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五章　北伐軍在兩湖戰場上的勝利

一　北伐前的南北形勢。湖南內部發生矛盾，趙恆惕被迫下台。湖南唐、葉兩軍發生戰事，唐軍一度退出長沙。北伐軍入湘後迅速恢復長沙 湖南問題是南北問題的重要關鍵。由於湖南掛上了一塊阻南拒北的「自治」招牌，多年來一直是廣東革命政府出師北伐的重大阻力。一九二六年春天，廣東革命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下，先後消滅了廣東內部反革命軍閥的勢力，統一了軍權財權，奠定了兩廣全局，並且成立了國民革命軍七個軍，由蔣介石、譚延闓、朱培德、李濟深、李福林、程潛、李宗仁分任軍長，廣東革命政權和革命根據地獲得了極大的鞏固和發展。在這時期，吳、張兩大軍閥公然提出「討赤」為他們合作的基礎，在北方發動了對國民軍的聯合進攻，並且明目張胆地勾結帝國主義，企圖取得它們的援助，下一步驟準備發動對南方革命勢力的全面進攻。在這一形勢下，廣東革命政府必須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出師北伐，才能粉碎北洋軍閥進攻兩廣的企圖。而且，自上海「五卅」慘案和北方大沽口事件先後發生以來，全國人民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浪潮日益高漲，迫切要求革命政府出兵北伐，結束十多年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把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挽救出來，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和民主的國家。當時全國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對比也是有利於革命方面的：北洋軍閥因為相互之間不斷發生戰爭而日益趨於衰弱；吳、張兩大軍閥雖然聯合起來，但是矛盾重重無法解決，因此北京陷於無政府狀態；而分別盤踞長江上、下游的直系軍閥吳佩孚與孫傳芳之間，又因聯奉、反奉問題貌合神離，他們不可能集中力量來對付南方；北伐的第一對象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是比較脆弱的一環，而且受到國民軍的牽制，已經處於南北兩面受敵的狀態中；加以湖南內部起了分化，為北伐軍取道湖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根據這些情況，廣東革命政府出師北伐不但有其必要性，而且一定能夠迅速地取得軍事上的勝利。 浙南內部分化起於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末春初之間。湖南省長趙恆惕的任期本應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屆滿，但是省憲法經過修改後，省長得連選連任，可以看出趙在任滿後並無下台之意。湖南內部軍政財政向不統一；第三師師長葉開鑫兼任湘西善後督辦，第四師師長唐生智兼任湘南善後督辦，他們各霸一方，形成「國內之國」，省政府無權過問。此時趙想改變這一尾大不掉的形勢，派第三師參謀長張雄輿兼任財政廳長，又派唐生智兼任點驗槍支委員會委員長，準備大舉「裁兵理財」，把多年來不能統一的財權兵權收攬在自己的手裡，這一措施引起了他與湘軍將領之間的深刻矛盾。隨後第二師第三旅旅長葉琪忽以回桂省親為名，秘密參加了梧州會議，會後又到了廣州。葉琪是廣西人，與桂系軍人李宗仁、黃紹竑有葭莩之親，又與唐生智為保定軍校老同學，他此行是代表唐與廣州革命軍進行聯繫的。這個消息透露出來，長沙便滿城風雨地傳說湖南政局將有變動，趙恆惕的當權時期不會太久了。 一九二六年春天，趙採納了第二師秘書長蕭汝霖的建議，迎接白喇嘛到長沙，主辦所謂禳災祈福的金光明法會，一時妖氣衝天，怪狀百出。就在上一年冬天，唐在衡陽請「顧和尚」[1]主辦過一次金光明法會，全師官兵二萬餘人一律受戒為佛教徒。由於長沙又有同樣佛會發生，當時便有「佛門鬥法」、具有政治背景的傳言。 接下去，長沙又傳唐軍已從郴永一帶調回衡州，並在衡山設立防線，炮口指向長沙。唐的父親實業司長唐承緒忽然盡室而行，第四師駐省人員也都紛紛撤走。在日益嚴重的局勢下，趙先後派張雄輿、鍾才宏、賀耀祖到衡州，表示本人決無競選下屆省長之意，希望唐以合「法」手續繼任省長，唐也表示絕無當省長的野心，請趙到衡州檢閱他的軍隊。正當其時，葉琪來到長沙，建議任命唐為內務司長。原來，「省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省長任期未滿而因故離職時，得委託省務院長代行其職權，而省務院長系由省務員兼任，各司司長均為當然省務員，內務司長則為首席省務員。至此，趙只能在提前下台或者發動內戰的兩途之中選擇其一。 當時趙所視為可靠的第三師遠在辰州。趙認為：如果發動內戰，不但遠水難救近火，而且將造成兩敗俱傷的局勢。因此，三月八日任命唐為內務司長兼省務院長並代行省長職權，派張雄輿攜帶任命狀到衡州迎唐來省就職，並於十二日向省議會提出辭職咨文。從九日到十一日，長沙市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反抗軍閥政府的示威遊行大會，表示了歡迎革命和徹底改造湘局的決心。在人民的巨大威力下，十二日趙倉皇登輪出走。 此時第三師駐省司令部已經移往岳州，師長葉開鑫稱病請假，派張雄輿代行職務。趙走後，葉與第一師師長賀耀祖、第二師師長劉鉶等都有電報表示擁唐。