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八十章　北洋軍閥末代統治者袍笏登場

一　張作霖就任安國軍政府大元帥。奉魯軍對地方人民的殘酷剝削。潘復的裁員減政政策。蔣奉閻三角同盟的醞釀 奉軍退出鄭州後，張作霖任命張作相為第五方面軍團長，節制由榆關至石家莊一帶的吉、黑兩省軍隊，並擬從吉、黑兩省繼續調兵防守京漢線黃河北岸。此時奉系舊派吳俊升、張作相仍然主張退回關外，新派楊宇霆則建議與蔣介石停戰議和，問題的關鍵要看閻錫山的態度如何才能決定。於是張作霖放出「和國反共」「聯閻討馮」的空氣，並且恬不知恥地說他是孫中山的老友，一向是贊成三民主義的。 閻錫山早已與馮玉祥結盟為兄弟，此時看見奉軍退出鄭州，便於六月三日改懸國民黨旗幟，五日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一職。他的態度是明朗化了，可是仍舊不夠明朗，他對南方宣稱出兵張家口、石家莊截擊奉軍的後路，對張作霖又稱彼此是多年的老朋友，願意擔負斡旋南北的責任。由於閻所處的地位十分重要，山西代表李慶芳、南桂馨在北京大受優禮。張作霖願意召開國民會議解決時局，企圖與南方保持對等議和的地位，閻則以奉方易幟為先決條件，在這個問題上雙方頗有距離。此外，張作霖願意與蔣、閻合作，而認馮、唐為「赤化分子」，這也是一時談不攏來的原因。 六月十一日，孫傳芳、張宗昌同到北京參加順承王府會議，討論和戰問題。張作相、吳俊升反對投降易幟，主張退守關外，孫傳芳則願戰至最後之一人，張宗昌也不甘心放棄山東。十六日繼續開會時，楊宇霆強調北方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禦南方，各省軍隊必須統一名稱改用安國軍旗幟，一致服從安國軍總司令的命令。孫傳芳無恥地說：「不僅軍事上要服從，政治上也要服從」。於是大家七嘴八舌討論所謂「最高問題」，有的主張推戴張作霖為臨時總統，有的主張仍用臨時執政名義，最後決定仿照孫中山的先例稱「大元帥」，用北方軍事將領公推的形式產生。本來應由年齡最長的吳俊升領銜發表推戴通電，張宗昌插嘴說，「馨遠老弟領銜最為相宜」，而孫傳芳也並不推辭。張作霖望了孫一眼說：「馨帥還有多少兵」？孫自稱還有十三萬人，只要接濟軍餉子彈，繼續作戰毫無問題。張作霖立刻承認撥發孫軍軍餉五十萬元，子彈則可就近向山東領取。接著，他又回過臉來向張宗昌、褚玉璞問道：「你們兩位守得住山東、直隸否？」兩人齊聲回答：「進取不足，退守有餘。」於是張作霖高興地說：「好極了，你們要怎麼辦，我都依從你們就是」。 當天決定，北方鎮威、直魯、五省聯軍各項名義一律取消，以後統稱安國軍，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升、褚玉璞為安國軍第一至第七軍團長。安國軍政府成立後，內閣總理由大元帥任免之。即日由孫傳芳、張宗昌、吳俊升、張作相、褚玉璞、張學良、韓麟春、湯玉麟聯名推戴張作霖為安國軍政府大元帥。張作霖在同一天發出所謂「討赤」通電稱：「海內各將帥，不論何黨何系，但以討赤為前提，不特前此之敵此時成友，即現在之敵將來亦可為友。」這個電報暗示願與蔣、閻二人進行反革命的大聯合。在張作霖的提議下，當天孫傳芳等（張學良除外）重行互換蘭譜結為七兄弟，以加強北方的團結。 十八日，張作霖在懷仁堂就任大元帥，禮炮放了一百零八響。張宗昌邀請孫傳芳共同出面推薦潘復為內閣總理，張作霖即日予以發表。閣員名單如下：外交王蔭泰、軍事何豐林、內政沈瑞麟、財政閻澤溥、司法姚震、實業張景惠、農工劉尚清、教育劉哲、交通潘復（兼）。 這是北洋軍閥末代統治者的班底。這個政府的統治區小得非常可憐，不但山東、河南兩省岌岌難保，就是北京也在風雨飄搖之中。張作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建立起這樣一個小朝廷呢？據說非如此不能提高北方的士氣，而且與南方議和也可以取得對等的資格。其實，張作霖還想以「討赤」為幌子，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退一步保持以黃河為界的南北朝。但是帝國主義的眼光是再勢利也沒有的，它們看見奉系軍閥三分天下已去其二，而南方國民黨新軍閥並不反對帝國主義，在本質上與張作霖之流毫無區別，就有順水推舟、去舊迎新之意。張作霖就職的一天，曾用私人名義函請各國公使到外交大樓舉行茶話，外交團為此舉行會議，討論外交儀式的問題。大家認為：來帖既未提及大元帥就職一事，自無致賀的必要，因此都著常服前往參加。事後外交部補發大元帥就職通知，他們有的回答說，「收到通知一件，當即轉達本國政府」；有的說，「本使業已閱悉」。這樣冷淡對待也是歷屆北京政府所沒有碰到過的。只有日本資本家大倉和大阪《每日新聞》拍來賀電，「大元帥」立刻吩咐登報，這也可以想見當時場面冷落到何等程度了。 孫傳芳、張宗昌參加大元帥的就職典禮後，當天相偕回到濟南。孫傳芳又一次主戰勸進，志在騙餉、騙械。張作霖許給他五十萬元，他所領到的卻只有二十萬元。其實，當時奉軍軍餉也是就地取給的，餉源日益枯竭，在奉軍鐵蹄下的各省人民除繳納一般賦稅而外，還有所謂食鹽捐、討赤捐、地方公債及軍隊強迫使用奉票等等，駐軍所需米麵柴火尚未計算在內。軍官中飽，民怨沸騰，欠餉不發，士氣不振，這一現象在直魯軍方面更為嚴重。