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八十一章　國民黨內翻雲覆雨的鬥爭和轟動全國的廣州起義

一　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武漢成立政治分會。蔣介石東渡。寧漢代表最後一次的商談。汪精衛赴粵。寧方下令討伐唐生智，唐兵敗下野赴日 八月下旬，寧、漢雙方舉行廬山會議後，國民黨團結之說盛傳一時。事實上國民黨新軍閥爭權奪利的鬥爭並未停止，八月二十一日，漢方江左軍何鍵部開入安慶時，寧方夏斗寅、王普等部及安徽省政府、省黨部等機關均向下游蕪湖撤退；九月五日，江右軍劉興部繼續向蕪湖進展，寧方軍隊及黨政機關又向當塗、採石撤退。七日，唐生智由九江到安慶、蕪湖一帶檢閱軍隊，十一日即折回漢口，並不前往南京。這些情況，說明寧、漢合作完成北伐只是紙上空談。 在這時期，唐生智派兵掃蕩湖南境內的異己勢力，宋鶴庚兵敗下台，許克祥退入廣東，湘南粵軍因防堵南昌起義軍入境而移師入贛，湘西黔軍又因滇黔發生戰事而全部撤走。由於後方形勢趨於穩定，唐軍得以全力向長江下游發展。 九月上旬，寧方擊退渡江孫軍後，南京轉危為安，何應欽、李宗仁等認為當前大敵為武漢軍，因此並不集中力量渡江追擊孫軍，而將主力移向南京上游，準備與武漢軍一決雌雄。 當時一般人把寧、漢之爭看作是汪精衛、蔣介石兩人爭奪政權的鬥爭，實際情況並不如此。汪、蔣、胡三人號稱為國民黨三領袖，他們的分合關係是隨著一時利害的不同而變化無定的。汪、胡兩人曾經是志同道合的老搭擋，由於爭奪國民黨的領袖地位，後來發展為水火不相容的政敵。汪偽裝左派，口才流暢，具有迷惑人的一套外表，胡則沉默寡言，陰險莫測，成為國民黨右派的主要首領。他們本來都看不起在國民黨中為後進的蔣介石，並且都曾受過蔣的排斥，但是蔣手中握有兵權，他們又爭相拉攏而又反為蔣所利用。蔣要奪取黨權、政權，必須在黨內兩個頭面人物之中拉攏一個作為政治花招。他在需要誰的時候就拉攏誰：汪以「左派」姿態取得大多數人的支持時，他就聯汪倒胡；當他自己背叛革命、「清黨」反共時，又聯胡反汪。蔣的下野不是由於汪精衛的反對和武漢軍的壓力，而是他的軍事實力基礎發生了動搖。蔣的嫡系以何應欽為首的第一軍，與以桂系軍閥李宗仁為首的第七軍，為爭奪政權、財權形成對立，何應欽又有取蔣而代之心，蔣才偽裝下野，置身事外，以便觀望風色，待時而起。蔣下野後，汪精衛與武漢軍即不再以蔣為攻擊的對象了，當時的寧、漢之爭，實際上是國民黨新軍閥爭奪地盤地位的鬥爭，即何應欽、李宗仁與唐生智之間的鬥爭。 當時譚延闓、孫科為漢方代表，程潛的第六軍、朱培德的第三軍也是屬於漢方的軍隊。其實，譚、孫之流都是為個人打算的投機政客，他們到南京後，就與寧方合流而不再聽命於汪。程、朱二人與唐生智之間也存在深刻矛盾，當然更不願充當唐的開路先鋒。同一時期，汪精衛又想離開武漢，另向廣東發展，因此，漢方形勢日益渙散，唐生智處境陷於非常孤立。 九月五日，漢方代表譚延闓、孫科由南京到上海，與寧方辭職赴滬的胡漢民、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五委員磋商棄嫌合作的問題，請其到南京參加四中全會，胡等不願與汪精衛合作，加以拒絕。六日，汪精衛偕同漢方委員朱培德、顧孟余、陳公博等由漢口到了南京，汪在當天軍事委員會召開的歡迎會上力言國民黨內部分裂，寧漢雙方應當承認各有錯誤，本人到南京是來公開請罪的，一俟大會結束（大會指定期九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中全會），即當引咎辭職，言下表示即將親往奉化挽留蔣介石復職。 汪由反蔣突然變為聯蔣，當時一般人士頗以為奇。其實，他見寧方黨權、政權都掌握在國民黨右派的手中，寧方軍隊又與武漢軍對立，他的地位非常孤立，想把蔣爭取過來作為他的同盟者。汪精衛從來就是採取這種反覆無常的手段來爭奪政權的。 由於胡漢民等拒絕合作，譚延闓、孫科七日回到南京與汪見面，建議武漢國民政府暫緩東遷，俟全會召開議定合併辦法後再行遷來。九日，汪、譚、孫三人偕同李宗仁、朱培德等到上海，擬在上海先開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電請蔣介石前來參加。從十一日到十三日，寧漢雙方委員在滬舉行談話會，通過孫科的建議，決定由寧、漢、滬三方合組特別委員會為行使黨權、政權的臨時最高機關，所謂滬方是指寧方辭職到滬的五委員。十三日，汪忽以「防範共產黨過於遲緩」為理由，通電下野並自請處分。這是他向右翼集團投降以圖恢復其黨政領導地位的一種手段。十四日，譚延闓、孫科、朱培德、蔡元培、伍朝樞等同返南京，十五日即在南京召開中央執監委員臨時聯席會議，推定汪、蔣、胡等三十二人為中央特委會委員。同日，西山會議派也在孫中山陵前舉行中央執監委員臨時聯席會議[1]，同意設立中央特委會，完成黨政統一。 十六日，特委會在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推譚延闓為臨時主席，草擬寧漢合作宣言，並電促汪、蔣、胡等迅速來南京就任中央特委會委員。十七日繼續開會，推定國民政府政務委員四十三人，其中以汪、胡、譚、蔡、李（烈鈞）五人為常務委員；推定軍事委員會委員六十六人，其中以蔣、汪、胡、譚等十四人為主席團；又推定蔡元培為大學院長兼代教育部長，伍朝樞為外交部長，孫科為財政部長，王伯群為交通部長，王寵惠為司法部長。同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寧漢合作宣言，宣布黨的統一完成。 這個特委會是國民黨右派集團聯合西山會議派來排斥汪精衛集團的。他們把漢方代表譚延闓、孫科等拉過來以孤立汪精衛集團。關於寧漢合併問題，本來決定應由四中全會討論，他們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段，提前召開所謂中央執監臨時會議，成立了這個非驢非馬的黨政最高權力機關。他們拿汪蔣胡合作、國民黨大團結做幌子，進行政治分贓，但在會議上卻又提出了所謂「附逆」委員應當除名及審查某些委員有無「附逆」嫌疑的問題，其目的在於打擊汪精衛集團分子。二十日，由特委會產生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等機構改組成立。這樣一來，汪精衛的政治野心完全失敗，所以二十一日他回到漢口籌商對策。就在這一天，漢方汪精衛、唐生智等根據上月二十二日武漢中央遷往南京、武漢改設政治分會的決議，成立了武漢政治分會，所轄地區為湘、鄂、贛三省。 