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七章　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

一　吳佩孚拒絕奉軍南「援」。曹錕殺將奪兵的計劃未獲實現。張宗昌密謀附南的一幕 直系吳、孫兩大軍閥相繼失敗後，張作霖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北方從此沒有人夠得上和他分庭抗禮，他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必擔心有人出面來反對了；懼的是「南方之強」戰無不勝，現在輪到他自己出馬，能否抵擋得住很成問題。 吳佩孚從漢口逃走的第二天，張作霖在瀋陽召開軍事會議，討論關於南下「討赤」的問題。這個會議從九月七日開到十一日，奉系內部有兩種不同的意見：老將吳俊升、張作相主張保境息民，張宗昌、褚玉璞則要以「援吳」為名派兵南下，首先從吳的手中奪取直、豫兩省地盤，然後長驅而入湘、鄂，把奉系的勢力擴展到長江以南地區。張作霖從來就是擴張主義者，當然同意後面的一種意見。他盤算了一下，派兵南下去搶吳佩孚的地盤，即使要與北伐軍作戰，也是由非嫡系的直魯軍去打頭陣，奉軍安居後方，這是再便宜也沒有的事情。因此決定派張宗昌為援吳軍總司令，褚玉璞為前敵總指揮，張學良為預備軍總司令，並將這一決定電告吳，表示合作「討赤」之意。 吳佩孚最懂得這套明援暗搶的把戲，這套把戲北洋軍閥行之已久，而吳本人也是此中的「斲輪老手」。他托奉系代表張景惠攜帶一函回答張作霖，聲稱本人尚有雄師十餘萬，力足恢復武昌，只求接濟餉械，並不需要派兵來援。他向張作霖建議派遣渤海艦隊載直魯軍南下直搗廣州，並且應允中央政治由奉方全權主持，本人不再過問。他害怕好言好語說不動張作霖，還補發一電，話中有刺地說：「此間將領惑於風傳，有假途滅虢之慮。弟如視兄尚有可為，請稍助餉械聽其自謀。否則可令漢卿（張學良）來自取之，兄當遁跡世外。」 當時吳手下將領靳雲鶚、魏益三等雖然都沒有反攻武漢的勇氣，但是奉魯軍如果開到京漢線來，他們準備奮力與之一戰。這樣，就只能造成有利於北伐軍而不利於奉系的局勢，張作霖只得變更計劃採取「漸進」的手段，以免把吳系軍隊逼上梁山。 吳軍早已集中鄭州至武勝關一帶，齊燮元仍以代總司令名義留駐長辛店未動。奉系向吳提出交還保（定）、大（名）的要求，齊被迫先將京兆所屬四縣交出，本人於九月十九日由長辛店移駐保定。保、大是吳軍搜刮軍餉的重要地區，吳派張英華為籌餉督辦主持其事，不斷指示齊不得讓出。但是，齊哪裡有力量拒絕直魯軍前來強迫接收呢？九月下旬，直魯軍不由分說開進保定到石家莊一段，住在保定的曹錕，因為不能安身，於九月二十七日移居鄭州。 吳派符定一、張國淦等到濟南，要求張宗昌暫緩接收保、大，停止派兵南來，並且表示本人即日下令反攻，在「雙十節」以前一定可以「收復」武漢。張宗昌應允暫不接收保、大，其已開到的直魯軍也不撤回，未開動的軍隊暫時停止開拔。張宗昌給吳一個最後機會，看他有無反攻武漢的能力再作決定。 曹錕到鄭州的一天，首先從事於團結吳軍內部的工作。他用老上司的口吻誥誡吳說：「你雖善於將兵，但不善於將將。身為主帥，最忌使酒任性。你對諸將動輒怒罵使之難堪，何能責備他們不肯服從命令？你不許他們發表意見，豈不是自己蒙蔽自己的耳目？」他又淚隨聲下地誥誡靳雲鶚、寇英傑、田維勤、陳文釗等：「子玉的脾氣雖然不好，但是心地是很好的。軍人不服從命令，沒有一個能夠落得好的下場。現在是我們（直系）生死存亡的關頭，你們必須同心協力，輔助子玉才是。」這段言詞，似乎反映了曹錕對吳佩孚父子般的真摯的感情。其實，當時的內幕消息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曹錕在由保定動身之前，曾與彭壽莘、張廷諤、方表[1]等舉行密談。當時有一位策士挑撥地說：「人人都說吳子玉最忠於總統，其實最不忠的就是他。他以前反對總統上台，後來又反對總統復職，這是因為他自己有做總統的野心。他和張作霖結拜為弟兄，證明他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總統叫他當家，他卻是一個敗家精，現在非把剩下來的這點點本錢收回來自己當家不可！當然，叫他自動下台是做不到的，總統以勞軍為名到鄭州，他到車站迎接時，立刻把他吹了（槍斃），然後自為主帥，布告天下，專力討伐奉系，其餘一切恩怨都放下不談，這是總統今天唯一的起死回生之道。」曹錕聽得眉動目張起來，興奮地說：「對！咱們就這樣辦！」接下去討論到，不能赤手空拳前往，必須籌發一批軍餉才能把軍隊接收過來，至此曹錕啞口無言，而「巧計」也就成為虛話了。 九月三十日，吳在鄭州召開軍事會議，曹也出席參加。吳分析了當前局勢，說明「本軍如不反攻武昌，直魯軍就要假道南下代替進攻，那時候咱們將無立足之地，河南也保不住」。當時大家無話可說，於是吳下了五路反攻的命令，限於「雙十節」以前攻下武昌。其實，吳已經不止一次下過反攻的命令了，這次仍像以前一樣，只聞雷聲而不見雨點，單憑一個人反攻不起來。 同一時期，張宗昌方面也有一段「政情內幕」值得一提。張宗昌並非真心效忠於張作霖，並且以前受過奉系軍人的排斥，曾經一度與李景林聯合組織直魯聯軍（他和李都不是奉天人），打算脫離奉系而別創門面。