唐於十六日到長沙，並不宣布就職，主張迎趙回來復職，並電邀旅長以上軍官來省舉行會議，討論有關湘局的各項問題。 二十五日，唐在各方敦促下接任了代理省長，即晚舉行軍事會議，當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扣留了參加會議的第二師師長劉鉶、第二師第四旅旅長唐希忭、第二師秘書長蕭汝霖、第三師代理師長張雄輿、第三師第五旅旅長劉重威五人[2]，所宣布的理由是說這些跋扈軍人歷年以來把持民、財各政，「使趙前省長不能行其志」，因此必須暫時予以看管，以促進湘政的統一。同時下令解除第三師師長葉開鑫、第三師第十一旅旅長蔣鋤歐的職務，派第一師師長賀耀祖兼任湘西善後督辦；取消第二、第三兩師番號，所轄各旅改由省長直接統率；又派騎兵旅旅長何鍵[3]到湘陰、汨羅江一帶設防。 事件發生後，已由辰州移駐岳州的蔣鋤歐旅退往鄂境羊樓司。二十六日，湘鄂路火車不通。二十七日，何旅進駐岳州。 湖南政局的突然變化，對吳佩孚說來是個極其嚴重的打擊。以前趙恆惕在湖南懸掛「自治」的旗幟，雖然不合他的口味，但是無形之中他卻可以利用湖南阻擋革命勢力向北進展。現在他不能高枕無憂了。因此，他立刻調兵遣將，派盧金山、王都慶、宋大霈、劉躍龍、陸澐、孫建業、餘蔭森各部增防鄂南，並派彭壽莘為湘鄂邊防督辦，主持對湘防務。 由於北伐軍一時還不能出發到湖南，而北軍可以朝發夕至，所以唐生智一面派劉文島為駐粵代表與廣東革命政府保持聯繫，一面派歐陽任到漢口表示繼續維持「省憲」，以緩和湘、鄂兩省的緊張局勢。此時吳尚未啟程北上，四月一日，他接見歐陽任的時候，在紙上振筆疾書寫了一個「兵」字，又在上下兩端各寫「北」「南」兩個字，再畫上一個箭頭指向「北」字說道，「我本來打算對北用兵」，又畫上一個箭頭指向「南」字說道，「但也可以改為對南用兵」。他對唐提出了三個條件：（一）限於二十四小時之內撤退岳州駐軍；（二）通電宣布「討赤」；（三）與葉開鑫恢復感情。[4] 四月三日，唐軍何旅由岳州撤回汨羅江南岸，吳命前岳陽鎮守使鄒序彬回駐岳州。但是其餘兩個條件都是唐所不能接受的，於是吳派代表譚道南到長沙，威脅唐接受他的命令宣布「討赤」，或者率部回駐湘南，同時讓葉軍回駐湘西，恢復趙恆惕離湘以前的狀態，長沙、岳州則劃為不駐兵區。唐開始還隨口敷衍，承認維持「省憲」，保境息民，決不侵犯鄰省。後來談到火氣發作，他就粗聲暴氣地說道：「吳子玉不要小視湖南，他有陸軍海軍，可以分為三路五路進攻長沙，我卻集中兵力突破一點，直取武漢！」說著，他倏地從腰間拔出手槍來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說：「或者十四省大帥的金字招牌被砸得稀巴爛，或者這件東西（手槍）解決了我！」至此談判完全破裂了。[5] 湖南政局變化後，長沙國共兩黨的機構已由秘密轉為公開，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緒更加高漲，廢除「省憲法」、解散省議會、打倒軍閥的呼聲響遍岳雲湘水之間。廣東革命政府派第四軍旅長陳銘樞、桂軍參謀長白崇禧到湖南，催促唐出兵討伐吳佩孚，擔保二、六兩軍不入湖南[6]。白、陳二人出席長沙群眾大會時，公開喊出了「國民革命」「打倒吳佩孚」等口號。在這一形勢下，吳佩孚下了起兵驅唐的決心。吳並不歡迎趙政權復辟，因為趙所堅持的「自治」對於吳的「南征」計劃也是一種阻力，於是他直接任命葉開鑫為討賊聯軍湘軍總司令，賀耀祖為副司令（並擬任為湖南省長），希望賀、葉兩人合作驅唐，廢除「省憲」，把湖南完全納入他的勢力範圍內。四月十九日，葉軍開回岳州，二十一日，葉通電就任湘軍總司令，於是作為北伐戰爭序幕的湖南內戰爆發了。 吳的計劃是用湖南人打湖南人，而以北軍監視其後。此外，他還電令江西總司令鄧如琢出兵三旅，配合陳炯明舊部粵軍謝文炳等擾亂湘東，又令桂軍沈鴻英、韓彩鳳等殘部擾亂唐軍後方永州。 葉軍方面，只有一旅（蔣旅）開到汨羅與唐軍隔江對峙，其在湘西的五、六兩旅，則由第六旅旅長鄒鵬振率領，進攻新化、寶慶。根據當時的形勢，主要戰線在於由辰州、漵浦到新化、寶慶的一路，而第一師師長賀耀祖的左右袒也是決定雙方勝敗的重要因素。 四月二十七日，唐任命第一師師長賀耀祖為湘軍總指揮，令其出兵討伐葉軍。賀的防地在常德，與在澧州的第二師成為犄角之勢。二十八日，第二師將唐派往統率該師的葉琪逐走，改推賀的親家唐巘攝行師長職權，並宣布與第一師採取一致行動，因此賀的地位大為增強。他對唐的操切用事和葉的投附北方都大不以為然，對吳、唐兩人的任命都不肯接受。四月三十日，他發表通電勸葉、唐兩人停止軍事行動，各軍恢復趙離湘以前的原有防地，北軍停止前進，湘事由湘人自決。這種中立態度對唐當然是不利的。 四月二十八日，葉軍鄒鵬振部攻占寶慶，並取道洪羅廟直趨衡州。同時，第二師也由澧州向常德、桃源移動。這一形勢使唐軍陷於四面受敵的地位，因此唐發表儉電（二十八日）稱：「生智受事以來，規隨炎公（趙），雖備經事齊事楚之難，極受頤指氣使之辱，為大局計，亦皆容忍之。至於今日，湖南未嘗樹一主義，生智未嘗引一外援。乃叛將葉開鑫由鄂竄回，乘虛入岳，萬一省憲破壞，引起南北糾紛，誰為戎首，不得不訴諸輿論。」五月一日唐軍退出長沙，二日葉軍進入長沙。 當時的局勢擺得非常清楚，唐、葉之戰不是湖南局部問題，而是北伐軍與北洋軍閥進行大規模的南北戰爭的「前奏」。湖南人民是熱烈歡迎北伐軍迅速進入湖南，把湖南從軍閥割據的痛苦狀態中解放出來，並且進一步繼續完成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的。但是湖南上層人士為了保持階級利益，卻抱有和平苟安的心理，幻想恢復趙恆惕下台前「湖南不捲入南北旋渦」的局勢。因此，唐軍退出後，長沙各團體（工人、學生團體除外）發起了迎趙復職的運動（三日），省議會發出了迎趙回湘的魚電（六日）。