政治分會本來是軍事未定時期的一種臨時組織，此時所謂寧漢合流的南京國民政府既已成立，長江以南又非用兵區域，所以南京特委會議決取消各地政治分會，以便將事權統一於南京中央。但是各地軍閥、官僚、黨棍對於這一決定都不加以理睬。所謂政治分會與北洋軍閥的巡閱使制絲毫沒有區別，目的在於割據一方，形成獨立王國，此外就談不到有何作用了。 在這時期，蔣介石對南京特委會採取了局外旁觀的態度。他已察覺到長江上下游必將出於一戰，南京政權組織最後將由軍事來解決，坐觀成敗、等待時機是他最好的自處之道，因此他抽出時間來進行個人「政治結婚」，藉口探視宋母，於九月二十八日偕同張群到日本去了[2]。 由於寧漢雙方在政治上、軍事上仍然處於嚴重對立的形勢，十月二日，南京派孫科、伍朝樞等為代表到廬山，與在當地「休養」的汪精衛等進一步磋商切實合作的問題。原屬漢方的孫科此時忽然作了寧方代表，當時又引起了一般人士的驚奇。十月五日，孫、伍等向汪提出了三個條件：（一）取消武漢政治分會，（二）武漢軍繼續北伐，（三）恢復中央黨部。汪也提出三項補救辦法：（一）仍照原議迅速召開四中全會，全會閉幕後，即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其職權；（二）四中全會追認特委會，並同意其繼續存在，但須與中央常務委員會劃分職權；（三）武漢政治分會暫不取消，但須與中央劃分權限。這些辦法取得了寧方代表的同意，並共同決定改期於十一月一日在南京舉行四中全會。關於軍事問題及安徽黨政問題，寧方代表提出：（一）唐生智擴張軍隊太快，以後非奉軍事委員會命令不得擴軍；（二）漢陽兵工廠槍支，須由軍委會分配，各軍不得自由提取；（三）安徽省政府、省黨部應即改組[3]；（四）李、白、何、唐、程五總指揮同時出兵北伐。汪對這些條件並未提出異議。十日，汪、孫、伍等同往漢口與唐生智進行會談，以便把這些條件肯定下來。 十一日，寧漢雙方代表在漢口四明街唐宅舉行談話會，對於召開四中全會的時間、地點以及追認特委會等問題取得一致。十三日，譚延闓、李宗仁、白崇禧等也有來電錶示贊成，看上去寧漢又有重歸於合的趨勢了。但是問題並不如此。早在九月二十九日，武漢政治分會通電指摘南京特委會代行中央職權違反黨章，不能予以承認，但在黨的合法機關未恢復職權以前，可以承認由特委會產生的政府為事實上的政府，與之為有條件的合作。另一方面，西山會議派反對召開四中全會，理由是說三中全會乃是寧漢分裂後漢方在未舉行「清黨」反共以前召開的，不能認為有效，因而四中全會的召開是沒有根據的。但這只是關於法統方面的爭端。事實上，如前所述，當時的寧漢之爭主要是國民黨新軍閥關於地盤權力的衝突，在寧方代表所提的安徽黨政改組和軍火分配的問題上，明顯地看出這是寧方採取的先禮後兵的步驟，這些條件都是唐生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只有出於戰爭解決之一途。 南京一、七兩軍自龍潭戰役以後，仍在共同求存的條件下維持合作，商定以何應欽、白崇禧為第一、第二兩路總指揮，主持津浦路戰事，李宗仁、程潛為第三、第四兩路總指揮，主持西征軍事。西征時期，津浦路以守為主。西征軍分為江左、江右兩路，參加者為六、七、十九、三十七、四十四各軍。十月二十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唐生智。這個時候，張發奎軍已經控制了廣州的局勢，而武漢又為四戰之地，勝負尚未分曉，因此汪精衛於二十一日動身赴滬，即於二十五日秘密轉赴廣州。 西征軍發動的時期，江西朱培德所屬第三軍王均、第九軍金漢鼎兩部均在南潯路集中，朱已秘密接受了寧方所委的第五路總指揮，在安徽的唐軍有被截斷的危險，因此唐下令劉興、何鍵兩軍退出蕪湖、安慶，二十五日西征軍不戰而入安慶。同時，在河南的馮玉祥，在廣東的李濟深、黃紹竑，在貴州的周西成都是反對唐生智的，鄂西還有魯滌平的第二軍，也因譚延闓加入寧方而有反唐的傾向。宋鶴庚舊部及許克祥軍改編為新十三軍後，以方鼎英為軍長，又由廣東北江進駐湘南宜章。在這些情況下，武漢陷於四面包圍之中，因此唐軍繼續縮短戰線，十一月七日至十日放棄武穴、田家鎮、蘄春退回武漢。 十一日，唐召集李品仙、何鍵、劉興等在四明街本宅舉行會議，擬調第八軍第一師師長張國威部由岳州開到武漢增援，張拒不受命[4]，唐即下令當場將張絞斃，並宣布本人過度疲勞，擬即下野休息，下令全軍退往湖南，派賀國光為武漢衛戍司令，負責維持治安。即晚唐乘日本軍艦離漢下駛東渡，次日唐軍全部退出武漢，十五日西征軍由下游趕到。 唐軍退走時，陳嘉謨獻出軍餉四十萬元獲得釋放，被囚於西園總部的第十五軍軍長劉佐龍也獲得自由[5]。 十一日，南京政府下令解散武漢政治分會，改設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以程潛為主席。 二　蔣介石回滬，汪蔣合作實現。汪精衛集團舉行廣州政變。上海召開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汪精衛集團與反汪集團展開了激烈鬥爭。蔣介石復職案獲得通過 寧漢分裂時，廣東軍閥的態度非常曖昧，而在唐生智失敗下台、西征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廣東局勢接連發生了兩次極其重大的變化。 北伐時期，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以兼任革命軍總參謀長的名義留守廣東，所部則調出參加北伐。後來第四軍擴大組織，並分化為以葉挺為首的第十一軍、張發奎所屬第二方面軍[6]和以陳銘樞為首的另一個第十一軍[7]。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舉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廣東當局與蔣一致大舉「清黨」反共，蔣任李濟深為第八路總指揮。八一南昌起義後，起義軍由贛南下入粵，廣東當局調兵在南雄、贛州一帶設防，因此起義軍改道由會昌、瑞金折入福建汀州（九月五日）。張發奎率領第二方面軍追逐起義軍，節節向南移動。當時廣東反動派兵力非常單薄，而起義軍進入閩粵邊境後，東江農民紛紛揭竿響應，聲勢頗為浩大，李濟深因張發奎原屬本人舊部，即派員歡迎該軍回粵，張也表示了願意擁護舊日主將的態度。九月二十三日該軍回抵廣州，張赴香港休息，派黃琪翔代理總指揮一職。隨後該軍取消了第二方面軍的名義，改隸第八路指揮，廣州又在政治分會之下設立了軍事委員會分會，政分會、軍分會均由李濟深兼任主席，所以李成為國民黨在寧漢以外的第三種勢力。 