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九章　白色恐怖籠罩南北

一　蔣介石背叛革命的過程。汪精衛回國由滬赴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突發，上海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國民黨新軍閥對工人展開了血腥屠殺 上海工人起義占領上海的一天，奉系青年將領張學良、韓麟春通電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張作霖、楊宇霆鑒於孫傳芳、張宗昌相繼失敗，前途形勢不佳，曾表示願與馮玉祥棄怨修好，並授意北方「元老」王士珍、趙爾巽等發起和平運動以測驗南方對停戰議和的反應。二十五日，張作霖在順承王府召開緊急會議，會後指示張宗昌退出津浦路南段，保全實力，集中兵力於徐州，同時挽留顧內閣打消辭意，以免北京陷於無政府狀態。 二十七日，北伐軍分別由鎮江、南京渡江占領揚州、浦口，津浦線直魯軍在明光、臨淮關建立了兩道防線，其大部兵力則已集中徐州，明光以南沒有魯軍的蹤跡。根據這一形勢，北伐軍本來可以長驅而北，徹底地消滅孫、魯各軍的殘餘勢力，但由於帝國主義炮擊南京以後，外交形勢非常緊張，國民黨內部又有寧、漢之爭，彼此互相戒備，北伐軍事便又陷於停頓狀態中。 前面說過，帝國主義一面採取武裝干涉政策對中國人民和南方革命軍百般進行恫嚇，一面又從革命內部尋找新的工具來分化和破壞中國的革命戰線，帝國主義炮擊南京事件就是用來向北伐軍示威，使之軟化低頭的一套手腕。果然蔣介石被帝國主義的大炮嚇倒了，三月二十四日他由南昌到了蕪湖，即托駐蕪日領致電南京英、美領事，表示北伐軍對英、美兩國毫無敵意，本人即到南京解決此案，請其停止炮擊。隨後他又覺得自己不便出馬，改派南京軍事長官負責與外國艦隊司令進行談判，本人於二十五日乘楚同軍艦離蕪赴滬。 蔣到上海後，外間便有第一軍第二師師長劉峙將派兵解除工人武裝的傳言。二十八日，上海總工會代表趙子敬見蔣查詢虛實，蔣還滿口表示，工人糾察隊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斷無加以摧殘之理，如有流氓搗亂，一定從嚴究辦，你們盡可放心。 其實，蔣介石本來是「假革命」，此時已經下了舉行反革命政變的決心。他早年從事上海交易所的事業，精通投機取巧的竅門，後來以「左派」的面目騙得了孫中山的信任，派往蘇聯考察，回國後被任為黃埔軍官學校校長。 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即廖仲愷被刺後的三個月，國民黨右派林森、鄒魯等以廣州外交代表團的名義到北京後[1]，與居正、謝持、張繼、戴季陶、吳稚暉等在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所謂「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公開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當時參加者被稱為「西山會議派」，這是國民黨內右派公開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一個開端。一九二六年元旦，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通過決議表明了擁護三大政策的立場，譴責並制裁了西山會議派。此時蔣還沒有揭開「左派」的假面具，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廣州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革命軍的建立是不能設想的，他必須繼續隱藏在革命陣營里，培植自己的個人勢力，以便進一步篡奪革命的果實。 但是，他的密友戴季陶卻在同一時期發表了反共、反革命的理論，蔣的黨徒王柏齡、繆斌、賀衷寒等在「戴季陶主義」的指導下成立了反動的「孫文主義學會」，說明當時蔣是在玩弄兩面手法，口唱革命而暗中布置反革命的工作。後來他的狐狸尾巴逐漸地露出來了，同年三月十八日，他派爪牙歐陽格傳達命令，召喚海軍局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將中山艦開到黃埔候用，軍艦開到後，蔣黨散布「共產黨陰謀暴動」的謠言，於二十日宣布臨時戒嚴，斷絕省內外交通，派兵分別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東山蘇聯顧問辦事處和住所，逮捕了李之龍和各軍中的共產黨員五十餘人，扣留了黃埔軍校及第一軍中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員，強迫他們退出第一軍。這就是當年蔣所策劃的反革命陰謀「中山艦事件」。這一事件是瞞著當時的假左派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去乾的，因此汪忿而稱病請假，由譚延闓代行主席職務。 蔣介石發動這一事變的目的，在於排斥共產黨員，把第一軍的軍權收攬在自己手裡。他知道，如果把這一反共陰謀徹底地執行下去，就會公開地違反孫中山的遺教而為國民黨左派所唾棄，同時，革命軍中還有不少共產黨員骨幹，不可能在很短時期內一網打盡，因此他又聲明「聯俄政策不變」，並對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的「二次全代會」表示了憤慨的態度。他又解散了他所卵翼的「孫文主義學會」，釋放了李之龍，這些動作，使得當時局外人對於他的政治態度，是右是「左」，還捉摸不定。 同年五月十五日，他在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大會上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主張限制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的部長，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擔任執行委員的名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等等，於是他排斥共產黨和篡奪國民黨黨權的野心又一次暴露出來。 在這時期，毛澤東等共產黨人主張對蔣的叛變陰謀加以反擊。當時蔣在各軍中羽毛尚未豐滿，而工農群眾又都堅決地站在共產黨的一邊，只要發動起來，蔣的陰謀就會被揭穿，這一反擊是有必要而且可以取得勝利的。