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1917—1921） · 第二十九章　段祺瑞嗾使督軍團脅迫總統和國會

一　黎面斥倪嗣沖徇私保舉。段召集軍事會議表決對德宣戰。督軍團闖進國務會議，又招待國會議員，要求通過參戰案 四月六日，美國對德宣戰。十二日，美國駐華公使向美國政府建議借款中國，以促成中國對德宣戰，美國政府僅允依照援助其他各國對德參戰的通例，援助參戰後的中國，這說明美國政府對中國參戰與否已不重視，對中國參戰後將與日本更為靠緊懷有戒心。同時，日本公使謁見黎，聲明中國如因參戰引起內爭，日本政府願意採取立即援助中國政府的行動。這顯然是對黎的一次警告，對段的積極支持。 段早已決心追隨日本對德宣戰。他並不重視總統的反對和國會中還有部分不同的意見，所顧慮的只是包括北洋軍和北洋附屬軍將領在內的全國軍閥，大多數都是反對對德宣戰的，如果不把他們的態度改變過來，就將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國的混亂，從而動搖他的政權。四月中旬，他用急電召集各省督軍進京討論外交問題，如果不能親身來京，請派全權代表參加會議。 在此以前，段原擬召集全國軍事會議，討論裁兵節餉。這個會議決定與此次討論外交的會議合併舉行。以上消息傳出來，眾議院議員黃攻素質問政府，因何召集軍事會議解決外交問題，因此段對外不用軍事會議之名，事實上當然是軍事會議。 為使這一會議開得有聲有色，能起更大的作用，段想把南北大軍閥特別是馮國璋、張勳、陸榮廷三人都邀來參加。他派靳雲鵬到南京迎馮，並一再電請張、陸兩人務必抽出時間北來。可是，馮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關係和府院關係都很複雜，他已受人利用，不願再為馮婦，因此藉口防務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參加會議。由於段一再來電催促，他就裝病向北京政府請假。他從來懂得在緊要關頭生起「病」來，是個很好的應付方法。同樣，張勳也不願在段的手下充當一個不愉快的配角，堅決拒絕北來。陸榮廷已經從左右為難的政治鬥爭中脫身，來到風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來受罪了。 首先應召到北京的，是自命為北洋派急先鋒的倪嗣沖。他在蚌埠動身時，還發表了對德宣戰一定會引起亡國之後果的「反戰論」，到天津後，公開地罵主張對德宣戰的梁啓超是「亡國文妖」。他還不懂得北京政府的「時價」，以為總統是一國的元首，地位在內閣總理之上，因此到北京後，不先見總理而先見總統。他原來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兩人對他的印象也都是很惡劣的。他見黎時態度非常恭順，保舉侄兒倪毓棻為陸軍中將，又保舉兒子倪幼忱為陸軍少將。過去他在權威赫赫的袁大總統的面前，幾乎是「有求必應」的，滿以為這位「寬厚慈祥」的總統，不會拒絕他的要求。不料黎對段內閣召集軍事會議，已經很不痛快，對倪本來存有厭惡之心，又想借一個軍閥開刀以立總統之威，當時就沉下臉色來大聲叱斥說：「什麼，你到北京來是為你的侄兒、兒子謀功名富貴的嗎？他們配當中將、少將嗎？」倪意料不到地吃了這場搶白，只得諾諾連聲退出來。 倪又跑去謁見段。段雖然對他同樣存有厭惡之心，但懂得用人應以利害為重，不宜以好惡為先，因此態度和藹可親，還向他詳細說明對德宣戰並不需要出兵的內幕。從此，這個反對參戰最力的地方軍閥，急角度地轉變為主張參戰最力的健將，從「參戰足以召亡論」轉變為「參戰始能圖存論」，並且大聲疾呼地說：「應當無條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繼倪嗣沖之後，先後應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軍閻錫山、河南督軍趙倜、山東督軍張懷芝、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直隸督軍曹錕、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蔣雁行等。其餘北方和西南各省督軍都派代表列席。 四月二十五日，軍事會議開幕，出席和列席的督軍、督軍代表二十餘人，海軍總長程璧光和陸軍訓練總監張紹曾也都被邀參加。段親自主持，說明召集這次會議是為了討論軍制和外交問題。督軍公推李純代表發言，關於外交問題，會議前已經接洽好，大家都不反對對德宣戰，各督軍並擬偕同到協約國各公使館聯絡感情。段早已準備好一張簽名單，上面寫著「贊成總理外交政策」八個字，請各省督軍和代表親筆簽名，以一個省區或一個軍區（包括護軍使）為一權，共計二十五權，全場一致簽名。這種表決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凱所召集的國民會議代表一致投票贊成君主制度一樣，外面都說這次會議是北洋派的「舊戲重演」。 隨後段提出統一軍隊編制、規定軍官標準以及裁兵節餉等方案。當然，叫他們贊成對德宣戰而不出兵是容易做得到的，叫他們裁兵節餉就話不投機，而段也沒有堅持下去。以後繼續舉行軍事會議時，各督軍都不出席而只有代表參加，段也不出席主持而改派陸軍部次長傅良佐為主席，始終沒有作出決定來。這次軍事會議就成為只討論外交而不解決軍事的一種會議了。 各督軍公然聯袂拜會協約國各公使，各公使也公然設宴招待他們。這是外交界很稀有的一件事情。 