九月二十二日，在南昌起義的工農革命軍葉挺、賀龍等部由閩入粵占領大埔，二十三日占領潮州，二十四日占領汕頭，興寧、五華、饒平、普寧、陸豐、海豐一帶農民軍熱烈響應，形成了烈火燎原的局勢。李濟深派黃紹竑、陳濟棠等部及駐粵海軍大舉反撲，於二十七日重占潮汕，起義軍退回閩南。 張發奎軍未回粵前，廣州當局對寧漢之爭採取了中立騎牆的態度，曾提出寧漢兩政府同時取消、另組第三政府的意見。張軍回粵後，公開打著「擁汪、護黨」的旗幟，因此廣東的政治氣候突然轉變，十月七日李濟深、張發奎聯名電請汪精衛回粵「主持黨國大計」；張發奎通電反對南京特委會，堅決主張召開四中全會解決黨政組織的問題；廣州政治分會拒不接受南京特委會限期取消的命令。十月二十九日汪回抵廣州時，公開表示南京政府由特委會產生乃是非法政府，擬在廣州另組「中央」。次日，汪召集在粵中委舉行談話會，即日駐粵中委七人聯名通電，建議在廣州召開四中全會，解決黨政糾紛。對於討伐唐生智一舉，汪精衛集團認為應先召開四中全會、產生合法政府，然後作出決定。隨後寧方來電聲稱，根據黨章規定，全會應在首都舉行，在廣州召開為不合法，請駐粵委員迅速入都參加全會，並解釋特委會的產生乃是寧漢雙方在上海舉行會談時共同決定的，此時不應再有異議。於是駐粵委員於十一月五日補提建議，即日停止特委會的職權，四中全會召開前，先在廣州或上海舉行預備會議，以便取得初步協議。九日寧方回答，同意在上海召開四中全會預備會議，請駐粵委員到滬參加。 以上情況，說明當時除寧漢之爭而外，又有所謂寧粵之爭，粵方情況更為複雜，李濟深等雖然附和汪精衛集團反對南京特委會的意見，但在軍事上卻又支持南京政府討唐一舉，而南京方面出面來與汪唱對台戲的譚延闓、孫科等，卻正是以前屬於漢方與汪同一鼻孔出氣的人物。由於汪精衛在黨中的資望以及在廣東的實力，南京政府把他和唐生智分開來對待，即一面出兵討唐，一面對汪仍然進行拉攏。 十一月十日，蔣介石由日本回抵上海。蔣表示無意於復任總司令一職，事實上他正在千方百計地進行復職活動，但是一、七兩軍對他都不熱情擁護。汪、蔣之間早已成立妥協，相約同時復職（汪的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並未正式解除），因此蔣電請汪迅速來滬討論黨政統一的問題。此時唐生智軍日益陷於不利，汪除以廣州為其新據點而外，更有拉攏蔣的必要，十一日，汪在黃埔軍校演說，公開表示了聯蔣的態度。十六日，汪與李濟深同輪離粵赴滬出席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 汪、李啟程赴滬的第二天，廣州爆發了一次戲劇性的政變。第四軍軍長黃琪翔會同第五軍軍長李福林、新編第二師師長薛岳等部包圍留駐廣州的第七軍之一部，勒令繳械，並派兵到吉祥路逮捕代理政分會主席及軍分會主席的第七軍黨代表黃紹竑，黃事前聞風逃往香港，第四軍即派兵分赴北江、西江討伐第七軍餘部。發難者自稱為「護黨救國」運動，街頭遍貼擁汪標語，次日改派顧孟余代理政分會主席，張發奎代理軍分會主席，陳公博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虎門要塞、石井兵工廠均被政變軍占領，黃埔軍校學生被包圍解散，韶關、肇慶一帶第七軍均向廣西退走。十九日，稱病赴港的張發奎回到廣州行使軍分會主席的職權。 這次政變是汪精衛集團奪取廣州政權的一大勝利，李濟深被他們騙走了，李所引為臂助的桂系勢力也被他們趕走了。在這時期，桂系軍閥已經驅逐唐生智取得了武漢的地盤，但在廣東的勢力卻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因此白崇禧於二十一日趕赴漢口與李宗仁會商應付對策，李、白兩人聯名致電張發奎、黃琪翔，據稱已令駐粵第七軍掃數回桂，請即停止內爭，靜待中央解決。 汪精衛、李濟深於十一月十八日到上海後，當天汪就與蔣介石進行密談，胡漢民則拒絕與汪見面。李濟深發表談話，指斥張發奎、黃琪翔「以追擊共產黨軍隊為名，進兵偷襲廣州，實則張、黃到達撫州後，即與共軍分道而行，共軍由贛入閩轉趨東江，張、黃則由韶關直趨廣州，並分兵進駐石龍至惠州以及粵漢、廣九兩路線」。隨即談到張、黃兩人原系他所統率的第四軍的部將，與第十一軍陳銘樞等出自同一淵源，因此曲予優容；不料他和汪剛離廣州，就發生了十一月十七日的事變；參加事變的顧孟余、陳公博與張、黃是同一鼻孔出氣的人物。言外對汪頗有忿忿不平之意。 在這時期，國民黨右翼集團集中火力攻擊汪，指斥他是廣州事變的主謀者，竭力勸告蔣介石勿與汪合作，汪則一再聲辯事前毫無所聞。李濟深等硬說這一事變出自共產黨的陰謀，汪則否認與共產黨有關。二十四日，到滬中委在蔣宅舉行座談會，決定自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在滬舉行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二十五日，汪招待各報記者，解釋廣州事變與共產黨無關，其目的在於反對不合法的南京特委會；又解釋他和張、黃的目的雖同，方法卻不一樣，他是主張和平補救的，張、黃所採取的方法則較為激烈；他說張、黃與黃紹竑發生衝突，是由於黃紹竑遵照特委會的決議派兵打湖南，而張、黃則不以接受特委會的命令為然。 由於汪精衛把政變原因歸納到反對特委會的問題上，首先倡議成立特委會的孫科便起而爭論說，特委會的產生是有成例可援的，廖仲愷被刺後，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組織，這次組織也取得了多數人的同意，而汪也是贊成者之一，武漢方面所派的特委會委員還是汪親筆簽定的。 十二月三日，四中全會第一次預備會議在蔣宅舉行，討論廣東問題。蔣介石暗中袒汪，主張這一問題留待四中全會解決，李濟深不以為然，汪精衛建議在預備會議上提出和解辦法，討論沒有結果。四日，舉行第二次預備會議，討論特委會的存廢問題，大家認為：特委會並非常設機關，但是它所產生的政治軍事機構，不可一日中斷，因此決定特委會應在四中全會正式召開時取消。五日舉行第三次預備會議，因到會人數不足而流會。六日仍然流會。原來，預備會議召開期間，參加會議者形成了反對南京特委會和堅決認定廣州事變與共產黨有關的兩派鬥爭，實際上就是汪精衛集團與反汪集團的鬥爭。駐粵委員王法勤、甘乃光、陳樹人、王樂平、潘雲超五人已經到了上海，他們對南京特委會展開了猛烈的攻勢，而反汪集團與粵桂軍閥則擬加駐粵委員以附逆謀叛的罪名，停止其參加會議的資格。 