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四十一章　武力統一政策徹底破產

一　《中日軍事協定》成立。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留日學生組織歸國請願團。北京學生向北京政府請願。全國商會聯合會等團體反對《中日軍事協定》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國爆發了偉大的「十月革命」，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大變化。蘇俄政府宣布廢除帝俄時代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自一九〇五年以來，日、俄兩國共同侵略中國的聯合陣線，至此宣告結束。日本政府出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和對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決定利用這一時機，控制中國軍隊，接替帝俄在我國北滿、蒙古的勢力範圍，並進而侵占蘇俄領土。 是年十一月二日，段祺瑞派靳雲鵬、曲同豐以赴日觀操為名，暗中接洽軍械借款。他們抵日不久，恰值「十月革命」發生，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向之表示：俄國革命產生了，德國侵略東方的危險加重了，中、日兩國應當成立一個協定來共同對付德國。 日本所製造的「德軍東侵論」，同時又成為西方帝國主義干涉俄國革命的理由。十二月間，英、法兩國以防止儲存在海參崴的軍需物資被德軍奪去為藉口，建議日、美兩國出兵海參崴，將這批物資供給蘇俄國內的反蘇維埃集團。次年（一九一八年）一月，日、美兩國派軍艦駛入海參崴，向蘇俄示威。日本乘機提出單獨出兵西伯利亞。英、法兩國因無力東顧，正要利用日本來干涉蘇俄，所以表示贊同，但美國對西伯利亞另有野心，反對日本單獨出兵。 原來，美國始終未能忘情於「世界鐵路大計劃」。俄國「二月革命」後，美國曾與克倫斯基政府簽訂了「經營西伯利亞條約」。如果美國同意日本單獨出兵，西伯利亞將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美國無從染指。其後英、美、法、日等國共同干涉蘇俄時，美國又勾結日本和帝俄代理人，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決定成立協約國「監管路政委員會」，由美國駐俄顧問史蒂芬司主持，管理西伯利亞鐵路，中國境內的中東路，也被他們擅自劃入管理範圍。美國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世界鐵路大計劃」，竟一度成為「現實」。可是好景不長，隨著蘇維埃政權的日益鞏固，協約國干涉軍相繼撤退，這個計劃也就曇花一現而徹底破產了。 美國反對日本單獨出兵，使日本更急於要完成中、日軍事協定，以中、日「共同」出兵為煙幕，來堵塞美國的反對藉口。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訪問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硬說俄、德兩國單獨媾和後，德國勢力將通過蘇俄達到遠東地區，將鼓動中國少數民族進行分裂運動，中、日兩國有採取共同行動應付這個新局勢的必要。這時段祺瑞雖然下了台，他的爪牙仍然留在王士珍內閣里，因此國務會議並不拒絕日本所提的「中日共同防敵」的建議，只是主張在中國境內的「防敵事宜」，由中國自行處理，在中國境外的「防敵事宜」，可與日本共同處理；其具體辦法，則由兩國陸軍當局共同研究決定。 是年二月二十日，章宗祥將上述決定轉達日本外相本野，本野頗不滿意。本野強調中、日兩國既然以共同防敵為目的，首先應當加強兩國間的相互信任，根據實際情況，協定雙方防區，不必顯分畛域。田中表示為了消除中國方面的顧慮，可由中、日兩國預先發表聲明，將來情況如有變更，在中國境內的日軍應當撤退；中國境外仍由中、日兩國軍隊共同防守。 在此時期，日本政府散布一種空氣說，如果中國不出兵，日本也會單獨出兵。中國親日派就利用這種空氣，拋出一套理由來說：「如果日本單獨出兵，就將發生一九〇五年日、俄兩國在中國領土上作戰的同樣事件，對中國更為不利。」因此，在接到章宗祥的報告後，國務會議又決定在原則上同意日本的意見，但須聲明中、日軍事協定的有效期應以歐戰期間為限，一俟歐戰停止，中國境內的日軍應即撤退。此項協商，僅系準備步驟，非至必要時中國不出兵。同時，北京政府向日本提出山東問題以及中、日兩國在東三省的一切懸案進行和平解決的要求。 日本政府對此表示滿意。日本政府慮及美國又會出面反對，要求中國在交涉過程中，務須保持秘密，先由兩國軍事當局議定出兵條款，等到「木已成舟」，再由兩國外交當局公布。北京政府也正害怕國內人民反對，當然表示同意。 三月三日，俄、德單獨媾和後，八日本野又會見了章宗祥，出示了日本代替中國方面擬就的換文草稿，敦促中國迅速締約，以免錯過時機。此時段祺瑞已出任參戰督辦，關於對外出兵問題，由他一手主持。日本政府還怕中國國內政局不穩，影響《中日軍事協定》的簽訂，又派西原龜三夥同駐華公使林權助，積極展開活動，支持段祺瑞再度出而組閣。 三月二十三日，段內閣復活後，日本政府忽又主張發表中、日共同防敵的換文。這是因為：中、日所進行的秘密外交，已經不能繼續保持秘密，而且木已成舟，也不需要繼續保持秘密了。日本政府代替北京政府擬就中國方面的換文，交北京政府照抄發表。換文中竟把共同出兵說成是由中國建議而日本予以同意的，這樣，就可以杜絕美國的反對，並遮蓋日本侵略中、俄兩國的真正意圖。三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發表了這個換文。同一天，本野另備一函聲明，中、日共同防敵的有效期，由兩國軍事當局協商決定，歐戰結束後，在中國境內的日軍一律撤退。 《中日軍事協定》包括《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說明書》《關於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上必要之詳細協定》《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說明》等部分。 五月十六日，段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派中國陸軍軍事協商委員長靳雲鵬，與日方委員長齋藤季治郎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這個協定共十二條，規定在中國境內軍事區域的日軍，中國政府應盡力予以協助，日軍須尊重中國主權與地方習慣；歐戰結束，此批日軍應一律撤退。中國境外，必要時由兩國協商共同派遣軍隊。