五月一日，國務會議正在舉行，忽然闖進來二十幾個督軍和督軍代表要求參加會議，這在國內政治上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各督軍公然在會議上紛紛發言，首先是倪嗣沖[1]，主張無條件加入協約國，愈快愈好。張懷芝接著說：「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國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會鬧出風潮來，咱們地方官負不起這個責任。」孟恩遠、李厚基也都隨聲附和。此時外交總長伍廷芳已提出辭職，教育總長范源濂正在請假中，都未出席閣議，財政總長李經羲未就職，內務總長未補人，交通總長許世英因賄案在審查中[2]，因此參加閣議的只有海軍總長程璧光、農商總長谷鍾秀、司法總長張耀曾三人。這三位閣員都沒有提出不同的意見，對德宣戰問題就是這樣算在國務會議上通過了。 五月二日，段在迎賓館邀請兩院議員舉行茶會，要求通過對德宣戰案。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國會來，兩院議員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張，來履行代表國民的神聖職責。段請眾議院議長湯化龍表示意見，湯用手指搔著頭皮，不知怎樣回答才好。段就舉杯請大家略用茶點而散。 同一天下午，日、英、法三國公使在法國公使館舉行會議後，即電約外交總長伍廷芳在迎賓館見面[3]。日本公使林權助代表各公使發言，表示協約國願以誠意與中國政府商議中國參戰後應得的權利，以釋議會之疑。林權助又於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謁見黎，表達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寵惠到上海疏通反對宣戰的孫中山、唐紹儀等。 對德宣戰案原定於四日提交國會。根據當時的觀察，國會中各黨派的趨向，政學會反對參戰的議員本來占有多數[4]，但由於該會領導人參加了內閣，不便堅持反對；研究系議員是全體贊成參戰的；益友社的意見不一致；丙辰俱樂部的反對傾向較為明顯。大體上，各黨派對於這樣一個有關國家的重大問題，並不熱心研究，只是以黨派和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來決定自己所應採取的態度。段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又請各督軍於五月四日假迎賓館疏通議員，因此將該案推遲提交國會。 五月四日，以王占元、張懷芝、孟恩遠、李厚基、曹錕、趙倜、閻錫山、倪嗣沖及各省督軍代表的聯合名義邀請兩院全體議員在迎賓館舉行招待會，到會議員四百餘人。督軍團公推善於詞令的李厚基致詞。他說：「我本人當初就是一個反對對德宣戰的。譬如一個醫生，在沒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做不出正確的診斷來。我們到北京後，經過『望、聞、問、切』，就知道中國有對德宣戰的必要，而且不應當先提條件然後決定參戰。譬如我們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們先向朋友索取一筆報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這個道理是講不通的。」後由湯化龍代表兩院議員致答詞說：「李督軍的話，可供同人參考。軍人與國會接頭，這還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現在軍人也居然認識國會，並且重視國會了。當然，國會對軍人的意見，也應予以重視。關於外交方針，全國應當一致，不像一條頭向東尾向西的蛇一樣，蛇尾沒有眼睛，是會把蛇身導向火坑的。此案未經討論，我不能代表同人發表意見，但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謝各位督軍認識國會和重視國會的盛意。」 二　黎痛斥督軍團干涉內政外交。范源濂斥黎「優柔誤國」。國會對參戰問題趨向混亂 就在督軍團招待國會議員的前一天，段又指使各督軍到公府見黎，想利用督軍團的聯合聲勢威脅黎，嗣後不得再阻撓內閣關於外交問題的決定。這次又是倪嗣沖首先開腔，重複著他逢人便說的「只有對德宣戰中國才能立足於國際舞台」的老調。黎知道他們是受了段的指使，他的滿腔怒火實在沒有方法按捺下去，當面痛斥各督軍不應擅離職守跑到北京來開會，不應以軍人的身份闖入國務會議干預國政，不應擅自成群結隊與外交團直接周旋。他氣忿忿地說：「宣戰媾和是本大總統的特權，不許你們侵犯！你們責在守土！以上一切，都是目無法紀的行為！」 當倪嗣沖提到「各國公使都希望我們參戰」的時候，黎的氣就更大了，他大聲地怒吼：「你是省長，憑什麼資格和外交團說話！」倪又詭辯他這次到北京來是奉召參加軍事會議的，不能算擅離職守。黎又怒斥說：「你是省長，憑什麼資格參加軍事會議！」 這是北洋軍閥初次受到的厲聲呵斥。在袁世凱權威極盛的時代，慣於用好言好語和高官厚爵羈縻他們，他們斷不料素稱寬厚慈祥的黎，會給他們這樣大的釘子碰。究竟總統是一國的元首，他們受了氣也還不敢當面挺撞，只得諾諾連聲地退出來。 當天晚上，公府舉行小圈子的秘密會議，討論怎樣對待專橫跋扈的段。黎的軍事幕僚們都說，今天總統的脾氣發得真好，這一來可使這些老粗們不敢再來欺負總統了！無論怎樣，他們總還不敢公然「造反」。黎自己也覺得他的脾氣不應當老是悶在肚子裡，大發作一次是有好處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個小圈子的秘密會議在府學胡同段宅舉行。