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八十三章　皇姑屯炸車案和東北易幟問題

一　日本干涉奉天建設鐵路，並向張作霖提出「滿蒙覺書」。東北人民反日運動風起雲湧。美國染指「滿蒙」的兩面手腕。日奉談判形成僵局 張作霖本是日本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地方軍閥，特別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郭松齡倒戈回奉時，如果沒有日本的武裝干涉，這位稱雄多年的「關外王」早已被逐下台。當郭軍兵臨城下時，張作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日本方面關於「滿蒙問題」的全部要求。這些要求的內容就是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所提的「二十一條」中懸而未決的第五項各條款。但是事過境遷後，張作霖覺得如果履行這些條款，不但將引起全國人民的唾罵，千秋萬世留下惡名，而且也會像套上緊箍咒一樣，在經濟上、軍事上處處受制於人。因此，他採取了自清政府到袁世凱政府以來所慣於採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企圖利用西方國家牽制日本，從而跳出日本的手掌心。 當時日、奉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鐵路問題上。一九二七年，奉天建成奉海路（由瀋陽至海龍）和打通路（由黑山縣屬打虎山至通遼），日本認為與南滿路為平行線，屢次提出抗議，張作霖並未給以滿意的回答。此外洮齊路（由洮南至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已經建至泰來，日本也認為違反中國不得在中東路沿線三十里內建築鐵路的條約，提出強硬交涉，奉方被迫將該路修至泰來縣屬多耐鎮為止，距離中東路昂昂溪站尚有五十里，改稱為洮昂路，另備汽車往來於齊齊哈爾、昂昂溪和多耐鎮之間，把未能完成的路線銜接起來。還有扶泰路（由扶餘至泰來）為洮齊路支線的計劃線之一，經過鎮東、大賚兩縣，也因日方干涉而未建成。奉海路通車後，日方要求辦理南滿、奉海兩路聯運，以補償松花江水陸聯運計劃所受的影響，奉方不但未予接受，反在瀋陽環城修築了一條支線與京奉路接軌。一九二八年二月，松花江正在解凍時期，奉海路運輸已臨旺季，而車輛異常缺乏，路局不得已接受日方請求擬就了南滿、奉海兩路聯運和交換車輛的草約，不料奉天當局不予批准，此約遂成廢紙。三月中旬，奉海路局在洮昂路調動機車、貨車三十二輛行駛奉海線上，此項車輛系日本借款給洮昂路的擔保品，因此日方提出抗議和要求：（一）南滿、奉海聯運條約，中國不應出爾反爾；（二）中國無權自由處置洮昂路車輛，除應將調用車輛交還外，並須保證此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奉方當局回答說，奉海路屬於省有，省政府有權處理該局事務；車輛調度是鐵路管理問題，與借款渺不相涉，債權者無權加以干涉。至此日方認為不能容忍，四月十一日，滿鐵公司便假口車輛不足，拒絕載運吉林軍隊入關，以資報復。隨後奉方作出如下讓步：（一）由北京交通部轉令奉海路局，借用洮昂路車輛以一月為期，期滿歸還；（二）奉海、南滿聯運條約，改由交通部核准備案。 同一時期，張作霖向英、美兩國借款二千萬元建築葫蘆島商港，又在南滿路沿線設立關卡徵收貨物稅，前者對日方所壟斷的大連港貨運有很大影響，後者影響南滿貨運，都使日方大為不滿。 早在一九二七年秋季，日奉關係即在逐步緊張之中。七月間，日本田中首相召集駐華公使、「滿鐵」社長、關東軍司令、關東都督、奉天總領事等在東京舉行「東方會議」，決定採取所謂「滿蒙積極政策」，以加強對奉系軍閥的控制。同年八月，田中召集上述人員繼續舉行「大連會議」，決定擴大「滿鐵」權限，向奉方提出在東北及熱河、內蒙古等處建築吉會、洮齊、洮索、大賚、新林、賓黑六大鐵路的要求，均由「滿鐵」承辦；所有東三省境內中國鐵路與日本利益相牴觸者，一律不許建築。此外還提出日僑在東北雜居、日方有權開發東北礦產和建立大型鐵廠、奉方須委託日本銀行團代辦整理奉票等案。會議決定對張作霖施加重大壓力，如果仍不就範，即以武力驅逐下台，代之以其他聽命日本的人物。 會議結束後，八月二十二日芳澤公使回到北京，次日即將田中手函及所贈禮物面交張作霖，並提出所謂「滿蒙覺書」，要求解決「滿蒙」懸案。張作霖假裝糊塗地說，這些事情我都不很熟悉，以後請與楊宇霆進行談判。芳澤退後，張作霖即在帥府召集會議討論對策，大家認為此項交涉應由地方辦理，以便留有緩衝餘地。