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三章　奉吳兩系聯合成功和國民軍退出北京

一　段政府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舉行關稅會議。全國反對關稅會議的聲浪。關稅會議、法權會議均無結果 在浙奉戰爭已經爆發，馮奉關係極度緊張的時候，十月二十六日，帝國主義代表們在北京參加了段政府所召集的關稅特別會議，討論關於改定稅率和關稅自主的問題。 這一問題必須從頭說起。帝國主義與中國之間存在著一種關稅協定製度，它的主要內容就是中國人無權管理自己的海關，無權制定入口貨的稅率，必須取得各國同意，成立關稅協定，才能按照施行。這個制度不但史無前例，而且為世界各國所無。它是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初期就帶來了的。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成立後，接著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國起義，戰爭波及上海，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國駐滬領事組織「關稅管理委員會」，任用洋員管理海關，這是帝國主義強盜們攫取中國海關主權的一個開端。這個制度在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中固定下來，並且由上海推及全國。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指定關稅及鹽稅為賠款的擔保品，派洋員為稅務司監督稅收，關稅協定規定稅率為值百抽五，須至中國內地裁撤厘金（內地稅）、洋貨運往內地不另納稅時，才能增至值百抽12.5。不難理解，關稅協定製度是套在中國人民頸上的一根繩索，而總稅務司具有雙重身份，一方為中國政府官吏，另一方又為帝國主義債權者的代理人，實際上他是帝國主義擺在中國的財政監督。英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最早，一九一一年派安格聯為總稅務司，並指定以英國滙豐銀行為首的帝國主義銀行團代替中國國庫為收存關稅的機關。到一九二五年，安格聯任職已達十四年之久，儼然成為他的終身職務，而關稅主權主要掌握在英國人的手裡，引起其他各國的妒忌。早在一九一八年中國參加歐戰前，北京政府曾提出修改關稅稅率為加入協約國的條件之一，並召集各國委員在滬舉行修改稅則會議，由於日本反對加稅，會議以無結果而草草散場。戰後德國成為戰敗國，蘇俄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因此德華（德）、道勝（俄）兩銀行退出帝國主義銀行團，滙豐銀行代收中國關稅的權力更加擴大。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召開時，北京政府提出關稅自主問題，和會認為不屬於它的職權範圍，推開不管。一九二二年，中國代表又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關稅自主，認為即使戰敗國也無協定關稅的特例，而中國忝為戰勝國之一，不應受此約束，當時各國代表無詞可答，後來成立的九國公約，仍然規定中國關稅應照實價採取值百抽五的原則，但在九國公約發生效力後，中國政府得召集有關各國舉行關稅特別會議，一面籌備裁厘，一面在裁厘前加收值百抽2.5的附加稅（合計為值百抽7.5）作為過渡辦法。這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所採取的「以小易大」的狡獪手段，用微不足道的加稅辦法，以保障關稅協定製度的繼續有效。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成立了關稅特別會議籌備處。一九二四年四月，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了召開關稅特別會議的照會，六月間接到各國回文，一致藉口九國公約簽字國尚未全部批准公約，此項會議不能召開。法國就是未批准公約的一個國家，它提出了承認金法郎案為批准公約的交換條件。 由於帝國主義代收關稅，便又發生所謂「關余問題」。