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六章　北伐軍在贛閩戰場上的勝利

一　北伐軍攻贛部隊和江西北軍的實力。孫傳芳的驕氣和野心。「三愛」主義的笑話。張作霖拉攏孫傳芳「合作討赤」 一九二六年夏天，湖南唐、葉之戰勝負未決的時候，孫傳芳曾以「調人」姿態發出通電，阻止北伐軍進入湖南，以免導致南北戰爭。八月中旬北伐軍進攻岳州時，孫一面表示「五省保境息民」，一面調遣他的驍將第四師師長謝鴻勛率部入贛準備戰鬥。在這時期，廣州國民政府派前任贛督方本仁為江西宣慰使，兼任第十一軍軍長、右翼總指揮各職，叫他招收舊部參加革命，同時以第二軍魯滌平、第三軍朱培德、第六軍程潛三部為攻贛部隊，並以第一軍所屬王柏齡、劉峙兩師為總預備隊，逐步向湘贛邊境移動。 北伐軍占領岳州後，蔣介石先後派何成濬、張群以日本士官老同學的關係到南京，勸孫傳芳起兵共同討伐吳佩孚，或者撤回調往江西的軍隊。孫仍然堅持北伐軍必須退回廣東，恢復湘戰前的南北局勢。當時北軍及其附屬軍在江西的分布情況如下：中央軍第一師鄧如琢部駐南昌、九江（鄧兼江西總司令），江西第二師蔣鎮臣部駐吉安、萬安，江西第一師唐福山部駐萍鄉、老關，江西第四師賴世璜部駐會昌、吉潭，中央軍第六師楊如軒、滇軍第一師楊池生兩部駐贛州一帶，第九混成旅張鳳歧部駐南昌，補充旅劉寶題部駐撫州。 北伐軍出動的初期，對於北洋軍閥採取了「各個擊破」的戰略，首先集中力量打擊吳佩孚，並未進攻江西。在這時期，孫傳芳坐視吳佩孚一敗塗地而按兵不動，主要由於下面三個原因：第一，讓北伐軍與吳軍在兩湖戰場上決戰，使之「兩敗俱傷」，從而坐享漁人之利。他對江浙士紳曾經說過一個比喻：「廣東黨軍（革命軍）本像一捆繩索，刀子不能砍斷，但當拉成一道長線時，剪刀就能剪斷它。」這是他的經驗之談：以前奉魯軍在津浦路上擺下了一字長蛇陣，給了他一舉成功的機會，他用老眼光對待新事物，所以作出這種錯誤的估計來。第二，他很討厭吳佩孚那副上司面孔，在對奉問題上又與吳的意見相左，同時他還有擴張地盤的野心。他畢竟是吳的老部下，不便直接奪取吳所占領的湖北、湖南兩省地盤，先讓北伐軍打倒吳，然後從北伐軍的手裡奪過來，那就成為「名正言順」的事情了。當吳守不住武漢三鎮時，曾經聲嘶力竭地請他助以一臂之力，他的部下也都躍躍欲試，認為出兵湘東，一舉手之勞就可以取得湖南的地盤（這是他們的估計），孫卻笑而不言。他只對少數心腹將領說了一句真心話：「別忙，湖北也是咱們的。」第三，他對奉系深懷戒心，害怕自己投入戰爭，奉軍將乘虛奪取江、浙兩省，以報戰敗之仇。 以前孫傳芳是王占元一手提拔起來的。一九二一年湘軍「援鄂」時，王占元迫切萬分地求救於同系的吳佩孚，吳卻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等到王占元勢窮力絀無力支持的時候，才起而應戰並取王的地位而代之。吳看中了當時的孫傳芳是個肯打硬仗的戰將，把他吸收下來作為自己的打手，而孫的地位和實力，就在歷年內戰中上升和壯大起來。今天孫對待吳的態度，正是往年吳對待王占元的態度。丟開當前的利害不講，就以情感而論，孫從來不是吳的忠實部下。 孫和浙江總司令盧香亭、農商總長楊文愷都是日本士官的老同學，很早就結拜為異姓弟兄。孫在軍事上倚重盧，楊則以總參議的名義「運籌帷幄」。為了支持奉系所不喜的顏內閣，孫一度派楊加入這個內閣，而當北京軍政大權全部為奉系奪去，內閣名存實亡的時候，又把楊撤回來，以示不與奉系合作。此外，福建總司令周蔭人也是孫的結盟兄弟：孫在福建擔任軍務督理的時候，與周的個人利害發生了矛盾，因此約為兄弟以緩和這種矛盾，但是事實上不可能緩和下去，孫才決定向浙江另圖發展，而將福建地盤讓與周。周與江西總司令鄧如琢，一面加入了孫所領導的「五省聯軍」，一面又與吳佩孚保持一定的關係。吳由長辛店南下時，曾經打電報叫周由福建進攻廣東，鄧由贛西進攻湘東，以動搖北伐軍側面和後方。由於孫傳芳宣布了「五省保境息民」，周、鄧兩人不便接受吳的調度，所以鄧一度出兵湘東又將軍隊撤回，周也不敢單獨發動對廣東的攻勢。事實上，孫的五省勢力並不是十分穩固的，除周、鄧兩人並非嫡系外，安徽總司令陳調元是個著名圓滑的投機軍閥，而浙江又有相當數量的地方軍，這些都不是孫的緩急可恃的力量。