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八十二章　日軍炮轟濟南城並實行軍事占領

一　英國公使到廣州進行政治誘惑。南京政府與西方國家成立解決寧案協定。日本田中內閣武力侵華的準備 蔣介石復職後，為了拉攏帝國主義，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推薦他的老朋友、政學系政客黃郛為外交部長。隨後張作霖也任命英美派政客羅文干為外交總長。由於北洋軍閥的勢力已經日落西山，而南京政府反蘇反共大得帝國主義的歡心，所以帝國主義日益傾向於棄舊迎新，駐京各國公使以視察南方為名紛紛南下，與南京政府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接觸。法國公使馬泰爾在歸國之前於二月五日由漢口到南京，為西方國家代表到南京的第一人，南京政府予以極其隆重的歡迎。 二月一日，英國公使藍浦生偕同總稅務司易紈士南下，易紈士到上海與南方財政部長宋子文協商關稅問題。藍浦生此行目的，主要在於恢復英國在華南的貿易。此時中國人民對英經濟絕交和反帝運動，在南京政府的壓制下，已經轉入低潮，特別是廣東「清黨」反共的表現，頗使香港當局引為欣慰，因此藍浦生訪問廈門、汕頭後，二月二十三日由香港到廣州為禮貌上的訪問，受到廣州當局的熱烈歡迎。 藍浦生離開廣州後，廣東當局李濟深於三月二日乘飛鷹艦赴港答謝，港督金永泰親自到碼頭歡迎，並令香港市民懸掛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次日又在督署大張宴會，邀請高級屬吏及中國知名之士作陪，據說這是香港自開埠以來招待貴客從來未有的盛況。九日，金永泰即到廣州答拜。這一「中英親善」的喜劇，和以前英艦到處逞威屠殺以及中國人民排山倒海的反英運動，恰是鮮明的對比。 美國公使馬慕瑞也以視察長江為名，二月二十五日由青島到上海，次日即與在滬迎候的黃郛相見，交換關於解決寧案（即英、美兵艦炮轟南京事件）的意見。此時美國尚未承認南京政府，馬慕瑞不便親自主持談判，因此授權駐滬美領克銀漢與黃郛所派外交部第三司長何杰才進行交涉，本人則往漢口、重慶一帶視察。三月五日藍浦生也到上海，與黃郛進行了關於解決寧案的直接會談。 南京政府在與英、美兩國交涉寧案的過程中，三月十六日下了一道命令，竟把寧案發生的原因歸咎於「共產黨的煽動」，誣衊本國人民的反帝運動為「流氓劫掠友邦領館」，惡毒地指責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是「肇事要犯」，並稱去年已經明令通緝，今後仍應嚴密緝拿。這種說法不但歪曲事實，而且與上年武漢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駁斥五國照會的措詞背道而馳（當時南京政府尚未成立，武漢政府是南方唯一的政府）。寧案發生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武裝干涉，中國軍民忿慨地起而反抗，在反帝運動的風暴中，帝國主義者雖然受到了一些損失，但是英、美兵艦炮轟南京城，造成了軍民死傷二千人的重大血案。南京政府在交涉時期，不惜顛倒黑白，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對於帝國主義的野蠻屠殺，卻一字不提，這種倒行逆施的外交，甚至在一貫媚外的北京政府，也是少見的。 同一天，蔣介石對各報記者發表了外交談話，他所說的「如欲完成北伐，必先消除外交障礙」，與段祺瑞「攘內必先安外」的論調異曲同工。蔣介石曾經函段自稱為「受業門人」，深以得列門牆為幸，從他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看來，堪稱得承衣缽。當時有人提醒他，這種措詞在國內外都有可能產生不良影響，因此他隨即加以更正，卻又是「欲蓋彌彰」了。 