一、二兩師和湘西統領陳渠珍於十三日通電組織「護湘軍」，公推趙為「護湘軍」總司令，葉開鑫為副司令，賀耀祖為總指揮，陳渠珍為邊防總指揮，趙未回湘以前，推葉代行總司令的職權。由此可見，一、二兩師在對唐的問題上與葉開鑫的意見是一致的，但又反對勾引北兵入湘，因此他們是唐、葉以外的另一面旗幟，賀耀祖也拒絕葉的邀請，不到長沙。 吳佩孚本來是反對湖南繼續保持「自治」狀態的，由於湘軍一、二、三師不能團結合作，便又打算加趙一個「湘粵桂聯軍總司令」的頭銜，迎接他回湘主持討唐軍事，並且準備下一步叫他帶兵進攻兩廣。孫傳芳卻不以這個意見為然，向吳建議，對於湖南法律問題（即自治問題），暫時可以存而不論，先迎接趙回來統一湘軍指揮，「否則湘局瓦解，長江亦難安枕」。最後吳同意了孫的意見。 根據當時唐、葉兩軍的形勢來看，唐軍雖然保存實力放棄了長沙、湘潭，但是葉軍蔣鋤歐旅由正面進攻衡山、衡州，鄂南北軍餘蔭松旅進駐株洲、易俗河，江西派來的唐福山師進駐醴陵、攸縣，特別是鄒鵬振統率大部葉軍攻占了寶慶、衡州之間的洪羅廟，衡州已處於半月形的包圍之中。如果一、二兩師和北軍一齊投入戰鬥，在數量上就將遠遠超過唐軍，衡州就有被攻下的可能。如果衡州守不住，葉軍、北軍直趨郴州逼近廣東，閩、贛兩省北軍同時發動，將使廣東革命根據地受到嚴重的威脅。在這一形勢下，廣東革命政府有迅速援助唐軍反攻長沙和提前出師北伐的必要，因此派第四軍第十師師長陳銘樞（新升師長）、第十一師師長張發奎、獨立團團長葉挺等部集中韶關向郴州出發，桂軍第七軍李宗仁部集中桂林向永州出發，並於五月二十一日任命唐為第八軍軍長兼北伐軍中路前敵總指揮。 北伐軍尚未到達前，湘南久雨不停，正面戰爭阻於大水無法進行，從五月上旬到中旬，唐、葉兩軍僅在寶慶、湘鄉之間進行了拉鋸戰。唐軍將領何鍵曾經提出停戰議和的建議，於是葉、唐同時下野，趙恆惕復任湖南省長的空氣瀰漫一時。事實上這是唐軍的緩兵之計，湖南問題已經成為南北問題，成為南方革命力量和北方反革命勢力決戰的導火線，不可能有調和妥協之餘地。而在同一時期，反革命勢力正處在加深腐爛和加速滅亡的過程中。所謂「援湘」北軍不肯開赴前方作戰，僅負警戒後方之責，顯然具有「黃雀在後」的野心。葉軍高級軍官大多留在長沙「及時行樂」，而軍餉積欠不發，引起了兵士的反抗心理和厭戰情緒。特別是葉開鑫勾引北軍入湘以及北軍在所駐地區內敲詐勒索、抓夫派餉的暴虐行為，引起了湘東、湘北一帶人民的深惡痛絕。根據這些情況，不待兩軍決戰就可以看出戰爭勝敗的前途。七月上旬兩廣北伐軍到達湘境後，唐軍分為三路反攻湘鄉、寧鄉、湘潭，沿途農民配合作戰，北軍不戰而退，葉軍也就無心戀戰，七月九日唐軍占領湘潭，十日占領長沙，葉軍第十四旅旅長劉雪軒就擒被殺[7]。十四日唐到長沙後，宣布廢除「省憲法」，解散省議會，從此湖南假自治的局面告終，一個新的革命高漲的時期開始了。 二　北伐軍旗開得勝的原因。孫傳芳對湖南戰爭的態度。湖南工人農民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北伐軍占領岳州並攻入鄂南 七月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第五次對時局的宣言，號召全國各階層革命民眾團結起來，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推翻國內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統治。在共產黨的積極推動和蘇聯顧問的幫助下，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開始了。 這個時期，蔣介石還隱藏在革命陣營內，並竊踞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重要位置（改派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但是北伐軍的政治工作主要是由共產黨員擔任的，如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都是共產黨員。政治工作在聯繫人民群眾和加強軍隊的戰鬥力等方面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北伐軍的先鋒隊第四軍獨立團團長葉挺的部隊，連以上幹部都是黨團員，這支軍隊是使敵人聞而喪膽的戰無不勝之師。當時北伐軍的第一個戰場在湖南，這是最主要的一個戰場，而湖南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些基本群眾在配合北伐軍作戰的任務中發揮了極其巨大的力量。特別是當時的國共合作，已做出了不少的成績，在革命群眾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因而能夠推動全體人民首先是工農群眾熱烈地參加革命，把革命事業引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以上這些，就是北伐軍旗開得勝的主要原因。 北伐軍占領長沙時，北方南口的攻守戰正在緊張進行中。當時，直系內部一致認為，吳的根據地在武漢，南重於北，自己應當抽身南下，而將進攻南口的責任完全交給奉系。曹錕曾派彭壽莘到長辛店提出這項意見，而孫傳芳、陳嘉謨之流也都屢次打電報勸吳迅速南下主持對湘軍事。但吳正處於這樣一種極其困難的境地：如果本人放棄進攻南口的責任，就將無法繼續控制北京政權；如果派人代為統率，本人抽身南下，前方軍隊就有全部譁變的可能；如果將這些軍隊掃數調往南方作戰，他們是否服從調遣也是一個問題，而且京漢線北段的地盤將被奉系乘虛席捲以去。