當時五省實力號稱二十餘萬人，表面看來似乎很強大，其實也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 孫是個不學無術的軍閥，談不到有何政治主張。此時「醒獅派」在南京大肆活動，願意代孫組織「三愛黨」，以「三愛主義」對抗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所謂「三愛」，是指「愛國家，愛人民，愛敵人」。因此，孫經常發表類似春秋時代宋襄公「不擒二毛」的怪議論，一時傳為笑談。 孫在動員對南方作戰以前，曾與張宗昌結盟為兄弟，並成立了蘇魯和平協定，規定孫軍在徐州、魯軍在兗州的駐軍都不得超過一旅，如有必要，魯軍得假道徐州開赴隴海路援助吳佩孚。孫自己也不相信這個協定是靠得住的。另一方面，吳在武漢失敗後，奉系非常擔心孫與北伐軍結合起來，共同揮戈北指，因此有必要與孫達成進一步的諒解。張作霖首先派孫的老上司王占元到南京，表示北方實力派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制南方。九月八日，孫致張作霖一電說：「願追隨左右，共挽頹局。」九日，張回電說：「玉帥新挫，武漢已失。東南半壁，全賴我兄支拄。弟以大局為重，微嫌小隙，早赴東流。倘有所需，敢不黽勉。」十一日，張又派靳雲鵬到南京，表示奉魯軍決不進兵津浦路，如有「合作討赤」的必要，也將取道京漢路南下。同時，張宗昌、褚玉璞也有電報表示，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決不暗箭傷人。通過這些往來，孫對奉系的顧慮才減輕了。 二　北伐軍在贛南、贛西順利前進，南昌突被攻下。北軍奪回南昌。孫傳芳到九江指揮作戰。德安的爭奪戰。北伐軍第二次進攻南昌 吳佩孚在湖北慘敗後，北伐軍可以抽出力量而且有必要開展第二戰場的攻勢，孫傳芳也認為「用剪刀剪長繩」的時期已經到來，因此江西戰場很快地轉化到主要方面來。 孫傳芳將五省聯軍組成了五個方面軍，以鄧如琢（第一師）、鄭俊彥（第十師）、盧香亭（第二師）、周蔭人（第十二師）、陳調元（第四師）分任方面軍總司令，指定以盧為中路，進兵長江南岸，鄭為接應部隊；以陳為左路，進兵長江北岸；鄧為右路，進兵贛西；周為後路，進兵廣東。北伐軍方面，第二、第三兩軍由醴陵、茶陵向萍鄉、蓮花進攻，第六、第一兩軍由瀏陽、平江向銅鼓、修水進攻，並改派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為攻贛總指揮。戰爭從九月六日開始。江西宣慰使方本仁隨軍前進，他的舊部贛西鎮守使康福山不戰而退，因此北伐軍六日占領萍鄉，七日占領安源，十二日占領袁州。第六軍及第一軍王柏齡師七日占領修水，十日占領武寧，此後在修水、武寧之間與孫軍第四師謝鴻勛部展開了拉鋸戰。贛南方面，第二軍的另一部由南雄進攻贛州，賴世璜舉兵內應逐走了二楊（北伐軍任賴為獨立第一師師長），贛南自萬安以南很快地盡入北伐軍的掌握，此後江西戰爭主要在贛西、贛北兩方面進行。 戰事發動後，孫傳芳於九月七日致電蔣介石，限北伐軍於二十四小時之內撤退回粵，並將湘政還之湘民。八日，鄧如琢由南昌出發到樟樹督師，聯合唐福山、張鳳岐等部，與北伐軍相持於新喻、分宜之間。十六日，方本仁派參謀長賀守中到吉安，勸告蔣鎮臣響應北伐軍，被蔣扣留，當晚方自己化裝到吉安勸降，也被扣留。此時南昌防務空虛，第六軍之一部由萬載、高安直趨南昌。十九日，南昌城內工人、學生及省長所屬警備隊乘機響應，因此南昌城突被北伐軍占領。這一變化完全出乎孫傳芳的意料之外，他電令盧香亭的第二師迅速由南潯路開抵南昌對岸牛行站。同日，鄭俊彥的第十師也由下游開抵九江。二十一日，孫乘招商局江新輪由南京到九江督戰，臨行還向江浙士紳大吹法螺說：「南軍沒有什麼了不起。吳玉帥除了劉玉春的一旅人而外，其餘都算不了什麼軍隊。現在請南軍嘗試我的本領。我在很短時期內就可以回到南京來。」 孫傳芳一面令二、十兩師由北路進攻南昌，一面嚴令鄧如琢由南路回師反攻，違則軍法從事。占領南昌的北伐軍由於孤軍深入，於二十三日自動退出。