協定規定，關稅除逐年償還一定數額的庚子賠款及外債外，將剩餘之數交還中國，這筆款項就叫作「關余」。當時各國僅承認北洋軍閥所控制的北京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因此北京政府得以利用「關余」為發動內戰和他們苟延殘喘的主要財源。南方政府曾一再力爭分配關余，到一九一九年，帝國主義才承認提出百分之13交與南方軍政府使用。一九二〇年孫中山到廣州接收軍政府時，帝國主義忽又藉口軍政府不復存在，停止撥付「關余」。一九二三年，廣州政府因為屢次力爭「關余」無效，準備派員接收廣東海關，帝國主義公然派遣軍艦駛入白鵝潭示威，其中最橫蠻無理的是美國。但是由於孫中山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不為威脅政策所屈服，而帝國主義究竟是欺軟怕硬的，一九二四年終於被迫繼續撥付南方「關余」。 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公然承認了前任所不敢承認的金法郎案，七月法國政府批准了九國公約，八月段政府邀請九國公約有關各國於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舉行關稅特別會議，各國對此表示同意。當時論者認為，這是段政府承認金法郎案、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八千萬元換來的結果。其實，自從五卅慘案發生以來，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蓬勃開展，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遍及全國，帝國主義為了緩和反帝怒潮，便用老一套欺騙和麻醉中國人民的辦法，同意召開關稅會議，藉以進一步保障關稅協定製度，打消關稅自主的要求。段政府雖在照會上聲稱：「九國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中國雖予以承認，但曾宣言並無放棄關稅自主之意，中國政府提議將此問題提出特別會議，希望能有所決定，以祛除稅則上之束縛。」但是會議本身就是一種關稅協定的形式，用這一形式來謀求關稅自主，正像被害人乞求強盜發善心退還贓物一樣，當然是辦不到的。而段政府本身也根本無意於力爭關稅自主，它的飢餓的眼光只是盯在加稅問題上，希望增加一筆收入，哪怕是很小的收入，以緩和其千瘡百孔的財政危機。 關稅會議召開前，全國人民紛紛反對，認為中國必須自定稅率，自行保管稅款，自行規定用途，海關行政自主，這是關稅自主的四個基本條件。召開關稅會議，討價還價，等待別人「批准」，與關稅自主的精神正是背道而馳。全國人民反對關稅會議，堅持關稅自主，與軍閥政府「與虎謀皮」、飲鴆止渴的作法，也正反映了廢除不平等條約與修改不平等條約兩條路線的鬥爭。同一時期，中國上層人士也有反對關稅會議的。馮玉祥公開指斥協定稅率為「亡國奴的外交」。駐外各使節聯名來電指出：「歷年海關統計，輸入遠過輸出，工藝衰落，商業永無起色，皆此苛則懸為厲階。此次會議應以自主為要，應由我自定稅率，不能聽他人以5改7.5。倘囿於目前之小利，禍必延及子孫。」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深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痛苦，因此各地商會也紛紛通電反對。此外，不少軍閥官僚卻利用這個題目作為進行政治鬥爭的口實。十月五日，唐紹儀放了第一炮。十一日，孫傳芳附和唐的意見，並且加以補充說：「洋貨出廠，土貨產銷，一仍舊貫，未改隻字。加稅尚未實行，通商各口之洋廠已暗受條約獎勵，國貨添此勁敵，何以自存。」二十二日，吳佩孚發表對外宣言，承認各國一切既成條約，但又主張「關稅會議應俟正式政府成立後開議」，這卻是另外一種態度，他所反對的是段政府而不是關稅會議。 十月二十六日，關稅會議開幕，除九國公約國外，美國還介紹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加入，因此參加者共為十二國。中國代表為沈瑞麟、顏惠慶、王正廷、黃郛、施肇基、蔡廷干六人。沈瑞麟以外交總長被推為會議主席。