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三十七章 段內閣因湖南戰局突變而倒台
一 新的「府院之爭」和直皖兩系的軍事弱點。中日「合辦」鳳凰山鐵礦引起全國反對
馮國璋初到北京接任總統時，曾表示尊重責任內閣制，對於內閣用人行政以及政策的決定，決不干涉。段對馮的態度也比以前對黎的態度好得多。但是這兩個人氣味並不相投，一個詭計多端，一個剛愎自用。馮到京前的種種布置，說明他並不甘心做內閣的蓋印機器。段從來就把責任內閣制當作總理的獨裁制，總統、國會都必須按照總理的意見辦事，國務員則是總理手下的事務員。因此，即使對總統的態度有所改善，卻仍然要把一切大權抓在自己的手裡，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頗引起馮的不滿。
馮雖說過「今後不會再有府院之爭」，但是事實上新的「府院之爭」，在馮接任代職的第一天起，就已存在。
馮到職不久，想恢復袁世凱時期的「大元帥陸海軍統率辦事處」，以便收攬兵權，段當然不肯同意。段在國務院設立了「參陸辦公處」，這是總理掌握全國兵權的一個機構。馮又提出劃分府院權限，總統有權過問軍國大事，段不得不同意自十月八日起，每天派閣員一人向總統報告政情。這又是以前黎、段爭權時的舊戲重演。
馮、段爭權決不是表面的和一時的互相讓步就能夠和緩下去的，相反，任何一方在某一問題上吃了虧，就想在另一問題上取得補償，因此爭權的幅度愈來愈大，裂痕也愈來愈深。
湖南易督問題發生後，旅京湖南士紳要求勿在湖南用兵，馮叫他們去問內閣，把責任完全推在內閣。劉建藩、林修梅在湘南宣布自主，內閣決定下討伐令，馮不肯蓋印，認為「大事應當化為小事」。直到湖南戰事發生，北京政府的「討伐令」仍然沒有頒布，所以全國人民都譏笑段內閣的對外政策是「宣而不戰」，對內政策是「戰而不宣」。
但是馮的態度也並不是能夠堅持到底的，每當對方的壓力加強，他又表示軟化。十月二十二日終於被迫發表了褫奪劉、林兩人的官職勳章並予以通緝的命令。馮與桂系軍閥具有秘密聯盟的關係，與滇系軍閥則聯繫較少，所以對四川問題比較不關心，但也反對對唐繼堯有所指責，對研究系處理四川問題的意見頗有同感。
馮、段兩人的鬥爭是北洋派直皖兩系分化的集中表現。這兩系在軍事上各有一些弱點。直系占有的長江三省地盤，湖北、江西與江蘇不相聯接，因為地形分散，以致力量不集中，江蘇更處於皖系勢力的三面包圍中。馮自己身居北京也受皖系的直接威脅。皖系軍閥紙上談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用兵西南必須越過長江，直系的地盤恰恰處於用兵孔道或者在戰區的後方，皖系用兵不能不受「腹背受敵」的威脅。
但段不肯考慮這些現實，仍然一意孤行地要貫徹他的武力統一政策。對德宣戰後，北京政府下令檢查全國郵電，頒布「撲滅亂黨賞格」，提高全國各地兵工廠的產量，又向日本接洽軍械借款，這些都是為了對內作戰而不是為了對外參戰。
關於軍火和軍火原料的問題，日本政府建議中日合辦鳳凰山鐵礦，中日各投資二千五百萬元，中國資本可以由日本代墊，並提出在浦口建立鋼鐵廠，聘用日本技師，以中國著名親日派陸宗輿充當這個廠的督辦。這是中日合辦其名，日本獨辦其實，利用中國原料製造軍火，利用這些軍火擴大中國內戰，利用中國人打中國人，以便控制中國的一種用心。
這個消息首先由英文《京報》登出來，段命軍警逮捕了該報主筆陳友仁，該報也被查封。接著，美國公使抗議中日軍械借款，要求公布鳳凰山採礦合同。英國公使認為長江流域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不能容許他國染指。全國人民和各團體一致反對軍械借款和鳳凰山採礦合同，要求宣布交涉真相。全國人民忿怒的聲音以及外來的干涉，不能不使段感到壓力的沉重。
同時，馮還授意李純反對軍械借款。李純在南京召集秘密軍事會議，會議結果，不但提出了取消軍械借款的要求，還提出了改組內閣的要求。他們認為內閣有親日分子參加，所以干出了這些壞事。十分明顯，改組內閣就是推翻內閣的初步表現。這是直皖兩系鬥爭發展到更露骨、更尖銳的一個標誌。
十月二十八日段內閣與日本方面擬訂了鳳凰山開礦草約，以示志在必行。李純又來一個電報，指出鳳凰山是江蘇轄境，與地方有關，應先徵求地方當局的意見，才能作出決定。這是暗示即使內閣簽訂開礦條約，他也不會允許日本人前來開採鐵礦。接著陳光遠也在馮的授意下通電反對軍械借款。反對的浪潮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擴大，使段大受困擾。
