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四章　奉吳兩系的軍事聯合和政治鬥爭

一　奉吳兩系關於法統問題的爭點。曹錕通電補行辭職。吳佩孚堅持恢復顏惠慶內閣並攝行總統職權。顏內閣的「單人舞」 國民軍被迫退出北京，段祺瑞被逐下台後，吳佩孚便著手進行所謂「恢復法統」和組織政府的工作。根據奉吳同盟條約，改造北京政局完全由吳主持，張作霖不加干涉；吳決定恢復曹錕當政時所頒布的憲法，要曹錕通電補行辭職，由一九二四年九月曹所任命的顏惠慶內閣攝行總統職權。這是「護憲」而不擁曹的一種作法。但是，張作霖曾經起兵討伐曹錕的賄選，當年的顏內閣又曾副署過討伐奉系的命令，如果承認這樣一個攝政內閣，張作霖就不啻承認當年討曹為叛逆行為，所以吳、張兩人在法統問題上產生了矛盾。張的內心想恢復約法，召集新國會，並推薦他的親家靳雲鵬組織攝政內閣，但又礙於成約，不便直截了當地把真心話說出來。他在致吳的銑電中（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仍然催吳北上主持大計，卻又聲明自己不干政，一切聽候公決。所謂「公決」與「聽吳主持」的成約是自相矛盾的。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廣州國民政府發出通電稱：「張吳二軍閥由帝國主義之撮合，暫時聯合，根本利害仍相衝突。目前北京已陷於無政府狀態，軍閥崩潰之期不遠。望全國人民自動召集國民會議，取得政權。凡有覺悟之軍人，應使其武力與帝國主義絕緣而與人民相結合。」 吳、張兩人決定互派代表在天津舉行會議，解決政治上的分歧。吳的代表張志潭於四月二十二日行抵天津。同一天，奉軍將領張學良、李景林、張宗昌三人卻由天津到了北京，於是代表會議改在北京舉行，吳改派在保定的齊燮元（齊在保定代吳主持前方軍事）於二十四日到北京，與已在北京的王懷慶代表他參加會議。 二十五日，齊燮元、王懷慶、張學良、李景林、張宗昌五人舉行第一次會議時，齊提出了恢復憲法和顏內閣復職的意見，奉方代表相對默然。停了一會，張宗昌才開口說：「雨帥（張作霖）對法律問題雖無成見，但總覺得恢復約法比恢復憲法妥當些。如果恢復憲法，就要恢覆信用早已破產的國會，我們何苦為國會議員的飯碗而賣命打仗！至於組織內閣，無論顏惠慶或者別人，雨帥對人的問題絕無成見。」齊問道：「如果採取折衷辦法，你們能否負責解決？」張宗昌等表示如果超過上述範圍，要向雨帥請示才能決定。由於奉方代表堅持成見，並不履行盟約，當天的會議就在不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 二十六日，張學良回瀋陽請示。此時，奉系內部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吳俊升、張作相兩人都勸張作霖不要到北京去，把奉軍撤回關外，無論軍事、政治問題都讓吳佩孚一個人去干；李景林、張宗昌兩人則因地盤在關內，一定要過問北京政府的事情。最後決定，先解決軍事問題，後解決政治問題。二十九日，張學良電告齊燮元、張宗昌、李景林等：「此間對法律問題，仍主公開討論，不願由雙方獨裁，以致引起各方反感。軍事問題，仍照前議協同進行，決與玉帥（吳佩孚）合作到底。」五月二日，張作霖直接打電報向吳建議：「關於恢復憲法、約法及組織政府問題，可召開元老及各省代表會議決定之。」同時又有電報請吳就近逮捕「勾結郭松齡謀亂、查有實證」的吳景濂。十分明顯，如果召開各省會議來討論法統問題，除直系控制下的各省外，就不會有人贊成恢復曹記憲法，而要逮捕在漢口從事「護憲」活動的國會議長吳景濂，分明是在打擊國會和護憲派。至此，張作霖對法律問題無成見的說法不攻自破了。 五月二日，張學良回北京後，次日即請齊燮元將奉方主張召開各省政治會議的意見轉達吳。同時，奉系人物透露口風，組閣人選以靳雲鵬為最適宜。至此，張作霖對組閣人選無成見的假面具也揭開了。 吳佩孚早已代曹錕擬就了補行辭職的宣言[1]，五月一日，曹錕通電予以發表。宣言是說本人因病辭職，「國務院自當復政，依法攝行大總統職務」。所謂「法」當然是指曹錕所公布的憲法。這個電報事前並未徵求奉系的同意，因此他們大為不滿。 齊燮元已於四月二十七日訪問顏惠慶，請其組織內閣。顏因尚未取得奉系的同意，不敢冒昧上台。曹錕的辭職宣言發表後，五月二日顏通電錶示不願接受組閣任務。三日吳有電報回答說：「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變後一切命令，在法律上不生效力。貴總理未卸仔肩，請即復政。」同一天，被吳指定為外交總長的顧維鈞由漢口到了北京。四日，齊燮元公然代表吳佩孚訪問各國公使，聲明：（一）段執政時期所簽對外條約，均可承認；（二）恢復憲法乃是十四省區漢口會議所決定的，未便更改；張作霖對法律問題主張審慎辦理，並未表示反對。以上情況，說明吳佩孚不顧張作霖的反對，一定要恢復憲法，並且要顏內閣復職攝行總統的職權。這個問題顯然具有國際背景，因為吳佩孚所支持的顏內閣是一個親西方內閣，而張作霖所擬提出的靳內閣卻是一個親日內閣。吳否認段祺瑞執政時期的一切命令，但不否認段政府所簽訂的外交條約，這又說明了一切反動軍閥都是「一丘之貉」，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利益，是絲毫不敢觸犯的。 與此同時，吳又向張作霖解釋必須恢復顏內閣的理由。原電說：「現在輿論，不外毀法造法、恢復約法、恢復憲法之三途。關於毀法造法，吾弟（指張）曾於上年十二月魚電痛斥其非，無庸再議。