關於寧案交涉，英、美兩國仍以上年五國聯合提出的懲凶、道歉、賠償、擔保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等條件為根據，南京政府卻專在字眼上推敲，要求將「道歉」改為「表示遺憾」，「賠償」改為「撫恤」，而在實質上卻把一切責任承擔下來。帝國主義對此也就不再過事吹求。中英交涉接近解決時，藍浦生因為接到英國外交部發來的一道訓令，於三月二十五日離滬北返，派英國駐滬總領事巴爾敦負責繼續進行談判。同一天，美國公使馬慕瑞在長江上游兜了一個圈子回到上海時，中美交涉也已有了眉目，三十日到黃郛住宅簽字成立協定。這個協定除將一切責任歸在共產黨人的身上外，還決定由中美兩國共同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領事館及南京美僑所受的損失，以便估價賠償。對於中國人民所受的重大死傷和一切損失，則一字不提，僅由黃郛提出另一照會，希望美國對於美艦諾亞號、潑利司登號向南京薩家灣開炮一事表示歉意，美國公使卻以「正當防衛」作為回答。中美協定成立後，南京政府竟引為外交上的一個勝利，大吹大擂地聲稱這是國府成立以來第一次的外交換文，是美國承認南京政府的先聲，而且完全符合「平等」「自主」的原則。 中法兩國關於寧案的交涉，由黃郛授權外交部司長何杰才，法國公使馬泰爾授權法國駐滬總領事梅恩靄進行談判。由於法國兵艦並未開炮，法國政府在南京也未設立領事館，當然更易解決。中英、中意交涉根據中美協定的精神，不久也都獲得解決。 中日兩國的寧案交涉，由何杰才與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舉行多次談判，並不一帆風順。原來自從北伐軍進入長江流域以來，日本對華外交出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外交人員主張相應地拉攏南方，陰謀製造兩個中國，軍國主義分子則堅持日本在華的特殊勢力和日本在對華外交上的指導地位，反對追隨西方國家的「協調外交」，主張採取「實力政策」迫使南京政府完全屈服。這種分歧實際上只是陰謀分化中國和露骨侵略中國的方法上的分歧。日本軍閥認為蔣介石日益靠攏西方國家，正和以前袁世凱靠攏英國一樣，害怕蔣師承袁的「以夷制夷」的政策，聯絡西方國家來共同對付日本。其實，蔣介石投降帝國主義，對於東西方無所厚薄，他早已派張群、戴季陶之流到日活動，此外還物色到一個新型的「曹汝霖」，即曾任郭松齡外交處長的殷汝耕，派為外交部日本特派員，這個特派員事實上是南京政府非正式的駐日代表（因為南京政府與日本並未建立外交關係）。而且黃郛也不是一個單線外交家，他和張群是表里為奸的。但是日本田中內閣是個崇尚武力的軍閥政府，他接連召開東京會議、大連會議討論對華新方針，同時調兵遣將，增兵華北，準備發動大規模的武裝干涉。日本軍閥的武力政策曾使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大為憂慮，他們覺得「日本近而英美遠」，如果不搞好日本的關係，進兵華北就會遭遇重大的阻力。同一時期，日本軍閥對北方奉系軍閥也有所不滿，除壓迫張作霖解決所謂滿蒙問題外，三月十六日日本公使芳澤訪問北京外交總長羅文干，要求解決中日間的一切懸案。總之，這個時期，日本軍閥政府要拿出亮晶晶的軍刀來解決中國問題，不願採取外交途徑，所以儘管南京政府高唱「睦鄰論」，終於不能改變他們軍事侵略的野心。 二　南京政府舉行政治分贓並重行分配北伐任務。湘粵贛等省工農革命武裝繼續發展 由於桂系在兩湖及廣東方面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蔣介石不可能立即發動對桂系的進攻，而北伐軍事也不可能長期地陷於停頓，因此南京政府除努力爭取帝國主義的「友好」關係外，同時重行分配實力派的權力地位，以便分道北伐。