這一案件在內閣內部也遇到阻力，農商總長張國淦拒絕在正式合同上簽字。十一月一日，日本公使林權助公然到農商部進行恫嚇。張國淦問他代表日本商人，還是代表日本政府。「如果代表貴國商人，應當按照我們的礦業條例辦理，如果代表貴國政府，這裡是農商部，請到外交部接洽。」林權助碰了壁不死心，不久換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又來訪問，建議仿照日本鋼鐵業由軍部管理的成例，將此案移交陸軍部處理。張回答說：「這是中國內政！」此後，段祺瑞派孫潤宇以一百二十萬元向張行賄，賄款繼續增至二百萬元，均被拒絕。國務院秘書塗書鳳也奉派前來，勸張以考察各省農業為由離開北京，由代理部務的次長代簽鐵礦合同，也被拒絕。段又採取以前對付內務總長孫洪伊的辦法，勸張外調省長，以免身當其沖，這個辦法也行不通。最後就派曾毓雋前來，說了許多好話，請張多多幫忙。張說：「不簽字正是幫總理的忙。」[1]
十一月二日，段派靳雲鵬以赴日觀操為名，實現了笫一次軍械借款。
二 直皖鬥爭的一支插曲——更動吉林督軍引起風潮
十月十八日，北京政府調任吉林督軍孟恩遠[2]為誠威將軍，派田中玉為吉林督軍，以張敬堯繼田中玉為察哈爾都統。所謂「將軍」在當時是個有名無實的空頭銜。
北京政府從袁世凱的時期起，由於地方割據之局已成，對各省軍閥只能聽其自起自落，很難加以調動。孟恩遠雖是個比較弱小的軍閥，但解除一省督軍的職務，特別是發生在湖南戰事緊張進行的時候，不能不引人注意。
內幕消息，更動吉林督軍是由於張作霖檢舉了孟恩遠在復辟時期接受吉林巡撫的偽職。這個理由很充足，而且張作霖也應該進行檢舉。但是，有人問道：復辟時期接受偽職的不止孟恩遠一人，倪嗣沖就接受過偽安徽巡撫，張敬堯也接受過偽長江水師提督，如此等等，何以孟恩遠一人應當受處分，其他的人反可得到升遷？復辟案犯早已做過處理，何以事隔多時，還要再做一次專案處理？
一般人都很清楚，張作霖在歷年內戰中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強大軍閥，想把東三省納入勢力範圍，做獨霸一方的「東北王」。一九一七年七月他乘黑龍江軍人發生內訌，推薦他的親家鮑貴卿做了黑龍江督軍，現在只剩下吉林的地盤還沒有納入掌控。孟恩遠老朽無能而又不甘居人之下，所以他決心排斥孟恩遠，奪取吉林地盤。
孟恩遠早已聽到一些風聲，曾派秘書戴藝篔到北京謁見馮國璋打聽虛實。馮根本不知道內閣有此打算，勸孟恩遠不要妄信謠言。這次調動命令發表，孟恩遠知道這是內閣作出來的決定，因此又驚又怒地質問內閣調動他的理由，限於三天內答覆。
孟恩遠並不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物，一切事情都要取決於外甥高士儐、女婿陸承武。高士儐是吉林督署的參謀長，陸承武的父親是直系的慕後活動家陸建章。孟恩遠也是直隸人，他的部隊多系直隸的「子弟兵」。從以上各種關係可以看出，吉林督軍問題與直皖兩系的鬥爭有關。
孟恩遠派吉林混成旅旅長裴其勛為獨立軍總司令，決定拒不交卸，同時指使吉林各團體電請北京政府收回易督的成命。
段正在聚精會神地主持對南軍事，不願意多過問吉林的事情，打算提升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責成他負責處理吉林問題。張作霖派第二十七師師長孫烈臣為討吉軍總司令，許蘭洲為副司令，並請北京政府調任鮑貴卿為吉林督軍，升任他的把兄弟第二十九師師長吳俊升為黑龍江督軍。
東北戰爭爆發在即，馮國璋大不以為然，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也都願意出面來調停。馮授意王占元聯合各省北洋軍閥發出聯名通電，藉口牽涉國防外交，請求維持吉林原狀。列名這個電報的不僅有直系的長江三督，而且有部分皖系督軍因受王占元的邀請，情不可卻地答應列名。這個電報打退了張作霖武力解決吉林問題的勇氣。
在此以前，西南各省軍閥堅決要求收回湘督易人的成命，段認為「中央威信所關，未便出爾反爾。」現在同樣「與中央威信有關」的問題發生在吉林。段決定既不收回吉督易人的成命，也不叫田中玉走馬上任[3]，而以不了了之。段把吉林問題當作北洋派內部之爭，而湖南問題則是南北之爭，所以同樣問題做了不同的處理。
張作霖雖在吉林方面撲了一場空，但也並非毫無所得。十一月七日，吳俊升率領第二十九師由鄭家屯突然開到齊齊哈爾，壓迫黑龍江步兵第一旅旅長巴英額、騎兵第四旅旅長英順解除兵權，完成了對黑龍江的全部控制。
張作霖懂得在什麼時候應當說什麼話。他趕不走孟恩遠，就反過頭來和孟恢復了「友誼」。但他並未放棄對吉林的野心，而是把這個問題推遲一步，等待有利時機再進行。
三 桂系召集南寧會議決定討段。長江三督提出停止湘戰等四項意見。桂系與國民黨聯合舉行梧州會議。北京臨時參議院開幕