從五日起，譚延闓、孫科、李宗仁、李濟深等十人，另外組織了一個小集團，在南園開會，籌商打擊汪精衛集團的策略，駐滬監察委員正在草擬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主使張、黃叛變的檢舉案，因此預備會議沒有開成。 以上兩個集團，準備在八日召開的預備會議上正式交鋒，所以當天的會議得以召開。吳稚暉提出了檢舉汪精衛等一案，聯署者有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等。李濟深提出了在粵委員附逆者應退出議席聽候查辦一案，但對汪精衛則未直接指名。在粵委員反駁說，李濟深派人歡迎張、黃回粵，而且送去開拔費四十萬元，如果認張、黃為叛逆，李濟深就是附逆首犯。當天蔣介石以「調人」姿態發言，力勸寧粵雙方捐棄成見，以促四中全會的實現。在蔣的調停下，吳稚暉、李濟深兩案都從預備會議秘書處撤回。 十一日舉行第四次預備會議，汪精衛突然提出請蔣介石復任總司令一案，並列舉理由作了說明。當時蔣介石成為汪精衛集團與南京集團互相爭取的對象，所以這一提案獲得通過。此外，還決定於明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為四中全會正式開會之期，至此預備會議宣告結束。 當天李宗仁向報界發表談話，指斥汪精衛倒蔣、擁蔣，反覆無常，因此反對汪、蔣合作，但又聲明他自己是始終擁蔣的。同一天，汪精衛對外表示，蔣復職和四中全會召開後，本人即當引退。 這次國民黨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表現得最露骨的是汪精衛集團與反汪集團關於特委會地位的爭論，實質上卻是汪、蔣聯合起來對抗桂系的一場鬥爭。當時的特委會，主要掌握在右派集團和西山會議派的手裡，在反對汪精衛的方面，他們是與桂系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但在對待蔣介石的態度上，不少寧滬右派政客依蔣為靠山，桂系則與蔣爭權而反對蔣復任總司令。蔣一面利用右派集團，一面勾結汪精衛集團，使桂系陷於孤立，不敢公開表示反對他復職的意見，所以這次會議是蔣介石政略上的一次大勝利，從黨的方面取得了合法復職的根據。 當然，蔣對復職問題還在實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他派孔祥熙拉攏馮、閻。馮的主要目的在於繼續出兵消滅奉魯軍閥，而自蔣下台後，寧漢、寧粵先後決裂，津浦路事軍陷於停頓，因此希望蔣復職後重整旗鼓，完成北伐任務。十一月中旬，馮接連致電孔祥熙，請其促蔣復職，十二月一日直接電蔣，勸其出山任事，二日又電邀閻錫山聯名發出擁蔣通電，十一日閻才同意發出。由於馮、閻一致表示擁蔣，第一路軍何應欽等也不得不於九日通電，請蔣再出主持軍事。在這些情況下，桂系更不敢公開反對蔣復職了。 蔣介石與汪合作，還另有其軍事上的原因。當時桂系占領武漢、兩廣，在軍事上成為蔣的最大敵手。汪並非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唐生智和張發奎都是擁汪的。唐生智的軍隊雖然退往湖南，實力依然存在，可以牽制湖北；張、黃的軍隊突入廣州，又可以牽制廣西。所以聯汪一舉，當時對蔣說來，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很重要的。 三　廣州起義爆發，成立工農民主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對蘇絕交。汪精衛離滬赴法。桂系軍隊重占廣州。蔣介石到南京復職並完成軍事獨裁計劃 李濟深雖與桂系軍閥具有歷史關係，但他本身是廣東的軍事領袖，他所指揮的除桂系軍隊外，還有陳濟棠、錢大鈞兩師駐東江，范石生、方鼎英兩軍駐北江，徐景唐師駐粵南，此外由贛入閩的第十一軍陳銘樞，也仍與之互通聲氣。廣州事變發生後，張、黃政權首先要集中力量肅清西江桂軍，因此派黃琪翔為「護黨軍」援桂總指揮，於十二月六日攻占肇慶，已由香港逃抵肇慶的黃紹竑，即向梧州退走。當時廣西內部也有反對桂系的力量，黃埔軍校廣西分校校長俞作柏，響應張、黃，通電聲討黃紹竑，廣州軍分會即任之為第七軍指揮，命其與「護黨軍」裡應外合地搗襲桂系的巢穴。同時，李濟深命陳銘樞為東路總指揮，由閩入粵，會同西路總指揮黃紹竑，兩面進攻廣州。 張、黃兩人對李濟深開始並未正面攻擊，由於李調兵反攻廣州，十一月二十九日才用廣州政分會名義罷免李的本兼各職，李也呈請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黃，此令於十二月二日發表。 正當上海會議閉幕的一天，廣州爆發了另一次轟動全國的革命壯舉——中國革命史上有名的廣州起義。當天黎明前，第四軍教導團聯合工人赤衛隊起義，各系紅帶為記，在廣州市內與反動軍警進行了兩小時的激戰，即於上午六時占領全城。事前張發奎、陳公博等已經獲有情報，曾電召黃琪翔由前線趕回，但是他們來不及大施鎮壓，革命士兵和工農群眾提前起義，迅速出現了工農兵大結合、奪取廣州政權的偉大場面。起義發動後，廣三、廣九、粵漢各路火車一律停駛，全城電燈熄滅，海員參加罷工，省港交通斷絕。街頭遍貼革命標語：「打倒工農敵人汪精衛、蔣介石、李濟深、張發奎！」張發奎、陳公博與公安局長朱暉日倉皇逃往河南福軍（第五軍）大營，張、黃兩人即登江大艦，在白鵝潭往來游弋，並向天字碼頭開炮，轟擊工農紅軍。福軍也在河南與工農紅軍夾河對峙。張、黃打算調兵回救廣州，由於鐵路工人舉行了大罷工，這一計劃無法實現。 工農紅軍占領全城後，即在公安局組織工農民主政府，並推舉政府成員如下：主席蘇兆征（張太雷代）、內務兼外交委員黃平、肅反委員楊殷、勞動委員周文雍、土地委員彭湃（趙自選代）、司法委員陳郁、經濟委員何來、海陸軍委員張太雷、秘書長惲代英、工農紅軍總司令葉挺、紅軍參謀長徐光英。 廣州起義消息傳到上海後，國民黨右派反汪集團和桂系一致想入非非地痛詆汪精衛和共產黨合演雙簧戲法，汪即避往醫院，拒不見客。蔣介石於十三日舉行新聞記者的招待會，竭力為汪解釋，據說汪剛到上海時，曾經向他談過黃琪翔軍中有共產黨人在內，並且嚴切誥誡張、黃兩人，在四中全會召開前，不得有所行動，因此他敢斷言汪與共產黨毫無關係。他又說，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變是黃琪翔主持的，當時張發奎不在廣州，因此應由黃負責。當然，張也不能辭其咎，現在責成他消滅共產黨，立功自贖；如果力量不夠，應當集合廣州附近軍隊，共同採取行動；如果無此能力，本人擬即親往廣東，李濟深留守南京或者回粵指揮，可以聽其自便。