二十四日，鄧部首先入城，即閉城大索三日，對工人、學生展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孫於二十二日到九江後，即以江新輪為其司令部，並調海軍總司令楊樹莊率領軍艦前來助戰。孫的作戰計劃分為三路，一路由南昌向高安方面追擊，一路由修水沿岸的武寧向通山方面進展，一路由武穴渡江進攻陽新。此時，第五方面軍總司令陳調元、左路軍總指揮王普都已到達武穴，與湘軍葉開鑫、粵軍馬濟等殘部會合，魯軍馬登瀛旅也調來受陳調元的指揮。二十六日，海軍掩護馬旅渡江竄擾黃石港、石灰窯、大冶一帶，謝鴻勛師則由修水、武寧越過幕阜山脈直趨通山、崇陽。這是孫傳芳所擬定的紆迴作戰、突破對方的戰術，目的在於一面在咸寧、蒲圻之間截斷粵漢路的交通，一面兩路會師去解武昌之圍。孫傳芳除催促吳佩孚由武勝關發動反攻外，還勾結川軍楊森及鄂西北軍由宜昌、沙市順流而下，分兵進攻武漢、岳州，又用無線電指使劉玉春堅守武昌待援。十月一日，第五方面軍占領陽新、鄂城。同一時期，第一、第二兩方面軍在高安、樟樹兩線與北伐軍也在激戰之中。 這是江西戰場上打得最緊張的一個時期：北伐軍在兩湖戰場上進度太快，所占地區太廣，馬上又在江西開闢了第二戰場，兵力不夠分配，而對鄂西、鄂東一帶的反革命武裝力量，也都沒有來得及加以肅清。孫傳芳的這個聲東擊西計劃是十分毒辣的。但是，他沒有估計到山地戰是南方軍隊的特長，幕阜山脈延亘贛、鄂、湘三省邊境，長達數百里，北軍能夠由南而北越過這一邊，南軍又何嘗不能夠由北而南越過那一邊？正當北軍兩路侵入鄂東的時期，從陽新退出來的第七軍也從山地間道進入到修水、武寧之間，會合第六軍進攻北軍。十月一日，北軍第四師師長謝鴻勛在武寧中彈受傷[1]，北伐軍即向南潯路的北軍據點德安猛烈進攻。這一形勢引起了贛北北軍的極大混亂，孫傳芳把南昌、九江和進入陽新、大冶的兵力全部調來增援德安，因此原來規定的偷襲武昌和切斷粵漢路的計劃不得不停止下來。 從十月三日到五日，德安的爭奪戰兩度易手，孫軍第八混成旅旅長顏景崇因奪回德安而被提升為第六方面軍總司令。鄧如琢被排斥下台，孫改派第十師師長鄭俊彥繼任江西總司令，岳思寅繼任中央軍第一師師長。從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南戰場也起了變化，九月二十六日，第二軍與賴世璜部占領吉安、三曲灘，蔣鎮臣師由永豐向南昌退走。方本仁乘機脫險，賴世璜被提升為第十四軍軍長。十月八日，高安一線一、二、三三軍進至生米街、蓮塘，展開了第二次奪取南昌的戰爭，守軍將撫州門、惠民門、德勝門城外房屋付之一炬，並又一次展開了對南昌城內工人、學生的大屠殺，被害者達一千人以上。此後北軍鄭、盧兩部增援前來，北伐軍也因調整兵力停止進攻，南昌之圍解除，南戰場才進入到一個暫時休戰的時期。 孫軍在江西作戰時期，將招商局和三北公司長江航線的輪船全部扣留以供軍事運輸之用，使華商航業受了極大的損失。十月十六日黎明，由浦口載運新兵一千五百人的江永輪駛抵九江時，突然起火，船上載有子彈二千箱和迫擊炮彈、兵士棉衣、麵粉等，一時炮彈橫飛，火光燭天，船員、兵士紛紛泅水逃命，造成了嚴重的死傷和損失。 三　北伐軍攻下武昌城，劉玉春、陳嘉謨被俘。杭州發生突變，夏超兵敗被殺 南北兩軍在江西戰場決戰的時期，戰場外接連發生了不利於孫軍的局勢，使孫軍士氣受了嚴重影響。 第一是武昌城被攻破，使孫傳芳利用劉玉春配合作戰，進而奪取漢口、漢陽的計劃成為泡影。孫傳芳竭力鼓勵劉玉春死守武昌，自己誑報軍情誇稱勝利，不日即可前來解圍，因此堅定了劉玉春死守到底的決心。同時，劉玉春也誑報軍情誇稱武昌城一定守得住，並且給了攻城軍以嚴重的打擊，也使孫傳芳更加興奮地企圖奪取武漢，以改變湖南、江西兩個戰場上的全盤局勢。事實上，孫傳芳已經處於自顧不暇的境地，而劉玉春也面臨到勢窮力絀的最後關頭，雖然彼此互相打氣，究竟起不了什麼作用。 武昌守城軍共有一萬餘人，其中劉玉春的直屬部隊僅二千人左右。城內居民十餘萬人，其中有外國僑民二十六人。米店被軍隊封存提供軍食，飲水也很困難，人民餓死者達二千餘人，染疫而死者更多。城內人民不怕飛機、大炮，而怕活活餓死，希望北伐軍早日攻城，以免陷於不死不活的苦境。武漢商會幾度要求北軍放老百姓出城，都沒有效果。守城軍宋大霈、孫建業、吳俊卿、賀兌廷各部系統不一，軍心離散，劉玉春不但要負責主持守城任務，還要抽出力量來監視這些動搖不定的雜牌軍。