後來在奉、吳合作「討馮」的局勢下，李景林因見疑於張作霖而站腳不住，他才出賣李而向張作霖大獻殷勤。他自告奮勇願意南下「討赤」，這是他取悅於張作霖的一套手法。他的內心並不願意把他的軍隊開到京漢路南段充當張作霖的炮灰，卻又以曾經敗於孫傳芳之手，引為奇恥大辱，而時懷報復之心。瀋陽會議時，孫傳芳尚未戰敗，張作霖要利用孫去打北伐軍，竭力勸張宗昌向孫表示「好意」，張宗昌聽了很不服氣，但又不敢反對。會議結束後，他回到濟南來調動軍隊，當時在他那裡為座上客的楊度向他獻策，叫他乘虛襲取南京以報兵敗之仇。楊度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今天與其去碰銳不可當的北伐軍，不如派人與廣州國民政府相約，兩路出兵夾攻孫傳芳。張宗昌聽得樂不可支，倏地在楊度的肩胛上拍了一下：「對，你真不愧為我的張子房！」便請楊度作函表示願意歸附廣州國民政府，而以逐孫後讓與江蘇地盤為條件，並且決定派自己的心腹參謀長金壽良攜函到廣東接洽。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張學良事前並未電告，驟然來到濟南，當面質問張宗昌有無投南意圖。張學良勸張宗昌以「團體」為重，不要單獨有所行動。又向在座的薛子奇狠狠地瞅了一眼說：「請你告訴晳子，不要亂出主意，當心他的腦袋！」這樣，楊度在北洋軍閥內部「造亂」的計劃又一次「吹」了[2]。 二　張作霖召開蔡園會議討論援吳、援孫問題。孫傳芳突然到天津向奉系親遞「降表」。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吳佩孚對待奉系的「幽默」態度 吳佩孚失敗後，九月七日杜內閣電迎張作霖「入京主政」。此時王懷慶已被奉魯軍逼走，由奉軍第十軍軍長於珍繼任北京衛戍總司令。十九日，內閣舉行例會時，直魯軍所派北京戒嚴司令李壽金、憲兵司令王琦率領兵士數百人，突然闖進來「索餉」，把代總理杜錫珪、財政總長顧維鈞二人「拎」到顧宅，聲勢洶洶地討索不休，直到次日下午湊足一個月軍餉後，才解圍揚長而去。當晚顧避居羅文干宅。杜打電報向各方辭職，卻仍然沒有人給他回電。十月一日，由於杜堅決不肯繼續負責，內閣會議作出決定：顧維鈞調任外交總長兼代內閣總理，杜錫珪專任海軍總長。七日，又派湯爾和為內務總長，潘復為財政總長。 此時段祺瑞鑒於有機可乘，大有再為「馮婦」之意，他的黨徒授意閻錫山領銜通電，籲請「芝老」出山收拾殘局（閻沒有發出這個電報），又向奉系遊說：必須組織一個過渡政府，為張作霖上台做總統鋪平道路。奉系政客則有由北方十四省推舉張作霖為臨時總統和暫時利用段為傀儡元首的兩種不同的主張。張作霖卻因財政、軍事均無把握，不敢過早地登台。同時，靳雲鵬竭力拉攏奉、孫兩系的關係，想以此居功，從而取得內閣總理。 由於國民軍由甘肅打回陝西，孫傳芳又在江西大敗而逃，張宗昌提出了派兵「援孫」的緊急動議。十一月十一日，張作霖又到天津來召集會議，討論應付策略。十三日，張宗昌應召趕到後，力言「援孫」「援吳」應當雙管齊下，不可觀望自誤。十四日，會議在蔡園開始，除奉魯軍將領吳俊升、張學良、韓麟春、張宗昌、褚玉璞外，吳佩孚的代表遲雲鵬、孫傳芳的代表楊文愷、閻錫山的代表田應璜都被邀請列席。張作霖首先發言，表示本人並無做總統的野心，當前的問題應當團結北洋派，先軍事而後政治。本人決心與吳、孫兩帥合作，應否派兵南下，須先徵求兩帥的同意。西北軍事，決心與閻帥合作。大家對此並無不同的意見。 十五日，張作霖舉行所謂「將校聯歡大會」，大宴奉魯軍旅長以上軍官。十六日，繼續在蔡園開會，張宗昌首先說，兵貴神速，我們援助朋友即所以「自救」，我們的朋友到今天不應該再有什麼誤會和懷疑了。張作霖頻頻點頭稱善。會議決定，「援蘇」由直魯軍負責，「援吳」改由奉軍負責。張作霖建議請吳率領所部「援陝」防馮，讓出京漢路來，把恢復武漢的責任交給奉軍承擔；請孫率領所部全力恢復九江、南昌，直魯軍接防津浦路南段為其後盾。遲雲鵬期期艾艾地表示，吳玉帥叫他來是請求接濟餉械的，關於派遣援軍的問題，還得請示一下才能回答。張作霖狠狠地盯了他一下說：「你不能代表吳玉帥，就請吳玉帥改派一位能夠代表他的人前來吧！」 張作霖因見楊文愷沒有開口說話，當晚召見他詢問江蘇軍實力還剩下多少。楊說，陳調元、王普、陳儀等部合計起來還在五萬以上。張作霖說：「我所問的是馨遠（孫）自己的直屬部隊。」楊一時回答不上來。於是張作霖叫他打電報回去，如果同意直魯軍南下，請即指定路線，以便迅速赴援。 其實，孫傳芳正和吳佩孚一樣是派楊文愷前來請求給以餉械的援助，而不是請求軍隊的援助的。他深深懂得這樣一個規律，一切「援軍」都是掛著笑臉的敵人，這種「朋友」比敵人更為可怕，何況奉魯軍本來就是他的敵人，當然不會懷有好心好意前來。 十九日，蔡園會議繼續進行時，忽然衛士遞進一張名片來，張作霖接在手裡一看，不禁霍地跳起來說：「當真是他嗎？快快請進來，快快請進來。」隨後走進來一個長方形面孔，一個耳朵大，一個耳朵小的漢子，這個人就是一貫堅持反奉聯馮、曾經煊赫一時的五省「聯帥」孫傳芳。他和這些奉魯軍將領從來沒有見過面，因此需要一番介紹。他立即參加了會議，並且首先說了一些自己認錯的話，隨即可恥地道：「我們吃麥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遠合不攏來。」