段也覺得局勢很嚴重，總統和國會兩關都不容易打通。他認為黎予督軍團以難堪，就是予自己以難堪，言下不勝憤慨。傅良佐站了起來大聲地說：「沒有大不了的事！總統不蓋印，就驅逐總統！國會不通過，就解散國會！」張國淦認為這不是辦法，一切問題應當在軌道上進行。段考慮了一下，也就接口說：「對，我們應當按軌道辦事！」[5] 但是，段所按照的軌道不是別種軌道，而是袁世凱的軌道。這個軌道就是武力威脅與偽造民意雙管齊下。他指使各督軍策動各省人民團體，發表向政府請願提早對德宣戰的文電，因此，各省「人民團體」紛紛發出來這類的電報，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聯想到袁世凱在表決國體時，發動各省通電一致贊成君主制的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團體」的電報是從北京電報局發出來的，而從上海電報局發到北京來的，卻是上海商會和各團體反對中國參戰的電報。 同時，黎本擬通電各省省議會、商會及各團體徵求對參戰問題的意見。當然，黎是知道全國各地的這些團體都是反對參戰的，他想利用「民意」來對抗段的「軍意」，藉以壯大自己的聲勢。他手下有些策士（非軍事幕僚）認為，這樣做將使北京政府陷於極端嚴重的危機，黎便有所顧慮而不敢發出這個電報了。 五月六日，段偕同各閣員到公府，請黎在擬就了的關於對德宣戰案的咨交國會文上蓋印。黎說：「這個問題關係不小，我們應當多加考慮。」范源濂又首先站起來，當面斥黎「優柔誤國」。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動的情緒，在說完了這段話之後，竟然暴跳如雷地衝出去，因為用力太猛，關門時竟把門上的玻璃震碎了。接著，段默不發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說一句話，示意把印蓋好，將原件交與張國淦帶回國務院[6]。 黎立刻找司法總長張耀曾單獨到公府談話。黎問他：「國會不通過參戰案，他們能不能解散國會？」張回答說：「即使解散國會，也應召集新國會通過宣戰案後，才能公布執行。但約法並無解散國會的規定。違反約法就等於謀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說：「對，謀叛就是造反！」此時黎把一線希望寄托在國會上，因為國會中為數不少的政學會議員和他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同時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針在未提交國會之前首先取決於軍事會議，並且指使督軍團對國會採取表面聯絡而意在威脅的行動，已經引起了國會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黨派議員都不甘心充當段的馴服工具，看上去參戰案有難於在國會通過的趨勢。 五月七日，對德宣戰案提交到國會。 五月八日，段在國務院邀請國會各黨派主要人員一百零八人舉行談話會，解釋對德問題的四個疑點：第一，說明俄國發生革命後，俄國新政府[7]仍然繼續對德作戰，俄德單獨媾和的謠言沒有根據；第二，保證參戰後對日本沒有秘密外交，中國政府並不偏重一國；第三，對德宣戰後，中國沒有實際戰爭，全國無施行軍法的必要[8]；第四，德國現已轉攻為守，沒有取得最後勝利的可能。 當天晚上，國會中各黨派紛紛開會，討論對外交問題所應採取的態度。憲法研究會（研究系）決定同意政府對德宣戰的政策。益友社反對無條件地對德宣戰。政學系反對和贊成的兩派旗鼓相當，表決時反對派僅以微弱的多數票獲得通過。事實上國會對參戰問題意見非常混亂，除研究系旗幟鮮明外，沒有一個黨派能夠有堅定不移的主張，也沒有一個黨派能夠有全體一致的主張。 此時張勳忽然拍來電報說，內閣及軍事會議所決定的外交方針是不能變更的，如果國會反對這個決定，就要採取最激烈的方法對付國會。 這又是前言不對後語的傢伙。 三　段指使「公民團」包圍國會，脅迫通過對德宣戰案。段黨遮蓋醜行、轉移目標的手法 五月八、九兩日，北京城忽然出現了從來未有的「五族公民」「陸海軍人代表」「北京政學商界」「北京學界」「北京市民」這些光怪陸離的隊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橋國會附近一帶蠕蠕而動。十日下午眾議院舉行全院委員會審查對德宣戰案時，這些「公民團」從四面八方聚集有二千餘人，看見議員走過，就投以各種各色的「請願書」和「警告」傳單，議員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們拉下車來施以毆打，當場受到毆打的有鄒魯、呂復、田桐、陳策、吳宗慈、郭同等十餘人，田桐受傷最重。「公民團」推舉代表張堯卿等到眾議院樓上議長室，會見了議長湯化龍，要求在秘密會議上允許他們列席旁聽，湯以不合議場規則加以拒絕。他們公然威脅國會，必須當天通過政府提交的對德宣戰案，否則「公民團」對國會和議員將採取最激烈的手段，請大家慎重考慮。 眾議院門外周圍布滿了武裝警察，議場內的四面便門都有佩帶手槍的警官把門警戒，對議員們的「保護」算得無微不至。但是被保護的議員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們卻可以出入自由，就使人懷疑到軍警所保護的不是議員而是「公民」。 議長打電話到處求救兵，電話一直打到總統府和國務院。總統說：「已請段總理即刻處理這件事。」