在協同作戰期間，雙方應互派職員往來聯絡，交換地圖和情報，互供海陸運輸和通信便利以及兵器、軍需原料；雙方均不公布本協定及附屬協定內容等等。這個協定從字面上看來是平等互利的，但實質上，已駐在中國境內的日本軍隊，可通過提供軍火和軍事技術人員、交換情報等手段來控制中國軍隊，同時又取得了駐兵滿蒙和通過中國境內出兵西伯利亞的權利。 三天後（五月十九日），《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又由中國海軍中將沈壽堃和日本海軍少將吉田增次郎在北京簽字。九月六日，《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細則》又由徐樹錚和齋藤季治郎在北京簽訂。 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願望，決不因美國反對而打消。早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中日軍事協定》尚未換文，日本公使林權助就向中國總統馮國璋提議中日雙方「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不等到中國方面表態，日本就在四月四日藉口日商在海參崴被殺，派原在軍艦上的海軍陸戰隊登陸。這個赤裸裸的侵略行徑，遭到蘇俄的抗議，又引起了美、法等國的疑忌，本野外相因之下台。 六月間，五萬名捷克戰俘組成的捷克軍團，在西伯利亞舉行了反蘇維埃叛亂（蘇俄政府原允許他們取道遠東回國。在帝國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煽動下，他們在中途叛變）。七月八日，美國以搭救捷克軍團轉道美國開往歐洲作戰為藉口，建議日本共同出兵。 在扼殺蘇俄革命的共同願望下，英、美、法、日、意等國終於對蘇俄進行了共同干涉。八月二日，日本發表出兵西伯利亞宣言，它並不理睬協約國商定的出兵不超過七千名的規定，出動了一萬二千人。北京政府也派了第九師魏宗瀚部二千人赴海參崴，八月十八日，團長宋煥章率第一批部隊離開北京。十三日，日本又發表出兵滿洲里宣言，以《中日軍事協定》為依據，源源派兵進入北滿，至十月間，駐北滿之日本軍已達七萬之譜。 八月十九日起，日軍擅自派兵分駐中東路各站，並強行接管長春至哈爾濱的鐵路。二十四日，因日軍擅自警戒中東路，與當地華軍發生武裝衝突，華軍被迫撤退。到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四日，協約國監管路政委員會召開各國武官特別會議，議決由中國軍隊防守中東路全線，而日本竟提出中國護路司令應受日本聯軍總司令土谷指揮，這個無理要求遭到北京政府拒絕後，日本就指使白匪謝米諾夫及蒙匪、胡匪騷擾中東路沿線地區，反而責難華軍無力護路。由此可見，《中日軍事協定》不僅是日本勾結段祺瑞政府共同出兵干涉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可恥條約，而且中國本身也是日本的侵略對象。中國出兵只能充當日本的僕從軍，並且首先要把自己的肉投入這隻「東方餓虎」的嘴裡。 歐戰結束後，段祺瑞為了保留並擴充手中的參戰軍，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延長了《中日軍事協定》的有效期，分別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和三月一日，與日本簽訂了《關於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戰爭終了之協定》和《關於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戰爭終了之協定》。直至皖系垮台後，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日軍事協定》才正式宣告失效。 《中日軍事協定》從秘密交涉時起，就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反對。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換文發表後，全國立即湧現出從「五九」條約（「二十一條」）以來新的愛國主義高潮，國內人士和海外華僑紛紛發出抗議《中日軍事協定》的怒吼。 換文未發表前，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已有所聞，曾經開會討論。五月六日，日本警察捕去學生代表三十四人。五月七日，他們繼續召開全體大會，決定採取在清末、民初兩個時期採取過的辦法，即日罷課，全體學生組織歸國請願團，分批回到北京、上海和本籍，聯合各界人士共同反對北京政府把中國拴在日本戰車後面的亡國政策。會議決定在上海組織一個全國性的人民救亡團體，在各省設立支部，以便統一行動，向北洋軍閥進行反賣國的長期鬥爭。 西南各省的當權人物也反對這個協定。四月二十七日，陸榮廷、唐繼堯、伍廷芳聯名電請馮國璋拒絕簽署這個協定，表示願意一致對外，國內問題可以和平解決。五月十五日，伍廷芳、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劉顯世、譚浩明、熊克武、程潛、李烈鈞、李根源、陳炯明、莫榮新聯名通電錶示：「國且將亡，法於何有。中央果能開誠布公，聲明不簽亡國之約，而對於南北爭持之法律政治諸問題，組織和平會議解決一切，則我等即將停戰息兵，聽國人最後之裁判。倘忠言不納，務逞其窮兵黷武之心而甘以國家為孤注，則我國民寧與偕亡，斷不忍為人魚肉。」這個電報稱呼他們所反對的北京政府為「中央」，並且表示對護法問題並不堅持。但是段內閣根本不理睬他們的意見。 五月十八日，留日學生第一批三十餘人回到北京。段內閣立刻派便衣偵探監視他們的行動，並禁止他們開會。為了欺騙人民，北京政府發布消息說：「中日共同防敵軍事計劃，未便遽行披露，但絕無牽及內政及國家主權等事。」 這些年來，西方帝國主義因為全力應付歐洲戰爭，不得不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控制，因此中國民族工商業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控制不但沒有放鬆，而逐步加緊；段內閣的武力統一政策和各省軍閥所舉辦的各項苛捐雜稅，都使民族工商業的生存和進一步的發展受到很大打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外反動派的雙層壓榨下，在這次反對中、日秘密交涉的愛國主義運動中表現了積極態度，同時也表現了反對內戰、反對橫徵暴斂的堅決態度。在天津開會的全國商會聯合會會議上，各省工商業代表人士改變了從來「一團和氣」的面貌和不關心政治的態度，一致發出忿怒的呼聲，力爭宣布外交真相，停止內戰，廢除各省的額外捐稅，如果北京政府不肯接受，他們建議舉行全國罷工罷市以示抗議。