在進退維谷的情況下，他一面將「援湘軍」一律改稱「討賊聯軍」，派宋大霈、王都慶、唐福山、董政國[8]為第五至第八路總司令，命令他們採取守勢勿得進攻；一面催促孫傳芳動員閩、贛兩省北軍分途進攻廣東西江、北江，另派重兵由贛西入湘以拊長沙之背，一俟布置就緒，他的軍隊就在鄂南、湘北配合進攻。同時，他還要求唐繼堯出兵兩軍乘虛進攻廣西，許以事成之後給以節制西南各省的最大權力。他認為這樣布置，不僅可以奪回長沙，而且可以一舉而顛覆廣州的革命政權。 但是，儘管吳急如星火地催促出兵相助，孫傳芳卻坐在南京與陳陶遺等「名流」時為文酒之會，似乎東南半壁，風景依然，湘水怒潮，與己無涉。七月中旬，盛傳孫正在徵求蘇、浙、閩、皖、贛五省軍閥的意見，準備聯合提出全國停戰議和的建議，其具體條件為：（一）與馮軍進行停戰談判；（二）勸唐軍勿進攻岳州；（三）奉魯軍由北京撤退，並規定首都永不駐兵；（四）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南北問題。這個消息使吳大起恐慌，急忙打電報質問他有無其事。孫雖發出了否認主和的宥電（七月二十六日），卻另有感電（二十七日）回答吳說：「目前贛閩吃緊，對湘事不能統籌兼顧，只能為相當之援助，仍請我帥自行主持」。就在這時，他突然召回了他的親信農商總長楊文愷，以示不願繼續過問北京政府的事情。他在致東南五省軍閥的密電中，指示他們採取「保境息民」的態度，同時授意江浙協會向北伐軍聲明：「孫帥為使東南五省不睹鋒鏑，決不與任何方面為敵」，請其尊重五省的中立地位。一切跡象表明，孫傳芳仍然反對「聯奉討馮」的政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不願意與吳繼續合作，對湖南戰爭採取了「坐觀成敗」的態度，避免捲入旋渦。 北伐軍進入長沙時期，周圍殘敵尚待肅清，湖南工人、農民在配合北伐軍作戰的任務中顯示了強大的力量。長沙工團聯合會在北伐軍進入長沙前組織了工人保安隊，負責維持城內秩序，並且組織了運輸隊，幫助北伐軍運輸軍用物資；株萍鐵路工人拆毀鐵路、炸斷鐵橋，使占領醴陵的江西北軍唐福山師狼狽而逃；安源煤礦工人組織力量幫助了北伐軍的運輸工作；株洲、醴陵、瀏陽一帶的農民紛紛組織了使用梭鏢和鳥槍的游擊隊，自動地截擊北軍或者破壞敵人的後方；戰區內沿途農民擔茶送水，引路帶信，給了北伐軍以極大的支援，使反動軍隊受到了「草木皆兵」的嚴重威脅。由於這一切，北伐軍迅速地穩定了長沙的秩序，肅清了湘東方面的敵人。總之，湖南勞動人民和上層紳商人士幻想和平苟安的心理恰恰相反，他們熱烈歡迎「打破現狀」的革命戰爭，不要那種「維持現狀」的和平。 北伐軍在休整一個月之後，重行分配進攻岳州的戰鬥任務，右翼由第四軍擔任，中路仍由第八軍擔任，第七軍居中策應；左翼則由新歸附北伐軍的袁祖銘部黔軍[9]擔任。敵方正面守汨羅江北岸的為葉開鑫部湘軍（在前）和北軍宋大霈旅（在後），守平江的為北軍第二十五師陸沄旅，守長樂的為第二十五師餘蔭森旅（長樂在汨羅與平江之間），負責指揮各部的為李濟臣（原任吳佩孚的參謀長）。戰爭於八月十九日開始。當北伐軍擂鼓上陣之際，正是湘北農民揭竿助戰之時。當天，平江農民配合革命軍進攻白石嶺，他們有的在山谷間遍布疑兵，設置松樹炮，並用鳥槍、爆竹或鳴號擂鼓等方法擾亂敵方的軍心，有的拆毀電線、拆斷橋樑破壞敵軍的交通線，北軍陣線因而大亂。當農民嚮導隊引導北伐軍由橫槎渡過獅子岩到達平江北門時，北軍疑心飛將軍從天而降，嚇得不敢抵抗，全部繳械投降。當北軍旅長陸澐逃至下西街蕭曹廟時，又有農民報信引導北伐軍前往搜捕，陸澐因無法脫身而舉槍自殺。 正面北伐軍二十日渡過汨羅江，北軍宋大霈、餘蔭森等部搶先奪路而逃，湘軍葉部因無交通工具，只能狼狽地步行退往岳州。 二十一日，湘北農民引導北伐軍從平江北鄉渡過微水間道襲取岳州[10]，並與正面北伐軍配合進攻，二十二日占領了岳州。停泊洞庭湖的北方軍艦十餘艘倉皇退往白螺磯、新堤一帶，它們再也不能像一九二一年湘鄂戰爭時期那樣耀武揚威了。 這次進攻湘北的戰爭，從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僅僅打了三天，北軍、葉軍就全部崩潰。北伐軍占領岳州後，從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以風捲殘雲之勢，繼續占領了通城、崇陽、羊樓司、蒲圻各地，與北軍、葉軍相持於汀泗橋的南北兩端。 三　吳佩孚血戰汀泗橋。北伐軍炮打武昌城。北伐軍占領漢陽、漢口。吳佩孚由信陽逃往鄭州 北伐軍占領岳州時，北方的南口戰爭已經結束，吳佩孚於八月二十一日電召齊燮元到長辛店代行總司令職權，本人乘車回到保定。他在啟程時電請張作霖主持北京政局，張作霖卻有回電錶示願意派兵幫助他對付南方。吳已經吃夠了這位同盟者的苦頭，馬上婉詞加以謝絕。他命令田維勤、魏益三、王為蔚等部掃數南下，並邀請靳雲鶚隨軍出發，靳卻假口健康尚未恢復，又到雞公山「療養」去了。吳還痴心妄想地電請孫傳芳到漢口見面一談，另電指示杜內閣升授孫為上將軍，鄧如琢為威字將軍，以鼓勵他們派兵進攻湘東，會師長沙。 二十三日吳由保定啟程，二十四日在鄭州檢閱軍隊。二十五日到漢口時，鄂督陳嘉謨率領文武大員前來恭迎，吳指著陳的鼻子悻悻地罵道：「事情都壞在你的手裡！」 吳下車回到查家墩司令部後，前方將領紛至沓來向之報告軍情，吳搖手叫他們不要講下去，卻大言不慚地說：「敵人已經中了我的誘敵深入之計了！我叫馨遠（孫）派兵由銅鼓、修水、萍鄉進攻湘東，又叫雲南、福建兩省各派勁旅進攻兩廣，我的軍隊有三師九混成旅在三天之內可以集中到武漢來。我將親自率領兵艦進攻岳州，並與馨遠相約會師長沙。我沒有工夫聽你們的報告，你們趕快回到陣地布置任務去吧！」 吳到漢口時，北伐軍水路已經進抵新堤上游，陸路仍在汀泗橋南。武漢三鎮人心異常浮動，漢口英、法、日等租界的沙包、鐵絲網都已擺了出來。二十七日，吳偕同陳嘉謨、劉玉春到賀勝橋，在火車上建立了總部行營，即轉赴汀泗橋、金口兩地進行水陸陣地的視察，這一切恍如一九二一年湘鄂戰爭時期的舊劇重演。