關於復任總司令的問題，他假惺惺地表示，將視革命是否需要來決定。最後他表示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決心，說他已向中執委全體會議提出建議，改變對外方針，宣布對蘇絕交，並聯合世界各國共同對付共產黨；粵事未定前，各省民眾運動應當暫時停止，因為民眾運動對共產黨是有利的。 蔣於十三日致電張發奎，勸其與李濟深、陳銘樞等和衷共濟，「殲滅」共黨，一俟粵局平定，即調該部參加北伐。又致電黃紹竑、陳銘樞、陳濟棠、錢大鈞、范石生、方鼎英、徐景唐等，竭力保證張發奎並非共產黨，勸其棄嫌合作。同一天，汪精衛和粵委發表宣言，說明他們反對特委會的經過情形，為張發奎辯護，並希望蔣介石肩負「剿」共責任；又電令張發奎切實擁護蔣介石，戴罪圖功。 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唱一和地發出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狂吠，主張對蘇絕交，搜捕共產黨人，停止民眾運動。吳稚暉等卻還借題發揮地咬定汪精衛就是共產黨，監委鄧澤如也提出了拿辦汪精衛集團的主張，汪和粵委的住處受到搜查，他們紛紛藏躲起來。各省在右派主持下的國民黨省黨部，也湧現了一片反汪和討伐張、黃的聲浪。蔣介石為了掩護他的同盟者，不斷指示張發奎迅速調兵反攻廣州，與共產黨劃清界限。 十二月十三日，薛岳師由三水調回，即向觀音山進攻，福軍也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軍艦掩護下強渡珠江，與工農紅軍展開了極其激烈的戰爭。自上午五時至下午一時，經過七小時的戰鬥，在寡眾懸殊的形勢下，工農紅軍放棄廣州向東撤退。接下去便是張、李等軍閥對人民群眾展開了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根據當時的報告，革命士兵、工人和市民在市內被屠殺者二千三百二十餘人，被焚房屋一千零八十四間；十七日南關戲院被捕工人三百五十四人，被綁赴飛來廟、東北較場集體屠殺，合計市內及河南前後被殺者達七、八千人；東山蘇聯領事館被搜查，蘇聯領事被捕；汪精衛還從上海打電報，鼓勵他們「去共務盡」，寧可錯殺一千，不能走漏一個。 廣州起義失敗後，全國各地出現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南京國民政府於十四日下令撤銷對各地蘇聯領事的承認，所有蘇聯國營商業機關，一律勒令停業，蘇聯僑民均須註冊管理或遣送回國。同日，淞滬衛戍司令部嚴禁罷工運動，違者軍法從事。十六日，漢口桂系軍閥派兵搜查蘇聯領事館，大捕共產黨人，武漢大學也被搜查，前財政廳長詹大悲、教育廳長李漢俊於十七日被槍決。各地蘇聯領事紛紛下旗回國，民眾集會遊行均被禁止。同時，全國各地湧現了一片擁蔣復職和請胡出山的聲浪。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正擬由蘇聯回國，接到對蘇絕交的消息，即致電警告蔣介石：「此舉如果實行，非惟自殺，實使黨國孤立無援，後世歷史將以君等為誤黨誤國之罪人」。 十分明顯，無論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右翼集團和粵桂新軍閥，都是反蘇、反共專家和殘殺人民的大劊子手。但是，他們為了爭權奪利，彼此互相攻訐，在桂系和右派控制下的南京國民政府，於十四日下令解除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的職務，改任繆培南為第四軍軍長。十六日下令派鄧澤如、古應芬查辦粵委汪精衛、顧孟余、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等人，並派軍警監視他們的住所。汪精衛集團感得勢孤力薄，處境非常尷尬，不惜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也用廣州政分會的名義免去張發奎、陳公博、黃琪翔、朱暉日的職務，改任繆培南為第四軍軍長。汪精衛自知站腳不住，於十六日離滬赴法。黃琪翔也便引咎下台，離粵赴法。十七日，張發奎電蔣表示擁護，願以黨員資格補過將來。但是，李濟深和桂系的目的，在於奪回廣州地盤，不是對方認錯所能了事的。在西江黃紹竑、東江陳銘樞、陳濟棠兩路進兵的形勢下，陳公博、張發奎悄然離開廣州。十八日，李福林通電阻止各軍用兵廣東。二十二日，第四軍新任軍長繆培南、副軍長薛岳舉行緊急會議，決定讓出廣州，率部赴潮汕一帶，候令北伐，請陳銘樞率部由海道來省，主持一切。同時，陳銘樞、陳濟棠、錢大鈞等致電蔣介石，認為以繆培南升任第四軍軍長，仍然是以前以黃琪翔代張發奎為軍長的舊戲重演，第四軍既系共產黨的大本營，必須以實力根本剷除之。 十二月二十九日，桂軍重回廣州、李福林解職赴滬。黃紹竑於次日到廣州後，仍用代理政分會主席及代理第八路總指揮名義，下令通緝汪精衛、陳公博等。李濟深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回抵廣州。 這是桂系在軍事上突破汪、蔣包圍的全盛時期，上海市長改派白崇禧的參謀長張定璠繼任，白又派接近自己的熊式輝代理淞滬衛戍司令（熊後來又轉化為蔣系），本人則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漢口籌商南征、北伐的問題。 這一時期武漢完全控制在桂系的手裡，程潛雖然就任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不過徒具虛名。武漢衛戍司令也由第十九軍軍長鬍宗鐸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則由胡推薦張知本繼任。桂系擴充了一個軍，以陶鈞為第十八軍軍長。 桂系對汪精衛的仇恨心很大，十二月二十七日，以西征軍將領程潛、白崇禧、魯滌平、葉開鑫等的名義，電請南京國民政府下令通緝粵委九人。桂系雖然不敢公開反對蔣介石復任總司令，但是白崇禧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致一路軍各將領的電報中，毫不掩飾地說：「介公於汪派附逆諸委員，不免瞻徇過甚，於張黃叛將，庇護過深，倘無明顯態度，恐為盛德之累」。