當時張宗昌號稱為「三不知」將軍：第一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兵，第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第三不知道他聘用有多少參議、顧問。一九二七年不到一年的工夫，他就用去了軍餉五千餘萬元，還積欠了八、九個月的軍餉無法發放。他在直、魯兩省極盡搜刮剝削之能事，其公開者有山東地方公債二千萬元，「討赤」地畝附加捐一千萬元；直隸地方公債一千萬元，「討赤」地畝附加捐八百萬元；此外還發行了直魯軍用票一千萬元。山東農民無力繳納捐稅，紛紛逃出故鄉，於是官廳頒布了連環具保定期納稅的法令，農村責成田鄰，城市責成街鄰，如果有人逃稅，具保者以「通赤」論罪。張宗昌就是這樣傷天害理地剝削直、魯兩省人民來養活他的軍隊的。他所搜刮的民脂民膏，並非全部用在軍餉和其他事業上，他把直、魯兩省當作私產，公私界限不分，個人盡情揮霍，他為妓女脫籍或者聚眾豪賭，往往一擲數萬金無吝色，他手下的大小軍官也都吃缺吞餉，層層中飽，因此積欠軍餉，兵士們仍然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直魯軍退出江蘇後，孫傳芳的軍隊也退到山東來就食，山東人民更加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於是張宗昌採取了攤發軍餉的辦法，根據當時的核算，每一兵士每月只能攤發軍餉二角五分。在這種情況下，直魯軍有的倒戈投附南方，有的在地方上成為披著軍衣的強盜。他們已經面臨到土崩瓦解的前夕，哪裡還有力量對南方作戰。 張作霖任用潘復為內閣總理，潘復又吸引他的朋友閻澤溥為財政總長，主要都是為了籌款的問題。其實，他們不會有點石成金的本領，所能為力的只是大舉裁員減政，裁來裁去，中央政費每月只留下了八十萬元，而主要支出軍費卻無法加以裁減，當然不能解決問題。潘復收到了許多被裁人員請他吃手槍炸彈的匿名信，嚇得每天上下班要派憲兵淨街，警察放哨保衛，一時傳為笑談。財政部裁來裁去，只剩下了公務員二十人，於是大家公送總長一個「活閻王」的尊號。張作霖還叫號稱「財神」的梁士詒幫助籌款，梁向天津銀行界借款五百萬元，各銀行卻以閉門停業來應付。以上說明，奉系軍閥在財政上也已捉襟見肘，無力繼續作戰了。 張作霖僭稱大元帥後，六月二十五日下了一道「息爭令」，並發出通電說：「本大元帥與中山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兩年之役，均經約定會師武漢，當時在事同志，類能言之。……邦家多難，中山齎志以終，一切建設大端，皆屬後死之責。本大元帥與中山一生宗旨本屬相同，不意過激分子假借名義，宣傳赤化，用是簡率師徒，施行討伐，實以繼中山之志，並非有政見之殊。……凡屬中山同志，一律友視。其有甘心赤化者，本大元帥為老友爭榮譽，為國民爭人格，為世界爭和平，仍當貫徹初旨，問罪興討。」他發出這個電報的目的，在於向南方爭取對等議和的地位，同時還具有聯合蔣閻、對抗馮唐、分化南方的作用。閻錫山也想把蔣介石、張作霖的關係拉攏起來，以造成他個人操縱時局的地位，並使馮玉祥在北方成為無足輕重的人物，因此當時發生了蔣、奉、閻三角聯盟對抗馮玉祥和蔣、馮、閻三角聯盟對抗奉系的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馮在徐州會議上堅決主張繼續北伐，徹底消滅奉魯軍閥的殘餘勢力，並且催促閻放棄國、奉調人的地位，迅速出兵討伐奉系。徐州會議後，馮軍渡河北上，閻為大勢所迫，不得不向正太路出兵。他也學了張作霖對付吳佩孚的一套辦法，不說進攻而說「接防」，請奉軍切勿發生誤會。張作霖對於南方還堅持對等議和，並且提出了把河南交還吳佩孚，山東讓給孫傳芳，奉魯軍撤出以上兩省，請南方停止進攻等具體條件，閻錫山則提出奉軍易幟及取消大元帥名義為先決條件。由於雙方距離過遠，二十八日張作霖派邢士廉再往太原接洽時，閻就託病不見，至此，蔣、奉、閻三角聯盟的計劃無法實現。 二　日軍公開參加中國內戰，協助魯軍平息膠州事變。南北兩軍在津浦線的拉鋸戰。閻錫山出兵占領石家莊。吳佩孚由豫南經鄂西竄往川東 五月下旬，寧方北伐軍占領徐州、揚州後，直魯軍由魯南退往兗州、濟寧、泰安，孫傳芳軍由清江浦、海州退往日照、諸城。北京「大元帥」袍笏登場時，寧方北伐軍右翼陳調元、葉開鑫等進占郯城、沂州，中路李宗仁、王天培等沿鐵路線進抵滕縣。六月十六日，日軍一千五百人由青島開入濟南，孫軍繼續退往膠東。孫軍馬玉仁部在清江浦投南後仍被繳械遣散，鄭俊彥一度到南京秘密接洽，孫傳芳北上時，所派主持軍事的彭德銓也於六月十四日派人向白崇禧接洽，白轉報後，蔣介石任彭為第十九軍軍長。六月二十三日退抵膠東的周蔭人軍發生內變，周被迫下野，所部交陳以燊接收。由於國民黨內部起了分化，寧漢雙方互相備戰，在津浦線上並不積極採取攻勢，因此接洽投南的孫軍意存觀望，直魯軍一度發動反攻，寧軍中路退守臨城、韓莊以南，牽動右翼軍同時退出魯境。 蔣、馮徐州會議後，馮派騎兵第一軍鄭大章部進攻魯西，寧軍同時反攻，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各路均有進展，寧軍正面回占滕縣，右翼再克沂州，魯西馮軍配合左翼新編第十一軍馬祥斌、獨立第五師王金韜等歸附軍占領曹州、鉅野、鄆城、嘉祥、金鄉、魚台一帶。七月二日，孫軍陳以燊忽在膠州宣布接受馮玉祥所委第三十九軍軍長一職，拆毀高密至蔡家莊的鐵路，與在青島的魯軍第八軍祝祥本部[1]對峙，鄭俊彥部也在高密與陳採取一致行動。