二十七日，楊宇霆訪問芳澤提出這個意見，並且談及奉天省長莫德惠、瀋陽交涉員高清和都不願與瀋陽日本總領事吉田見面，因為吉田盛氣凌人，使人難於忍受，希望轉告吉田把脾氣放好些。芳澤認為地方當局不能解決問題，仍然主張在北京交涉。 日本向中國提出任何交涉，從來不許中國方面把交涉內容泄露出去，但是外間對於日本提出「滿蒙覺書」一事已有所聞，各國公使紛紛打聽內容，北京政府只得發表聲明，否認日方對帥府或外交部提出何項交涉。同一時期，北京當局雖然封鎖報紙消息，但從路透社傳出來的一鱗半爪，可以看出抗日火焰已在東北各地燃燒起來，瀋陽各界人士擬於九月十五日舉行反日示威大會；九月七日，吉林各團體請求拒絕「滿蒙」交涉，並表示不惜出於一戰；東北人士紛紛到北京請願抗日救國。大家知道，以前在張作霖的暴力統治下，東北人民沒有愛國的自由，現在反日運動風起雲湧，這是東三省人民保家衛國忍無可忍的正義行動，日方卻疑心是張作霖暗中放火，九月八日，芳澤面見張作霖提出抗議，要求下令制止，張作霖一面答應去電制止，一面希望日方對「滿蒙問題」從緩商談，以免擴大反感。九日，張作霖在居仁堂接見東方社記者時表示，關於「滿蒙問題」，如果日方僅以解決懸案為目的而不提出新的要求，比較容易解決；東北排日運動，日本政府誤會是我指使的，其實這是日方提出「滿蒙覺書」後引起的民眾運動，我已致電奉天省長嚴加取締。 楊宇霆於九月九日與芳澤進行了第二次會談，雙方同意先就交涉內容交換初步意見，如果取得一致，再由外交部作形式上的發表。在這次會談中，芳澤指責中國所建奉海等路與南滿路為平行線，顯然是破壞條約。楊反駁說，南滿鐵路乃是日方從帝俄取得的權利，本以遼東為限，我們在遼西建築鐵路，並不違約，而且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築鐵路，日本無權反對。這次會談由於話不投機，三言兩語就在不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 日、奉會談時期，東北各地的反日運動以暴風驟雨之勢繼續發展。九月四日，瀋陽舉行了十萬人的民眾反日示威遊行大會，成立了外交後援會。黑龍江也有反日示威遊行。十一日，瀋陽日警在城內梭巡，強迫華警撕去牆頭上所貼「打倒田中內閣」的標語，華警拒不聽從，引起一場口角，華警包圍起來把這個盛氣凌人的日警捕送中國警署，後由日本轡官領回。十二日，又有日人因竊案與華人發生口角，中、日警察同時趕到，華警要將日人帶署訊辦，日警出而干涉，反將華警數人捕送日本警署。由於中國人民反日情緒日益高漲，日方決定採取措施加強鎮壓，關東廳長官增派日警往來梭巡，禁止華人在滿鐵沿線附屬地舉行集會遊行——包括瀋陽城在內。兒玉長官聲言，如果發現此項行動，得以武力制止。同時，日軍在遼陽、長春一帶演習野戰，用以恫嚇中國人民。 九月十九日，楊宇霆、芳澤舉行第三次會談時，芳澤請楊先回奉天制止反日運動，並稱：中國修築奉海、打通兩路，日本堅決反對。楊解釋修築兩路主要為軍事上原因：南滿鐵路拒絕為中國運兵，兩路告成後，吉林、黑龍江兩省軍隊就可以不經南滿路而直達京奉線了。芳澤要求改為中日合辦，楊說，兩路現已告成，沒有日本投資或向日本借款的必要。 日奉交涉由於雙方意見懸殊，並且在東北各地出現了蓬蓬勃勃的人民反日運動，因而陷於停頓。張作霖鑒於奉天省長莫德惠對付日本的態度過於強硬，叫他辭職離奉，改派劉尚清繼任，暗中指示對日交涉必須根據兩個策略來進行：（一）制止反日運動，避免刺激日人；（二）採取拖延手段，拒絕日本要求。 十月八日，芳澤傳達田中首相的指示，面催張作霖迅速續開關於「滿蒙問題」的談判。張作霖委稱：京漢、京綏兩路均已發生戰事，軍情萬分緊急，外交問題應當推遲進行。芳澤表示日方對「滿蒙問題」力求迅速解決，不能有所等待。十日，田中又派密友「滿鐵」社長山本到北京，十二日，中國著名親日派曹汝霖、靳雲鵬、姚震都由天津到北京與山本相見，企圖裡應外合地包圍張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求。山本用日本提供借款的另一手腕，企圖引誘張作霖入彀。但是，日本所謂「滿蒙提案」，不但具有極其明顯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侵略性質，而且便利於從朝鮮運兵到東北，也具有軍事上侵略的嚴重意義；所謂擴大「滿鐵」權限，事實上是使「滿鐵株式會社」掌握東北路政、礦山和一切投資事業，形成第二個英國東印度公司；日本僑民在「滿蒙」自由購地，中日雜居以及日本增設警察等條，是使中國東北地圖逐步變色，成為朝鮮第二。如果接受這些條件，必然會引起東北和全國人民的誓死反抗，張作霖始終不敢也不願全部接受，希望通過某些讓步取得妥協。 十一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向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表示，中、日兩國關於「滿蒙」鐵路的交涉，如果侵及國際新銀團的範圍，美國將首先出面反對。