五月十八日，會議推派代表到北京請願，並且先就外交問題發出了三個電報：（一）請馮拒絕在亡國條約上蓋印；（二）請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採取一致行動，挽救國家危機；（三）向駐華各國公使聲明，中國人民誓不承認這次簽定的中、日條約。 在內戰中受到更大痛苦的全國農民，特別是戰區農民，反對內戰的情緒很高。各省農會雖然不能代表農民的意志，但也不能不聞不問，它們在反日鬥爭和國內和平運動中，也和全國人民一起，表示了慷慨激昂的態度。 隨著中國民族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有所發展，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也處於逐步成長與成熟的過程之中。雖然這個時期先進的工人階級政黨尚未成立，工人階級尚未走上革命舞台，但是十月革命開始引起了中國人民在思想上的根本變化，以中國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的革命風暴就要到來。 愛國青年學生在這次運動中起了先鋒和橋樑的作用。五月二十日，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召開緊急救亡大會，決定與留日學生歸國請願團採取一致行動，聯合北京高校學生抗議北京政府的親日賣國政策。二十一日，北大、高師等校學生推派代表十三人到公府請願時，馮向他們解釋說，這個問題不是由總統決定的，今天採取的是責任內閣制。「你們找錯了人，為什麼不找總理而來找我！」關於拒絕蓋印的問題，馮說，這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中、日軍事協定由兩國委員簽字即可發生效力，無須總統蓋印。 同一天，商會聯合會代表也到公府來請願，馮就懶得接見了，傳下話來，叫他們去見總理。當他們去見總理而總理拒不接見後，又跑回來找馮。馮說：「總理不接見，我也不便接見。」 二十二日，北大、高師、工業、法政四校學生聯合決定，不因國事而廢學業，自即日起恢復上課；但也不因求學而忘國事，應以課餘時間研究對策。 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使段大為狼狽。他採取了高壓和封鎖手段，加強全國郵電檢查，扣留學生的宣傳品，禁止各報報道未經公布的中日外交消息。 五月二十六日，國務會議繼續作出決定，中、日新約關係軍事秘密，不予公布。五月三十日，中、日兩國同時公布中、日軍事協定的有關文件，但是條約內容仍未公布。 到五月底為止，回國留日學生已達三千餘人，以集中上海者為最多。北京教育部採取了清政府和袁政府採取過的老辦法，限令他們於六月十日以前回到東京，否則取消公費。回到本籍的學生大多受到地方軍閥的迫害。以奉天為例，張作霖誣衊歸國留學生組織「鐵血團」「殉國團」進行暴力活動，禁止旅館收留他們，同時又電請留日學生監督將東三省籍回國學生的姓名、年齡、籍貫隨時查明開示，以便究辦。 但是，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的各項措施，不但沒有嚇倒廣大愛國青年，反而堅強了他們的戰鬥意志，推進了下一年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五四運動。 二　主戰派紛紛要求撤回前方部隊。段又決定第五期作戰計劃，在湖南採取守勢，在廣東採取攻勢。段請張作霖派兵「援陝」 段的武力統一政策，雖然經過漢口會議的一番「打氣」，仍然進行得很不順手，張懷芝一定要辭職，曹錕也要求撤回直軍，前方軍事陷於停頓。 徐樹錚是當時的一個忙人，既要一手包辦新國會的選舉，又要主持對南軍事，因此經常往來於北京、漢口之間。由於主戰派兩個大將忽然變卦不聽調度，他打算單獨依靠奉軍，停止援川計劃，在漢口設立一個奉軍前敵總指揮部，把張作霖承認調出來的六個混成旅全部擺在湖南戰場上。五月九日，他以關內奉軍副司令的名義，派奉軍第二十七師師長孫烈臣、第二十八師師長汲金純、第二十九師師長吳俊升到長沙布置奉軍入湘作戰。五月二十四日，他又從北京趕回漢口來督促進行。但是，這個計劃引起了直、魯兩軍的極大反感，因此他們厭戰的情緒更高。同時，這個計劃又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張作霖的更大反感，張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關奉軍全部擺在戰場上，顯然與他的目的不相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樹錚公然視奉軍為己有而任意加以調度，他召回了三個奉軍師長，並且藉口邊防吃緊，要調回已經開到湘東的奉軍。 這一時期，厭戰情緒就像一種流行病一樣，很快地蔓延到整個主戰陣營內，連極端主戰的倪嗣沖也不願意讓他的安武軍獨任其勞，請求調回休息。 徐樹錚並不因此而氣餒。五月二十六日，他由漢口到長沙，二十七日又到衡陽親自與吳佩孚打交道。他認為吳佩孚是真正打手，曹錕不過坐享其成，如果把吳佩孚拉過來，曹錕就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了。 曹錕屢次請求回到直隸養「病」。五月二十九日，沒有等待段的同意，他就離開了漢口，並把第一路司令部的全部人員都帶走了。三十日，張懷芝也步其後塵回到山東去了。 這兩個大將離開漢口之前，曾與王占元、趙倜、陳光遠、李純交換意見，擬發出一個聯名電報，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戰」，命令前方「停戰待命」。段得到這個情報，大為震動，用了很大氣力才說服他們沒有發出這個電報。他已經知道北洋派內部又組成了新的主和派，其中有三個是原來的主和派，三個是原來的主戰派，而暗中掌舵的正是原來的主戰派領袖曹錕。 六月一日，徐樹錚匆匆由前方趕回北京，向段建議加緊籠絡吳佩孚以拆曹錕的台。段深以為然，立刻與吳直接通電以示優異。內閣總理從來是很少和一個師長直接通電的。六月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為「孚威將軍」。將軍雖是個有名無實的頭銜，但在官制上為「特任」級，與督軍平行。一個手握實權的軍人加上這個頭銜，就是候補督軍，與督軍下台後被任為將軍的作用完全不同。 徐樹錚還建議加派吳佩孚為第一路副司令，如果副司令肯打下去，正司令肯不肯打就不成問題了。這個命令正待發表，忽然接到直軍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1]五個旅長聯名請假的電報。十分明顯，請假就是消極「怠工」的表現，而五個旅長聯名請假就是「集體怠工」。隨後又接到直軍全體將士的通電，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將憊，不堪再戰」。