此時日本公開干涉，青島日領居然警告陳、鄭二人必須迅速恢復膠濟路通車；陳軍進攻青島時，日軍竟協助祝祥本在城陽站進行抵抗，陳軍在南泉被阻不能前進。七月六日，日本首相田中奏報日本天皇，派第十師團長長谷川中將為山東派遣軍總司令，二次增兵山東，大連日軍五千人調來青島，因此青島華商銀行宣布停業，形勢日趨緊張。 膠東事變發生後，張宗昌當面斥責孫傳芳說：「我待你不薄，如果你要取得山東地盤，明人不必做暗事，我可以奉讓」。孫指天誓日地解釋他事前並未預聞，願意帶兵前往討伐，以明心跡。於是張宗昌將膠東孫軍盡數調到濟南來，令其開往津浦路作戰，七月七日偕同褚玉璞、孫傳芳到濰縣，即調白俄軍由岞山向膠州進攻。在這時期，青島日軍三千人強迫陳以燊恢復膠濟路通車，隨即乘車通過陳軍陣線開往濟南，九日陳軍被迫退往諸城，鄭俊彥部仍然回到孫的方面來。 在此以前，田中特使山梨大將到濟南與張宗昌進行密談，當時就有消息說，日軍準備在山東危急的時候，化裝為直魯軍參加作戰。隨後北伐軍又接到日軍在青島定製大批魯軍服裝的情報。一切跡象表明，日本對山東的武力占領，已有箭在弦上之勢。 七月四日，魯軍程國瑞、王棟、徐源泉等部利用鐵甲車為前導，大舉發動反攻，第十軍王天培部黔軍本非精銳之師，由滕縣一路敗退到運河南岸，牽動左右兩翼同時退卻，徐州因而大為動搖。戰爭持續到十三日，寧軍增援反攻才恢復了原有的陣地。此後寧軍與直魯軍在津浦線相持不下，寧軍的士氣仍然十分低落，七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孫、魯兩軍聯合起來利用鐵甲車山東、河南、泰山三號衝鋒前進，發動兩次反攻，又進至徐州附近，同時陳以燊軍退至贛榆縣屬青口地方，又一次發生內變，陳被迫下台，由陸殿臣接統，這支人馬又被孫傳芳收回了。 這個時候，蔣介石被日本出兵山東嚇倒，對所謂繼續北伐喪失了勇氣，同時又把「清黨」、反共和進攻武漢的問題看得比所謂北伐更為重要，因此頗有與張作霖謀求妥協的傾向。但是馮玉祥對張作霖的仇恨心很大，為了防止蔣、奉妥協，除派兵協助寧軍進攻山東外，七月三、四兩日加派孫良誠部吉鴻昌、石友三等軍由孟津、鞏縣、廣武等處渡河，分別占領新鄉、彰德、磁州、大名等地。馮又不斷催促閻錫山出兵討奉，在馮軍長驅而入的情況下，七月十六日閻才派兵由正太路開抵石家莊，另派一部開抵京綏線的柴溝堡。奉晉兩軍在正定至新樂之間分別布防，以滹沱河為界。十八日，晉軍繼續開抵順德。閻雖然被迫出兵，但是事實上是把晉軍橫插在奉馮兩軍之間，一面電請馮軍暫緩北進，一面於十七日派代表南桂馨到北京，力勸奉系改變態度接受三民主義，以便與南方舍戰言和。當天張作霖又一次召集楊宇霆、張學良、韓麟春與到京領餉的孫傳芳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孫表示本人對此無成見，楊、張、韓三人則一致主張停戰議和。二十日，奉系舊派將領張作相、吳俊升、闞朝璽等應召抵京參加會議，由於寧、漢相互火併的形勢日益明顯，孫、魯兩軍在津浦線反攻又有進展，張作霖對停戰問題便又躊躇起來。 馮玉祥在分兵北上、東進的同時，另派方振武、岳維峻、樊鍾秀等部進攻南陽、鄧縣的于學忠軍，以消滅吳佩孚的最後一支力量。吳由登封南行，沿途受到紅槍會的明攻暗襲，好不容易才由賒旗鎮走到南陽，不料馮部追蹤而來，吳留婁雲鶴衛隊旅助守南陽，本人到鄧縣與于學忠見面，打算會合於、馬（南陽鎮守使馬文德）兩部由遂平越過京漢線，取道皖北竄往山東。於的部隊不肯接受這個命令，軍心非常離散，於即自動下台，所部交各旅長自尋生路，吳也離開鄧縣向鄂北逃走。同時，南陽發生兵變，馬文德被馮軍擒獲處死。 七月二日，吳行至新野縣屬灰店時，鄉下地主富農紛紛前來請他書寫對聯，自晨至午寫了一百多幅尚未寫完，張其鍠不耐久等，帶著幾名衛士乘馬先走，走了十多里路就被紅槍會開槍打死。吳痛苦地繼續南行，在竹條鋪渡口找到了三隻小船，人馬尚未渡完，後面槍聲大作，原來駐防襄樊的張聯升已由馮玉祥委任為第三十八路總指揮，他要擒吳立功，派遣騎兵前來堵截，吳的衛隊在中流和在北岸者共約五百餘人全部被俘，吳僅率領二百人連夜向南漳逃走。後來吳取道保康、興山於七月十三日到巴東，楊森派人迎接他移居夔府以東十五里的白帝城。 吳的殘部除寇英傑、田維勤投降奉系外，靳雲鶚由馮委任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劉鎮華也由馮委任為東路軍總指揮。至此吳的殘餘力量完全被消滅了。 三　寧漢雙方備戰，孫傳芳乘機反攻占領徐州。馮玉祥建議召開開封會議解決寧漢爭端。蔣介石通電下野。寧漢代表舉行廬山會議成立合作協定 徐州會議後，蔣介石回到南京積極布置「西征」軍事，準備把進攻山東的責任交給馮玉祥。關於對付奉系軍閥的問題，蔣、馮兩人的意見頗有距離。同一時期，在廣東後方和在長江下游的粵桂系新軍閥，除在「清黨」反共的問題上與蔣一致外，在政治上軍事上卻有另樹一幟的傾向，蔣所收編的各省雜牌軍在津浦路作戰也有再衰三竭之勢。在這些情況下，以蔣為中心的南京政府的所謂北伐和西征計劃，都陷於停頓。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把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和一些依附北洋軍閥的反革命官僚政客都羅致在裡面。以前被蔣逐放的胡漢民，早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回國，此時也在南京做了名義上的國民政府主席。