與此同時，美國在哈爾濱設立花旗銀行和布利洛進口公司，並擬派遣實業考察團調查北滿森林、農礦及墾殖事業。後來證明，日本曾向美國摩根財團借款修築「滿蒙」六大鐵路，同時表示對多年來懸而未決的中、日、美三國「合辦」無線電台一案（以前日本堅決拒絕美國加入），日本可以讓步解決。以上情況，說明在東北問題上，日本願意讓出某些投資權，以減少來自美國的干涉，而美國也樂於勾結日本，以便插上一手。它們已由競爭者轉化為合作者，正在舉行私相授受的秘密談判。另一方面，關於葫蘆島建築商港的問題，卻又有英、美借款的背景，因此東北問題所涉及的國際關係非常複雜，奉方反對美國借款給日本，日本反對英、美投資建築商港。十一月二十九日，楊宇霆向外報記者發表談話，說明此項交涉現已陷於停頓，否認田中所稱「滿蒙交涉業已就緒」；對於日本向美國借款一事，認為美國應當直接借款給中國而斷無借款給日本之理，如果借款成功並因此而成立某種有關中國主權的協定，中國政府不能認為有效。最後談到田中的對外宣傳以及對美讓步等措施，都具有政友會下屆競選的作用[1]，云云。這次談話由路透社發布出來，立即引起了日本的極大反感。三十日，芳澤聲勢洶洶地致函楊宇霆，質問談話內容是否與報載相符，如果有此談話，便是破壞日本政府在國內外的信譽，應負嚴重責任。十二月一日，楊對這個談話作了一些更正，於是英、美各報又大起責難，認為不應出爾反爾。 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日本出兵山東時，還向張作霖提出「滿蒙」六大鐵路先修吉會（吉林至朝鮮會寧）、吉五（吉林至五常）、延海（延吉至海林）、長大（長春至大賚）四線的要求，張作霖也未予以承諾，至此日奉交涉無可再談，日本準備採取另一手段來對付張作霖了。 二　日本向南北政府提出干涉用兵東北的覺書。皇姑屯發生炸車案，張作霖與吳俊升傷重身死。日人謀殺張作霖的種種證據。南京政府派閻錫山和平接收京津，並宣布統一告成。張學良化裝逃回瀋陽 張宗昌退出濟南後，張作霖鑒於大勢已去，決定藉口停戰息爭退回關外，在京漢線上放棄彰德、邯鄲退守保定，京綏線上放棄大同、張家口撤至懷來。五月上旬，馮軍占領順德、大名，晉軍占領石家莊、正定。張作霖曾派何豐林以東路後防總司令名義率領吉、黑兩省軍隊防守德州，但因前方兵敗如山倒，馮軍又從大名、臨清橫插過來，五月十一日只得放棄德州，改派吳俊升在榆關設立後方總司令部，掩護各軍退卻。 每逢政局轉變時期，中國駐外使節照例要發出呼籲和平的電報，五月九日，以陳籙為首的駐外各公使聯名發出了請求息爭禦侮的電報。同一時期，天津寓公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2]、曹錕等，北京在野人物王士珍、熊希齡、汪大燮等也紛紛發起了和平運動。九日，張作霖發出通電宣布停戰，並稱國內政治問題，聽候國民公決。十日，北京政府對日軍占領山東一事提出「強硬」抗議。 十二日，天津各國駐軍司令舉行聯席會議，日軍司令新井建議劃天津周圍二十里為聯軍警備區，不許華軍侵入，英、美等國司令主張僅以防守租界為限，此議未獲通過。在此時期，西方各國支持南京政府的傾向日益明顯，只有日本忙於調兵遣將，第三師團由名古屋開抵青島，關東軍則掃數開往瀋陽，並由旅順調來第四十旅團以加強對瀋陽的控制。十七日深夜，芳澤訪問張作霖面遞日本政府覺書，聲稱：「中國戰事即將波及北京、天津，如果滿洲治安受到影響，我國政府不得不採取適當有效的措置，但對交戰雙方仍當嚴守中立」。芳澤勸張作霖及早退回關外，據說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日本政府。張作霖回答說，本人已經下令退兵，如果對方壓迫過甚，當然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芳澤一直談到十八日上午三時才退出來。張作霖於十八日晚召集楊宇霆、張學良、羅文乾等討論應付日本覺書的問題。 十八日，駐滬日本總領事矢田以同樣覺書面交南京外交部長黃郛，次晚黃郛即回南京請示應付方針。南京政府鑒於一九二五年郭松齡失敗的覆轍以及最近發生的日軍占領濟南事件，因此畏日如虎，決定北伐軍事以占領北京為限，對關外採取政治手段解決。 二十四日，北京外交部答覆日本覺書，聲明東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國領土，中國政府自當盡力保護外國僑民，斷難承認日本覺書中所稱的「適當有效的措置」，請勿蔑視中國領土主權，干涉中國內政。二十九日，南京政府也有復文由矢田總領事轉達日本政府，措詞大體上與北京政府相同，但是更為軟弱無力。 此時蔣介石又陷於張皇失措的狀態中，打算由兗州退回南京，因此譚延闓又一次北上阻止他南返，二十六日在徐州與蔣相遇，即在車中舉行會談，討論應付日本覺書、進兵京津以及黃郛辭職後關於外長的人選問題。