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三十四章　馮國璋到北京代行總統職權

一　馮段否認程璧光為海軍總長，並下令解除伍廷芳的外交總長。西南不承認段的國務總理地位 復辟問題是以黎、段兩人爭奪權力為起點發展起來的。討逆軍事結束後，總統問題和內閣問題仍然是時局中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在這兩個問題的後面，也仍然隱藏著互相排斥、互相傾軋的政治陰謀。 根據當時北京官方的說法，黎總統在復辟政變發生的第二天，即已引咎辭職，曾發表冬電（七月二日），根據約法第四十二條及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的規定，請馮國璋以副總統代行大總統職權。冬電出自黎的自由意志，因此馮取得總統的地位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但是有人提出另外一種說法：冬電只是請馮「暫在軍署（江蘇督軍公署）代行大總統職務」，並未請他長期地代下去。這就是說，黎在失去自由的時期，授權馮暫代職權，而一旦恢復自由，當然自己復任總統，代理的資格也應隨之消失。 冬電發表不久，上海報紙又登出黎的另外一個電報。這個電報不僅沒有提到自己辭職的話，而且沒有提到請馮代理總統的話。電報說：「元洪負國民付託之重，本擬一俟內閣成立，秩序稍復，即行辭職，以謝國人。今既枝節橫生，張勳膽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壞群力建設之邦基及世界各國承認之國體，是果何事，敢卸仔肩？」這個電報據說是因北京電局在辮子軍的嚴密監視下，不能發出，因此派專人送到上海，交由公府軍事幕僚金永炎發布的。 反黎派異口同聲地說：「上海發出的這個電報是金永炎捏造出來的。金永炎從來就是黎元洪身邊的一個播弄是非、無中生有的陰謀家和說誑者！」 同時，擁黎派也斷言冬電是北洋軍閥所偽造而用以堵塞總統復職之路的。 關於兩個電報的真假問題，成為黎自動辭職或者被迫辭職的爭論焦點。問題擺得很清楚，兩個電報一定有一個是假的。究竟誰真誰假，只有黎本人能夠提供正確的答案。可是黎始終沒有提出這個答案來，這是因為，在討逆軍事結束後，黎仍然在北洋派的嚴密監視中，即使有人捏造他的電報，他也只能隱忍不言。因此，擁黎派和反黎派都根據自己的利害關係，各執一詞，互相攻訌，形成了總統問題上的兩條對立的路線。 孫中山和國民黨人都站在擁黎的方面。西南各省軍閥大體上也是站在這方面的，但是國民黨與桂系軍閥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國民黨提出迎黎復職的主張，桂系軍閥雖也贊成，但並不反對馮國璋代理總統。國民黨擁黎也並非對黎抱有好感，只是一種政治鬥爭策略，用以反對排斥黎復職的北洋軍閥。 國民黨不僅在言論上擁黎，而且採取了行動。國民黨閣員、海軍總長程璧光在北京發生復辟政變、黎逃往日本公使館的時期，派有軍艦兩艘到秦皇島迎黎南下。國民黨並要求日本公使設法保護黎由北京到秦皇島來，以便迎接黎到南方組織臨時政府，反對敢於實行復辟政變的張勳和陰謀製造復辟政變的段祺瑞。國民黨錯誤地認為，日本政府在討袁時期曾給反袁派以同情的支援，此時同樣可以給他們以支援。它沒有估計到日本政府早已與段勾結，成為段的後台老板。當國民黨提出上項要求的時候，日本公使以保護難周、日本不願干涉中國內政為理由而加以拒絕。 以上是關於總統問題的鬥爭。關於內閣問題，南方（包括國民黨與西南各省）與北洋軍閥的鬥爭更加尖銳，並由此導致了第二次南北戰爭。 七月三日，馮國璋看見程璧光以海軍總長的名義在上海發布海軍討伐叛逆的電報，就去電質問這是怎麼一回事。程回答說：「海軍直隸於大總統。