南京外交部長伍朝樞、司法部長王寵惠、上海市長黃郛，都是蔣用以對帝國主義謀求妥協的外交界人物，而英國公使藍浦生、日本公使芳澤也曾先後到上海、南京一帶，於是外間又傳各國即將承認南京政府，蔣黨無不喜形於色。 日本出兵山東後，引起了全國各地的強烈抗議。七月十七日，南京國民政府竟通令取締上海人民的反帝運動，並發布文告稱，對日外交由政府負完全責任，人民只能為政府後盾，切勿與政策相矛盾，其言外之意，當前的政策應當集中力量來反對共產黨，不許反對帝國主義。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各省，掀起了反對汪精衛的浪潮，並把紅帽子套在武漢派軍人唐生智、張發奎、黃琪翔等的頭上。其實，武漢國民政府也已公開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對共產黨人和革命進步人士展開了血腥屠殺。當時所謂寧漢之爭，實質上是國民黨內部爭奪領導權、國民黨新軍閥互相火併、狗咬狗的把戲，談不到政治路線上有什麼不同。 前面說過，由於寧漢破裂在即，七月下旬北軍乘機反攻，前鋒逼近徐州。七月二十五日，蔣到徐州催促馮玉祥加派軍隊來援，馮派鹿鍾麟為東路總指揮，率領兩師投入魯西戰場。但是，由於蔣介石背叛了革命，離開了群眾，所謂北伐戰爭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寧軍形勢日益渙散，蔣又於八月六日沮喪地回到南京，馮軍在魯西也不能有所進展。八日，孫軍占領徐州，寧軍望風而潰，一直退到浦口才停止下來。這是北伐軍自出師以來最丟臉的一次大敗退，蔣介石在這次戰爭中充分表現了畏葸無能。 寧漢對立時期，汪精衛鑒於武漢為四戰之地，想在廣東另闢反革命根據地，指使他的爪牙張發奎率領第二方面軍取道江西回粵。八月上旬南昌起義軍退往撫州後，張部進入南昌，即以追擊起義軍為名繼續向南推進。同時，粵桂系軍人也派兵進駐贛南阻擋起義軍入境。武漢方面，主要由唐生智負責主持東征討蔣，但是黔軍周西成部乘虛占領常、澧，粵系軍隊又已侵入湘南，兩湖局勢也在動盪不定之中。 寧漢雙方在安徽、江西兩省增兵備戰的時候，七月十四日，馮玉祥提出了召開開封會議解決黨內糾紛的建議。他在電報中說：「奉魯軍閥即將倒台，長江上下游忽起內訌，如果內戰發生，前方軍隊撤回，軍閥乘機反攻，武漢南京即將同陷危險。」他建議在最近時期內，選擇適當地點，召集黨中領袖舉行會議（共產黨人除外），對於公認為應當負咎的人，應當服從決議宣布下野，地點以開封為最適中，他願擔保到會者的安全。會議召開前，雙方勿再派兵進入贛、皖兩省。這個電報徐謙、孔祥熙也都列名。 十八日，寧方由胡漢民、鈕永建、吳稚暉聯名回答，一面竭力為蔣介石辯護，一面指斥汪精衛反蔣乃是為個人恩怨，勸汪「勿以蔣為功狗而必烹之」。這個電報出自吳稚暉的手筆，一派小丑諢科口吻，卻並未答覆同意召開會議與否。馮將此電轉達漢方，並於二十二日再電寧漢雙方，主張召開開封會議。 二十四日，漢方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孫科聯名回答，提出四點：（一）聲明武漢中央已於七月十五日決議「清黨」，黨部及政府機關的共產黨人已經退出，現已訓令先由軍隊次及各團體舉行「清黨」，但這是中央自動作出的處理，不必列為條件；（二）中央遷往南京，三月間已經作了決定，現在沒有變更；（三）根據黨章規定，中央會議須在首都舉行，如果寧方同意召開開封會議，此間亦可派員參加，但不必採取會議的形式；（四）如有和平統一的辦法，自不必出於一戰。汪精衛另以個人名義回答說，他手無寸鐵，不能與蔣相提並列，他對蔣只有公忿而無私仇。 八月二日，寧方胡漢民、吳稚暉、鈕永建、李烈鈞致馮一電，說明蔣介石已赴徐州主持軍事，正與馮所提議的放下黨爭一致北伐的意見相符合。這個電報指責汪精衛反蔣為「成竹塞胸」，認為舉行開封會議，不會有所成就。 三日，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唐生智、程潛、朱培德聯名電馮，詳述他們「清黨」反共的經過，主張「南討共黨，北伐奉魯」，如果寧方同意，個人問題無關重要。四日，馮將此電轉達寧方，認為寧漢意見已趨接近，仍然主張速開四中全會，解決黨內糾紛。 八日，蔣介石已由徐州回抵南京，即與胡、李、鈕、吳四人及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等聯名電馮，對於漢方反共一舉表示諒解，認為雙方並無爭執，只有黨務善後問題須待四中全會解決，對於軍事，贊成各方共同出兵直搗幽燕，完成北伐任務。看上去寧漢之爭已因馮玉祥出面調停而大告緩和，因此南京、上海一帶有「寧漢合作」「國民黨大團結」的新標語出現。 馮鑒於寧漢雙方對於開封會議並不積極贊同，又於十一日建議改在長江中游安慶召開執監會議。十二日，蔣等（名單同前）回電錶示同意。但是，蔣介石知道這一時期的整個局勢和安慶會議的召開，對他都是不利的：第一，馮在鷸蚌相持的局勢下擁有最高的發言權，而馮卻是個不甘居人之下的野心家；第二，以何應欽為首的蔣系軍隊對蔣並不忠誠，而蔣所收編的雜牌軍又是一些風吹兩邊倒的牆頭草，蔣的手中並無可用之兵；第三，汪精衛集團堅持「反共倒蔣」，而粵桂軍閥在寧漢對立中又有倒蔣去汪的另一傾向，蔣對粵桂軍閥也無法加以控制；第四，日本出兵山東，北軍乘機反攻，將來進兵北京、天津必然會引起帝國主義者的更大幹涉，蔣對完成所謂北伐完全失去了信心。