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三十章　黎元洪電召張勳晉京調停時局

一　張勳周圍的政治騙子。日本田中中將在徐州的一席話 在北京城發生府院政潮和督軍團要挾解散國會的緊張時候，外間就有關於清室復辟的謠言，日本報紙首先把這種謠言揭露出來。但是，一般人士認為，袁世凱擁有強大武力，尚且因醉心帝制而一敗塗地，今天哪裡還有人敢於再蹈覆轍。張勳雖號稱復辟派，也不會看不清大勢所趨，而甘於把自己的權力地位作孤注之一擲。 但是復辟畢竟不是一種謠言。復辟的進行者正是全國聞名的復辟派張勳。張勳也不是不重視個人利益，正是為了個人利益而進行復辟活動的。 張勳是個重視實力的人。他向幕僚們談論洪憲帝制失敗的原因，認為：「項城之所以失敗，只是由於北馮南陸一個不肯支持帝制，一個公開反對帝制，而北馮南陸之所以不肯與項城合作，只是為了個人的利害關係。」根據他的論點，如果洪憲帝製取得馮國璋的支持，北洋派就不會解體，袁就有足夠的力量征服西南，統一中國，完成帝業。如果陸榮廷不起兵反對帝制，雲南護國軍必然會被北洋軍一鼓蕩平。不幸的是，袁對馮、陸都存有一種猜忌的心理，因而這兩個人走開了，袁也完了。 根據這個分析，他就進一步得出結論說，只要能夠取得北馮南陸的合作，天下事無不可為。 但是，張勳怎樣能夠取得馮、陸兩人的合作來進行復辟活動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說明一些政治騙子所玩弄的陰謀詭計。 張勳性喜附庸風雅，結交文人，和他往來的前清翰林公有江西人楊增犖和劉廷琛、廣東人溫毅夫、貴州人胡嗣瑗等。劉、胡二人都是宗社黨人。楊、胡二人共同推薦康有為的門徒、另一宗社黨人潘博為張勳的機要秘書。通過潘的關係，康有為和張勳也有往來。潘是個招搖撞騙的投機政客。不久楊得到消息，潘在徐州結交各地的宗社黨和復辟派，就撤銷了他的保舉，並且勸告張勳不要把這個危險人物擺在身邊。張勳就把潘介紹給馮國璋。此後，潘又經常在馮的面前稱讚胡嗣瑗，馮被他說動，就聘胡為江蘇軍署的秘書長。從此，宗社黨在馮的身邊也插進了兩條內線。 一九一六年，陸榮廷的兒子陸裕勛被袁毒死，馮派潘到南寧弔喪。潘在陸的面前無中生有地說，馮對大局有一個意見，「與其推戴項城稱帝，毋寧擁立清帝復辟」。接下去，他就侃侃而談天下事，認為北方既有華帥（馮）紹帥（張）主張復辟，如果幹帥（陸）也在南方響應，何愁大事不成！陸是個城府很深的人，只是耐心地聽著，不肯表示意見。 潘回南京後，曾到徐州會見張勳，又無中生有地說，陸幹帥是極端贊成復辟的。 一九一七年三月，陸經過徐州時，張勳在宴會中有意識地吐露了一些「民國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體」的口風，以窺探陸對復辟問題的態度。正如前面所說，陸是個城府很深的人，不置可否地聽著。張勳錯誤地認為陸不便公開贊成復辟，只能以不反對來反映其贊成的態度。不久陸到了北京，曾往清宮謁見溥儀，外間又有「獻女為妃」的謠言，張勳因此相信潘的情報是真實的。 張勳所不放心的還有一個馮國璋。正當督軍團把一座北京城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馮派潘到徐州探聽張勳對時局的態度。潘又信口開河地說：「河間（馮）是個胸無主宰的人。但他善於觀望風色，善於為自身打算。如果大帥和北洋派一致主張復辟，他不會一個人反對復辟。他在辛亥年攻下漢陽，受封男爵，就曾竭力主張反抗革命軍，繼續維持清室。」張勳也深信馮是個善於觀望風色，善於為自身打算的人，潘的花言巧語恰恰和他的看法相同。但他到底不放心，想從正面取得可靠保證。他寫信給馮，把北方發生的政潮歸咎於國民黨，指為這是國民黨企圖推倒北洋派的政治陰謀。他說，為了抵制西南，鞏固北洋團體，不能不另籌解決時局的對策。這封信是用以窺探馮對復辟問題的態度的。隔了幾天，馮有回信來極口附和，並且請張勳大力主持所謂「對策」，他願追隨其後。張勳得到這個「保證」，就認為馮是不會反對復辟的了。 