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三十六章　第二次南北戰爭的開端和西南各省形勢

一　桂系軍閥反對更動湖南督軍。劉建藩、林修梅在湘南宣布自主 段褀瑞第二次組閣後，西南方面桂系軍閥仍然標榜「自主」，滇系軍閥公開反對內閣，孫中山系國民黨也舉起了「護法」的旗幟，這些都是段所不能容忍的。他決定提早推行蓄意已久的武力統一政策。 滇、桂兩系軍閥在西南五省中實力最大，是段的主要敵人。段的用兵計劃，準備由四川進攻雲、貴，由湖南進攻兩廣。湖南的軍事實力並不雄厚，與北洋派的占領區距離又最近，北洋軍可以由湖北、江西兩路夾攻，因此段選擇湖南為進攻西南的前哨戰場。 段估計北洋軍的優勢兵力在三五個月之內可以平定西南。在他看來，武器決定一切，他根本看不見人民的力量。 段原來內定以吳光新為湖南督軍，由於吳願意向四川方面發展，便又決定調任松滬護軍使、北軍第十師師長盧永祥為湖南督軍。復辟戰爭結束後，直皖兩系關於權力地盤的分配，彼此競爭甚烈，段內定以段芝貴繼任江蘇督軍，馮則堅持以李純調任，段雖表示遷就，但為了牽制直系在江蘇的勢力，盧永祥就調不動了。 更動湖南督軍的消息，早已流傳在外。陸榮廷打了一個急電，請求馮國璋在三年之內不更動西南各省的軍民長官，馮有回電錶示同意。從這裡可以看得出，段的武力統一政策與馮的「和平混一」政策是有矛盾的，北方直系和南方桂系是有勾結的。 譚延闓自從回到湖南來，以省長名義兼署督軍，他的地位經常處於風雨飄搖中。他四面討好，到處聯絡，由於利害共同，他和桂系首領陸榮廷拉得更緊。同時，他又利用湖南人民反對北洋軍閥的激烈情緒，提出「湘人治湘」的口號，以騙取湖南人民的支持。當然，湖南人民對他並無好感，只是北洋軍閥更壞，維持譚的地位較為有利。因此，每當調動譚的消息傳出來，湖南反對之聲四起，在北京的湖南上層人士熊希齡、范源濂之流也都贊成「湘人治湘」，反對北軍入湘。西南軍閥陸榮廷、唐繼堯等也都利用「湘人治湘」這個口號，竭力主張維持湖南原狀。這些情況，使段不能不加以考慮。 當然，段決不會因為考慮這些情況而終止其武力統一政策。他終於想出了一個將計就計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派一個湖南人去做湖南督軍，這個湖南人就是陸軍次長傅良佐。命令發表的時候，段表示不叫傅帶北兵入湘，譚延闓仍然留任省長。同時，傅也在北京發表所謂「治湘三大方針」：（一）湘人治湘；（二）軍民分治；（三）不帶北兵入湘。 傅雖是湖南乾城人，但他生長在北方，講的是一口北方話，吃的是北方的飯，湖南人民很少知道他是湖南人。關於不帶北兵入湘的保證，湖南人記得很清楚，以前湯薌銘到湖南，曾經說過不帶北兵入湘，楊善德到浙江，也曾說過不帶北兵入浙，隨後北軍源源而入，這種保證是誰也騙不了的。事實正是如此，正當段、傅等宣言不派北軍入湘的時候，保定第二十師範國璋調動入湘的消息，已在報上登出來了。 這道命令發表，譚延闓向陸榮廷飛電告急。陸再打急電請馮國璋設法收回成命，並且露骨地主張劃湖南為南北的軍事緩衝地帶，維持湖南現狀，以保障南北和平。 這次馮卻很難回答，他已經把湖南、四川交換了江蘇、江西，過去的諾言無法實踐，只得把這個電報交段處理。段以國務院的名義於八月十四日代為回答說：「譚省長清亮淑慎，勤政愛民，惟軍旅非所素嫻，故以民事專畀。今日文人不能將兵，已為各國通例。為軍事計，為湘省計，為組安（譚）計，皆以專辦民事為宜。湘俗強悍，誠如尊論，善用之則為勁旅，以衛國家，否則逾越恆軌，以資擾害，尤非知方通變之才，不能控制統馭。湘省易帥，良非得已。以傅易譚，蓋亦幾經審慎：傅本湘人，感情素通，斷不至因更調而生攜貳。明令早頒，勢難反汗。遠承注念，感何可言。希以此意轉告西南群帥為荷。」 