蔣出身於上海的投機事業，懂得在必要的時候應當採取「拋盤」的手段，才能保全力量，留作下一步加碼反撲的資本。他在署名齊電的當天（八日），人不知鬼不覺地乘夜車到了上海，次日換乘新江天輪由寧波轉赴奉化，並通電宣告下野。 蔣介石突然下野，引起了南京反動集團的極度慌亂，胡漢民終止了安慶之行，並與蔡元培、吳稚暉等到滬躲避政治風潮。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上海市長黃郛和蔣黨政客湧起了一片辭職的聲浪。馮也發表寒電（十四日），假惺惺地表示願與蔣介石同進退。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呈現了樹倒猢猻散的局面，何應欽、李宗仁等也都感覺到惶惶無主，紛紛通電挽留蔣、胡復職。蔣介石以退為進的政治投機手段，果然在一朝一夕之間大奏成效，一個被攻擊的目標，俄然變成了各方面殷切挽留的對象。 蔣離開南京前，第十軍軍長王天培曾到鐵湯池丁園謁蔣，蔣斥責他安坐後方，不到前方指揮作戰，以至士氣不振，應負戰敗責任。王竟反唇相譏，說蔣也不見得經常身臨前敵。蔣盛怒之下，即將王解往三元巷總部秘密處死，派師長楊勝治代理第十軍軍長。至此，貴州軍閥袁祖銘及其大將彭漢章、王天培三人，先後都畢命於彈丸之下。 蔣通電下野後，在南京反動派集團看來，此時的馮玉祥竟是他們的「救命王菩薩」，蔣有電報請他負責主持津浦路戰事，胡漢民等也請他「一柱擎天」挽救政府解體的危機。但是個中情況並非如此。蔣下野前，曾派何成濬、方本仁到山西，以催促閻錫山進攻奉軍為名，實際上是想通過閻勾結奉系，八月十八日何成濬由太原到北京時，就住在奉系新派將領韓麟春的家裡。不久方本仁也接踵而來。蔣曾發表談話，否認派人與張作霖謀妥協，乃是應付馮的假話。他非常希望與奉系罷戰言和，一來可以早日結束戰爭，完成形式上的南北統一，二來可以利用奉、閻的力量牽制馮。蔣對這位「盟兄」的印象從來就不是很好的。 蔣、胡離開南京後，寧軍放棄浦口撤回江南岸，南京至鎮江一線又一次出現了南北兩軍隔江對峙的局面。蔣、桂各軍在共同求存的目標下，不能不保持合作，桂系第七軍由蕪湖調回南京，何應欽也到鎮江布置沿江防務。在這時期，唐生智派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江左軍總指揮，第三十六軍軍長劉興為江右軍總指揮，占領安慶、蕪湖。因此李宗仁、何應欽等聯名電請武漢方面中止東下之師，並派第七軍師長鬍宗鐸赴漢迎接汪、譚等來寧，實現寧漢統一。八月十九日，武漢中央擴大會議又一次議決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往南京，同日黨政發表聯合宣言：「四月中旬，蔣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陷本黨於分裂，今蔣解除兵柄，聽命於黨，李宗仁等復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茲經中執會擴大會議議決，即日遷都南京。」同日，汪精衛、譚延闓致電李宗仁、何應欽，聲明「東下各軍只有急難之誼，若有他圖，豈復人類！請一意渡江作戰，俾收夾擊之效」。二十日，汪精衛、譚延闓、孫科、程潛、唐生智、顧孟余到廬山與寧方代表胡宗鐸舉行會談。汪等電請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親身前來參加會議，由於軍事上的關係，他們不能一齊前來，遂推李宗仁乘濬蜀艦於二十二日到達九江，馮玉祥也派代表劉驥參加。因此，馮所建議的安慶會議改為廬山會議，於二十二日在廬山舉行。李宗仁代表寧方歡迎武漢派到南京，完成黨政統一，並請武漢方面抽調軍隊協助北伐。會議決定：政治方面，武漢政府於九月三日以前遷往南京，與南京政府合而為一，推譚延闓、孫科先到南京布置（譚是當時武漢政府的主席）；軍事方面，第六軍全部東開，第十三軍陳嘉祐部由贛入皖，唐部江左、江右兩軍則向皖北進攻，會同寧方軍隊先肅清津浦路南段的孫魯軍，然後合力進攻山東。 四　孫傳芳軍渡江反攻南京，大敗退回。靳雲鶚又被馮玉祥免職，兵敗逃出河南 八月二十四日，譚延闓、孫科、李宗仁乘濬蜀艦前往南京時，在大勝關附近江面發現有大批民船載運軍隊渡江，兵士服裝與南軍不同。兵艦用旗語詢問，對方不能回答，即開炮施以轟擊，對方也用機關槍、步槍還擊，戰鬥中民船被擊沉者十餘只，兵艦亦中彈受傷。同一天，陳調元乘澄平輪由南京到蕪湖，剛巧碰上這幕武劇，即令所率軍隊開槍助戰，對方除落水溺死者外，紛紛向下游急駛逃走。 原來寧方北伐軍退回江南岸後，孫傳芳軍於八月十七日開到浦口，並派一部占領南京上游江寧鎮。此時孫軍尚有五、六萬人，改編為十個師，即第二師段承澤、第三師上官雲相、第七師梁鴻恩、第八師崔錦溎、第九師李寶章、第十師鄭俊彥、第十一師馬葆珩、第十二師陸殿臣、第十三師王淼、第十四師劉士林（十二、十三兩師均系周蔭人殘部）。孫到蚌埠後，鑒於津浦線上南軍一擊即潰，國民黨寧漢兩派軍隊在蕪湖附近互相戒備，寧方蔣桂兩系又不合作，認為是他重整旗鼓、恢復舊山河的絕好時機。當時奉魯軍已經決定聯合進攻河南，並無南下渡江作戰之意。八月二十一日，張宗昌到北京後，報告蔣介石下台及孫軍占領浦口的情形，張作霖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津浦線軍事完全交孫主持，另派渤海艦隊助攻吳淞以張聲勢，奉魯軍則仍按照原定計劃進攻河南。當天奉魯軍將領聯名通電，威脅閻錫山卸下國民黨旗幟，交還所占直南各縣，並將京漢線讓出以便奉軍南下作戰。