原來這又是政治騙子們所設的另一政治圈套。潘從張勳的幕府中得知張勳寫信給馮的事，就打密電給胡嗣瑗，叫他用馮的名義回答張勳一函，如此云云，藉以欺騙張勳。馮從來就是一個懶看公事的人。他的籤押房早就發生過這種偷天換日的事情[1]。 此外，張勳還上了一個外國「騙子」的當。此時日本政府派參謀次長田中[2]到中國來，鼓動中國對德參戰，並與段內閣秘密接洽中日軍械借款。五月十四日，田中到徐州訪問張勳。田中表示，中國時局非常混亂，日本對此深切關懷。如果中國有力人物認為共和制度不適合國情，因而不得不採取收拾時局的其他途徑，日本政府願意予以善意協助。很明顯，以前日本政府對袁世凱也曾表示過願意協助進行帝制，此次田中向張勳所表示的，並不是一個新的命題，也仍然是一套舊的手法，就是在中國煽起風潮、鼓動內戰，藉以削弱中國，以便乘機加緊侵略。於是張勳又認為進行復辟在日本方面也沒有問題了。 當然，把張勳直接引入復辟圈套中的，還有一個更大的政治騙子，就是那個一向以剛正自稱的段祺瑞。下文另有敘述，這裡就不詳寫了。 二　張勳電邀督軍團到徐州舉行第四次會議，決定實行復辟。張勳偽裝調人騙取黎的信任 張勳不肯到北京參加軍事會議，是不願充當段的搖旗吶喊的走卒，他要以督軍團大盟主的資格，留在徐州，指導督軍團的一切行動，正像大將不必親臨前敵一樣。當督軍團發出電報報告他們威脅總統解散國會時，張勳有號電（五月二十日）回答說：「議會不良，百政阻滯，改弦更張，其何容緩。勛在去歲召集之初，（指徐州會議）固已早持另組之說。今者諸公決議以憲法種種弊端為言，義正詞嚴，一秉大公，至所心折。惟惜發之為較遲耳。預決進行，要在毅力。勛雖無似，願為後盾。」 前面已經說過，黎、段兩人本來都是極看不起張勳的，但當他們迫切需要外援的時候，就把這個怪物當作救命王菩薩。他們對張勳同樣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為張勳是個不善於使用政治陰謀，不肯玩弄兩面手腕的直心漢子，卻不曾想到這個「老粗」正是以爽直的偽裝隱藏了狡獪的本質，而這一類人是更容易使人上當的。在黎、段兩人爭相拉攏的時候，張勳對黎說的是一套，對段說的是另外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後利用督軍團逐黎而擁溥儀再登皇位。當督軍團與黎因解散國會問題僵持不下的時候，他又電邀督軍團到徐州舉行會議，討論對策。 五月二十一日，由北京掛專車直放徐州的有倪嗣沖、張懷芝、王占元、趙倜、李厚基和各省軍閥代表共計二十餘人。值得注意的是，孟恩遠隨車到天津就下了車，曹錕則託病回到保定，原在天津的李純也未隨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隴海路到鄭州轉車南下。因此，實際上參加第四次徐州會議的只有督軍團的一部份和一些軍閥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會議有四、五個督軍親自參加，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會議顯得更為生色了。 督軍團到徐州的第二天，北京政府發表了免段令。倪嗣沖在會議上首先跳起腳來痛罵黎元洪，主張推倒這個甘為北洋派公敵的總統。事實上，這些劍拔弩張的將軍們沒有一個是真心擁段的，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北洋團體的利益，認為總統今天可以免段，明天就可以選擇另外一人開刀，有黎在位一天，北洋派的統治就會受到破壞而難於保持下去。張勳乘機提出實行清室復辟。這個主張在以前幾次的徐州會議上，張勳早就暗示過，因時機未成熟，未提出具體步驟及何時實行。現在段已下台，張勳認為推翻總統後實行復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段的代表徐樹錚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張勳雖因段沒有直接兵權而不予以重視，但段究竟是北洋派領袖，想從徐的口中窺探段對復辟問題的態度。