會議的第一天，王正廷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四項建議：（一）撤廢條約中關於限制中國關稅部分；（二）中國允諾實施國定稅率與裁撤厘金同時進行，至遲不過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三）裁厘前的過渡辦法：中國海關稅則除照現行值百抽5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5之臨時附加稅，甲種奢侈品加征值百抽30、乙種奢侈品加征值百抽20之臨時稅；（四）此項暫定稅率，於成立協定三個月發生效力。 各國代表一致認為中國開價過高。王正廷發言後，接著美國代表馬克謨說：「如果中國根據華盛頓條約，提出正當的提案，美國自當予以同情之考慮。」英國代表麻克類說：「希望中國有一個統一、獨立和有秩序的政府，具有鞏固的財政基礎，並以裁撤地方稅為前提。」這兩個西方代表的言外之意，是說中國所要求者不能超越九國公約的範圍，而在中國未統一和裁厘未實現以前，根本談不到提高稅率的問題。 早在會議召開前，英、美、法、日四國在倫敦會議上曾經討論過它們對中國所應採取的共同態度，決定同意中國召開關稅會議，但僅以二五加稅為限度，並對加稅用途附有一定的條件。現在段政府提出了值百抽十以至值百抽四十的要求，雖然這種稅率在國際標準上並不算高，它們卻認為「漫天討價」，不符合華盛頓會議的精神。當時各國首席代表多由駐華公使就近擔任，只有日本鄭重其事地另派曾經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前駐華公使日置益為首席代表。日置益堅持只能在二五加稅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反對中國關稅自主，並且二五加稅也必須指定用途，用以償還無擔保的外債。這樣一來，中國不但無權自定稅率，就是帝國主義所能同意的二五加稅，也還須用在償還無擔保的外債上，北京政府根本得不到任何東西。 關於中國提案，會議成立兩個委員會分頭討論，第一委員會討論第一、第二兩項，第二委員會討論第三、第四兩項。這一時期，中國人民的反帝運動繼續向高峰發展，使得帝國主義代表們不敢在會議上公開反對關稅自主，於是採取延宕手段，日本建議中國關稅自主應在五年後，美國則折衷為三年。關於過渡時期的稅率問題，英、日兩國代表堅持不得超過二五，日本還不肯放棄指定用途的成見。十一月十九日，會議通過原則上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但須在一九二九年元旦裁厘實現後實行。 此後奉天內戰和馮、奉兩系的戰爭相繼爆發，全國局勢陷於混亂，段政府的命運也危在旦夕，因此關稅會議斷斷續續，始終沒有作出具體的決定。 與關稅會議同時進行的法權會議，同樣也以無結果而告結束。會議召開前，美國政府帶頭堅持必須由有關各國組織調查團調查中國司法行政現狀，才能決定領事裁判權應否撤廢的問題。九月四日，英、美、法、日、意、荷、比、葡八國根據上述意旨答覆段政府的回文，就是由美國國務院起草的。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八國所派調查法權委員在北京舉行法權會議，段政府派王寵惠為全權代表，一直到九月十六日，他們才作出一個內容空泛的決議，原則上贊成撤廢領事裁判權，但須中國軍閥干涉司法的行動完全消滅，法庭可以完全獨立行使職權才能考慮實行。這當然又是一張遙遙無期的空頭支票。 二　臨時政府增設國務院。徐樹錚在廊坊被刺。馮玉祥又一次通電下野。吳佩孚的政治投機活動。段祺瑞戀棧不去的醜態 北京人民革命運動繼續高漲，段政府已經面臨末日，但他仍然戀棧不肯下台，十二月十六日，公布修改臨時政府制度，增設國務院，並任命他的黨徒許世英為內閣總理。段把過去有名無實的責任內閣制恢復起來，目的在於利用內閣作為擋箭牌，以避免來自人民方面的直接衝擊。三十一日，又任命王正廷為外交總長，于右任為內務總長，陳錦濤為財政總長，賈德耀為陸軍總長，杜錫珪為海軍總長，馬君武為司法總長，易培基為教育總長，寇遐為農商總長，龔心湛為交通總長。這些閣員主要是接近馮系和國民黨的政客。 馮玉祥自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包頭回到張家口後，一面提倡「平民政治」，一面卻又表示繼續擁段，對於政府改制和組閣人選都不參加意見。自馮軍戰勝李景林以來，段先後任命宋哲元為熱河都統，鹿鍾麟兼任京師警察總監，調任孫岳為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並派李紀才為山東查辦使，打算把山東劃入國民軍的勢力範圍。