桂系在武漢解散了工會、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並派兵搜查工會，監視會員，大捕共產黨人，其反共、反人民的程度，與北洋軍閥張作霖及蔣介石集團絲毫沒有區別。 同一時期，蔣介石的政治投機也步步取得了勝利。一月四日他到南京後，不敢正式露面，還半遮半掩地躲在軍委會行使總司令的職權，後來由於無人反對，九日才通電宣布復職。根據當時軍界傳出來的消息，南京國民政府和以何應欽為首的第一路軍，根本不願蔣復職，如果沒有南京衛戍司令兼四十軍軍長賀耀祖的支持，蔣回到南京復職幾乎是不可能的[8]。 蔣未回到南京前，十二月三十一日，監委鄧澤如、古應芬已將查辦汪精衛等一案呈報南京國民政府，認為汪及其黨徒對於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變，不獨參預逆謀，且為發縱指示之人，對於十二月十一日事變，則為「養奸成禍，害國殃民」，應請通緝歸案，從嚴究辦。在滬粵委鑒於南京國民政府完全在右派集團把持之下，都不敢到南京出席四中全會。 蔣到南京後，一月七日召開中執委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議決恢復中央黨部，即日開始辦公；關於處分粵委一案，決定接受中央監委會的意見，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甘乃光四委員應即停止出席四中全會，留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處分；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等委員如無處分的必要，可以照常行使職權，其具體辦法則留待四中全會討論。事實上這是對處分粵委一案避重就輕以至逐步打消的一項措施。由於蔣介石仍然左袒粵委，引起了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與蔣介石之間的極大矛盾，孫科電辭建設部長以示不願與蔣合作，他們打算到廣州另外建立一個「中央」，以對抗蔣所把持的南京「中央」。在這些情況下，四中全會有因人數不足而無法召開之勢，所以一月十一日，蔣派宋子文、褚民誼到上海，一面向粵委表示，特委會已經取消，四中全會不會追究既往，本人可以保障安全，請即來京出席全會，一面又請胡、孫等人來京參加。十二日，粵委五人接受蔣的邀請到了南京。但是胡漢民、鄧澤如等拒絕與宋、褚見面，十四日褚再到上海邀請，胡、孫、伍三人即於二十五日出國到歐洲去了[9]。 粵委到南京後，四中全會已足法定人數，於二月二日正式開幕。蔣在會議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其內容為停止各省省黨部的一切活動，由中央派員成立黨務指導委員會進行整理，結束聯蘇政策，停止民眾活動，嚴厲取締工農武裝，露骨反對三大政策。三日繼續開會，決議中央政治會議及各地政治分會繼續存在，原有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四個政治分會均不取消，但以處理政治為其職權範圍，不得涉及黨務。六日開會議決，軍事委員會設常委十一至十五人，指定常委一人為主席，得由總司令兼任；軍事系統以軍為單位，作戰時期得設總司令、總指揮等職，並通過總司令部組織大綱，即日頒布施行。七日，推定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五人、委員四十九人，以譚延闓為主席，又推定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十二人、委員七十三人，以蔣介石為主席，並電促各軍早日完成北伐。四中全會即於是日閉幕。至此蔣介石十分順利地完成了中央軍事獨裁，並把黨權政權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裡。蔣承認各地政分會的存在，目的在於暫時保留軍閥割據的局面，以免引起馮、閻及桂系的共同反抗。蔣挑選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也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個八面玲瓏的投機政客，曾經以左派的姿態出現，但在寧漢合流後他就成為反蘇、反共的中堅分子，並且百依百順地甘心充當蔣的政治工具。此時，汪、胡兩人均已出國，蔣還不便自己出面來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拉攏這位國民黨「元老」[10]撐持場面，在當時是有必要的。 二月九日，蔣到徐州以布置北伐為名，一腳踢開了何應欽，調為有名無實的總部參謀長，而將第一路軍改編為第一集團軍，下設三個縱隊，自兼集團軍總司令，以劉峙、陳調元、賀耀祖分任第一至第三縱隊總指揮。由於下級已被蔣拉攏，何應欽不敢抵抗，只得遵令交卸，但是態度非常消極，自稱身帶槍傷，需要長期休養，不肯接受參謀長一職，後來在蔣的假意挽留下也就委屈地接受了。 蔣電邀馮、閻二人到徐州舉行軍事會議，討論北伐任務，馮、閻均託故不到，僅派代表參加。十五日，蔣親自往開封晤馮，馮到蘭封迎接他，於十六日同到開封。十七日，蔣、馮同往鄭州檢閱軍隊，次日蔣即返徐轉赴南京。此時蔣的主要目的，在於鞏固自己的軍權、政權，並不熱心繼續北伐。二月二十八日，南京軍事委員會補任蔣、馮、閻三人為第一至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三月七日，中央政治會議改推蔣為主席，同時補任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四人為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政治分會主席。至此，國民黨新軍閥的政治分贓大體上解決，維持了苟安一時的局面，但是中央軍事獨裁與各地軍閥割據的局面，不可能長期並存，他們相互之間的明爭暗鬥，仍在步步激化之中。 四　桂系繼續進攻湖南，唐生智部接受和平改編。鄂西川軍退回川東。蔣介石電調張發奎部開往津浦路參加北伐 西征軍占領武漢後，唐生智軍退往湖南，楊森軍盤踞鄂西，兩湖局勢仍在兵戈擾攘之中。同時，張發奎部第四軍退往東江，廣東東北江一帶的農民武裝力量並未消滅，廣東局勢也不穩定。為了抽出時間和集中力量來消滅異己勢力，鞏固兩湖、兩廣地盤，桂系對於蔣介石復職一舉無力反對，只得採取了隨聲附和的態度。 