這時，奉系軍閥認為南方弱點日益暴露，前途大有可為，又放棄了與蔣、閻謀和的計劃，而想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了。 孫軍擬定計劃分由浦口、揚州、江陰三處渡江，前兩路集中進攻南京，後一路截斷滬寧路並向上海進攻。海軍事前聯繫保持中立。不料第一路在大勝關附近渡到中流時，即提早電告「強渡成功」，於是孫下令二、三兩路同時渡江，孫自己到六合建立總部，指揮各軍大舉渡江反攻。 二十五日，孫軍一、二兩路渡江占領烏龍山、棲霞、龍潭、鎮江。英國艦隊曾炮轟獅子山炮台及滬寧車站，另有英艦四艘駛入吳淞炮台前方兩千米內，此外尚有各國艦隊六、七艘停泊江北都天廟附近七壕口、八壕口一帶，顯然具有掩護孫軍渡江的意圖。 南京方面，二十四日以前，對於孫軍占領江寧鎮以及偷渡長江的這些情況，竟然一無所知，接到陳調元的電報後，才倉皇布置應戰。二十五日，何應欽再到鎮江布防，第七軍也由南京出發，一、七兩軍在危急關頭表示了消除嫌怨、共同禦敵的態度。二十六日，孫軍第二路劉士林部又乘江面大霧由划子口渡江，海軍背約施以阻攔，曾使孫軍受到損失，但仍強渡成功，向龍潭、棲霞一帶集中。此時第七軍由西而東，第一軍由東而西，與渡江孫軍在龍潭附近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孫軍死傷極多，江中到處浮屍漂流，龍潭高地兩側屍體遍地，腐穢之氣熏天。二十九日，白崇禧由上海帶兵趕來增援，孫軍被迫退集江邊為背水之陣，一直打到三十日晚十時，孫軍除有一部分乘小火輪逃回北岸者外，大部分都被包圍殲滅。 孫退回蚌埠後，力促魯軍增援鞏固江北的陣地，張宗昌仍然假口河南軍情緊急，無力兼顧，孫軍不得不於九月上旬繼續放棄浦口、烏衣、揚州、泰興、泰州。 孫軍敗走後，一、七兩軍將繳獲槍支各擴編為三個軍[2]。九月十四日，何應欽派兵在上海北站專車中逮捕了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解往南京訊辦，據稱「賴世璜屢次作戰，畏葸不前；孫軍退後，逗留滬上，剋扣軍餉，不肯渡江追擊，因此奉軍委會命令，予以免職拿辦」。後來該軍縮編為中央獨立第一師，改任熊式輝為師長，賴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被處死刑，執行槍決[3]。九月二十日，何又派兵解散杭州、松江一帶的第三十一軍，據稱「該軍軍長鄭紹虔原系白寶山部旅長，孫軍渡江時擬為內應，因此奉軍委會命令，予以解散」。鄭逃入上海租界未被捕獲。 孫軍渡江時期，馮玉祥因為奉魯軍準備兩路進攻河南，並且據報靳雲鶚勾結孫傳芳、張宗昌，準備倒戈內應，因此派鹿鍾麟為東路總指揮，在歸德布防阻止魯軍西進。九月六日，馮突然下令免去靳的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一職，據稱：「靳一面向玉祥要挾巨餉，一面在其轄地內扣留稅收。臨城危急時，令其率部赴援，則假口彈藥不足，當經撥給，並令前方部隊均歸節制，則又按兵不動，以致徐州失守。鄭大章已占濟寧，梁壽愷已抵大名，均因援兵不動，相率引退。靳與張宗昌、孫傳芳勾結，商定蘇皖歸孫，直魯及北京屬之二張。張、孫二逆均派代表常川駐在漯河。靳扣留漢鄭往來列車，進兵考城，企圖截斷隴海路線。又在許昌、臨潁、長葛、漯河勾結紅槍會匪，在漯河召集會匪開會，謂靳、張、孫三人可以統一南北，人民應團結起來打倒反對三人之一切勢力。月余以來，捏造謠言，謂開封失守，玉祥失蹤。靳所部不過二萬人，冒稱十二萬，冒領款彈。玉祥為大局計，即日罷免靳雲鶚本兼各職，以馬軍長吉第兼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秦軍長德純副之。該員應閉門思過，力改前非，仍當念其前勞，隨時錄用。幸勿怙過不悛，終身莫逭，致負本總司令曲予矜全之意。」 次日，靳回答馮電稱：「此次駐軍京漢路，不即東進，系防止我公異圖，鞏固黨國根本。中經我公數番督促，均皆電呈政府（指武漢政府），請賜明示。奉令改鶚部為中央直轄第八方面軍總指揮。鶚遲未就職，無非為保全革命戰線，委曲求全。我公顛沛流離，造成今日之地位，果具最後之覺悟，鶚仍本初衷，不為己甚。惟希慎處，並盼教益。」 馮、靳決裂後，唐生智採取了中立調和的態度，十五日發表通電稱：「據報告，第二集團軍與中央直轄第八方面軍偶因誤會，遽起衝突。煥章同志（馮）年來為黨奮鬥，孤軍萬里，險阻備嘗。薦青同志（靳）反吳討奉，堅苦卓絕，不為威屈利誘。兩公皆黨國干城，望忍小嫌，捐除成見。」 以前吳佩孚在河南未下台的時期，靳本來是堅決主張聯馮討奉的，現在馮卻說他勾結奉、孫，蓄謀叛變。馮雖然下令解除靳的職務，但未給以嚴厲處分，正和吳佩孚對付靳的手腕相同。唐生智的態度顯然是左袒靳的。這些問題，當時很難理解。其實，靳根本是個毫無定見的投機軍閥，當初沒有取得河南地盤，他就反吳反奉；現在投到馮的旗幟下仍然不能滿足他的願望，他就把對待吳的態度對待馮。馮在寧、漢對立的局勢下是暗中支持寧方的，唐生智利用靳拆馮的台，自系題中應有之義，所以馮、靳之爭與寧、漢之爭具有不可分的關係。馮軍由陝西出兵河南以來，先後吸收了吳佩孚殘部和劉鎮華的鎮嵩軍，號稱三十萬人，仍用「國民軍聯軍總司令」的名義，並未改稱第二集團軍。馮所吸收的雜牌軍，只求保全自己的地盤地位，都不願意接受調度。