湘軍退到湘南宣布自主時，桂軍也在湘桂邊境黃沙河增兵布防。桂系並無意於立即出兵到湖南，還幻想北方直系能在千鈞一髮之際採取行動，制止皖系向湘南進攻。馮也經常派秘密使者到南寧，請陸榮廷提出解決南北爭端和避免戰爭的意見。根據使者們的報告，陸榮廷對國會問題無成見，但認為共和國家必須有一個國會。他最重要的主張就是湖南必須恢復原狀，並且重申以前屢次所提的意見，劃湖南為南北的軍事緩衝地帶，允許湖南自治，如果北不南犯，保證南不北伐。
但是段利用職權調兵遣將，馮沒有方法加以制止。
桂系鑒於湖南局勢日益嚴重，直系無能為力，湘軍不可能單獨抵抗北軍，而北軍在湖南一旦得手，下一步就是進攻兩廣，飲馬珠江，因此十月一日陳炳焜奉命邀請海軍總長程璧光到南寧，與陸榮廷面商出兵援湘的問題。
第二天，陸在軍事會議上慷慨發言，痛斥段祺瑞投降日本，發動內戰，號召出席全體人員簽名宣誓表示抵抗皖系軍閥的決心。會議決定：由兩廣當局陳炳焜、譚浩明、程璧光、李耀漢聯名通電痛斥段祺瑞先後主使公民團、督軍團毀法叛國以及發動內戰的種種罪行，並提出（一）迎黎復職，（二）恢復國會，（三）罷免段祺瑞，（四）撤回傅良佐的四項主張。會議決定：推廣西督軍譚浩明為兩廣護國軍總司令，廣西出兵四十五營，廣東出兵三十五營，共計組成五個軍，以陸裕光、林俊廷、韋榮昌、馬濟、林虎為第一至第五軍司令。
桂系感覺到北軍大舉進攻西南是當前的主要問題，而廣東內部之爭屬於次要，因此必須團結國民黨，使廣東局勢趨於穩定，以便共同對抗北軍。兩廣當局聯名通電中提出來的第一第二兩項主張，就是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其實桂系只重視第四項，因為這一項與他們的切身利害有關。
會議結束後，陸榮廷仍然回武鳴「養病」，仍然與北方直系保持聯繫，並且仍然以「超然派」自居。
十月二十日，譚浩明通電就兩廣護國軍總司令職，誓師援湘。這是桂系決心把自己的力量投入戰場的一個開端，也是湖南問題發展為南北戰爭的一個開端。這次南北戰爭又稱為「護法戰爭」，事實上卻是北洋派的武力統一與南方軍閥的地方割據產生矛盾因而引起的軍閥與軍閥之間的戰爭。
段祺瑞進攻西南，原來打算採取「蠶食」的策略，暫時不觸及桂系，現在卻因桂系通電醜詆而大為震怒，決定下令討伐桂系，罷免兩廣巡閱使陸榮廷、廣東督軍陳炳焜和廣西督軍譚浩明。此時他又向日本方面成立了兩批借款[4]，因此有恃無恐地決定征湘、平粵、討滇同時並舉，擬派盧永祥為湘粵方面總司令，以駐防山東的第五師師長張樹元繼任松滬護軍使；繼續抽調倪嗣沖的安武軍二十營及張敬堯部第七師開到湖南；除指使瓊州龍濟光殘部反攻廣東大陸外，又收買廣東軍人潮汕鎮守使莫擎宇、惠州督辦張天驥作為內應[5]，責成福建督軍李厚基派兵協助，並擬由海道運兵到廣東沿海地區登陸；調派奉軍與陝軍入川，協助吳光新、劉存厚掃蕩滇軍。
十月二十一日，張作霖發出馬電，催促北京政府對陳炳焜等大張撻伐。
當皖系磨拳擦掌之際，正直系定謀決策之時。就在譚浩明誓師援湘的一天，長江三督聯名提出解決南北問題的四項意見：（一）停止湖南戰爭，（二）撤回傅良佐，（三）改善內閣，（四）整理倪嗣沖部。
這是自北洋派分化以來直系向皖系露骨進攻的第一次，是對段的沉重打擊，也是與南方桂系互相呼應的明顯步驟，第一第二兩項主張，旨在打擊武力統一政策，使段的「威信」掃地；第三項主張以前李純曾經提出過，要求排斥內閣中的親日派，變更外交政策，使段不能繼續從日本政府取得軍費和軍火的支援。不難設想，如果皖系接受這些意見，就不啻向直系全面投降，而最後結局也仍然是站腳不住的。
這些意見與桂系所提的條件在實質上並無不同，只是態度上有所區別。長江三督比桂系還多提了一項，要把江蘇北部徐州海州一帶的張勳舊部從倪嗣沖手中奪過來[6]，以削弱皖系主戰分子的力量。這個問題與直系利害直接相關。
這次直系向皖系露骨進攻，也證實了直桂兩系的秘密同盟關係。同時使人產生了一種印象，似乎長江三督已經脫離了北洋派這個體系而以第三者自居。
段感到局勢的嚴重，不得不仍留皖系大將盧永樣在上海，以便隨時應付長江的意外事變，又不得不將全面進攻西南的計劃推遲一步。同時，皖系急進派氣勢洶洶地主張大幹一場，再舉行一次政變，用以前對待黎元洪的辣手對待馮國璋。
關於罷免桂系軍閥的問題，馮又拒絕蓋印。他的態度不便公然與長江三督一樣，所以並不開門見山地反對武力統一政策，只是用「大事化小」的說法，把問題推在一旁。但當他得知皖系急進派鼓動政變的消息時，又不禁慌了手腳，十月二十七日下令罷免廣東督軍陳炳焜，派李耀漢兼署廣東督軍，莫擎宇會辦廣東軍務，李福林接任廣惠鎮守使。三十日又加授李耀漢陸軍上將銜，莫擎宇進級為陸軍中將。
李耀漢、李福林都是廣東地方派軍人。莫擎宇早已被段收買。被免職的廣惠鎮守使莫榮新是桂系的另一大將。這是段利用廣東軍人驅逐桂系的「借刀殺人」之計。
段對馮國璋避重就輕，將罷免陸榮廷的命令「留中不發」的辦法，深深感到不快。在一個星期之中，皖系不斷地進行神經戰，製造舉行政變或者軟禁總統的種種緊張空氣，使馮坐臥不寧。十一月六日，馮無可奈何地將以下三道命令交印鑄局發表：（一）調陸榮廷為寧威上將軍，著即迅速來京；（二）特派龍濟光接任兩廣巡閱使；（三）責成新任廣東督軍李耀漢嚴飭桂軍開回廣西。