吳升任劉玉春為「討賊」聯軍第八路總司令[11]，即將該部三團兵力投入前方作戰，另派營務執法總司令趙榮華組織大刀隊，隨同出發督戰。就在二十七日，南北兩軍在汀泗橋展開了一場極其激烈的戰爭，吳下令只許前進，不許後退，軍官退縮者一律在陣前處以極刑。在吳的親自督戰下，劉玉春在火線上作了瘋狂的掙扎，因此兩軍死傷均極重大。以前吳就是用這股子蠻勁打敗他的敵人，從而取得「善戰」之名的，可是這次卻遇到了鋼鐵般的對手，葉挺所率的第四軍獨立團在這次戰役中表現了驚人的英勇氣概，吳軍大刀隊雖然接連砍下了臨陣退縮的團、營長九顆血淋淋的人頭，終於無法把陣地穩定下來。 吳軍經過了這場戰鬥，便像程咬金斫過三斧頭一樣沒有餘勇可賈了。二十八日，鄂南農民引導北伐軍一部從間道經過咸寧、簰洲包抄吳軍的後路，吳軍便亡魂喪膽地從前線敗退下來。從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吳軍接連放棄了咸寧、賀勝橋、山坡、土地堂，吳的司令部轉移到武昌郊外鯰魚車站，即在武昌城上安置炮位，沿城挖掘戰壕，並在鳳皇山、蛇山、黃鶴樓、抱冰堂及洪山等高地構築炮兵陣地，表示「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吳亂髮電報催促各方面迅速派兵來援，除一日數電向孫傳芳乞援外，又調川軍楊森部東下援鄂。但是，京漢線上的吳軍雖然嚴電催促，卻始終遲遲不來，吳所稱「三天之內就有三師九混成旅之眾集中武漢」的神話，徹底地破滅了。 九月一日，北伐軍占領紙坊，劉玉春滿頭大汗地退回鯰魚，直挺挺地跪在地下向吳哭訴著說：「大帥，我的部隊快打完了，三個團長傷了兩個，三十九個連長只剩下了五個。別人的部隊都不肯接受我的命令，就請大帥拿我正法來振作一下士氣吧！」吳悽慘地盯了他一眼說：「你起來。你沒有罪。還是拚命去抵擋一陣吧！」正當其時，敗兵紛紛從前方潰退下來，趙榮華命令督戰隊揮舞著大刀亂砍亂殺，殺得那些兵士們火性發作，有的竟然開槍向大帥專車射擊，打死了副官一人，傷了衛士二人。到了這時候，吳才被迫允許敗兵通過，並在武昌城內設立收容所把他們收容下來。 當天吳下令關閉武昌各城門，每日只有漢陽、平湖兩門開放一小時，維持武漢交通。靳雲鶚率領高汝桐師到了漢口，吳即任靳為武陽夏警備總司令，並將鄂軍第二師師長劉佐龍提升為湖北省長。有人向吳告密：「劉佐龍是靠不住的，早晚必然倒戈。」吳苦笑了一聲說：「我如果打勝仗，靠不住的人也就靠得住了，如果打敗仗，靠得住的人也會靠不住的。」其實，吳正是發覺了劉佐龍「靠不住」，而又沒有力量解決他，所以才用升官的辦法來拉攏他。當晚吳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而已經到達南湖附近的北伐軍，則因雷雨交加，沒有繼續進攻。 九月二日，洪山有炮戰發生，北軍在漢陽龜山隔江發炮轟擊武昌郊外北伐軍的陣地。陳嘉謨被迫回到武昌布置守城任務。漢口各租界封鎖了對界外的交通。三日，吳、靳偕同渡江視察武昌防務，炮聲終日隆隆不絕。吳下令加派劉佐龍為漢黃防禦總司令，劉玉春為武昌城防司令，高汝桐為漢陽防守司令；又恢復了靳雲鶚的「討賊」聯軍副司令的名義，並畀以節制陸海軍的全權。吳還幻想孫傳芳派兵偷襲北伐軍的後路，更恃有海軍封鎖長江交通，因此下了死守三鎮待援的決心。當天洪山被北伐軍占領，海軍在大堤口發炮向洪山轟擊，北伐軍進攻望山、中和、保安、通湘四門，城上吳軍則用炸彈、機關槍猛烈抵抗，所以這天的槍炮聲格外響得厲害，武漢人心異常浮動。 四日，吳在查家墩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出席者有靳雲鶚、魏益三等高級軍官百餘人，他叫葉開鑫坐在首席，隨即發言痛斥各軍見敵即退，只有葉軍打了幾個月的硬仗還剩下了官兵六千人；各軍爭奪火車頭搶先逃走，但又趁火打劫收繳葉軍的槍支，言下恨恨不已。 五日，武昌的攻城戰仍在繼續進行，吳壓迫漢口商會迅速籌餉二百五十萬元以應急需。這個時期，這位曾經名震一時的北洋派勇將，完全變成了一個面壁虛構的造謠專家，他還發出歌電（五日）吹噓自九月一日以來，四天之中一共打死了北伐軍數萬人，因而攻城氣焰大受挫折；又說王都慶的軍隊已於四日攻占長沙，因此敵軍紛紛向湘贛邊境逃竄云云。 吳佩孚封鎖長江阻止北伐軍橫渡的計劃也是辦不到的。因為北伐軍已經控制了武漢上游廣大地區，隨地可以渡江，而且北伐軍可以採取反封鎖的政策來對付吳方海軍。早在八月二十八日，北伐軍即將長沙至武昌一段航線加以封鎖，外國軍艦、商輪如有必要，須在二十四小時以前通知長沙交涉員，取得許可，派領江導入，否則自負危險責任（英、美兩國對於這一措施曾經提出「抗議」）。北伐軍封鎖長江、湘江的目的，在於防止北軍利用海軍擾亂後方。一九二一年湘鄂之戰，吳佩孚就是利用海軍在岳州開炮，因而僥倖地取得了勝利，而此時吳正在打算採取這個老辦法，以挽救武漢三鎮兵臨城下的危機。同時，北伐軍鑒於武漢江面遼闊，又在海軍炮火的控制下難於飛渡，因此另派軍隊由新堤下游簰洲渡江，取道清灘口、沙湖占領漢陽以北六十里的蔡甸，即向黑山進攻。九月五日，守漢陽的高汝桐師與這支北伐軍展開了龜山的爭奪戰，吳調劉佐龍師前往增援。六日，吳的司令部落下一顆炮彈是從龜山的方向打下來的，吳親自搖動軍用電話詢問劉佐龍，那邊的回答是說「打錯了方向」。接著又有一顆炮彈飛來，吳再打電話時，那邊就不再回答了。 由於這一變動，高汝桐師渡過漢水退回漢口，吳、靳兩人於七日晨倉皇乘車逃走，劉佐龍以武陽夏保安司令兼獨立第三師師長的名義（北伐軍所委）出面維持漢口、漢陽的秩序。剩下來的問題就是武昌城尚未解決，漢口商會願意籌款二十萬元為守城軍的解散費，並且取得了北伐軍的同意，保證北軍將領安全出境。陳嘉謨願意接受這個談判，劉玉春卻迷信吳佩孚一定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反攻武漢[12]，堅決拒絕開城投降。 