三月六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戰地政務委員會，以蔣作賓為主席，受北伐軍總司令的節制，處理北伐時期軍事區域內的民政、財政、外交、司法、交通等事項。七日，國民黨中央推蔣介石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並補任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為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政治分會主席。九日，南京政府任命李濟深為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未到任以前，由何應欽暫行代理。四月一日，閻錫山取消北方總司令名義，改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六日，南京政府任命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此時蔣、桂之間的鬥爭表面雖獲得緩和，但是雙方暗鬥並未停止，蔣藉口仿照廣東出師時期的前例，需要一位資深望重的大將坐鎮後方，因此調李濟深到南京擔任總部總參謀長（並擬派為參謀總長），這明明是個調虎離山之計。蔣本擬請譚延闓統率各路湘軍（程潛、魯滌平、陳嘉佑、葉開鑫、何鍵等軍），兼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以便對付桂系，但是湘軍派別紛歧不能形成一個系統，而譚以南京政府主席兼代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赴前線主持軍事時期，政會主席由譚兼代），也不可能分身前往兩湖，因此蔣不得不讓步任命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蔣邀請李濟深、李宗仁等到南京討論繼續北伐問題。三月十九日，李濟深偕同陳銘樞到上海，即與在滬的李宗仁、何應欽於二十一日同到南京。二十六日，蔣在總部招待李濟深、陳銘樞與已到南京的第四軍軍長繆培南相見，並且替他們解釋誤會。以上這些，就是國民黨團結內部以便一致出兵繼續北伐的過程。 關於北伐任務，蔣系第一集團軍擔任津浦線，桂系第四集團軍擔任京漢線，馮系第二集團軍分為魯西、直南兩路，策應京漢、津浦兩線，閻系第三集團軍擔任反攻石家莊，廣東擔任每月接濟第四集團軍軍費一百萬元，第四集團軍由白崇禧以前敵總指揮名義率領北伐，白解除所兼淞滬衛戍司令一職，改派錢大鈞為淞滬警備司令。蔣將第一集團軍所屬三個縱隊改編為三個軍團，第四軍繆培南部撥歸第一軍團劉峙指揮。前第五路總指揮朱培德辭去江西省政府主席一職，願意率領第三軍王均、第三十一軍金漢鼎兩部參加北伐，蔣即任為第一集團軍總預備隊前敵總指揮，隨後又改為前敵總指揮。 這個時期，國民黨表面雖趨於統一，但是四個政治分會可以在其勢力範圍內任免省政府主席和一切地方大員，四個總司令又可以自行任命軍長、總指揮，南京政府只能予以事後追認，因此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內政權並未統一；蔣所能指揮的不過是津浦線上的第一集團軍，其他三個集團軍仍然各自發號施令，並不接受調度，因此軍權也未統一。北伐軍以軍為單位，蔣介石對於北軍和各省雜牌軍仍然採取了見官升一級的招降辦法，不論槍支多少，一律封官鼓勵，因此各軍有名為一軍而實力不足一旅的，浮報名額、侵吞軍餉的情況普遍存在，和北洋軍閥毫無二致。由於政權財權並未統一，兵額擴充過多，南京政府也面臨到入不敷出和軍餉困難的問題，於是發行流通券一千六百萬元、軍需公債一千萬元，此外還有軍政人員減薪以及硬性攤派二五庫券等問題發生。