段在這個電報中隱瞞自己的武力統一政策，把更動湘督說成是「為事擇人」，當然是一種欺人之談。但是電報中所說的「以傅繼譚，幾經審慎」，卻不是一句假話[1]。 到了這個時候，陸榮廷知道湖南問題單憑口舌無濟於事，他示意湖南採取武力反抗，並且表示願意予以實力援助。於是，譚召集秘密軍事會議，準備抵抗北軍，同時電請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唐繼堯首先建議派遣駐粵滇軍兼程開進湖南。陸榮廷表示同意。陸在致西南各省的銑電（八月十六日）中說：「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已昭然若揭。唇亡齒寒，急應力圖應付。駐粵滇軍開往援助，鄙意極表贊成。」 這支滇軍是在討袁時期開到廣東，後來唐繼堯無法調回而別立門戶的一種部隊。它駐防廣東北江，又成為桂系的異己勢力，時刻想把它排斥出去。這就是滇、桂兩系軍閥願意調遣這支軍隊「援湘」的原因。但當譚延闓萬分迫切地要求廣東督軍陳炳焜（桂系）催促滇軍迅速出發時，桂系又不肯給以作戰所必需的軍費和軍火，而滇軍本身也缺乏援湘的熱情，因此按兵不動。由此可見，西南軍閥雖然感到「唇亡齒寒」，認為援湘有必要，但又儘可能地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各人都想保存實力，以致出兵遙遙無期。 西南援軍不能及時開到，而北軍朝發夕至，湘軍單獨抵抗很少勝算，這一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湘軍內部的進一步分化。湘軍第二師師長陳復初、第二師第四旅旅長朱澤黃、第一師第一旅旅長李右文在軍事會議上，對於抵抗北軍表示了冷淡的態度。陳復初早已受到段的拉攏，因此，譚所能控制的湘軍就不到半數，不能有所作為。 在這種形勢下，譚立刻隨風使舵，對調動督軍的命令不但不表示反抗，反而派零陵鎮守使望雲亭到北京歡迎新督軍早日到任，以便早日交卸。有人問他是否願意留任省長，他在無意中露出了一句真心話：「當慣了婆婆，做不了媳婦。」 事實上，譚派望雲亭到北京並不是真心迎接新督軍，而是調虎離山。望雲亭是北洋派留在湖南的一根內線，他動身後，譚立刻派劉建藩代理零陵鎮守使[2]，並調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部移防衡山。這一行動表面上對北方表示長沙不設防，顯然不會抵抗北軍，其真實用意卻是集中力量，退守湘南，只等桂軍來援，然後進行反攻。 譚在下台前拍賣大批公產，用以提充軍費，並提出其中一部分饋贈文武官吏。軍民兩署職員一律加發薪水一月，藉以收買人心。因此長沙各級人員從縣長、科長到廳長、院長全體提出辭職書，表示「與畏公（譚）同進退」；從八月中旬到下旬，幾乎每天都有各級機關職員舉行公宴為譚餞別。這在長沙官場中是一個從來未有的場面。實則，這些軍政人員都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與其讓新官斥革，不如對舊官送個順水人情。並且由於湖南人民反對北洋軍閥的意誌異常堅強，大家都有一種敏感，傅良佐這個「朝廷」只是暫局，不久「畏公」仍將捲土重來。 八月二十六日，傅良佐由北京動身南下。他繞道津浦路，先到南京會見李純，再乘輪船到武漢會見王占元，然後到岳州停下來。傅良佐在上任之前先訪問直系督軍，顯然由於馮、段兩人在對西南的政策上存在分歧，因此需要聯絡協商，以求步調一致。他不直接到長沙而在岳州停下來，則是對湘軍存有戒心。到岳州後，命令駐岳北軍向湘陰以北的「無兵地帶」推進。同時，北京政府又調駐馬廠的第八師王汝賢部開進岳州。 直到這時候，在北京的湖南「名流」熊希齡還向北京政府提出折衷方案，請指定岳州為督軍傅良佐的駐地，省長譚延闓仍駐長沙。