吳退出漢口時，曾有虞電（七日）責備孫傳芳說：「我弟總鎮長江，威加南北，試一舉手，即可戡定中原，奠安華夏。今『赤賊』既已得志於湘鄂，勢必窺贛邊而通聲氣。應懍唇亡齒寒之戒，念輔車相依之切，虞虢前車，可資殷鑑。」 這個時候，京漢路信陽以南沿途都是密密麻麻的兵車，這些軍隊並不開到武漢來投入戰鬥，卻分別停留在武勝關南北的一段地帶內，造成了交通上極端混亂的現象。吳所乘火車七日在孝感無法前進，十日才由兵車騰出路線來開到信陽。但是信陽也沒有吳的立足之地，豫南樊鍾秀部早已與北伐軍聯絡，而吳以前所吸收的雜牌軍任應歧、李振亞、龐炳勛、馬文德等，[13]也都有響應北伐軍的傾向。因此，十七日吳又由信陽逃往鄭州。吳離開信陽的第二天，果然樊軍進攻信陽，龐旅在柳林譁變，隨後雖由田維勤派兵分途擊退，但是豫南從此長期處在混亂狀態之中。 北伐軍占領漢口後，吳的力量基本上已經被消滅。此後，北伐軍的矛頭便指向另一直系軍閥孫傳芳了。 四　川黔各軍變化多端的態度。楊森出兵「北伐」的兩面手法。袁祖銘、彭漢章在湖南被殺。雲南發生內變，唐繼堯被迫交出政權 吳佩孚在武漢作垂死掙扎的時候，曾經調動他所培植的四川軍閥楊森、貴州軍閥袁祖銘派兵入鄂助戰，並勾結雲南軍閥唐繼堯出兵廣西襲擊北伐軍後方，但是這些動作都像海中撈月，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一九二六年三月，楊森在吳的援助下回到萬縣，收回了川東舊部唐式遵、潘文華等師，就任了吳所委派的「討賊」聯軍川軍第一路總司令。此時袁祖銘的總部設在重慶，所部黔軍則占有川南東自秀山、酉陽西至納溪、古宋十餘縣。由於楊、袁同屬吳系，在永川、榮昌、隆昌、大足一帶的楊森舊部，得以通過黔軍防區移到川東，楊森的實力便又恢復起來。 黔軍久駐四川，早為劉湘、賴心輝等所不滿。劉湘曾在成都召開川事善後會議，議定以按月協助軍餉四十萬元為條件，「禮遣黔軍出境」。由於黔軍久未開拔，劉、賴兩人便聯合楊森，出兵驅逐黔軍出境，因此楊森的部隊節節向上游移動。但是屬於老川軍系統[14]的鄧錫侯、田頌堯則與黔軍相勾結，以反抗新舊二軍系統[15]的擴張政策。一九二六年五月二日，鄧錫侯乘賴心輝離省「出巡吏治」的時候（賴是當時的省長兼邊防軍總司令），派兵解散邊防軍駐省部隊，賴被迫辭去邊防軍總司令的兼職。五月十九日，在劉湘、楊森的兩面進逼下，黔軍退出重慶。二十六日，吳佩孚由漢口啟程北上的時候，任命鄧錫侯為四川軍務督理，田頌堯為軍務幫辦，楊森為省長，袁祖銘為川黔邊防督辦，以調和川軍內部和川、黔兩軍之間的感情。當時吳的「紙老虎」尚未被戳穿，鄧、田、楊三人曾經舉行綏定會議，決定同時就職。但是川軍內部的情形非常複雜，劉湘和楊森也是貌合神離的，楊森以吳為靠山，劉湘則主張四川宣布「自治」，賴心輝也反對四川接受吳的號令。六月十八日，劉湘到重慶後，楊森仍然留在萬縣不動。劉湘指使所部師長藍文彬發表皓電（七月十九日），力言四川有宣布「自治」之必要，又與賴心輝派代表到長沙，密商川軍出師討吳、會師武漢的問題。由於劉湘反吳的態度日趨明顯，七月二十二日，吳指使北京政府調為參謀總長，劉湘當然不肯接受。問題的微妙是，鄧錫侯一面對劉湘調兵備戰，一面又與田頌堯、劉文輝聯名請吳仍留劉湘為川康邊防督辦，以唐式遵為首的川軍師、旅長多人也聯名請吳仍留劉湘在川。這些情況，說明四川各軍閥對吳的態度是在搖擺不定之中。 八月上旬，北伐軍已經深入湖南，吳的前途看來凶多吉少，因此十三日劉湘、賴心輝、劉文輝、劉成勛等公開表示了北伐討吳的態度。鄧、田兩人也未接受吳所任命的新職，只有楊森一人於十五日在萬縣宣布就任四川省長。此後吳佩孚退出湖北成了一蹶不振之勢，四川各軍在反吳的問題上取得一致，楊森也就見風使舵願意參加北伐。當時四川各軍公推楊森為北伐總指揮，目的在於排斥他出境，楊森即率所部向鄂西出發。但是，楊森名為出兵北伐，暗中卻又勾結孫傳芳約為內應，十月上旬他在致孫的密電中說：「擬合力恢復漢陽，夾攻長岳，為我帥一臂之助」。孫把這個電報公布出來以壯自己的聲威，因此這個兩面派的反革命陰謀就被揭穿了。 袁祖銘在四川不能立足，本擬退回貴州，但因所屬非嫡系的周西成軍已經日益壯大起來，而貴州在當時又是一個貧瘠之區，不能供應大量軍隊，因此他和周西成採取了和平協商的辦法，於六月一日任周為貴州省長，而將嫡系王天培（原任貴州軍務督辦）、彭漢章（原任貴州省長）兩部調往湘西向外發展。彭部開入湘邊後，吳即任彭為黔湘邊防督辦以資羈縻，彭也於六月二十五日在銅仁宣布就職。此後吳的勢力一天天衰敗下去，彭又於八月六日接受南方所任命的第九軍軍長一職。北伐軍由長沙進攻岳州時，加任袁祖銘為左翼前敵總指揮，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於是這支吳系軍隊改頭換面成為北伐軍的一部分了。 九月中旬，王天培、彭漢章兩部由常德、澧州進攻荊州、沙市，與北軍盧金山部（盧是當時的長江上游總司令）相持於公安、石首一帶。這支黔軍以湘西為大本營，仍像以前一樣在其所據地區任意委派官吏，強迫提取稅款，並且大張旗鼓地招收潰兵游勇。袁所轄竟有六路司令和二十個師長之多，其中有些是無兵無槍的。唐生智請袁移駐鄂西，交還湘西防地，袁置之不理。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唐命第八軍教導師師長周斕在常德擺下了「鴻門宴」，當場捕殺了袁祖銘和黔軍參謀長朱崧、師長何璧輝等。二月六日，彭漢章也在漢口被捕，解回長沙待審。唐有庚電（八日）痛斥黔軍盤踞湘西的種種罪行和勾結吳、孫的陰謀。後來彭也被槍決，所部除被包圍繳械者外，尚有一部由李燊率領竄往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區。王天培部則由鄂西調往下游，參加了津浦路的北伐戰爭。 