他又裝腔做勢地表示本人決不回任，浙事委託陳儀，蘇事委託盧香亭，皖事委託陳調元。於是張作霖站起身來，拍著桌子大聲地說：「我們都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豈肯乘人之危，奪取別人的地盤！」說著，就請孫發表關於「討赤」問題的意見。孫表示本人願意回到浙江，讓出江蘇來請魯軍接防，魯軍總部應當設在南京，以便指揮前方。張宗昌也就站起身來大聲地說：「你不要把我張宗昌當作是不講義氣的小人，我的軍隊開到浦口後，換乘輪船開往前方，決不經過南京！」 接下去討論軍事組織的問題。孫建議為了統一指揮，應當組織「討赤軍統率辦事處」，推舉張作霖為全國「討赤」總司令，本人願意聽候指揮。他的話剛說完，參加會議的全體奉魯軍將領異口同聲地稱讚他「又漂亮，又爽快，真夠朋友」，並且建議除總司令外，加推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三人為副司令，發出聯名通電，宣布出兵「討赤」。張作霖雖然聽得心花怒放起來，但是覺得這個問題應當先徵求吳、閻兩人的意見，還不便馬上「居之不疑」。 蔡園的「群英會」至此告一段落。隨後孫傳芳電令津浦路沿線駐軍一律撤退，張宗昌於二十二日回到濟南調兵南下。 孫傳芳由反奉轉變為聯奉，由拒絕魯軍南下轉變為歡迎魯軍南下，而他的所謂「聯奉」實際上是投降奉系，與吳佩孚的「對等」聯合又有所不同。他不但親自上門來「遞降表」「獻地圖」，而且奴顏婢膝地推戴張作霖為主帥，自己甘心充當奉系旗幟之下的一名婁羅。他為什麼轉變得這樣快呢？原來他接到楊文愷的電報後，知道阻止魯軍南下是辦不到的了，於是改名化裝，搭乘普通客車秘密北上，事前不讓一個人知道。他懂得什麼貨色值什麼價錢，不像吳佩孚那樣「又臭又硬」。孫到後，張作霖曾經電邀吳到天津見面一談，希望這位「盟兄」也來推戴一番，他就可以毫不客氣地做起什麼「大元帥」和「討赤總司令」了。可是吳的臭架子還是不肯放下來，回電請張作霖約期在北京相見，張作霖也就懶得再去理他了。同一時期，閻錫山也不贊成發表聯名「反赤」的通電，張作霖感覺到「黃袍加身」的時期尚未到來。 二十三日，楊宇霆應召到天津討論動員南下的問題。楊鑒於上次奉軍在津浦線到處挨打的教訓，認為這次兩路出兵，四面受敵，而且吳、閻兩方面都未表示同意，這是一個毫無把握的軍事冒險計劃，應當重行考慮。張作霖聽了這位「小諸葛」的話，便又動搖了起來，二十六日，召集楊與孫傳芳及在津諸將繼續開會討論，楊建議採取穩紮穩打的方法，魯軍負責保守安徽及長江北岸，孫軍保守蘇、浙兩省，等待形勢發展後再作下一步的決定。張作霖連聲說，「對，對」，便又電召張宗昌再到天津來討論，並且電令奉魯各軍暫時停止開拔。會後張學良冷言冷語地說：「昨天那樣一個決定，今天這樣一個決定，明天是否還有另外一個決定？」張作霖盛氣地說：「今天的決定不會再有變更。」 張宗昌本已決定二十七日由濟南啟程南下，接到張作霖的電報後，才又改變計劃終止出發。二十七日魯軍前隊已經開到南京，又於二十八日撤回浦口。此時津浦線的孫軍已經全部撤退，由魯軍接收布防。 二十九日張宗昌到津後，三十日蔡園會議繼續召開，張宗昌建議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以便統一指揮，張作霖還在半推半就之際，於是孫傳芳、張宗昌兩人一唱一和地交口勸進，張作霖也就不再裝腔作勢而答應下來。其實，奉系已於二十八日捏造了吳佩孚宣告下野的假電報，目的在於造成北洋派「共戴一尊」的氣氛，以便由張作霖出面來總攬全局。二十九日，張宗昌作主以直、魯、豫、蘇、皖、贛、浙、閩、陝、晉、察、熱、綏、吉、黑十五省區聯名推戴的形式推戴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這個電報推站在「客卿」地位的孫傳芳領銜，列名者有吳俊升、張宗昌、閻錫山、商震、寇英傑、陳調元、張作相、盧香亭、韓麟春、高維岳、周蔭人、陳儀、褚玉璞、湯玉麟、劉鎮華等。這個電報還不敢冒簽吳佩孚的名宇，但是閻錫山、商震二人卻被冒簽列名。 十二月一日，張作霖身穿大禮服，陳設番案，跪禱於天，由秘書長鄭謙宣讀「告天文」，即在蔡園宣布就安國軍總司令之職。儀式完畢後，即下令任命孫傳芳為安國軍副司令仍兼蘇、皖、贛、浙、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為安國軍副司令仍兼直魯聯軍總司令，楊宇霆為安國軍總參議，韓麟春、張學良均升授陸軍上將。張作霖還不敢公然任命吳、閻二人為副司令，同時也不敢公然僭號總統或陸海軍大元帥，但是事實上安國軍總部就是一個變相的政府組織形式，不過還沒有把正式招牌懸掛出來。 當天繼續開會，決定：（一）長江方面仍由孫軍擔任前線，魯軍在江北岸作為後盾；（二）派韓麟春率領第十七軍榮臻部（李景林舊部）由京漢線「援吳」；（三）熱河湯玉麟、察哈爾高維岳兩部協助晉軍在包綏方面防範馮軍；（四）張學良負責警備北京、天津，吳俊升、張作相負責鞏固後方，張作霖坐鎮天津策應各方。這樣布置仍然是把奉軍主力擺在後方而讓別人攻打頭陣的所謂穩紮穩打的計劃。 