本總長系奉大總統之命而來。」馮不滿意這個答覆，認為程已經不是海軍總長，沒有號召海軍討伐叛逆的資格，特別是上海為江蘇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以上海作為海軍討逆的根據地，他不能置之度外。 程的海軍總長資格是否應當存在，這個問題北洋軍閥與國民黨有著不同的看法。北洋軍閥認為：六月二十四日李內閣成立時，原任海軍總長程璧光已被調為海軍總司令，而以薩鎮冰繼任海軍總長。這個時期復辟政變尚未爆發，內閣閣員由總統任免，總統的命令應當是有效的，因此程的海軍總長資格不復存在。國民黨認為：從六月十四日張勳到北京的一天起，總統即已失卻自由，張勳假傳「聖旨」，發號施令，李內閣只是張勳夾袋中的一個傀儡工具，六月十四日以後的總統命令都應當視為無效，因此程的海軍總長資格仍然存在。 程是國民黨閣員之一，宣稱「奉大總統之命而來」，又在上海這個北洋派勢力下的地區宣言討逆，當然不是北洋軍閥所能容忍的。因此，馮與松滬護軍使盧永祥、浙江督軍楊善德，對程璧光和海軍的行動，採取了密切監視的態度。 繼程之後，另一位國民黨閣員、外交總長伍廷芳忽然攜帶印信，從北戴河到了上海，指定以上海交涉員公署為臨時辦公處，並發表陽電（七月七日），否認北京偽外交部的職權，通告各國，繼續行使其外交總長的職權。這一行動引起了北洋軍閥的驚異和憤怒。段立刻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否認伍廷芳的外交總長資格，聲明他所辦理的外交，一概視為無效，並請馮國璋就近予以制止。但是伍的外交總長資格是無法否認的。伍於張勳到北京的一天（六月十四日），化裝離開北京，在此以後，在李經羲組織內閣的時期，北京政府沒有來得及任命新外交總長，就爆發了七月一日的復辟政變。因此，伍自稱為唯一合法的外交總長，不是北洋軍閥的任何理由所能駁倒的。 伍廷芳曾以代理國務總理的身份，副署命令，免去段的國務總理，段恨之刺骨。段所提出的理由，是說伍已經解除了代理國務總理兼職，同時也就解除了外交總長的本職。事實恰恰相反，伍的外交總長本職從來沒有在官方文件上解除過。因此，馮接到段的電報後，就照轉給伍，勸伍到天津辦公，因為天津已經成立了「國務院臨時辦公處」；如果不願往天津，就請將外交總長印信退還。這個電報稱伍為「秩庸先生」而不稱為總長。當然，伍是不會到天津去受段的擺布的，但又拒絕交印。馮、段兩人就以壓力強迫上海交涉員朱兆莘，拒絕伍借署辦公。七月九日，馮以代總統名義補下一道命令，解除伍的外交總長，伍只得把印信交出了。 外交總長問題雖告解決，同時又轉到內閣總理問題上，南方（包括國民黨和西南各省）認為，段以非法手段自稱為內閣總理，因而以段為總理的北京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段則引黎的冬電為根據，他的國務總理是黎在冬電中任命的，因而是合法的。南方的說法又與此不同，首先就指出冬電是出自北洋軍閥的偽造，藉以作為馮篡奪總統、段竊取總理的非法根據。南方振振有詞地說，既然段在黎的冬電中取得了重任總理的根根，為什麼在馮、段聯名討逆的豪電（七月四日）中，又有「祺瑞雖在林泉，義難袖手」的一句話？既然有黎的任命在先，何以七月六日馮又重複地下了一道任段為國務總理的命令？由此可見，段雖然捏造了冬電，仍不免作賊心虛，所以又由馮發表一道疊床架屋的命令。但是問題的癥結還不在此。南方認為：段玩弄政治陰謀，製造復辟政變，假手張勳解散國會，驅逐總統，從而取得再握政權的機會，這個政府與復辟的偽朝廷，同樣是背叛國家的非法政府，因而是必須問罪致討的。 二　段決定迎馮到京代理總統。黎宅發生政治性兇殺案 七月十四日，段趾高氣揚地偕同湯化龍、張國淦由天津到了北京。當天在府學胡同段宅討論關於總統的問題。張國淦建議迎黎復職。