至此國民黨完全卸下了革命的外衣，拋棄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所謂北伐戰爭實際上成了南北新舊軍閥爭權奪利的戰爭。 政治分贓結束後，三月三十一日蔣到徐州布置軍事，派李濟深留守南京代理軍事委員會主席。但李則於四月六日到上海，十四日就轉輪迴廣州去了。 國民黨繼續北伐時期，對於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仍在雙管齊下之中。廣東擴編陳濟棠為第四軍，徐景唐為第五軍，與陳銘樞的第十一軍對東江工農紅軍展開了拉鋸戰；湖南由程潛擔任「清鄉」督辦，何鍵擔任「清鄉」會辦，湖北也由桂系派胡宗鐸、陶鈞為「清鄉」督辦、會辦，對人民革命運動和散布農村的紅軍游擊隊進行了嚴厲鎮壓和掃蕩戰。但是，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已經日益提高，一個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逐步形成。自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號召湘、鄂、贛等省農民舉行秋收起義，特別是毛澤東領導湖南農民的秋收起義，並在湘贛邊境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革命據據地以來，工農革命武裝在不斷成長與迅速發展之中。毛澤東曾經闡明：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反動軍閥之間不斷發生戰爭，說明了在白色政權內建立紅色政權的可能性，這一真理成為中國革命的新的指針。因此，一九二八年春間，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於廣東東江、湘東和贛西、鄂東黃麻和湘鄂西一帶，這些民眾武裝已經不是反動軍隊的衰朽力量所能摧毀的了。 三　馮玉祥兩路進兵獲勝。張宗昌裁兵的把戲。張作霖下令改攻為守。張宗昌退出濟南 津浦路軍事停頓時期，馮軍仍在直南、魯西兩線獨力進攻。直南一線分為兩路，一路由劉鎮華率領從濮陽、清豐向大名進攻，一路由孫連仲率領沿京漢路向衛輝、彰德進攻。衛輝圍城戰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開始，守城軍為魯軍孫殿英部。城內缺乏燃料，守城軍將祠堂、廟宇及公共房屋的樓窗地板盡行拆除，併到民家搜索枕芯中的稻稈、麥秸和喬麥皮作為柴薪，最後連城樓也被拆去。馮軍久攻不下，便留少數部隊圍城，大部北進占領湯陰、彰德。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衛輝才被攻下，守城軍師長任增祺被擒，這是涿州守城戰以後又一次出現的堅守孤城的事例。孫殿英的另一部防守滑縣，攻城軍總指揮鹿鍾麟與守城軍旅長徐長齡為直隸定興同鄉，以鄉親之誼投函招降，滑縣不戰而下。魯西一線，馮軍圍攻曹州，守城軍主將就是叛馮投魯的劉鎮華舊部姜明玉。一月三十日，馮軍從地道攻城轟倒城牆五六丈，軍隊一涌而入，姜畏罪自殺，所屬旅長三人和守城軍六千餘人全部被俘。 同一時期，魯軍在韓莊運河北岸與第一集團軍相持，晉、奉兩軍在井陘、娘子關一帶相持。 一月二十四日，孫傳芳、張宗昌以慶賀春節為名到北京，張作霖召集他們舉行會議，討論對付蔣、馮、閻各軍的問題。此時韓麟春因病不能執行職務，張作霖改派楊宇霆繼任第四方面軍團長仍兼大元帥府總參謀長。會議決定，在津浦線積極布置防務，以張宗昌、褚玉璞為正副總指揮，褚兼任大名方面總指揮；以張學良、楊宇霆為京漢線正副指揮；張作相、高維岳、湯玉麟為京綏線正副總指揮；對馮軍採取攻勢，對晉軍採取和戰並用的方針，首先集中力量驅逐進入魯西的馮軍。