西征軍除桂系的第七、第十九兩軍外，還有第六、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軍。第三十七軍因軍長陳調元被任為安徽省政府主席而留在安徽。程潛的第六軍和葉開鑫的第四十四軍都是湘軍。此外，鄂西方面留在荊門、當陽一帶的第二軍魯滌平部也是湘軍，寧漢合流時期，唐生智曾經派兵進攻，幸而西征軍趕到，這支軍隊得以保全。在西征一役中，桂系利用湘軍久戍思歸的心理，派第六、第四十四兩軍攻打頭陣，而第二軍在鄂西方面也起了牽制唐軍的作用。 唐軍退往湖南後，仍然保存第四集團軍名義，並且號稱有五個軍和七個獨立師。其中第八軍軍長李品仙、第十八軍軍長葉琪和第三十六軍第一師長廖磊都是廣西人，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同鄉、同學關係，而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又首先與白崇禧勾結，因此桂系打算和平解決，調第八、第三十六兩軍北伐，而將第三十五軍留在湖南。另一方面，蔣介石復職後，暗中竭力拉攏唐軍抵制桂系，唐軍將領對於桂系改編調遣的命令，也就遲不接受，桂系感覺到仍有武力解決的必要，遂由白崇禧擔任總指揮，仍然利用湘軍第六、第四十四兩軍攻打頭陣，加入另一支湘軍第十三軍陳嘉佑部，並以海軍為輔，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下了進攻湖南的命令。此時蔣介石根基不夠穩固，不便出面來與桂係為敵，唐軍內部又有投蔣、投桂的不同傾向，無心作戰，因此葉開鑫部於十七日占領岳州，十九日占領平江，與唐軍隔汨羅江相持。二十三日，桂系忽稱葉開鑫勾結唐軍暗襲第六軍，已在麻塘被包圍繳械，這是桂系利用程、葉兩人有夙怨，採取逐步吞噬，消滅異己軍隊的手段。葉軍除一部被繳械者外，大部突圍向益陽、漢壽退走。 一月二十五日，第十三軍首先進入長沙，唐軍第八、第十七、第三十六三軍分向衡陽、寶慶退走，第十八、第三十五兩軍則向常德退走。二月七、八兩日，攻湘軍占領衡山、衡陽，退往寶慶的唐軍第八軍長李品仙、第三十六軍軍長劉興、第十七軍軍長周斕聯名電請白崇禧停止戰鬥。另一路唐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第十八軍軍長葉琪也於二月十五日向程潛、白崇禧表示願意停戰。十六日，攻湘軍繼續占領寶慶，唐軍李、劉、周三部退往新化、漵浦。二十四日，何鍵、葉琪與程潛、白崇禧協商就緒，何部移駐桃源、辰州，葉部移駐南縣、華容、安鄉，第十三軍陳嘉祐部和平接收常德。 三月十一日，程潛、白崇禧與唐軍成立協定，以李品仙為第十二路總指揮，節制原有第十八、第三十六兩軍，調往京漢路參加北伐。劉興以「赴日考察軍事」的名義下台，提升廖磊為第三十六軍軍長。第十七軍周斕部併入第十八軍，第十八軍變更番號為第十二軍（避免與桂系第十八軍的番號雷同）。第八軍改任吳尚為軍長，與何鍵的第三十五軍均留湖南。程、白兩人與唐軍將領聯名發出真電（十一日）：「西征任務完成，即日移師北伐」。此外，第四十四軍由益陽、漢壽退往辰州後，葉開鑫宣布下台，由鄒鵬振升任軍長，也與桂系成立妥協，調往京漢路參加北伐[11]。 桂系在進攻湖南的同時，另派第二軍魯滌平部組織「西征軍」，聯合新歸附的第三十軍魏益三、笫四十三軍李燊等部進攻鄂西。川軍楊森早已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但他仍然盤踞鄂西，並包庇北洋軍閥吳佩孚，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命令，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馮玉祥屢次電請拿辦吳，南京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據以命令楊森捕吳歸案究辦，楊森置之不理。一月六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罷免楊森，所部交劉湘節制，楊森不肯接受，僅將吳佩孚送往大竹雲霧山中居住[12]。桂系進攻後，一月二十日楊軍退出沙市，三十一日退出宜昌。此後南京國民政府採取分化策略，提升楊部師長郭汝棟為第二十軍軍長，討楊軍事告一段落。 同一時期，廣東方面，退往東江的張發奎軍與由閩返粵的陳銘樞軍在紫金、五華、龍川一帶展開了極其猛烈的遭遇戰，雙方損失均極重大，陳軍調回廣州休息，改派桂軍黃旭初、伍廷颺、呂煥炎等部接替戰鬥任務。隨後張部退往贛南尋鄔、會昌一帶，蔣介石電令該部集中撫州，取道大通開往下游，轉赴津浦路參加北伐戰爭。至此廣東內戰告一段落。蔣介石又調錢大鈞、方鼎英兩部北上，錢師擴編為第三十二軍，由閩入浙轉滬，錢即被任為淞滬警備司令；方部改編為第四十六軍，由贛入浙過滬，轉赴津浦路參加北伐戰爭。 五　唐繼堯死後雲南內部的混戰情況 國民黨新軍閥在廣東和兩湖進行內戰的時期，雲南軍閥也在省境內進行爭權奪利的戰爭。 一九二七年二月，雲南發生政變，唐繼堯被推為有名無實的總裁，雲南各報即經常揭露唐以前作威作福侵吞軍餉的內幕，使唐深受刺激。隨後省議會向省務委員會提出咨文，自唐驅逐顧品珍回滇主政至本年二月六日政變之日止，雲南財政預決算無賬可查者達九千餘萬元，唐用個人名義存款於外國銀行，應請予以清查。省務委員會照轉原文請唐核示，唐正在進食，即哇然嘔吐不止。唐部近衛軍第一團團長蔡祖德，酒後泄漏了「聯帥準備屠龍」的密謀，四月二十日，龍雲將該部包圍繳械遣散。台灣銀行停業時，唐所存一千七百五十萬日元化歸烏有。以上事件，使唐又氣又怕，因此病上加病，於五月二十三日不治身死。 六月十四日，蔣介石任命龍雲、胡若愚為第三十七、三十八軍軍長。龍、胡兩人過去因倒唐合作，唐死後他們的關係馬上破裂。當時有自稱為第二十三軍軍長的江映樞，在臨安、石屏一帶招軍買馬，胡指為是受龍的指使，企圖顛覆省政府，即親自帶兵前往削平，一面聯合張汝驥、李選廷及唐繼堯舊部警衛師長王潔修，共同出兵倒龍。六月十三日胡返昆明時，派兵包圍北較場龍部盧漢旅，盧部突圍向西北方逃走；又在五華山開炮轟擊龍宅，龍被炮彈碎片打瞎一眼，即被胡軍逮捕，囚於五華山軍械局內。次日，胡改組省政府自任主席。龍部旅長盧漢、孟友聞、團長朱旭等在富民、羅次一帶集結兵力，十八日胡派兵追擊不利，龍部即轉赴迤西收繳團防槍支，提取地方稅收，並與迤西鎮守使李選廷勾結，然後回師反攻。龍、胡兩軍在祥雲發生了遭遇戰，胡軍敗回楚雄，張汝驥派兵增援又被擊敗，連續退出祿豐、安寧。七月二十日，昆明市民舉行罷市運動，抗議在省城內設防備戰，省委周鍾岳等提出調停建議，請胡釋放龍雲。