這個方案並不新奇，以前北京政府為了實施所謂「軍民分治」，不止一次提出過督軍省長不同城的辦法，不過各省軍閥始終不肯遵守執行。現在卻是另外一種情況，如果傅良佐停留岳州而不進駐長沙，就等於變相地撤銷了更動湘督的命令，可以消除西南軍閥的顧慮，但不是段所能接受的。 九月二日，湘軍將領還發表聯名通電，對傅良佐督湘不反對，希望他不帶北兵進長沙。陸榮廷也電請馮國璋阻止北兵開進長沙。一切跡象表明：桂系軍閥和湘軍對北方仍然抱有苟安的幻想，只要北兵不開進長沙，即使不撤銷更動湘督的命令，仍可相安一時。 傅良佐接事後發表兩道「下馬威」命令：（一）林修梅撤職，派鄒序彬為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二）劉建藩調省，派陳蘧章為零陵鎮守使。陳蘧章是湘南祁陽縣人，原任湖南水上警察廳廳長，也是段的內親。 譚延闓早於九月一日回茶陵原籍「省親」，在茶陵電辭湖南省長。隨即悄悄化裝離開湖南。 九月十八日，林修梅在衡陽、劉建藩在零陵同時宣布自主，揭開了第二次南北戰爭的序幕。 八月二十七日陳復初遇刺未中。十一月九日陳蘧章在潮音舊里住宅被刺身死。以上兩案都是國民黨人所進行的政治暗殺。 二　研究系與段在處理四川問題上發生深刻矛盾。戴戡被川軍擊斃 四川問題的複雜因素，是在洪憲戰爭時期留下來的。當時蔡鍔統率川、滇、黔三省軍隊，與北洋軍進行艱苦的戰爭。後來蔡一病不起，這三個勢力不能和平共處，首先爆發了川軍劉存厚與滇軍羅佩金的戰爭，隨後又爆發了劉存厚與黔軍戴戡的戰爭。羅的後台是雲南督軍唐繼堯，戴的後台是研究系和貴州督軍劉顯世，劉存厚的靠山是北京段內閣。川軍共有五師，第四師已被解散，第二師是劉的基本武力，第三師鐘體道與劉合作，同為反對「客軍」的排外主義者。第一師周道剛和第五師熊克武，在四川混戰中表示中立。 此外，四川問題的複雜性還反映在北京政府方面。由於研究系與段合作，段內閣的組成人員基本上是研究系的「大人物」，但在四川問題上，段與研究系之間產生了極大的矛盾。段要利用劉存厚反對滇黔軍，研究系卻想通過戴戡培養一支武力作為他們的政治資本。十分明顯，研究系企圖建立黨團武力與段的武力統一政策，是絕對不能相容的。 七月四日劉存厚向成都黔軍發動進攻的時候，熊克武、周道剛一面宣布中立，一面發起召集川、滇、黔三省高級將領舉行資中會議，以解決三省軍隊的爭端。使人驚異的是，以前被劉存厚趕走的羅佩金，在川黔軍戰爭中也表示「中立」，願意參加資中會議，並稱於七月十三日帶兵西上，以便「武裝調停」。周道剛則於七月十五日由重慶往資中，主持資中會議。 成都第二次戰爭爆發後，七月十六日唐繼堯發出銑電，痛斥劉存厚「犯上作亂」，勸其「移師北伐」，否則本人即將「親率三軍，弔民伐罪」。隨即組織「靖國軍」，自為總司令，以顧品珍、趙又新、庾恩暘、黃毓成、張開儒、方聲濤為第一至第六軍司令，以羅佩金為第一第二兩軍總司令，自兼第三第四兩軍總司令，以葉荃為第五第六兩軍總司令，並稱「先平川亂，然後北伐」（七月二十日號電）。唐繼堯口稱北伐，目的僅在四川，也不堅持「弔民伐罪」，只要劉存厚肯接受他的號令，仍可「不咎既往」。 唐繼堯對北京政府的態度，既反對非法內閣，又不承認代理總統，主張迎黎復職，恢復國會。這些主張大體上與孫中山系國民黨相同。隨後他又與桂系一致採取了聯馮反段的策略。另一問題是，唐繼堯組織「靖國軍」，是「護法」（孫中山系國民黨）、「護國」（桂系）以外的另一面旗幟。 劉顯世的態度與唐繼堯相同。他派王文華率領一支黔軍入川援助戴戡，但戴戡已於七月十七日放棄成都，突圍而走，下落不明。 戴戡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梁啓超十分激動地在國務會議上發言：「我們一定要援救戴循若，一定要制止劉積之的叛變行為。」