但是由於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強調「團結」、反對鬥爭的妥協政策，削弱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力量，助長了蔣介石的反革命野心。 同年六月，廣州政府決定出師北伐，蔣又竊踞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重要位置。在北伐軍事進行中，他的本領不過像北洋軍閥一樣，只是用升官許願的辦法，師長升為軍長，軍長升為總指揮，把那些一貫與人民為敵的反動軍閥從敵人的隊伍中吸引過來。因此，不少軍閥當其走投無路的時候，只要降附南方掛上革命軍的旗幟，就可以保全其地位權力，並且可以繼續幹著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勾當。 此外，蔣在軍事上既無出奇制勝之功，又乏衝鋒陷陣之勇。他自己出馬在江西打了大敗仗，只是由於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所領導和在他們的政治影響下的軍隊，在兩湖和江西戰場上表現了驚人的英勇，由於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群眾一致行動起來配合作戰，北伐軍才能在各個戰場上取得勝利，把革命勢力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來。 北伐軍占領南昌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蔣到了南昌，即以「整理江西黨務」為名，派他的爪牙段錫朋為「中央特派員」，把江西各級黨組織內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排斥出去，一面收買流氓、地主及一切反動派組織人AB團（反共團體），作為反革命活動的骨幹。一九二七年元旦，蔣在南昌召集會議，非法決定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這是他在江西建立另一「中央」以圖反抗武漢中央的具體措施。當然，蔣不走向人民的一邊，就要走向帝國主義的一邊。就在這個時期，他派戴季陶到東京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又通過王正廷等勾結英、美帝國主義，而各帝國主義卻也看中了這個可以利用的新工具，便派大買辦虞洽卿秘密到南昌，準備用借款六千萬元收買蔣介石充當反共、反人民的大劊子手。在帝國主義者看來，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正和一九一二年的袁世凱一樣，是「弱國中的強人」，如果把他拉過來，就可以事半功倍地破壞中國革命。前面說過，東西方帝國主義對於南方革命勢力的分析，認為南方革命陣營內存在不同傾向的左右兩派，主張分別對待，這說明了帝國主義與蔣介石之間早已心心相印，不難一拍即合。 此後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日益露骨，二月二十日成立了以西山會議派李烈鈞為主席的江西省政府，三月七日嗾使爪牙殺害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吉安總工會委員長梁一清。江西省黨部早被AB團首領段錫朋篡奪了領導權，三月十六日南昌市黨部又被強迫解散改組。在蔣的親自主持下，AB團糾集流氓打手組織了暗殺機關，西山會議派、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紳橫行一時。同一時期，九江總工會被解散，安徽總工會和省黨部被搗毀，杭州總工會被幫會流氓搗毀並拘去職工三十餘人，杭州工人糾察隊被解散。正如日本電通社所報道的，在蔣力所能及的地方，竭盡全力迫害革命人士，形成了與北洋軍閥統治區毫無二致的政治恐怖氣氛。 武漢國民黨左派早已看出蔣介石的反革命傾向，但是為了早日完成北伐，避免內部分裂，一再採取了姑息容忍的態度。三月十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漢口舉行時，通過了抑制獨裁、提高民主的決議，並於二十一日成立了中央軍事委員會以限制蔣介石濫用總司令職權。四月六日，武漢國民政府分任蔣介石與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一、第二兩集團軍總司令，在第一集團軍下面設立了四個方面軍，以何應欽、程潛、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總指揮。 帝國主義增兵上海和炮打南京的時期，蔣介石正和張作霖一樣，深深感覺到帝國主義不是好惹的，如果不和它們妥協，莫說完成北伐不可能，就是長江流域也將保守不住。二十六日，他到上海的一天，即向帝國主義聲明：「在現階段內，決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北伐軍對於外僑將盡力保護，對於南京事件決不使其擴大。」果然帝國主義另眼相看，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當天送去特別通行證一件，允許蔣介石隨帶衛士十人通過租界。在上海這個國際市場的環境下，蔣介石更加便利地與帝國主義、洋行大買辦和封建大地主進行黑市交易，日益走上了反人民、反共的道路。四月二日，他唆使國民黨右派小丑吳稚暉攻打頭陣，在當天舉行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全體大會上提出了「檢舉」共產黨的呈文。四月三日，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蔣還通電錶示「服從汪主席，本人專心軍旅，戮力北伐」。 就在同一天，在滬黃埔軍校同學發表了宣言，嚴正聲明他們決不做個人的工具，始終一致向左轉，服從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這個宣言雖未直接觸及蔣介石，但非無的放矢，其字裡行間可以看見，他們已經察覺到這位校長有利用軍校學生作為個人工具，逐步向右轉的趨勢，並且具有反抗中央和篡奪黨權、政權的決心。 在此以前，由上海市民選舉產生的上海臨時市政府委員，已由武漢政府批准補加任命，定於三月二十九日就職，蔣介石公然去函令其暫緩辦公。蔣還發表一系列的關於外交方針的言論。這些情況，說明蔣所謂「專心軍旅」完全是欺人之談。 四月五日，陳獨秀、汪精衛發表了「聯合宣言」，這個宣言並無一字指責反革命的陰謀，因此助長了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政變的勇氣。