（一）約憲二法，實則同一軌轍，不可強分。憲法根據約法而產生，如不護憲，即屬違反約法。（二）憲法會議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中外法學專家均謂不能推翻。大總統並無宣布憲法之權，不能謂憲法為曹憲。（三）約法上只有臨時大總統，而憲法上之大總統選舉法，系民國二年十月四日所宣布，袁世凱由約法上臨時大總統被選為正式大總統，適用此法；黎（元洪）、馮（國璋）、曹（錕）選出，均由此法，實無約憲之分。（四）依據大總統選舉法全部條文，大總統缺位時，無必須補滿任期之規定，要求補滿者即系違法；國會法無解散國會之規定，袁世凱解散之，即系違法，正同一比例。故黎、曹去位，系政治問題，非法律問題。皆不復位，故不違法。現只宜恢復段氏所毀之法，確係為法而非為人。（五）大總統已缺位，自應依據民國二年十月四日宣布之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即今憲法之第七十六條，以國務院代行大總統職務。就以上五點觀之，除顏閣攝政外，在法律上實無第二種辦法可以救濟。……務懇即日電促顏閣早成，俾駿人（顏）放手進行，不勝感幸。」 這套理由根本不值一駁，因為曹錕的總統地位是用賄選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而曹錕上台後所公布的憲法，是在舉行賄選的同一時期，國會用開快車的辦法草草通過，用來作為曹政府的裝飾品的。曹、吳兩人本身就沒有遵守過這部憲法，現在卻拿來作為幌子，以便建立有利於直系的中央政權，張作霖當然不願接受。 但是，國民軍退出北京後，「五省聯帥」孫傳芳忽又改變了對吳的態度，仍然執禮甚恭，呼為「我帥」，並於四月二十日通電主張顏內閣復職，攝行總統職權。五月三日，以孫為首的蘇、閩、浙、贛、皖五省軍閥聯名通電重申此項意見。同時，他們又聯名電請吳「早日北上，主持大計」。這是舊直系在政治問題上結合起來反抗奉系的表現，這一形勢使張作霖不敢露骨反對吳的政治主張。五月五日，北京治安維持會領袖王士珍、趙爾巽提出折衷辦法，主張顏內閣根據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而復職[2]，復職後另行任命新總理；關於恢復約法或恢復憲法的問題，則留待軍事結束後討論。這兩位北方「元老」的意見，也使張作霖不能不加以考慮。於是他採取了一種不著邊際的說法，於六日回答吳說：「弟近日屢有宣言，對於政治、法律問題，不便過問，一經表示意旨，即與歷次通電自相矛盾。此事悉請我兄主持，放手辦去，弟毫無成見。」吳得了這個口風，便不管是真是假，於七日再去一電說：「承囑放手進行，即當勉副尊意，轉達駿人（顏），請其早日攝政。」 八日，奉、直代表張學良、齊燮元等達成了協議，雙方同意顏內閣復職攝政，對於法律問題則避而不談。 九日，顏惠慶通電承認復職。他在電報中強調「法律固所必尊，事實仍須兼顧」。接著說：「姑舍法律而言事實，非籌款不能裁兵」，因此要求各省勿再截留稅款，勿再干涉各路用人行政，並將所扣車輛放回以利交通。 同一天，張作霖又有一電致吳：「吾輩同屬軍人，與其高談法理而為法律家所利用，毋寧使海內名流共同負責，期於折衷至當。我兄今日負天下之重，一言得失，關係安危，對於應付時局方針，自必籌之已熟，盡可放手做去，而其發動之初，仍宜博採群意，事事公開。弟雖犧牲一切，亦必始終贊助，決無絲毫成見。」這個電報雖然重複了「請吳放手做去，本人毫無成見」的老調，可是他反對吳一手包辦、壟斷北京政權的心情，在字裡行間卻又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十二日，顏內閣宣布依法復職。十三日，任命顧維鈞為財政總長，施肇基為外交總長，張國淦為司法總長，鄭謙為內務總長，張景惠為陸軍總長，杜錫珪為海軍總長，楊文愷為農商總長，王寵惠為教育總長，張志潭為交通總長。這個內閣看起來是奉、吳、孫三方面的混合內閣，但是屬於吳系的外交「名流」共占四席（顏、顧、施、王），實質上是以吳係為核心的親西方內閣。吳之所以要一手促成這個內閣，目的在於繼續舉行段政府時期懸而未決的關稅會議，以便取得西方國家在財政上的支援，而顧維鈞調任財政總長，也正是為了要拉攏西方國家[3]。這個內閣的財、交兩席都歸吳系占有，奉系僅分得不起多大作用的內、陸兩席，當然更不滿意。因此在顏內閣復職的一天，張學良、張宗昌就由北京跑回瀋陽參加十四日舉行的奉系會議。隨後會議決定，對顏內閣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奉系閣員均不參加，但在軍事上仍然與吳維持合作關係。 奉系藉口顏內閣曾於十三年九月副署討伐奉系的命令，因而不能與之合作，這也是一個十分可笑的理由。如果要算舊賬，奉係為什麼又與當年的討奉軍總司令吳佩孚合作呢？說來說去，奉、吳兩系所爭者實質上為政權問題，而不是什麼法律問題。 顏上台後，奉系閣員拒絕入閣，楊文愷、杜錫珪二人都在南京尚未北來，就是其他同屬吳系的閣員，也因這個內閣前途暗淡而不肯立即就職，因此這個內閣是個只有總理而無閣員的單人內閣。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每當政潮發生的時期，北京政府經常陷於七零八落的解體狀態中，但是場面如此冷落，這卻還是第一次。 同一時期，張宗昌公開表示，內閣既已成立，魯軍軍餉每月三百萬元不能少一個[4]；國會議員又紛紛要求謁見總理，口稱「總理既然依法復職，國會也應依法復會」[5]；這些情況使顏終日如坐針氈，他不得不求救於後台老闆，請其設法疏通各閣員前來就職。