蔣認為濟南事件尚未解決，本人不宜身當其沖，而馮玉祥因一九二六年大沽口事件，也為帝國主義各國所反對，因此應派與各國無惡感的閻錫山和平接收京津，以避免引起外國駐軍的干涉。二十八日，蔣由隴海路到鄭州，二十九日轉車赴新鄉，馮由道口到新鄉迎接，與蔣的專車在柳衛站相遇，即在車中舉行會談，馮同意了蔣所提出的意見。三十日，蔣乘車到石家莊，閻也由新樂到石家莊與蔣為第一次的會見。六月二日，蔣又在柳衛站與馮會談[3]，馮同意京津兩地省市政府的人選一律由閻推薦。三日，蔣經過徐州回到南京，閻錫山釋放在晉北被俘的奉軍將領於珍，令其到北京勸告張作霖和平退出。 在此時期，日軍在山東、奉天等地不斷增加兵力，並且露骨地表示了武力干涉的態度。五月二十二日，關東軍司令部移入瀋陽城，日軍第十三、第十四兩師團均已開抵瀋陽。日本飛機不斷飛往泰安投擲炸彈。二十五日，日軍第三師團長安滿中將在青島警告南軍及膠東魯軍劉志陸等，華軍須撤出青島周圍二十里外，在此區域內不得進行反日運動及宣傳活動。二十八日，日本第二外遣艦隊司令通告南北海軍，不許在青島、煙臺、龍口、大沽口、秦皇島等處周圍二十里內作戰。日使館武官立作川少將曾於二十一日警告張作霖，如果奉軍敗退出關，日軍將解除其武裝，隨後關東軍果然派兵二千人在錦州、榆關一帶布防，揚言阻止任何軍隊進入東三省一步。三十一日，日本建議由各國聯軍分別把守北京各城門，不許任何軍隊入城，但是各國均不同意。 由於日本露骨幹涉，蔣介石電令津浦路各軍一律在馬廠停止待命，不許進攻天津，以避免濟南事件的重演。北軍方面，張作霖指定以唐山、軍糧城為直魯軍的退兵地點。張宗昌曾到北京向張作霖叩頭請罪，受到了一場痛罵，悻悻而出。褚玉璞打算通過方振武的關係投降南方。同時，躲在天津租界內的直系下台軍閥齊燮元，也與蔣介石秘密聯繫，企圖收編孫傳芳軍及直魯軍殘部，成立第五集團軍。段祺瑞[4]則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次會見芳澤，企圖在日軍的保護下，到北京組織臨時政府，但是日本已不重視這個手無寸鐵的過時工具了，而且國際形勢也不容許日本在北京建立一個傀儡政府，因此段的目的不能達到。 奉軍於五月十九日放棄張家口。三十日，張作霖召集張作相、孫傳芳、楊宇霆、張學良舉行會議，決定即日下總退卻令，第一步放棄保定退守琉璃河，並請王士珍組織維持會維持北京治安。王士珍等電請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避免繼續用兵。 六月一日，張作霖在居仁堂接見各國公使，隨後又傳見北京商會會長，告以本人即將離開北京，政務交國務院代行，北京秩序請王士珍負責維持。外交團和商會要求留鮑毓麟旅[5]維持北京治安，外交團保證該旅將來可以安全退回關外，張作霖表示同意。 二日，張發出通電，藉口內戰牽動外交，而歷年來全國人民飽嘗內戰之苦，因此即日率部退出北京，政務交國務院攝行，軍事由各軍團長負責，此後政治問題，仍請國民公決。 他已經得知日本人將有不利於己之心，但還將信將疑。為了保障安全，打算乘汽車取道古北口出關，又因公路坎坷不平，本人難受顛簸之苦，張作相擔保由北京至榆關一段，沿途有吉、黑兩省軍隊嚴密設防，不至發生意外，吳俊升也擔保由榆關至瀋陽一段的安全。因此，決定仍乘火車回奉。 他故布疑陣，宣稱六月一日出京，京奉路備有專車升火待發，但又改期於二日啟程，而二日也仍留在北京未走。三日上午二時，他才人不知鬼不覺地上了火車，留楊宇霆、張學良在北京與山西代表接洽，等待晉軍和平入城接收。 他走後，北京治安維持會於四日宣告成立，公推王士珍為會長，吳炳湘為北京臨時警察總監。北京各國駐軍公推美國司令華爾格為聯軍司令，保衛使館界安全。 四日上午五時半，張作霖所乘專車行至瀋陽西北六里皇姑屯站——京奉路和南滿路交叉的地方，突然炸彈爆發，南滿路鐵橋被炸坍塌下來。專車從四號車到七號車炸成粉碎，張作霖身受重傷未死，同車的吳俊升則登時氣絕斃命。吳俊升是三日晚由瀋陽趕來迎接張作霖的，他在白旗堡改乘張的專車同回瀋陽。這位六十四歲的「福將」，被炸得腹破腸出，腦漿迸流。 事件發生後，瀋陽憲兵司令齊恩銘匆忙乘汽車趕到，從破輪碎鐵中找到了血肉模糊的張作霖，把他抱上汽車開回瀋陽，已經昏迷不醒，下午四時即不救身死。 炸車事件發生後，日本關東軍立刻派工兵到出事地點，移去一切可疑的痕跡，修復被炸毀的鐵橋和鐵路，並由負責警備該地的東宮大尉發表《目擊談》一文稱：「當天上午三時半，日軍發現有南軍便衣隊十餘人在車站附近活動，日軍開槍打死其中兩人，在死者身上査出『國民軍招撫使』的證件及俄制炸彈。專車被炸後，張作霖的衛隊曾向便衣隊開槍射擊。」瀋陽日本總領事內田立刻向奉天當局建議，由中日兩國會同派員調查此案，奉方未予接受。 