可是反共小丑吳稚暉對這個宣言還表示不滿，在當天舉行的國民黨聯席談話會上發表了公開與共產黨為敵的言論。 同一天，漢口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蔣介石即日赴寧，專任軍事，勿得在滬發表外交主張，勿得接受帝國主義口頭上或文字上之通牒，以使外交統一。但是，蔣介石早已不肯接受武漢中央的命令了。三月二十三日他在南昌時，曾經指使西山會議派和AB團分子召開所謂「護黨大會」，公開表示了反對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態度。他到上海後，繼續策動各省反動派惡毒地攻擊武漢國民政府，同時進行了反共「清黨」的初步活動。四月三日，蔣黨在福州舉行所謂「擁蔣護黨大會」，除排斥共產黨員外，還公開叫囂擁護蔣介石「在軍事時期行使全部職權」，這就不是什麼「護黨」，而是把國民黨化歸烏有，代之以蔣介石的個人軍事獨裁。 四月五日，蔣黨捏造「江蘇六十縣公民代表會」的名義，通電主張遷都南京。六日，蔣命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派兵到上海製造路局，查封了革命軍總政治部，並逮捕了政工人員十九人。八日，蔣黨成立了「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篡奪了上海民選政府的政權。在這時期，東路軍前敵總部政治部主任陳群奉蔣命派員檢查各報稿件，從此反動派要登什麼稿件就登什麼稿件，要不登什麼稿件就不得登載，而各報所登的都是從政治部發布出來的一些反共、反人民的稿件。當時論者認為：自從辛亥革命以來，反動派箝制上海新聞界的言論自由，孫傳芳的手段比袁世凱更厲害，而蔣介石的手段又比孫傳芳厲害得多。北洋軍閥只是限制各報不許登什麼，蔣介石卻進一步壓迫報紙要登什麼；北洋軍閥用停止郵寄的手段來威脅各報，蔣介石卻建立了對各報的檢查制度。 在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中，各省人民群眾對反革命派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南昌自蔣介石去後，四月二日，學生舉行遊行示威運動時，封閉了教育廳，將廳長程天放綁送百花洲總工會收押；三日，舉行南昌市民大會時，又將程天放和一些AB團分子戴上紙帽遊街，市民拍手稱快。由於AB團首領段錫朋誣陷革命青年，慘殺民眾領袖，南昌工人採取革命行動搗毀了反動派所包辦的省黨部，解散了流氓糾察隊，並將省黨部反動分子逮捕起來，聽候武漢國民政府處理。五日又改組了右派所把持的省政府，由朱培德擔任主席，並以共產黨員朱德為公安局長。至此江西又回到革命的陽光照耀下，反革命派銷聲匿跡，革命派占了上風。 浙江方面，三月三十日杭州總工會職工被流氓、軍警逮捕後，市民舉行罷工、罷課，與反動派公安局長章烈進行了鬥爭，四月二日被捕者終於獲得釋放。四月九日，寧波防守司令王俊派兵逮捕了總工會委員長王鯤等，並組織流氓打手搗毀了總工會、市黨部、農民協會及《民國日報》。十日，寧波工人舉行大罷工，市民舉行遊行示威抗議這一暴行，王俊公然下令開槍打死工人一人，男女學生各一人，受傷者達數十人。 此時各省人民紛紛組織法庭審理土豪劣紳，四月一日長沙成立了人民法庭，五日槍決了反動軍官李右文，十一日槍決了著名劣紳文妖葉德輝。總的說來，當時蔣介石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大本營，已由南昌移到上海，而以浙江、福建為其外圍，湘、鄂、贛三省則成了革命形勢繼續高漲的地區，而以武漢為其核心。 汪精衛回國後，仍以「左派」的姿態出現。他向新聞界題字寫出了能夠迷惑人的一句話：「革命的往左來，不革命的滾出去！」他建議於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來解決國民黨內糾紛，取得蔣的同意後，即於四月六日啟程赴漢。 蔣與國民黨右派分子決定，在四中全會召開前，對於武漢國民政府的命令，如認為「有妨害黨國前途」者，一概不予接受。同時在軍政機關及各團體內，首先執行所謂「清黨」政策。對於工人糾察隊及人民武裝力量，則主張由總司令直接管轄，否則不能任其存在。當蔣介石的一切反革命陰謀布置就緒後，即於八日宣布了上海戒嚴令，並派桂系新軍閥白崇禧與第二十六軍軍長周鳳歧為上海戒嚴正副司令，叫他們按照計劃執行，本人即晚到南京去了。 但是，蔣、白兩人終究作賊心虛，不敢明目張胆地下令解散工人的武裝力量，他們卻商就了一套更加惡毒的計劃，叫周鳳歧於十一日晚執行戒嚴命令，斷絕市內交通。十二日清晨，就有大批幫會流氓臂纏白布工字（黑字）臂章冒充工人，蜂擁到閘北總工會開槍搗亂，而二十六軍兵士則偽裝前來調解，乘勢騙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這齣假戲演來漏洞百出，以致「欲蓋彌彰」。例如奉命執行任務的軍官孟荻洲，在其報告中公開指斥工人糾察隊為「敵人」，而白崇禧則虛偽地聲稱：「革命軍對於工人負責予以保護。近有反動分子搗亂，為了保障工人利益，暫時予以繳械。」他在當天所出的布告中又說：「本早閘北工友大肆械鬥（指流氓進攻糾察隊），本總指揮特派隊將雙方肇事工友武裝一律解除，以維持地方秩序」。陳群所發布的命令又有不同的說法，據稱：「上海總工會自起衝突，特組委員會調查起釁原因，設法秉公辦理」（擬將總工會改組為魚目混珠的黃色工會）。又稱：「地痞流氓受敵賄買，潛伏工界內，愚弄工友，煽惑罷工，希圖擾亂後方，破壞國民革命」。 這天從上午四時到九時，南市、閘北、浦東、滬西、吳淞、江灣等處槍聲四起，被繳械的工人糾察隊共有十四處，其原駐地點均被軍隊占領。在一陣突然而來的腥風血雨中，工人被打死和打傷的達一百餘人。上海工人階級看見他們所歡迎的打著革命旗號的軍隊，忽然變成了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其殘忍毒辣的手段，較之以前直魯軍和孫傳芳的軍隊，有過之而無不及，無不悲憤異常。正午十二時，上海市民和工人在閘北青雲路舉行了群眾大會，到會者五萬餘人，議決擁護總工會，要求發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支。當群眾出發遊行經過湖州會館時，一齊奮勇沖入，奪回了總工會的會址。南市華商電車公司工人首先舉行罷工，抗議反動派殘殺工人的暴行。全市各地都有群眾大會表示抗議。南市市民代表到龍華請願恢復工人武裝時，在傾盆大雨下堅持三小時不退。上海學生聯合會派代表前往東路前敵總部質問白崇禧，白避而不見。十三日，白就溜到南京報「功」去了。 蔣介石本是上海青幫流氓出身，他所糾集的流氓打手就是幫會中人。