於是吳佩孚再打電報給張作霖，首先說他拒絕收編馮玉祥部，堅持直奉合作，自問對得起朋友，希望張作霖勿拆內閣的台。張作霖卻閃爍其詞地回答說，他可以不反對護憲，但也不能完全贊成。他把奉系閣員鄭謙、張景惠不肯就職說成是「個人出處，無關大局」。他又建議在軍事未結束以前，「中央政局只宜維持軍事、外交，不必為積極之設施。將來正當辦法，擬與兄到京晤談，並邀集袍澤名流懇切協商」。從這個電報可以看出，他絕對不肯贊成這個吳記內閣，仍然主張召開會議來解決組織中央政府的問題。 顏惠慶再打電報向吳訴苦說：「秉公意旨，暫行復職。本欲解各方之糾紛，而糾紛悉集我身；本欲為時局之過渡，而過渡適重罪戾。素承見愛，何以教我？」到此吳也陷於愛莫能助的苦境，只得打起官腔來回答說：「吾輩僅應視事之所當為所不當為，不應問天下人之同意不同意。望秉原定方針，勉為其難。」 這時，各方面都已看出奉、吳合作不過是同床異夢的表面文章，可是吳向上海《密勒士評論報》主筆鮑威爾自我解嘲地說：「我和奉張就像初婚夫婦一樣，偶然拌幾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們的感情就會一天天地濃厚起來。」 二　《京報》記者邵飄萍被殺。吳佩孚下令解除靳雲鶚的職務。顏內閣被迫下台。居仁堂的「鴻門宴」 奉系一再表示，政治問題暫時放下不談，軍事問題一定與吳合作到底。他們在軍事上是否合作了呢？也不見得。奉、直兩軍原來相約不開進北京城，由吳委任王懷慶為京師衛戍總司令，負責維持北京治安。隨後，吳又加委唐之道為衛戍副司令，叫他就近驅逐段祺瑞下台。奉系對於吳佩孚吸收唐師一舉深為不滿，迫令該師退駐城外，改由警察維持秩序。四月二十二日，張宗昌到北京時，即委李壽金為京師警察總監，王翰鳴為北京臨時警備總司令，並以兵力壓迫唐師二旅改歸褚玉璞收編，僅留一旅歸王懷慶指揮。這些行動顯然與「關以內由吳主持」，以及「北京殘局由吳負責收拾」的奉吳協定不相符合。直到張志潭奉吳命出關交涉後，張作霖才同意王懷慶執行警備北京的職權。四月二十三日，王率領毅軍高桂滋旅到北京，五月一日，接任了京師衛戍總司令。 奉魯軍違反諾言開進北京後，到處行使奉票、山東軍用票、直隸流通券，強迫商店接受，不少商店因此閉門停業以避其鋒。吳、奉雙方互委北京官吏，如鐵路局長、菸酒署長、鹽務署長、崇文門監督等，一個機關往往同時有幾位新任長官前來接事，相持不下。隨後北京城內竟有搶案和強姦婦女案不斷發生，輿論為之譁然。張作霖打電報給北京治安會王士珍、趙爾巽等說：「直魯聯軍歸玉帥指揮，軍紀容有不良，屢經誥誡，未收圓滿結果」。此時張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等都具有雙重身份，一方為奉軍第×軍團長，一方又打著吳佩孚所用的「討賊聯軍」的旗幟，因此張作霖把紀律不良的責任推在吳的身上。 奉系軍閥對進步人士極盡摧殘迫害之能事。《京報》主筆兼上海《申報》駐京記者邵飄萍，本已避居六國飯店，四月二十四日晚間，化裝回館清理文件，在琉璃廠被警察捕去，同日《京報》被封。二十五日，北京各報推舉代表謁見奉軍第三軍團長張學良，請求開釋邵飄萍，張學良毫不隱諱地說：取締宣傳赤化分子，早經奉天軍事會議決定，警廳奉令執行，邵飄萍不過其中之一人而已。 邵在警廳受到軍法審訊，二十六日清晨即被綁赴天橋槍決。其實，邵並非馬克思主義者，只因敢於揭露軍閥的罪惡，便被套上一頂紅帽子而死於非命。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新聞界雖然備受反動軍閥的殘酷壓迫，但是新聞記者公開被處死刑，這還是第一次。事件發生後，不但新聞界人人自危，就是教育界進步人士也經常被套上紅帽子而被捕。因此，不少學生、教職員離京避難，北京人民的革命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關於軍事問題，馮軍雖然退往南口，但實力並無損失，對北京仍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奉、吳兩系與山西軍閥閻錫山早經約定，三路同時進攻馮軍：奉軍擔任進攻熱河，吳軍擔任進攻南口，晉軍擔任進攻綏遠。南口是三路中最主要的一個戰場。奉系認為：以前直魯聯軍（指李景林、張宗昌兩部）在京津線上大動干戈，吳軍卻在京漢線上袖手旁觀，現在應該是吳軍出馬當先的時候了。事實上，奉系與吳在軍事上繼續保持合作，就是要利用吳軍進攻南口，而本身則退居後方，坐享其成。可是吳佩孚卻在政治問題上大做文章，對於軍事並不積極進行。吳未嘗不想在戰場上一顯身手，以增強其在政治上發號施令的地位，只因內部矛盾重重，一時無法行動起來。閻錫山則是個一貫投機取巧的軍閥，叫他打硬仗是不乾的，他的目的在於先由奉、吳兩軍發動，打得馮軍精疲力竭時，他便可以乘機占領歸綏的地盤。由於奉、吳、閻三方各懷鬼胎，互推責任，所以馮軍退出北京後，軍事上出現了一個相當長的停戰時期。 四月三十日，直系「元老」王士珍通電主張和平息爭。五月九日，他又派人到漢口，勸吳佩孚拋棄武力政策及對時局的獨裁態度，切實與奉、馮各軍攜手合作。同時，曹錕也贈吳匾額一方，並附以跋文[6]，勸其「勿矜勿伐」。吳雖然接到這兩位老前輩的勸告，但仍目空一切，既要獨攬政權，又不肯放棄使用武力，既要對付馮軍，又要兼顧南方。 五月中旬，張宗昌忽將進攻南口的魯軍調回山東休息，張學良也將北京及京津線上的奉軍撤往唐山、開平。奉魯軍僅留褚玉璞、李景林兩部退守京北、京西一帶，而吳軍在京漢線上仍然按兵不動。