二十二日，駐省團長張沖率部到富民，宣布與龍軍合作。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王潔修向胡獻計讓出昆明，引誘龍軍入駐，然後調集各路援軍反攻，可以一網打盡。二十四日，胡與王潔修軍劫持龍雲一同出城向板橋退走。不料行至城外歸化寺，王潔修忽又率領所部偷偷摸摸地折回省城。原來此時唐繼虞已經潛回迤西，勾結舊部，自稱北伐後援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委任張汝驥為第二軍軍長，吳學顯為第三軍軍長，令張部由迤東、吳部由迤南（吳在江川）、本人由迤西三路進攻昆明。又嗾使王潔修用金蟬脫殼計將胡騙走，唾手取得昆明。胡得悉這些情況，一氣之下，即在板橋親自打開囚籠，與龍雲抱頭大哭，自願率部北伐，請龍反攻昆明。二十五日，龍、李兩軍攻入昆明，王潔修兵敗被擒死於獄中。 胡退往昭通後，卻又野心不死，勾引周西成派兵入滇援助。九月上旬，黔軍右路進抵宣威，中路進抵平彝，左路進抵羅平、師宗。胡部向南進攻占領霑益，張汝驥反攻昆明失敗退回曲靖。龍雲派兵進攻曲靖、霑益。九月二十一日，唐繼虞乘昆明防務空虛的時候，派兵占領省城北門外豹子山、虹山，並開炮向城內轟擊，被龍軍擊退。二十三日，唐軍再度進攻，戰鬥更為激烈。二十六日，龍雲派唐繼堯之子唐小蓂出城與唐繼虞議和，請其協助驅逐黔軍出境，唐繼虞建議召集會議解決滇局。在曲靖被圍的張汝驥也向龍軍請求停戰，並由胡、張兩部將領發出聯名通電，主張劃分防地，和平解決，龍軍駐防省城及迤南，胡、張兩軍駐防迤東及東北，唐軍駐防迤西，一面各推代表舉行會議解決政治問題，一面出兵北伐，由各軍公推一人為主將。龍雲表示可以接受，但以遣退黔軍為先決條件，胡、張兩人即於十月九日通電稱：「朝解曲靖之圍，夕請客軍出境」。不料這是胡、張兩人的緩兵計，十日，第三十八軍代理軍長鬍瑛下令解圍退回省城後，他們又電催川、黔兩省增派軍隊來援，因此周西成親自到黃草壩督師，其前鋒進至馬龍，川軍劉文輝部也由鹽津南下占領昭通、會澤及迤西永北、武定一帶，胡、張兩部則移向陸涼、馬街，並約唐繼虞夾攻昆明。十一月四日，龍雲電責胡、張違反成約，勾引外軍蹂躪鄉土，並建議聯名通電下野，以謝滇人。十一日，張汝驥率兵包圍省城。二十三日，龍通電願意下野，以息兵爭。十二月九日，龍軍出城攻克楊林、易隆，十五日追至曲靖，與黔軍及胡、張二軍在廖角山展開了激戰，龍軍大獲勝利，曲靖又一次被圍，霑益於十八日被龍軍攻下，胡、張逃往白水，黔軍中路指揮毛光翔率部退回盤縣，龍軍越境追至火燒鋪、亦資孔一帶。黔軍左路指揮猶國才也在馬街戰敗，由師宗、羅平退往瀘西。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龍軍攻克瀘西，黔軍繞道桂邊退往黔南，龍軍越境追至黃草壩一帶。七日，南京國民政府任龍云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十五日，龍軍攻下曲靖，守城軍黔軍四團、胡、張軍兩團全部被俘。川軍也由會澤、昭通退回敘州，胡若愚隨同退往筠連、高縣。二月十九日，唐繼虞兵敗出走，將迤西軍事交予前大理鎮守使陳維庚，隨後也被龍軍全部解決了。 * * * [1]　在此以前，除寧漢各有政府、黨部唱對台戲外，西山會議派也在上海建立了另一中央黨部，形成「一國三公」的局面。此時該派參加了南京政府，可以公開活動，故在施工建築中的中山陵前舉行所調「中央聯席會議」。 [2]　蔣介石追求宋美齡，是想與孫中山攀上親戚關係，又可以通過宋子文的關係拉攏江浙財閥，所以當時被稱為「政治結婚」。蔣、宋婚約須得宋母同意，此時宋母在神戶有馬溫泉養病，蔣於29日前往探親，接受了加入基督教的條件，婚約得以成立。蔣邀張群一同赴日是為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張群行前竭力保持秘密，不敢公開隨蔣東渡。 [3]　安徽不屬於武漢政治分會的管轄範圍，但自唐軍進駐後，原屬南京系統的黨政組織均已東遷，唐以武漢政治分會名義任命何鍵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 [4]　張國威與程潛同為湖南釀陵縣人，程潛任張為第八軍軍長，令其倒戈驅唐，因此拒絕受調。同時另一醴陵人何鍵也有準備倒戈的流言。 [5]　1927年8月11日，劉佐龍在查家墩司令部擅殺該軍副軍長兼政治部主任耿丹。次日劉出席省務會議時，被唐逮捕，發交軍法會審，所部改編為省防軍。 [6]　當時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唐生智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所屬第一方面軍總指揮由唐兼任，並將張發奎部併入該集團軍編為第二方面軍。 [7]　南昌起義後，張發奎軍由贛回粵，笫十一軍第十師師長蔡廷鍇脫離張、黃，率領該師由浙贛邊境入閩，擁戴陳銘樞、蔣光鼐復任第十一軍正副軍長，因此除南昌起義的第十一軍（軍長葉挺）而外，還有陳銘樞的第十一軍和張發奎手下的第十一軍（軍長朱暉日）。 [8]　根據賀耀祖的反映，他對蔣到南京復職，確實做了一番布置。因此受到蔣的重視，不久升為總指揮以酬其功。 [9]　胡、孫、伍三人於28日抵港，次日轉輪赴歐。2月8日，他們在新加坡中華商會被人槍擊，但未受傷。4月25日行抵法國。 [10]　1926年3月中山艦案發生後，汪精衛負氣出國，由譚延闓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和汪精衛回國，譚的代職並未解除。譚雖半路出家投入國民黨，但因打入最高層，也被列為國民黨的「元老」之一。 [11]　葉開鑫因勾結蔣介石被桂系逐走，蔣非常抱歉，後來幫助他成立第五十二師以資補償。但是這支軍隊並非葉的基本隊伍，無法指揮訓練，葉終於辭職下台。另一方面，鄒鵬振率領第四十四軍移駐武漢後，忽又宣布自願交出武器，化兵為工，而桂系也就以「功成不居，解甲歸農，高風亮節，殊堪嘉尚」等獎勵詞句，給資予以解散。事實上該軍是在桂軍包圍下被強迫解散的。 [12]　雲霧山在大竹、渠縣的交界處，吳佩孚住在山上竹笠寺，他的衛隊又集合有一千餘人住在大竹縣城內。1928年6月17日，駐防廣安的鄧錫侯部羅澤周師派兵渡江攻吳，吳逃往綏定投靠劉存厚。此時四川軍閥都已懸掛青天白日旗，只有劉存厚仍懸五色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