儘管日方採取一切措施來掩蓋炸車案真相，當時中外各方面一致斷定，這是日本人幹的一件不可告人的勾當，因為：（一）張作霖的離京日期以及所乘列車班次，事前沒有一個人得知，而日軍偵探密布京奉道上，隨時報告行車時刻，因此專車開到南滿路鐵橋時，炸彈立即爆發，時間不差分秒。（二）出事地點在日軍的警戒線內，嚴禁行人通過；炸彈安裝在南滿路石柱頂上，安裝需六小時，顯然出自工兵之手。（三）日軍所稱被打死的中國便衣隊，是無辜的中國人被日人殺害後，用偽造證件塞在他們的口袋裡，以便移屍嫁禍。（四）由於奉方拒絕派員會同調查，內田總領事公然擬就中日調查報告書一件，要挾奉方簽字發表（奉方未接受），顯然是做賊心虛。（五）英國記者辛博森曾往現場調查，發現距離南滿路高架橋不足一百碼，有木廠一所，木廠主人告以出事之夜，月色甚明，他親眼看見橋上人影幢幢，日本哨兵斷無不見之理；另一中國人向辛博森證明，一個住在鐵橋附近的日本人，出事之日站在屋面上，手持望遠鏡，目不轉睛地盯在鐵橋上，一直到炸彈爆發時而止。（六）出事後，瀋陽美國總領事邀同法、意各國領事到現場調查，發現附近有瞭望台一所，其中備有暗號指揮電流。因此回城後暗示日本領事應當適可而止，勿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此案在事隔二十多年以後，終於由主謀人前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親口供認了[6]。 日本人炸死張作霖，其目的不僅要除掉一個不肯繼續供其使用的工具，而且正在組織瀋陽暴動，準備製造藉口，進一步實行軍事占領。六月四日夜晚，溥儀在日本人的嚴密保護下由天津潛往大連，這是日本人準備用以繼承奉系軍閥，使東三省脫離中國版圖而另建傀儡王國的一個步驟。 五日深夜，奉軍兵車五節在錦州、榆關之間東新站脫軌傾覆，京奉路一度不能通車。日軍阻止張學良通過榆關回到瀋陽。這一陰謀詭計已被奉天當局識破，為了穩定瀋陽秩序，他們對於張作霖的死亡秘不發表，僅將吳俊升的死耗公布出來。日本人當然要掩蓋自己的責任，不敢揭穿底細。六日，張作霖的軍事顧問土肥原發表談話，還說他當天下午四時半親自看見張作霖，傷勢已有起色，真是「活見鬼」。 十日晚，日人在瀋陽製造炸彈案六起，奉方下令關閉城門，局勢異常緊張。奉方巳了解到這是日人的鬼蜮伎倆，為了避免打草驚蛇，詭稱炸彈案系南軍便衣隊所為。十二日繼續有炸彈案發生。 十六日，日軍一萬八千人在瀋陽城南渾河沿岸舉行大規模的野外演習，歸途中高唱「凱歌」——「南滿是我們的家鄉」。 以上日人挑釁事件，由於奉天當局處以鎮靜，特別是國際空氣對日本十分不利，日人不敢實現其武裝占領瀋陽的計劃。 日本人的另一陰謀是對奉系內部進行挑撥離間，如一面散布空氣說，瀋陽炸彈案乃是楊宇霆、常蔭槐密謀推翻張學良的行動，一面又發布張學良槍斃楊宇霆、逮捕常蔭槐的消息，使之互相疑忌，以便引起內變。這一陰謀當時雖未得逞，後來楊、常被殺卻又成為事實[7]，這卻是日人所想像不到的。 張作霖離開北京後，南京政府六月四日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令其全權處理接收北京事務。六日，改任王正廷為外交部長。蔣派何成濬到北京與張學良接洽。蔣虛偽地宣稱，北伐任務基本完成，今後已無繼續用兵的必要，本人應當實踐復職時宣言，辭去總司令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南京政府當然予以慰留。八日，南京政府決定北京改稱北平，直隸改稱河北。 晉、馮各軍開抵南苑時，張學良、楊宇霆六日離開北京到灤州辦理撤軍事件。八日，奉軍鮑旅由東門退往通州，擬即取道古北口退回奉天，晉軍徐永昌部即由南門入城接替防務。鮑旅啟程時，美國公使、法國代辦和北京知名之士紛紛前往送行，不料通州已被馮軍占領，鮑旅折回北京，即被南苑馮軍包圍繳械，汪大燮、江朝宗迎接鮑避居東交民巷。這一事件立刻成為喧呶一時的國際問題：鮑旅是各國公使向張作霖請求留駐北京，並且擔保和平退回奉天的，南京政府對此已表同意，因此外交團一面電責南京政府背約失信，一面公推英、美、法、日四國使節到南苑，向馮軍將領韓復榘進行交涉。韓打著赤膊，在一間極其簡陋的屋子裡接待他們。他說奉軍是我們的敵人，各國不能干涉；對於各國一貫仇視馮軍更為惱火。交涉毫無結果，反而受到了一場搶白，這些高貴的外國公使們認為他們自到中國以來，到處受人尊敬，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他們電請馮玉祥轉令發還鮑旅槍械，並將軍隊調至距離北京較遠的地方。隨後韓復榘僅將屬於東北籍的七百八十人交出來，其餘則被收編。此項人槍由徐永昌派兵護送到天津，轉由海道回奉。 此時直魯軍退據天津近郊，蔣、馮各軍因外交關係不敢進兵。張宗昌、褚玉璞要挾天津紳商籌餉二百萬元為離開天津的條件。張宗昌聲稱，我們（客籍軍人）一貫受到奉系軍人的排斥，張作霖對待我們還有三四分情面，張學良就不會再講這一套了。