國務院回答說：「總理已派警察總監吳炳湘即刻到國會來處理這件事。」 在這緊張的時刻，擔任「保護」國會的警察和憲兵們「雁行鵠立」，和門外「公民團」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揮「公民團」和走進會場自稱「公民代表」的，是陸軍部諮議和差遣張堯卿、劉世均、劉文錦、趙春霆、吳光憲、趙鵬圖等，還有眾議院速記員白亮、中華大學校長孫熙澤也在其內[9]。有人看見國務院參議陳紹唐乘坐汽車往來指揮，還有人看見靳雲鵬、段芝貴也曾到場巡視。至於那些搖旗吶喊的「公民」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裡的軍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槓夫和失業遊民。 下午二時半國會開會時，無論任何黨派的議員都以十分忿怒的心情，主張不解決這個突發事件，不討論對德宣戰案。因此，全院委員會改為大會。大會開會時，議員張伯烈首先提議請內閣總理、內務總長，司法總長三人到會，質問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維持。這個提議立刻獲得全場一致的通過，議長就分途打電話請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會以待。 一直到下午五時，范源濂才趕到國會，自稱抱病而來，並聲明對「公民」請願事前毫無所聞，當令警察予以解散，在「公民」未解散前，他願留在國會不走。他到議長室用電話催請段到院並責成軍警解散包圍眾議院的「公民團」。段回答說：「已經命令吳炳湘解散公民，俟公民解散後當即到院」。此時院外叫罵聲和拍掌聲鬧成一片，國會工友出外購買食物回來，都被「公民團」圍攏來搶奪一空。「保護」國會的警察看見這種情形，就把各扇門都關了起來，據說是怕「公民團」衝進來對議員有所不利。但是大多數議員並不因此感到驚慌。他們輕鬆地說：「民國二年十月六日選舉總統時，我們已領教過一次，現在是第二次，我們有了經驗，就不怕什麼了。」 六時左右，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慢條斯理地到了，但是「公民團」仍然包圍國會不散，而吳總監也並不下令解散他們，僅派警官招請「公民團」代表數人入內，婉勸他們先行撤退，有話從長計議。「公民團」代表要求面見湯議長或范總長，湯避不見面，就由范在議院警衛長室接見他們。他們提出了三項意見：（一）要求國會當天通過對德宣戰案；（二）國會如不通過，要求政府解散國會；（三）政府如不肯解散國會，公民將自動搗毀國會。 七時半左右，門外「公民團」的喧譁聲忽然靜止下來，他們分別排成了兩行，讓出空道，原來是段總理的汽車到了。段下車時，「公民團」搖旗歡呼，掌聲雷動，段滿臉掛著笑，舉步疾行而入。 國會因總理已到而繼續開會。段出席發言說：「人民到國會來進行和平請願，不應當以武力強迫解散。如果這樣做了，就會引起軍民衝突和流血事故。因此，我們只能採取和平勸導的方法。」對於「公民」請願一舉，他委稱「一切不知」。議長宣布暫時休息，請總理於一小時之內解散門外「公民」，即引導段與范源濂及隨同到院的陸軍次長傅良佐等到議場後面的國務員休息室休息。 段派吳炳湘到門外進行和平勸導。「公民團」代表高聲喊道：「大家今天請退，有事明天再來」！人叢中就有一個人站在凳子上大聲向眾演說：「如果明天議員不到會，我們就去捉他們！如果明天開不成會，就請政府解散國會！如果政府不接受人民的意見，就放火燒掉國會。」「公民團」群眾報以熱烈經久的掌聲，但仍不肯散走。 國務員休息室里坐著幾尊「木偶」，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倒是議員休息室里談笑風生，大家都說找到段總理為質，就更不怕外面「公民」逞凶了。事實正是如此，「公民」把議員包圍在院內，議員又把總理包圍在休息室內。議員最難忍受的是飢餓。幸而國會隔壁就有政余俱樂部和政學會這兩個黨派的聚會場所，從那裡拋進來大批麵包餅乾，因此飢餓的一關也就困不住議員了。 在休息時間，被「公民」打傷了的一位議員忽然攘臂而起，忿忿地說：「公民打得我們議員，我們議員為什麼打不得總理！」他要衝進國務員休息室去打段，經大家竭力勸阻而罷。 「公民」包圍國會的問題一直僵持到晚間九時，終於沒有得到解決。竟有一些公民向議院內投擲磚瓦，意在恫嚇議員接受他們當晚通過對德宣戰案的要求，不料一塊飛石擊中了跑到國會來採訪新聞的日本聯合通訊社記者中野，段恐引起外交事件，才命令吳炳湘用電話招來一隊騎兵，把「公民團」驅散。 國會於九時半繼續開會。范源濂保證加強國會的警衛工作，命北京城內各區警察加意保護議員住宅的安全，並保證以後不致發生同樣事故，希望議員勿因今日意外之舉而介介於懷。說完了這些話，段與范源濂等偕同退席。 此時已是夜晚十點半，議員們再也沒有餘勇繼續討論，當天的會議就此結束。被圍達十小時之久因而疲乏不堪的議員們從議場裡走出來，在軍警的層層「保衛」下魚貫而出，但都找不到代步工具，因為他們私備的馬車或人力車有的被「公民」搗毀了，有的看見風色不對逃跑了。 原來段所謂「按照軌道辦事」，就是按照袁世凱的軌道，也就是偽造民意、組織「公民」打手以威脅國會的一種軌道。北洋派演來演去總不離乎這套戲法。但是，這種戲法是容易被戳穿的，在袁當權的時期如此，在段當權的時期仍然如此。為了事後遮蓋醜行，他們又要了一套轉移目標的手法。第二天，有所謂京津各界公民聯合請願團二萬四千餘人發表通電，痛斥「政府當場指使警察，濫用職權，威迫『公民』解散。」「公民」代表吳光憲、白亮到地方檢察廳控告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蹂躪人權。