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八章　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和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占領上海

一　英艦炮轟萬縣事件。英公使藍浦生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日法兩國反對英國關於變更對華政策的提案 北伐軍占領武昌時，帝國主義鑒於它們的工具北洋軍閥的政權崩潰在即，它們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也隨之而動搖，都不免惶惶不安起來。英國感覺到它在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首先受了威脅，因此採取了臭名昭彰的炮艦政策來恫嚇中國人民，製造了震動全國的萬縣慘案。 這一慘案發生於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在此以前，英國軍艦、商輪在川江內經常鼓輪疾駛，掀起巨浪，屢次造成沉沒中國帆船，溺死乘客事件。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商太古公司所屬萬流商輪又在雲陽江面違章疾駛，我國木船三隻被浪花打沉，溺死乘客四十六人，其中有楊森部下解餉員兵和所攜步槍及餉銀八萬五千元，盡被江流捲去。這是這一年當中英輪在川江內違章肇禍的第五次。該輪駛抵萬縣後，楊森派兵上船調查，停泊萬縣的英艦柯克捷夫號竟派水兵前來，奪去兵士的槍支，並開機關槍重傷兵士二人。同時，該艦卸下炮衣，裝上炮彈，炮口指向城內，掩護萬流輪離開碼頭繼續上駛。事件發生後，楊森向駐渝英領多次交涉，英領均置之不理，楊森便將停泊萬縣的英國商輪萬縣、萬通兩號暫時扣留，以促交涉的進行。 九月五日，英國裝甲輪嘉禾號由宜昌開來，載有英兵數百人，突用手提機關槍向看守萬縣輪的中國憲兵射擊，意圖劫走兩輪，同時英艦柯克捷夫號和另一由重慶開到的英艦威警號竟向萬縣兩岸陳家壩、南津街及省長行署開炮轟擊，擊毀、焚毀民房一千餘家，死傷達一千餘人，當地駐軍開槍還擊，該艦艇等才倉皇向下游逃走。英國船艦這一恃強逞凶、滅絕人性的野蠻屠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忿怒，紛紛通電聲援萬縣被難同胞，並主張對英國政府提出最嚴重的交涉，但是楊森在北京政府的指示下，反而釋放了所扣萬縣、萬通兩輪，這兩隻輪船於九月三十日安全地駛回宜昌，而交涉也無下文。 在此以後，中國人民展開了以抵制英貨為主要內容的反英運動，使英國資本家受到了很大的損失。英國政府鑒於北伐軍已經達到長江流域，北洋軍閥的統治眼看不保，它們老一套的炮艦政策不能把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和革命運動鎮壓下去，便提出了所謂「改變對華政策」的新方案，派新任駐華公使藍浦生兼程來華執行這個政策，企圖用以緩和中國人民的反英情緒。其實，英國政府對華的新政策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乃是帝國主義對待落後國家一貫採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打算以長江為界，製造兩個中國，一方面承認南方革命政府，一方面盡力維持北洋軍閥的半壁河山。這個政策實質上是干涉中國內政，企圖阻止中國革命繼續向前發展，用政治欺騙來取得炮艦政策所不能取得的東西。 藍浦生於十一月三十日到上海後，即赴南京拜訪孫傳芳，隨後到九江訪問蔣介石，蔣因召開南昌會議無暇接待。此時廣州國民政府已經決定遷都武漢，十二月十日，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一行到了漢口，藍浦生又到漢口會見了外交部長陳友仁。在此以前，日本外務省（外交部）條約司司長佐分利曾以考察南方為名到廣州，此時也由廣州到了漢口。由於英、日兩國都在準備變更其歷年以來不承認廣州政府的政策，企圖製造中國兩個政府「分疆而治」的局面，因此美國公使派參贊邁爾，比利時公使派參贊賽爾義司先後到漢口，形成了各國承認南方政府的一種新的傾向。 藍浦生由漢口轉抵天津後，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蔡園訪問張作霖，提出了南北停戰議和、劃江而守的意見。張作霖對此並不服貼，認為翻開中國一部歷史，都是北方統治南方，不能到他的手裡就使歷史有所改變。他還強調「討赤」的問題，請求各國對北方多加援助。藍浦生反對籠統地提出「討赤」問題，認為國民黨內有左右兩派，應該分別對待，並且勸告張作霖不要過分迷信自己的武力，南北分治是對北洋派最有利的辦法。談話結束後，當晚藍浦生就到北京去了。 藍浦生來到北京前，英國代辦馬萊於十二月十八日備有正式公函向公使團提出了關於改變對華政策的建議。