蔡園會議結束後，張作霖派張景惠再到鄭州請吳在三個辦法之中擇一而行：（一）自己反攻武昌，或者同意奉軍假道南下作戰；（二）請即來京主持「中央政治」；（三）或者仿照北洋派「元老」段祺瑞、王士珍的前例，以上將軍的名義主持將軍府事務。五日，張作霖又直接打電報給吳說：「敝軍南下討赤，發動在即，決不計及地盤，請向貴部解釋。如能團結內部定期反攻，則敝軍亦可終止南下。」 與蔡園會議的同時，吳系將領也在鄭州召開會議，討論應付奉軍假道和反攻武昌的問題。吳叫靳雲鶚反攻武昌或者帶兵「援陝」，靳口裡沒說什麼，暗中卻和魏益三一道，準備在奉軍強迫「假道」的時候，正式宣布討奉，同時暗示「吳大帥」如果願意下台，他們仍當奉為「精神上的領袖」。這時漢口報紙不斷揭露靳、魏兩人與南方妥協以及唐生智通令保護靳雲鶚在鄂財產的消息。雖然靳、魏兩人仍然否認投南，但是他們聯南拒奉已經是不可掩的事實了。吳對這些情況看得很清楚，而且他也懂得，如果奉軍一定要強迫假道南下，就會把他的軍隊逼上梁山，他將成為一無所有的孤家寡人，因此一再要求張作霖派奉魯軍分別由秦皇島、青島乘艦南下，乘虛進攻廣東，這樣就可以根本解決，而不必假道京漢、津浦兩路出兵。當張作霖質問他為什麼反攻武昌遙遙無期的時候，他竟想入非非地回答說，反攻無期是由於指揮權的不統一，現在北方有「討賊」「安國」兩個軍事系統，討賊軍這個系統成立在前，應當取消安國軍，請張作霖改任討賊聯軍後方總司令，這樣才能解決指揮權不統一的問題。張作霖看了這位「盟兄」已經落魄到如此地步，還要耍無賴，開頑笑，覺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便又去電聲明安國軍的前身為鎮威軍，並非新起爐灶，反過來請吳擔任安國軍前方總司令，以便統一指揮。他們在軍事指揮權的問題上演了這幕滑稽戲之後，又在餉械問題上交起鋒來，吳說他的軍隊衣食不周，因此無法反攻，如果能夠得到軍餉五十萬元，馬上能夠發動，如果得到二百萬元，就一定能夠「不戰而勝」。張作霖則認為吳軍「尚未出動」，談不到接濟問題，必須「戰事激烈」，才能「急難相助」。至此他們無法再扯下去了。 十二日，孫傳芳、張宗昌同車南下。次日孫回抵南京。上月孫由南京啟程到天津的時候，蘇、皖、浙三省將領盧香亭、陳調元、陳儀、白寶山、王普、馮紹閔等也在南京舉行會議討論應付時局的問題。當時就有陳調元暗通北伐軍的風傳，甚至曹錕、齊燮元公開電勸陳調元以北洋團體為重，切勿歸附南方，陳也極口予以否認。孫傳芳回到南京後，還自我解嘲地用「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說法來掩蓋他投降奉天的醜行，他的心腹盧香亭是不贊成這一舉的，陳調元卻深表同情，因此孫並不認為外面對陳的種種推測是可信的。 三　浙江「自治」又一次曇花一現。孫軍在浙江的「迴光返照」 孫軍退出江西時，孫傳芳承認了浙軍開回浙江，「浙事還之浙人」。事實上，浙軍第三師周鳳岐部已由湖口撤回杭州，孫傳芳無法加以阻止，而浙軍第一師陳儀部必須撤出徐州讓予魯軍，也只有退回浙江之一途。這時孫傳芳和陳儀預先商就了一套雙簧戲法，浙江人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脫離五省範圍宣布自治，但以不讓北伐軍入境為條件。其實，這是孫傳芳利用浙軍替他打頭陣，阻止北伐軍占領浙江的陰謀詭計，他派第二師盧香亭部由常州移駐上海，第八師孟昭月部進駐松江，第四師彭德銓部駐防常州，第七師馮紹閔、第五師白寶山兩部防守宜興、長興，並令周蔭人殘部由閩北開入浙南駐防溫州一帶。十分明顯，經過這些布置，他認為浙江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十一月下旬，北伐軍第三軍王均部由玉山向衢州前進，陳儀派周鳳岐到衢州勸阻北伐軍進入浙境。十二月十一日，周由衢州來電報告，北伐軍雖有六團進入常山、衢州、龍游，但已商妥不再前進，因此陳儀又電請孫傳芳命令松江北軍切勿向南開動。孫回答說，只要南軍不進入浙江，浙江宣布自治也好，宣布獨立也好，聯軍決不加以干涉；就是要求聯軍全部撤出浙江也是可以辦得到的。十三日，陳儀在省長公署召集各界人士開會宣布上述情況時，浙江上層人士一致歡欣鼓舞地慶祝多年來求之不得的浙江自治，終於在目前就要實現了。當天決定，推舉弭兵代表分途請願撤退浙江境內北伐軍和孫軍，並將以前制定而未公布的省自治法公布實施。 北伐軍當然不會同意浙江實施所謂「自治」，但因安徽問題未解決，在浙江方面尚難積極展開軍事行動。廣州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第十九軍軍長，周鳳岐為第二十六軍軍長，如果浙江軍能夠加入南方，自己行動起來驅逐孫軍出境，則北伐軍入浙部隊可以退回皖南，但須俟浙江境內無孫軍才能撤退。當時陳儀、周鳳岐兩人的意見也不完全一致，陳儀企圖在孫傳芳的諒解下實現「浙江自治」，周鳳岐則主張加入南方以交換浙江的「保境息民」。就在這個時候，孫傳芳藉口北伐軍尚未退出而向嘉興進兵，陳儀一面請求他們勿再前進，一面將駐杭第一師開赴浙東以示不與孫軍為敵。十四日周鳳岐由衢州回抵富陽時，鑒於杭州已經處於孫軍的威脅下，即停止不進，電約陳儀和各團體代表到富陽舉行會談。陳儀為避免引起孫的疑心不肯前往。