以上兩個電報，吳佩孚雖然沒有列名，但是可以斷言，他決不是置身事外而是隱身幕後，因此這個命令沒有發表。 湖南前線新主和派的產生，一方面意味著北洋派內部矛盾有了新的發展，另一方面北軍在湖南也有不能繼續打下去的外在因素：由於張敬堯堅決與人民為敵和第二路軍在湘東的大燒大殺政策，加深了湖南人民對北軍的仇恨，而且桂軍在這次戰爭中沒有受到損失，如果北軍進一步打到粵桂邊境，必然會促進西南內部的團結，引起桂軍的堅決抵抗。到了這個時候，段也無法再催他們繼續進兵了。因此他決定對湘南改攻為「撫」，派趙春霆為湘南鎮守使兼湘南招撫清理局局長，派員分途「招撫」南軍，凡願受「撫」者一律改編為「國軍」，官兵仍供原職，凡不願入伍者准其給資遣散。這是分化南軍的策略，主要對象為湘軍。 但段始終無意於終止武力統一政策。 五月三十一日，在廣東兵敗出走的龍濟光到了北京。他自己說曾以私款墊發軍餉一千萬元，他到北京來是為了討還這筆墊款的，但他口出大言，說他在廣東仍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北京政府予以協助，平定廣東不成問題。段因為這個南方敗將從清朝末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始終站在北洋派方面，為了對南方軍人起示範作用，為了對北方主戰派打氣，就仍然稱他為兩廣巡閱使，並予以極其盛大的歡迎。龍濟光為了表示與北洋派為一體，要求在北方招募新兵三十營，經過短期訓練，由海道開往廣東作戰。段允許他在天津設立「振武新軍辦事處」，並給以一定數量的軍費軍火。 龍濟光到北京後，段黨大肆宣傳，廣東內部有隙可乘，龍巡閱使仍有餘勇可賈，因此對南作戰的空氣又突然緊張起來。 其實，這時閩粵邊境戰場又發生了不利於北軍的新局勢。李厚基在段內閣的督促下，曾聯合浙軍進窺潮梅，陳炯明下令反攻，五月十七日占領武平及永定屬之蘆下壩，二十日占領上杭屬之峰市，三十日占領永定，三十一日占領長汀。六月二日以前，粵軍以破竹之勢完全取得汀州各屬。 但段完全不考慮這些情況，又擬定了第五期作戰計劃，這個計劃是在湖南採取守勢，在廣東採取攻勢。六月十日，段召見舊國會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詢問舊國會議員到廣東的有多少。王家襄回答說，近來還有不少議員到廣東去，非常國會可能湊足法定人數改開正式會議。段就一本正經地說：「我派四萬五千人打廣東，兩個星期開始攻擊，一個星期打下來，對於從亂者一概格殺勿論。你去勸告各議員，廣東是去不得的。」 段久已不到公府。有人勸告他，馮在目前還是總統，至少也應見面談談。因此，五月三十一日段一度到公府報告中日交涉已經告一段落，以後關於國家要政，仍當隨時報告。六月七日徐世昌由天津到北京來，力倡調和馮段之說，並主張把北洋派直皖兩系的界限全部消除。 這時主和派也沒有放棄暗中活動。李純想利用在南京舉行的各省省議會聯合會議討論南北和平問題，段電令李純禁止這個會議開會，但是六月三日各省省議會代表仍然開了一次會，並且發表了主張停止內戰的聯合宣言。 曹錕又在天津召集督軍團會議，會議目的和以前不同，有要求停戰撤兵的一種傾向。段除派靳雲鵬前往參加以便監視外，並電召曹錕到北京來參加軍事會議，不要在天津另搞一套。 這時陝西民軍的聲勢越來越大，陳樹藩連電告急。陝西民軍是從一九一七年起逐步發展起來的。是年十二月，陳樹藩與郭堅部在西安發生巷戰，郭部敗退藍田。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混成旅第二團團長鬍景翼在三原宣布獨立（所部有田玉潔、陳世玉、岳維峻、張義安四營），與陝北曹營長世英聯合進攻西安，陳樹藩派人求和被拒絕。渭南騎兵第二團團長曹俊和在陝北的盧占魁也都加入自主軍，因此臨潼被占領，西安岌岌可危。一九一八年三月，段內閣派鎮嵩軍統領劉鎮華由河南率兵「援陝」，才打通了由省城到潼關的交通線。劉鎮華被任命為陝西省長後，陳樹藩帶兵進攻陝北民軍，在固市鎮被圍，六月七日突圍退守新市，因此段又商請張作霖加派許蘭洲率領奉軍一旅前往「援陝」。 三　徐樹錚誘殺陸建章。天津會議忽又議決繼續對南用兵。北京政府任命曹錕為四省經略使、張懷芝為援粵總司令 段祺瑞邀請各省督軍和督軍代表到北京舉行一次執行第五期作戰計劃的軍事會議，督軍閉置之不理，仍然要在天津舉行會議。六月十一日，倪嗣沖、張懷芝和各省軍閥代表都到了天津，會議日期已經選定了從十三日開始。由於長江三督得知會議將討論總統問題，撤回了他們的代表，會議沒有如期召開。 六月十四月，徐樹錚突然在天津槍斃了陸建章，這一事件引起了主和派的極大震動。 陸建章於十三日由上海到了天津。這個主和派的幕後活動者跟各省北洋軍閥都有一些直接間接關係，孟恩遠抗不交代，馮玉祥通電主和，都和他的幕後活動有關，皖系早已把他當作一個危險人物。這次督軍團又在天津開會，馮國璋暗中授意陸建章的長子陸承武把他的父親叫到天津來，其目的是要利用陸建章說服曹錕重行回到直系來，與李純合作，把督軍團會議轉變為有利於馮而不利於段的一種局面。 陸建章到天津後，徐樹錚寫信請他到駐津奉軍司令部一談。陸建章自恃為現任將軍又是北洋派的前輩，絕不懷疑會有人下他的毒手。十四日他如約而往，徐樹錚殷勤地請他到花園密室中談話，當他走進花園的時候，就有衛士從後面開了一槍把他打死了。 徐樹錚從長途電話中指使院秘書長方樞擬就一道命令，請馮蓋印發表。命令說：「前據張懷芝、倪嗣沖、陳樹藩、盧永祥等先後報稱，陸建章迭在山東、安徽、陝西等處勾結土匪，煽惑軍隊，近復在滬勾結亂黨。茲據奉軍副司令徐樹錚電稱，陸建章由滬到津，來營煽惑，當經拿獲槍決等語。陸建章著褫奪軍官、軍職、勛位、勳章，以昭炯戒。」馮嚇得心驚膽戰，當天還拒絕蓋印，但又感覺到自身也有危險，十六日終於蓋印發表。 一個自封為副司令的退職軍官，「先斬後奏」地殺了一個現任將軍，這在當時是一件駭人聽聞的兇殺案。顯而易見，陸建章斷然不會以奉軍為煽惑的對象，尤其不會以徐樹錚為煽惑的對象。事件發生後，李純、陳光遠都有電報質問北京政府，陸建章未經審判而被殺，死後又奪去官勛，此後軍官人人自危，從何取得保障？ 段贈給陸建章家屬五千元以表示北洋袍澤的舊情。徐樹錚補發了一個通電，捏造陸建章在談話中破口大罵總統和曹督軍，表示陸死有應得，並非主戰主和兩派的鬥爭。皖系還顧慮到馮玉祥是陸的外甥，因此以馮玉祥旅於十四日攻占常德為理由，任為湘西鎮守使，十七日開復他的原官，二十二日又授以勛四位，以安其心。馮玉祥不僅絕口不提這件事，並且自告奮勇願意調往福建去打廣東。 從十九日起，馮國璋託病不見客。他懷著一種心病，害怕皖系還要進一步追究責任，因為陸承武發出了一個電報，埋怨他對這個兇殺案完全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 皖系對曹錕也不能無所顧慮。事實上曹錕不能不感覺到徐樹錚的手段過於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懷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的這個心病，徐樹錚信誓旦旦地保證副總統問題一定照原約辦理，決無變更。