建議內容主要是：（一）由各國發表共同宣言說明中國目前的局勢，保證中國成立正式政府後，列強願意立即進行修改條約的談判，並解決歷年來各種懸而未決的問題。（二）各國政府願意按照華盛頓會議的精神，迅速實行關於中國的各項「建設性」的政策，但須略加變通，以適應目前業已改變的形勢。（三）對於中國政府所提的合理願望，可以承認的應當予以承認，以前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必須在列強指導之下進行的思想，應當予以放棄，一俟中國政府頒行國家新稅則，列強即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四）列強同意中國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中國必須尊重條約，尊重條約是文明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首要任務。（五）列強不應將一些次要問題經常向中國政府提出毫無效力的抗議，其關係重大者，則應採取共同行動，提出積極有效的抗議。（六）列強必須努力挽救關稅會議失敗的惡果，立即無條件地同意中國實行華盛頓會議所規定的徵收關稅附加稅的辦法；英國準備承認中國徵收二五附加稅及奢侈品附加五成，此項附加稅可由中國各地方政府直接徵收，直接使用。 當天領袖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在私宅中召開了公使團的秘密會議，討論這個建議。英國代辦馬萊即席提出了承認南方政府的補充意見，理由是說以前北京政府統治著中國的廣大地區，現在其勢力範圍已經縮小到不到十個省區，而北京又處於無政府狀態，不能有效地執行中國與列強之間所定的條約，因此有承認南方政府的必要。接著報告了藍浦生在漢口與陳友仁會談的經過情形，希望各國同意這個建議，採取共同行動，否則英國也決定單獨進行。 如前所述，這一建議實質上是個以退為進、以小易大、以假亂真的計劃，也就是自段政府時期各帝國主義國家所採取過的用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辦法來抵制廢除不平等條約，用同意徵收附加稅來推遲中國關稅自主，用欺騙、麻醉的手段來緩和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的老一套作法，除了承認南方政府外，並無新的內容。英國首先提出承認南方政府的問題，也是為了要拉攏國民黨內右派和假革命分子，藉以分化和破壞中國的革命統一戰線，企圖把中國革命轉化為一種改朝換代的戰爭，使中國繼續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上，以利於維持它們對中國的統治。英國準備同意中國各地方政府直接徵收和使用關稅附加稅，目的在於從財政上支持它的工具直系軍閥，因為此時上海還在孫傳芳的控制下，僅上海一地的附加稅就要占到全國附加稅的百分之四十。顯然，英國這個建議不僅具有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同時還有進一步造成中國四分五裂、長期無法統一的更惡毒的陰謀。 的確，英國外交人員不愧為老牌帝國主義陰謀家，懂得什麼時候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辛亥革命時期，日、美等國還想支持清王朝來鎮壓南方的革命軍，英國卻一眼看出清政府是個扶不起的阿斗，馬上物色到北洋軍閥袁世凱作為它的新工具，利用了當時領導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導演了南北議和一幕戲，把袁扶植在新統治者的地位上，從而製造了以封建軍閥代替封建王朝的局面，埋葬了中國的革命。現在中國又面臨到一次大轉變的時期，英國像過去一樣仍以對華外交的主導者自居，除提出以上建議外，同時還在進行著另一幕後活動，企圖通過接近奉系的大財閥梁士詒，勾結南方的新財閥和右派分子，進一步把張作霖和蔣介石拉在一起，重演「南北和」的「好戲」，以便成立一個繼續為帝國主義服務，首先為英國服務的「統一」政府。英國的這一操縱中國政局的建議，在十八日的公使團會議上沒有獲得結果，各國公使要向本國政府請示後才能回答。 二十四日，公使團繼續在荷蘭公使館開會，剛到北京的藍浦生第一次出席了會議，重複提出了關於承認南方政府和承認關稅附加稅的問題。當天的會議仍然沒有結果，但是日本公使芳澤對關稅問題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並且得到法國公使馬爾泰的支持。他們的理由表面上是說關稅附加稅如由地方政府支配，可以助長中國內亂，實際上日本所關心者不是中國的內亂問題，而是與英國互爭對華外交的領導權的問題。此時日本不同於辛亥革命時期，它已經成為世界上的一大強國，而且以亞洲的領導者自居，視中國為其勢力範圍，不允許西方國家繼續掌握對華外交的主導權。在關稅問題上，日、英兩國也存在著不少矛盾。