十五日，孫軍孟昭月部一旅開抵長興，孟在嘉興成立了第三方面軍總司令部[3]，杭州人心惶惶，臨平、筧橋之間鐵路被拆毀，滬杭路不能通車，上海、杭州之間的電報、電話也都突然不通。由於孫軍並未開進杭州，十六日局勢稍有緩和。周鳳岐於十七日深夜秘密到杭州與陳儀接洽，議定由周商請已經進抵蘭溪、建德的北伐軍停止勿進，由陳派浙海關監督周成菼到南京，要求孫軍撤出浙江。當晚周鳳岐仍然回到富陽。 十九日，浙江各界聯合會舉行會議通過省政府組織大綱，並選出蔣尊簋、陳儀、張載揚、蔡元培、周成菼、褚輔成、黃郛、周鳳岐、陳其采九人為省務委員。省政府設立軍政、民政兩部，推蔣尊簋兼任軍政長，陳儀兼任民政長。當晚發布了宣布「自治」的通電，電中有「請孫蔣二總司令將雙方軍隊撤離浙境，還我自由」等語。新選出的軍、民兩長定於一九二七年元旦就職。 浙江上層人士在北軍的刀鋒下建立了這樣一個「自治」政府，當選人物包括接近南北的軍人政客和「聯治派」，而且這個政府的組織形式是別創一格的，目的在於造成一種超然於南北以外的特殊地位，使浙江人民「不受鋒鏑之苦」。他們用乞求的方法爭取浙江的「和平」「自治」，並且造成了一種既成局勢，請求南北雙方予以承認。這一痴人說夢的舉動，使孫傳芳看在眼裡，不覺暗暗冷笑起來。他在致陳儀的巧電（十八日）中調侃備至地說：「自治須具有自治之能力，省政府須具有省政府之威權。如使黨軍（北伐軍）退出浙境，可將浙政還之浙人。」 當浙江人士奔走和平的時候，孟昭月的司令部又由嘉興推進到長興，第四方面軍周蔭人的軍隊也已開抵溫州，白寶山、馮紹閔等部則集中宜興、長興一帶，第十四師李俊義部進駐湖州。二十一日，張宗昌、孫傳芳、陳調元在南京舉行軍事會議，決定：陳調元部調往皖南截斷北伐軍在贛、浙兩省的聯絡線，直魯軍由皖北進駐蕪湖、安慶，孫軍則以全力對付浙江。孫傳芳知道在北伐軍進攻和直魯軍來「援」的局勢下，江蘇地盤非其所有，決定退守上海和浙江作為他的最後根據地。張宗昌還貪心不足地建議派渤海艦隊載運魯軍第八軍畢庶澄部接防上海及江蘇沿海一帶，被孫嚴詞拒絕。由此可見，孫對陳儀和浙江人士所許下的「浙事還之浙人」的諾言，完全是騙人的。 二十二日，孟昭月藉口北伐軍便衣隊已在杭州附近發現，即派兵進駐杭州。他在通電中指斥浙江自治一幕為「捏造民意，脅迫士紳，陽托自治之名，陰行搶奪之實」；並稱：「倘黨軍即日退出浙境，當不窮追」。至此孫傳芳允許浙江自治以及建議南北兩軍同時退出浙江的「西洋鏡」，就由他自己戳穿了。 由於孫軍進兵，自治招牌收起，喜劇變成悲劇，新當選各省務委員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浙江「自治」搞了一兩天就匆匆收場結束。在上海高唱「自治」論的浙江紳士們也都變得鴉雀無聲，從此不再有開會和發布通電的事情發生了。 二十四日上午四時，孫軍源源進入杭州，首先解除了警察的武裝，叫他們改持木棍站崗。隨即以更換省長衛隊為名包圍省長公署，浙軍第一師留省兩營及學兵營均被繳械解散。孫軍一部開赴餘杭，與在富陽的浙軍第三師互相對峙，周鳳岐遂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的名義宣布，在省長陳儀失去自由的時候，奉命節制浙軍一、三兩師。二十五日，陳儀到南京向孫傳芳辭去浙江省長一職。孫任命孟昭月為浙江總司令，並令陳部浙軍第一師由寧波開赴前方作戰，該師開抵紹興、蕭山時，即推第一旅旅長石鐸代理師長，並與富陽第三師兄弟部隊聯成一片。二十六日，該師在西興與對岸南星橋孫軍發生了隔江炮戰。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孫傳芳命陳儀在上海召集該師軍官來滬「解釋誤會」，勸其移駐揚州，恢複錢塘江交通[4]。三日，孫軍進攻富陽，浙軍一、三兩師分途退卻，此後孫軍在浙江出現了一個「迴光返照」的短暫局面。 四　國民軍南下解西安之圍。靳雲鶚二次被免職。奉軍占領直隸全境。吳系將領進一步分化瓦解 北伐軍進展到長江流域後，馮玉祥所屬國民軍也由甘肅開入陝西，並向河南進軍，形成了南北大會師消滅北洋軍閥的一種新的局勢，這是自辛亥革命以來從未發生過的變化。這一變化標誌著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發展，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時代即將告終。 馮玉祥由蘇聯回國後[5]，先後派劉驥、李鳴鐘到廣州接洽南北會師問題。廣州國民政府任命馮玉祥為國府委員兼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馮於九月十七日在五原就職誓師，即由甘肅向陝西出動[6]。在馮軍旗幟之下的有前國民軍第一軍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宋哲元、劉驥、劉郁芬，第二軍鄧寶珊、李雲龍、田玉潔、弓富魁、衛定一、史宗法，第三軍孫岳、徐永昌、楊虎城，第五軍方振武、阮玄武等部，前已降附閻錫山的韓復榘、石友三、鄭金聲等部也都棄閻歸馮。 十一月二十九日，馮軍開到西安與守城軍內外夾擊趕走了劉鎮華的鎮嵩軍，西安之圍得以解除。西安自四月十五日起被圍，守城軍為國民軍第二軍第十師李雲龍、第六師衛定一、第三軍第三師楊虎城等部，鎮嵩軍用盡種種方法攻打不下，便在城外掘濠築壘為久困之計。