這一步，除本人辭職外別無辦法。他拿出那個電稿交給閣員們傳觀，大家面面相覷，鴉雀無聲。半晌才有人吞吞吐吐地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話，勸他慎重考慮。也有人建議再請芝老（段）疏通張作霖退兵，奉軍不來豈不更好。這次會議當然沒有結果，那份電報也沒有發出去。
三月六日，馮依樣葫蘆地發表命令，指定五月二十四日進行眾議院議員的選舉，六月二十日進行參議院議員的選舉。
同一天，馮接到財政總長王克敏從蚌埠發來的電報，報告倪督軍對總統沒有意見，只請總統起用芝老，罷免李純。王克敏是馮派去疏通倪嗣沖的。馮又接到天津報告，張作霖仍然擁護元首，其目的只在剷除主和派，組織強有力的內閣。以上跡象表明，皖系正在一面對馮施加重大壓力，叫他今後不要再在暗中搗鬼，一面積極進行新國會的選舉，以便如期改選總統，並不準備立刻逐馮下台。
三月七日，奉天方面發表張作霖和曹錕、張懷芝的往來電報。張作霖的歌電（三月五日），表明他的宗旨在於「擁護中央，維持大局，始終團體，戡平內亂，聯絡同志，共救危亡」。他說天津會議原來議定將奉軍編入第一路，後來又改為編入第二路，他都「極表同情」。現在已經編成六個混成旅，「若不開拔，則對同志為不信，對我兄為不義」。這批軍隊「不日即可到徐，會合大軍，敬聽指揮」。他極力解釋毫無個人野心，說他的「財產身家功名權位皆已逾量，尚復何所希冀！只以目前時局，非以武力不能促進和平。弟處擴張實力，專為輔助我兄起見，此外毫無私意。若有虛言，鬼神鑑察」。
曹錕的陽電（三月七日）歡迎奉軍入關，稱讚張作霖「耿耿大義，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誼共生死」。曹錕除請奉軍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外，還請加派一個或兩個混成旅開到漢口加入第一路。
張懷芝的陽電，稱道奉軍入關一舉「壯我士氣，固我後援」，並稱已指定韓莊為奉軍南下的第一站。
就在這一天，馮發出了表示辭職的電報。他首先列舉國會問題、內閣問題、軍費、財政以及外交問題的種種困難，使他無法應付。他說他以前就不想做總統，現在也決不留戀總統地位，問題在於「民國既無國會，而總理現屬暫攝，又不能援引約法條文交其代行」。因此，只得「向各省區督軍省長暨文武官吏詳述危殆情形，應請籌商辦法，為國璋釋重負，為民國謀安全。……至統治權所寄，國璋在職一日，仍當引為己責。」
原來這個電報並不是真心辭職，而是向皖系和主戰派告哀乞憐，希望他們回電予以挽留。
皖系和主戰派既然不打算立刻逐馮下台，也就樂於口頭表示擁護，曹錕、張懷芝、張敬堯都有回電對馮極口推崇，直、魯、蘇、皖、鄂、贛六省督軍發出聯名電報力斥推倒元首和準備復闢為無稽讕言。張作霖的庚電（八日）說：「挽救時局，只我大總統一人」。經過一場風波，似乎直皖兩系又成為一家，馮又成為北洋派共同擁護的總統了。
張作霖建議「擇定總理一人，組織完全內閣，總理得人，各方同意，政令自行，切勿輕懷退志」。這就是說，馮必須恢復主戰派所能同意的段內閣，把一切權力交給這個內閣，自己甘心作一個蓋印機器，則總統地位是可以維持下去的。
馮假裝糊塗地回了一個電報說：「組織強有力之內閣，自系正當辦法。可速聯合各省商定何人應任總理，予當依眾議而行。若憑少數推舉，恐各方意見不同，中央即無辦法。」馮的話里又有骨頭，要主戰派「打開窗子說亮話」，不要藏頭露尾，並且暗示主戰派所能同意的總理，未必就是各省一致同意的總理。
三月八日，公府處於緊急戒嚴狀態，府學胡同段宅也有重兵防守，北京局勢異常緊張。
三月九日，王士珍化裝逃往天津。他在天津寫信給兩個老朋友，聲明決不回京復職。
接著，皖系集中力量首先壓迫馮罷免李純。馮在這個問題上卻非常強硬，表示總統無權罷免督軍，如果有這個權力，他所要罷免的督軍不是李純而是張作霖，因為李純主和並不犯法，並沒有自由進兵、威脅總統的事情。他請徐世昌電邀張作霖進京當面一談。又說：「最好雨亭（張）自己帶兵打秀山（李），不要逼我下一道不能執行的命令。」