段對此採取了不置可否的態度。七月二十四日，由於段的決定，北京政府任命「中立者」周道剛代理四川督軍。二十七日梁又在國務會議上刺刺不休地建議懲辦劉存厚，段無言回答，便授意另一閣員曹汝霖發言，假口四川問題真相不明，難於遽下結論，把梁的建議推在一旁。 國務會議本來應當取決多數，擁有五席的研究系閣員應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事實上一切問題都要取決於段，從來沒有一個閣員敢於發表不同的意見。國務院內設有「參陸辦公處」，段通過這個專管軍事的機構，直接處理有關軍事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提交國務會議討論，閣員們也就不能過問。因此，段跟劉存厚的秘密勾搭，研究系閣員茫無所知，關於四川的消息，也只能從報紙上看到。 這個時候，周道剛已經走到內江，得知羅佩金的「武裝調停」乃是趁火打劫，川、黔兩軍的衝突已經發展成為川、滇、黔的三角混戰，開進嘉定、青神、仁壽、資陽一帶的滇軍已被川軍二三兩師擊退，資中會議當然無法進行，因此他由內江折回重慶。 由於川戰範圍擴大，段認為北軍乘虛而入的時機已經成熟，就在八月六日派吳光新為四川查辦使，率領北軍入川查辦，並責成湖北督軍王占元派兵接防岳州。八月八日，又下令催促羅佩金、劉存厚兩人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軍隊均交周道剛接收統率。到了這個時候，大家才看出無論劉存厚或者周道剛都是段的臨時工具，段對於四川督軍的人選和四川今後的命運，早已另有打算。 段藉口四川真相不明，必須查明是非曲直，才能進行適當處理。四川人民不禁要提出一個疑問，查辦為什麼要派北洋派的軍事大員，還要隨帶大批北軍前來？這個問題用不著段回答，四川人民自己也能夠找出答案來。以前袁世凱或者段本人曾經不止一次地派北洋派的軍事大員到南方來進行查辦，結果，查辦使「搖身一變」成了一省的軍事長官，被查辦的省區被納入北洋派的勢力範圍。這種老一套的戲法，當然瞞不過人。 這一措施促使地方軍閥有言歸於好、合力抗拒北軍的趨勢。周道剛、熊克武建議繼續進行調停（八月六日），羅佩金又首先表示同意（八月七日）。在周道剛就任代理督軍的時候（八月十日），熊克武在夔萬沿江地帶布置炮兵陣地，準備迎擊北軍。 八月十日，從四川回到北京的蔣百里報告戴戡已經戰死。這個消息給研究系以極大的衝動。這時，段才發表劉存厚部下團長廖謙的報告：「七月二十一日，戴戡在成都百里外秦皇寺自殺身死。」同時發表周道剛的報告：「戴前督行抵華陽縣屬秦皇寺附近，突遇前方敗退回來之川軍，雙方因誤會開槍互擊，戴督中彈身故，其靈櫬已由川軍運回省城。」 以上報告，對於戴戡致死的原因說法不同。不難理解，廖謙的說法是替自己推卸責任，周道剛的說法是替劉存厚推卸責任。事實上，被擊死的還有黔軍混成旅旅長熊其勛、督署參謀長張承禮，財政廳廳長黃大暹在逃往簡陽的途中也被追兵擊死，黔軍約五千人全軍覆沒。 八月十日舉行國務會議例會時，段輕描淡寫地提議追贈戴戡為陸軍上將，給銀一萬兩治喪。梁啓超卻滿腔悲憤地堅持要嚴懲劉存厚，為死者報仇。段忍耐不住，公然自己出面來反對，認為責任不明，應待查明處理。他對戴戡之死漠不關心，對閣員的意見充耳不聞。他的態度和絕對命令式的口吻，使得一向唯唯聽命的梁啓超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不待會議終場，氣沖沖地離席而去。 這是研究系加入段內閣以來第一次受到的難堪的待遇，也是該系依附北洋軍閥以來第二次嘗到的苦果。從內閣遷回北京的第一天算起，研究系在政治舞台上最活躍的時期，還不到一個月。