北伐軍進入兩湖時期，雲南軍閥唐繼堯的勢力已經退出了川、黔兩省，因此與上面所述及的兩省軍閥的動態無關。唐繼堯雖與吳佩孚為敵，但對廣州政府抱有更深的仇恨。吳由長辛店回到漢口的時候，曾經大吹大擂地說，「福建、雲南兩省不日將出兵夾攻兩廣」，這句話並不是無所本的。那時候，在廣東失敗的軍閥劉震寰，仍然奔走於北洋軍閥與唐繼堯之間，企圖撮合他們共同對付南方的革命力量。劉震寰攜帶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三人聯名密函到昆明，請唐出兵兩軍進攻廣西，願意充分接濟餉械，並推唐為西南各省的最高統帥。唐召集軍政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先命秘書長周鍾岳宣讀北方三大軍閥的來函，然後徵求大家的意見。參加會議的龍雲、胡若愚、張汝驥和列席的各司司長都不肯發言。雲南陸軍訓練副監李小川建議，先就南北實力估計一下，然後作出決定。唐即站起身來說：「請顯丞（劉震寰）暫時退席，讓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 劉退席後，唐叫大家暢所欲言，不必有所顧忌。唐的妹婿、教育司司長董策說：「這個問題應當由聯帥決定」。警衛旅旅長孟友文附和著說：「聯帥下令，誰敢不從」。這樣一來，大家就更不敢開口說話了。最後還是李小川發表意見，認為雲南向來是反對北洋軍閥，主張會師武漢的，現在北洋軍閥已經面臨末路，我們如果受人利用，將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污點，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唐的內心本來是依違不決的，一方面想騙取北方的餉械進行一次軍事投機，另一方面卻又顧慮到內部不團結，出兵毫無把握。從當天會議的情形看來，雲南內部大有問題，出兵一舉也就無從談起。 這個時期，雲南軍人由於向外發展無望，內部矛盾日益加深（過去唐繼堯就是採取向外擴張的政策來安定內部的）。唐繼堯正在加強培植自己的實力，企圖扭轉龍、胡諸將「尾大不掉」的局勢。唐所直轄的警衛軍八個旅與胡若愚、龍雲、李選廷、張汝驥四個軍之間顯然劃分了一道親疏厚薄的鴻溝。龍雲原系唐的「護身」大將，此時卻成了唐的眼中之釘。龍雲一軍轄有三旅（雲南各軍沒有師的編制），第二旅旅長盧漢、第三旅旅長周人文都是龍的親信，第一旅旅長高向春則是唐派進來的一根「內線」。會議結束不久，高在家中宴客，在座的有唐的表弟、禁菸局坐辦朱運生和高的老師李小川等。高忽然談起「許田射鹿」的故事來。李吃驚地說：「聯帥既非漢獻帝，志舟（龍）也比不得曹操。」李竭力勸解說：雲南內部宜於團結而不宜於分裂，如果內部解體，外力即將乘虛而入。後來得知，唐黨準備擺設「鴻門宴」，召龍赴宴，即於席間擒而斬之。[16] 唐唯一能夠信任的是他的同祖兄弟唐繼虞。唐繼虞自從攻桂失敗回來，威信墜地無餘，但唐仍然派他統率「翊衛大隊」。「翊衛大隊」是唐的個人武力的另一組織形式。唐向法國購來步槍七千支，大部分發給「翊衛大隊」，龍、胡所部每團僅領到一百支，他們忿忿不平地說：「我們出死力保全唐氏的江山，而現在已到了兔死狗烹的時候了」。為了平諸將之忿，唐繼虞被調為陸軍訓練總監，事實上仍然手操建立新軍的大權。 滇軍欠餉達一年之久，一九二七年二月（農曆新年）僅發半個月的軍餉，因此二月二日駐省各軍發生了鬧餉的風潮。二月五日，昆明鎮守使龍雲、蒙自鎮守使胡若愚一面調兵來省，一面電請昭通鎮守使張汝驥、大理鎮守使李選廷帶兵前來，並聯合向唐提出六個條件：（一）迅速發清欠餉，以後不得拖欠；（二）驅逐唐繼虞出境，並限於三日內查封其財產，用以「救濟貧民；（三）財政公開；（四）罷斥宵小；（五）懲辦貪官污吏；（六）宣布與廣州政府合作。龍軍分別把守各城門及車站，並在省城內外放哨布防，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龍軍命令富滇銀行自二月六日起，凡達官貴人前來提款者，一律不得支付，還派兵逮捕了貪污嫌疑分子二十餘人待審。龍、胡所稱宵小除「唐三瞎子」及其私黨騰衝鎮守使陳維庚[17]外，還有政界要人十餘名，均須查封家產以供發放軍餉及「救濟災民」之用。同日，以龍、胡、張、李為首的全體雲南軍官發出通電，勸唐「大義滅親，親賢遠佞，公開政治，安內睦外，易轍改弦」。 這是一次特殊形式的「和平」政變，這一政變並不直接向唐衝擊，仍然稱之為「帥座」，而以「倒弟不倒兄」的手段來打擊唐的「獨裁」，以避免倒戈犯上之名。政變發生後，龍還上書解釋，說他「感恩知遇，決無任何野心，但不敢逢君之惡」。胡也有庚電（八日）自稱為「清君側」，並且承認「仍令所部防守滇桂邊境，防止外力侵入」。 這次政變的起因也是和全國總的形勢的發展分不開的，此時北伐軍已經進展到長江流域，北洋軍閥的統治地位已經搖搖欲墜。而唐繼堯仍然採取與廣州國民政府為敵的態度，並與反革命「醒獅派」相勾結，在經濟上、政治上支援該派在昆明組織「民治黨」，並開辦「民治學院」，這一態度是不為當時的形勢所允許的。唐繼堯又派與吳佩孚勾結的劉震寰為總指揮，帶兵八團駐守廣南，以防範石生軍的侵入。范軍攻滇失敗後，仍然留在滇桂邊境百色、平馬一帶，廣州國民政府任其為第十六軍軍長，準備叫他重整旗鼓進攻雲南，推翻唐繼堯的反動統治，因此並未抽調該軍參加北伐。在這樣形勢下，雲南將領如果不改變態度，就有與唐同歸於盡的可能。在龍、胡所提的條件中，有一條是主張改變對廣州國民政府的態度的，但是他們仍然拒絕范軍入滇，這說明他們舉行政變的目的，在於既要適應外面的形勢，又要保持自己的權利地位，這種政變與革命的轉變是有區別的。 二月九日，省城外龍軍開抵安寧，胡軍開抵宜良，張軍開抵楊林，李軍開抵祿封。唐在四面楚歌之中，一面集中翊衛軍自衛，一面派周鍾岳向龍、胡等表示，所提各條件大體上可以接受，並提出私蓄三十萬元發放軍餉。