這時有一部奉軍開到韓莊，李純連來三個電報辭職。但他不甘示弱，在辭職電報中痛斥張作霖「派兵入關，要挾中央免純職任，並劫奪軍械不允交還，種種情節，殊堪詫異。值此外患逼境，吉黑危在旦夕，全力御外尚虞不足，今反以大軍入關，其用心奸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從李純的語調中可以看出，他也不是真心辭職，而是準備在必要時期抵抗奉軍。
段指使閣員在國務會議上通過議案，假口李純經常請假，叫他離職養病，不開去本缺，派盧永祥代理江蘇督軍。馮拒絕在這個命令上蓋印，同時指使李純即日銷假以資抵制。段又建議內調李純為參謀總長，馮也不同意。由於段的壓力不斷增加，馮提出仿照以前處置陳光遠的辦法，給李純以「革職留任」處分，段則不同意。
三月十二日，主戰派極端頑固分子倪嗣沖又到天津來，電邀張作霖也到天津，共同推進擁段組閣與罷免李純兩件事情。同一天，張作霖、徐樹錚聯名宣布在距離天津五十里的軍糧城設立「關內奉軍總司令部」，張作霖自兼總司令，徐樹錚以副司令名義代行總司令職權。這樣，以前段黨偷偷摸摸地勾引奉軍入關的政治陰謀就完全揭開了。徐樹錚直接指揮關內奉軍，對馮說來是當頭一棒，因此十四日他只得親到府學胡同請段再度組閣，但段表示無意於此。
十六日，徐樹錚偕同張作霖的「小諸葛」楊宇霆[8]到天津，召集北方各省督軍代表舉行會議，風聲日緊一日。在這種咄咄逼人的情況下，馮只得通電北方各省說明自己訪段以及段不肯組閣的情形，請各省一致勸駕。十七日馮又親訪徐世昌，請他勸段接受組閣。徐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
這一時期，觀察時局的人們都弄得迷糊不清，不懂得一個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政敵推下台去的人，為什麼又要千方百計地請求這個政敵再上台；而一個急於要恢復以往職權的人，為什麼卻又推三阻四地不肯再上台。
十六日，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由東京回到北京。當林權助應召回國的時候，曾經引起外交界的推測，以為日本公使將易人，日本對華方針將有所改變。林權助的回任，說明日本政府支持段的政策沒有改變。
擁段組閣是主戰派的一個目標。另一目標就是罷免李純，這個問題倪嗣沖、張作霖、張敬堯鬧得最凶，原來屬於直系的曹錕並不表示同意，張懷芝也因路過南京時和李純見過面，減輕了對李純的敵意。另一方面，馮與李純的態度都很堅決，什麼事情辦得到，這個事情一定辦不到。段不能不顧慮到如果以武力解決李純，發動北洋派內部的戰爭，只能有利於西南而不利於北洋派，因此沒有決心堅持到底。
七 廣東的三角鬥爭仍在發展。四川又起變化
桂系和國民黨之間雖然存在嚴重矛盾，但也有利害共同之點，例如龍濟光就是它們的共同敵人，而南軍進攻岳州也是國民黨所歡迎的。因此，在孫中山炮擊觀音山以後，一月二十六日陳炯明以粵軍總司令名義出發汕頭，滇軍方聲濤改稱靖國軍軍長移防潮州，準備在福建開闢第二戰場，與南軍對岳州的攻勢遙相呼應。桂軍沈鴻英、林虎兩部也調去討龍。從一月下旬到二月下旬，林虎部接連攻占陽江、恩平、廉州，龍軍的攻勢受到阻遏。
但是地方派和桂系的鬥爭又在開展中。二月八日廣惠鎮守使李福林、肇陽羅鎮守使翟汪、警衛軍統領魏邦平舉行海珠會議，決定由警衛軍全體將領聯名電請陸榮廷改派莫榮新為討龍軍總司令[9]，推程璧光繼任廣東督軍，對於桂軍在廣東的防地和軍費、軍火的供給，他們承認維持原狀。這個電報發表後，廣東省議會首先通電附和。這是對桂系所採取的一種「和平鬥爭」，程璧光兼有廣東人、國民黨元老和桂系的朋友三種身份，所以地方派推他繼任廣東督軍。事實上，這個表示具有「粵人治粵」的傾向，也具有地方派聯合國民黨共同反對桂系的傾向。
以前廣東的反桂力量是分散的，地方派首領李耀漢很想依附北洋派而不願與國民黨合作，國民黨元老都反對與桂系決裂，滇軍又起了分化，所以這些力量不能組成反桂的聯合戰線。這次由地方派發動反桂鬥爭，其他各方面也不予以支持，所以又像以前幾次的反桂運動一樣，沒有取得效果。