孫軍自龍潭一役慘敗以來，只剩下殘軍敗將兩三萬人，張作霖認為雖敗猶勇，特許孫傳芳在滄州以南黃皮縣屬桑園成立新兵訓練處，招募新兵補充實力，並派孫為魯西總指揮，所部移駐兗州、濟寧、金鄉、魚台一線，其前線在曹州以東沙土集與馮軍相持。 張宗昌的山東地盤雖未失去，可以就地籌餉，但是他的軍隊號稱四十萬人，加以孫、褚兩部就食山東，三部軍餉每月共需四百萬元。山東人民多年來受盡剝削壓迫，日益陷於貧困和破產，也已到了羅掘俱窮的地步。張作霖責備他兵雖多而不精，於是張宗昌回到山東來也大倡其「精兵主義」，首先遣散紙老虎已被戳穿、嚇唬不了人的白俄軍，分別把他們送往哈爾濱一帶。隨後將可以調動的軍隊輪流調到濟南來點驗改編，規定每軍轄兩個中將支隊（師），每一中將支隊轄兩個少將支隊（旅），每一少將支隊轄三個上校支隊（團）。在前方作戰的軍隊，則許其展期改編。在濟南改編後的軍隊只留下六萬人左右。魯軍大多由收編土匪而來，編餘兵士又大多回到山上落草為寇，因此大家譏誚張宗昌往日的擴軍政策是化匪為兵，今天的精兵主義是化兵為匪。同時，他又將各縣鄉團改編為保安軍，每縣得編為一個旅，僅負維持地方之責，不調往前方作戰，給養由地方自給，軍火由省方發給，張宗昌用山東保安總司令的名義統轄這些地方部隊。 在魯南前線的軍隊，大多是由土匪轉化而來的，同時卻有尚未轉化的同道中人瞰伺其側，或者和他們進行軍火買賣，或者準備乘他們戰敗的時候前來劫奪槍支。此時運河水源枯涸，可以徒步而涉，因此一入夜晚，士兵疑神疑鬼，紛紛盲目放槍替自己壯膽，要到朝陽上升才靜寂下來。張宗昌下令嚴禁浪費子彈，兵士們一致忿怒地表示：「我們飯也吃不飽，槍也不許放，這樣的仗怎樣打得下去」！他們壓根兒不理睬這個命令，平均每人每晚消耗子彈達二、三十發之多。當時魯軍前敵第一路司令兼第七軍軍長許琨，長期逗留天津，兵士經常逃散，士氣非常低落，而張宗昌自己也在德國購來「義威號」鐵甲車一輛停在濟南站，準備隨時乘車逃走，所以魯軍不待交鋒就已面臨土崩瓦解的境地了。 蔣、馮、閻三個集團軍於四月十日同時下了攻擊令。當天蔣軍正面占領韓莊，左翼渡過微山湖占領夏鎮、魚台，右翼占領台兒莊、郯城。魯軍用三個月時間在台兒莊、韓莊之間築成了一道長達八十里的防線，竟然不戰而退。十二日，張宗昌下令總退卻時，並未通知孫傳芳，當天孫軍在魯西發動了一次猛烈的反攻，突破蔣軍左翼，占領谷亭、魚台、豐縣，徐州大為震動。但是馮軍孫良誠率領騎兵軍席液池部於十五日占領巨野、嘉祥，十六日占領濟寧，孫軍後路已被截斷，因此急遽撤退，在突圍逃走中又一次受到了嚴重的損失。在這次戰爭中，充分表明蔣軍的戰鬥力不如馮軍，魯軍的戰鬥力不如孫軍。但是孫軍經過這次孤注一擲，也就一蹶不振了。 在此以後，蔣、馮兩軍一路無抵抗地占領臨沂、日照，正面占領藤縣、鄒縣、兗州。四月二十二日，蔣、馮兩軍在泰安城外會師。魯軍上校支隊長徐春香堅守泰安城拒不投降，到三十日才被繳械解決。 蔣、馮兩軍在魯南、魯西發動攻勢前，四月一日奉軍對山西也分作三路進攻：北路由靈丘進攻繁峙，中路由龍泉關進攻台懷，南路由井陘進攻娘子關。張作霖從吉、黑兩省調兵助戰。由於孫、魯各軍在山東戰敗，奉軍乃決定改攻為守，津浦路在德州、馬廠，京漢路在保定、長辛店分別設立兩道防線。四月二十七日，蔣、馮在隴海路野雞崗見面會商進兵濟南的問題。二十九日，張作霖派號稱「福將」的吳俊升率領新開到的吉、黑軍到德州布防。到二十九日為止，山東戰線上蔣、馮兩軍東路占領明水、龍山，正面占領界首，西路占領肥城。三十日晚間八時，張宗昌宣布緊急戒嚴令，斷絕行人交通，即偕孫傳芳渡河逃走。張宗昌從一九二五年五月到山東接事起，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底逃走時止，恰恰做了三年的山東混世魔王。 四　濟南日軍挑釁進攻華軍，蔣介石下令不許抵抗。日軍殘殺濟南交涉員蔡公時等。日軍提出最後通牒，蔣下令各軍退出濟南 四月中旬，孫、魯兩軍在魯西、魯南戰敗時，日本政府即調天津、青島一帶日軍開往濟南，並動員熊本第六師團由門司出發。四月二十五日，該師團齋藤旅開到青島後，即向濟南出發。此時日艦集中青島者達三十二艘之多。