在這種情況下，武昌城不可能堅守下去。 在武漢商會和各慈善團體的奔走調停下，曾經商定守城軍由劉佐龍改編為一師，以劉玉春為師長，並擔保北軍將領生命財產的安全。守城軍疑為誘敵之計，而劉玉春還痴心妄想地等候吳、孫兩位「大帥」帶兵前來解圍，因此談判多次沒有把開城投降的具體辦法肯定下來。 九月十七日，北伐軍用飛機散發傳單，勸告武昌軍民迅速自決。十八日，又限守城軍於二十四小時內投降，否則將用大炮攻城。北伐軍攻城司令為鄧演達，攻城軍隊為北伐軍戰鬥力最強的第四軍，準備集中火力攻打通湘門。這時，武昌文華大學主辦人、美國人孟良佐、韋格非兩人企圖保全劉玉春的實力，縋城而下，到漢口與商會接洽，要求北伐軍推遲攻城日期，以便努力作最後的「調停」。 隨後守城軍屢次企圖棄城突圍而走，均未得逞。十月一日拂曉，又一次衝出城來企圖搶劫南湖的糧台，也被擊退回城。從三日到六日，在北伐軍和守城軍的雙方同意下開放了漢陽門，共放出婦孺三萬八千餘人，由於出城者爭先恐後，有被踐踏而死和落水而死的。此後孫傳芳襲取武昌的計劃完全破產，八日守城軍才開始就範，願意投降，約定九日上午十時出城開到青山聽候點驗改編，移駐葛店、鄂城一帶，下午一時後北伐軍入城接防。在此以前，北伐軍攻城部隊與守城軍豫軍賀兌廷團的士兵，經常在城牆上下交談，並且不時地將香菸食物拋上城樓接濟他們。九日上午，北軍在漢陽門外扣留鐵駁船一隻，北伐軍疑心北軍企圖乘船逃走，即向武昌城開炮轟擊，而守城軍也並未按照指定時間開城。到深夜一時左右，賀團悄悄地開放中和門、保安門迎接北伐軍入城，城內各軍紛紛繳械投降，劉玉春還率領殘部一千餘人在蛇山腳下頑抗了一二小時，他的部下第十五旅旅長於信臣把他拉到文華大學，躲藏在校長孟良佐的家中。孟良佐的僕人向北伐軍告密，才把他擒獲了。 武昌城一共守了四十一天，和蔣世傑守信陽的日期相差不多。城破時，陳嘉謨割須易服隱藏起來，十一日縋城圖逃被捕，與劉同被囚於湖北省議會。當時如果提交人民公審，這兩個甘為個人效忠的軍閥走狗是不可能保得住性命的，但公審並未舉行，還有不少中外記者前往訪問。陳嘉謨在訪問者的面前怯生生地不敢抬頭，劉玉春卻還神色自若地講了一套「軍人服從命令」的道理，說什麼「戰敗被擒，死而無怨」。後來，陳嘉謨納了一筆贖金得到釋放，劉玉春則被委為縱隊指揮，叫他帶罪立功。他並沒有做出什麼成績來，不久就回到天津病死了。 第二是杭州發生了突變，這一變化雖然迅速地被鎮壓下去，但是孫傳芳的後方根據地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終於無法挽救他最後失敗的命運。緊接武昌城破以後，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長夏超忽將所屬警備隊開往嘉善、松江一帶布防，並拆毀莘莊、新橋之間的一段鐵路，以阻止上海孫軍前進，同時杭州孫軍的營底也被警備隊包圍解散。夏超在浙江軍警界向來保持著一部分的潛在勢力。一九二四年九月，就是由於夏超為內應，孫傳芳才得兵不血刃取得浙江的地盤。後來孫的勢力向江蘇發展，卻還霸占浙江，因此引起了浙江地方軍人與北洋軍閥之間的深刻矛盾，而夏超也不滿足於省長的地位，有進一步攬軍權政權於一身的野心。當孫軍在江西作戰不利時，夏超秘密聯絡地方派軍人，擬將駐防徐州的浙軍第一師陳儀部和在江西協助孫軍作戰的浙軍第三師周鳳歧部調回浙江，與孫脫離關係，宣布浙江自治。在這一局勢的醞釀時期，周師駐南京的一團首先自由行動，開回浙江。十月十五日，浙江地方派軍人政客張載揚、褚輔成等召開了秘密會議，決定以浙江保境息民為理由召回駐外浙軍，並以省議會及浙江各團體的名義電請孫傳芳允許浙軍回浙。十六日，上述突變事件發生了。 孫傳芳忙於應付江西戰事，來不及集中力量解決浙江問題，只得用緩兵之計，表面贊成浙軍回浙，暗中卻調孟昭月（第八師師長兼南京衛戍司令）所屬第十五旅宋梅村部及駐防鎮江的第七十六混成旅李寶章部開駐龍華、松江，令其暫守江蘇境界，勿向浙江進攻。孫軍開到後，夏部警備隊即由松江撤回嘉善。 孫軍布置就緒後，突於二十日進攻嘉善，二十一日，夏超到嘉興準備抵抗，由於警備隊缺乏戰鬥經驗，孫軍占領了嘉興、硤石、長興，前鋒進抵臨平。二十二日，夏將省長印信交與張載揚，即率殘部向餘杭退走。