他們的頭目黃金榮、張嘯林在事變前一天發出通電，對共產黨極盡污衊之能事，公開承認他們「邀集同志，揭竿而起，斬木為兵」。流氓起事是從租界衝出來的，兩租界宣布特別戒嚴，配合這一行動。事變發生前，國民黨右派張靜江，在四月十日致汪精衛的函中瘋狂叫囂反共，卻在字裡行間暴露了上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的陰謀詭計。右派國民黨中央監委鄧澤如、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陳果夫八人在十一日致汪的電報中，除對共產黨狺狺狂吠外，還公開指責武漢聯席會議（聯席會議為國民黨中執委與武漢國民政府委員的混合組織）為「非法」。事變發生後，張靜江、蔡元培等十三日都到南京參加下一步驟的討論。以上情況，充分說明了「四一二」反革命風暴，是帝國主義、新軍閥、黑幫流氓、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的合謀，蔣介石就是用革命工人的鮮血來向帝國主義獻禮的。 四月十二日，蔣、白新軍閥在閘北華興路組織了「上海工人聯合會」，總工會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十三日，總工會號召全市工人舉行大罷工，上午十時在青雲路召開了示威遊行大會，遊行時沿途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反動派軍隊」「交還工人武器」等口號。下午一時，遊行隊伍在寶山路與二十六軍第三師兵士發生衝突，經過半小時才停止下來，工人犧牲者一百餘人。同日，南市工人遊行到南車站時，也遇到二十六軍前來鎮壓，開槍打死工人十餘人，傷者數十人。 十四日，陳群、潘宜之（白崇禧的秘書長）等以「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的名義接收了上海市黨部、上海臨時市政府。此後，上海一切工會組織和進步機關團體，都被反動派查封，工人領袖被屠殺。但是，上海工人並未被蔣介石的屠殺政策所嚇倒，此後仍在秘密活動與堅持鬥爭之中。正如毛澤東所說：「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2]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在江、浙兩省許多重要城市同時進行的，這就戳穿了反動派所捏造的「工人械鬥」「自起衝突」的無恥謊言。接著，十四日廣州也爆發了反革命政變，在緊急戒嚴狀態之下，反動派調動大批軍隊分向各民眾團體進攻，工人糾察隊被解散，但是廣九、廣三、粵漢三大鐵路工人，在農民軍的援助下，與反動軍隊展開了一場血戰，十五日全市電話不通，交通斷絕，商店閉市，槍聲四起。廣州公安局長鄧彥華在所出布告中毫不掩飾地說：「奉總司令（蔣）訓令，迅將共產黨分子全行逮捕，並將各工友糾察隊勒令解散」。廣州的工人組織與各地有所不同，總工會是反動的黃色組織，共產黨所領導的是工人代表會。廣州工農群眾和革命青年雖然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強弱懸殊的情勢下，被捕的工人、學生近一千人，死傷者達數千人。十五日，反動派成立了廣州特別委員會，其第一議案就是通過了「清共案」，所以廣東的血腥恐怖比其他各地區更早實現。 二　張作霖派兵搜查蘇聯大使館，捕去大批共產黨員，李大釗等二十人壯烈犧牲。日本水兵在漢口行兇殺人。帝國主義艦隊在長江流域連續開炮製造血案 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前些時期，北方發生了扣留俄員和搜查俄使館，逮捕大批共產黨員的一系列的暴行，表明南北軍閥同屬一丘之貉，正在互相進行著反共、反人民的罪惡競賽，向帝國主義者爭功奪寵，以爭取對他們的支持。 三月一日，國民政府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夫人布朗乘俄輪巴米亞列寧那號，由漢口經過浦口時，與同行的蘇聯通訊員三人被直魯軍捕去[3]，五月三日被解往北京審理。 四月六日，奉軍三百餘人取得了北京公使團的允許，進入使館界搜查蘇聯大使館舊俄國兵營，捕去了蘇聯工作人員十六人及李大釗等中國優秀兒女三十五人。除蘇聯大使館外，中東路局駐京辦事處及遠東銀行也都受到搜查，執行任務的奉軍還乘機劫走了一些生活用品。這一事件的執行者是奉系軍閥，教唆者卻正是帝國主義。它們不再談國際公法、「條約神聖」以及什麼「使館界不可侵犯」的鬼話了。許多西人有的圍觀稱快，有的攝取鏡頭。領袖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還編造一套理由說，蘇聯與中國政府簽訂了平等條約，不在辛丑和約國之列，因而公使團對這一事件不能加以阻止。八日，公使團一度舉行會議，公推領袖公使假惺惺地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認為中國軍警侵入東交民巷，搜查使館界內房屋，殊非正當之舉。荷蘭公使一面致送抗議，一面又在口頭上解釋說，這是官樣文章，實際上我們是同意你們這樣辦的。 四月七日，天津軍警搜查法租界的蘇聯駐津機關，事前法國領事接到法國公使的電話指示，同意照辦。同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及俄國商團奉派前往蘇聯領事館，出入人員均被搜查，蘇聯駐滬總領事向領事團提出抗議，捕房自知理屈，只得詭稱自從北京查抄蘇聯機關以來，上海反蘇空氣非常緊張，因此派遣商團巡捕前來加以保護。 搜查蘇聯使館事件發生後，除蘇聯代辦於七日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外，十日蘇聯政府又將抗議文交與中國駐蘇代辦鄭延禧，並提出：（一）立即撤退使館軍警，（二）釋放被捕館員及貿易局人員，（三）歸還武官室搜去文件，（四）歸還被劫物品。在未得滿意答覆前，蘇聯政府擬即撤回駐華代辦及全館人員。說來可笑，這位代辦壓根兒不相信國際間竟會發生此等蠻不講理的事情，更不相信北京政府敢於派軍警到使館界逮捕大批中外人員。他主觀地回答說：「中國政府決不會幹這樣的事，想必是土匪所為。」這句話傳到北京來，生平最忌別人提到「土匪」的張作霖，不由得暴跳如雷地大罵：「外交人員怎麼如此混蛋！」嚇得顧維鈞急忙發電嚴斥鄭延禧：「何得不問情由，擅發荒謬議論！」事實上，此時北京外交部窮得幾乎不能舉火[4]，工作人員情緒低沉，對於這樣一件大事，事前竟未發電指示如何應付，所以責任不在鄭延禧的方面。十九日，蘇聯代辦齊愛爾尼克率領全體館員三十餘人回國，臨行未向外交部辭別，而顧維鈞也未派人前往送行。張作霖本來是要撤換那位大發謬論的鄭延禧的，後來又怕蘇聯將乘此承認南方政府而不再同意北京政府另派使節，因此這一「外交官失言案」便不了了之。 