研究系一向標榜溫和主義，反對激烈手段，但自加入段內閣以來，並不反對段的武力統一政策，還獻策召集臨時參議院，又公然參加了賣國借款條約的簽訂。只是由於四川問題關係到小集團的切身利害，才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堅決主張懲辦一再發動戰爭的地方軍閥。這個意見立刻引起段的厭惡，採取了冷酷和粗暴的態度對待他們。由此可見，投機派依附實力派，就只能奴顏婢膝地聽從呼喚，恭候驅策，如果敢於向主人提出不同的意見，就得看主人的嘴臉。 研究系在政治舞台上最活躍的時期，也正是該系的政治面貌完全暴露、開始沒落的時期。從此，這批改良主義者的政治影響越來越少，終於淪為一個無足輕重的政客集團。 周道剛軍的第二次調停也沒有發生效果。十月下旬，川軍第二師在榮縣，第三師在資州內江一帶又和滇軍大打起來。十月十四日周道剛卸下了「中立」偽裝，通電斥責顧品珍甘為戎首，在內江首先進攻第三師。劉存厚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討伐唐繼堯。 三　孫中山率領海軍南下護法。國會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並成立軍政府 廣東是西南五省的政治軍事中樞。廣東內部也有三角鬥爭，所不同於四川的，只是沒有發展成為軍事衝突。 段祺瑞對廣東也是採取從堡壘內部分化「敵人」和從外部施加壓力的雙重手腕，除利用龍濟光殘部外，還收買了部分投機軍人為內應，並利用地方派軍人的排外主義，企圖造成廣東內部主客軍互相混戰的局勢，為北軍創造乘虛而入的有利條件。北洋派占領區福建、江西兩省都毗連廣東，在段的規劃中，這是進攻廣東的兩條路線，還有從海道運兵在廣東沿海地區登陸的第三條路線。但江西督軍陳光遠屬於直系，而直、皖兩系在對南方的政策上存在分歧，所以江西不能作為出兵的主要路線。如果北軍攻下湖南，湖南是可靠的第四條路線。 廣東有幾種不同的勢力，經常處於明爭暗鬥中。桂系軍閥廣東督軍陳炳焜自居為廣東的統治者，省長朱慶瀾也有兵權，並聯合地方派軍人共同對抗桂系，因此形成了省長與督軍、地方派軍人與桂系軍閥的鬥爭。駐防北江的滇軍約有兩師兵力，是孫系國民黨在廣東的軍事基礎。地方派軍人有時與國民黨聯合以對抗占有優勢的桂系軍閥，有時又在南方與北方之間、國民黨與桂系之間搖擺不定。 兩廣是在督軍團叛變和國會被解散的時期宣布「自主」的。北京復辟時期，桂系雖然高唱出兵，但主要目的在於利用時機統一廣東軍權，剷除異己勢力。駐粵滇軍以及省長所屬的警衛軍在桂系的歧視和高壓下，也想假借北伐之名，向外發展，但桂系又不給以必要的軍事裝備。所以滇軍的領導者李烈鈞忿然指出，陸榮廷躲在故鄉武鳴裝病，坐失北伐時機，致使段祺瑞得以玩弄政治手腕，重登政治舞台。 桂系對於異己軍事勢力的軍費，從來採取了不過問的態度，逼得駐防各縣的地方軍紛紛就地籌餉，朱慶瀾以省長名義發行救國公債，滇軍守提印花稅甚至公開扣留鴻安公司的鴉片土膏以充軍費[3]。桂系利用這些事實打擊他們，對廣東人民宣稱，只有大舉裁減這些橫徵暴斂的軍隊，才能減輕人民的負擔。但是廣東人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桂系在廣東搜刮民脂民膏，養活騎在人民頭上的桂軍，官吏貪污腐化，他們才是人民最主要的敵人。 北京復辟時期，朱慶瀾派人到上海聯繫孫中山，同意以廣州為護法根據地。七月十日，孫中山率領應瑞、海琛兩艦到汕頭，十三日派章太炎先到廣州接洽。這時，朱慶瀾派警衛軍統領魏邦平兼任警察廳廳長，以加強對廣州的控制，大批滇軍也由北江開到廣州郊外來，廣州局勢頓趨緊張。