二十三日，孫軍進入杭州，並派兵追擊夏超，在餘杭公路上發現了「便衣兵」數十人，雙方開槍互擊，夏超中彈斃命，浙江一幕自治短劇就是這樣曇花一現地結束了。 浙江事變發生前，夏超已經接受了廣州國民政府所委任的第十八軍軍長兼浙江民政長的命令，並與駐外浙軍取得了一定的聯繫。但是，周鳳岐在九江孫軍的監視下不能行動，陳儀的態度則在游移不定之中。那位號稱浙江「土皇帝」的夏超，過早地發動了無把握的政變，因而兵敗身亡。 浙江事件平息後，孫傳芳採取了分化浙江地方派的策略，派陳儀繼任浙江省長，但所屬浙軍第一師仍須留駐徐州，陳儀所兼徐州防務總司令一職也不許解除。二十九日，陳儀由徐州回到杭州接任有名無實的省長，實際上浙江仍然處於孫軍的控制下。但是，經過這次政變，孫對浙江地方派的疑忌心更重，地方派與北軍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北洋軍閥在浙江的統治地位不可能長期地保持下去了。 四　孫軍又一次發動對鄂東的攻勢。北伐軍突襲南潯路占領九江，孫傳芳狼狽逃回南京，孫軍全部退出江西。上海工人第一次起義失敗。蘇浙皖三省人士的自治運動 孫軍在奪回德安、解除南昌之圍並於十月十五日恢復南潯路交通以後，即在江西戰場上採取守勢，仍然按照原定計劃，集中力量向鄂東方面發動攻勢，企圖一鼓而下武漢，再鼓而克長、岳，把北伐軍從湘、鄂、贛三省全部驅逐出去。這個軍事突破計劃，雖因武昌城破受了很大的打擊，但是孫傳芳的希望又寄托在鄂西北軍與川軍聯合進攻武昌的另一著棋子上。 十月下旬，北軍盧金山、于學忠等部擊退了進攻荊、沙的黔軍，占領了公安、石首，楊森部川軍由監利向新堤前進，鄂北張聯升的軍隊也由襄樊長驅而南。同一時期，鄂東北伐軍僅有第八、第十五兩軍之各一部（劉佐龍已被提升為第十五軍軍長），兵力不夠分配，因此陳調元、葉開鑫等部在黃梅、廣濟、田家鎮、蘄水、蘭溪一帶頗為活動，只等鄂西川軍、北軍更深入一步，他們便可以聯合起來對武昌發動大規模的箝形攻勢。 北伐軍在江西戰場上，第二、第六兩軍收復了贛南、贛西大部分地區，並在贛北給了孫軍以嚴重的打擊。這兩支湘軍本非精銳之師，由於共產黨員李富春、林祖涵主持政治工作，他們就能夠顯示出巨大的力量來。而由第一軍副軍長王柏齡所統率的兩師，本系北伐軍的主力，但自蔣介石排斥該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和共產黨員以來，就變得暮氣沉沉，在進攻南昌的戰役中被孫軍打得狼狽不堪，幾乎影響到江西戰場的全盤形勢。 武昌北軍被解決後，以葉挺師（已擴編為師）為骨幹的第四軍從武昌調到贛北來，同時獨立第二師賀耀祖部也從湘北調到[2]，於是北伐軍又一次展開了贛北南潯路的爭奪戰。十一月四日，舉行突擊，占領了馬回嶺，截斷了南潯路的交通。孫傳芳已於是日乘江新輪到武穴，準備親自主持發動對武漢的強大攻勢，得到以上消息後，當晚匆忙地駛回湖口。 此時孫軍盧香亭部在塗家埠，鄭俊彥部在南昌，浙軍周鳳岐師在湖口，都陷於極大的混亂狀態中。五日，九江形勢也趨緊張，日本和英、美等國軍艦水兵紛紛登陸，租界斷絕了與界外的交通。當天，孫十分狼狽地改乘決川艦下駛，於六日返抵南京，他的隨員仍乘江新輪迴來。他離開南京還不到一個半月，果然實現了「很快就要回來」的話，但不是戰勝歸來，而是戰敗歸來。他下船後立即宣布了五省戒嚴的命令，並且表示了與北伐軍決戰到底的決心。其實，他的內心已經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勇氣，神情非常頹喪，與以前志得意滿的情況判若兩人。 由於主將首先逃走，江西全線孫軍俄然出現了兵敗如山倒的局面。北伐軍六日占領九江，八日占領南昌。盧香亭部第二師取道秋浦、貴池、大通退回南京，鄭俊彥部第十師取道饒州、景德鎮、常州退往青江浦原防，周鳳歧部浙軍第三師取道貴池、蕪湖、鎮江轉由滬寧路退回杭州。第五方面軍陳調元部退回安慶，王普部退回蕪湖，葉開鑫、馬濟等部退駐宿松、太湖一帶。湖口、馬當均被北伐軍順利占領。至此，江西戰爭以「五省聯軍」全部潰退而告結束。 同一時期，孫傳芳所指望的鄂西友軍果然繼續有所進展。十一月四日，北軍第二十六師于學忠部占領仙桃鎮，六日占領漢川，川軍楊森部六日占領新堤，鄂北張聯升軍也於七日占領京山。