當時在豫西、豫南一帶的李雲龍、樊鍾秀、魏益三等部，對馮也都抱有不滿情緒，甚至馮所直接指揮的第三方面軍總指揮方振武，也與武漢派勾結，被委為中央直轄第九方面軍總指揮。這些情況，說明馮軍在河南的地位並不鞏固，不能集中力量向奉魯軍展開積極的進攻。 九月六日，馮軍由孫良誠擔任北路、孫連仲擔任南路，向靳軍總部駐在地郾城進攻。靳本來不是戰將，從六日到十二日，馮軍先後占領許昌、臨潁、郾城、西平、遂平、密縣，靳由周家口向東逃走，所部由馬吉第接收投降馮軍。由於靳軍迅速被削平，河南反馮各軍來不及同時發動，唐生智則因兵力集中下游，也無餘力兼顧河南。後來靳果然到北京投降了張作霖，被委為安國軍第九方面軍團長，說明馮指斥他勾結張、孫軍閥不是無因的。 五　閻奉關係破裂，晉軍先勝後敗。涿州圍城戰始末。馮魯兩軍在隴海線上的拉鋸戰。南京北伐軍在徐州與馮軍會師 孫傳芳軍渡江反攻失敗後，國民黨寧漢之爭並未解決，寧方軍隊無力在津浦線發動追擊戰，河南又有馮、靳之爭，因此張作霖於九月十五日召集孫傳芳、褚玉璞到北京舉行會議，討論對付南方的問題。會議決定，對津浦線南段及長江北岸採取守勢，奉魯軍由京漢、隴海兩線向河南進攻，先以壓力趕走在京漢線上的晉軍。 閻錫山自改稱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出兵京綏、京漢兩線以來，仍與張作霖保持聯繫，並不進攻奉軍。由於國民黨內部分化，蔣介石宣布下野，奉系對南方的態度轉為強硬，九月下旬晉軍第三軍徐永昌部先後撤出石家莊、順德，集中獲鹿、井陘，以避免與奉軍發生衝突。京綏線上，奉軍第九軍軍長高維岳在柴溝堡、張家口、宣化設立了三道防線，晉軍第一軍軍長商震也在天鎮、陽高、大同設立了三道防線，事實上是各守防地，彼此互不侵犯。 九月二十七日，張作霖派於珍到豐鎮檢閱軍隊，於珍乘車經過大同時，商震疑為向晉北進兵，即將前線柴溝堡到西灣堡的一段鐵路拆毀，於珍被擒，奉軍立即派兵增防，一度引起衝突。二十八日，由北京開往大同的火車在張家口折回，張家口以西電報不通。於珍被解往太原，大同以西的奉軍被晉軍包圍繳械。山西駐京代表南桂馨、李慶芳因為晉、奉關係突然惡化而避往東交民巷，蘇體仁未及逃走被捕。張作霖打電報給閻，希望釋放於珍，修復京綏路，停止軍事行動。閻還回答說，這是局部誤會，已令綏遠當局負責處理。其實，到了這個時候，晉、奉恢復關係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閻任命商震為北路總指揮，徐永昌為南路總指揮，兩路進攻奉軍。二十九日，京漢線晉軍回到石家莊，在滹沱河南岸布防，與正定奉軍隔河相持。十月一日，晉軍渡河占領正定，四日占領新樂、定州。京綏路晉軍十月二日占領柴溝堡，三日占領沙河，四日占領宣化，五日占領張家口。南京國民政府於四日下令討伐奉系。 張作霖對閻切齒痛恨，在十月二日的討閻通電中歷舉上年奉軍進攻南口，援救晉軍解除大同之圍，而閻以怨報德，擬即親自督師，與之一決雌雄。奉軍在京綏路以懷來為第一線，南口為第二線；在京漢路以望都為第一線，保定為第二線。張作霖到懷來與奉軍將領舉行會議，任命張作相、湯玉麟為京綏線總副指揮，調動吉、黑兩省軍隊增援，總部設於康莊；又任命張學良、韓麟春為京漢線總副指揮，三、四兩方面軍均由德州調回京漢線，總部設於保定。閻錫山也於十月七日到石家莊督戰，並與馮玉祥商定「協同作戰大綱」，晉軍擔任京綏、京漢兩路，馮軍則分兵三路向徐州、濟寧、大名進攻，派鹿鍾麟、劉鎮華、孫連仲分任東、中、北三路總指揮。十月七日，鹿鍾麟由開封馳回歸德布置作戰任務。馮電請南京國民政府迅速派兵由津浦路北上夾攻徐州。 晉軍一出馬就打了好幾次大勝仗，這不是晉軍的戰鬥力優於奉軍，而是奉軍的兵力來不及集中，不得不縮短戰線，藉以保全實力。從十月七日奉軍發動反攻以來，到十七日為止，在京漢線上占領定州、正定、石家莊，在京綏線上占領宣化、張家口、柴溝堡，恢復了晉、奉兩軍開仗前的原有陣地。但是晉軍第四師師長傅作義組成挺進軍占領涿州，並分兵出沒於北京周圍密雲、古北口、三河、門頭溝、長辛店一帶，北京大受威脅，因此十月十五日北京宣布戒嚴，涿州的攻守戰也在同一天開始。傅作義是蔣世傑守信陽、劉玉春守武昌、楊虎城守西安以後又一次出現的守城將軍。奉軍竭盡全力攻打涿州，張學良移駐高碑店指揮，並派飛機散發傳單勸降。奉軍所用攻城大炮多至四十餘尊，城內經常中彈起火。奉軍步兵衝鋒前進，守城軍卻用手榴彈、手提機關槍等武器沉著應戰，不斷予以擊退。涿州是北方著名的囤糧區，城內存糧很多；城池堅固，明朝末年未被李自成攻破；城內設有小型兵工廠，每日能造手榴彈二百餘顆；城西又有暗道可通紫金關、易州，對外聯絡未斷；這些都是涿州城利於堅守的原因。守城軍經常突圍出擊，這種行動不但可以截斷京漢路的交通，而且北京也受到一定的威脅，所以奉軍視為附骨之疽，一連發動三次總攻，被牽制的兵力近三萬人。十月二十七日，張作霖下了第四次總攻擊命令，限於三天內攻下，把萬福麟的第八方面軍、張學良的衛隊旅和鄒作華的重炮兵團都調來攻城。奉軍集中飛機、坦克和步騎炮兵十一個團的力量，自朝至暮猛攻不已，守城軍非至兵臨城下不發一彈，動作時手榴彈、手提機關槍、步槍「萬弩齊發」，使攻城軍受到重大的損失。有時城牆被轟開一個缺口，守城軍隨即加以修補，攻城軍仍然無法衝殺進去。守城軍在城牆腳根掘有地道，既可作為避彈之所，又可用以出城進行突襲。到十一月一日，涿州城屹然無恙，氣得張作霖要親自出馬攻城，經左右竭力勸阻才罷。 從十一月二日起，奉軍停止地面進攻，準備在城北范家坡一帶挖掘地道攻城。張作霖一面命山西旅京同鄉派代表到涿州城內招降，一面由張學良、韓麟春致電閻錫山，表示決不侵犯山西，希望和平解決。