這種倒打一耙的手法，也是袁的軌道中所有的。 另一方面，卻有北京《醒華報》登出一個「公民」王合新的投函，揭露了醜劇的一些內容。函云：「鄙人來京謀事未遂。前日由同鄉合肥人陸軍部秘書譚君毅甫介紹加入公民請願團，當時言定自十二點鐘起，隨大家包圍議院，每點鐘給大洋五角，散時立付。並雲，將名冊造成具報總理以後，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時而往，站至八點半始去，並被軍警擊一槍托。當晚往尋譚先生領取公費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譚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譚先生避不見面，由一少年出見，大言恐嚇。並云：此事鬧糟，總理不肯認賬，恐怕要辦兇手，囑令閉門不出，不許再提此事。鄙人忿極，為此特請登出，俾知譚之欺人手段。」（按，五角錢一點鐘是高等「公民」的報酬。） 四　督軍團運動國會議員維持段內閣並通過參戰案。英文《京報》披露中日軍械借款的內幕。眾議院議決在內閣未改組前停議參戰案 「公民團」事件發生後，全國輿論大嘩。國民黨系閣員伍廷芳、程璧光、張耀曾、谷鍾秀四人建議內閣總辭職以明責任，段不肯接受，於是這四人都單獨提出辭呈。范源濂見勢不佳，也只好跟著辭職。五月十二日國務會議舉行例會時，只剩下段一人出席。院秘書長張國淦勸段暫時引退。段還以為：「我不自動辭職，總統其奈我何！」根據段的見解，如果總統下令免他的職，他本人拒絕副署，這道命令就不能發生效力。張國淦援引內務總長孫洪伊被免職的一個前例，那道命令未經孫洪伊副署，而事實上已經發生效力，因此認為總統要免內閣總理的職，可以用同樣的手續辦理。段被這句話提醒，才叫他趕快備好辭呈。當天晚上，剛回國的徐樹錚，忽然跑到張國淦的家裡大肆咆哮：「你受了府方的指使，壓迫總理辭職，將來北洋派瓦解，惟你是問！」接著，國務院秘書塗鳳書攜帶辭職稿到府學胡同交段審核，被徐樹錚搶在手裡當面扯碎。從此段也不再提及辭職的話了[10]。 段每天照常到院辦公，在「一人內閣」里安閒自若。他還向人表示，參戰案在國會通過後，即著手組織國防內閣，增設不管部閣員數人。他似乎滿有把握地認為國會一定會通過參戰案，而內閣也不會有嚴重危機，「一切問題都很順利」。他一連用三道咨文催促眾議院從速通過對德宣戰案。 此時國會中各黨團的態度已由不一致而趨於一致，都主張先解決內閣問題，後討論外交問題。只有研究系議員於十二日開內部會議時，決定了維持內閣及疏通國民黨系議員通過參戰案的方針。 黎對段照常到院辦公感到驚奇。他向幕僚們得意地說：「且看他的獨角戲唱到幾時。」他對各閣員的辭呈都批了「交院」兩個字，只是對伍廷芳的辭呈留中不發。有人問他，為什麼伍總長的辭呈不交院併案辦理。他閃爍其詞地說：「為了外交的關係。」這也是一句騙人的話，事實上他是決心留伍繼續任職，以便於適當時期派他代理內閣總理。 十二日，督軍團在倪宅舉行緊急會議，倪嗣沖建議阻止總理辭職以免北洋派解體，在內外問題未解決之前，大家留在北京，並對國會議員繼續施以壓力。十三日，各督軍或以同鄉關係，或以地方長官的身份，分別設宴招待國會議員，請其維持段內閣並通過對德宣戰案。十五日，督軍團全體聯名在外交大樓招待全體國會議員，仍推善於詞令的李厚基致詞，首先聲明「公民團」事件乃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希望各位議員以國家為重，不要因此牽動感情。李厚基在致詞中頻頻作叩首狀，以表達其「為民請命」的熱忱。那天赴會的議員只有二百一十五人，場面非常冷落，而且大多數議員都具有督軍團「笑裡藏刀」的一種感覺，疏通的效果就不問可知了。 實則，各督軍並不完全都是擁護段的，有的屬望王士珍，有的推重徐世昌。他們為了維持北洋派的團體利益，主張由與北洋派有直接關係的人物組織內閣，這是唯一的共同之點；至於留段或者別有推戴，則意見並不一致。只有新被段拉攏的兩個北洋附屬軍的頭目——倪嗣沖和張作霖——對段最賣氣力。倪是「公民團」事件的幕後人和督軍團的「發電機」。張也在此時拍來電報說：「我總理當代靈光，捨身救世。進退之際，全局攸關。國是杌隉，繼起無人。與其瓦全而未必能全，毋寧玉碎而不至於碎。應請鈞座奮最後之決心，挽狂瀾於既倒。……無論作何地步，作霖不才，願隨海內豪傑，執鞭弭以從公後。」電中所謂決心是指在必要時期解散國會和推翻總統。 「公民團」事件發生後，黎派哈漢章到南京，想聯合馮國璋作為倒段的同盟軍。馮表示王士珍組閣最為適宜，並發表銑電（十六日），對「公民團」包圍議會一舉表示不滿。這是北洋派直系軍人與皖系軍人不合作的一種反映。十六日，黎召王士珍入府商討組閣問題。王沒有勇氣取段而代，堅決拒絕組閣，因此內閣問題仍然僵持不決。 十八日，北京英文《京報》揭露了中日軍械借款的秘密消息。原來日本政府決定以一萬萬日元借予中國，以聘用日本技師和管理人員主持中國軍火工業、聘用日本武官訓練中國參戰軍為交換條件。五月七日，日本政府派參謀次長田中來華，以視察膠濟路沿線情況作為幌子，事實上就是為了視察中國兵工廠和與段進一步接洽而來。這個消息傳出來，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震動，對搖搖欲墜的段內閣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英文《京報》主筆陳友仁在揭露消息的當天被捕[11]。 從上海發出來的孫中山、唐紹儀、岑春煊等請嚴懲威脅國會的暴徒的電報，也加強了原屬國民黨的國會議員的倒段決心。孫中山又以個人名義電請國會先否決對德宣戰案，不必側重倒閣問題。 