可是，孫軍來不及和他們會師武漢而自己先抽腿跑了。 當時論者認為，孫傳芳把進入湘、贛兩省的北伐軍比作一道長繩，隨時可以被人剪斷。事實上孫軍自身在南潯線上布置了一道長達數百里的防線，因而被北伐軍剪斷，正是「夫子自道」。孫所制定的進兵鄂東的軍事突破計劃，是一個舍近圖遠、不切實際的計劃，因而自己的陣線反被北伐軍突破。這個論點從軍事觀點出發，雖有其一定的理由，但更重要的是，全國人民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形勢下，革命運動有了空前的高漲，北洋軍閥的末日即將到來，時代的潮流不是任何衰朽力量所能阻擋得住的。 南昌城破前，北軍唐福山、岳思寅、張鳳歧等部還閉城而守，要求方本仁前來收編才允開城投降。北伐軍命令他們開駐永和門外七里街聽候改編，他們猶豫不決，因此北伐軍於八日爬城而入，守軍一萬餘人全部被俘。十日，江西人民請願將這些歷年來縱兵殃民、無惡不作的軍閥交付人民公審，取得了北伐軍的同意，於是人民群眾在唐、張二人的背上各插紙旗一面，上寫「縱兵殃民」四個字，綁在石獅子上任人參觀；又將岳思寅及兵站司令侯全本二人用露天小轎抬往城內外遊街示眾，人人拍手稱快。後來張鳳歧、岳思寅、唐福山、白家駿、侯全本五人被人民審判委員判處死刑，執行槍決（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孫軍退出江西前，上海和浙江的局勢又在醞釀變化之中。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四時，上海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爆發了第一次武裝起義，在南市、閘北、滬西三處同時並舉，南市斜橋、唐家灣，滬西徐家匯南洋大學後面，閘北共和路、北站和寶山路一帶，都有工人武裝隊出現，全市發現炸彈案多起。這次起義由於準備不夠，被孫軍鎮壓了下去，工人犧牲者達十餘人。上海防守司令、劊子手李寶章以「功」升任第九師長。同一時期，蘇、浙、閩、皖、贛五省士紳在上海發起了和平運動。 孫軍退出江西後，十一月十四日，蘇、浙、皖三省聯合會在上海宣告成立，通電錶示：（一）劃三省為民治區域，所有三省內一切軍政民政，均應由人民推舉委員，組織委員會處理；（二）上海應劃為特別市；（三）三省人民直接推舉代表，分赴粵、奉、直、魯各地接洽和平；（四）三省以內軍事行動應即停止。同時尚有「五省自治聯席會議」「江浙和平同志聯合會」「浙民自決會」等組織出現。上海中下層商界人士所組織的「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也發表了宣言，主張劃上海為特別市，永不駐兵，上海市政還之於上海市民，拒絕奉魯軍南來，召開國民會議解決時局等等。二十二日，江蘇省政研究會電請孫傳芳將江蘇還之蘇人。二十三日，蘇、浙、贛三省聯合會發出第二次通電，表示：（一）孫傳芳既已他往，其行動與三省無涉；（二）三省已聲明劃為民治區域，奉魯軍如對三省有軍事行動，誓以三省民意與之對抗；（三）三省軍隊必須贊護民治主張，否則視為公敵，斷其給養。二十九日，又發出第三次通電，催促三省海陸軍表示贊成民治的態度，勸告張作霖撤回南下魯軍，反對英、日兩國借款給北京政府。十二月十日，又致電稅務司安格聯，阻止發行新公債七千萬元；電告三省人民，拒用奉魯軍的軍用票。孫傳芳赴津勾引奉魯軍南下時，該會又通電斥其「與三省人民宣戰」，並警告各銀行勿代軍閥籌款。 以上情況，說明自從孫軍退出江西以來，蘇、浙、皖三省人民特別是上海市民的自治運動馬上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反對軍閥的團體雨後春筍般出現了，人民自決和要求人民民主自治的呼聲震動全國。在這風起雲湧的自治運動中，反映著三種不同傾向的分野：其中工人階級是最徹底、最勇敢的革命者，堅決主張消滅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在中國的聯合統治，熱烈歡迎北伐軍早日到來，以完成解放全國人民的偉大任務。