日本政府分別向南北政府致送覺書，說明日本出兵保護在山東的日本僑民，一俟戰爭停止，即當撤退。南北政府分別提出抗議，反對日本出兵。 三十日張宗昌逃走後，濟南日軍在城外商埠區布置沙包、鐵絲網等防禦工事，第十一旅團司令齋藤公然張貼布告稱，無論何軍闖入日軍警戒區內，一律勒令繳械。五月一日，第一集團軍第一、第九、第四十等軍開到濟南，劉峙、陳調元、賀耀祖三總指揮也都先後入城。二日，蔣介石由泰安趕到，即在督署舊址設立總部，並派方振武兼任濟南衛戍司令。晚間十時，外交部長黃郛應召到濟南，以商埠區津浦路局為臨時辦公地點。同日，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一也到了濟南，在正金銀行樓上設立司令部。當天日軍哨兵一律撤退，所布障礙物亦已拆除。 三日上午九時，第四十軍宣傳隊在商埠四馬路緯一路口魏家莊張貼標語，日軍出而千涉，並開槍射擊，擊斃軍民十餘人，隨後又到附近牌照稅局圍繳第四十軍李益滋師的槍械，將該師一團人圈禁於郵政局內。蔣得到消息後，立刻下令禁止中國軍隊開槍還擊，並派黃郛負責交涉日軍停火。黃郛由總部回到路局時，站在短柵欄外的日兵忽然放了一陣排槍，隨即一擁而入，黃急忙上樓開窗叫他們不要動武，有話可以商量。即有日本憲兵富田走上來，聲稱黃郛所攜衛隊二十餘人必須交出武器。黃出示本人名片，告以外交人員隨身衛士從無被繳械的先例，富田打電話向上級請示後，一面揮手叫樓下日軍退出，一面要黃到日軍司令部一談。 黃到正金銀行時，福田並不接見，派參謀長黑田告黃，華軍仍有抵抗行為，必須迅速停止。黃打電話報告蔣介石，蔣又立刻下令嚴禁華軍抵抗日軍，且須一律退出日軍的警戒區。當天商埠內華軍因奉令不許抵抗而被日軍包圍繳械，津浦路路警也被繳械，黃郛被逐出路局，遷往總部辦公，所攜衛士只許徒手退出。日軍認為形跡可疑之人，如南方口音和身著中山裝者，多被屠殺，日軍槍聲到午後六時才逐漸停止。 晚間十一時，日軍又在警戒區內布置障礙物，並派梭巡隊搜索界內華軍，一時槍炮聲大作，軍民又死傷多人。蔣命師長熊式輝往日軍司令部交涉，黑田竟大肆咆哮，並壓迫熊簽字承認，到四日上午七時為止，南軍如在日軍警戒區內尚未退出，聽憑日軍處置。當時濟南人民聽得大炮聲五發和爆炸聲多起，這是日軍炮轟長清無線電台的聲音，守台華軍全部犧牲。 同晚，日軍二十餘名藉口在交涉署門外發現日僑屍體兩具，即湧入署內，將當天接事的濟南交涉員蔡公時及所屬職員十二人集體屠殺，並將蔡的耳鼻割去。 四日清晨，日軍警戒區內已無華軍蹤跡，但是日軍槍炮聲仍未停止，交通也未恢復，局勢仍極嚴重。日軍岩倉旅團也由青島開到濟南，日本政府繼續從關東、朝鮮等處調兵到山東來。黃郛雖向日本兼外相田中提出抗議，但措詞非常軟弱，僅僅要求濟南日軍停止炮擊，並將該軍撤退。截至四日止，中國軍民查明死亡者有一千餘人，傷者不計其數。日本方面，根據東方社自己的報道，日軍將士受傷者僅三十人，並無一人死亡。日僑毫無死傷。這天濟南英、美兩國領事曾經出面調停，日軍置之不理。 五日，日軍飛機十餘架飛抵濟南，投彈阻止南軍繼續開入濟南。蔣得到馮玉祥乘車前來的消息，即下令各軍一律從濟南城退出，僅留第一軍一營及第四十一軍一團為衛戍部隊，負責維持濟南治安；又以防共為名，下令阻止人民舉行反日運動，嚴厲取締一切「有礙中日邦交」的標語和宣傳文字。同時，致函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稱：「三日不幸事件發生，本總司令以和平為重，嚴令所屬軍隊全數撤離貴軍所強占之設防區域。現在各軍已先後離濟，繼續北伐，僅留少數部隊維持秩序，本總司令亦於本日出發。盼貴軍立即停止兩日以來之一切特殊行動，借固中日兩國之睦誼，而維東亞和平之大局。」由於鐵路中斷，蔣無法乘車南行，只得偕同黃郛乘馬繞道到党家莊車站與馮相見。會談後馮乘車回河南，蔣即留駐該地。 六日，日軍飛機繼續投彈轟擊南軍。蔣命黃郛先回南京，催促南京政府將日軍強占濟南事件提交國際聯盟解決。 