當天半夜，馮又把這三道命令從印鑄局追了回來。
七日上午，段自己到公府來，聲色俱厲地質問講好發表的三道命令，為什麼又不發表。馮無話可說，將原令交印鑄於次日發表。
一直到這個時候，桂系才知道它的同盟者在北方占不了上風，南北戰爭無可避免，為了後方安全，有進一步與國民黨調整關係的必要。
十一月十日，陸榮廷又到梧州主持軍事會議，除桂系外，還邀請大元帥代表胡漢民、軍政府代表外交次長王正廷、海軍總長程璧光、廣東省長李耀漢參加。這是繼南寧會議之後更大規模的一次會議，也是桂系與國民黨及廣東地方派軍人的聯席會議。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要消除內部隔閡，共同反抗北洋派的武力統一。桂系除自己擔任出兵湖南外，還要求國民黨出兵福建，開闢第二戰場，以牽制北方的兵力。
國民黨代表在會議上提出陳炳焜不得人心以及「劫收」省長親軍等問題，希望加以解決。陸榮廷表示讓步，建議調陳炳焜為討龍軍總司令，推程璧光接任廣東督軍，並同意將陳炳焜「劫收」的省長親軍二十營撥交陳炯明指揮，用以進攻福建，但須受程璧光的節制。程璧光在國民黨中是個著名的溫和派，一向反對與桂系破裂，推他為廣東督軍並且節制陳炯明，這是桂系要求取得一種保證，保證國民黨開闢第二戰場，共同對抗北軍。事實上桂系並非真心讓出廣東督軍，而程璧光也就不願接受這個職位。國民黨代表為了取得桂系的信任，也就希望陸榮廷自己到廣州主持軍事。因此，會議決定推陸榮廷以兩廣巡閱使兼任廣東督軍，程璧光以海軍總長兼任討閩軍陸海聯軍總司令。討閩軍以林葆懌為海軍總司令，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方聲濤為滇軍總司令，共同進攻福建。陸榮廷表示本人年老多病，養病時期派廣惠鎮守使莫榮新代理廣東督軍。
梧州會議時期，北軍在湖南戰場上占有優勢，受段利用的川軍在四川戰場上也打了幾次勝仗，所以段認為征服西南滿有把握，主要問題只在於怎樣對付馮國璋與長江三督。他的黨徒們本有「政變倒馮」和「合法驅馮」的兩種不同意見。所謂「政變倒馮」是嗾使倪嗣沖、張作霖這些軍閥宣布獨立，先在天津成立臨時政府，推徐世昌為大元帥代行總統職權，然後向北京進兵，迫馮下台。「合法驅馮」是迅速成立臨時參議院為代立法機關，修改國會組織法與兩院議員選舉法，根據這些新法召集新國會，正式改選總統。段在兩種辦法中仔細加以考慮，認為如果採取第一種辦法，長江三督一定會以武力對抗武力，不但會引起北洋派的「同室操戈」，而且南方也有大元帥和軍政府，天津臨時政府的法律根據還遠遠比不上它。他更顧慮到如果把直系逼上梁山，完全倒向西南，招引南軍北來，就會影響整個北洋派的統治地位。因此，他決定採取第二種辦法。
十一月十日，臨時參議院成立。十四日該院選舉皖系政客王揖唐、那彥圖為正副議長。研究系政客梁善濟競選失敗。段從此又掌握了一個壓制馮的政治武器。
四 北軍開入重慶。北京政府下令懲戒滇軍將領
吳光新也是個膽小如鼠的將軍，停留宜昌一個多月不敢入川。段將屬於國民黨的熊克武調為川邊鎮守使，以與劉存厚合作的川軍第三師師長鐘體道繼任重慶鎮守使。又電令陝西督軍陳樹藩派陝南鎮守使管金聚統率一個混成旅開進川北，以策應由鄂入川的北軍。
十月中旬，川滇兩軍在內江、威遠、榮縣展開了拉鋸戰，唐繼堯把後援部隊庾恩暘、黃毓成兩軍都開到永寧、敘州來。由於四川人民對唐繼堯的「大雲南主義」抱有惡感，滇軍作戰不利。
這時，段正在布置全面進攻西南的計劃，主張下令討伐唐繼堯，責成劉存厚驅逐滇軍出川。馮仍然用「大事化小」的說法不肯蓋印。段又建議調唐繼堯到北京擔任參謀總長，如果拒不受調，然後下令討伐。馮也不以為然。最後馮表示對滇軍將領可以下令懲戒，但不必牽涉到唐繼堯。十月十七日北京政府下令譴責在川滇軍將領黃毓成等，令其迅速退出四川，並責成雲南督軍唐繼堯「查明呈復」。
在劉存厚的川軍接連獲勝和周道剛轉變態度以後，十月二十四日吳光新率領李炳之混成旅開入重慶。熊克武鑒於形勢不利，不敢單獨反抗北軍，乃將川軍第五師開駐重慶城外九十里，同時在重慶的黔軍也退往綦江，以避免與北軍發生衝突。熊本人仍然留在重慶，不到川邊接受新職，並且竭力拉攏吳光新，以求相安無事。
十月下旬，川軍二三兩師接連奪回內江、威遠、榮縣、自流井、富順，滇軍全部向瀘縣退卻。滇軍將領顧品珍、趙又新、黃毓成等通過瀘州外國教士請求川軍停止進攻，劉存厚置之不理。
劉存厚也因北軍入川感到不安。他打了勝仗，膽子就大起來了，公然向段提出「川事川人自了」，請求已到重慶的北軍勿再前進，未入四川的北軍停止開拔。段為了要利用四川人打雲南人，不能不表示同意。