他只說了這句話，段就沉下臉色來咆哮著說：「這是什麼意思！我今天還能和他共事！」 旁邊就有一個人拿出手槍來，大聲叫喊：「誰做黎元洪的說客，就當軍法從事！」張迴轉臉來一看，認得是討逆軍總司令部軍法處處長丁士源。以前張在黎的面前建議起用段為國務總理，黎的私黨金永炎摸出手槍來，厲聲罵他是段的說客，現在又有人罵他是黎的說客，因此他就不能往下談了[1]。 段的內心並不主張迎接馮國璋到北京代理總統。他深切地了解到，馮的野心大，手中有兵權，在北洋派中也擁有不少的嘍囉。如果馮繼任總統，比手無寸鐵的黎更難對付。段在天津時，曾與私黨秘密討論，擬於到達北京時，授意北方各省軍閥通電擁戴徐世昌為臨時總統，組織臨時政府，俟召集新國會後再行選舉正式總統。他認為徐是一個文人，他能加以控制。但他沒有來得及布置這套計劃，沒有摸到他的底細的北方軍閥，就已紛紛通電擁護馮代總統，請他到北京代行總統職權，如果段不讓馮繼續地代下去，可能引起北洋派的分裂而使西南各省有隙可乘。當然，迎黎復職就可以拒馮代任。可是段恨黎達於極點，不願再把他擺在自己的頭上。他又轉過來一想，今天既然是採行責任內閣制，誰來做總統，誰就會處於無權無勇的地位。把馮調到北京來當總統，比他在南方有兵權、有地盤，能夠遣將調兵，反而容易對付。因此，他決定迎馮代理總統。 張國淦勸段在禮貌上對黎有所表示，因此段派江朝宗到日本公使館迎黎回居東廠胡同私宅。段當天也到日本公使館，對林權助公使保護總統表示謝意。事實上，段是向林權助表示對日本代墊討逆軍費並從各方面予討逆軍以便利的謝意的。 就在這一天，黎發表寒電，表示決不復任總統。這個電報把下令解散國會、電召張勳進京，以及他自己逃往日本公使館的這些事件，作為引咎辭職的理由，把討伐叛逆、恢復民國歸功馮段兩人，對北方叛督曲加原諒，對西南各省則勸其保持統一，勿起政爭。這個電報也被疑為是由北洋軍閥捏造的，也有人說是受到壓力而不得不發布的。 除此之外，黎還發表了另一寒電說：「元洪本日移居東廠胡同。擬赴津門養疴。以後息影家園，不聞政治。」但他立刻發現他又做了另外一個人的俘虜，行動不能自由，像以前被袁世凱軟禁一樣。 就在黎回到東廠胡同的第三天，即七月十六日，黎宅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兇殺案。黎每天起床很早，六點鐘左右在花園散步，這是他的生活習慣之一。這天正在散步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大漢手裡持著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東張西望地走過來，黎立刻感覺到這個漢子不懷好意，便躡足輕聲地躲到花廳里去。當那人跟進來的時候，黎的衛士已有所聞，紛紛衝出來捉拿刺客。那人舞動著大刀，一連砍死了王鳳鳴、馬占成、賓世禮三個衛士，砍傷了李保甲、張洪品兩個衛士，就飛步向外逃走。逃到東口小巷，被一個帶槍的衛士開槍把他打死了。 隨後，軍警到黎宅查勘兇殺案，很快就查出兇手是山東曹州人王得祿，現充黎宅衛隊的排長，「是個精神病患者」。警察廳很快就發表公報說，黎的衛士曾在被火焚毀的張勳宅內搶東西，因分贓不勻，發生內訌，互相仇殺。公報又說，黎宅衛隊共有三百餘人，是黎總統用私人名義招募的。此案絕對與政治無關。這個公報顯然不能自圓其說，既然是精神病患者，就不會留在衛隊里仍然充當排長，而且不應當發生爭搶贓物持刀殺人的事情。公報強調與政治無關，正是「此處無銀三百兩」的一種掩飾。人們還記得，以前袁世凱派去行刺蔡鍔的也是一個排長，行刺不成，軍警當局也編造了一套事由來證明與政治無關。因此，大家懷疑黎宅的兇殺案是北洋派的舊戲重演。 問題不久日益明朗。此時國民黨和西南各省仍然擁戴黎為合法總統，反對北洋派製造政變、篡奪政權的非法行為。國民黨派來迎接黎南下的兩艘軍艦仍然停泊在秦皇島港中。