十九日眾議院開會時，議員褚輔成動議：「對德宣戰一案原是以總統的名義咨交國會的，何以三次催請表決的咨文都用國務院的名義？國務院發出公文，應由國務會議決定，現在僅有總理一人而並未舉行國務會議，本席認為此項來文不合手續。在內閣未改組前，本案應不予討論。」這個動議以多數人的同意獲得通過。從此國會與段也進入到短兵相接和勢不兩立的新階段了。 五　研究系幫助督軍團破壞國會。督軍團呈請總統咨交國會改正憲法草案。黎邀請國會政黨領袖商討改正憲法草案問題 國會復會以來，原來屬於國民黨的議員紛紛組織各自為政的小集團，力量分散，研究系以第二政黨在國會中反而占居主要地位。由於段指使督軍團並又組織「公民團」威脅國會通過對德參戰案，激怒了研究系以外的全體議員，驅使他們在倒閣的共同要求上重行結合起來，從此研究系議員又轉居於孤立寡援的地位。研究系在國會內維持段內閣和通過對德參戰案的兩個主張都已陷於絕望。此外，研究系關於憲法的主張，也在討論憲法的二讀會中失敗。因此，研究系對國會產生了一種新的感覺，感覺到這個國會仍然是由國民黨多數把持的國會，對他們說來並不是一個有力的工具。研究系從來就是口談「法治」而事實上並不重視法治的投機政客集團。他們看到段與國會已經勢不兩立，督軍團在段的授意下準備採取壓迫總統解散國會的步驟，他們的領導者竟然產生一種幻想，企圖在解散國會後，在新國會的選舉中，依靠北洋軍閥的力量，擊敗國民黨而使該黨躍升為國會中的第一大政黨。根據這一幻想，他們在國會將要被武力蹂躪的危急關頭，並不與各黨派聯合起來共同挽救國會的命運，反而立於冷眼旁觀的地位，並進而倒向督軍團方面，替他們出謀劃策，破壞國會。 就在眾議院決定推遲討論外交案的同一天，督軍團又在倪宅舉行緊急會議，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公然參加了這個會議。督軍團決定採取最後一個步驟，對國會再施以壓力，迫使通過對德宣戰案，否則督軍便聯名呈請總統解散國會；在此項目的未達到以前，各督軍相約不離京，以便集中力量，對國會和總統作戰到底。 有人提醒他們，這樣做是不妥當的，因為國會並未否決參戰案，只是推遲了討論時間，而推遲討論是受了「公民團」威脅國會的刺激，是由於內閣殘破不全，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腳的。此外，軍人公開地干涉外交，並以此為藉口破壞國會，究竟不是一件體面的事情，不如藉口國會憲法二讀會中所通過的憲法草案條文，嚴重地違反憲政精神，呈請總統解散國會。 那些軍閥本來一竅不通，認為這個主意很高明，決定採納施行。倪嗣沖還補充了一項意見，就是總統如果拒絕解散國會，各督軍便聯名辭職，宣布不負地方治安的責任。大家也齊聲叫好。 但是，又有人提醒他們，這樣做也是不妥當的，因為憲法尚未完成，假口憲法不良而請解散國會，未免言之太早，不如改作兩個步驟，先呈請總統咨交國會改正憲法草案，如果國會拒絕改正，再呈請總統解散國會。此外，各督軍相約不離京，可能會產生另外一種後果，如果總統命令北京軍警監視你們的行動，你們就會成為政治俘虜而無用武之地。聯名辭職也有可能引起一種相反的後果，督軍在自己的地盤內，以辭職為要挾手段，是可以嚇倒總統的，在北京辭職，如果總統一概批准而以你們的部下來接任，就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裝，成為手無寸鐵的人。因此，不如在總統拒絕解散國會的時候，打伙兒離開北京，回到防地進行反抗。 由於研究系替督軍團「運籌帷幄」，督軍團就進一步演出了以下的「精采節目」。 就在同一天，督軍團用開快車的方法，呈請黎咨交國會改正憲法草案。呈文指出：國會憲法會議二讀會所通過的一些憲法條文，如「眾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眾議院，惟解散眾議院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必經國務員之副署」「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之效力」等條，都有咨交改正的必要。他們認為：參眾兩院同屬一體，要使參議院同意解散眾議院是辦不到的，因此，根據這個條文，內閣隨時處於動搖的地位，與責任內閣制的精神完全不相符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必經國務員之副署，就可以憑個人的喜怒任免總理，總理的地位毫無保障，就不能「盡其謀國之忠，為民宣力」。他們對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之效力的一條，指責尤為激昂，認為是「議會專制口吻，尤屬顯彰悖逆，肆無忌憚。」呈文說：「此等憲法，破壞責任內閣精神，勢非舉內外行政各官吏盡數變為議員仆隸，事事聽彼操縱，以暢遂其暴民專制之私慾不止。……如認此憲法為有效，則國家直已淪胥於少數暴民之手。如憲法公布而不認為有效，則禍變相尋，何堪逆計。」呈文對國會議員的代表資格表示了否定的態度。它說：「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為國家計，是已自絕於人民，代表資格當然不能存在。」呈文最惡毒的是，援引袁政府時期，黎領銜通電反對憲法草案的一事[12]，來堵塞黎的口，並用以掩飾其干涉制憲的不法行為。呈文說：「猶憶天壇草案初成，舉國惶駭。時我大總統在鄂督任內，挈銜通電，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猶頌聲盈耳。」