首先，日本輸入中國的貨物多系廉價日用品，而普通奢侈品也比各國為多，承認關稅附加稅對日本的影響最大，因此日本堅持有條件的解決，即加稅用途應當指定為償還無擔保品的外債（如西原借款等），與英國所提的無條件允許中國徵收附加稅的意見大有出入。其次，日本一貫支持奉系軍閥，此時北京政府已經處在奉系的控制下，關稅附加稅如由地方政府支配，只能有利於直系而不利於奉系。此外，中國關稅大權一向操在英國人的手裡，日、法等國早已不滿，這種情況也必須予以變更。因此，日本以英國提案違反九國公約精神為理由，表示不能同意，因為九國公約規定，中國關稅問題須由有關各國召開關稅會議來解決，與英國現在所提的辦法不同。 奉系在天津舉行蔡園會議時，楊宇霆認為在財政無辦法和軍事問題未解決以前，張作霖不宜過問北京政府的事情。但是，由於英國有承認南方政府的一種傾向，這是關係到北洋派的統治地位的問題，因此楊宇霆贊成張作霖到北京與外交團拉攏關係，以扭轉外交上的不利趨勢。張作霖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北京後，即派安國軍總部外交處長吳晉遍訪各國公使，作為初步聯繫，下一步驟準備由張自己出面打交道，以反對赤化和尊重條約交換各國對於奉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支持。二十九日，北京外交部備函通知各國公使，擬於日內召開茶話會，介紹各國公使與張作霖見面。三十日，張親自到東交民巷訪問各國公使。三十一日，各國公使也到順承王府回拜。這一外交上的特殊會見，表明張作霖儼然以一國「元首」自居，而外交團也就默認他是事實上的北京政府領袖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廣州國民政府致電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反對英國公使所提的關於關稅問題的意見，因為：（一）根據這個提案，新稅三分之二將歸本政府的政敵所得，他們將利用此款抵借外債，繼續發動內爭；（二）將使通商口岸成為軍人爭奪的目標，中國內戰與爭城奪地之戰將因此而愈演愈烈；（三）上海不久將為革命軍所占領，而關稅附加稅上海占有全國十分之四，孫傳芳、張宗昌必出死力以爭上海，上海血戰將使外人商業蒙受不利影響。 由於各帝國主義意見不能一致，而南北兩政府也都不肯同意，隨後又發生了中國人民接管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新的浪潮，英國提案便無法進行了。但是，一九二七年元旦，上海領事團與江蘇地方政府成立協定，將會審公廨移交與「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1]；一月十二日，北京攝政內閣下令自二月一日起實行徵收關稅附加稅[2]，這些都是英國提案的影響所促成的。 二　英國水兵在漢口、九江逞威行兇，中國人民舉行收回英租界的示威運動，英國被迫將兩地租界交還中國 一九二七年元旦，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武漢。這個時候，漢口英租界的沙包、鐵絲網等設備仍未撤除，英國水兵和「義勇隊」仍在租界邊沿布防，保持戰時狀態。一月三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隊員在江漢關附近舉行講演，英國水兵出而干涉，宣傳員已經退往河街街口，但是聽講群眾認為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講演，外人不得干涉，因此群情憤激，愈集愈多。英租界當局竟調大批水兵登陸彈壓，水兵用刺刀向群眾衝擊，市民死傷三十餘人。中國軍警立刻馳至肇事地點勸告市民解散回家。晚間，武漢市民舉行提燈遊行大會慶祝政府北遷，遊行隊伍並未進入租界，而租界當局派出大批兵捕列陣以待，惶惶如臨大敵。同晚，外交部長陳友仁向英國領事提出嚴重抗議，限於二十四小時內撤退英國水兵，由中國政府派兵進駐租界，維持秩序。 四日上午，英國領事鑒於武漢市民的抗英風暴具有排山倒海之勢，被迫將水兵、「義勇隊」撤退，午後又將巡捕撤退，請中國政府速派軍警前往維持秩序。同一天，市民代表在漢口總商會舉行緊急會議討論英兵暴行問題，提出了懲凶、賠償等八個條件，要求當天取得結果，否則市民將採取直接行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鑒於人民情緒異常激昂，也在當天舉行臨時聯席會議，並提前通告市民，保證在二十四小時內決定應付辦法，防止以後再有此等慘案發生，一經決定辦法，立即通知人民，在辦法未決定以前，希望市民離開租界，以免發生危險。下午五時，武漢衛戍司令部派兵三連進駐租界，巡捕崗位由中國軍警接替，國民政府臨時辦公處也派員駐捕房辦公，漢口總工會則派工人糾察隊協助維持治安。晚間八時，國民政府派員在新市場向市民宣布，已派軍隊進駐租界，並派員接管了捕房。於是市民紛紛進入租界，將沙包、鐵絲網等物一律撤除。 五日上午十一時，漢口市民與英捕房巡捕發生衝突，市民受傷者八人，因此市民包圍捕房，要求解散這些為虎作倀的巡捕。國民政府立刻派員勸導市民謹守秩序，群眾才分途散去。