因此，即使把黎軟禁在北京，段怕他會有一天破壁飛去。以前蔡鍔設計逃出北京就是前車之鑑。外間傳說，行刺黎是由段的死黨、陸軍次長傅良佐主使的。 兇殺案發生後，黎立刻躲到法國醫院避難，在那裡碰見了很多也是避禍而來的復辟派。黎向北京政府要求到青島「避暑」，段自然不肯答應，反而請黎移居團城以便進行周密的「保衛」。黎也不肯接受他們的「保衛」，就在法國醫院長住下來。段藉口「分子複雜」，派江朝宗解散了黎的衛隊，另派軍警「保衛」黎宅。 黎找到與他有私人友誼而又與段接近的湖北同鄉湯化龍和張國淦，研究他自身的安全問題。他們一致認為：既然官方指兇手為精神病患者，就不如將錯就錯，不要揭穿問題的真相，以免引起更大的不利。關於離開北京的問題，他們又認為，向段提出這個請求是無益的，但可以向即將來京的馮提出，馮不歡喜北京城裡有兩個總統，可能會接受這個要求。通過這次商談，黎就一心一意地等馮來幫助他離開北京。 三　上海發生奪印案。倪嗣沖接收徐海一帶的辮子軍。北京政府懲辦復辟禍首的官樣文章。北京政府對清室的關懷 與北京黎宅發生兇殺案的同時，上海也發生了情節離奇的奪印案。這一案件的主角是總統府軍事顧問丁槐。 丁槐帶了五顆大印——中華民國之璽、榮典之璽、冊封之璽、大總統印、陸海軍大元帥印——到了上海，住在三洋涇橋泰安棧。七月十三日，丁槐發表談話，否認黎有冬電發表。他說總統並未委託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只任命了馮為討逆軍總司令。 丁槐攜帶總統印到上海的消息，立刻傳到馮的耳里。馮一面發表寒電（七月十四日）「奉迎總統復職」，一面派副官長何紹賢到上海向丁索取總統印。丁寫信回答說，他攜印到滬，是「呈明元首，冒險妥護來申。未有元首證狀，不敢私相授受」。他否認黎有寒電命他交出印信。他在信中說：「昨由軍署[2]抄來元首寒電，命槐即日將印信齎京匯交總理，轉呈鈞座。奉電之下，不勝惶惑。寒日訪無京電，元首是否自由？送京既恐受欺，齎寧復為抗命。思維再四，不得不仍候元首親筆，以定行止。」 丁槐在泰安棧屢次接到匿名恐嚇信，並發覺有人暗中監視他的行動，乃由那個湖北同鄉人所開的小客找搬到外國人所開的江西路客利西飯店來，終日不敢出門，以免在馬路上被人綁架。七月二十日夜半，英國會審公廨忽然派人把丁捕去，並在房中搜到了五顆印信。次日即將丁引渡。原來松滬護軍使盧永祥接到馮的密電，叫他向上海領事團交涉，因此演出了這幕失印、奪印的怪劇。丁槐因盜印的罪名被解到北京候審，不久獲得釋放。 馮於八月一日到北京，當天就到東廠胡同拜訪黎，黎預先由法國醫院回到私宅迎候。見面之下，馮假殷勤地要迎黎回任總統，黎當然不敢答應，馮坐了半個鐘頭就走了。黎仍然回到法國醫院。過了二十多天，等到新官上任的一切問題都已就緒，黎就通過湯化龍等的關係，得到馮的幫助，於八月二十八日離開北京。後來國民黨在廣州組織軍政府，派人到天津迎黎南下，因此段於九月十三日派王士珍到天津迎黎回京。黎自然不會自己送上門去做俘虜了[3]。 關於處置殘餘辮子軍的問題，馮、段決定採取安撫的方針，派倪嗣沖兼任安徽督軍，所有徐、海一帶的辮子軍均歸節制。張勳的部將徐州鎮守使張文生、海州鎮守使白寶山等均照舊供職，概不株連。張勳的辮子軍共有六十營，每營五百人。除帶往北京的十營已被繳械外，在徐、海一帶的有五十營左右。由於軍官一向吃缺吞餉，實際人數不過二萬人。正如孫洪伊所說的，這支軍隊是「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兒戲烏合之十九世紀舊式營伍」。馮段為求「息事寧人」，就把張勳的這筆豐富「遺產」轉贈給督軍團的罪魁禍首、復辟政變附逆有據的倪嗣沖。 倪嗣沖接收不久，徐州和海州都發生兵變，甚至倪自己的安武軍也在安慶發生兵變，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受了很大的損失。