因此馮軍變更戰略，調兵進攻大同，先予晉軍以沉重的打擊，以改變三面受敵的不利形勢，然後集中力量來對付東面的敵人。在這形勢下，閻錫山不斷催促吳、張進兵，以減輕晉北所受的壓力，而吳、張兩人也都感覺到有迅速採取共同行動的必要，打算在北京舉行吳、張、孫、閻四巨頭會議，來解決軍事問題。 吳電邀孫傳芳到漢口，以便同車北上。孫回電錶示「政治問題，惟玉帥之馬首是瞻；軍事上與奉系合作，本人並無成見」。從孫的語氣中可以看出，他對政治問題是與吳一致的，對聯奉問題就有不同的見解，因此不願參加北京會議。 由於張作霖一再催促，五月二十六日吳才由漢口啟程北上。他在第八師中抽調精兵一千六百人組成了一個混成團，此外還有大刀隊五百人，作為自己的衛隊，並派劉玉春為衛隊司令，隨同北上。這批衛隊除步槍外，還攜帶機關槍三十挺，迫擊炮二十尊，子彈十萬發，炮彈二千發，共計掛了九輛列車。這一布置分明是趕赴前敵指揮作戰的姿態，哪裡像是與同盟者見面的排場！ 吳動身的時候，電請張作霖約定同到北京的時間，並建議見面時彼此都不攜帶隨員和衛隊，以便暢所欲言。可是吳離開漢口後，並不直接到北京，卻在鄭州、洛陽、開封一帶檢閱軍隊，三十一日才到石家莊，與事前約好前來的閻錫山在車中舉行了會談。當天吳突然發表了一道命令，譴責靳雲鶚「逗留保定，頓兵不進，虛糜軍餉，貽誤戎機」，免去其討賊聯軍副司令、第一軍總司令、河南省長、第十四師師長各職，調任為陝西軍務督理，所遺第一軍總司令一職，由吳自己兼任。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知道吳動身北上，不僅為了要和張作霖見面，而更重要的是為了解決本身的內部矛盾，以便把兵權收攬在自己的手裡。 當晚吳由石家莊到保定，靳雲鶚到車站迎接，表示服從命令解除職務，隨即在光園設宴為吳洗塵。席間吳又和顏悅色地安慰他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你不願意聯奉討馮，那麼你就退下來讓別人去干吧」，同時叫他馬上到陝西接任督理的新職。靳表示本人願意休息一下，不就陝西督理。六月一日，靳又陪同吳檢閱了保定駐軍，下午在蓮池參加了歡迎吳的大會。靳的部將田維勤等也都表示服從吳的命令。 這些情況，使得各方面對於吳的果斷行為和靳的服從態度一致表示驚訝，因為靳是吳手下的第一大將，一道命令解除兵權，而靳也就乖乖地交出兵權來，這是自袁世凱當國以來北洋軍閥中從未見過的事情。事後，靳雲鵬打電報稱讚他的兄弟能夠「服從主帥」，不愧為當世的「模範軍人」，而靳雲鶚也就十分自負地回答說：願意以身作則，決不計較個人的權力地位。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真像上面所說的那樣簡單明了嗎？原來這裡面包含著一重極其複雜的內幕，而且牽涉面很廣，是當時的局外人所不能想像的。靳是主張聯馮抗奉的人，吳則主張聯奉討馮，因此吳、靳之間產生了矛盾。孫傳芳因為歷史上的關係，也是個主張聯馮抗奉的人。同時，屬於奉系的李景林，因為一度參加郭松齡倒戈密謀而見疑於張作霖，願意與直系聯合，共同討伐張作霖。在這些情況下，孫、李、靳三人暗中結合起來，並與馮軍代表共同決定了一個秘密軍事計劃：（一）馮軍抽調一部進攻晉北；（二）靳軍以援助閻錫山為名由娘子關入晉，即與馮軍從南北兩面夾擊晉軍；（三）田維勤部進駐南苑、通州，與馮軍從東西兩面夾擊進攻南口的奉魯軍；（四）孫軍由津浦路進攻山東；（五）李軍由南口退回天津，截斷奉軍後路及奉、魯兩軍的交通線。計劃決定後，五月中旬，馮軍首先發動了對晉北的強大攻勢，閻錫山連打急電向吳、張兩人求助，吳電令靳軍迅速前往應援。就在這時，閻在電局中截獲了靳與馮軍往來的密電，發覺了馮、靳兩路攻晉的密謀，不禁大吃一驚。他一面向吳舉發，一面阻止靳軍由娘子關來援，卻又不動聲色地請靳進攻南口以分馮軍之勢。在此以前，奉系人物張景惠也發覺了李景林的參謀長潘毅與靳有秘密聯繫，並且得知孫軍準備進攻山東的消息，即向吳、張兩人告密。張宗昌把進攻南口的魯軍突然調回山東，就是為了防備孫軍進攻，奉軍撤防也是為了避免陷於馮、靳兩軍的夾攻之中。在此情況下，吳感覺到如不解除靳的兵權，不但全局皆非，本人也將立足不住，為了避免打草驚蛇，就以北上與張作霖見面及檢閱軍隊為煙幕，秘密調動後方軍隊，在京漢線上設防。他到石家莊與閻見面時，表示本人決心與奉系合作，請閻偕同到北京參加會議，閻因晉北軍情緊急不肯前往，勸吳到北京與張作霖會談時，先解決軍事問題，然後召開會議解決政治問題。至於靳自己，卻沒有想到吳會下他的手，曾經打密電阻止吳北來。吳動身後，五月二十九日馮軍代表段其澍、門致中等才匆匆離開保定，靳還打算迎吳到長辛店檢閱軍隊，即舉行「兵諫」迫吳接受其聯馮抗奉的計劃。靳是個畏首畏尾的人，等到吳布置就緒、先發制人、頒布命令的時候，他就束手無策，只能採取不抵抗的辦法，暫時隱伏下來。 五月三十日，張宗昌、褚玉璞派兵解散駐紮楊柳青、楊村一帶的直魯聯軍第三十四師趙傑的部隊，也與李、靳密謀有關。同時，奉、魯軍對李景林軍也作了必要的布置。 吳在保定任命齊燮元為第四軍總司令，叫他統率魏益三部（魏為第四軍副司令），留守保定，主持後方軍務。 靳未被免職前，張作霖懷疑吳、靳兩人同一鼻孔出氣，內心為之惴惴不安。靳被免職後，六月四日他才啟程入關，次日到了天津，即召集奉系高級將領舉行會議，討論與吳軍事合作的問題，決定請吳主持南口戰事，以直魯聯軍為輔，奉軍專任多倫的一面。關於與吳會見的問題，決定分為兩個步驟，先由雙方互派代表在天津舉行預備會議，商定合作大綱，然後到北京與吳見面，僅述兄弟結義之情，不再討論軍事或政治問題，以免因一言不合而傷害雙方合作的關係。