七日，日本田中內閣通過軍部所提的「軍事占領膠濟路」一案，奏報日本天皇裁可，續調名古屋第三師團開往膠濟路沿線一帶（師團長安滿中將）。這是日本對華的第三次出兵。同日，濟南日軍司令福田於正午十二時向蔣介石提出最後通牒：（一）濟南肇事華軍，須全部解除武裝；（二）嚴懲肇事軍隊長官；（三）停止排日運動；（四）濟南城及膠濟線周圍二十里內，嚴禁華軍侵入；（五）辛莊、張莊華軍限於十二小時內撤退。以上條件，限於十二小時內答覆。蔣接到通牒後，驚慌失措地連打電報催促王正廷、何成濬趕到濟南辦理對日交涉，未到前派戰地委員會委員長蔣作賓到濟南日本領事館先作口頭回答，對日方所提條件大體上可以接受，又電令在東京的張群迅速晤見田中，表示中、日間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外交方式和平解決。 福田因為蔣介石不親自出面投遞降表，卻派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前來搪塞，不禁沖沖大怒，八日上午四時派兵占領火車站、電報局、電話局及濟南周圍險要地帶，並向普利門進攻。濟南商會要求代理衛戍司令蘇宗轍開放城門（外城），日軍即占領西關、南關，並向內城開炮迫令守軍退出。守軍奉有命令不許還擊，但因未奉命令又不敢撤退。當天蔣派熊式輝由党家莊冒著日軍炮火進城，向福田面遞迴文，承認了懲辦肇事長官、濟南及膠濟沿線二十里內不駐兵等條，又稱濟南須留少數部隊維持秩序，要求日軍勿再阻斷交通，其餘一切問題，可用外交方式解決。福田怒容滿面地在回文上大書「不可，不可」四個字，即拂袖而入。下午，日軍占領張莊、辛店，方振武軍不放一槍向党家莊退走。四時後，日軍由白馬山進攻党家莊，蔣向泰安退走。 日軍炮轟濟南城後，蔣即下令濟南守軍全部退出，「不留一兵一卒，表示我軍對外毫無敵意」。又令各軍必須「力持鎮靜，忍辱負重」，避免與日軍發生衝突。由於全國人民不顧反動政府的高壓，仍然出現了「對日抗戰」「經濟絕交」的呼聲，蔣又一再通電禁止人民群眾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違者軍法從事」。蔣的撤兵命令因為電信機關被日軍占領而無法傳達，不得已派飛機傳達命令，又被日軍飛機擊回。是日，濟南城內華軍一團一營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在日軍的重重包圍之中。 九日，日軍在普利門城垛上繼續炮轟城內督、省兩署及衛戍司令部，並派兵破壞灤口鐵橋及張夏至党家莊之間的鐵路。入夜，炮聲更密，火光燭天，城內居民躲在家裡不敢出來，整夜看見日本飛機投下來忽明忽滅的照明彈，聽到轟轟隆隆的大炮聲。蔣介石認為這次濟南事件是由第四十軍兵士與日軍發生衝突引起的，為了表示接受日軍所提懲辦肇事長官的條件，下令罷免賀耀祖的本兼各職，派毛炳文繼任第四十軍軍長，谷正倫繼任南京衛戍司令，方鼎英繼任第三軍團總指揮。又派何成濬乘中山號鐵甲車到濟南，行抵箇山，前面鐵橋已被破壞，於是步行入城會見了日軍司令福田，說明日軍所提的五個條件都已實現，請求停止攻城。福田冷酷地回答說：「我所願意接見的代表，乃是受有貴總司令的全權委託，來此全盤接受條件者，否則不必空勞往返。」 到了這個時候，蔣認為一切事情都完了，唯一的辦法只有退回南京，與北軍劃江而守，維持半壁苟安的局面。他把嫡系第一軍團所屬部隊調回泰安、大汶口一帶用以自衛，因此前方各軍紛紛退下來，在泰安設立通信處或聯絡站，大家都不知道今後將要怎樣辦。十分明顯，如果北伐軍退回南京，必然會引起外交上和軍事上更大的變化，南京政府將因此而全盤瓦解，連半壁苟安的局面也不可能維持下去；而在此時期，奉魯軍已經無力繼續作戰，張作霖九日下了停戰撤兵的命令，北伐任務很快就可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推譚延闓乘車北上，阻蔣南行。