徐說，芝老（段）只求達到驅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計。徐是段手下的第一紅人，他既有此表示，張勳就認為段也不會反對復辟了。 隨後討論實行復辟的策略，決定先由參加會議及有關各省的督軍宣布與北京政府脫離關係，要挾黎解散國會，張勳則暫時不參加，並且偽裝「調人」，從旁做好做歹地引誘黎接受督軍團的要求，使黎的聲譽受到嚴重打擊，然後加以驅逐，迎接溥儀復位。 實行復辟的決定由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簽名為信。 二十四日，張勳根據會議所決定的策略致電黎說：「各省督軍及各省代表二十餘人昨晚偕同到徐，以憲法問題就商。旋奉公府秘書廳漾電開……等因。咸以民國適用責任內閣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國務院發出，非由國務總理副署，不能發生效力。秘書廳職司機要，對於此事，本無責任可言，今忽逾越職權，擅發通電，宣布命令，殊屬創舉，當然不能認為有效。共和國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將何適從？中央現既首先破壞法律，則各省惟有自由行動等語。事關法律問題，理由極為充分，如無持平辦法，必將激生他變。謹飛電直陳，敬候鈞裁。」 這個電報雖也帶有威脅性，但大體看來，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以關懷黎的口吻說出來的。從這個口吻中看得出，他願意出面來擔任黎與督軍團之間的「調人」。 三　國會通過李經羲繼任國務總理。督軍團宣布獨立。張勳電阻段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 黎從來沒有想到要與北洋派為敵，他的目的僅僅在於排去一個目無總統的段。為了避免北洋派因免段而可能引起的誤解，曾不止一次地請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繼段之後組織內閣，信使不絕於途，但在天津「杜門謝客」的徐，堅決不肯應命。黎又請北洋派的另外一塊「金字招牌」王士珍組閣，五月二十五日曾到王宅苦口勸駕，王也不肯「賣友（段）求榮」，說來說去，最後承認在新內閣中擔任陸軍總長，以便隨時為總統幫忙。當天，黎向國會提出了以李經羲為國務總理的同意案。 黎命李經羲組閣，是用以安定北洋派和拉攏張勳的一種手段。黎已經知道督軍團又在徐州開會，他對徐州會議不像以前那樣深惡痛絕，反而存在一種幻想，期待張勳能夠制止督軍團進一步的破壞行為，把時局從惡浪逆流中扭轉過來。 這個時候，督軍團的分化作用日益顯露。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紛紛表示了與他們的同僚的不同態度。馮回答督軍團的巧電，反對解散國會，勸他們在行動上應當慎重點。他致電王士珍勸其出來組織內閣。孟恩遠、李純、曹錕、田中玉、陳光遠、江朝宗、陸建章等紛紛電勸王士珍組織內閣。二十六日，重行回到北京的孟恩遠、李純偕同謁見黎，請改提王士珍組織內閣。黎向他們解釋說：「我原來是希望聘卿組閣的，但他不肯答應，如果你們能夠說動他，我的咨文隨時可以收回來改提組閣人選。」同時，孟恩遠聲明他列名於督軍團請解散國會的呈文，並非出自己意。王占元也派何佩熔到北京，向黎做了同樣聲明。 黎的一再勸駕和直系軍閥的表示擁護，都使王士珍陷於啼笑皆非的境地。他向黎表示，只求不強迫他擔任總理，他願意負責維持北京治安以報總統。二十五日，他召集北京軍警長官在國務院參陸辦公處舉行訓話，勉勵他們各守職責，維持北京治安。恰值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走過來，他就替伍介紹，稱伍為老前輩，並率領全體人員向伍三鞠躬表示敬意。