徐樹錚又說，今後並不要求他再到漢口主持軍事，只要不反對第五期作戰計劃，讓別人去打，副總統就可穩穩到手。曹錕吃了這道「迷魂湯」，又搖擺不定了。 這時，段內閣瘋狂進行賣國借款作為對南作戰和國會改選的用途，吉會路借款二千萬日元和善後借款第三次墊款二千萬日元又已接洽成功[2]。但是這時的戰費和軍費每月開支達一千五百萬元，即使日本政府對段內閣的借款採取了有求必應的態度，也還是隨到手隨用光，因此段正在接洽菸酒借款和以全國地租抵借一萬萬元的大借款，以應急需。 關於總統問題，段採取了攤牌的態度，建議推舉北洋派老前輩徐世昌為下屆總統，希望北方各省一致同意。他自己表示不做副總統，如果馮願意退為副總統，他也可以同意，否則他願意與馮相約同時下野。這一表示意在消除馮與長江三督的不平之鳴。他還希望把推舉徐世昌為總統和團結北洋派這兩件事情結合起來，因為徐世昌和直系同樣具有深厚的歷史關係，長江三督也不能加以反對。 段所召集的軍事會議，主要是想解決總統問題和繼續對南作戰問題。曹錕認為這兩個問題都可以在天津會議解決，北京會議不必召開。督軍團公推張懷芝做「傳聲筒」，於六月十五日到北京，當面詢問馮是否願意退為副總統，馮表示了否定的態度。由於馮、段兩人都表示不做副總統，曹錕覺得他的願望一定不會落空，因此他對總統問題同意推舉徐世昌，同時對南作戰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了。 十九日天津會議正式舉行，除督軍團原有成員外，還增加了非北洋派的龍濟光一人。會議一致通過擁護徐世昌為下屆總統，對南軍事繼續進行。 天津會議由主和傾向突然轉變為一致主戰，翻雲覆雨，令人莫測高深。其實這種轉變並不是不能理解的：曹錕、張懷芝之所以忽而主戰忽而主和，完全為了個人利益，如果主戰對個人有利，他們就主戰；如果主和對個人有利，他們又主和；個人利益在不同時期可以發生變化，他們的和戰方針也就隨之而發生變化。曹錕著了副總統的迷，現在覺得副總統可以到手了，所以又由主和派變為主戰派。張懷芝則因在山東站不住腳而想另謀出路。以前，段雖曾保證「魯督決不易人」，但北京政府的保證是沒有一點用處的，當他回到山東的時候，就知道第五師師長張樹元一定要「取而代之」，如果他不採取「揖讓」的方式，別人就會採取篡奪的方式。因此他想在對南作戰中找到一個新的地盤。這就是他在堅辭第二路司令之後忽又自告奮勇的原因。 前面已講過，段與徐樹錚只求曹錕不反對對南繼續作戰，並不需要他親自出馬。事實上曹錕過慣了養尊處優的生活，也不願意親自到戰場上吃驚受苦。因此張懷芝成為負責到前方執行第五期作戰計劃的主要人選對象。段雖不認為他是智勇兼全的良將，但當時的主戰派健將如張作霖、倪嗣沖之流都是不肯離開自己的地盤的，張懷芝的資格較老，這時對南作戰的積極性也很高，所以決定派他為南征主將。 另一方面，張懷芝雖然自告奮勇，卻並未忘懷湘東大敗的慘痛教訓。他要求借用曹錕的「打手」吳佩孚做他的助手，把湖南戰場上的主力移到廣東戰場上，這樣，他就可以不勞而獲，坐享其成。二十日他又到北京來報告天津會議的決議，並且向段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當天北京政府下了兩道命令，特派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張懷芝為援粵總司令、吳佩孚為副司令。二十二日又加派李厚基為閩浙援粵軍總司令、童葆暄為副司令。 曹錕由「兩湖宣撫使」上升為「四省經略使」，這樣大的「地方官」在民國成立以來還是第一次發見。印鑄局特地替他鑄了一顆銀質獅紐大印，重量超過兩斤，比特任官的印還要大得多[3]。這是皖系穩定曹錕的一個策略，暗示曹錕位在各路「諸侯」之上，再上升一步明明就是副總統了。事實上，皖系許給曹錕副總統仍然是個騙局，段祺瑞生平最重資格，以前看不起協統出身的黎元洪做副總統，現在也決不會看得起布販子出身的曹錕做副總統。以前曹錕以「老實人」著名，現在事實證明這個「老實人」並不老實。此外，這些年來段自己覺得吃足了「武人總統」的苦頭，今後決定推選文人為傀儡總統，如果有一個「武人副總統」，而副總統又往往會上升為總統，這種情況段不能不估計到，因此許曹錕為副總統是段的一時權宜之計，絕非出於本心。 六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任命張樹元護理山東督軍。七月一日，張懷芝到漢口成立援粵總司令部，想學曹錕的榜樣，坐在漢口等待前方的捷音。 四　湖南前線南北兩軍成立停戰協定。攻粵計劃幻滅。段在小站訓練參戰軍 關於援粵副司令的問題，段以為曹錕既然回到主戰陣線來，事前沒有徵求吳佩孚本人同意的必要。命令發表後，吳佩孚既不表示拒絕，也不表示接受。 這時湖南就像是北軍的一所「博物院」，有直軍、奉軍、蘇軍、魯軍[4]、皖軍等形形色色的旗幟，還有不屬於以上範圍的張敬堯的第七師和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前方正面和南軍對壘的是直軍，所以湖南和戰之局完全掌握在直軍的手裡。 譚延闓從南京回到上海後，仍然與桂系保持密切聯繫。四月十二日他由上海到廣州，十四日動身到廣西，十九日在武鳴會見了陸榮廷。由於桂系已經無意於據湖南為己有，對湘軍總司令程潛又不放心，因此對譚延闓表示了熱烈歡迎的態度，希望他回到湖南接收湘軍的統帥權。 譚延闓知道吳佩孚性喜占課算命，飲酒賦詩，便派他的同科兄弟張其鍠[5]到衡陽和吳佩孚接洽。張不但長於詩文，而且精通星相之學，因此和吳建立了良好友誼。當然，吳之重視張不僅因為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想利用他作為聯繫南軍的一道橋樑。 五月二十五日，湘軍代表和直軍代表在耒陽縣公平墟王壯武祠舉行談判，六月十五日成立了停戰協定，從此湘南無戰事。通過湘軍的關係，桂系與吳佩孚也取得了聯繫。桂系又在敵對陣線中找到了新的同盟者，這個同盟者在北洋派中原來也是直系。 七月三日，吳佩孚派員參加了衡陽各界人士所舉行的罷兵息爭大會，並且表示了積極支持的態度。吳佩孚公然與南軍成立停戰協定，這是南北戰場上又一次的重大變化。 譚延闓於七月間回到永州，重任西南方面的湖南督軍。 與湖南戰場發生變化的同時，廣東戰場也起了一些變化。 六月間，粵軍繼續占領龍巖、龍溪、尤溪，廈門大為震動。 援粵軍總司令張懷芝「借趙雲」的計劃落了空，他所能指揮的也還是在湘東吃過大敗仗的那些殘兵敗將，哪裡還有勇氣「援粵」，因此，段的第五期作戰計劃就是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天津會議對南繼續用兵的決議案也就不聲不響地完結了。 北洋軍閥肯打硬仗的雖然很少，但向北京政府催索欠餉的氣焰卻很高。段內閣為了應付軍費，又向日本接洽吉黑兩省森林借款三千萬日元[6]。這一事件引起了吉林人民的激烈反對，七月十六日到北京來請願的吉林代表準備找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拚命，因此趙家樓曹宅和東單牌樓土地廟陸宅，都派有兵士保護，曹汝霖躲在家裡不敢出來。 