十日，蔣、譚在兗州舉行車中會議，譚提出各方面的意見，認為濟南問題可以留待將來用外交方式解決，北伐軍事仍應繼續進行。最後決定，各軍繞道渡河北伐，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由東阿、平陰渡河，第一集團軍分別由濟南北雒口、淄川北鴨旺口、長清北齊河口渡河。但是蔣介石已經成為驚弓之鳥，對前途完全喪失了信心，他不敢親自出馬，要把北伐任務交給馮玉祥去完成，願意將山東地盤讓予馮軍，於是下令渡河各軍一律歸馮指揮，並以馮部孫良誠為山東省政府主席。 譚延闓於十日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電請國際聯盟召開理事會解決濟南問題，由於各國均未承認南京政府，國聯置之不理。十二日，譚又電請美國總統柯立芝調解中日爭端，美國雖有意插上一手，但是日本卻採取了拒絕第三國干涉中日問題的態度。 由於攻城戰迄未停止，十日濟南商會召集各界人士舉行會議，要求守城軍司令蘇宗轍開放東、南兩門，讓城內居民出城逃難，蘇卻害怕日軍乘勢入城，拒而未允。其實，蘇已經接到了蔣介石的撤退令，當晚十時，率部由新東門出城向龍洞退走，突圍時受到重大的死傷。 十一日，日軍整隊入城，公然在城樓上升起了旭日旗。他們一面派兵搜索濟南周圍二十里內的華軍，一面把守各城門，只許人民出城不許入城。濟南商會秉承日方意旨，推下台軍閥何宗蓮擔任濟南治安維持會會長，並以張宗昌的憲兵司令田友望為警察局局長，進行調查戶口、搜集散槍等工作。電燈廠因中炮彈停止供電，夜間一片漆黑，日軍派巡哨隊駕駛鋼板汽車往來巡查，遇有形跡可疑之人，不問情由，一律開槍打死。一直到十四日，警察才恢復上崗，但是只有棍棒而無槍支。城內各機關人去樓空，到處一片斷壁頹垣，紅十字、紅卍字會派人分途掩埋屍體，出城避難的人民仍然絡繹於途。膠濟路客貨車均已恢復，坊子、濰縣以東仍為魯軍占領區，方永昌在臨沂突圍而出移駐濰縣，祝祥本、劉志陸等部仍駐膠東。 十四日，日本內閣通過陸、海、外三部的聯合提案，決定向中國提出解決濟南事件的五個正式條件：（一）蔣介石向日軍謝罪；（二）懲辦肇事軍官賀耀祖等；（三）已被日軍繳械的華軍，可以釋放，但不發還武器；（四）濟南、青島及山東鐵路沿線二十里內不許駐兵，亦不得在此區域內進行軍事設施及宣傳活動；（五）賠償日本軍民所受損失，另案由外交途徑解決。以上條件，須由蔣介石委任全權代表接受解決。同日決定第四次出兵山東，受調部隊為第七、第十二兩師團的各一部分。十六、十七、十九等日，日本飛機繼續飛往泰安、兗州、萊蕪等地投彈轟炸北伐軍。十八日，日本又向南北政府分致覺書，認為中國戰事有波及京津及「滿洲」的趨勢，日本在必要時期不得不採取「正當有效」的措施。此時蔣介石方寸已亂，只得於十九日到鄭州求教於馮玉祥。馮由新鄉趕回來，竭力勸蔣不論處境如何困難，必須完成北伐任務，因此決定了一、二兩集團擔任津浦線、第三集團擔任京綏線、第四集團擔任京漢線三路出兵的計劃。馮電請白崇禧前來參加會議，白未及趕到，蔣到新鄭與白會見後，即於二十一日東返，白到新鄉與馮相見。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桂系採取閃電手段，二十一日以武漢政治分會名義罷免第六軍軍長、第四路總指揮、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程潛的本兼各職，並予以扣留。李宗仁在致南京政府的電報中，指斥程潛「素行暴戾，好亂性成，主持湘政，財政收入並不公布用途。倘仍任其掌握政權，兼治軍旅，勢必形同割據，貽誤無窮」。南京政府當然知道這是桂系軍閥趁火打劫、排斥異己的一套手腕，由於鞭長莫及，只得同意李的建議，改任魯滌平為湖南省政府主席，裁撤湘鄂政委會，程潛受到免職查辦的處分。此後，桂系以參加北伐為名，積極向北方擴展勢力，蔣、桂兩系的鬥爭由此更加尖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