二十六日，他發出宥電為李經羲捧場。 二十七日，黎發出感電說：「芝泉解職，初議請東海出山，未獲允諾。遂堅請聘卿擔任，專使絡繹，繼以親往，再三敦勸。聘卿既推薦仲軒（李），自願居陸軍總長之職，時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請。」 二十七日為星期日，眾議院破例開會，在四百八十三票中以三百三十八票通過李經羲為國務總理的同意案。二十八日，參議院又以一百六十六票對二十六票獲得通過。國會之所以匆匆通過李內閣，也並不是中意這個曾經做過前清督撫和洪憲舊臣的老官僚，而是想通過他的關係，安定北洋派，拉攏張勳，以免時局更趨嚴重。 二十八日，黎任李經羲為國務總理的命令發表後，王士珍又有電報力勸北洋派各省督軍電賀李內閣[3]，因此三天以前還極力主張王士珍組閣的直系軍閥，都有電報向李內閣致賀。馮國璋雖然沒有賀電來，但也致電黎，同意李經羲組織內閣。 不料到二十九日，蚌埠方面突然發出來倪嗣沖首先宣布獨立的艷電。隨後河南、浙江、山東、山西、福建、陝西、奉天等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這次各省北洋軍閥宣布獨立，與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獨立的性質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對北京政府，這次是北洋軍閥反對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軍閥大頭子的手裡，而此時的北京政府只有一個赤手空拳的總統，坐困公府，毫無抵抗力量，那些雄赳赳的北洋軍閥卻爭先恐後，磨拳擦掌，幾路進兵，像是大敵當前一樣。 由於北方各省宣布獨立，嚇得李經羲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來。黎迫切希望李到北京來就職，曾派公府秘書長夏壽康、軍事顧問金永炎到天津專程迎接，又派直系軍閥、江西督軍李純前往勸駕。黎竟然把李當作是解救時局危機的唯一救星，以為只要他肯到北京來就職，就可以取得張勳的實力援助，制止獨立各省進兵北京。可是這個多年來想做國務總理的李經羲，當國務總理已經到手的時候，卻又沒有做國務總理的勇氣，一會兒說要往北戴河避暑，一會兒又說願意讓位於王士珍，堅決不肯來京。 同時，「下野」在天津的段卻又門庭若市，研究系、交通系以及親日派紛紛奔走其門。研究系完全倒在段的方面，大批研究系國會議員紛紛辭職離京，湯化龍也辭去了眾議院議長[4]，以拆國會的台。段決定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推舉徐世昌為陸海軍大元帥，一俟獨立各省會師北京逐走黎後，即召集臨時國會推舉徐為臨時大總統。關於組織臨時政府的問題，段已通電北方各省徵求意見，只等回電一到，就要袍笏登場。臨時政府閣員名單也已排好，包括研究系、交通系和親日派各方面人物。徐世昌自己寫了就大元帥的電文，打算交段審閱，只因張國淦、錢能訓等都主張靜觀一下，才沒有交出去。 此時，徐樹錚沒有回到天津，段還不知道徐州會議的一切內容。段與張勳之間在改造政局上存在分歧意見：段想組織一個民國形式的個人獨裁政府，張勳卻想組織一個帝國形式的個人獨裁政府。張勳在徐州會議上取得了參加會議各省贊成復辟的保證，當然不願意在這個軌道以外另有天津的臨時政府出現。五月三十日，他有回電給徐段等，公然用命令式的口吻誥誡他們：「不得於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這樣，天津的臨時政府就流產了。 隨後，徐樹錚回到天津來，向段報告徐州會議的一切內容。因此，段黨和研究系人物決定採取他們原已計及的另一陰謀計劃，就是暫時不表示反對復辟，甚至偽裝同意，引誘張勳放心大膽地進行復辟，假張勳之手驅逐總統，然後舉起擁護共和的旗幟來，起兵打倒張勳，恢復段的獨裁政權。