一直到這個時候，段才覺得北洋派這個政治資本已經日益失去作用，決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樹錚在小站先成立參戰軍三個混成旅，然後逐步加以擴大。 五　督軍團又在天津舉行會議，催促曹錕南下作戰。張作霖解除徐樹錚的副司令。安福國會開幕 七月二十八日，張作霖到了天津。三十日張懷芝也趕到了。三十一日督軍團又在天津舉行會議，除曹錕、張懷芝、張作霖外，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徐樹錚、倪嗣沖、田中玉、龍濟光和各省北洋軍閥代表，長江三督仍然未派代表出席。倪嗣沖是接到徐樹錚的密電當天趕到的。 張作霖第一次親自參加督軍團會議，這是這次會議的一個特點。 這次會議仍然是討論總統問題和南征問題。張作霖贊成推徐世昌為下屆總統，並建議推段為副總統。十分明顯，張作霖不甘居人之下，自己也有當副總統的野心。倪嗣沖建議副總統人選暫時不作決定，留待對南作戰有功者居之。這個建議是徐樹錚借倪嗣沖的口提出來的，因為徐樹錚已經許過曹錕的副總統，不便自食其言，現在又想許給張作霖，鼓勵他把全部奉軍都開出來對南作戰。同時，皖系又表示並不反對曹錕為副總統，但必須以對南作戰立功為交換條件。 這對曹錕說來是一個無情的悶棍。以前皖系只要求他不反對對南作戰，並不要求他親自出馬。現在又要求他親自出馬了，如果他不肯親自出馬，那麼就應當把副總統讓給肯出馬的張作霖或者其他對南作戰的有功者。 參加會議的督軍團一致勸告曹錕南下立功。曹錕一方面捨不得放棄副總統，另一方面又接到吳佩孚的密電阻止他南下。在進退兩難之際，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滿口答應南下，卻提出三個條件：（一）中央預籌軍費；（二）規定四省經略使的職權；（三）軍火暫由奉天借撥，並須取得德州、上海、漢陽三個兵工廠的管理權。這三個條件看起來都是很難接受的，如果北京政府不給以滿意答覆，他就可以假口職權不明，軍費軍火沒有可靠來源，前方作戰無把握，從而推遲南下日期。 事實上，如果曹錕當真南下「立功」，北京政府被控制在張作霖的手裡，他的副總統願望也仍然是一場春夢。曹錕覺得自己又受了騙，內心上感到很大的苦悶。段內閣派來花車一輛迎接他到北京當面一談，他也不肯上車。 關於對南作戰的問題，張作霖建議以奉軍為各路戰線上的總預備隊，隨時可以開到需要應援的地方。各省軍閥則要求以奉軍為前方主力。這個問題也因彼此互推而無法解決。 天津會議提出了北洋派大團結的問題，要求未派代表各省補派代表列席。長江三督對此沒有回答。天津會議以全體成員的名義去電徵求他們對南征問題的意見，他們回答說，願意保境息民。顯然，保境息民就是反對繼續作戰。 因有張作霖親身參加而引起各方重視的這次督軍團會議，又像以前一樣，在各項問題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見。但是向北京政府索取欠餉，要求更多的軍費軍火，卻是這次會議的唯一共同之點。他們開出來的軍費數目又是一千五百萬元。 段內閣在軍費問題上已經作了最大努力，可是不能填滿無底之洞，而且此時對新招募的參戰軍和新國會的選舉也分用了一些借款。於是曹汝霖建議發行金幣券二億四千萬元，向朝鮮銀行借款八千萬元作為三分之一的準備金，金幣券代表的貨幣為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幣制局為發行金幣券的監督機關，另設貿易公司經營發行及國際匯兌業務。這樣，就可以一次取得一筆數目很大的款項，比枝枝節節的小借款痛快得多。段採納了這個建議，並且擬就了發行金幣券條例，請馮公布施行。 在這些日子裡，馮的態度變得非常消沉，似乎已經放棄了對段的一切鬥爭，但對這個命令又一次地拒絕蓋印。 段沒有料到馮在這個時期還有這一手，就以陸軍部名義調馮的「拱衛軍」第十五師開往大名「剿匪」，騰出南苑營房，擬派奉軍接收。師長劉詢以該師職在保護總統，不便接受其他任務，拒絕移防「剿匪」。這一來段當然更不能容忍了，又下了一道限期開拔的嚴令，違者以抗命論。劉詢不得已才把軍隊向北京郊外移動了幾里路，並未開到大名「剿匪」。 八月九日，馮被迫召集各部總長和中交兩行當局在公府舉行會議，討論發行金幣券的問題。曹汝霖在會議上說明發行金幣券是改革幣制，採行金本位的準備步驟。次日，馮以總統命令頒布了發行金幣券的條例。 這個問題立刻引起了西方三國的抗議，他們認為中國改革幣制應當先向五國銀行團商量，不能另有接洽。這時歐戰即將結束，西方帝國主義正在打算恢復五國銀行團的權能，以抵制日本對華借款的壟斷權。日本鑒於此種趨勢，也就召回了留在中國的所謂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對金幣借款一事暫不加以考慮。 這時，張懷芝和倪嗣沖都離開了天津，天津會議停止舉行，只有張作霖仍然留在天津。張作霖查出從三月二十五日段內閣復活的時期起，徐樹錚一共代領到奉軍軍費五百十五萬元，奉軍實收只有一百八十餘萬元，絕大部分都用在編練參戰軍和新國會的選舉上。張作霖對於徐樹錚狐假虎威地使用奉軍早已心懷不滿，現在又查出他挪用奉軍的軍費，建立另外一支武力，當時盛怒之下，就解除了徐樹錚的奉軍副司令職務，並且要和他算賬。這一舉動使段大為吃驚，立刻叫徐樹錚前往謝罪，並且承認在短期內歸還這筆款項。 八月十二日，臨時參議院宣布結束，皖系一手包辦的新國會舉行開幕典禮。馮在同一天通電宣布不競選總統，說他「代職已逾一年，而所求之和平統一乃如幻夢」，希望「國會諸公公舉一德望兼備、足以復統一而造和平者，以符約法精神之所在」。 研究系原來想在新國會中取得第一大政黨的地位，但從二月十七日國會組織法與兩院議員選舉法修正案公布以後，研究系閣員被逐下台，所以在國會議員的競選中該系僅獲得二十餘席，而新舊交通系在三百三十席中則占有一百餘席。研究系在這個時期也是採取了聯馮反段的方針，但其政治影響日益微弱，不能發生作用。 安福議員在每人預支出席費三百元以後，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進行了議長的選舉，王揖唐、劉恩格當選為眾議院正副議長，梁士詒、朱啟鈐當選為參議院正副議長。劉恩格是奉天籍議員，由張作霖的推薦而得當選。 安福國會根本上是由賄選或者採取非法手段產生的。段內閣支出了一千萬元的選舉費，議員名單事前早經圈定。例如山東劃分為四個選區，每區發給選舉費一萬五千元，山東督軍責成四個道尹按照圈定名單全部選出。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兒王丙坤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辦新國會的選舉，指定周渤、羅正緯、王毅等十餘人應噹噹選，由於投票結果並未全部當選，張敬堯就用偽票納入票匭，使原來圈定的人一榜及第。選舉的醜劇在江蘇有目共睹，如五月二十日江寧縣進行眾議員的選舉，全城公立學校停課一日，第一、第二兩區投票所有一群小學生奉命排隊前往投票，從前門走進去，從後門走出來，再折回前門來進去投票，如此反覆循環多次。