城內糧食羅掘俱窮，形勢異常危殆，幸虧馮軍趕來援救，才得脫險保全。西安被圍遠遠超過了信陽、涿州、武昌等城的被圍時期，是內戰史中更慘酷的悲劇，不但城內人民深受飢餓、戰爭和殺戮的空前災難，就是城外和附近各縣人民也被鎮嵩軍劫洗一空，弄得家破人亡。馮軍開到時，沿途民軍英勇地配合作戰，鎮嵩軍被打得狼狽不堪，紛紛奪路向潼關逃走。 吳佩孚接到劉鎮華戰敗的消息，馬上電請閻錫山出兵援救，但是馮軍放棄西北而向中原發展，對閻說來卻是一件好事，因此他按兵不動。同時，張作霖催促吳佩孚移師援助劉鎮華，讓出京漢線來由奉軍南下反攻武漢，這也是吳所不肯做和辦不到的事情。馮軍由西北移動後，奉軍萬福麟部乘虛占領了包頭、五原，當時馮軍對於這些地方認為已無一顧之價值了。 十二月五日，劉鎮華到鄭州乞援於吳佩孚，這好像「和尚廟裡借梳篦」一樣，當然不得要領。次日他到太原乞援於閻錫山，閻卻採取了「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態度。十日，他又到天津乞援於張作霖。此時張作霖已經改任第十軍軍長於珍為安國軍「援豫」總司令，叫他率領所部開抵石家莊（八日）。奉軍目的在於：（一）阻止馮軍進入河南、威脅北方；（二）奪取河南地盤，對吳軍歸附南方的傾向加以嚴密監視；（三）與津浦路的魯軍齊頭並進，控制鄭州至徐州的交通線，以免魯軍陷於突出地位。但是吳佩孚仍然反對奉軍通過河南，他說他的軍隊正在力圖反攻，請奉軍暫駐直、豫兩省邊境，切勿繼續南開，而奉軍也還害怕把吳軍逼上梁山，所以僅開至磁州而止，於珍的司令部設在順德。至此直隸全境已歸奉系所有，吳軍僅占有河南一省，而且還處於奉軍（北）、魯軍（東）、馮軍（西）與北伐軍（南）的四面包圍之中。 從十二月六日到十三日，馮軍接連占領潼關、閿鄉、靈寶、陝州、磁鍾鎮、硤石驛、觀音堂，鎮嵩軍柴雲升部退守澠池，張治公仍駐洛陽。晉軍有兩旅分布茅津渡、平陸、太陽渡一帶，閻錫山命令他們只許防守山西境界，不許進入河南。至此馮、閻成立諒解也逐步地明朗化了。 由於豫西形勢比豫南更加嚴重，吳又一次召集軍事會議，提出首先反攻潼關的問題。儘管他在會議上說得聲淚俱下，他的部下卻像木頭人一樣相對無言。吳只得表示自己出馬去打潼關，這當然是一句氣頭上的話，大家才勉強開口請他發號施令，於是他下令責成靳雲鶚防守豫南，並升任田維勤為「討賊」聯軍副司令兼「援陝」總司令，叫他率領王為蔚、王維城等師進攻潼關。命令發表後，各軍卻又藉口餉械兩缺，不能進兵。同時，靳雲鶚將上吳的一封密函在報紙上公布出來，該函揭露了「飢軍不能應戰」的種種內幕，吳認為有意煽惑軍心，二十五日召集寇英傑、田維勤、王為蔚等舉行會議，即席以「逗留不進，貽誤戎機」為理由，下令解除靳的「討賊」聯軍副司令兼前敵總司令各職，以寇英傑繼任，並改派田維勤、魏益三為前敵總副指揮，王維城為「援陝」總司令。 這是吳又一次出人意料地把他的頭號大將驅逐下台的突發手段。命令發表後，吳、靳兩人仍像上次一樣保持表面上的和氣，吳在免靳通電中是說「不忍強其所難，俾輕負擔，稍得優遊」，並且聘為總部高等顧問，而靳在遵令卸職的通電中也說「歸省老母，優遊事外，皆出大帥之賜」。三十日，靳由明港又上雞公山「休養」去了。 此時吳的殘部仍然號稱二十萬人，其中以靳的實力為最大，轄有高汝桐、閻曰仁、徐壽椿、任應歧四師。靳被免職後，第十四師（高汝桐部）第二十七旅旅長劉培緒在遂平、西平一帶通電反吳，任應歧在許昌宣布就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一職，魏益三所轄三師六旅四獨立團也在郾城以南與靳部互通聲氣，因此鄭州、信陽間火車不通，豫南形勢陷於極大混亂。蔣介石早已任命靳雲鶚為第二十七軍軍長兼豫鄂邊防督辦，魏益三為第三十軍軍長。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蔣介石到漢口時，靳曾秘密赴漢與之見面。同一時期，寇英傑、田維勤則還與吳保持一定的關係，田軍從汝南進攻西平、遂平，劉旅退往臨潁閉城固守。在這種局面下，吳已經面臨到土崩瓦解的前夕，哪裡還有出兵「援陝」和反攻武漢的力量。 五　楊宇霆反對張作霖直接出面組織政府。顧內閣局部改組。奉魯軍兩路進兵河南，靳雲鶚起兵抗奉失敗 十二月一日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後，即於六日發表「反共」宣言，目的在於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以便到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改稱「大元帥」，嘗試變相總統的滋味。但是楊宇霆始終認為在軍事上沒有切實把握以前，不宜有此一舉，而張作霖也就躊躇不決起來。此時顧維鈞內閣已經兩度表示辭職，帝國主義又有承認廣州國民政府的傾向，張作霖感覺到如果北京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北方政權就將解體，因此電召楊宇霆再到天津來討論中央政權的問題。