十月三十日，在段的堅持下，北京政府下令斥責顧品珍、趙又新、黃毓成等「集結兵力於瀘縣、富順、自流井，並於內江、榮縣、威遠向川軍攻擊」，均予以褫職通緝的處分，並責成周道剛「督隊進剿」。十一月十二日實授周道剛為四川督軍，劉存厚為四川軍務會辦。這道命令意在安定四川軍閥，暗示北軍入川是來援助他們而不是來爭奪地盤和位置的。其實，把吳光新的督軍候補期延長一下，讓川滇軍繼續大打下去，北軍坐享其成，對北洋派更為有利。這道命令還揭破了段對四川問題「公正」處理的假面目，對兩次驅逐督軍、使四川人民受到兵火浩劫的劉存厚，公開採取了獎勵的辦法。
十一月六日，唐繼堯移駐畢節，想親自出馬挽救滇軍一蹶不振的局勢。但從十一月十六日到二十八日，川軍二、三兩師繼續占領瀘縣、納溪、南溪、敘州，黃毓成作戰受傷，唐繼堯被迫下令停戰。十一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加授周道剛陸軍上將銜，升任嘉陵道道尹張瀾為四川省長。
可是這時候湖南戰事突然發生了變化，段內閣搖搖欲倒，而緊隨著段內閣倒台以後，四川戰事也發生了變化。十二月一日，忽然有一支繞道偷襲重慶的滇軍出現於重慶西門外十五里浮圖關，同時綦江黔軍開回到重慶對岸，熊克武的川軍也殺回馬槍，吳光新和周道剛都逃走了。十二月十八日，北京政府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以代周道剛。
五 北軍將領王汝賢等在湖南前線通電停戰。北軍退出長沙
湘南宣布自主，傅良佐並不十分驚慌，因為林修梅的兵力只有一旅，劉建藩也只有地方守備隊數營，不但大部分湘軍未加入，而且兵精械足的北軍源源開到，不難「一鼓蕩平」。
傅良佐首先派湘軍第一師代理師長李右文[7]統率第一旅到衡山，「招撫」林修梅的第二旅，聲言「官兵來歸，不究既往」。不料湖南人不肯打湖南人，第一旅反被第二旅「招撫」過去。十月一日李代師長單騎逃回長沙時，傅良佐還偽裝鎮靜，並捏造消息說，「湘軍第一旅自願退伍，業已全部解散」。隨即調北軍開赴前方作戰。
北軍的作戰布置，以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為湘南軍總司令，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為副司令，下分三路：第八第二十兩師從正面進攻衡山，湘軍第二師第四旅為右翼進攻寶慶，從安徽調來的安武軍為左翼進攻攸縣。湘軍第二師第四旅旅長朱澤黃卻願以湖南人打湖南人，首先率領子弟兵由永豐、界嶺一直攻占寶慶，北京政府破格授為陸軍中將，並又任為長寶鎮守使以酬其功。為了粉飾湖南戰爭並非南北之爭而是中央政府討伐地方叛將，並且為了鼓勵湖南人打湖南人，段對朱澤黃另眼相看，但又派北軍在後加以監視。
正面戰爭從十月六日開始。北軍在戰報中極力誇大護湘關的肉搏戰，第八師第十五旅王汝勤部於十一日「奮勇」攻下衡山。事實上對方因為兵力單薄，西南援軍尚未開到，在各條戰線上都沒有進行堅強的抵抗，就撤走了。
衡山寶慶相繼攻下，段的氣焰更高，採辦了大宗物品犒勞前方將士，鼓勵他們乘勝長驅而入。但是前方消息從此沉寂下來，相反地桂軍援湘的消息卻又不斷傳來。
十一月十四日，王汝賢、范國璋忽然打來一個電報，主張停戰撤兵。這對段是一個晴天裡打下來的霹靂。
王、范兩人都在長沙。他們不待北京政府許可就自動地停戰撤兵。
王、范發表寒電的當晚，傅良佐下了特別戒嚴令，斷絕長沙市內的交通。在夜色迷濛中，傅偕同代理省長周肇祥偷偷地登上軍艦，逃往長沙下游六十里的靖港。
十五日，長沙市區內出現了湘南軍總司令王汝賢的布告，說他不願從事內爭，主張和平解決。長沙各界人士迅速組成了「湖南暫時維持軍民兩政辦公處」，推舉王汝賢為主任。王、范兩人並不打算繼續從長沙撤兵，他們想當督軍和省長，估計南軍沒有力量進行追擊，因此主張維持南北兩軍的現有界線，一切問題留待和平會議解決。
但到十七日，王、范兩人也步傅良佐的後塵做了逃將軍。有消息說，長沙城外安武軍和第八師發生了衝突，他們被迫出走。事實是王、范發表寒電後，湖南人民都鼓譟起來要趕走「北兵糧子」，北軍陷於草木皆兵，紛紛後撤，並不按照上級指定的地點停留下來，因此形成了一片混亂，退到長沙也站腳不住。這說明當反動勢力非常強大的時候，人民的力量暫時地潛伏下來，而當反動勢力的弱點一旦暴露，人民就會自動地結合起來，給反動勢力以狠狠的打擊。這種情況在南北戰爭時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
十八日，長沙城內已無北兵，各界人士又忙於打電報歡迎南軍迅速開來，並推講武堂總辦彭廷衡出面維持秩序。