這個計劃他們保守得非常機密，局外人無從得知，所以獨立各省軍閥也都被蒙在鼓裡，因而他們盲目追逐於段、張兩人之後，演出了一些翻雲復雨的怪劇。 四　北方各省有獨立與中立的兩種不同態度。西南六省無意出兵北伐 獨立各省的情況是千奇百怪的。首先獨立的倪嗣沖自命為北洋派中的李烈鈞[5]。他在宣布獨立的艷電中仍然稱黎為「我大總統」，仍然說他是「擁護中央」的。他的侄兒倪毓棻同天發出來的艷電，卻有「誓師北伐」的語句。倪軍出兵的第一個目標，是想搶奪德州兵工廠，因此與張懷芝的權利發生了矛盾，幾乎引起衝突。 張懷芝由徐州回到濟南，省議會議長當面質問他何以列名干預憲法，要挾解散國會，並且出席於非法召集的徐州會議；以後如果再有此項行動，山東人民不能承認有這樣一個督軍。由於省議會的阻力，山東的獨立一直推遲到六月一日才得實現。 在倪嗣沖宣布獨立的前一天，張作霖發出勘電（二十八日），憤慨地說：「同志皆當世賢豪，何至不如蔡鍔[6]」？但他本人也沒有做蔡鍔的勇氣，因為他受著第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的牽制，不敢宣布獨立。他在卅電中（三十日）說：「項城逝世，海內屬目段公，而段公願居今大總統之下，以相扶持。……奸人譸張為幻，廣派密使，遂其陰謀。公府派少將周斌到奉遊說，已予扣留，俾莠言無濫進之由，庶時局有澄清之望。……作霖當率遼奉子弟，直搗京師，懲彼奸人，衛吾社稷。」他不但罵黎「忘恩負義」，而且電中所指的奸人就是「今大總統」。 一直到張勳致電馮德麟進行疏解之後，張作霖才敢宣布獨立，並派兵進駐山海關。 五月三十日，馮國璋在南京召集軍事會議，表示態度說：「我的地位是副總統，應當輔佐大總統並且服從大總統的一切措施。各省反對中央，我已去電加以勸阻，勸阻無效，只有聽候中央解決。」他不是不知道手無寸鐵的中央（黎）對稱兵抗命的各省軍閥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所謂聽候中央解決就是採取旁觀態度，甚至還想利用政爭，取得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的機會。孫中山、章太炎曾通電痛斥在總統與叛督之間的中立派。章太炎進一步地揭破馮的假面具說：「馮不討賊，反倡調停，覬覦繼任，誑詞虛飾，應認為內亂犯，實為罪魁。倪張猶在其次。」為了逃避全國輿論的攻擊，馮就倒填日期發表江電，向國會請辭副總統一職。 直系軍閥王占元在這次政潮中宣布中立，但又勸黎解散國會以息政潮（六月二日電）。另一直系軍閥李純一直到六月五日還留在北京，黎想請他擔任陸軍總長，以便調停時局。他因張勳就要帶兵到北京來，時局已無調停之望，才於六日由京漢路南下回任。曹錕是唯一宣布獨立的直系軍閥。他此時還是直、皖兩系的「雙棲者」。他的地盤介於北京與獨立各省之間，如果不宣布獨立，將與出兵「北伐」的獨立各省發生衝突，因此他在東電中（六月一日）說：「為保衛地方起見，與中央脫離關係。」他在文電中對黎毫無傷害，宣布獨立後，他還經常地跑到北京來，是中立化的一種獨立。 獨立各省軍閥紛紛把省長趕走。首先是陝西省長李根源被陳樹藩軟禁起來，壓迫他稱病辭職。山西省長孫發緒原是黎一手提拔的，看見黎的地位搖搖欲墜，不惜厚顏無恥地迎合督軍團的意見，發表冬電（六月二日）請廢止臨時約法，由各省代表組織制憲會議，在過渡時期推舉徐世昌組織臨時政府。但他的地位終於無法保全，這個電報發出不久，就被閻錫山趕走了。六月四日，李厚基派福州警察廳長、閩海道尹去見省長鬍瑞霖，宣布他的手諭說：「現值軍事時期，省長一職無設立之必要，請即克日離閩。」五日，胡到督軍署辭行，李拒而不見，派人致送路費二千元，並以保護為名派兵押解上船。 此外，獨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擴充軍隊和扣留國稅的現象。張作霖乘機成立了第二十九師，以吳俊升為師長。趙倜把京漢路局的收入全部都截留了。 在此時期，西南六省紛紛通電反對軍人干政，反對解散國會。