同日下午，市民數萬人舉行對英示威大遊行，政府派兵緊急戒嚴，斷絕租界內外交通，遊行隊伍並未進入租界。隨後政府接受市民的要求，當天成立了「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管理英租界公安、市政事宜；同時聲明盡力保護英國僑商，勸告他們安心營業，但是英僑紛紛登輪赴滬，長江上游宜昌、重慶一帶的英僑也都向上海撤退。 緊接漢口英租界被接管後，九江又發生了英國水兵槍傷中國工人和英艦開炮挑釁的事件。此時九江太古、怡和、日清三家輪船公司的工人因為要求改善待遇舉行了罷工。一月六日，有一西人要求搬運工人挑送行李上船，工人糾察隊員吳直山上前阻止，被英國水兵用槍柄擊傷背部，工人群眾鼓譟起來，停泊江面的英艦竟然開炮兩發恫嚇中國人民，於是市民更加忿激，紛紛擁入英租界，撤去沙包、鐵絲網等障礙物，要求交還中國接管。駐軍賀耀祖師派兵趕到後，即向英領交涉撤去水兵、巡捕，由中國軍隊進駐租界維持秩序。次日，英領致函賀耀祖稱：「本租界之房屋財產，請貴師長負完全責任，以後如有何種損失，當唯貴師長是問」。當天，中國軍隊開入租界維持秩序，英領及九江英僑全部登艦撤走。九江同漢口一樣也成立了「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公安、市政事宜。 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中國人民採取直接行動衝破不平等條約的大快人心的創舉，也是以前段政府所不敢設想的事情。在這時期，帝國主義懾於中國人民的巨大威力，日、法兩國採取了沉默的態度，英國孤掌難鳴也不得不同意用談判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交涉進行時期，陳友仁函勸各界人士暫時停止一切反英運動，這個文件卻又引起了武漢市民的不滿，於是外交部補發一個滑稽更正，據稱所發函件原稿為英文，其意義為「避免一切危害外人生命財產之行動」，譯員誤譯為「停止反英運動」，與原意大有出入。其實，當時街頭所貼的反英標語都被當局派人揭去，說明武漢國民政府對英帝國主義的態度原是不夠堅決的。陳友仁在致英國《每日郵報》的電報中，強調聲明保護外僑，並稱國民政府收管租界，乃是種種環境造成的結果，在此環境下，租界如不交由國民政府掌握，則惟有再以武裝英兵轟擊中國人民，勢必釀成總罷工風潮，致使租界中生活為之麻木，財產價值為之毀壞。這種說法也表現了武漢國民黨當局的軟弱性。其實收回帝國主義所強占的租界，乃是一件理直氣壯的事情，不必拐彎抹角，吞吐其詞。陳友仁還向漢口領事團一再聲明中國政府切實保護外僑，幸勿多所疑慮。在回答法國領事的公函中聲明目前並無收回法租界之意，所以英租界收回後，漢口法、日兩租界仍然保持現狀。 一月七日，武漢市民二十餘萬人在大雨滂沱下，在漢口閱馬廠繼續舉行了對英示威大會。從八日起，漢口工人糾察隊和軍隊都從舊英租界撤退，改由警察接替任務。十一日，英國公使藍浦生派參贊阿馬利到漢口進行關於租界問題的談判。此後由於英國政府調動大批英軍來華，談判一度中斷，到二月十九、二十兩日，中英雙方才成立了協定，英國承認交還漢口、九江兩地租界，將租界改組為特區，設立管理委員會，委員華四英三，由華人擔任主席。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採取直接行動打擊帝國主義所取得的一次偉大的勝利。但是武漢國民政府在交涉解決時拖了一個尾巴：「此項協定，不得視為將來收回其他各地租界之先例」，這也是武漢國民黨當局革命不徹底性的一種表現。 三　各帝國主義紛紛增兵來華。美國公使提出上海中立化的建議。蔣介石投降帝國主義的趨向日益明顯 英國雖然被迫放棄了漢口、九江租界，但是決不願放棄上海租界。英國政府把中國人民的反英運動竭力誇大為全面性的排外運動，以刺激各國採取共同行動來對付中國人民，並向各國建議共同派兵保衛上海租界。一月上旬，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都在趕築防禦工事，布置鐵柵及鐵絲網等障礙物，準備應付緊急事變。上海及長江一帶共有外艦六十三艘，其中美國二十一艘，英國十八艘，日本十七艘，法國七艘。英國還調動威海衛第二艦隊及魚雷艇共二十七艘開到上海及長江中下游一帶，英國亞洲艦隊總司令泰偉德並於十一日到上海，用無線電指揮各地英艦進行鎮壓中國人民的活動。英國政府決定加派英軍三旅來滬，據稱不僅用以保護上海，而且用以保護英屬亞洲各殖民地。在各國調兵遣將中，美國的態度最為積極，其在馬尼拉的亞洲艦隊總司令維廉，於十一日奉到美國政府的緊急命令，率領全部艦隊，以十二小時的速率集中到上海來。已到上海的各國艦隊組織了聯合軍五千人，準備在必要時登陸，採取任何「必要」的機動措施。上海兩租界加強了對中國居民的控制，禁止一切遊行、集會和講演宣傳，並且大肆搜查和逮捕，因此上海成了一個充滿著恐怖與流血的帝國主義大兵營，形勢非常緊張。 在此以後，法國也從越南調兵，日本佐世保的艦隊奉令迅速開抵上海。