在這一變化多端的局勢下，有人提出這樣一個疑問：前方沒有打敗仗，何以北軍將領忽然停戰撤兵。其實，這一變化具有北洋派直皖兩系鬥爭的內幕，也還具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第八師是北洋派的精銳部隊，正是段祺瑞誓師馬廠用以打敗復辟軍的基本武力。復辟問題解決後，段提升該師師長李長泰為京師步軍統領以酬其功，實系解除他的兵權，並提升該師第十五旅旅長王汝賢為師長。段認為王汝賢受到提拔，必然願意為他效忠。第八師和第二十師被調到湖南來為段效忠，為傅良佐的權力地位作戰，自己卻得不到好處。王、范兩人都是接近直系的，而直系是反對對南方作戰的。不難理解，一方面他們自己不願意打下去，另一方面他們敢於停戰撤兵也還有一種幕後的推動力量。
其次，開到湖南戰場上的北軍是從北方各省抽調來的，指揮權既不統一，兵士的厭戰情緒又很高。安武軍有新舊兩個系統互相對立，所謂新安武軍是張勳復辟失敗後投降倪嗣沖的定武軍；安武軍和其他北軍也不合作。山西混成旅（旅長商震）開動時，上級騙他們「開到湖北填防，並不打仗」；到了湖北又開往岳州，到了岳州又開往長沙；當由長沙開動時，兵士們就知道不是「填防」而是開往前方打仗，因此拒絕上車，直到上級答應發餉三個月，才無可奈何地開出去。此外，站在北軍旗幟下的湘軍，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受歧視，上級為了往上爬而作戰，兵士們究竟為誰而作戰呢？他們不願意以湖南人打湖南人，不願意打自己多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湘軍弟兄，於是三五成群地背叛上級而向南軍「歸隊」。以上這些軍隊，名義上統歸湘南軍總副司令指揮，事實上各立門戶，互不相下，勝則爭功，敗則先逃，這又是王、范兩人不能打下去的原因。
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北軍不得人心，到處受到人民群眾的消極抵抗和積極狙擊，因而陷於四面楚歌之中。自從湯薌銘帶領北軍到湖南以來，湖南人民早就認識了北軍是身穿國軍制服、明火執仗的活強盜。好不容易把那批活強盜趕走了，現在這個不知出處的湖南人又帶來了一批活強盜，因此北軍所到之處，人民紛紛逃散，而北軍兵力單薄的地方，又往往受到意外襲擊而不知來自何方。這也助長了北軍厭戰和畏戰的心理。
桂軍一直到十一月上旬才有一批開進湖南，人數也遠遠少於原定計劃的八十營，這說明桂系軍閥的主要目的還是要看守老家。但是桂軍援湘總算實現了，因此掃除了湘軍孤軍作戰的顧慮，加強了他們反攻北軍的勇氣。
六 段被迫辭職並發出銑電。日本公使威脅馮維持段內閣。馮解除段的陸軍總長兼職
馮平日聽到「責任內閣」這個名詞就怒形於色，可是從王、范發表寒電的一天起，他自己也經常提起了這個名詞。有人問他，湖南問題鬧大了，怎麼辦？他說，「交責任內閣。」又有人問他，對於沒有得到政府許可而擅自停戰撤兵的軍人應當怎麼辦？他大聲地說，「交責任內閣！」
有人把這些話告訴段，問段怎麼辦？段咆哮著說：「我有什麼辦法！我看他怎麼辦！」
這是直、皖兩系正面鬥爭的第一回合。在這一回合中皖系打輸了。
傅良佐從長沙逃出來，打算在岳州設立督軍辦公處，竟被岳防總司令王金鏡拒絕[8]。長江三督公開主張停止川湘兩省的戰爭。陳光遠宣言保境息民，拒絕客軍假道，客軍是指通過江西開往湖南的北軍。陳光遠致譚浩明的電報中公然說：「仗義興師，欽佩莫名。光遠謬領疆圉，當知順逆。」這個「逆」當然是指自命正統的段內閣。以上情況，不但進一步證實了直、桂兩系的同盟關係，並且證實了王、范主和是直系整個計劃中的一部分。
在這些情況下，段只能出於辭職之一途。但他把辭職停留在口頭上，暗中仍在進行最後的掙扎，希望有一個絕處逢生的機會到來。馮實在忍不住了，便又指使李純提出總理不兼任陸軍總長、解散臨時參議院、派唐紹儀為北方議和總代表並迅速召開南北和議等建議，以促段下台。如果段仍然厚顏不走，直系還將採取另一步驟逐他下台。
十一月十六日，段被迫提出辭呈，並發出「正密」銑電痛論北洋派團結之必要以及自己不得不辭職的苦衷。首先解釋他自五月罷職以來，即已「厭絕人事，閉門謝客」，而復辟後再起組閣，則是「大違初衷」。對於用兵西南，是想「發揮我北洋同袍之實力，統一國家，奠寧宇內」，並說是「迭經閣議，詢謀無間」，以示並非獨斷獨行。對於湖南前線發生突變，指為「奸人煽惑，軍無鬥志」，並稱「刪日王、范通電傳來，閱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竟有不顧大局之人，干紀禍國，至於此極」。這些措詞暗中影射馮國璋對武力統一政策事前既不表示反對，事後又指使前方將領停戰撤兵。他竭力替自己所進行的武力統一政策辯護，認為「今日中國，盜賊盈途，環顧國內，惟我北方軍人實力，可以護法護國」。隨後他又力言北洋派必須加強團結，不要誤中南方的挑撥離間。他說：「辛亥癸丑之間，我北方軍人人數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三之一，所以能統一國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日南方黨徒亦知我北方軍人根底深固，乃別出陰謀，始以北方攻北方，繼以南方攻北方，終至亡國滅種而後快。」他痛罵「王汝賢為虎作倀，飲而甘」，但「不忍以王汝賢之故，致令同室操戈，嫌怨日積」。又強調北洋派的命運關係整個國家的命運：「我北方軍人分裂，即中國分裂之先聲，我北方實力消亡，即中國消亡之朕兆。」因此，「為國家計，當先為北方實力計，舍祺瑞辭職外，別無可以保全之法。」最後他向各省北洋軍閥諄諄誥誡：「自茲以往，伏望諸君子時時以北方實力即國家實力為念，團結堅固，勿墮彼等陰謀之中。臨別之贈，幸密存之。」