我們可以不問奉系同意與否回到奉天，但我不願出此。同一時期，膠東魯軍顧震、劉志陸、謝文炳等部均已投降南方，祝祥本、方永昌兩部則仍負隅頑抗。因此，解決天津和膠東的魯軍殘部是當時南京政府的當務之急。隨後天津魯軍起了分化。六月十日，徐源泉改懸國民黨旗幟，自稱天津臨時保衛總司令，閻錫山所派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也到天津就職。直魯軍退往漢沽、蘆台。孫傳芳殘部則被閻收編為第五軍團，以鄭俊彥、李寶章、馬葆珩為正副總指揮。至此，僅餘張、褚殘部數萬人尚未解決。十一日，閻到北京接受衛戍總司令一職，南京政府即於十五日宣布「統一告成」。 十七日，張學良化裝混在兵車中回到瀋陽，奉天省長劉尚清才正式公布張作霖的死耗，同時公布「上將軍」遺令任命張學良為奉天軍務督辦，並以第八軍軍長萬福麟為黑龍江軍務督辦。在此以前，吳俊升之侄第十八師師長吳泰來根據以侄繼叔的封建傳統，曾自行宣布代理黑督，萬福麟為吳俊升的內弟，吳泰來拒不交卸，雙方幾乎用武，後由吳夫人出面調解才得解決。 張學良於十九日遍訪瀋陽各國領事和關東軍司令村岡，表示對南方和平解決之意，特別希望日本予以諒解。二十日通電就職時列舉四項方針：（一）停止內戰；（二）外交上採取睦鄰主義，冀達共存共榮目的；（三）採取精兵主義，收縮軍隊；（四）整理財政，免除苛捐雜稅。 三　日本政府派林權助到瀋陽干涉易幟。直魯軍全部在津東被繳械。南京政府改組。東北易幟實現 六月二十日，新疆楊增新宣布易幟[8]，全國只有東北問題尚未解決，但形勢很明顯，東北易幟也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南京政府派蔣介石前往北京向孫中山靈前致祭，宣告統一完成。蔣於六月二十六日由南京到漢口，邀同李宗仁於七月二日抵北京，五日馮玉祥也由保定趕到，他們即於六日同赴西山碧雲寺舉行所謂四總司令的祭靈典禮。 張作霖、吳俊升一同殞命後，張學良年僅二十八歲，不敢僭居老前輩之上，因此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於六月二十四日推舉張作相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學良和萬福麟兩人分任奉天、黑龍江兩省保安司令。張作相卻謙遜未遑，一定要「老把侄」繼承父業，隨後又因母喪回到錦州，七月二日省聯才又改推張學良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學良即於四日宣布就職。 蔣介石與張學良早已成立默契，一俟東北易幟，即在瀋陽設立政治分會，以張學良為主席，畀以統治三省的全權。七月二日，張學良密電南京政府，易幟不成問題，但因環境困難，請緩實行；現在奉方已經停止軍事行動，請即通令各軍勿再進攻。又致電蔣、馮、閻、李四人，建議召開國民會議解決時局，本人保證絕對服從民意。所謂召開國民會議，本是張作霖生前為了謀求對等議和向南方提出的條件，此時張學良重行提出，意在用國民會議的方式來對付日本，使它無法反對東北易幟。張學良除派於珍與閻聯繫外，又加派邢士廉、米春霖二人為代表到北京，七月十一日攜帶他的親筆函到西山碧雲寺謁見蔣介石，商討易幟問題，蔣也親筆作函回答，對奉天推遲易幟表示諒解，並且建議熱河先行易幟。張學良同意後，熱河保安司令湯玉麟即於十九日通電易幟。隨後張學良又加派徐祖詒、王樹翰二人到北京接洽，蔣也派劉光到瀋陽弔唁張作霖之喪。蔣對張學良極盡拉攏之能事，不僅因為外交關係，東北問題必須和平解決，而且蔣與馮、桂兩系都有矛盾，需要在北方找到一個同盟者來對付他們。 關於收束軍事問題，楊宇霆於七月十三日由昌黎回瀋陽報告，吉、黑兩省軍隊均已撤回本省，奉軍則已撤至灤河東岸，孫傳芳的衛隊一千餘人也已併入三、四方面軍。張學良對孫頗加優禮，聘為奉天墾務委員會委員長[9]。此時直魯軍殘部已經移駐蘆台、唐山、開平一帶，張學良藉口裁兵，拒絕該軍退入奉天，因此張宗昌於七月二十五日由瀋陽回到開平，打算率領該軍由海道開往魯東與祝祥本、方永昌等殘部[10]會合。張學良一面勸張宗昌自找出路，一面密電蔣介石，表示聽憑處置魯軍，奉方不加過問。 七月十九日，瀋陽日本新任總領事林久治郎訪問張學良，代達田中內閣意見，「警告」張學良暫時觀望形勢，切勿過早易幟。張學良偕同日籍顧問土肥原往訪關東軍司令村岡，探詢究竟，村岡勸其宣布保境息民，日方願意予以協助。張學良原定於二十一日宣布易幟，當天林總領事又來請見，威脅張學良必須接受日本的「忠告」，暫時停止易幟，張學良只得電令前往北京的代表轉達有關方面，易幟問題仍須推遲實行。南京政府接到情報後，一面電令原駐日公使汪榮寶抗議日本干涉中國南北統一，阻止東北易幟；一面派王大禎以外交部特派員名義於二十五日到東京疏通，當然毫無效果。 