因此請求：「權宜輕重，毅然獨斷。如其不能改正，即將參眾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 這個呈文，根據當時的傳說，也是由研究系的「幕後軍師」執筆代擬的。一切跡象證明：研究系不僅想依靠督軍團的勢力，挽救他們在議場內已經失敗了的關於憲法問題的主張，而且還企圖在做不到時就解散國會，以便在下屆國會中取得多數黨的地位。 這個呈文公推年齡最長的孟恩遠領銜。由本人親自簽名者為孟恩遠、王占元、張懷芝、曹錕、李厚基、趙倜、倪嗣沖、李純、閻錫山、田中玉、蔣雁行。由代表代替簽名者為楊善德、張作霖、陳樹藩、張廣建、畢桂芳、薑桂題、楊增新。各省代表以本人名義簽名者為馮國璋的代表師景雲、劉顯世的代表王文華、唐繼堯的代表葉荃、譚延闓的代表張翼鵬。全部列名的督軍和軍事代表共計二十二人。只有安徽督軍張勳、兩廣巡閱使陸榮廷、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四川督軍戴戡並無代表在北京，所以榜上無名。 這個呈文看起來是二十二省區軍事首長發出來的共同聲音，是一種極其雄壯的聲音。但是，實際上由倪嗣沖一手包辦，一部分督軍根本就沒有預聞其事，一部分在「團結北洋派」的大題目下隨聲附和，還有一部分是被冒簽或被硬拉簽名的。呈文繕就後，倪派人依次送往各督軍的住處，接洽簽名。李純在天津沒有回京，倪就從長途電話中通知他，已經代他簽了名。湖南代表張翼鵬不敢代譚延闓簽名，要請示後才能決定。倪說：「你不能代表他，我卻能代表他。」張翼鵬慌忙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例一開，江蘇代表師景雲也不敢代馮國璋簽名，而用自己的名字簽名。雲南代表葉荃、貴州代表王文華既未看見這個呈文，也並無人前往接洽簽名，但是他們榜上都有名。因此，葉荃向黎聲明被人冒簽。馮國璋和西南各省督軍也紛紛把自己的代表撤回。 倪嗣沖將此項呈文送到國務院，請其轉呈總統。徐樹錚就在呈文上加蓋了將軍府的一顆大印，另外擬就了解散國會的一道命令，一併送往公府。 當天，總統府傳出消息說，總統已經看見了這個呈文。總統認為：各省督軍以個人的資格，以國民一分子的資格，在憲法草案上提出某些意見，原無不可，但是聯名提出來，並且要求解散國會，這就不是在軌道以內而是在軌道以外的一種行動了。總統為國家的最高行政首長，沒有干涉國會制憲和解散國會的權力。他願意以個人資格邀請國會議員談話，代達各督軍關於憲法草案的意見，以供議員參考，對這個呈文不擬批答。這些消息說明：黎在督軍團的面前表示的態度，是動搖和軟弱的。 二十日，黎果然邀請國會中各政團領袖——政學會領袖谷鍾秀、研究會領袖湯化龍、益友社領袖吳景濂、政余俱樂部領袖王正廷等到公府舉行談話會。黎提出各督軍所指責的關於憲法草案的三個「缺點」，希望國會自動地加以改正。各政團領袖回答說，他們對此並無成見，可以轉達本團體的議員重加考慮。顯然，各政團領袖在軍閥集體示威運動中，同樣表示了動搖和軟弱的態度。 當談話會結束的時候，有人問黎，如果督軍團一定要解散國會，總統用什麼方法對付他們。黎說：「我抱定了九個字的決心：不違法，不蓋印，不怕死！」 二十一日，黎召喚在督軍團呈文上為首簽名的孟恩遠入府談話。黎剴切地說明，解散國會在約法上是沒有根據的。當前的問題在內閣而不在國會。芝泉（段）已經無法單獨幹下去。解決時局的樞紐，惟有總理辭職，另外組織一個健全的內閣。現擬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經羲、趙爾巽四人中選擇一人繼任國務總理。孟恩遠表示願將總統的意見轉達各督軍，即由公府退出來，到曹錕的住所召開督軍團又一次的緊急會議。會議散後，孟又單獨到公府見黎，報告各督軍討論的結果，仍然主張維持段內閣。 當天晚上，督軍團又在府學胡同段宅舉行會議。會議散後，約在十一時左右，就有一批督軍和各省軍事代表實踐其「打伙兒離開北京」的計劃，乘坐特備車到天津去了。 六　黎段爭相拉攏張勳。黎下令免去段的國務總理，段通電否認此令有效 當督軍團在北京向國會和總統猖狂進攻的時候，那個自命為北洋派領袖、十三省大盟主的張勳，老守在遙遠的徐州，保持相當冷靜的態度。黎、段兩人都是十分看不起張勳的，到了這時候，他們卻又十分重視張勳，都想把他拉過來作為自己的一支生力軍。黎眼中的張勳，是個在外交問題上反對對德宣戰，在內閣問題上並不熱心擁段的人；而在段的眼中，也只看見張勳仇視國會和輕視總統的一面，因此，他們都引為同調而爭相派人前往拉攏。段派徐樹錚，黎派張勳的同鄉人、江西籍國會議員郭同，於同一時期秘密到了徐州。 張勳極其豪邁地向郭同表示了擁護總統的態度：「咱們總統是個老實人。如果總統用得著我，我一定替他老人家出力。」 張勳的這一表示，是促成黎決心免段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十日以後，段就知道府方已經箭在弦上，改派內閣總理的命令即將發布，因此召集有關方面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對策。到了這時候，連最靠攏他的研究系人物也勸他作必要的退卻，以便積蓄力量，待機反攻。於是段派范源濂到天津，請徐世昌出面來組織新內閣，本人願意在新閣中留任陸軍總長。徐知道段不是真心要下台，表示決不接受組閣的新命。 二十一日，段又親訪王士珍，請其權代內閣總理。王也向他作揖打拱地「敬謝不敏」。 同一天，段出人意料地到公府來見黎，表示迫切希望擺脫一切。他說：「我已經找過了徐菊老，找過了王聘卿，他們都不肯擔任內閣總理。請總統從速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黎回答說，他一時還沒有找到適當的人選。