十日，雲南省議會通電贊成四鎮守使的政治主張，並建議：（一）改推唐為雲南總裁；（二）由本會議定省政府組織大綱，採取委員制；（三）由本會咨請政府，即日通令各縣停止徵兵；（四）改良稅則，財政公開。十一日，龍、胡等發出第二次通電，促唐改組省政府，採取合議制。唐還向人表示：「本人隨時可以下台，只因龍、胡、張、李四人勢均力敵，我走後必然會產生一種群龍無首的局勢，因而無法擺脫」。 唐繼虞、陳維庚於十一日乘車離開昆明。每人臨走時以駐外代表名義領到旅費五千元，以後按月還各給以津貼三千元。 十二日，唐向龍、胡等表示：（一）同意改組省政府為委員制，下設軍事、民事、財事三個委員會，推定人員起草省政府組織法，以便共同審議；（二）各軍撤除警戒，退回原防；（三）關於懲辦貪官污吏，其由省議會彈劾有案者，可以發交法庭依法審理，未經彈劾者，則須由檢舉人搜集證據，交法庭處理；（四）關於成立軍事機關，可在最近期內召開軍事會議解決之。 十六日，胡若愚由蒙自到了宜良。二十二日，龍、胡、張、李四人在宜良舉行會議，議決省政府組織大綱三條：（一）省政府設總裁一人為全省行政首長，由各軍公推之；（二）省務委員會為全省最高行政機關，設委員九人，由省議會及各法團各派代表二人選舉之；（三）總裁任免官吏，公布決議事項。他們將此項大綱交唐繼堯派來參加會議的代表王九齡攜回省城，並且發出第三次通電，「期以三日，敬候答覆」。接下去說：「若復假名磋商，希延時日，外施離間，陰備攻防，則是會澤[18]自絕於民眾，非愚等有負於會澤，和平絕望，責有攸歸」。他們不再稱唐為「帥座」而稱為「會澤」，顯然進一步在禮貌上也打了折扣了。 二十三日，唐被迫承認這個組織大綱，但又表示本人不願擔任總裁。二十五日，龍、胡、張、李四人仍推唐為省政府總裁。三月二日，胡若愚、張汝驥帶兵進入省城。五日，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律師公會等團體共派代表二十八人在省議會進行選舉，選出胡若愚、龍雲、張汝驥、李選廷、馬聰、王九齡、王人文、張耀曾、周鍾岳九人為省務委員。八日省務委員會宣告成立，公推胡若愚為主席。 通過這次政變，唐繼堯成為有名無實的總裁，他是西南「聯治派」最後失敗的一人。但是，雲南政局還是處在一個非驢非馬的混沌時期：在省政府宣告成立的通電中，把南北兩政府平列在一起，似乎雲南還是個超然的特殊省區；而這個省政府是在槍桿子的下面產生的，這種局面不可能長期地維持下去，隨後果然又有新的問題發生了。 * * * [1]　顧和尚本名伯敘，江蘇淮安縣人。久在長沙礦務局任職員，後因學佛成為居士，與唐生智相識，待以賓師之禮。唐軍受戒後，有佛教軍之稱，與馮玉祥的基督教軍遙遙相應。新中國成立後顧一度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早已物故。 [2]　唐生智與劉鉶、劉重威均為結拜弟兄，與張雄輿、唐希忭均為保定軍校同學。蕭汝霖也是一個佛教徒。以上五人被捕後，均解往衡州彭公祠拘禁，不久張雄輿、劉重威、蕭汝霖三人被處死，劉鉶、唐希忭二人得到釋放。 [3]　何鍵原為第一師獨立騎兵團長，並非唐的嫡系，唐駐帶德時才將該團撥歸節制。 [4]　此項資料由歐陽任反映。 [5]　此項資料由譚道南反映。「稀巴爛」為湖南土語，即粉碎之意。 [6]　以前唐生智在趙恆惕的系統下，與譚延闓、程潛等軍連年作戰，與第二軍副軍長魯滌平的惡感更深。北伐軍以四、七兩軍入湘，而以二、六兩軍入贛，就是為了解除唐的顧慮。 [7]　劉雪軒原系永州舊軍軍官，曾被唐生智收編。唐軍退出長沙時，又被葉開鑫收編。此時葉軍又退出長沙，劉的老上司羅先闓在長沙擔任團防總局局長，答應替他解釋疏通，因此劉留在長沙未走。唐軍到後，即在小吳門外將劉逮捕並處以死刑。 [8]　董政國所指揮的就是唐之道舊部李、王二旅，唐本人也在軍中。 [9]　參看本章第四節。 [10]　湖南農民配合北伐軍作戰的事例，以當時謝覺哉、龔飲冰所主辦的《湖南民報》記載為最詳，而北方及上海各報則誤以農民助戰為北伐軍的「便衣隊」「別動隊」的活動，事實上北伐軍並無「便衣隊」「別動隊」的組織。 [11]　劉玉春原任駐宜昌第八師第十六旅旅長，被師長王汝勤排斥去職，到洛陽投效吳佩孚為巡閱使署營務處處長。1925年在吳的幫助下復任旅長，即將該旅由宜昌調來漢口，編為吳的衛隊。劉被提升為第八師師長後，實力僅有一旅，另一旅在宜昌由張福臣統率，後來也稱為第八師師長。 [12]　這一時期，守城風氣盛行，最著者如蔣世傑守信陽、傅作義守涿州、楊虎城守西安等。城破後蔣受到吳佩孚的優禮，傅受到張作霖的優禮。劉玉春親身參加過信陽之役，受到很大的鼓勵。吳放棄武漢時，囑劉死守待援，聲稱本人不日派兵反攻，後來又用無線電一再誑報反攻得手，劉信以為真，因此拒絕開城投降的談判。 [13]　任應歧原屬樊鍾秀舊部，李振亞原屬國民軍第二軍，龐炳勛原屬國民軍第三軍，馬文德原屬南陽地方部隊，均被吳佩孚收編為豫軍，並畀以師、旅長各職。此時北伐軍秘密委任任應歧為第十二軍軍長，李振亞為第十三軍軍長。 [14]　鄧錫侯、田頌堯原系劉存厚部屬，劉部成立於護國戰爭以前，所以有老川軍之稱。 [15]　楊森原系劉湘部屬，後來繼劉之後為第二軍軍長，又與劉脫離而獨樹一幟，當時稱劉、楊二部為二軍系統。 [16]　根據李小川的回憶。 [17]　唐繼虞患有極度近視，排行第三，因此人稱為「三瞎子」。陳維庚與唐氏弟兄為會澤小同鄉。李小川曾經主辦雲南陸軍小學，唐繼虞、胡若愚、張汝驥、陳維庚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陳維庚後來投降龍雲，一度擔任財政廳長。 [18]　唐繼堯是會澤人。以地名相稱是當時對人的一種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