桂系當然不歡迎孫中山到廣州，但又不便公開拒絕，同時還想利用孫中山到廣州作為對北京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所以十七日孫中山到廣州時，陳炳焜還和朱慶瀾一道前往江岸迎接，並且參加了黃埔公園的歡迎會。 孫中山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揭破了復辟是北洋軍閥所布置的政治圈套，指出了洪憲王朝的佐命者和宣統偽帝的輔佐者同樣是不可赦的帝制犯。他十分激動地說：「段祺瑞引用段芝貴、倪嗣沖這些復辟派做討逆軍統帥，以逆討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國，不是復辟與共和之爭，而是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今天真復辟者少，假共和者多。」 七月二十一日，前海軍總長程璧光和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聯名通電宣布自主，提出擁護約法、恢復國會、懲辦禍首三項主張，並率領海軍第一艦隊由吳淞口外開赴廣州。這是孫中山與駐滬海軍預先約好的一個步驟。海軍第一艦隊南下護法，使段大為震動。段內閣為了保持海軍的體系，立即調升第二艦隊司令饒懷文為海軍總司令，並以林頌莊、杜錫珪為第一第二艦隊司令。 海軍南下護法，也使視廣東為其外府的桂系同樣吃驚。 朱慶瀾原是段內閣派到廣東來作為北洋派的內線的。他公然倒在孫中山的一面，使段大為忿怒，因此七月二十六日發表廣東省長朱慶瀾與廣西省長劉承恩對調的命令。這是一石兩鳥之計，因為朱慶瀾不能把廣東省長所統率的警衛軍帶往廣西，而朱慶瀾離開廣東，孫中山也將失去一個有力的擁護者。朱慶瀾以廣東自主為理由，拒絕接受這個命令。 其實，兩廣宣布自主是桂系軍閥的一種政治投機手腕。「獨立」和「自主」本來應當無所區別。當初桂系軍閥不稱「獨立」而稱「自主」，就是別有用心。他們把「自主」解釋為「半獨立」，與完全獨立不同。原來他們對北京政府採取了聯馮反段的策略，在半獨立的形式下，對於北京政府命令，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接受與否。例如八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公布對德宣戰時，陳炳焜竟將這個命令抄致廣州領事團，同時還用「奉大總統令對德宣戰」的字眼，發布對內文告。當到粵國會議員推舉代表向他提出質問時，他還強詞奪理地說：「我們反對非法內閣，並不反對代理總統。傳達總統命令，並不違反自主精神。」議員代表鄒魯站起來說：「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現在採取的是責任內閣制，總統的命令都是根據內閣的決定發布的。」這樣一說，弄得陳炳焜面紅耳赤，大家不歡而散。 孫中山到廣州後，國會議員響應護法號召，先後來到廣州的有一百三十餘人。八月十八日，孫在黃埔公園設宴招待，討論召開國會問題。由於北京政府千方百計地阻撓議員南下，到粵議員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召開正式國會，便決定採取法國的先例，召開非常會議，由非常會議制定軍政府組織大綱，推舉軍政府首長，在約法未恢復效力以前，軍政府為西南各省的中央政府。 孫中山到廣州還不過一月，就有國會議員和海軍、滇軍被吸引到護法旗幟下面，廣東地方派軍人或者同情護法，或者採取中立的態度，形成了不可忽視的力量。陳炳焜對孫中山在廣州組織政府的問題不敢作主，便親自到梧州向陸榮廷請示。這個城府甚深的桂系首領認為：組府問題已經快要成熟，既不應施以壓力阻止它的產生，也不應採取放任的態度，關鍵問題在於不讓這個政府擁有絲毫權力。