一月十三日維廉到上海時，泰偉德立即將防務指揮權移交給維廉，本人馳往長江上游視察，這一行動說明了美國對華的態度與往日大不相同，以前它在中國人民與任何一國發生衝突的時期，總是偽裝中立，隱身幕後，扮演著口蜜腹劍的陰險角色，而這次卻揭開假面具，挺身出馬，公開地與英國站在一條軍事侵略戰線上。當時各帝國主義在共同對付中國人民的基礎上，就「保衛」上海的任務結成了一道反華聯合戰線，把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說成是「庚子事件」的重演，它們準備採取八國聯軍的屠殺手段來鎮壓中國人民。大家記得，僅在半個多月以前，英國公使還在作「改變對華政策」的努力，而現在卻又變本加厲地露出吃人野獸的猙獰面貌來了。 帝國主義者增兵來華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的反帝鬥爭中，已經鍛煉得更加堅強了，帝國主義開來兵艦幾十艘和軍隊數旅之眾，不但嚇不倒中國人民，反而會使他們自己淹沒在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汪洋大海之中。這時北京政府的處境非常尷尬，他們一面仍然打起「討赤」的旗號，一面看到收回漢、潯租界一舉深得人心，也不得不在口頭上叫嚷要收回天津租界。一月三十一日，北京外交部假惺惺地抗議英國調兵來華，要求立即撤退已經開到的軍隊。二月一日，藍浦生向張作霖解釋英軍來華人數不及外間所傳者之多，張作霖回答說：「要保衛上海，我的軍隊很多，你們何必派兵！」 由於中國革命節節勝利，局勢起了很大的變化，美國政府一月十九日電召駐華公使馬慕瑞回國討論對華的新方針，馬慕瑞已經行抵朝鮮，忽又接到電令，叫他折回中國。二月四日，馬慕瑞向張作霖面交所謂「上海中立化」的說帖，請將上海劃出南北兩軍的戰區之外。此時孫傳芳軍在浙江作戰失利，看上去北洋軍隊斷無守得住上海之理，美國的目的在於直接控制上海，以免上海為北伐軍占領，這個建議是事前取得英、日等國的同意提出來的。張作霖的答覆卻很「滑稽」，他說：「我們安國軍對此無成見，這是孫傳芳和南軍的事情。」馬慕瑞在同一時期命令漢口美國領事將同一說帖送與北伐軍總部，而將副本交與陳友仁。一國外交代表，不通過外交人員，而直接與駐在國的實力派打交道，這在外交界也是違反常規的，陳友仁認為這是對國民政府的一種侮辱。 隨後，南北政府一致反對美國的提案，認為上海乃是中國的領土，根據領土主權完整原則，斷無容納外國意見將本國領土劃為中立區之理。北京外交部在回答中糾正了張作霖的謬誤說法，因為那個說法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表示了容忍的態度，並且暴露了北京政府即使在其轄區內也不能行使它的職權，這在國際事務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那個時期，即使是甘心充當西方國家走狗的直系軍閥，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反對外國干涉，吳佩孚對於漢口事件曾表示「列強如不覺悟，本人當先國難而後私爭」，孫傳芳也有通電反對上海中立化的建議。 由於各方面的反對，美國提案也像英國提案一樣成為放不響的潮濕爆竹，而英國在中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所派軍隊除第一批三千人開到上海外，其餘都在香港停止待命。 緊接著英、美兩國的陰謀外交失敗以後，日本又在進行破壞中國革命的另一秘密活動。二月九日，日本政府特使佐分利回國後，即向內閣提出報告說，廣東「並無赤化跡象」，南方政府的勢力不久即將達到全國，日本必須面對這一事實作出適當的安排。因此，日本企圖代替英國導演南北議和的把戲，把南北「反赤」力量牽合起來。在日本的指使下，奉系軍師楊宇霆竭力主張和平解決南北問題，表示奉系的目標限於「討赤」範圍，對於南方各派（反革命派）都願與之「提攜合作」。日本的這一意圖，與英國所策劃的「南北分治」以及梁士詒企圖組織「聯南」內閣的陰謀是一致的，因此一九二七年春天，南北停戰議和之說曾經風傳一時。 這時，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趨向日益明顯。他一面通過宋子文、王正廷等勾結西方國家，一面派黃郛、戴季陶、張群等進行勾結日本的活動。二月十一日，戴季陶由漢口秘密到了上海，十五日化裝為日本人，用日本人的假姓名，鬼鬼祟祟地溜到日本去。十二日，日本電通社發表消息說，自二月五日以來，蔣介石竭力阻遏南方的「赤化」運動，各地總工會半已改組，半已被解散云云。這些事實表明，此時蔣介石已經下決心出賣革命，投降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鑒於中國革命勢力終將席捲全國，於是千方百計地進行陰謀破壞活動，一面繼續執行其武力恫嚇政策，一面又從革命內部尋找它們的新代理人，因此中國革命又面臨到內外反革命勢力聯合進攻的嚴重危機。 四　上海工人第二次起義失敗。安徽局勢的變化。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占領上海。