段從公府退出來，即命陸軍部向路局接洽專車，宣稱於當晚九時離開北京。 這是段演來非常逼真的一套假戲。直到這時，他既未呈請辭職，又與督軍團保持密切聯繫，企圖達到留任目的。其所以演出這套戲法，是用以和緩黎採取突發手段下令免他的職，以便爭取時間來布置另外一套戲法。在此以前，他的黨徒曾建議用清一色的「自己人」補充已辭職和已去職的閣員，以便與國會和總統作戰到底。他沒有接受這個意見。此時，他擬就了一張補充閣員的新名單：以夏壽康為內務總長，饒漢祥為司法總長，湯薌銘為海軍總長，孫寶琦為財政總長，莊蘊寬為農商總長，汪大燮為交通總長。耐人尋味的是：這張名單幾乎沒有一個人是段的私黨，打頭三名就是黎所喜愛的湖北人，其餘也都是與黎具有相當好感的人。很明顯，這是段對黎的一種「苦肉計」，想以此交換黎維持其內閣總理的地位。 二十二日，段命院秘書長張國淦攜帶這張名單徵求黎的同意。黎因段的厚顏戀棧竟然演進到如此程度，感到十分驚奇。他沒有看上一眼就說：「名單上都是一色安徽人吧！」可是，當他接到手裡一看，看見名單上有不少湖北人時，臉色就不像剛才那樣冷峭了。 張國淦退出來後，黎立刻召集幕僚討論這張名單。幕僚們都很樂觀地說，這是老段外強中乾的一個實證。我們切不可中他的緩兵之計。此時，伍秩老[13]已經答應代理內閣總理，王士珍答應在老段下台後盡力幫總統的忙，交民巷[14]方面已經接洽好，督軍團已經離開北京，這一切都是罷免老段的最好條件。此時如不下手，更待何時！ 這次黎當真下了決心。 二十三日，張國淦再到公府來討回信，黎就把免段的最後決心向他直截說明。張勸他再加考慮，話剛出口，站在黎身邊的金永炎突然拔出手槍來，對著張的胸膛晃了一晃，猙獰地說：「不許開口！一開口我就一槍打死你！」 黎揮手叫金永炎退下去。同時向張表示歉意，並派衛士護送他離開公府。[15] 黎把印鑄局局長吳笈孫叫來，將免段的命令交給他即日發布。吳不肯接受，他說總統命令從來都是由國務院交到局裡來的，沒有由總統直接交下來的前例。他一鞠躬退了下來。 同一天，那位年老多病久不視事的伍老博士出人意料地到了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將三道總統命令發交印鑄局發表。第一道命令是免去國務總理段祺瑞的職，特派外交總長伍廷芳暫代國務總理。第二道命令是派陸軍部次長張士鈺暫代陸軍總長。第三道命令是派王士珍為京津一帶警備總司令，並派江朝宗、陳光遠為副司令。原來還擬好了懲戒倪嗣沖和誥誡督軍團的兩道命令，都被黎臨時撤回，沒有發表。 同一天，黎通電各省報告處理內閣問題的經過。電報說：「段總理任事以來，勞苦功高，深資倚畀。……乃日來閣員相繼引退，政治莫由進行，該總理獨力支持，賢勞可念。當國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難。本大總統特依約法第三十四條，免去該總理本職，由外交總長伍廷芳暫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圖大用。一面敦勸東海（徐世昌）出山，共膺重寄。其陸軍總長一職，擬令王聘卿繼任。執事等公忠體國，偉略匡時，仍冀內外一心，共圖國是。」 同一天，段乘車往天津，黎派公府顧問丁槐贈以程儀一萬元，並派侍從武官長蔭昌代表送行。段臨行前發表漾電說：「……查共和各國內閣制，非經在任內閣總理副署，不能發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以上三令），未經祺瑞副署，將來地方及國家因此生何影響，祺瑞一概不能負責。」這個電報顯然是向各省北洋軍閥控訴總統以非法手段免去他的國務總理，不承認這個命令有效，教唆他們起兵反抗總統。這個電報末尾署名為「國務總理段祺瑞」，顯然仍以在職的國務總理自居。 伍廷芳也發表通電否認命令違法。他根據約法的第三十四條，解釋總統有任免文武官吏之全權，並且舉出「民元唐（紹儀）熊（希齡）免職，陸（徵祥）趙（秉鈞）受代，先例具在，與約法皆無牴觸」。他是以北洋派之矛，攻北洋派之盾，因為更換內閣總理的命令，不經原任內閣總理副署，已由北洋派的創立者袁世凱開其端，而當時並未被認為違法，則這次發表的命令，也不能認為違法。 * * * [1]　倪嗣沖原為安徽督軍，此時已退為安徽省長，但仍手握兵權，所以也列入督軍團之內。 [2]　許世英5月3日被免職，4日被逮捕。 [3]　伍廷芳辭呈未批准前，仍為外交總長。 [4]　政學系原為擁黎的政團，因而反對對德宣戰。 [5]　張國淦反映。 [6]　張國淦反映。 [7]　俄國革命是指1917年3月12日俄國發生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二月革命（俄歷為2月27日）。新政府指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 [8]　沒有實際戰爭，指不出兵歐洲。不施行軍法，指宣戰後不施行緊急法令。 [9]　孫熙澤是北洋軍閥所組成的憲法促進會的會員。 [10]　張國淦提供。 [11]　陳友仁被捕後，以「妨害公務」罪被判刑四個月。6月4日，黎元洪下令予以特赦。 [12]　袁世凱曾授意各省軍閥通電攻擊天壇憲法草案，此電由黎元洪領銜。 [13]　伍廷芳字秩庸，人呼為伍秩老。 [14]　交民巷指英、美等西方國家。關於免段一事，黎先令伍廷芳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使節秘密接洽，已取得他們的同意。 [15]　張國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