兵變在北京政府看來是一件小事，所以江蘇北部和安徽的兵變事件接連發生，北京政府並不過問。 關於懲辦復辟禍首的問題，首先是張勳受到了免職拿辦的處分（七月七日）。但是託庇於荷蘭公使館的張勳，絲毫不以為意，還把「復辟記錄」作為向北洋軍閥進行敲詐的有力武器[4]。果然北洋軍閥害怕他把這些醜事暴露出來，王占元、張懷芝、張作霖等紛紛電請北京政府對張勳寬大處理，北京政府除在形式上曾向荷蘭公使要求引渡外，也沒有認真追究，不久就給張勳以不公開的自由[5]。 北京軍警長官王士珍、江朝宗、陳光遠、吳炳湘等，不但附逆無罪，而且「維持北京秩序」有功。王士珍自覺無顏見人，準備回到正定原籍隱居，他的老朋友馮、段兩人馬上跑過來竭力加以撫慰，勸他以北洋團體為重，繼續擔任參謀總長。江朝宗是段所不喜的人，則被調為迪威將軍，以討逆有功的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繼任步軍統領（八月十一日）。事實上李長泰也是段所不喜的人，調任步軍統領後，就把他的第八師師長本職解除了。 在天津被捕的第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本是張作霖的死對頭。事情出人意料之外，馮德麟被捕後，張作霖竟然「以德報怨」地用奉天全體軍官的名義請求保釋[6]，因此有人對關外「紅鬍子」的「俠義」行為表示敬佩。事實是第二十八師全體軍官對馮德麟都有深厚的宗派感情，張作霖以此見好他們，從而取得了兼任第二十八師師長的職務（七月二十六日）。從此張作霖擁有第二十七師、第二十八師、第二十九師三個師的兵力，逐步發展成為「關外王」，並在北洋派直系、皖系之外形成了另外一個系統的奉系。 段不僅並無懲辦復辟禍首的興趣，甚至還想借題大赦洪憲帝制禍首。原因是洪憲帝制禍首、交通系首領梁士詒、朱啟鈐、周自齊等都是他的老朋友，在復辟政變前後，又都參加過他的政治陰謀集團，報效過討逆軍一筆很大軍費。為了顧慮全國輿論，他的這個意圖遲至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才得實現[7]。段重握政權後，久懸未決的「公民團」搗毀國會一案，也從輕發落了[8]。 復辟犯馮德麟首先因張作霖的保釋獲得自由。張鎮芳、雷震春兩人在獄中備受優待，准其吸食鴉片，自備菜餚。北京政府明令通緝的復辟犯只有康有為、劉廷琛、萬繩栻、梁敦彥、胡嗣瑗五人，並且還是「通」而不「緝」的官樣文章。到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所有洪憲、復辟帝制犯都被北京政府特赦了。 關於處置清室的問題，討逆軍重要人物早在討逆檄文中表達了他們對清室的深厚感情。除國民黨和西南各省堅決主張廢止清室優待條件外，那些「再造共和」的保皇黨人（湯梁）、封建舊臣（馮段），都是堅決主張維持清室優待條件的。七月十六日，那個兩朝元老徐世昌匆匆地由天津趕到北京來，表示「此行專為清室優待條件，不含政治意味」。當天，那個「功高望重、不可一世」的段總理親自到徐宅「移樽就教」，對維持清室優待條件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清室原已準備好第二次「退位詔」，準備派世續、溥倫與國務院接洽後公布，封建舊臣們都認為這個辦法反著痕跡，很不妥當，最後決定改由清室內務府函達內務部，否認清室曾參加復辟行動。七月十八日，北京政府據以發表命令說：「據內務部呈稱，據清室內務府函稱，六載以來，本無私政之心，豈有食言之理。七月一日，張勳率領軍隊，入宮蟠踞，矯發諭旨，擅更國體，違背先朝懿旨。沖人深居宮禁，莫可如何。著內務府咨請民國政府，宣布中外，一體聞知等情。此次張勳叛國，矯挾肇亂，天下本共有見聞。