英美兵艦炮轟南京 孫傳芳軍自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在浙江一度戰勝占領浙東及蘭溪等地後，由於消息受到封鎖，報紙上竟然看不到關於浙江戰情的報道。二月十四日，孫忽然發表占領桐廬的捷電，大家才知道孫軍又在浙江打了敗仗，戰區已由浙南推移到富陽方面來。原來周蔭人與孟昭月因爭浙江總司令一職發生內戰，孫傳芳派往蘇浙邊境宜興、長興、吳興一帶的白寶山、馮紹閔等師看見情形不妙，也都保全實力，按兵不動。因此，北伐軍並未經過激烈戰鬥，一路長驅而入，又於十七日占領杭州，十八日占領嘉興。 浙江戰事的變化，使張宗昌振振有詞地要從孫傳芳的手中奪取滬寧沿線及上海地盤。二十日，他到北京向張作霖建議調直魯軍五萬人「援孫」，二十二日回到濟南，下令入豫直魯軍退回徐州轉道開赴江蘇，二十三日到南京，二十四日偕同孫傳芳到上海，即命魯軍第八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畢庶澄統率陸海軍開到上海接替防務。 由於戰爭逼近上海，北京公使團授權上海領事團可以採取機動措施應付突發事變，使團不加遙制。同一時期，北伐軍入浙將領何應欽、白崇禧等卻因力求避免觸犯帝國主義，不敢從滬杭線正面進攻上海，於是上海工人階級把占領上海的這一艱巨任務主動地擔負起來，於二月二十一日爆發了第二次武裝起義。 起義前，十九日上海總工會發布了總罷工的命令，提出了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十七條，如繼續貫徹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推翻軍閥的黑暗政治，肅清一切反動派勢力，建立真正能夠保障人民利益和保證人民民主權利的政府等等。罷工實現後，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立刻組織了屠殺人民的大刀隊，在南市一帶搜捕罷工工人和散發傳單的工人、學生，一經捕獲，就地處以斬刑，把血淋淋的人頭懸掛在馬路旁的電杆上。但是，英勇的工人階級是嚇不倒的，二十一日下午五時五十分，同情革命的駐滬海軍建康、建威兩艦在高昌廟江邊突然向岸上西北方開炮二十發，作為起義的信號，工人群眾在楊樹浦召開了動員大會，即分途撲攻閘北警署奪取警察的槍支，一時南市鬧北居民紛紛遷入租界，租界當局立即宣布戒嚴，晚間十時後斷絕了對界外的交通。 這個時期，由於國民黨員所聯繫的響應起義的陸上部隊沒有及時發動，起義海軍受到了帝國主義艦隊的包圍和監視，工人起義失敗了。從十九日到二十六日，反動軍隊到處搜殺革命人民，僅據報紙揭露的材料，工人、市民被殺者即有三十一人，被捕者五十四人。為了保存力量準備下一步驟的反攻，二十四日，上海總工會下了停止罷工的命令。 在上海工人第二次起義的過程中，帝國主義與軍閥公開站在一條戰線上，英國上海防軍司令鄧堪少將在禮查飯店設立了司令部，各國陸戰隊紛紛登岸布防，租界當局下令禁止一切集會遊行，並且協助軍閥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查和逮捕。二十四日，英、美、法、日、意、德、荷、葡、比、西、瑞士、巴西、智利十三國公使致電上海領事團稱：「二十一晚，上海海軍向租界發炮，各國僑民隨時可以發生重大危險。公共租界當局對於地方黨派之爭，不得有所偏袒，務須保持嚴正中立之態度。各國深盼中國政府遵守條約原則，使在上海的軍事官員設法防止此類事件發生，以免外國官吏自謀保衛方法。」二十五日，法國公使單獨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了嚴重抗議，並要求賠償法租界因海軍炮擊所受的損失。截至二月底止，浦江停泊外艦又增至三十五艘，比五卅慘案時期三十一艘的最高記錄還多。 上海工人二次起義雖被鎮壓，但是孫軍在浙江作戰一蹶不振，顯然沒有防守上海的能力。二十七日，張宗昌、孫傳芳同到松江視察，即與退抵當地的周蔭人、孟昭月舉行會議，決定前線作戰任務交由直魯軍接替，孫軍盧香亭、鄭俊彥、周蔭人等部一律調往後方南通、揚州、清江浦、海州一帶休息整編。孟昭月因戰敗下台，孫傳芳改派崔錦溎繼任第八師師長。第九師李寶章部則暫留滬鎮懾，隨後也開赴南通（三月十日）。 三月上旬，已經占領嘉興、嘉善的北伐軍仍然避免對上海的正面進攻，即由太湖沿岸分向平望、宜興進兵。 同一時期，安徽局勢也起了變化，這一變化又使張宗昌集中兵力專在江浙一線作戰的計劃受到影響。原來北伐軍占領浙江全境後，即以進兵安徽作為主要任務，派李宗仁為江左軍總指揮，率領第七、第十（黔軍王天培部）、第三十三（軍長為柏文蔚）各軍由宿松、望江進攻安慶，程潛為江右軍總指揮，率領第六、第四十（獨立第二師師長賀耀祖被提升為第四十軍軍長）兩軍由休寧、歙縣進攻蕪湖，以打通與蘇浙邊境北伐軍的聯絡線，朱培德為預備隊總指揮，率領第三軍接應各方。陳調元的態度早已曖昧不明，其在蚌埠的部隊及留守機關於三月一日被直魯軍第七軍軍長許琨派兵解散。三月四日，江右軍一部進抵大通，陳調元乘艦到蕪湖宣布就任北伐軍第三十七軍軍長兼北路總指揮。駐蕪王普軍本來也是同路人，由於事前並未接洽好，當陳軍開到蕪湖的時候，他率部向南陵退走，當天講明後，他又回到蕪湖宣布就任北伐軍第二十七軍軍長。