這個電報是段祺瑞繼承袁世凱的事業，推行武力統一政策，發動內戰的供狀。
從這個電報看得出，他決不是真心辭職，而是放一把野火，揭露馮國璋分化北洋派和勾結西南的陰謀，煽動北洋派鳴鼓而攻，以便壓倒馮而取得繼續留任的機會。
這個電報發出時，段的「靈魂」徐樹錚另外發出一個密電，指使各省皖系軍閥和主戰派回答段的電報，要慷慨激昂地斥責西南破壞統一，熱烈地響應武力統一政策，堅持對南方繼續用兵，以打擊與段作對的「陰謀家」。
同時，馮也發出密電，徵求各省北洋軍閥對和戰問題的意見。他估計北方真正的主戰分子並不多，總統地位能夠影響一切中間分子響應主和，企圖利用主和派的多數壓倒主戰派，從而粉碎段的最後掙扎。
馮邀請徐世昌組織內閣。他沒有看出這個老官僚正在利用直皖兩系的鬥爭，企圖取得更高地位，錯誤地把他當作靠近直系的北洋派元老，以為用他代替段，不會引起北洋派內部的反感。由於徐世昌不肯接受，馮又去找另一位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王士珍畏段如虎，也不敢冒昧上台。
馮又想邀請熊希齡或其他「名流」組織一個過渡內閣，經過一個時期，再請徐世昌或王士珍上台。但在直皖兩系的緊張鬥爭中，這些投機政客也都不敢投入旋渦。因此，馮竟找不到一個繼段而起的內閣總理。
就在段提出辭呈的一天，公府日籍顧問青木中將跑來警告馮說：「歐戰正在緊張進行，中國內閣不宜有所變更。」接著，日本公使林權助也以介紹東洋拓殖會社總裁石塚英與馮見面為由，到公府來向馮透出口風，表示日本政府關心中國政局的穩定，倘因內閣更動而引起糾紛，日本政府難於坐視。
日本公使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公然危詞恫嚇以挽救段內閣即將倒台的危機，使馮大為吃驚。由此可見，在直、皖兩系的鬥爭中，以前皖系經常占有優勢或者由劣勢轉為優勢，並不意味著皖系的力量比直系強大，而是段的背後有日本的支持。如果沒有日本的支持，在北方直系與南方桂系的聯合進攻下，段和皖系早就應該站不住腳了。
由於日本公使的干涉，馮決定變更鬥爭策略，把逐段下台分作兩個步驟，先解除段的陸軍總長兼職，使之不能利用職權調動軍隊，然後在適當時期解除他的國務總理。這樣，就可以避免因突然逐段而引起的來自國內外的干涉。十七日馮在居仁堂召集會議，他出人不意地表示了維持段內閣的態度。十九日下令解除段的陸軍總長兼職，派王士珍繼任。二十日罷免陸軍次長徐樹錚。
馮想利用時機恢復「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又怕皖系反對，於是派王士珍兼任「統率辦公處」處長，使之成為總統的最高軍事幕僚。避開「陸海軍大元帥」的字眼，辦事處改為辦公處只有一字之差。這一問題關係到直皖兩系勢力的消長，所以段又嗾使皖系健將倪嗣沖、張懷芝來電反對，指出總統掌握兵權就是總統制的復活，違反約法精神。馮只得把原來設在國務院內的「參陸辦公處」搬到公府來。事實上這就是一個調度軍事的機構，這個機構由國務院搬到公府來，也就是把調度軍事之權由總理移於總統之手。
關於湖南問題的處理，十八日北京政府下令，傅良佐、周肇祥撤職查辦，派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湖南督軍職權。但命令發表的一天，王汝賢又從長沙逃往岳州去了。
七 曹錕否認列名主和通電。馮下令派汪大燮代理國務總理
十一月十八日，曹錕、李純、王占元、陳光遠發表聯名巧電，主張停止內戰，他們願意擔任「調人」。這是直系所採取的「打虎必須打死」的又一厲害手段。
曹錕本來屬於直系，但未加入長江三督的主和集團，又與皖系保持良好關係，所以當時被稱為直皖兩系的「雙棲者」。正因為這樣，兩系都想把他拉進自己的陣線來，而曹錕兩面敷衍，對兩系的鬥爭從來不作左右袒。他在北洋派中實力最大，地盤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態度對北京政局可以起著很大的影響。