茲據呈明咨達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聞知。」 八月一日馮國璋抵京時，清室派有代表到站歡迎。這位代理總統原是清朝末年的禁衛軍軍統，今天榮幸地做了公府的新主人，想起了前朝的深仁厚澤，乃於八月四日派內務總長湯化龍為代表，乘坐汽車，由西華門進去，在武英殿下車，換乘黃韁四人藤轎，在乾清宮下轎，以一國大使的禮節覲見「大清皇帝」，答謝他派員歡迎的盛意。清室派世續、紹英迎接湯在大客廳坐下。世續單獨走進去「奏報」溥儀，溥儀傳「旨」召見。這個前清末年曾為湖北省諮議局議長的民國總長，偷眼看見皇帝寶座上坐著一個身穿黃龍紗袍，外罩青團龍馬褂，綴以東珠朝珠的小娃娃，儼然還是一個皇帝的模樣，他就恭行三鞠躬禮，並大聲地唱著：「大中華民國大總統，謹派內務總長湯化龍，致謝大清皇帝，並敬問大清皇帝安好！」溥儀沒有開口說話。世續跑到「御座」前跪下來，向溥儀低聲低氣地說了幾句話，就站起身回過臉來，代表溥儀大聲地唱著：「大清皇帝謹謝大中華民國大總統答禮的盛意，並回問大總統安好！」 這是袁世凱派公府秘書長梁士詒到清宮祝賀「隆裕皇太后」壽辰的舊戲重演。北洋軍閥從來就是這樣富於模仿性，萬變不離其宗。也許他們自以為能與「皇帝」分庭抗禮是一件無上的「光榮」。因此，溥儀在做不成全國「大皇帝」之後，仍然可以逍遙自在，關起門來做「小皇帝」。 關於北洋軍閥的政治分贓問題，除馮、段劃分勢力範圍另有敘述外，倪嗣沖取得了安徽督軍和長江巡閱使，段芝貴取得了輔威上將軍和京畿警備總司令[9]，陳光遠取得了綏遠都統，張敬堯取得了蘇、魯、皖、豫四省剿匪督辦。軍民分治的舊話當然不再提了，直隸省長由曹錕兼任，山西省長由閻錫山兼任，陝西省長由陳樹藩兼任，福建省長由李厚基兼任。 * * * [1]　本章各節所記錄的關於張國淦的言論和行動，均由張本人提供。 [2]　軍署指松滬護軍使署。 [3]　段因馮國璋的關係，不便阻黎出京，但仍責成湯化龍擔保黎出京後不作政治活動、不南下，才肯放他出京。黎到天津後，段密令曹錕派人監視其行動。後來段藉口天津大水，迎黎到北京避水，黎託詞救濟災民，無暇分身，並以四不主義回答段：一不活動，二不見客，三不回京，四不離津。 [4]　張勳逃入荷蘭公使館後，珍藏《復辟實錄》一冊，內容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徐州會議記錄》，是由幕僚根據回憶補寫的；第二類為北洋軍閥贊成復辟的函電共計八十二件。他經常以此威脅北洋軍閥，勒索大宗財物。被敲詐者千方百計地想把這個秘件偷盜出來，張勳便交與躲在法國醫院裡的萬繩栻保管，萬又交與法國公使館代為保管，並由法國公使立有收據交萬收執，張勳死後，萬繩栻到法國公使館索取原件，使館中人初則支吾其詞，說是已經送往巴黎拍照，不日交還，後來一直沒有交還。 [5]　由於北洋軍閥與張勳具有血肉相連的關係，又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北京政府給張勳以不公開的自由。張勳在北京永康胡同買下了前清太監小德張的住宅，在此住了一個時期，不久移居天津。 [6]　張作霖保釋馮德麟是接受第二十八師軍官的要求。段在張作霖的電報上批示：「准予釋放，姑留京察看可也」。馮德鱗呈請發還勳章勛位，段不予照准，不久張作霖也有電報來替他說情，段就照准了。馮獲釋後，張作霖聘為奉天軍署顧問。 [7]　1918年2月4日，北京政府根據督軍曹錕等的呈請，以「時事多艱，人才難得」為藉口，下令特赦洪憲、復辟各犯。 [8]　7月19日，法院判決公民團搗毀國會一案，為首「公民」白亮拘役40天，史俊人等罰洋30元。 [9]　段芝貴在前清末年和袁世凱當權時期都做過北京拱衛軍總司令，此時又做京畿警備總司令，是袁、段兩人的重要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