湘軍葉開鑫部則因陳的介紹，改編為北伐軍新編第六軍（後改第四十四軍）。至此，安徽軍事問題以反動軍閥的降附而告解決，北伐軍的矛頭進一步指向南京。 南京自三月二日起即由直魯軍接防。集中蚌埠的直魯軍本已決定開入滬寧線，由於安徽局勢起了變化，這些部隊未能按照計劃開動，張宗昌又請孫傳芳留在南京協助褚玉璞辦理防務（孫本已決定移駐清江浦）。三月五日，孫、張兩人會派鄭俊彥為安徽總司令，鄭未到任前，派許琨代理。三月八日，許在蚌埠接受了這個職務。但是直魯軍已經來不及反攻安徽，戰火越燒越近，上海和南京都已處於兵臨城下之勢了。 上海租界從三月三日起進入戰時緊張狀態，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兵在海格路底與霞飛路交界處[3]南洋大學後面挖掘戰濠，並在原已布置鐵絲網、鐵柵的各孔道加堆沙包，僅在通往界外的接口處留下可容一人出入的隙地，晚間九時即將鐵柵關閉。北京外交部和上海交涉員屢次向英國交涉撤退來華英軍並停止越界設防，他們都置之不理。三月五日，竟有美國水兵千餘人在新關碼頭登岸，在北京路、靜安寺路、南京路一帶示威遊行後，折至外灘回艦。 由於渤海艦隊準備南來，駐滬海軍海籌等艦十三艘駛出吳淞，在三夾水列陣準備進行抵抗。畢庶澄被迫親自前往解釋，承認渤海艦隊終止開來。但是問題並未解決，海軍總司令楊樹莊秘密乘海籌艦到九江接洽，十二日回到吳淞口後正式宣布歸附革命軍。同一天，滬寧路工人在真茹、南翔之間拆毀了一段路軌，使直魯軍的運輸受到極大影響。 此時直魯軍由褚玉璞負責守南京，畢庶澄負責守上海。畢在上海尋花問柳，不理軍事，蔣介石委任為第四十一軍軍長，他並不表示拒絕。由於北伐軍並未進攻上海，張宗昌還通電錶揚畢庶澄堅守淞滬之功。十五日，北伐軍江右軍進抵秣陵關。十七、十八兩日，由浙江出動的北伐軍占領了宜興、吳江，原駐該地的孫軍白寶山、馮紹閔、鄭俊彥各師退往常州閉城而守。十八日，鐵路工人拆毀了無錫旗站路軌，直魯軍由蘇州西開的長江號鐵甲車被阻不能通過。同一天，孫傳芳偷偷摸摸地逃出了南京城，等到褚玉璞發覺派人追趕時，孫已上輪船逃往揚州去了。十九日，張宗昌由徐州到南京主持防守事務。至此，孫傳芳的五省割據之局完全垮台，剩下直魯軍在滬寧線上作最後的掙扎，而他們的處境也在楚歌四面之中。 上海附近閔行十八日即有隆隆炮聲。二十日，駐守該地的周蔭人軍開往通州。第十七軍曹萬順部二十日占領常州，孫部白、馮、鄭三師又向鎮江退走，同日蘇州橫涇、木瀆、橫塘一帶都有戰事發生。這時，盧香亭由天津到了鎮江，力勸孫傳芳宣布下野，所部交他率領投降南方，倒戈截擊直魯軍。但是張作霖派來宣撫孫軍的王占元則主張退往江北，觀望待時。因此孫軍全部由鎮江渡江，二十五日孫在清江浦設立了司令部。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了。這次起義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上午十二時，上海總工會發布了第二次罷工的命令，參加罷工者有八十萬人。起義軍決定分別在閘北、滬西、滬東、南市、虹口、浦東、吳淞七處發動，工人罷工後分向指定地點集合。下午一時，南市工人徒手進攻警察署，警察紛紛棄械易服而逃，工人占領警署後即向南車站及兵工廠進攻，也都無抵抗地占領了。浦東有周蔭人的游巡隊約三百人尚未撤走，一度發生抵抗，在當地人民的協助下，工人糾察隊終於消滅了這支反動武裝。吳淞工人下午一時圍攻當地駐軍，即將全鎮占領。滬西工人赤手空拳沖入了警察署，即用警察槍支武裝自己，向閘北進攻。閘北工人在繳獲警察槍支後，與直魯軍在寶山路、寶興路、共和路、大統路及北站一帶展開了激戰，直魯軍死守商務印書館倉庫不退，並用手提機關槍向外掃射，相持至次日清晨，才棄械逃走。滬東工人在天通庵車站遇到了從吳淞開來的一列兵車，載有直魯軍五百餘人，工人高呼停車繳械投降，兵士開槍射擊，工人糾察隊被打死和打傷一百五十人；兵士繼續開車前進，不料前面路軌已被工人拆毀，車頭出軌傾覆，兵士紛紛跳下車來逃走，被俘獲了三百餘人。總的說來，到二十一日晚間為止，各路起義軍占領了當地警察局和交通電信機關、繳獲了反動軍警的大批軍械，都已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只有閘北一地的直魯軍仍在死力頑抗之中。 工人起義後，革命的呼聲和槍炮聲響徹了上海的每一個角落，上海市民紛紛協同作戰，有的攜帶食物接濟起義軍，有的冒險到火線上擔任救護工作，有的吶喊助威或者徒手參加戰鬥，使平日耀武揚威壓迫人民的敵人慌做一團，紛紛懸掛白旗投降或者棄械逃走。 北站是直魯軍兵力集中的地區，其中有著名殘暴的白俄兵團。他們一面利用租界為掩護，一面恃有優勢武器，列陣頑抗，同時在寶山路放火以阻斷工人糾察隊的進攻路線。工人一面冒著炮火作戰，一面還得抽出力量來撲滅火勢和救護難民，而各路起義軍或阻於租界，或有一江之隔，不能及時集中到北站來，因此二十一日從早至晚，北站戰鬥非常激烈，敵人始終堅持不退。二十二日下午，各路援軍齊集後，發動攻勢猛撲前進，一時呼聲震天，火光四起，到六時左右終於粉碎了直魯軍的抵抗，占領了北站，直魯軍紛紛繳械投降。