由於張作霖就要到北京來，曹錕不願與之相見，便於六月六日由北京到了保定。 六月八日，吳方代表張其鍠、張志潭與奉方代表鄭謙、張景惠在天津會談時，奉方露骨地反對顏內閣，並稱奉軍討馮軍費用去四千萬元，直魯聯軍也用去三千萬元，應由北京政府負責償還。他們用討索軍費的辦法迫使顏內閣下台，這樣談當然談不出一個結果來。九日，張作霖又派楊宇霆參加了談判，奉、吳雙方不僅在政治上難於談攏，甚至在軍事上也引起了關於收編軍隊的爭論。奉方要求交還魏益三軍的軍械，因為魏軍原由郭松齡統率，系奉軍之一部，後來改投馮軍，馮軍退走後被吳收編，現在奉方僅僅要求交還軍械，已經算是很讓步的了。同時，吳方對魯軍強迫改編唐之道師也深為不滿，因為唐師前身為直軍第二十師，直系戰敗時投降吳光新改稱奉軍，後來投降馮玉祥改稱國民軍，馮軍退出北京時才又接受吳的號令，回到直系的懷抱；不料褚玉璞以強大壓力將該師李樂濱、王夢弼兩旅（該師共有三旅，另一旅由王懷慶收編）改編為魯軍，並令由南苑移駐德州。此時該師自由行動由德州逃往順德，吳即將其調往湖南作戰。這一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終於無法解決。此外，奉方還不滿意吳軍接收保定、大名，過去保、大問題曾是馮、奉兩系的爭端，此時又成了奉、吳兩系的爭端。 同一時期，安福系在天津大肆挑撥奉、吳兩系的關係，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儘管奉、吳雙方存在著若干無法解決的矛盾，但是繼續對馮軍作戰的目標是一致的，因此，預備會議開至十一日，雙方同意先就能夠解決的問題作出決定，不能解決的問題暫時擱置不談。當天決定軍事上繼續合作，昊軍擔任進攻南口，奉軍擔任進攻多倫，晉軍擔任反攻晉北。關於政治問題，顏內閣可以一度成立，但須自動下台，繼任人選仍由吳方推派。奉方堅決反對恢復憲法，關於法律問題，留待軍事結束後另行討論。 十一日，張其鍠先回保定請示，臨行約鄭謙在北京再談一次，以便作出最後決定。當時張作霖下了鐵一般的決心，顏內閣一天不下台，他就一天不到北京。吳也知道顏內閣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了，此時他所求的只是這個內閣一定要在形式上一度成立，藉以維持他的威信。在他的催促下，楊文愷、杜錫珪已於六月七日到北京就職，顧維鈞、張志潭也於十六日、二十二日分別到部接事。十八、十九兩日，張其鍠、鄭謙先後到了北京，奉方提出顏內閣的辭職通電必須先交奉方審閱同意後才能發出。二十二日，顏內閣舉行了第一次閣議，也就是這個內閣最後一次的會議，決定顏惠慶辭職照准，改派杜錫珪代理內閣總理，並以田應璜為內務總長，任可澄為教育總長，其餘閣員無所更動（七月六日改調張國淦為內務總長，羅文干為司法總長，蔡廷干為外交總長）。同日以國務院名義發出了兩個電報，一個電報歡迎吳、張兩帥入京，一個電報通告解除職務。第二個電報說：「自政樞中斷，內政外交，動呈險象。同人等經各方之敦促，不得不勉為事實上之維持。自顧菲材，實難勝任，亟應另選賢俊，主持一切。……」這個電報用「事實上之維持」取消了就職通電中「依法復職」的說法，就是承認本身是事實上的政府，而不是依據任何法律所產生的。而且，這個電報不用顏惠慶署名，顯然也是為了避免刺激奉系的緣故。至此，吳佩孚恢復憲法和支持顏內閣的願望完全成為泡影了。 內閣問題解決的當天，張學良、張宗昌便又出現於北京，作為「關外大帥」的開路先鋒。杜內閣和以王懷慶為首的北京軍警長官都發出了對仗工穩的電報，恭迎兩位「大帥」入京。有消息說，二十四日他們可以到來，因此這天從東車站到張作霖的行營順承王府，從西車站到吳佩孚的行館王懷慶住宅，沿途都鋪了黃土，這是迎接帝王的一種儀式，但他們並未啟程前來。二十六日，北京市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禍事，軍警當局動員憲兵、保安隊和步兵三團在順承王府至東車站一帶施行緊急警戒，沿途步哨背向街心，橫槍作態，並且動用了機關槍、迫擊炮等武器，一色都作實彈準備。東車站則由奉軍旅長富雙英擔任臨時戒嚴司令，戒備更為森嚴。下午五時，張作霖在殺氣騰騰的排場下乘車抵京，月台上只許王懷慶、張學良、張宗昌三個人通行，一切歡迎人員都被阻於車站柵門內。張作霖下車後，即與隨員分乘汽車五十輛駛往順承王府。 吳佩孚於二十七日由保定啟程，所掛列車多達四十四輛，並派飛機兩架沿途偵察，掩護火車向前開駛。這天北京城的歡迎人員又在西車站撲了一場空，原來張其鍠在車上占了一課，「二十八日入京大吉」。因此吳在長辛店停車度過一宵，挨到二十八日才到北京。 由於張、吳兩人屢次改動行期，北京城所設松柏牌樓經過一再修補，地面黃土經過一再加鋪，所用招待費竟達八萬元之多。 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半，張到吳的行館進行訪問，吳降階握手迎入，談話僅二十分鐘即行告別。十二時，吳到順承王府答拜，即偕同到居仁堂去赴杜內閣的「慶功宴」。在宴會進行中，忽然「橐」地一聲，張、吳兩人的隨從人員都緊張地掏出手槍來，隨即弄清楚這是顧維鈞所戴的大禮帽從衣架上掉下來的聲音，大家才十分尷尬地坐了來。 當晚吳回到長辛店，次日張也回到天津。他們臨別時也曾談到一些具體問題：關於內閣問題，雙方同意暫時維持杜代閣，等到軍事結束後組織正式內閣，組閣人選，雙方認為孫寶琦較為適宜；關於軍事問題，推吳全權主持，參加進攻南口的奉魯軍一律歸吳指揮；吳誇下海口，一星期之內可以攻下南口；兩人又相約於攻下南口後，分別回到瀋陽、漢口。 