公使團雖然同意了搜查蘇聯大使館，但是中國軍警久不撤退，他們卻又認為足以損及使館界尊嚴和他們的在華特權。二十一日，英、美、法、意、日五國公使會同派兵接收了蘇聯使館附屬地，而不再談什麼「蘇聯不在辛丑和約國之列，我們不便過問」的鬼話了。 奉系軍閥組織了軍事特別法庭，派何豐林為審判長，安國軍軍法處長顏文海為主席法官，審理被捕華人一案。四月二十八日判處李大釗、譚祖堯、謝伯俞、鄧文輝、鄭培明、莫同榮、李昆、姚彥、張伯華、閻振三、楊景山、范鴻劼、謝承常、路友於、莫華、吳平地、陶永立、方伯務、李銀蓮（女）、張挹蘭（女）二十人以絞刑，即日執行。此外尚有四人被處十二年有期徒刑，六人被處徒刑二年。李大釗臨死神色不變，和他一同犧牲的同志們也都表現了中華民族優秀兒女捨身成仁的偉大氣節，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芒萬丈的記錄。在這批革命先軀為人民事業而貢獻出他們的生命的時期，不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進步人士引為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當時還有不少黨內外人士受到李大釗的堅持真理、主張正義的精神所感動，有的事前盡力援救，有的協助料理身後事[5]。因此，奉系軍閥這一喪心病狂的屠殺，沒有能夠挽救他們滅亡的命運，徒使他們在人民群眾當中更加孤立，而在革命者方面，悲憤化為力量，更加加深了對反動軍閥的仇恨，加強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正義鬥爭。 奉系軍閥搜查蘇聯大使館一舉，當時認為是受了英帝國主義的指使。此案發生後，北大教授離京避難者達二十九人，致使該校陷於停課狀態。當時反蘇、反共成了國際間的一股逆流。五月十二日，倫敦警察搜查蘇聯駐英商務機關，捕去辦事人員多名。同一時期，日本也在大捕蘇聯僑民和本國進步人士。 與南北軍閥進行反共、反人民罪惡活動的同時，帝國主義在長江流域仍然到處逞凶肆虐。緊接英、美艦隊炮轟南京之後，又發生了日本水兵行兇殺人的漢口慘案：四月三日，漢口日本水兵二人乘坐人力車不給車資，路人代抱不平，幫助人力車工人追趕水兵到日本酒店附近，日兵大岡勝芳竟然抽出刺刀刺死人力車工人一人，因此群眾更為憤慨，大家圍攏來與兇手及從酒店裡跑出來的日本商人、水兵發生鬥毆，結果日兵六人及助戰的日商四人被群眾扭送總工會處理。隨後就有日本水兵二百餘人登陸，用機關槍掃射市民三次，共計死十餘人，傷五十餘人。事件發生後，日租界加堆沙包封鎖交通，對於界內居民大肆搜查，如被認為形跡可疑，立即逐出界外。日本工廠、銀行、鋪店一律停業，日僑二千餘人全部移居日本軍艦或商輪上。中國軍隊則在與日租界毗連處施行緊急警戒，加強保護外僑，並向總工會提回被捕日人予以釋放。 長江下遊方面，帝國主義艦隊開炮逞威的暴行不斷發生。四月八日，英艦在鎮江附近開炮八十餘發，岸上炮台兵房盡被擊毀。十五日，美艦經過南京駛往下游，沿江守兵因為江面施行戒嚴，囑其停駛接洽，該艦突向南京、浦口兩岸各開炮二發，鼓輪疾駛而去。五月二日，英艦在江陰長岳港開炮三十餘發，擊死軍民六人，傷二十七人。同日，又有國籍不明的軍艦在澄、常、通三縣交界的十二圩地方開炮擊死居民十人，傷二十餘人。五月一、二兩日，美艦又在江陰開炮，死傷多人。 上海方面，截至四月中旬止，外國軍隊增至四萬人，其中英軍一萬五千餘人，美軍六千人，日軍五千人，法軍三千人，此外為意、葡、荷、西等國軍隊。長江各地外僑都已集中到上海，租界周圍布有鐵絲網、沙包等防禦工事，夜間十時即將交通斷絕。總之，這個時期帝國主義對於它們所仇視的武漢國民政府，是採取撤退僑民和經濟封鎖的辦法，使之因財政破產而倒台，對於它們所要勾引的新軍閥，則「在壓力與大炮伴奏下進行談判」，以促其舉手投降。 對於炮擊南京一案，四月十一日，英、美、日、法、意五國聯合向國民政府提出：（一）懲辦負責軍官；（二）南軍總司令用書面道歉，並擔保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三）賠償撫恤。它們在牒文中用威脅的口吻聲稱，倘無圓滿答覆，則將採取「認為適當的手段」。在交涉的過程中，英、美兩國最為橫蠻無理，日、法兩國則表面較為緩和，一方面由於日本自認為在中國有特殊的地位，在對華外交上應當居於指導地位而不願尾隨西方國家之後；另一方面，此時日、法兩國觀察形勢，寧願躲在後面，讓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矛頭指向英、美兩國，以便等待時機，從中取利。 四月十五日，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以復文送致漢口美國領事，承認賠償南京美國領事館在北伐軍占領南京時所受的損失，對於受傷的美國人給以適當的賠償；關於懲辦負責長官的問題，應俟調查後處理；同時應當調查美艦開炮後中國方面所受的損失。最後聲明：國民政府對於南京美國領事館遭受侵犯表示歉意，但是切實保證外僑安全，主要問題在於廢除中國與列強之間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準備派代表與美國進行談判。 同一時期，北京公使團又在討論增兵華北的問題。日本決定派遣第一艦隊來華，美國決定增兵六千人，英國決定增派一旅保護華北僑民。外交團決定在北京、天津兩處駐兵二萬以保護使領館和兩地僑民的安全。 由於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北伐軍事陷於停頓，北軍乘機反攻，四月上旬孫傳芳軍占領揚州、靖江，同時直魯軍也在津浦路配合反攻進抵浦口，南北兩軍便又形成了隔江對峙的局勢。 三　武漢國民政府罷免蔣介石，開除其黨籍，並下令嚴緝歸案究辦。武漢北伐軍出兵河南占領鄭州。直魯軍退出徐州。日本政府召開東京會議討論增兵來華問題 汪精衛在上海的時候，建議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議，解決黨內糾紛。四月十日汪抵漢口後，蔣介石隨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因此武漢中委都不願前往南京，南京會議不能如時召開。十二日，漢口國民黨左派聯名通電痛斥蔣介石反人民、反革命的嚴重罪行。十七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罷免蔣的總司令職務，並開除其黨籍，通令嚴緝歸案究辦，所部第一集團軍改歸軍事委員會直轄。十八日，蔣介石、胡漢民、吳稚暉等在南京成立了另一國民政府，從此武漢革命派與南京反革命派唱起對台戲來，鬥爭更尖銳了。 當時武漢國民政府在軍事上處於奉系軍閥與南京新軍閥的兩面夾攻之中，蔣介石還聯合川、黔、粵、桂等省反動軍閥分途向兩湖地區進攻。