二十七日，蔣派方本仁到瀋陽接洽易幟問題，但是張學良在日人的壓力下已於二十五日通電宣布「保境息民」，未便另有表示。為了應付雙方，又有先令吉、黑兩省易幟，奉天從緩實行的一種擬議。田中內閣鑒於張學良歸附南京政府志在必行，二十八日特派前任駐華公使林權助[11]為弔喪特使，並贈張學良一等旭日大勳章，於八月四日趕到瀋陽參加張作霖的喪禮，同行者有參謀次長南次郎中將、田中的外交顧問佐藤中將等。八月八日，田中在內閣會議上報告已派林權助赴奉天，如果張學良仍然不能領會日本的「善意」，日本政府將被迫採取積極手段以保護日本在滿洲的權利。同時，日本政府散布大舉出兵瀋陽的消息以恫嚇張學良。 同一天，林權助在林總領事的陪同下訪問張學良，正式表達了田中的意見。張學良推稱，這個問題不能由我個人決定，須交保安委員會審議。林權助走後，張學良立即找到方本仁密談，擬由保安會議通過易幟案，即於十日實行，等到生米煮成熟飯，日本要阻止也就來不及了。不料這一決定又傳到日本人的耳朵里，九日張學良答訪林權助時，林總領事首先威脅說：「敝國政府勸告貴總司令暫時觀望形勢，乃是一片好意，如果蔑視此項警告而擅行易幟，則敝國將被迫採取必要行動，希望鄭重考慮。」張學良說：「林權助特使和貴總領事所提的忠告，鄙人非常感謝，但我是中國人，中國人希望中國統一，目前東三省人民希望與南京政府實行分治合作，這不是我個人的私意。以國際關係而論，我相信貴國政府對於中國內政斷不至加以干涉。」林總領事悻悻地說：「日本政府具有反對東北易幟的決心，即使指為干涉內政，亦所不辭。」林權助說：「田中首相對於這個問題的確具有決心，希望一聆貴總司令的決心。」張學良說：「我的決心將視東三省人民的共同意志來決定。」這次談話，雙方針鋒相對，已經到了圖窮匕首見的最後階段了。 張學良訪問林權助後，隨即召集三省保安會議討論，到會人員認為不宜剌激日人過甚，決定推遲到十一月一日宣布易幟；又提交省聯會議討論，該會則決定於九月一日宣布易幟。張學良一面向日本人表示勢處兩難，擬即辭職下台；一面密電蔣介石，請求代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林權助定於八月十三日回國，行前表示，日本政府對於東北易幟一定干涉到底。同日，日軍又在瀋陽大舉演習，形勢非常緊張。也就在十三日，美國公使馬慕瑞突然取道瀋陽前往朝鮮，楊宇霆偷偷摸摸地到美國領事館與之進行密談，引起日方的密切注意，林權助推遲一日啟程。十分明顯，東北易幟問題不僅是奉天與南京、張學良與日蔣之間的關係，同時還具有國際鬥爭的嚴重意義。 八月十六日，林權助返抵東京後，日本政府又擬以六千萬元借予奉天整理奉票為餌，引誘張學良就範，同時又有以楊宇霆代替張學良的另一計劃。 與此同時，灤州軍事也在春雲漸展之中。此時白崇禧所率第四集團軍李品仙部已由京漢路轉入京奉路，並推進至玉田、豐潤一帶，魯軍仍在津東負隅，由於日軍不許在京奉路及沿海地區作戰，頗有難於解決之勢。但是直魯軍強迫徵收開灤礦局運煤車的通行稅，引起英國的嚴重不滿，美、法等西方國家也一致認為直魯軍不除，華北海陸交通難於恢復，天津秩序難於安定，在國際影響下，日本才讓步承認中國方面對直魯軍採取軍事行動，不再加以干涉。軍事解決前，張學良曾先後派鮑文樾、何豐林到灤州，承認收編直魯軍或者給資遣散，聘張宗昌為奉天軍事顧問，月薪三萬元，張宗昌表示「不願要此區區之數」。八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到灤州與楊宇霆相見，商定如果直魯軍拒不就範，即由奉、白兩軍派兵夾攻。九月三日，白軍開始向寧河進攻，奉軍布防昌黎、灤州一帶阻止直魯軍東竄出關。從三日至十一日，白軍先後占領寧河、唐山、開平，直魯軍退守灤河西岸，褚玉璞電告張學良願意接受改編，並將所扣車輛放回灤州。不料這是一個詐降計，十二日直魯軍在放回的「空車」內滿載兵士偷渡灤河，奉軍胡毓坤部猝不及防，即被直魯軍包圍。胡願與張宗昌合作倒戈回奉，因此張、褚於十四日發出班師回奉的通電，痛斥張學良賣友投南，為剪除左右宵小，不得已忍痛還師。這個電報列名者有奉軍軍長鬍毓坤、于學忠、汲金純三人。在這一變化下，十六日奉軍一度戰敗，但是胡毓坤用的也是詐降計，他在直魯軍內部倒起戈來，十八日直魯軍大敗，褚玉璞由石門到安山向楊宇霆投降，十九日直魯軍約五萬人全部被繳械遣散，張、褚逃往大連。 十月七日，白崇禧、楊宇霆第二次在灤州相見，表面為討論結束軍事，暗中卻是密謀推翻張學良而以楊代之。這個密謀被蔣介石發覺，即密告張學良早為之備。這不僅是奉系內部分化的問題，同時也是蔣、桂兩系鬥爭的表現。 蔣介石想做全國統一後的第一任元首，因此十月八日國民黨中央議決改推蔣為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調任行政院長（副院長馮玉祥），並推胡漢民為立法院長（副院長林森），王寵惠為司法院長（副院長張繼），戴季陶為考試院長（副院長孫科），蔡元培為監察院長（副院長陳果夫）。