這次張、吳兩大軍閥會談，事前鄭重其事地籌備達一個月之久，雙方極盡明爭暗鬥之能事，而見面時間卻只有短短的幾十分鐘，其間還穿插著一幕「鴻門宴」的惡劇。吳在這一回合中是失敗了，護憲問題成為空談。但是，他想起六年以前，這位「關外大帥」和他的上司曹錕舉行天津會議時，曾經看不起他這個「小小師長」，而現在居然能夠分庭抗禮，呼兄喚弟，未嘗不足以自豪。他卻沒有想到，張作霖和馮玉祥也曾有過「兄弟」的關係，而當他們的個人利害發生矛盾的時候，這種關係就不值半文錢了。 這次張作霖到天津，一直沒有和李景林見面。他由天津到北京時，京津線上沿途使用的警戒兵力達三旅之多。到北京的時候，果然發生了李軍將舉行意外事變的風傳。因此，他回到天津，即派張學良的第三軍團及魯軍嚴密監視李軍，除一部被勒令解散外，另一部則改編為鎮威軍（奉軍）第十二軍，以榮臻為軍長，由張學良節制指揮。李景林滿腹牢騷地發出了解職下野的通電說：「無楊村之戰，則遼瀋已危，無洹南之戰，則虜騎南下」。言下不勝「兔死狗烹」之感。 三　西安的圍城戰。馮軍向晉北發動猛烈攻勢。吳軍在前線發生三次譁變。奉魯軍攻下南口 馮軍（國民軍第一軍）退出北京後，東路與直魯軍在南口、昌平一帶相持，西路與晉軍在豐鎮、柴溝堡一帶相持。同屬馮系的國民軍第二、第三兩軍除在直、魯、豫三省被擊潰和被吳佩孚收編者外，還有一部分退往陝西與劉鎮華的鎮嵩軍進行著西安的爭奪戰。因此，當時國民軍是在三個戰場上進行戰爭。 西安的圍城戰從四月十五日開始。劉鎮華本來是個反覆無常的投機軍閥，以前曾派兵到洛陽趕走吳佩孚，而當吳戰勝國民軍第二軍取得河南地盤後，他又接受吳的命令，就任討賊聯軍陝甘總司令，派所部柴雲升等進攻西安，並約隴東鎮守使張兆鉀在平涼、陝南護軍使吳新田在漢中同時發動。此時馮軍將領劉郁芬（代理甘督）與甘肅馬家軍竭力拉攏關係，隴東軍在群馬監視下無法進展，而西安城從四月到八月，始終未被攻下。原來陝督李虎臣從河南退回後，四月十一日曾到三原會見陝北鎮守使井岳秀，自願讓位於井，井即派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師長楊虎城率部渡過渭水，負責堅守西安。柴雲升用掘地道的方法攻城，並對城內發動了多次炮火進攻，都被守軍擊退了。 晉北戰爭從五月十八日開始。二十一日，閻錫山親自到大同督戰，三十日曾經抽身到石家莊與吳佩孚相見。閻本想利用奉、吳兩軍進攻南口的機會，乘虛由天鎮、柴溝堡直取張家口，不料奉、吳兩軍尚未發動，馮軍卻抽出兵力來向他猛烈進攻，使他吃了很大的苦頭。山西多年來閉關自守，對外宣傳「村治」，晉軍的戰鬥力並不堅強。自從戰事發生以來，閻一面不斷催促奉、吳兩軍迅速進攻南口以減輕晉軍單獨作戰的壓力，一面卻又不斷宣傳大獲勝利，甚至誑報二十四日在大同以北孤山一役中，滿山都是馮軍遺棄的軍械，馮軍被俘及受傷者為數極多，其高級將領李鳴鐘、韓復榘、石敬亭等都乘火車倉皇逃走。事實上卻是晉軍節節後退，放棄天鎮、陽高，退守大同，而大同也在被圍之中。六月中旬，晉軍又退至懷仁以南、雁門關以北，在桑乾河南岸廣武、山陰、灣子溝、北樓口一帶設防，情勢更加危急，但大同孤城仍在堅守之中。一直到七月上旬南口戰爭發動後，馮軍變更了戰略，山西戰爭才停頓下來。 南口的攻守戰在七月以前迄未展開。馮軍退往南口後，直魯聯軍推李景林為前敵總司令，褚玉璞為前敵總指揮，曾進至昌平、沙河一帶，與京漢線上的吳軍相約同時進攻南口。不料已經進抵門頭溝的靳雲鶚、田維勤等部按兵不動，並與馮軍信使往來不絕，因此張作霖、張宗昌大起疑心，將前線魯軍撤至清河及沙河以東，馮軍一度乘勢進至昌平及萬壽山以西五里的萬家屯，北京大為震動（五月中旬）。但這是馮軍聲東擊西之計，他們並無意於反攻北京，其在察、綏一帶的主力軍正向晉北移動，目的在於打通京綏路西段的商運交通，以增加軍餉來源，並與靳、田等部密約，從南北兩路夾攻山西。五月下旬，靳雲鶚被解除職務後，奉、吳兩系相互諒解，魯軍開回昌平、沙河前線，南口局勢才又緊張起來。 根據奉吳軍事協定，奉軍擔任北路由熱河進攻多倫（馮軍宋哲元部早已退出熱河）；魯軍協助吳軍之一部擔任正面由昌平進攻南口；吳軍主力擔任南路，下分兩線，一線田維勤部由門頭溝、青白口進攻懷來，一線魏益三部由淶源、蔚縣進攻天鎮。其中進攻懷來是最主要的一條戰線。六月二十八日，吳離開北京後，即在長辛店設立總部，二十九、三十兩日分赴門頭溝、梁格莊等地視察陣地，他滿有把握地宣稱：旬日之內可以攻下南口，兩旬之內可以攻下懷來。他下了一道命令：無論何人，首先攻下宣化者即任為察哈爾都統。他的部下卻仍然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並不積極進攻。七月十二日，田部陳鼎甲旅忽然自由行動開到妙峰山，宣布改投馮軍。妙峰山是北京西山的一條支脈，山北就是馮軍的陣地，陳旅在山南又可以截斷門頭溝與長辛店的交通，因此吳、田兩人手忙腳亂地調兵圍剿叛部，無力進攻馮軍。這一事件剛剛平息下來，二十日田部第四十旅賈、馬二團又在清水澗叛變。原來，田的部隊多由國民軍第二、第三兩軍改編而成，他們都不願意攻打自己的戰鬥弟兄，在吳的嚴令督促下，勉強地開到前線來，於是今天跑掉一營，明天變去一團，使吳終日陷於鎮壓內部叛變的苦境之中。吳的另一路主將魏益三，又系郭松齡的舊部，過去曾與馮軍合作，當然更不願為奉、吳兩系賣力。到了這時，吳的紙老虎就被戳穿了，儘管一再限期攻下懷來，並用封官許願的辦法鼓勵將士，但是他的陣地始終沒有進展一步。他打算用張敬堯代替田維勤為第一路總司令（張是吳的運輸司令），張敬堯因無直屬軍隊，不敢擔任。 