至此，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義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上海市民湧起了萬眾歡騰的呼聲。 工人占領北站後，北伐軍第一軍第一師薛岳部於七時開到了上海。在此以前，蔣介石、何應欽所統率的軍隊，始終顧慮到進攻上海會與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發生直接衝突，因而採取了迂迴作戰的策略，不敢單刀直入正面進攻，而直魯軍恃有租界為屏障以及帝國主義的暗中支持，對於這個軍火、軍餉主要來源的所在地，拚死不肯放棄。從這些情況來看，如果不是有組織有領導的工人階級從上海內部舉行武裝起義，北伐軍不僅不能不折一兵不費一彈順利地占領上海，而且帝國主義很有可能製造藉口來阻止他們前進，像以前奉、郭兩軍巨流河戰役和以後發生的濟南五三慘案一樣。只是由於工人起義，帝國主義才不敢採取他們所準備的「機動措施」，他們知道與全體工人階級為敵，要保全租界和他們的經濟利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直魯軍閥事後都說他們不是敗於北伐軍之手，而是被那些神出鬼沒、人多勢大的別動隊、便衣隊打敗了的。其實，他們根本沒有估計到人民群眾首先是工人階級的力量，過去被他們血腥屠殺，此時手無寸鐵的群眾就能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這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 北伐軍開入上海後，從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直魯軍即放棄蘇州、無錫、鎮江、南京各地，北伐軍打通了整個滬寧線，完成了長江上下游的大會師。 二十三日，上海市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召開了緊急會議，選出了政府委員，成立了革命的上海臨時市政府。市政府舉行第一次會議後，即致函總工會表揚上海工人血戰三晝夜消滅直魯軍的功績，並請通令復工。總工會下令於二十四日一律復工，同時開市、開課。 直魯軍退出上海後，張宗昌演了「揮淚斬馬謖」的一齣戲，把他的愛將畢庶澄殺了[4]。 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第二、第六兩軍占領南京時，日本「桃」艦水兵後藤龜喜郎中流彈身死。下午三時四十分，停泊下關江面的英艦良美拉爾特號、美艦343、345兩號竟然聯合起來炮轟南京城，造成了死傷軍民達二千人的巨大血案。英、美艦隊司令電達北伐軍高級將領，限於二十四小時內來艦解決。這是帝國主義在上海挑畔失敗轉而在南京採取武裝干涉的表現。 * * * [1]　這個法院是根據協定中「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成立的，院長由江蘇地方政府委任，書記官長則由領袖領事推薦西人擔任。中國方面所收回的法權，僅限於租界內原被告兩造均為華人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仍維持原有的領事陪審制，監獄及法警也由租界工部局繼續主持辦理。 [2]　關稅徵收二五附稅問題，早經關稅會議決定，並且是華盛頓會議早已通過的問題。1926年10月，廣州國民政府即已下令徵收關稅特稅，所稱特稅就是指二五附稅和普通奢侈品增收附稅五成而言。當時北京關稅會議已經停開，各國公使紛紛提出「抗議」，廣州國民政府置之不理。1927年1月，關於徵收附稅問題，除日本外，各國意見基本上已趨一致，因此北京攝政內閣發表了從2月1日起實行徵收二五附稅的命令。不料總稅務司安格聯（英國人）拒不執行，北京政府乃於1月31日下令解除其職務，以總稅務司的秘書長易紈士（英國人）繼任。命令發表後，安格聯又拒不交卸，公使團藉口北京政府事前並未徵求他們的同意，居然提出「抗議」，後由北京政府補發安格聯一年薪俸，並去函「表揚其功績」，才得到解決。 [3]　海格路即今華山路，霞飛路即今淮海路。 [4]　畢庶澄為山東文登縣人，自稱原籍為無錫人。年未滿二十，即在張宗昌手下充當副官，歷任第三十二旅旅長、膠東鎮守使、第三十二師師長、第八軍軍長、渤海艦隊司令等職，極得張宗昌的信任。直魯軍退出上海後，3月24日畢乘日本輪船神丸逃回青島，誑稱周蔭人部發生內變，以致上海不守。褚玉璞等揭發他接受了北伐軍第四十一軍軍長的任命，「通敵」有據，要求予以懲辦，張還為畢進行解釋，由於諸將忿忿不平，才命褚負責處理這個問題。4月4日，褚由徐州回到濟南，用長途電話召畢到省城商談軍事，畢偕團長馬文龍到濟南時，在車站被擒，褚命不必傳訊，即用張宗昌的名義下令將畢、馬二人執行槍決。畢死時年僅三十四歲。死後褚還下令予以盛殮，停厝趵突泉藥王廟，並叫全城文武前往弔唁致祭。7日，褚到膠東撫慰畢部，改任祝祥本為膠東防守司令兼第八軍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