楊因事不能抽身，在回電中仍然反對直接出面組織政府，卻贊成張作霖到北京從事外交上的活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張作霖召集吳俊升、張作相等在蔡園舉行會議，決定以安國軍總司令名義任命靳雲鵬為內閣總理，並排定閣員名單如下：外交顧維鈞、內務鄭謙、陸軍張景惠、海軍畢庶澄、財政潘復、司法王寵惠、農商楊文愷、交通常蔭槐、教育楊度。這是一個以奉魯係為核心的內閣，其中內、陸、交三席屬於奉系，海、財、教三席則為張宗昌所推薦。這個內閣又是以東西方帝國主義為背景的混合體，其中靳雲鵬代表親日勢力，顧維鈞、王寵惠代表親英、美勢力。在討論名單的時候，張作霖本來打算把著名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一齊插了進去，大家都說這兩人的名氣太臭，恐怕引起反對，而張作霖也就沒有堅持下去。以靳雲鵬為總理，不僅因為他是親日派而且一向是傾向奉系的，同時還想利用他拉攏靳雲鶚，叫他的兄弟不要再反對奉系了。 名單商妥後，靳雲鵬主張內閣用北方各將領公推的形式產生，不由安國軍總司令直接任命，張作霖對此也不堅持。因此靳雲鵬興高采烈地寫好了就職宣言，列舉了「辦法」十六條，並且說什麼以前十五年「視同夢境」，今後應當徹底實行「國家主義」，云云。 一切問題都已安排好，靳內閣登場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了。不料張作霖接到吳佩孚的電報，反對靳雲鵬組織內閣，仍然主張維持顧內閣。十二月二十七日張作霖由天津到北京的時候，得知靳雲鶚已被免職，局勢起了變化，於是又電召楊宇霆到北京討論改組內閣的問題。楊宇霆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到北京後，仍然反對張作霖直接出面來變更政局現狀，並且反對組織一個以奉魯係為核心的內閣。他認為維持顧內閣不但可以保全奉、吳兩系的合作關係，而且可以表示奉系並無奪取中央政權的野心。奉魯系人物儘可能少參加這個內閣，這個內閣就更能在外表上保持其「超然」地位，而這個內閣不可能不為當前的實力派服務，在事實上仍不失為奉系的有效工具。這個意見深受張作霖的稱許，於是顧內閣的命運又得以蟬聯下去。 事實上，此時張作霖願意充當東西方帝國主義的共同走狗，而不僅是日本一國的走狗。顧維鈞也不是一個單線外交家，他可以為西方帝國主義效勞，同時也可以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他本是以吳佩孚為背景而上台的，由於冰山已倒，他就與張學良結盟為兄弟，企圖攀附奉系以保全其地位。以前幾度辭職都是一種「以退為進」、觀察反應的手段。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顧內閣改組成立。除外交、陸軍、農商三席仍照名單未動外，由於要保持內閣的「超然」地位，改派胡惟德為內務總長，湯爾和為財政總長；調潘復為交通總長，仍留杜錫珪為海軍總長，羅文干為司法總長，任可澄為教育總長。這個內閣表面看來是個以「外交派」為核心的內閣，實際上它是為奉系籌措軍餉和辦理外交的附屬機關。從改組成立的一天起，它就自動宣布徵收關稅二五加稅，自二月一日起實行。 張作霖並不重視這個內閣，他在安國軍總司令部另外成立了三個「討論會」，以梁士詒、曾毓雋為政治討論會正副會長，曹汝霖、葉恭綽為財政討論會正副會長，孫寶琦、陸宗輿為外交討論會正副會長[7]。這三個討論會所羅致的人員，以親日派及新舊交通係為骨幹，其中也有英、美派和當時的「名流」以及安福系分子在內。這是內閣以外的另一「內閣」，並且成了一切重大問題的決策機關，而名義上的內閣卻是一個執行機關。 以上這些，就是張作霖到北京後關於政治方面的措施。軍事方面，張作霖鑒於吳佩孚罷免靳雲鶚以後仍然不能控制他的部隊，曾經向吳表示，擬派張學良帶兵南下，以子侄之禮接受前輩的調度，協助吳解決一切不服從命令的軍隊，以澄清豫南的混亂形勢，吳當然拒不接受。至此張作霖認為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便決定採取兩路進兵河南的計劃，一路派直魯聯軍副司令褚玉璞由隴海路進攻開封；一路改派張學良、韓麟春為「援鄂軍」總副司令，第十軍軍長於珍為前敵總指揮，由京漢路渡河進攻鄭州。二月六日，張學良、褚玉璞在徐州舉行了會議，褚玉璞決定派魯軍第三十五師孫殿英為進攻開封的先頭部隊。此時吳軍分化為以靳雲鶚為首的反奉派和以寇英傑為首的降奉派，寇以送母赴津為名參加了徐州會議，隨即到天津、北京歡迎奉魯軍入豫，張作霖即任之為安國軍第十一方面軍團長。張作霖又派吳的老對頭趙倜為河南宣撫使，隨軍南下，叫他招降吳軍。至此奉吳合作的局面徹底地破滅了。 二月八日，張作霖發出了進兵河南的電報。電報說：「武漢不守，禍延長江。只以豫中為吳玉帥駐節之地，再三商請，自任反攻。我軍雖切纓冠，不能飛渡，兵至直南而止。今時閱半年，未聞豫軍進展一步，反攻之望，殆已斷絕。本軍負責長征，遷延不進，禍將噬臍。茲分飭直魯聯軍及三四方面軍分途前進，誓收武漢，進取粵湘。豫中將士宗旨相同，即無歧視，其一切名義地位，悉仍其舊。師發在途，特聞。」 當天吳還打電報竭力阻止奉軍前進，可是張作霖哪裡還肯聽他的話，奉軍第十軍於珍部突然開到彰德來，齊燮元的衛隊被繳械，又繼續開到新鄉來，當地駐軍王為蔚之一部也被繳械。