張學良被推為國民政府委員之一。隨後又推李濟深為參謀總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何應欽為訓練總監。行政院的組織相當於國務院，下設十部，以閻錫山為內政部長，王正廷為外交部長，馮玉祥為軍政部長，宋子文為財政部長，易培基為農礦部長，孔祥熙為工商部長，蔣夢麟為教育部長，王伯群為交通部長，孫科為鐵道部長，薛篤弼為衛生部長。蔣定於十月十日就任國民政府主席，約張學良於同日易幟並就國民政府委員。張學良派土肥原赴日接洽易幟問題，蔣也派張群以赴日觀操名義與田中政府接洽，但都沒有成就。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不顧日本反對，毅然宣布易幟，南京政府特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12]。當時蔣介石把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和官僚、政客、買辦、流氓都拉到南京政府來，藉以粉飾全國統一。更重要的是想把全國各大軍閥都調到中央來，達到「杯酒釋兵權」的目的，但是這一願望沒有達到，於是仿效北洋軍閥獨裁者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的辦法，提出了全國兵額不得超過五十萬，軍費不得超過財政歲出百分之五十的裁兵方案，並組織編遣委員會，自己擔任主席，打算保存自己的實力，裁併異己的軍隊，以完成個人的軍事獨裁。這個計劃當然也是辦不到的，於是引起了蔣桂、蔣馮、蔣閻之間更番不息的戰爭，蔣藉助帝國主義，先後把敵對勢力打敗，維持了二十年的獨裁統治。在這漫長的歲月里，蔣採取了北洋軍閥的武力統一政策，內戰始終未停，同時蔣所採取的鎮壓人民的一切反動措施，比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更為殘酷，人民群眾與反動政府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運動，經過長期艱巨的鬥爭，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完全的勝利，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正如北洋軍閥統治一樣成了歷史上的陳跡。 * * * [1]　田中系當時政友會的總裁。 [2]　黎元洪於6月3日患腦充血逝世。 [3]　馮玉祥已回道口，6月2日再到柳衛與蔣相見。 [4]　1927年4月，段祺瑞由天津移居大連，9月仍回天津。周孝懷（即周善培，曾為岑春煊幕府）談：當時段曾秘密往見溥儀謀合作再起，載灃亦在座，由於溥儀態度傲慢，段拂袖而去。（以上資料，由周孝懷提供。） [5]　鮑毓麟為前吉林督軍鮑貴卿之侄，該旅（第四十七旅）系張作霖衛隊之一部。 [6]　見1958年11月5日《人民日報》。 [7]　常蔭槐系吳俊升的表弟，當時任北寧路局局長兼北京政府交通總長。對張學良極無禮貌，經常向人表示「這小子什麼都不懂」。奉軍撤出北京時，將京奉路機車及客貨車全部帶走。閻錫山要求放還車輛以利交通，張學良表示同意，常蔭槐抗不執行。他說：「這是我的事，他管不了我。」張學良調他為黑龍江省長，叫他離開北寧路局，他也置之不理，又與楊宇霆相互勾結。所以1929年1月11日，與楊宇霆同被張學良槍決。 [8]　楊增新易幟後，7月7日為新疆交涉員樊耀南所殺。緊接著，樊又為其同謀者政務廳廳長金樹仁所殺。南京政府即任金為新疆省政府主席。 [9]　張學良槍決楊宇霆時，孫傳芳大為吃驚，即由瀋陽逃往天津。1935年11月13日，孫在天津南馬路居士林聽講佛經，被施從濱的侄女施劍翹自後開槍打死，當時轟傳為「女報父仇」（施從濱為孫所殺），實際是蔣介石所指使的施劍翹之兄施忠誠所殺的（施忠誠為黃埔學生，曾任蔣系軍長）。 [10]　膠東魯軍殘部後以方永昌部團長劉珍年倒戈而被解決，蔣介石任劉為第二十一師師長以酬其功。 [11]　林權助在外交界有「雷公」之稱，任駐華公使時，對中國極盡兇狠毒辣之能事。 [12]　當時英國外相張伯倫在英國下議院的發言，美國國務卿凱洛克與日本駐美大使松平的談話，都是暗示支持蔣介石政權，反對日本武力侵略中國的。日本在外交上陷於孤立，被迫於1929年2月28日與南京政府成立山東撤兵協定，此項協定對於日軍在濟南的種種暴行一字不提。日軍占領瀋陽的計劃當時雖未實現，但是1931年9月18日終於在瀋陽爆發了北大營事件，武力占領東北，並於1932年3月9日組織偽滿洲國，扶植溥儀為傀儡執政。1934年3月1日，又指使溥儀僭稱偽滿洲國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