長江三督忽然變為直系四督，這對段說來是個不可救藥的致命之傷。但到二十日，曹錕在長途電話中向段表白，巧電未經本人同意，不能負責。這時壓在段心上的一塊石頭才放了下來。
巧電是不是冒名發出的呢？不是。是不是曹錕同意於前而又抵賴於後呢？也不是。問題的真相是，李純曾經徵求曹錕的同意，聯合發出一個促進南北和平的電報，曹錕做了無可無不可的回答。這類可以作兩面看的文章，以前幕府的「高手」們是優為之的。李純卻以為曹錕是同意了，就擬就巧電，把曹錕列為領銜人，從南京發出。曹錕看了這個電報，發現這是對段打下來的當心一拳，不願因附和李純而與段結下深仇，所以又向段解釋誤會。這樣一來，直系拉進曹錕的一舉就成為弄巧反拙了。
直系發生了一個漏洞，皖系決不肯錯過一個機會。這時被罷職的徐樹錚正跑到天津來呼風喚雨，就乘機向曹錕大施誘惑，只要曹錕肯替主戰派賣一把力，不久召集新國會改選總統，一定捧他為副總統。他又竭力挑撥曹錕與各方面的關係，暗示李純現在是主和派領袖，執長江三督之牛耳，如果南北和平實現，將來他的政治地位必然更高，而曹錕是西南所切齒的洪憲舊將，將來必然要受到排斥。這些話恰恰打中了要害，曹錕正在因為李純的風頭十足而存有妒忌的心理。同時曹錕又知道臨時參議院是皖系的政治工具，將來成立的新國會也必然就是這個工具的化身。他鑒於黎元洪、馮國璋都是由副總統上升而為總統的，相信當了副總統一定能夠取得總統。因此他就接受了徐樹錚的指使，單獨發表馬電（二十一日），主張以南軍退出長沙為南北議和的條件。這個主張乍看起來似乎是在主戰主和兩派以外提出另一折衷方案，實際上是要南軍無條件投降，是另一形式的主戰論。
在曹錕發表馬電的前後，皖系軍閥倪嗣沖、張作霖、楊善德、盧永祥、張懷芝、張敬堯、李厚基等紛紛響應段的號召，主張繼續對南用武，主戰派在兩派力量的對比上占了優勢。曹錕在這個問題上有了新發明，於是他們繼續加以發揮，產生了一種「先戰後和」的理論，就是要先與南軍一戰以挫折其銳氣，然後與之言和。同時主和派也用「先和後戰」的理論作為抵制，主張先進行南北和議，如果西南不肯就範，然後出於一戰，則北方「師出有名」。隨後兩派就在「能戰始能言和」「言和不忘備戰」的論點上大打筆墨官司。
儘管主戰派叫囂一時，但都是紙上談兵，沒有一個肯打硬仗的戰將挺身而出。而且主戰派的真實用意也不是對南方作戰，而是對馮作戰。
馮僅僅做了三個多月的總統。多年來他一直做著總統夢，現在如願以償，才知道輝煌壯麗的公府，卻是一所高貴的人間地獄。以前黎元洪所嘗到的各種苦味他都嘗到了，同樣是內閣的蓋印機器，同樣受著皖系蝦兵蟹將的齷齪氣。當他決心罷斥段的時候，也同樣找不到一個有魄力的人敢於繼段而起。這時他又去找王士珍，苦口請他顧念多年的老交情，出來幫他的忙。王士珍才透露口風說，他和段也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不便直接「取而代之」。馮又遍找熊希齡、田文烈、陸徵祥這些「知名之士」，希望他們接受組閣任務，但是大家都搖頭，不肯投入政爭旋渦，組織短命內閣。
最後，馮終於找到正在患病的外交總長汪大燮肯代總理。汪提出兩個條件：第一，代理以一星期為限；第二，必須取得段的同意。
段已經知道這些情況，又到公府來當面表示辭職。馮假意地勸他「薦賢自代」，段就推薦汪大燮，並且願意親自前往勸駕。十一月二十二日，馮下令准段辭職，派汪大燮代理國務總理。
二十三日，馮通電解釋准段辭職的經過。電報說：「以總理關係民國之重，鄙人與總理相知之深，斷不忍聽其恝然高蹈。但總理堅欲息肩，自商汪總長代理總理，不得已於禡日准免本職。此後內閣改組，仍商段公舉其所知，俾國璋得收指臂之效。段總理雖暫去職，而國璋倚重之殷，與段公扶持之雅，不異疇昔。」
同一天，馮將設在公府內的軍事辦公處改名為統率辦公處[9]，皖系軍閥又紛紛來電反對，所以招牌剛掛上又取了下來。
* * *
[1] 根據張國淦反映。
[2] 孟恩遠字曙村，天津人，小站練兵時入伍，1904年任吉林巡防軍管帶。1908年任吉林邊防督辦，1913年逐走吉林都督陳昭常（原吉林巡撫），取得該省軍權。
[3] 1918年3月29日，北京政府補任孟恩遠為吉林督軍，令田中玉仍回察哈爾都統原任。
[4] 即前文所講的交通銀行第二次借款和吉長鐵路借款。
[5] 莫擎宇於10月23日向廣東省政府宣布自主。張天驥的叛變，因部將洪兆麟等宣告脫離而瓦解。
[6] 由倪嗣沖收編的張勳舊部有徐州鎮守使張文生、海州鎮守使白寶山等。李純認為徐海一帶歸江蘇管轄，要求改變隸屬關係，段置之不理。
[7] 趙恆惕因父喪回衡山原籍，李右文以第一旅旅長代理師長。戰事發生後，趙又銷假復職。
[8] 吳光新入川後，段命王占元派第二師師長王金鏡接防岳州。
[9] 袁世凱在公府內設大元帥統率辦事處，黎元洪改為軍事幕僚處，馮又改為軍事辦公處。統率辦公處和軍事辦公處不同，是更高一級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