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是接近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資產階級雖也表示了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但他們的所謂「自治」和「民主」，目的在於在推翻軍閥統治以後，代之以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與真正的人民民主和人民自治在本質上有所不同。他們害怕流血犧牲，反對武裝鬥爭，企圖用和平呼籲的方法，發表宣言和通電，以促使軍閥自動地將政權交出來。這是一種空想的自治運動，這種「秀才造反」「紙上談兵」的運動，只能引起擁有反革命武裝的軍閥們的訕笑，不能得到任何東西。 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來進行反對軍閥的鬥爭。儘管資產階級的「自治」運動並不符合人民群眾的要求，但是他們在反對客軍入境、反對帝國主義借款給北洋軍閥的種種問題上，卻也起了一定的打擊軍閥和有助於擴大革命影響的作用。當時上海總工會已經公開辦公，因五卅運動而成立後來被軍閥摧殘因而轉入地下的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也已恢復起來，它們領導著上海人民的自治運動繼續向高峰發展，總工會召集各團體組織了上海特別市市民公會，定於十二月十二日舉行市民大會，準備再掀起一個反對軍閥統治、實現上海自治的高潮。 蘇、浙、皖各團體和上海人民的自治運動，激怒了北洋軍閥。曾經依附直系軍閥、被吳佩孚稱為「活包公」的董康，發出了反對奉魯軍南下的電報，孫傳芳、張宗昌便聯名指為「通赤」有據，要下令拿辦；審計院院長莊蘊寬說了一句公道話，「董綬經反對客軍入境，乃是江蘇人民的公意」，他的住宅立即被搜查，本人還受到北京憲兵司令的傳訊。孫傳芳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通電：「有人假借蘇、皖、浙三省公團名義，希圖破壞三省之安寧，離間傳芳與三省父老昆季之感情，其居心殊屬叵測」。二十九日，孫下密令逮捕三省聯合會負責人蔡元培、沈鈞儒、董康、褚輔成等，並「緝捕會員，格殺不論」。又下令，對於一切新組織起來的團體都認為是「非法」的，一律予以封禁。上海總工會又一次被封，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再度轉入地下。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展開了對共產黨員、工人、學生和民主進步人士的殘酷鎮壓，因此上海全市籠罩在白色恐怖氣氛下，原定十二日舉行的上海市民大會無法召開，各界人士在總商會改開上海市民自治運動代表大會，發表了上海不駐兵及拒絕奉魯軍南下的宣言。 但是，軍閥們的垂死掙扎終於不能挽救他們最後滅亡的命運，相反，經過失敗和流血，更加加強了工人階級的鬥志和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心，並使各階層人士認識到用和平呼籲的方式，乞求軍閥們放下屠刀，是無濟於事的，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發動武裝鬥爭，給人民的敵人以狠狠的打擊，才能取得人民革命的最後勝利。在這以後，上海工人積極地布置第二次武裝起義，而資產階級所進行的「自治」運動，卻逐漸消沉下去了。 五　北伐軍三路進攻福建，周蔭人在鬆口戰敗。北伐軍連克龍巖、漳州、泉州、福州，周蔭人率部由延平退入浙江 北伐軍由廣東出發時，留下第一軍第三師譚曙卿、第十師馮軼裴防守潮汕，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還與盤踞福建的北洋軍閥周蔭人訂立了和平條約，劃詔安為緩衝地帶，雙方宣布解嚴。九月上旬，江西戰爭發動後，孫傳芳派周為五省聯軍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叫他帶兵進攻潮汕，因此粵、閩局勢突然緊張起來。 