在經濟上，帝國主義各國對武漢地區採取了物資封鎖的政策，中國資產階級也採取了現金逃避的手段。四月十七日，武漢國民政府被迫頒布了「現金集中」命令，禁止現洋、現銀出口，試圖挽救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商業紛紛停閉，物價瘋狂上漲。針對這些情況，武漢國民政府必須繼續出兵，首先打倒當前最足以威脅武漢安全的敵人，擴大革命根據地，才能解除軍事上和經濟上所受的雙重壓力。當時馮玉祥所率國民軍已經進入豫陝邊界，屢次約請北伐軍會師鄭州，而吳系靳雲鶚軍抗奉失敗，奉軍步步南移，因此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出兵河南與馮軍會師，首先向張作霖進攻。 奉軍自四月三日占領許昌後，靳雲鶚接連發動了三次反攻，都被奉軍擊退，師長劉培緒被擒，奉軍於四月中下旬連續占領臨潁、郾城、西平、遂平。此時河南人民因為不堪忍受北洋軍閥的殘酷壓迫，紛紛投入武裝暴動，四月二十六日，豫西紅槍會進攻洛陽，與鎮嵩軍激戰了四晝夜，紅槍會退後，鎮嵩軍在偃師、洛陽、新安一帶屠洗了五十四個村莊，人民被殺者達二千餘人。豫北彰德、衛輝一帶也有農民武裝「天門會」三十萬人與奉軍為敵，奉軍雖然占領了河南大部地區，卻處於風聲鶴唳之中。 武漢軍出動後，四月二十七日，唐生智、張發奎兩部進入河南占領駐馬店。馮玉祥於五月七日進駐潼關，所部連克靈寶、陝州、澠池，鎮嵩軍退往洛陽。劉鎮華投降馮軍，被委為東路軍總司令，但因所部張治公主張投降奉系，劉被迫下野逃往運城。五月十日，張治公到鄭州乞援，奉軍決定西進，因此在鞏縣的吳佩孚又有不能立足之勢。此時吳部田維勤已經投降奉系[6]，王為蔚、王維城、陳文釗各部均已潰散，所余第三師張席珍、第四師閻治堂及衛隊婁雲鶴旅共二萬餘人分駐汜水、鞏縣、偃師三縣。奉軍西進時，吳的幕僚張其鍠、張方嚴都主張到南陽與于學忠會合[7]，吳卻不願離開鞏縣，還隨口作答說：「你們先走，不必管我。」五月十二日，吳部在汜水被奉軍繳械，吳只得率領婁旅離開鞏縣向南退走。不料剛走了十多里路，就遇到紅槍會漫山遍野殺來，責問吳佩孚舉辦苛捐雜稅，徵用軍糧，發行流通券及軍用票，殘酷剝削河南人民，今天不算清這筆賬休想過關。吳部左衝右突苦戰了兩晝夜，十五日才殺出重圍逃往登封。 五月二十一日，張作霖召見了吳的駐京代表樊鼎，說道：「吳二爺怎麼弄到了這樣的地步？到南陽還是暫住嵩山？怎麼一個字不給我，也不給你一封信？我很相信他，他卻老是不相信我！我本來打算出巡河南和他見面，北京城的老百姓聽說我要離開北京，他們就慌張起來了，趙老帥因此急出病來。」[8]即命左右打電話問趙的病好了沒有。隨即接下去說：「如果吳二爺到南陽去，我派專車送你回河南，你對他說，我張作霖始終和他吳佩孚合作，即使他沒有一個軍隊，我也和他合作到底。」其實，此時張作霖還肯抽出工夫來和吳打交道，原因是吳還有于學忠的一支軍隊，想叫他率領於軍反攻襄樊，以牽制武漢北伐軍的後方兵力。但是吳已經是斷了氣的死老虎，而張作霖也無法挽救他最後失敗的命運了。五月十七日，武漢北伐軍占領西平、上蔡，前鋒到達周家口後，即分兵向開封、鄭州兩地進攻。在這時期，善於投機的閻錫山已經改稱國民革命軍晉綏聯軍總司令，宣布服從三民主義，並向娘子關出兵，武漢國民政府任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因此奉軍後路也受到嚴重的威脅。在這些情況下，奉軍決定縮短戰線退守黃河北岸。五月二十七日馮軍占領洛陽，二十九日武漢軍占領許昌，三十日占領鄭州，六月一日武漢軍與馮軍在鄭州會師，至此河南戰爭以奉軍敗走而告結束。 武漢北伐軍進攻河南的時期，長江下游北伐軍也分三路渡江，由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分任總指揮，一路於五月十五日在大勝關渡江占領浦口，一路於二十一日在鎮江渡江占領瓜洲、揚州，一路於二十日在蕪湖渡江占領巢縣、定遠，配合壽縣第三十三軍向蚌埠進攻[9]。孫傳芳軍退往海州，直魯軍退往徐州。直魯軍第十五軍軍長馬濟（前桂系軍閥的驍將）在定遠陣亡。盧香亭又一次由天津到海州勸告孫傳芳倒戈進攻徐州，或者乘虛奪取青島、濟南，孫的態度仍然動搖不定，因此盧又回到天津去了。 此時張作霖正在河南撤兵，同時電令張宗昌保全實力撤回山東。五月三十日南京北伐軍占領徐州，也正是武漢北伐軍占領鄭州的一天。南京北伐軍在津浦線上並未經過激烈戰鬥，僅在十天左右就由浦口攻入徐州，一來由於他們沒有遇到北方最強大的敵人，二來北方主力軍奉軍在京漢線被擊潰，直魯軍不得不迅速撤退，以免突出被殲。 北伐軍占領鄭州、徐州後，本來可以乘勝北上直趨北京、天津，完成北伐任務，但是蔣介石又在這時布置所謂「西征」軍事，使北方軍閥得以苟延殘喘，日本帝國主義得以利用時機出兵山東。當時日本政府忙於布置所謂「山東應變」問題，一面由旅順調兵兩團「增防」濟南，一面另派一混成旅由青島登陸分布膠濟路沿線一帶。日本首相田中派山梨大將於五月三十一日秘密由東京到瀋陽，調查奉系所存的軍事實力。後來山梨於六月十四日到北京會見了張作霖，二十四日到濟南會見了張宗昌，即由田中召回東京。田中早已於五月十七日電召駐華外交官及駐軍司令回國舉行對華問題的會議。六月十四日芳澤公使應召回國。同時參加會議者有關東長官兒玉、關東軍司令武藤、外務省次官森恪、亞洲局長木村、駐華公使芳澤、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等。會議於六月二十日開始，七月七日閉蔣。這次會議稱為「東方會議」，在外相官邸召開，所討論的主要是增兵來華及對付張作霖的問題。 在這以前，美國總統曾建議各國駐華公使，在必要時期可以由北京遷往天津，英國贊成這個建議，日本則表示反對，因此北京外交團議決一面向南北政府要求將京、津兩地劃出戰區之外，一面決定聯合增兵來華「保護」京、津僑民。六月二日，南京外交部長伍朝樞致電日本兼外相田中，武漢外交部長陳友仁致函漢口日本總領事高尾，抗議日本增兵山東。北京外交總長顧維鈞雖也在同一天向芳澤公使提出了同一內容的抗議，但那只是一篇敷衍應付的文章。在此以後，全國各團體紛紛通電抗議日本出兵，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矛頭又由英國轉而指向日本了。 四　夏斗寅叛軍進攻武漢被擊退。長沙反動軍官發動馬日事變。馮玉祥召集鄭州、徐州會議調和寧漢爭端。武漢國民黨的動搖和叛變。八一南昌起義爆發 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即不斷指使粵、桂、川、黔四省軍閥出兵進攻兩湖，同時勾結兩湖反動軍人為內應，企圖裡應外合地顛覆武漢國民政府，消滅革命力量。蔣任命劉湘為第五路總指揮，楊森為第五路前敵總指揮，令其出兵進攻鄂西。楊森軍由川東出發，於五月五日占領歸州，並向宜昌進兵。