二月十日，吳召開緊急會議，準備退往洛陽，靳雲鶚忽派高汝桐到鄭州，勸吳同意一致抵抗奉軍，吳也覺得張作霖欺人太甚，對於抗奉一舉也就無可無不可了。 在奉軍南下的壓力下，二月十日，曹錕由開封取道隴海路轉車赴津。十四日齊燮元通電解除討賊聯軍副司令一職，即於十五日離開鄭州前往天津。寇英傑卻在張作霖的身邊連發三電勸吳表示歡迎奉軍的態度。十二日，漳河鐵橋被豫北紅槍會炸毀，奉軍由新鄉退回彰德。十六日，魯軍孫殿英師開抵蘭封，奉軍榮臻部再到新鄉，河南軍務幫辦米振標宣布投降奉系，張作霖任之為安國軍第十八軍軍長兼毅軍總司令。張作霖還任命劉鎮華為安國軍陝甘總司令，郭振才（歸德鎮守使）為安國軍暫編第一師師長。他把在討賊聯軍旗幟之下的這些「風吹兩邊倒」的投機軍閥一個個改編為安國軍，說明他所講的「名義地位悉仍其舊」的話也是騙人的。 吳接到駐京代表樊鼎的密報，奉軍南下乃是奉系青年將領張學良、韓麟春的主張，張作霖並無成見，因此十七日打電報去質問，並且怨氣衝天地說：「彰德進兵，未有一言見告。防軍繳械，官吏被驅，謂為合作所宜，直是鞭笞天下。保大讓防，定有協助條件（指協助吳軍軍餉），履行不過二三。京漢路規定屬我，又被攫取，絕其餉源。我弟紙上好言，又已多多，一文一彈，何嘗受惠？」十八日，張作霖回電聲明他的部下絕對沒有人敢於自由行動，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張，接著聲明軍隊已經出發，萬無停止前進之理，最後痛斥靳雲鶚不忠不義，勸吳不要加以包庇。 二月中旬，浙江局勢又起了變化，張作霖在帝國主義的指使下，決定調動吉、黑兩省軍隊進關，以全力保持長江以北的地盤，將江浙問題交給張宗昌、褚玉璞處理，奉軍則專負解決河南之責。閻錫山鑒於北方奉、吳兩系大勢已去，便派趙丕廉到漢口向南方輸誠，又派徐永昌[8]率兵進駐娘子關，宣稱「保境息民」。至此奉、吳、閻的「三角討赤聯盟」完全瓦解了。 二月二十二日，魯軍孫殿英部占領開封，鄭州形勢更加危急，吳下令破壞黃河鐵橋以阻止奉軍渡河南來。二十四日，靳雲鶚在郾城自稱河南保衛軍總司令，並以魏益三為副司令，派兵到中牟防堵魯軍。張作霖命令寇英傑到歸德招降舊部。三月一日，靳以吳的名義改編王為蔚、田維勤等軍為十六個軍。十一日，奉軍由陽武渡河，十三日占領中牟，並派飛機向鄭州投彈。同一天，張作霖致吳一電說：「前電不蒙鑑諒，乃以保大及京漢路兩事責鄙人。夫保大者乃中華民國之領土，直隸之轄境，非執事所得而據。至於京漢路之在直境者，直隸有之，無異於在豫境者，河南有之。如責直隸以據直境之京漢路，何不責執事以據河南之京漢路耶？責人則明，責己則暗，毋乃不恕。」這個電報口氣非常兇惡，已經看不出還有什麼兄弟之情了。 奉軍又於十四日由鄭州西北四十里的榮澤渡河，十七日占領鄭州，吳率衛隊倉皇向鞏縣逃走。張作霖忽又前倨後恭地連打三次電報請吳或者來到北京，自當懸旗結采歡迎，或者回到鄭州主持軍事，所有入豫奉軍均聽指揮調遣。這些電報都沒有得到回答。 正當奉系宣傳入豫各軍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前方軍事忽又混沌不明。隨後得知，投降奉系的河南毅軍忽於十六日由中牟自動退卻，靳軍乘勢在中牟、開封之間發動了一次猛烈的反攻，即於當天占領開封，次日占領中牟，奉軍前敵總指揮於珍、毅軍總司令米振標、河南宣慰使趙倜都在兵慌馬亂之中奪路而逃。二十四日，靳部第十四師師長高汝桐親乘鐵甲車反攻鄭州，已攻至豫豐紗廠附近，忽被奉軍炮彈擊中，高與同乘者都被打成肉泥，靳軍的攻勢才被遏止。 * * * [1]　　楊度曾任姜登選的秘書長，姜在灤州被殺後，即受張宗昌的延致到濟南（任張宗昌的總參議）。方表字叔章，是楊度的朋友。這兩則「政情內幕」都是方表提供的。楊度的所謂「造亂」計劃，是指在北洋軍閥內部煽風放火，製造分裂，以加速其滅亡。薛子奇也是楊度的朋友。張宗昌是9月13日由北京回到濟南的，張學良則於20日趕到濟南來。 [2]　　楊度曾任姜登選的秘書長，姜在灤州被殺後，即受張宗昌的延致到濟南（任張宗昌的總參議）。方表字叔章，是楊度的朋友。這兩則「政情內幕」都是方表提供的。楊度的所謂「造亂」計劃，是指在北洋軍閥內部煽風放火，製造分裂，以加速其滅亡。薛子奇也是楊度的朋友。張宗昌是9月13日由北京回到濟南的，張學良則於20日趕到濟南來。 [3]　盧香亭反對投降奉系，稱病請假赴津，孫傳芳派孟昭月繼任聯軍第三方面軍總司令。 [4]　後來北軍在上海失敗，3月5日陳儀由滬到甬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不久被免職，十九軍縮編為獨立第十五師，以余憲文為師長。 [5]　馮玉祥於5月9日抵莫斯科，8月17日由蘇聯回國。 [6]　甘肅兵權都操在馬氏父子叔侄的手裡。馮玉祥曾推薦「群馬」領袖馬福祥為西北邊防會辦，並與馬鴻賓、馬鴻逵、馬步青、馬步芳等聯絡，因此在馬家軍的協助下，先後消滅了勾結吳佩孚的隴東鎮守使張兆鉀（駐平涼）、隴南鎮守使孔繁錦（駐天水）等部。 [7]　政治討論會設在春藕齋，財政討論會設在純一齋，外交討論會設在頤年堂。 [8]　徐永昌原屬國民軍第三軍，因為山西人的關係歸附閻錫山，成為晉軍的大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