此外還有浮報選民的一種辦法，如揚屬七縣上屆選民為二十九萬八千人，本屆僅江都一縣就有二十九萬九千人；淮屬八縣上屆選民為十八萬人，本屆僅阜寧一縣就有二十五萬二千八百人；儀征一縣人口為十萬四千人，但列入選民名冊的就有十萬零四百人。 六　吳佩孚反對段內閣的露骨表示。曹錕移駐保定。段祺瑞、吳佩孚的電報戰。西南軍閥熱烈響應吳佩孚 以前吳佩孚對段內閣並未直接表示態度。八月七日他忽然發表致李純的陽電，痛斥武力統一是一種亡國政策，北京政府「誤聽宵小奸謀，堅持武力，得隴望蜀，援粵攻川，直視西南為敵國，竟以和議為逆謀」。他認為軍人雖應以服從為天職，但是反對亡國政策不算抗命而是為了「延國脈」。對於安福國會，他憤慨地指出：「政府以金錢大施運動，排斥異己，援引同類，被選議員半皆惡劣。此等議會不但難望良好結果，且必以立法機關受行政指揮而等贅疣，極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約束，偽造民意，實等專制，釀成全國叛亂。」對於段的親日賣國政策，他也大肆抨擊：「日本乘我多難，要求出兵，而喪權協定以成。……內爭年余，以借款殺同胞，何異飲鴆止渴。」對於北京政府的用人問題，認為極不公平，如「傅良佐操切而禍湘，徐樹錚違法而殺陸，賞罰倒置，而猶以叛逆責人。」以上這些意見，他說是根據全軍的同意提出來的，因此電請李純會同湖北、江西兩省督軍通電主和，他們相信「曹經略使夙主和平，必當贊成斯議」。 這個電報對段的威信是一個空前打擊。以前長江三督雖然通電主和，但從來沒有這樣毫不留情地罵過段，就是西南各省軍閥罵段也沒有罵得這麼激烈。 這個電報發出後，段和長江三督都沒有反應，人們無不引以為奇。 吳佩孚轉變得多麼快啊，僅在三四個月以前，他是武力統一的極端擁護者與堅決執行者。攻下衡陽時他還「賦詩明志」[7]。當然，他的轉變是由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所促成的。國內環境是：全國人民反對內戰，反對賣國的愛國救亡運動已經有了很大發展，大風暴就要到來，皖系和主戰派的內部矛盾日益尖銳；直軍在湖南戰場上也無法再打下去。國外環境是：西方帝國主義已經有力量過問中國問題，日本獨占中國的野心開始受到限制，它的援段政策也受到一定影響。這些情況，在當時都是擺得極其清楚的。顯而易見，吳的轉變把直皖兩系的鬥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是西方帝國主義重整旗鼓來與日本爭奪中國的具體反映。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滇桂兩系軍閥捧出岑春煊為軍政府主席總裁[8]，對北方求和的心理比前更加迫切，而吳佩孚和桂系已經建立了秘密聯盟，企圖利用這個聯盟來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八月二十一日，吳佩孚又發表致馮國璋的馬電，請他「頒布全國一體停戰之明令，俾南北軍隊留有餘力一致對外」。這個電報列名者有師長吳佩孚、鎮守使趙春霆、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潘鴻鈞、張克瑤等。有些列名者並非吳所指揮的將領，而且事前毫無所知，所以馮玉祥有宥電（二十六日）否認列名，張敬堯也有有電（二十五日）說他接到張宗昌、馮玉祥的電報，否認列名馬電。 馬電沒有得到馮的直接反映，卻得到另外一種反映——長江三督在馬電發表後提出了先解決時局、後選總統的建議。長江三督久已停止了一切公開的政治活動，這個建議當然是受了馬電的影響。這個建議立刻受到皖系和主戰派的一致反對，奉天、吉林、黑龍江、陝西、河南、安徽各省軍閥在段的授意下，都有通電主張速選總統。 吳佩孚繼續發出養電（二十二日），照錄馬電原文送交全國各報發表。 由於吳佩孚屢作「驚人」之鳴，使曹錕陷於十分困難的地位。張作霖仍然留在天津，奉軍在楊村增加了兵力，而徐樹錚又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這些都使曹錕受到威脅。他對吳佩孚的所作所為負有責任，不能不表示態度，因此有養電（二十二日）斥責吳佩孚「殊屬不明事理」，並將養電通報北方各省。這是一種不痛不癢的罵法，實際上，他的目的是向皖系和主戰派表示吳佩孚的行動與己無干。 但是這樣做還是不夠的，他又補發了一個通電，說明已經「電令吳師長勿得輕信謠言，並飭遵照中央計劃一致進行」，本人定於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這又是一個脫身之計，因為保定是他的大本營，在保定比在天津要安全得多。 曹錕離開天津不久，張作霖也回到奉天去了，奉軍卻仍留駐天津和北京附近以控制北京政府。 段對吳佩孚所發幾次通電也不能不表示態度。二十四日發出敬電，譴責吳佩孚不應受人煽惑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電報說：「該師長軍人也，軍人應盡服從之天職，不然，爾將何以馭下？責任內閣關係鞏固國家之中樞，政令所由出，圖私利者不能反對，不敢反對，陰使人反對之，是破壞國家，使人干犯綱紀，計非不巧，然而端人絕不為之。況春秋誅心，豈能逃千秋斧鉞？爾何以受其欺？」這些話罵的是吳佩孚，但又有「指桑罵槐」的另一用意。他又說：「師長職位卑小，不應對時局妄發議論，必須有大勛望之人方能對時局有所主張。」「爾從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當自責。嗣後勿再妄談政治。」 隨後，張作霖發表敬電（二十四日），倪嗣沖發表宥電（二十六日），主張對西南作戰到底，這些電報顯然都是反對吳佩孚和不滿曹錕的表示。曹錕看見勢頭不對，又在保定補發宥電通報北方各省說：「接吳師長馬電，不勝氣忿。當即發電申斥，文曰：馬電悉，誤會元首文電，居然通電主和，一意徑行，將軍人天職全行忘卻。……該師長等屢次堅執己見，竟以陸榮廷、趙恆惕之言為可信，牽動大局，此固國家之不幸，實亦鄙人德薄能鮮有以致之。鄙人一息尚存，決不忍坐視該師長等受人愚哄，陷國家於危亡。務宜速自醒悟，屏除浮言等語。錕賦性愚拙，惟知擁護中央，服從命令。今該師長等有此舉動，諒系奸人挑撥，欲破壞我輩團體。錕現在保定，即日南行，策划進行。」這個電報仍然是一種不痛不癢的罵法，其作用和上次所發養電相同。 因此，皖系和主戰派都罵曹錕是北洋團體的內奸，是口是心非的小人。曹錕的處境幾乎像以前的李純一樣，每日忙於回答各方面的責難。他又有感電（二十七日）說：「昨接吳師長敬電，擅請撤兵，殊屬不合。業經嚴詞責斥，電令恪遵命令，扼守防地，不得擅自調動。」 倪嗣沖也有感電勸吳佩孚以北洋團體為重，並且極力為武力統一政策進行辯護。他認為「我國對外之患難，實由於內部之分裂；不求統一，斷無能以對外之理。」這就是段所持的「攘外必須安內」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要全面發動內戰，以武力消滅一切異己的勢力。他又責備吳佩孚不應前後判若兩人：「長岳失陷後，麾下請纓，首催襄樊，繼下長岳，轉戰千里，至於衡陽，功在當時，名垂後世。