五月三十日，湖南督軍譚延闓通電主張調停，淮軍老將薑桂題表示附和，並建議邀請馮國璋、張勳、譚延闓等到北京，與王士珍共同組織「調人會議」。孫中山反對調停，電促西南六省興師討逆。國民黨系的海軍總長程璧光電勸獨立各省取消獨立，並表明海軍始終保障共和的態度。李烈鈞由上海到廣州，擬率領在粵滇軍張開儒、方聲濤兩師北伐。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與李烈鈞聯名發出通電，發起滇、黔、川、湘、粵、桂六省聯盟，建議公推陸榮廷為盟主，請陸到廣東「主持至計」，以「遵守約法、擁護共和為始終不渝之宗旨」，又請馮國璋「堅持護法之心」。唐繼堯通電西南各省，建議在廣州組織臨時政府，遙戴黎為總統。 但是，西南六省的當權人物也都不是好料子，他們醉心於擴大地盤，擴張實力，四川方面有川滇軍的衝突，廣東方面有滇桂軍的暗鬥。由於六省人民具有反對北洋軍閥、反對內戰的共同意志，並在孫中山的影響下，他們才不能不表示反對督軍團的態度，其實並無出兵北伐的意圖。甚至以陸榮廷為首的桂系軍閥，還想勾結北洋派中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以保持南北軍閥分疆而治、互不侵犯的局面。 五　督軍團請摒斥「公府僉壬」。黎電召張勳晉京調停時局。天津總參謀處成立。美國政府提出旨在支持黎的勸告 督軍團自稱宣布獨立是一種「兵諫」性質，如果黎肯接受他們所提的解散國會、改正憲法、組織健全內閣、摒斥「公府僉壬」四個條件，就可以取消獨立，向黎俯首認罪。所謂公府僉壬，不僅指公府軍事幕僚處的一批幕僚，還有與黎接近的政客和國會議員在內。他們編造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名目：三策士指郭同、汪彭年、章士釗；四凶指丁世嶧、哈漢章、金永炎、黎澍；五鬼指湯漪、郭同、汪彭年、哈漢章、金永炎；十三暴徒指褚輔成、湯漪、白逾桓、李述膺、何雯、凌鉞、彭允彝、呂復、蕭晉榮、韓玉辰、秦肅三、焦易堂、鄒魯。其中有些人是被重複排列的；有些人並非與黎接近的人物，所謂十三暴徒都是原屬於國民黨或與研究系不合作的國會議員。為了便於打擊這些人，督軍團把他們都列入「公府僉壬」。 督軍團所謂兵諫是用以欺騙黎的一個口號。如果黎表示屈服，他們早已決定了下一步驟，藉口總統威信已失而將黎趕走。這是徐州會議的預定計劃。但是被督軍團嚇慌了手腳的黎，還想採取避重就輕的方法，接受其中一二條，如改正憲法、摒斥僉壬，以平督軍團之氣；至於解散國會，對民國說來簡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就提出「不違法、不戀位、不怕死」九個字來表示其不接受的決心。 由於黎的態度逐步軟化，原屬於國民黨的國會議員紛紛避難南下或者躲在六國飯店裡觀望風色，屬於該黨團的在北京的報紙紛紛停刊。研究系議員則有八十餘人提出辭職以拆國會的台。國會不待解散已經形成瓦解。公府幕僚哈漢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辭職，黎一律予以批准。連不在「僉壬」名單之內的公府秘書長夏壽康、副秘書長饒漢祥[7]，也都通電自請處分。 黎表示軟弱不僅沒有挽回時局的危機，反而助長了督軍團的囂張氣焰，認為「兵諫」是打擊總統的有效方法。 在督軍團扣留路局車輛運兵北來的嚴重威脅下，困在公府的黎到處乞援求救，一再電請徐世昌、梁啓超晉京進行調解，但救兵請不來，徐以「杜門謝客」、梁以「與世暫絕」作為回答。五月三十日，黎向獨立各省發出表明心跡的「告哀」電，並致電張勳說：「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國。……為謀必忠，愛人以德。……執事元老壯猷，萬流仰鏡。望即剴切勸導，以安大局。」六月一日，他又發出東電質問督軍團說：「今日為憲法而獨立，則尚在二讀之時；為元首而獨立，則並無謀叛之事。」 黎又更番不休地催促李經羲到北京組織內閣。