此時廣東北伐軍已經出動，湖南局勢起了變化，湖北督理陳嘉謨不斷打急電請吳回漢主持對南軍事，吳只得厚著臉皮派張其鍠與奉方代表鄭謙協商，願意把北方軍事完全交給奉魯軍負責，本人打算專力對付南方。 張作霖已於七月十日由天津回到瀋陽。他和吳的軍事合作，本來看中了這位盟兄曾經是全國聞名的能征慣戰的大將，叫他攻打頭陣，奉軍可以留在後方坐享其成。現在雖然看出吳的破綻來，但是吳軍如果全部退出戰線，奉軍的負擔太重，因此他表示可以責成張宗昌主持南口軍事，並派奉軍為助，仍請吳軍在南路配合作戰，所有進攻南口的奉魯軍仍照原議一概交吳指揮。於是張、吳兩人會派張宗昌為前敵總指揮，並調奉軍炮兵司令鄒作華部攜帶重炮前往助攻。吳許張宗昌攻下南口後，以直魯巡閱使一職為酬。 從七月十九日以後，進攻南口的主力改由奉魯軍擔任，二十四日，南口側面展開了猛烈的炮戰。八月一日，張學良、張宗昌都到前線督戰，吳也到三家店督促田部向青白口進攻。四日，田部又有兩營譁變。十四日，奉軍第十軍於珍部攻下南口，北京警察廳命令市民懸旗慶祝勝利。十五日，張作霖通電報捷說：「南口為長城著名要塞，重巒迭嶂，自十四年九、十月間，西北軍（馮軍）在此建築洋灰石子工事。直魯軍、鎮威軍以十餘萬人，自八月一日總攻，至十四日克之。」這個電報沒有一個字提到吳軍。 其實，南口也不是奉軍的炮火攻下來的。在此以前，七月二十日，吳俊升率領湯玉麟、萬福麟、穆春等軍占領榆樹溝、門沙口，二十一日占領多倫。閻錫山也在這時配合反攻。在三面壓力下，馮軍為了保全實力，決定全部向綏遠退卻。八月十三日，南口馮軍已經撤走，而奉軍大炮仍向空無一人的地區怒吼不已，直到當地居民前來報告時，才停止了轟擊。在此以後，奉、吳、閻三方紛紛發出捷電：十五日奉軍占領居庸關、青龍橋、康莊、延慶，十六日田維勤軍占領懷來，吳俊升軍占領沽源，晉軍占領廣靈，十九日奉軍占領張家口。事實上這些捷電也都是「馬後炮」，馮軍已於十六日退出張家口，十九日奉軍才趕到，而占領懷來還鬧了一場奉、吳爭功的笑話：田維勤的捷電發出後，張學良就有通電聲明占領懷來者為奉軍而非吳軍；田反駁說：「我們占領懷來時並未發現有友軍」。張學良回答說：「你們到懷來時，奉軍早已走到宣化去了」。 八月下旬，閻錫山不費吹灰之力收復了晉北全部失地，並於二十五日占領平地泉，他就躊躇滿志地聲稱：西北軍事晉軍可以獨力負責，請求奉魯軍勿再前進。九月一日，晉軍占領包頭，閻委任他的大將商震為綏遠都統。四日，張學良到太原與閻接洽，六日回到北京，聲稱奉方已經接受閻的請求，西北軍事交閻負責。此時馮軍退入甘肅，晉軍並未追擊，北方戰事又轉入到一個停頓時期。 四　奉魯軍閥加強對進步人士的血腥鎮壓，《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又被殺害。奉系將領拒絕杜內閣的獎敘令 奉魯軍閥進攻南口時期，也正是北京城最反動最黑暗的軍事恐怖時期。為了討好帝國主義，奉系軍閥公然命令北京政府停止蘇聯大使加拉罕的外交官待遇，迫使加拉罕因不能執行職務而回國。另一方面，奉魯軍閥又加強了對北方進步人士的迫害，繼邵飄萍之後，《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於八月六日被槍決[7]；《世界日報》主筆成舍我於七日被捕[8]，《民立晚報》主筆成濟安事前逃走，兩報同時被封。 林白水也是以「宣傳赤化」的罪名被處死的。他是福建人，別號萬里，曾任皖系喉舌《公言報》主筆。他在《社會日報》發表《官僚之運氣》一文，把潘復與張宗昌的關係比作「腎囊之於睪丸」，潘復哭訴於張宗昌之前，一定要置林於死地[9]，因此張宗昌命令北京憲兵司令王琦立即予以逮捕，並立即執行槍決。 王琦與林本系舊相識，八月六日黎明前訪林於報社，詭稱效帥（張宗昌）邀請前往談話，即挾林同登汽車，開赴憲兵第二營營部予以收押。林的僕人察覺到情形非常不妙，即以電話分途向林的親友求救。楊度與《黃報》社長薛大可於清晨五時氣急敗壞地跑去見張宗昌，百般替林說情，直到薛長跪不起，張宗昌才答應予以赦免。可是電話打到憲兵司令部時，林已在半小時以前被綁赴天橋槍決了。 以上情況說明，奉魯軍閥不僅把當時的革命青年和爭取民主自由的進步人士當作「大逆不道」而欲一網打盡，甚至個人嫌怨也可以套上一頂「紅帽子」而任意加以殺戮。當時北京城的憲兵司令和警察總監都是張宗昌所委派的，王懷慶身為軍警最高長官，對於這些案件也無權過問，因此忿而辭職。對於名義上的攝政內閣，他們就更不以正眼相覷了。 杜錫珪代理內閣總理時，曾經自比為「搭浮橋」的內閣，聲明代理之期至南口攻下而止。南口攻下的第二天，張宗昌寫信給吳佩孚，痛斥杜代閣無力籌餉，貽誤戎機，要求改派孫寶琦組織內閣，更換財政、交通兩長，並推薦潘復為財政總長或稅務督辦。此時張作霖正叫楊宇霆草擬一個「時局善後方案」，主張召集「統一會議」來解決組織北京政府的問題，在方案未草成以前，他仍然假惺惺地表示不干政，內閣問題繼續由吳主持，並且制止張宗昌干涉內閣。另一方面，吳在進攻南口的軍事上雖然丟了一次大醜，可是他還不肯放棄政治上的權利，十八日通電主張由杜組織正式內閣，奉系卻又置之不理。杜內閣因為軍費無法應付和奉系拆台的緣故，二十一日通電錶示辭職，除吳復電加以慰留外，奉系不加理睬。 攻下南口時，吳犒賞出力將士二萬元，國務院犒賞四萬元，張作霖一出手就是二十萬元。這雖然不是一個大問題，但由此可以看出，張作霖在任何問題上都要壓倒吳而使其體面為之掃地。問題還不止此。為了獎敘攻下南口的有功將領，吳建議晉授張宗昌為義威上將軍、陸軍上將，張學良為良威將軍、加陸軍上將銜，褚玉璞為璞威將軍、授為陸軍中將，杜代閣於十九日照單發表。吳以為他是奉方所推舉的主持南口軍事的各軍統帥，而他所保舉的又都是奉魯軍將領，當然不會發生問題。