十六日，北京紅卍字會派員入城接洽，放出婦孺四百餘人。十七日，奉軍炮毀東南角城牆二丈余，步兵衝鋒前進，這是奉軍對涿州城的第五次總攻擊，仍被守軍擊退。閻錫山通電痛斥奉軍用毒瓦斯攻城，張作霖則聲辯為煙幕彈而非毒瓦斯。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傅作義為軍事委員會委員以資鼓勵。十二月二十二日，奉軍又一次發動進攻，城中存糧已盡，閻錫山同意傅作義與奉方進行停戰談判，因此傅與奉方代表郭瀛洲及北京各慈善團體、世界紅卍字會、山西旅京同鄉會等代表舉行談判，最後決定仿照三國時代關羽「降漢不降曹」的辦法，將所部挺進軍改編為國防軍，直接受陸軍部的指揮，永不參加內戰。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出城到松林店與當時進攻涿州的主將萬福麟相見，即偕同到保定會晤張學良，九日又到北京會晤張作霖，張氏父子都設宴招待，極表欽佩之意。十二日，涿州城由奉軍和平接收，守城軍七千人改編為第三十六師，以白儒清為師長，移駐通州。涿州守城共達三月，守城軍傷亡僅五百人左右，但是人民受害的程度卻遠比軍隊為嚴重：城內繁盛市區南北大街共有商店二百七十四家，全部毀於炮火；民房被毀者在十分之八以上。居民按戶分配糧食，糧盡時以酒糟為食，並拆卸門窗以供炊爨之用。各戶均掘有地窖為防空、避彈之所。奉軍打進城內的炮彈最多的一天曾達五千餘發，人民死傷很多。 涿州戰爭雖然和平解決，但是奉系軍閥從來是不講信義的，後來又將這支軍隊由通州分批調往呼蘭及滿洲里一帶，改歸吳俊升指揮（三月八日），隨即予以遣散。傅作義則被留在保定清理該軍欠餉。四月二十五日，張學良發還改編欠款三萬元，並派副官迎接傅同往邯鄲觀戰，傅就用這筆來款買通副官和汽車司機脫身逃走，由天津到上海轉回山西去了。 當晉、奉兩軍在京漢線上作戰的時期，馮、魯兩軍也在隴海線上大動干戈。十月十一日，魯軍由碭山以西楊集進攻馬牧集，此時馮軍中路劉鎮華部擔任由蘭封、考城進攻菏澤、定陶一線，所部旅長姜明玉忽與魯軍師長潘鴻鈞勾結，倒戈內變，拆毀蘭封至李八集的一段路軌，並誘擒馮軍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鄭金聲，解往濟南獻俘，馮軍前後方驟然失去聯絡，因此陷於極大混亂。十月下旬，魯軍先後占領歸德、民權、蘭封、考城，前鋒直逼開封。鹿鍾麟繞道鹿邑、柘城逃回開封，所部突圍退往皖北。馮急調孫良誠部回援，到十一月三日，才奪回歸德，據報這一戰役俘獲魯軍萬餘人，其中有白俄軍五百餘人，並奪獲鐵甲車四輛。這次馮軍大敗之後轉為大勝，其中也穿插著一幕倒戈內應的故事。原來鹿鍾麟部由歸德南退時，在虞城被圍的第五十三師王鴻恩部（原國民軍第二軍岳維峻部）未及偕同退走，即向魯軍第三軍軍長程國瑞投降。程將該部改編為安國軍第二七方面軍獨立第五師，並於十月三十日調往蘭封駐防。馮軍反攻時，王師忽又倒戈內應，因此魯軍大敗，放棄蘭封、歸德，退回馬牧集的原有陣地。馮升任王鴻恩為第三十七軍軍長，並通電錶揚王在虞城死守八晝夜和用詐降計取得勝利的功勞。 張宗昌接到蘭封大敗的消息，於十一月六日槍決被俘的馬祥斌、鄭金聲和勾結南方的第二艦隊司令吳志馨以泄忿[4]。 此後馮、魯兩軍在歸德、碭山之間進行了拉鋸戰，吳佩孚舊部張敬堯在魯軍中擔任第二軍軍長，在隴海線作戰，于學忠擔任第三十軍軍長，在皖北亳縣、渦陽一帶作戰，靳雲鶚也到徐州與張宗昌相見。十一月二十六日，馮軍在定陶一役生擒了魯軍師長潘鴻鈞，潘因傷重身死。十二月二日，馮軍反攻碭山又獲大勝，前鋒逼近徐州。 馮軍在隴海線苦戰時期，曾約南京國民政府同時出兵津浦線南段，以收夾擊之效。此時寧漢局勢日益惡化，十月中旬南京國民政府派出少數軍隊渡江，在明光以南與孫傳芳軍相持，並未展開攻勢。直至十一月八日才開始行動，九日占領明光，十一日占領臨淮關，十六日占領蚌埠。孫軍一度利用鐵甲車反攻沖至滁州附近，但因後路有被截斷的危險而迅速撤退。十八日，孫軍又退出固鎮，堅守宿縣、夾溝一帶。十二月四日，馮軍由隴海線進攻徐州，孫軍曾分兵救援，但因津浦路寧方北伐軍追蹤而來，到十六日孫、魯兩軍終於不支向北撤退，十六日寧方北伐軍占領徐州與馮軍會師。 * * * [1]　祝祥本與張宗昌同為掖縣祝家村人，他的伯父對張有舊恩，所以張提拔他繼畢庶澄之後為第八軍軍長。張宗昌所用軍政官史大多為掖縣同鄉，如省長林憲祖、財政廳長杜尚，禁菸總辦姜瓖、黃河水利局長林修竹、膠澳督辦趙祺、軍長程國瑞、王棟，方永昌、杜鳳舉、滕殿英、軍需總監祝仞千等。 [2]　南京國民政府發表命令，誇稱龍潭之役俘敵五萬餘人，獲槍四萬餘支。軍委會（蔣下台後以軍委會為最高軍事指揮機關）31日捷電，則稱與孫軍三萬餘人血戰七晝夜，俘敵萬餘人，繳槍二萬餘支。白崇禧捷電又稱，孫軍渡江者共有六師二混成旅，革命軍斃敵萬餘人，繳槍四萬支。孫軍退後，何應欽、李宗仁解除軍長兼職，改用一、三兩路總指揮名義。第一軍擴充為劉峙的第一軍，顧祝同的第九軍，後來併入錢大鈞的第三十二軍共為三個軍；第七軍擴充為夏威的第七軍，胡宗鐸的第十九軍，後來成立陶鈞的第十八軍也是三個軍。 [3]　賴世璜被處死是由於熊式輝的陰謀陷害。 [4]　同時被俘者尚有劉鎮華的兄弟劉茂棠，張宗昌用走馬換將的方法換回了被馮軍俘獲的魯軍督戰司令史鳳池。鄭金聲被殺後，1932年9月3日，韓復榘指使其侄鄭繼成刺殺張宗昌，與陸承武刺殺徐樹錚一案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