李不敢就職，也極力勸黎電召張勳晉京調停時局，認為張勳是督軍團的大盟主，其力足以控制督軍團；張勳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獨立，具有居間調停的良好條件；張勳和他的私人關係很密切，如肯晉京調停，就能夠加強他的內閣地位，並支援總統，澄清時局。正在這個時候，張勳有回電來表示擁護總統，擔任調停，於是黎於六月一日除派專車到徐州迎接外，並以總統命令召喚張勳晉京調停時局。命令說：「安徽督軍張勳來電瀝陳時局，情詞懇摯。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誠信未孚，致為國家禦侮之官，竟有藩鎮聯兵之禍，事與心左，慨歉交深。張勳功高望重，公誠愛國，盼即迅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六月二日，天津河北大馬路中州會館忽然掛出一塊「獨立各省總參謀處」的招牌，被通緝的洪憲帝制要犯雷震春通電就總參謀職，並在電文中說了一些「鞏固共和政體，另定根本辦法，設立臨時政府、臨時議會」的鬼話。參加這個組織的有帝制派、復辟派、段黨、研究系以及其他一些陰謀政客和投機分子。這個組織號稱是獨立各省的聯合軍事機構，也就是獨立各省所組織的變相的「臨時政府」。它公開地發布宣言：「此次用兵，專為黎氏一人！」毫無疑問，它的目標是在驅逐總統，但在驅逐總統以後的下一步驟，究竟是擁戴段上台或者擁戴溥儀復辟，卻又曖昧不明。由此說明：這個組織也是盲目追逐於段、張兩人之後而不知所適從的。 這個組織的成立，把時局推進到更險惡的一個階段。六月二日，北京各國公使推法國公使康悌訪問代理內閣總理兼外交總長伍廷芳，質問中國政府有無安定時局的能力。伍只好信口回答說：「張勳一到，時局即可解決。獨立各省軍隊決不會開到北京來。關於北京治安，政府完全負責。」同時，天津各國領事警告「獨立各省總參謀處」注意《辛丑條約》，不得在天津採取軍事行動。這個不法機構既然不能統一獨立各省的意見，又得不到帝國主義者的歡心，因此成立不久就無聲無息地消滅了。 此時日本政府參加了段的推翻總統以便重握政權的政治陰謀。伍廷芳則請美國政府發表支持黎的正式宣言，從外交上給黎以助力，並請芮恩施公使邀集日、英、法各國公使表示同一的態度。因此，芮恩施邀請各國公使對北京政府提出聯合勸告，以加強黎的地位。法國公使表示如英、日兩國同意，法國亦可合作。日本公使則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藉口，加以拒絕。英國公使也跟在日本的後面，不肯參加。六月六日，芮恩施奉到美國政府的訓令，由美國一國單獨向北京政府提出勸告說：「中國是否對德宣戰，乃次要問題，中國之最要問題，乃在國內統一，方能享受國際間應享之地位。美國政府所以關心中國政體及其行政人物者，僅系根據中、美兩國之友誼。」這個勸告提出來，立刻引起了日本的強烈反對，日本報紙斥責美國政府公然干涉中國內政，並警告美國說：「日本在中國處於特殊地位。日本不干涉南美各國的內政，美國也不應當干涉中國的內政。」 * * * [1]　籤押房就是首長的辦公室，北洋軍閥大多沿用這個前清官場中的名稱。以前發生過，是指反袁戰爭時期，梁啓超曾由江蘇軍署發出致蔡鍔的密電，這個電報馮國璋也沒有過目。 [2]　田中即後來任日本首相，起草「田中奏摺」的田中義一。 [3]　北京內閣必須取得各省軍閥的賀電，才敢登台，否則就是表示軍閥不擁護這個內閣，這個內閣就站不住腳。 [4]　湯化龍辭職後，眾議院選舉吳景濂繼任議長。 [5]　倪嗣沖在徐州會議上說：「咱們北洋派就是缺少一個李烈鈞。」意指李烈鈞在湖口之役敢於首先發難。 [6]　指蔡鍔敢於首先起兵反對洪憲帝制。 [7]　饒漢祥因勸黎接受「武義親王」，曾為黎所摒棄，不久又回任公府副秘書長。在夏、饒聯名通電中又發現了一些奇談怪論，如：「揆諸主辱臣死之訓，敢懷臨難苟免之心」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