他又認為：對付孫中山的問題還在其次，主要是要把擁護孫中山的朱慶瀾排斥出去，並且把地方派軍人爭取過來，這是一個釜底抽薪的策略。 陳炳焜回到廣州來，就迅速執行了這個策略，用省長的地位誘惑地方派軍人首領、肇陽羅鎮守使李耀漢驅逐朱慶瀾。李耀漢不願放棄兵權，要求以省長兼任鎮守使，陳炳焜表示可以接受。 由於李耀漢態度的轉變，朱慶瀾站不住腳，便向省議會提出辭職，準備將省長親軍二十營交與孫系國民黨軍人陳炯明接統。這批軍隊本來是前任都督龍濟光被迫下台以前，朱慶瀾以省長名義先到廣州來接收的「警衛軍」。當時的兵額有四十營，接收後編為省長直轄的地方保安部隊。廣東宣布自主時，督軍陳炳焜假口軍事時期，軍權必須統一，要求接收這批軍隊，朱慶瀾被迫交出二十營，仍留二十營改編為「省長親軍」，委任陳炯明為親軍司令。陳炳焜堅持必須全部接收，改聘陳炯明為督署高等顧問，但是朱慶瀾不肯放手。這個問題經過長期爭執，一直沒有解決。現在朱慶瀾已經到了必須下台的地步，乃邀請國民黨軍人程璧光、李烈鈞、陳炯明等舉行密談，打算改編親軍為海軍陸戰隊，仍以陳炯明為司令，名義上歸程璧光節制指揮。程璧光是國民黨內著名的「好好先生」，桂系對他沒有惡感，而且又是海軍領袖，朱慶瀾想利用他的掩護使這支武力不至落入桂系之手。 八月二十六日，朱慶瀾將省長印交與省議會，完全不理睬陳炳焜，就到香港去了。陳炳焜深恨朱慶瀾，當天在布告中罵他「私人出走，有心擾亂治安」。 二十七日，省議會選舉胡漢民繼任省長。省長由省議會選舉產生，在法律上是沒有根據的，在事實上卻早已成為獨立省區的一個公例：從辛亥革命、國民黨「二次獨立」一直到反對洪憲帝制時期，由於獨立省區脫離了當時的中央政府，一省軍民首長在形式上都是由省議會推選的。廣東省議會正是根據這個成例進行了省長的選舉。省議會選舉胡漢民為省長，理由是胡漢民做過第一任廣東都督，又是廣東的知名之士。實際上這是抵抗桂系軍閥的一種表現，因為胡漢民是國民黨的健將。 桂系當然不能容許有一個比朱慶瀾更不合意的省長，當天陳炳焜派人到省議會奪去了省長印，並以督軍命令接收了省長親軍。 陳炳焜早已向北京政府保舉李耀漢為廣東省長。這在段內閣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一個自主省區公然向北京政府保薦省長，北京政府不能不引為「榮幸」。段正在力圖擴大廣東內部的矛盾，不論桂系保舉阿貓阿狗，哪有不欣然同意之理。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政府發表命令，任命李耀漢為廣東省長，仍兼肇陽羅鎮守使。 省長問題雖是廣東三角鬥爭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但是這時孫系國民黨正在忙於組府工作，願意對省長問題讓步，以交換桂系對組府問題不加干涉。胡漢民向省議會辭謝省長，並舉李耀漢為代，而省議會也就虎頭蛇尾地改選李耀漢為省長。陳炳焜、李耀漢都不肯買這筆賬，九月五日他們公然聯名向北京「大總統」呈報省長接替的情形，這又充分暴霜了「自主」是一個騙局。 八月三十日，非常國會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十三條。九月一日，根據這個大綱選舉大元帥，孫中山在九十一票中以八十四票當選。次日補選元帥二人，陸榮廷以七十六票、唐繼堯以九十三票當選。大元帥下設兩個元帥，用以交換西南兩大軍閥對軍政府的支持，這一措施充分表現了當時國民黨處境的尷尬和它的軟弱性。 但是示弱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九月二日陸榮廷致電非常國會，反對另組政府，主張「總統復職」，同時通電全國聲明「以後廣東無論發生何種問題，概不負責」。