駐宜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早已接受蔣的指示，五月七日佯為戰敗，將宜昌讓予楊軍，即率所部順流而下。九日，楊軍重入宜昌後，派兵將總工會、農民協會等革命團體解散，並大舉搜殺工農幹部和革命人士。十三日，夏軍在嘉魚登陸後，隨即發出反共通電，聲稱向武漢進軍。此時武漢主力軍開往河南作戰，後方異常空虛，夏軍既恃四川軍閥為後盾，又約劉佐龍舊部省防軍為內應，十七日該軍逼近紙坊時，武漢大為震動。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口，留守武昌的葉挺師與武漢工人糾察隊立即開赴紙坊應戰，將夏軍擊退，武漢得以轉危為安。葉挺的鐵軍在保衛大武漢的戰役中又一次顯示了戰無不克的威力，而工人的武裝組織在革命危急關頭所表現的英勇氣概，曾使當時的敵人感到震驚。 當時長江上遊方面，袁祖銘殘部黔軍李燊被蔣介石委任為第四十三軍軍長，五月十一日開抵巴東宣布反共，貴州省長周西成被委任為第二十五軍軍長，由黔東出兵湘西，劉湘的川軍也在動員待發。夏軍由紙坊沿粵漢路南退後，蔣即收編為新編第十軍。蔣並不諱言勾引軍人舉行叛變的這些事實，二十二日向日本東方社記者談話，承認劉湘、楊森、夏斗寅等舉兵反共，乃是奉有他的命令；二十四日在丁家花園召集駐寧各軍代表訓話，又稱國民政府日內即將下令討伐武漢。 緊接夏斗寅叛變後，長沙又發生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這一事變是由駐湘五個團長周榮光、李殿臣、許克祥、王東原、張敬兮歃血為盟發動的。五月二十一日晚，駐防長沙的許團突然進襲總工會、農民協會等團體，與工人糾察隊發生了激烈戰鬥，徹夜槍聲不息，到次日天明，工人武裝才被解除，戰事停止下來。反動派隨即大舉逮捕共產黨人，禁止人民集會遊行，並組織所謂「救黨委員會」為反革命的指導機關。這一事變是在蔣介石的策動下，暗中主持者則為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此時唐生智的主力軍開往河南作戰，後方僅留少數部隊，當時何鍵雖然尚未公開暴露其反革命面目，但是楊、夏叛變與「馬日事變」都曾得到他的支持。「馬日事變」後，二十三日他在信陽發出通電錶示共鳴。當時長沙的工農革命團體和工人武裝力量雖被叛軍摧毀殆盡，但是長沙附近各縣以及湖南全省的革命武裝仍然具有非常強大的實力，因此革命和反革命展開了極其劇烈的鬥爭。二十三日，湘潭農軍圍攻縣署，株州、易家灣、湘鄉各地農軍萬餘人在姜畬聯合起來整裝待發，長沙附近各縣工農義勇隊約期五月三十一日反攻長沙。反革命方面，何鍵派留省部隊在南門外猴子石設防，並命許克祥率領所部第三十三團向湘潭出擊，但因兵力無多，長沙形勢陷於混亂，商店閉市停業，一直到二十八日才有少數商店開門應市。根據當時的情況，反革命的勢力並不強大，如果農軍聯合進攻，長沙是可以攻打下來的。但是武漢共產黨中央掌握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手裡，他們害怕一與反動軍隊決裂，就將驅使武漢國民黨及其所屬軍隊與蔣介石合流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因此阻止了對長沙的進攻。在陳獨秀的影響下，革命武裝處在被動挨打的地位，分別被叛軍擊破，只有瀏陽義勇隊二千餘人因為沒有接到命令，於三十一日單獨發動進攻，進抵小吳門、瀏陽門外[10]及陳家壠、楊家山一帶，一時旌旗蔽野，呼聲震天，槍聲四起，隨後也因孤軍深入，後無應援而失敗了。 當時湘、鄂、贛三省是革命形勢高漲的地區，湖南更居重要。「馬日事變」前，湖南農民協會會員擁有五百一十八萬人，在農村中建立了革命的農民政權和農民的武裝力量，打倒了土豪劣紳，摧毀了反動軍閥的政治基礎。城市的總工會和農村中的農協，形成了革命力量的兩大支柱。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正確地分析了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具體情況，科學地指出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武裝農民的必要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則力圖把動搖不定的國民黨投機派留在革命陣營里，因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並且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工農武裝。這種政策並沒有換來什麼東西，只是助長了反革命的瘋狂氣焰，把革命事業引向了失敗。 「馬日事變」後，被國民黨右派占領的湖南省黨部取消了土地改革，逃往省外的土豪劣紳紛紛回省，長沙又恢復到北伐前軍閥統治的黑暗時期。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張翼鵬[11]及全體省務員均電請辭職。在此以前，武漢國民政府派譚平山、彭澤湘、鄧紹芬、陳公博、周鰲山五人為「査辦員」，來湘查辦「馬日事變」一案，他們行抵岳州後，因為赤手空拳無法進行工作，武漢國民政府便又改派第三十六軍副軍長周斕帶兵回湘查辦。武漢國民政府和當權軍人，對於這次叛變採取了曖昧不明的態度，力求「化大事為小事」。查辦結果，雖然所謂「救黨委員會」被解散，凡列名為委員者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反動軍官張敬兮受到撤職處分，但是叛變的骨幹許克祥僅記大過一次，周斕到省時許部移駐湘潭，湖南當局還派員前往宣慰以安其心[12]。 緊接長沙「馬日事變」之後，五月二十五日，貴州周西成以「反共」為名派兵占領洪江，廣東錢大鈞師之一部進抵南雄，三十日楊森的反動軍隊逼近仙桃鎮。六月五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也開始轉向反革命，下令宣布南昌戒嚴，停止工農運動，並釋放蔣介石爪牙程天放等。這位投機善變的軍閥，打著「歡送共產黨人出境」的旗號，押解省市黨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負責人出境，同時查封了工、農、學各團體，派兵進攻農民自衛軍，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六月上旬，黔軍李燊部占領澧州，楊森軍重入沙市，夏斗寅軍襲占大冶。在這陰霾四合、山雨欲來的時候，武漢國民黨雖然還不敢公開反共，但已開始動搖，他們頒布了限制工農群眾活動的若干法令，力圖保全舊的秩序，對於反動軍閥的叛變，或者採取了大事化小的態度，或者置之不問不聞。 