同時，一向在韶關觀望風色的滇軍師長張開儒忽又宣布接受軍政府陸軍總長一職。原來，唐繼堯改派鄭開文為駐粵滇軍第三師師長，張開儒拒不交卸，因而有此一舉。
二月二十六日，程璧光在海珠被刺身死，軍政府派林葆懌繼任海軍總長。
此外，桂系和國民黨又發生了新的磨擦。陳炯明是以粵軍總司令名義而自兼惠潮梅防務督辦與稅務督辦的，陳出發汕頭後，桂系派劉志陸為稅務督辦，引起粵軍的強烈反對。後來雙方相互讓步，成立一個由各軍派員聯合收稅、平均分配稅款的機構，但是桂系與國民黨之間的裂痕從此更加擴大，所以討龍軍事時緊時松，陽江又被龍軍奪去。更重要的是桂系在南軍攻占岳州後，仍然力求與北方言和，想把力量調回廣東來對付國民黨，這個打算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造成了西南方面更進一步的分化。
一九一八年初，四川局勢也起了變化。滇黔軍會合熊克武的川軍占領重慶後，一月三十日滇軍又占領敘州。二月六日熊克武勸告劉存厚回到西南方面來，十六日劉存厚宣布與西南採取一致行動，但這是緩兵之計，劉暗中請北軍從川東、川北兩路進兵以解救他的危機。四川軍人都因劉存厚甘心依附北洋軍閥而表示不滿，新任川軍第一師師長徐孝剛與劉存厚直轄的第一混成旅旅長劉成勛首先在隆昌、南溪與劉存厚脫離關係，二月十八日徐孝剛與川軍各師的旅長劉湘、陳能芳、劉成勛、吳震、陳洪範、汪可傑、舒雲衢、陳經、張鵬舞等推舉熊克武為川軍總司令，主持四川軍政。隨後，劉存厚派旅長賴心輝、支隊長萬成扼守樂至、簡陽一線，被滇軍擊破，熊部川軍又進入淮州、廖家場、石板灘一帶。十九日劉存厚偕同省長張瀾逃往綿陽，熊部川軍與黔軍袁祖銘師開進成都。
接著，駐綿竹的旅長田頌堯、駐嘉定的旅長舒雲衢、鄧錫侯都加入西南，劉存厚退往廣元。熊克武以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名義派舒雲衢為川軍第二師師長，劉成勛為第四師師長。一直到這個時候，四川的三角戰爭才算結束。
唐繼堯以川滇黔三省靖國軍聯軍總司令名義派黃復生、葉荃、王文華、顧品珍為第一至第四路軍總司令，準備出兵湖北，石青陽為援陝第一路司令，準備出兵陝西。但因四川內部還很複雜，出兵計劃沒有實現。
* * *
[1] 指主和派設下圈套，指使王、范兩師停戰撤兵，致使傅良佐失敗。
[2] 李純字秀山，張敬堯是他的舊屬和門生，所以稱他為秀帥夫子。
[3] 承審傅良佐一案的審判長就是段黨靳雲鵬，當然不會給傅以處分。傅還反訴退出長沙並非由於軍事失敗，而是由於主和派的政治陰謀，不久張作霖聘請傅和周肇祥為文武兩參贊，此案從此了結。陳光遠的處分，也因曹錕、王占元的呈請，不久得到開復。
[4] 2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前據督軍曹錕等電呈，時事多艱，人才難得。査有梁士詒、周自齊、朱啟鈐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緝，嗣於上年七月間軍事猝起，奔走擘畫，多所裨助，擬請略跡原心，復其自由等語。應准免予緝究，以崇寬典。這道命令發布後，康有為弟子陳煥章提出「帝制犯可赦，復辟犯亦可赦，人才難得，法律平等」，呈請特赦康有為和張勳。陳煥章是當時的孔教會會長和總統府顧問。北京政府沒有理由加以駁斥，批了「應從緩議」四個字。
2月28日北京政府又下令：督軍曹錕等呈稱，雷震春、張鎮芳歷居要職，卓著勳勞，名墨刑書，才有可用等語。應即開釋，發交曹錕軍前效力。
3月15日，除張勳外，所有帝制、復辟各犯，均由北京政府公布赦免。
[5] 陳光遠因受處分而辭職，馮深抱不安，曾去電加以慰勉。電報說：「璋與足下交非恆泛，無論感受何種刺激，絕不容獨善以棄國家。」
[6] 楊士琦字杏城，是袁政府的「左丞」，與袁的關係極深。此時住在上海。
[7] 張作霖出身關外紅鬍子，因此奉軍有「鬍子軍」之稱。
[8] 楊宇霆自號「鄰葛」，以諸葛亮自命，是張作霖的軍師。
[9] 前任督軍陳炳焜是以「討龍軍總司令」的名義下台的。地方派請求改派莫榮新為「討龍軍總司令」，就是要他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