若遽主持和議，不惟麾下百戰聲名盡付流水，前此擲千萬人之性命，糜數千萬之軍餉，所以爭此尺寸之地者，不幾為多事耶？」 吳佩孚完全不理睬來自各方的譴責，又有宥電（二十六日）回答段的敬電，自比為「爭子」[9]，說他通電主和乃是「仿照我師在孝感時通電主張宣布共和，實系由我師教育而來」[10]。對於軍人應當服從，他做了另外一種解釋：「學生直接服從者曹使，間接服從者陸海軍大元帥（馮）。大元帥希望和平，通國皆知。曹經略使在漢表示和平，學生即根據實行。謹守服從，無以過之。」這是乾脆地表示他沒有服從國務總理的必要。這個電報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就是公開對張作霖進行攻擊：「津議陽為去馮舉徐，陰實倒閣復辟，干犯紀綱，莫此為甚。蠻軍（奉軍）滿布畿輔，雷震春、張鎮芳、萬繩栻、胡嗣瑗遁跡津門[11]，與奉督秘密連繫。」這顯然是一種爆炸性的攻擊。 二十八日吳佩孚又有致段的儉電，否認主和是受人之欺：「倡議和平，實出學生本心，既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大勢所趨，非和平無以善其後。如果中央開誠布公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當就我範圍，實在學生把握之中。……南人不反，擔保十年。如果無效，學生以一師之力，平之足矣。」這個電報語氣十分狂妄，竟然狂妄到目空一切的地步。 吳佩孚的宥電不僅使段置身無地，而且對張作霖大肆攻擊，更加加重了曹錕的困難。因此，三十日曹又致吳一電藉以表明自己的態度。電報說：「宥電悉，引經據典，大放厥詞，施之於同等尚且不可，顧可於尊長之前妄發議論？寧不知芝揆（段）再造共和，淡於權利，只以大局所關，同人邀請，不得已再出東山。其所以不能遽事和平者，實因南人復反也。……來電謂宣戰媾和為大總統特權，不知媾和者乃對外，國內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於討伐之一途。又謂津議種種，尤為無稽之談，該師長信以為真，何愚暗至此。……芝揆素有含容，兼與該師長有師生之誼，應即具電婉言謝過，幸勿再逞意氣，致貽他人以口實。」 十分明顯，這個電報也仍然罵得不痛不癢，而且譴責其表，愛護其里。他手下只有這麼一個肯打硬仗的戰將，這個戰將替他掙得來煊赫一時的地位，他不可能拿出上司口氣來加以過分譴責。他又把這個電報照錄下來通報北方各省。 但是這樣做也還是不夠的，他又補發世電（三十一日）表明自己淡於名利，並且暗示不希望做副總統。他在保定檢閱軍隊，補充實力，請北京政府迅速撥發五百萬元以備南下之用。當然，不領到這批軍費，他就不能南下。 三十一日吳佩孚回答曹錕一電，表示堅決主和，「一俟和局告成，當北上請抗言之罪。」 吳佩孚的馬電在北方引起了一片反對聲，在南方卻博得了一片同情聲。譚浩明、譚延闓聯名漾電（八月二十三日）說：「奉讀馬電，大義凜然，同深贊服。已轉達武鳴（陸）西林（岑）一致主張，並通電西南各省，以為洛鍾之應。」岑春煊卅電說：「霹靂一聲，陰霾豁散。」此外還有譚浩明、譚延闓、陳炳焜（新任廣西省長）的聯名戡電（二十八日），莫榮新的世電（三十一日），湘西將領田應詔等的魚電（九月六日），劉顯世的銑電（九月十六日），唐繼堯的敬電（九月二十四日）等等。 北方軍人只有第十九師師長楊春普發出徑電（二十五日）作為馬電的應聲。第十九師是從江蘇調到江西來的。 吳佩孚把不論來自南北的同情電報都轉交全國各報發表。 一直到這個時候，段才決定把武力統一政策推遲一步，命令前敵各軍暫取守勢。這個決定是八月三十一日在國務會議上公布的。當然，暫取守勢並不等於停戰議和，他感覺到北洋派已無可用之兵，想等參戰軍訓練一個時期，再對南方用武。 關於總統改選問題，安福國會已經開幕，合法倒馮的時機已經成熟，他當然不會終止進行。他又感覺到如果讓馮單獨下台而自己仍然留在台上，馮必然不服氣，可能採取報復行動從而引起北洋派內部的破裂。因此，三十一日他發出通電錶示本人在政府改組後決定引退。電報說：「往者滇黔諸省獨立自主，祺瑞仰承明令，從事討伐，方據全勝之勢，忽倡調停之說，祺瑞引咎乞休。詎中央方從事調停，而長岳失勢，荊襄擾攘。彼時祺瑞專事籌邊，不願再綜政權，而大總統親自敦促，我同袍函電交馳，迫不容己，重負仔肩。受任以來，仍以統一為職志，和平為希望，與大總統同心同德，備挽劫運。荏苒經時，而統一之局尚需時日，將士疲勞於外，人民疾苦於下。今值國會告成，組織大總統選舉聯合會，元首改任之時，即政局重新之會，祺瑞自應及時引退，遂我初服。……所有前敵各軍隊，希即明修戰備，嚴防煽惑。倘有疏虞，危及國本，則前敵諸將領與任地方之責者，對於國家人民，皆有不可辭之咎也。」 這個電報和馮的文電（十二日）被認為是馮、段相約同時下野的兩個證件。但是預先指定的下屆總統就是段的傀儡，而段自己還留任參戰督辦，可以隱身幕後操縱時局，也可以訓練參戰軍作為私人武力，所以他的「下野」是一種騙人的手腕。馮、段兩人的鬥爭，馮在最後一個回合中終於失敗了。 * * * [1]　吳佩孚升任第三師師長後，其原職第六旅旅長由團長張福來升任。 [2]　吉會路借款成立於6月18日，善後借款第三次墊款成立於7月5日。以上兩筆借款都是由日本銀行團支付的。在此以前，2月7日交通部與日本正金銀行成立四鄭鐵路短期借款260萬元，2月21日海軍部與三井洋行成立無線電台借款536 267英鎊，4月30日交通部與中華匯業銀行成立有線電報借款2000萬元。 [3]　當時特任職最大，官印也最大。各省督軍、省長一直到國務總理都是特任職。 [4]　魯軍第一師番號消滅後，師長施從濱發交張懷芝酌量任用，該師改編為潘鴻鈞、張克瑤兩個獨立旅。 [5]　張其鍠字子武，原籍廣西，與譚延闓同榜中進士。1912年先後被任為南武軍統領、湖南軍事廳廳長。曾研究六壬之學五年，自稱「無師自通」。吳佩孚以前也在北京崇文門外擺過算命攤子，所以他們一見如故。 [6]　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以兩省林礦作抵，8月2日成立，由中華匯業銀行出面，仍由日本銀行團付款。 [7]　吳佩孚攻下衡陽的時候，作了一首感懷詩，其中有「元首餘威加海內，偏師直搗下衡陽。寄汝征南諸將士，此行關係國存亡」等句。 [8]　7月10日，陸榮廷建議推岑春煊為軍政府總裁主任，7月16日唐繼堯推岑為政務總裁主席，他們的目的是要利用岑繼續與直系保持聯繫，促進南北和平，8月19日，軍政府政務會議議決推岑為政務總裁長。 [9]　兒子敢於批評父親的錯誤，古人叫作「爭子」。吳佩孚在這個電報中說，段祺瑞身為國務總理，身邊沒有「爭臣爭友」，他以學生的身份自比為「爭子」。 [10]　辛亥革命時，袁世凱派馮國璋、段祺瑞率領北軍進攻革命軍，段在孝感通電主張共和，這是出自袁的授意，吳佩孚引以為例，並不切合實際。 [11]　雷震春等都是參加復辟的人物。事實上張作霖幕府中有袁金鎧，金梁、商衍瀛、談國恆這批清朝遺老，所以第二次復闢謠言盛行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