二十一日，北京政府補授韓麟春為麟威將軍，於珍為珍威將軍，王棟為棟威將軍，田維勤為勤威將軍，王為蔚為蔚威將軍。這裡面有三個是奉魯軍將領，另外兩個是吳軍將領。這也是根據吳的保案發表的。原案還有魏益三的益威將軍，因為魏是張作霖的叛將，臨時從名單中剔出。吳認為這樣做也就算得考慮周密的了。不料二十二日，張學良首先致電國務院說：「我鎮威軍興師討逆，命將出師，悉奉我鎮威上將軍之命。中央固有賞罰大權，而良等自應唯上將軍之命是從。所有奉授良威將軍及陸軍上將銜各職，在未經請命以前，未敢擅行接受。」同日，他在回答奉天友人的賀電中更加露骨地表示不滿說：「承水軍頭[10]之命，膺爛羊頭之賞，公等來電，賀良乎？罵良乎？」他不是不知道這個命令是根據吳的保案發表的，這些電報是對杜內閣的直接打擊，也就是對吳的間接打擊。二十三日，韓麟春、於珍等也有聯名電報拒絕接受威字將軍。電報說：「討赤論功行賞，須由鎮威軍主帥詳列各軍戰績，未可遽以道路傳聞，輕假名器」。他們公然視吳為路人，而把他的保案當作「道路傳聞」。 保案發表後，只有張宗昌喜氣洋洋地在奉魯軍陣亡將士的追悼會上自稱為義威上將軍、陸軍上將。隨後看見風色不對，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也就不得不依樣畫葫蘆地發出了一個拒不接受的電報。此外，褚玉璞、王棟也有辭勛的電報發表。張作霖回答奉魯諸將：「受勛領獎，尚非其時。」這樣一來，不僅吳的面子非常難看，同時也使得無功受獎的吳系將領啼笑皆非，置身無地。 二十三日，杜內閣在居仁堂設下了「慶功宴」，這些「凱旋將軍」們卻又相約不赴宴，張學良諷刺地勸內閣把這筆招待費移作賑濟兵災之用。二十六日，杜又派人分途疏通，告哀乞憐地請求他們勿再辭勛，以保全內閣的體面，仍然沒有效果。 這是奉系看不起吳佩孚，對於吳在軍事上出乖露醜後仍要把持中央政權表示厭惡的具體行動。其中也還有另外一些原因。張作霖是以「上將軍」的名義統治著東三省和直、魯等省的，不能允許在他的勢力範圍內有第二個「上將軍」出現，特別是非嫡系的張宗昌上升為「上將軍」，和他並駕齊驅，犯了他的大忌[11]。張學良為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團長，不甘居人之下，區區「上將銜」不足以當其一盼。吳佩孚公然以主帥的身份示惠於奉魯諸將，事前並不徵求同意，當然更不是張作霖所能容忍的了。 在此以後，奉系進一步宣稱，關於軍費問題，東北和直、魯兩省已經無力負擔，須由京漢路及長江方面予以接濟，目的在於要求吳軍交還保、大，並且對孫傳芳曾以所扣鹽稅單獨接濟吳軍一事表示不滿。張作霖直接任命高維岳為察哈爾都統，並不通過內閣（閻錫山也直接任命商震為綏遠都統）。此外，北京雖在奉魯軍的實際控制下，但是他們對於擁有衛戍總司令虛名的王懷慶也還覺得有些刺眼，九月六日，張宗昌公然另派李壽金為北京戒嚴司令，叫他不要理睬杜內閣及王懷慶，「遇事請示三四軍團長（張學良）及本總司令」。至此，奉系對吳的態度更加惡化，而不為之稍留餘地了。 * * * [1]　國民軍離京時，段祺瑞一度復職，曹錕避居六國飯店，段被逐下後才又回到公府延慶樓來。根據當時的情況，他不可能復任總統，吳佩孚為顏內閣攝政找法律根據，叫他補行辭職，並且代他擬就了下野宣言。23日他接到電報後，5月1日照原電發出，即遷出延慶樓，移居羊市大街唐在禮家中。 [2]　1913年，袁世凱壓迫國會中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把總統選舉法從憲法中抽出來，提前制定，提前交國會通過並予以公布，以便提前進行正式總統的選舉。曹記憲法公布時，這一部分也包括在內。王士珍等所提的折衷方案，主張顏內閣引用總統選舉法而復職，認為這樣就可以避免引用曹記憲法，其實正如吳佩孚所解釋的，憲法約法是二而一，不可強分。 [3]　顧維鈞曾與英國公使麻克類接洽好，準備以關稅二五加稅抵借一筆外債，美國公使馬慕瑞也願予以支持。但是日本仍然堅持加稅用途必須指定償還無擔保品外債，同時各國代表有的已經回國，有的也離開了北京，因此關稅會議無法繼續召開。7月3日，各國代表發表了停止關稅會議的宣言，認為中國局勢陷於混亂，應俟中國代表能夠出席會議時再行復會。7月14日，北京政府改派蔡廷干、顧維鈞、顏惠慶、王寵惠、張英華、王蔭泰為關稅會議中國全權代表。同日，廣州國民政府向美國提出抗議，反對「美國與有關各國將海關變為籌戰費及干涉中國革命機會之舉動」。不久，北伐戰事發生，關稅會議無形消滅。 [4]　奉系雖然拒絕參加內閣，但是張宗昌曾經私下推薦潘復為財政總長，未被吳接受，因此用索餉的手段來打擊這個內閣。 [5]　由於各方面一致反對，吳佩孚也不敢支持國會復會。他到北京時，國會議員每名給資一百元予以遣散。 [6]　當時曹錕被認為是個布販子出身，胸無點墨的武人。其實，曹在販賣布匹前做過塾師，還是文人出身。 [7]　邵飄萍與林白水被害相距約一百天，當時某報作了一個標題：「萍水相逢百日間」。 [8]　成舍我於10日被孫寶琦保出。 [9]　張宗昌、潘復兩人原系賭博場中的朋友，由於潘的介紹，張宗昌受到張作霖的提拔。為了酬報舊恩，張宗昌聘潘為山東軍署總參議，並且成了他的幕後軍師。 [10]　杜錫珪原任海軍總司令，此時又以海軍總長代理內閣總理，所以張學良輕蔑地稱之為「水軍頭」。 [11]　吳、張在北京見面時，張宗昌曾向吳佩孚遞了一張門生帖子，吳把帖子退回，換了一份蘭譜，與張宗昌結為兄弟之交，張作霖也引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