福建兵力除周所轄第十二師外，還有暫編第一師張毅、第三師李鳳翔、第二十混成旅李生春、第二十九混成旅孔昭同等部。福建民軍始終是福建統治者北洋軍閥的心腹之患，而福建人民久已反對北洋軍閥的暴力統治，福建北軍的內部矛盾又日益加深，這些都是有利於北伐軍進攻福建的條件。 九月十七日，周蔭人到漳州與張毅布置對粵軍事，決定先消滅福建境內民軍，並約陳炯明收集殘部反攻東江。此時駐汀州的第三師師長李鳳翔已與北伐軍聯繫，廣州國民政府任為第十七軍軍長，閩南民軍首領宋淵源也發表了討伐周蔭人的宣言。北伐軍分為三路攻閩，改編民軍司令張貞為獨立第四師師長，令其由饒平、黃岡進攻詔安、雲霄，譚師由蕉嶺進攻武平，馮師由大埔進攻峰市。從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周蔭人在南靖、龍巖一帶調兵遣將，十月八日率領主力軍第二十四旅劉俊、第三混成旅孫雲峰兩部由峰市向鬆口前進。不料前線未及接觸，永定、南靖兩縣民軍從後面包抄而來，周即驚慌失措地率部向永定急退，九日又向龍巖退走，留劉俊守永定城，北伐軍由西北角高地爬城而入，劉俊出城戰死。周部行抵坎市時，沿途農民加以狙擊，周狼狽萬狀地逃入龍巖城中。十四日，周由龍巖逃往漳平，二十日又經永安退往延平。 北伐軍的另一路於十月十二日由詔安進攻漳州，張毅派員與何應欽相約各守原防，彼此互不侵犯。孫傳芳在江西戰敗退回南京後，十一月七日，北伐軍配合民軍再度進攻漳州，張毅退往江東橋、長泰、同安，一路上受到農民群眾的襲擊，又向泉州敗走。二十二日，北伐軍進入泉州，張毅無抵抗地向福州退卻，並派人向北伐軍接洽投降。 汀州李鳳翔的態度始終在動搖不定之中。廣州國民政府改派何應欽暫兼第十七軍軍長，李部杜起雲、曹萬順兩旅長均被提升為師長，李鳳翔棄職逃走，汀州不戰而下。 十一月二十九日，張毅部退抵福州附近時，福建省長薩鎮冰、海軍司令陳季良、省防司令李生春拒絕該軍進入省城，其前行一團被勒令繳械。十二月二日，北伐軍已過涵江逼近福州，福州各界推舉薩為福建保安總司令，李為省防總司令。三日，福州市民舉行暴動響應北伐軍。四日，薩棄職逃走。五日，張貞率部入省，李生春表示了歸附北伐軍的態度。六日，張貞聯合海軍陸戰隊進攻盤踞南嶼的張毅部，反被該部擊退。七日，張毅部向南浦退走，李生春函勸張毅繳械投降，張毅因眷屬在江貞艦被扣，只得接受了所部改編為一混成旅、一炮兵團和本人下野的條件。北伐軍完全控制福建後，李生春部改編為一師，併入第十七軍，後來在水口、福州兩地被繳械，李在建甌被捕。張毅也被囚於潮梅警備司令部，後來因企圖逃走被槍決。 福州發生暴動時期，周蔭人在延平也站腳不住。十二月二日，民軍盧興邦部進攻延平，周部由建甌、浦城逃往浙境，經龍泉、麗水開赴溫州。 福建戰爭從九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雖然經過兩個多月才告結束，但是北伐軍使用的兵力很少，而且除了幾次小接觸以外，幾乎沒有進行過一次激烈戰爭。周蔭人引為內應的陳炯明，此時已成為斷了氣的死老虎，而周自己也是一戳即破的紙老虎。他所倚靠的大將張毅，不但闒茸無能，而且對他也不忠實。李生春、李鳳翔之流，都是些風吹兩邊倒的角色。周蔭人既無可用之兵，又無可用之將。屬於地方派的福建海軍與北洋派統治者之間早已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福建人民與軍閥之間的鬥爭更加尖銳。所以周蔭人一出馬就到處碰到敵人，因而陷於草木皆兵的境地。福建問題解決後，孫傳芳的五省地盤只剩下了三省，而他在這三省的勢力，也像春天裡的雪山一樣快要崩坍了。 * * * [1]　謝鴻勛受傷後，由九江赴滬就醫，在公濟醫院刖足，10月14日傷口惡化身死。 [2]　廣州國民政府早已任命賀耀祖為第九軍軍長，因賀游移未受，改派彭漢章擔任。北伐軍進攻岳州時，前途形勢已明，通過湖南宜撫使宋鶴庚的關係，賀部受編為獨立第二師。當時賀的防地在石門、臨澧一帶，奉調由湘陰、平江轉入贛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