非常國會對這一公開反抗行為不但不敢加以譴責，反於九月三日補作一項決定，迎接黎元洪南來繼續執行總統職權。孫中山也通電錶示了迎黎的態度[4]。 國民黨希望唐繼堯能夠有較好的態度。九月八日唐繼堯也來電不受元帥。非常國會和孫中山除去電加以勸勉外，還派章太炎為勞軍使，攜帶元帥印到昆明，請唐接受。 九月八日陳炳焜招待廣州報界人士表示態度。他對「自主」的定義做了進一步的赤裸裸的解釋，認為「自主和獨立有區別，獨立是與中央政府斷絕一切關係，形成國內之國；自主就是自治，對於中央政府不合理的部分可以反對，但不反對它的合理的部分」。他舉出具體的事例來說：「馮代總統的地位是合法的，段內閣的地位是非法的，所以我們反段而不反馮。」關於在廣州組織軍政府的問題，他露骨地表示：「我不能表示贊成的態度，也不願採取干涉的態度。但是廣東人民不能擔負軍政府和非常國會的經費開支。」 從「自主」的解釋中，人們找不出桂系軍閥除在形式上標榜不同的名詞而外，在實質上與各省北洋軍閥有何不同。各省北洋軍閥對待北京政府的態度，也正是接受其有利於己的措施，而反對其不利於己的措施。對於已經產生的軍政府，桂系的態度也十分明顯，並不採取暴力手段來消滅它，而是採取經濟手段來扼殺它。 只要桂系不採取暴力手段，孫中山總不肯放棄其組府工作。九月十日軍政府宣告成立，孫中山就大元帥職，陳炳焜、李耀漢都不去參加典禮。同一天，非常國會選出唐紹儀、伍廷芳、孫洪伊、張開儒、程璧光、胡漢民分任財政、外交、內務、陸軍、海軍、交通各部總長。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任命李烈鈞為參謀總長、林葆懌為海軍總司令、方聲濤為衛戍總司令、李福林為親軍總司令、章太炎為秘書長、許崇智為參軍長、李耀漢為籌餉總辦。 這些命令顯示出孫中山仍在與桂系軍閥進行不公開的鬥爭。陳炳焜奪去了省長親軍，他就任命地方派軍人李福林為親軍總司令，陳炳焜拒絕擔負軍政府和非常國會的經費開支，他就借重李耀漢籌餉。但是李福林並未被吸引過來，李耀漢也不肯替軍政府籌餉。 軍政府宣告成立後，兩個元帥和一些總長都不肯就職，甚至滇軍師長張開儒也不就陸軍總長。孫中山竭力拉攏唐繼堯，派為川、滇、黔三省靖國軍總司令以滿足其欲望，但是唐繼堯要自立為王，並不表示合作。 在對外政策上，軍政府尾隨北京政府之後，在九月二十六日公布對德宣戰，並且承認軍政府成立以前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既成條約。但是帝國主義並不以它為外交對象。 軍政府對軍閥的讓步，只是助長了西南軍閥的更高氣焰和對軍政府的更加輕視；對帝國主義表示妥協，只是得到冷淡的回答。 軍政府成立後，段祺瑞氣沖沖地要下命令通緝孫中山和非常國會議長吳景濂。馮國璋不肯用命令的形式發表，改由北京總檢察廳以「背叛民國」罪提起公訴，由司法機關行文全國通緝孫中山。段對這個辦法很不滿意，到九月二十九日，馮終於被迫下令通緝孫中山。 軍政府也下令通緝段祺瑞、梁啓超、湯化龍、倪嗣沖四人以示報復。 * * * [1]　傅良佐任陸軍部次長，並無實際兵權，為了適應「湘人治湘」，段才決定任為湘督。 [2]　劉建藩字昆濤，湖南醴陵人，日本士官學生出身。曾任南京第八師（國民黨「二次革命」時的主力軍）團長。1916年湘軍驅湯時，黃興介紹他回湖南擔任軍職，由於沒有相當位置，譚延闓派為營產清理處處長。這次叫他拍賣大批公產，提充軍費，完成任務後，又派往零陵接統謝國光，羅先闓、劉雪軒各營（8月29日）。 [3]　此時廣東煙賭公開，商人可以納稅買賣鴉片。 [4]　黎元洪已於8月28日由北京移居天津，但仍在北洋派的監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