北伐軍占領鄭州後，馮玉祥在寧、漢對立的局勢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汪精衛、譚延闓、孫科等為了要把他拉到武漢方面來，請他到鄭州召開會議，討論當前急待解決的問題。馮想保持局外中立，推稱豫西秩序尚未恢復，本人無法分身，於是武漢國民政府派鄧演達到潼關，迎馮到鄭州，汪、譚、孫三人則於六月八日偕同徐謙、顧孟余、唐生智和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等，先到鄭州等候。次日馮到後，即在會議上提出了調和寧漢一致北伐的意見，希望武漢進行「分共」，武漢國民政府負責人除願出洋休息者外，均到南京加入蔣記國民政府，使兩政府合而為一。十三日，會議結束後，武漢國民政府任命馮為河南省政府主席，並以馮部將領劉郁芬為甘肅省政府主席，與馮接近的于右任為陝西省政府主席。十六日，又下令組織開封政治分會，以馮為主席，管轄豫、陝、甘三省。武漢國民政府將河南地盤讓予馮軍，命令唐生智、張發奎各部退回武漢，以此交換馮的合作。同時，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唐生智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該集團軍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黃琪翔為第四軍軍長，朱暉日為第十一軍軍長，賀龍為暫編第二十軍軍長；原第一集團軍一、二、三、五各方面軍仍歸軍委會直轄。此時武漢國民黨當權派雖未公開發展到全面反共的程度，但已走上了叛變的過程。 同時，蔣介石也急於要把馮拉到南京方面去，六月十七日他由南京到徐州，準備再到鄭州訪馮，馮即於十九日到徐州與蔣會晤，並與先期到徐州的胡漢民、李宗仁等舉行會議，討論政治、軍事及黨務等問題。蔣、馮兩人初次見面，彼此換了蘭譜，蔣就十分親熱地喊起「馮大哥」來，馮也虛偽地稱蔣為西北軍的救命恩人。蔣還採取了金錢收買的辦法，承認自七月份起，按月由南京接濟馮軍軍餉二百五十萬元。 徐州會議於二十一日結束，蔣、馮兩人聯名通電錶示意見一致。當天馮打電報到漢口，勸武漢國民政府自動取消，國民黨諸人前往南京實現寧漢合一；並將解除職務的蘇聯顧問送到鄭州來，取道陝西、甘肅、庫倫回國；又請唐生智部開回河南，繼續北伐。當天蔣、馮兩人分別回到南京、鄭州。此後馮在河南進行了「清黨」，在馮軍中從事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均被解除職務。 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提出所謂「統一本黨政策案」，公開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惡道路。 共產黨為了挽救中國革命的失敗，八月一日在周恩來領導下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南昌起義，參加起義的軍隊有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葉挺、新二十軍賀龍等部。起義軍消滅了國民黨三、六、九軍留守南昌的部隊，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員會，並且提出了革命政綱，宣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同日，汪精衛、孫科、朱培德在廬山舉行會議，決定派張發奎部進攻起義軍。八月三日，起義軍放棄南昌向進賢、臨川出發，取道廣昌、瑞金折入福建汀州，準備向廣東東江與農民起義軍會合，建立新的根據地。 * * * [1]　廖仲愷被刺後，當時國民黨的假左派汪精衛、蔣介石等對於犯有主謀嫌疑的右派頭子胡漢民不願深究，派為外交代表團團長，令其離開廣州，前往北京參加關於沙面慘案的對外交涉。胡不願擔任此職，改由另一右派分子林森繼任，胡則往蘇聯遊歷。 [2]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3]　張作霖不敢對外國人興大獄，將鮑妻及被扣人員發交法院處理。7月12日，北京高審廳推事何雋判決不起訴，並將有關諸人釋放。張宗昌打電報埋怨不應「視重犯如兒戲」，因此張作霖又令法院將被釋者捕回重審，但鮑夫人與何推事等均已避往天津。張召見司法總長姚震加以切責，並逮捕何雋妻女及其弟共三人，解往濟南，聽候張宗昌發落。 [4]　當時內閣不受重視，各部欠薪不發，部員有「災官」之稱。駐外使領經費積欠達二十餘月，對外交涉多由外交部直接辦理，駐外代表竟至無人理睬。駐法公使陳籙經常到法國外交部打聽本國消息，國際間傳為笑柄。4月12日，以駐意公使朱兆莘為首的駐外公使，聯名電催北京政府迅速撥款，否則當推駐荷公使王廣圻、駐葡公使王廷璋、駐德公使魏宸組為代表，回國索欠，如果仍無辦法，即一致下旗回國。5月12日，顧維鈞下令裁撤奧國、瑞士、芬蘭、葡萄牙、丹麥、秘魯、古巴、智利八國公使館及倫敦、巴黎兩個總領事館，並大批裁減外交部人員。嗣後駐外各使有的回國索欠，有的歸附南京政府。 [5]　關於奉軍搜查蘇聯使館事，楊度事前已有所聞，通過國民黨北平特別支部胡鄂公（國共合作的支部），立即通知舊俄國兵營中的李大釗等同志。當時李大釗召集同志開會研究，認為東交民巷已被軍警監視，要走也走不了，除兩位同志走避外，余均留下不走，因此全體被捕。（胡鄂公反映） [6]　5月15日，田維勤到北京，張作霖任為安國軍第二十七軍軍長兼豫鄂邊防總司令。田部在信陽者多被北伐軍繳械，田不久也在北京病死。 [7]　孫傳芳在江西失敗後，唐生智派何鍵、夏斗寅等部進攻鄂西、川北各軍，盧金山辭職下台，所部交于學忠率領，由鍾祥、襄陽退往南陽。楊森則由秭歸、巴東退回川東，即就蔣介石所委第二十軍軍長一職。同時蔣又委任劉湘、賴心輝、劉成勛、劉文輝為二十一至二十四軍軍長，鄧錫侯、田頌堯為二十八、二十九兩軍軍長。 [8]　張作霖打算出巡河南，約閻錫山在石家莊見面，約吳佩孚在鄭州見面。吳、閻二人都沒有回答，所以他又打消了「南巡」計劃。張作霖口中的趙老帥是指他的老上司趙爾巽。趙年老多病，死於是年9月3日，並不是因為張作霖要「南巡」而急成疾病致死的。 [9]　魯軍張克瑤旅因為柏文蔚的關係，在壽縣宜布投南，蔣介石委柏為第三十三軍軍長，而以張為副。 [10]　長沙早已拆城，原址仍沿用舊名。 [11]　張翼鵬原系譚延闓的軍事幕僚，又為唐生智之師，此時以唐部總參謀長兼代湖南省府主席，並無直接兵權。 [12]　許克祥與蔣介石早有勾結。蔣派宋鶴庚為湖南宣慰使，率領學生軍二千餘人由粵入湘，許即移師祁陽接受宋的指揮，通電討唐，改稱省防軍第二師副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