這些都是討好馮系、避免自己垮台的政治買賣。 但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徐樹錚突然在廊坊被刺身死，使段受了一次極其重大的刺激，並且害怕本人也將遭受不測之禍，因此又有下台苟全性命之意。徐一向被稱為段的靈魂。段上台後，由於徐與馮、奉兩系都有歷史上的惡感，不敢召他回國，叫他留在國外，以本人專使的名義進行外交活動。這位政治陰謀家到處不受本國人民的歡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到柏林時，留德學生曾經包圍公使館，逼迫公使魏宸組書立筆據，以身家性命擔保徐在德國不借外債、不購買軍火、不進行任何賣國勾當，並須立即離開德國。從七月到十一月，徐在歐美各國兜了一個圈子，十二月十日由日本回到了上海。他剛跨進國門，就發表了恢復舊國會和擁段為總統的政治主張，並竭力鼓吹奉、直、皖三系聯合起來，使北洋派趨於大團結，推段為唯一的領袖。十一日，他到杭州去拉攏孫傳芳。他過去殺害過馮玉祥的舅父陸建章，對馮不無戒心。可是馮有電報歡迎他北上，並且保證他沿途安全，他又覺得政治恩怨事隔多年，大家誰也不會算老賬，因此二十日由上海到了天津。此時段已聽到一些消息，即派宋子揚到天津阻止他入京，可是宋見了老上司不敢多講話，講得詞不達意，等到天津戰事平息後，徐即於二十七日乘車抵京。 徐下車後，即到吉兆胡同段宅進行密談。他向段誇口此行頗受各國的重視，建議應當鄭重其事地舉行一次公開覲見以證實他的專使身份，他在國外所接洽的一些事情，才好繼續進行。談到當前的局勢，他認為臨時政府並無實力基礎，必須取得各友邦（帝國主義）的全力支持，才能把政權鞏固下來。據他觀察所及，當前各國最擔心的是中國「赤化」的問題，必須採取措施，加強取締（加強鎮壓全國人民的反帝運動），才能博得各國更大的同情和信任。他的話句句打入了段的心坎，因此決定於次日舉行公開覲見。 二十八日，段、徐兩人在執政府合演了一出滑稽戲，徐身著大禮服，胸間佩帶各式各樣的勳章，以外國公使之禮入覲，而段也煞有介事地以一國元首的身份接待著，禮成，鞠躬而退。 二十九日是徐最忙的一天，上午遍訪各國公使，並出席國務會議報告考察各國的情形，閣員們一致報以熱烈掌聲。下午出席他自己所辦的成達學校的歡迎會，傍晚，又赴龔心湛的宴會。他在北京過分招搖，引起物議沸騰，段又差人前來催促他趕快離開北京，於是龔代他接洽掛好一列專車，下午六時登車出發。他在龔宅宴會中，還目空一切地以元首的頭等紅人自居，對新任陸軍總長賈德耀揚揚不睬，使賈大為不滿。 京津路戰事結束不久，沿途兵車擁塞，火車開行很慢，徐所乘專車到晚間十時後才開抵廊坊。這是一個月明如晝的夜晚，車站上站著黑壓壓一群兵士，似乎是列隊前來歡迎專使的。專車靠站後，徐即被人拉下車去，斃命於一彈之下。事後喧傳，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替父報仇把他打死[1]。當時論者認為，這件血案不僅與個人恩怨有關，特別是牽涉到當時的政治問題，因為這位慣於興風作浪的人物，是有取死之道的。 徐死得不明不白，使段又是痛心，又是害怕。他擬就了一道表揚和撫恤的命令，這道命令須由陸軍總長副署，卻因賈德耀置之不理而無法發表。段正在準備辭職下台，不料馮玉祥搶先一步提出辭職呈文，引起政局波動，段只得把自己辭職的問題擱置下來。原來，馮雖然戰勝李景林取得了直隸地盤，但是直魯聯軍在魯北準備反攻，郭松齡兵敗被殺，閻錫山對國民軍的敵意很深，吳佩孚又一定要算舊賬，他的地位仍然陷於四面楚歌之中。此外，馮推薦孫岳為直隸軍務督辦，又引起了國民軍內部的深刻矛盾。孫岳率領第三軍離開陝西，幫助馮軍進攻李景林，必須給以地盤以資補償；孫為直隸人，馮保舉他調任直隸軍務督辦，這本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天津是由第一軍奮勇血戰打下來的，第一軍將領不甘於拱手讓之他人；第二軍原擬以鄧寶珊為直隸軍務督辦，也因別有所屬而感到失望。由於這一問題引起內部分化，而國民軍又處於四戰之地，馮只得採取退一步的辦法，自己願意下台，一面藉以轉移敵人的目標，一面也可消除國民軍內部對他個人的離心力。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致第一軍將領一電，除表示本人下野外，還擬就了第一軍退出北京，保全實力的一套計劃，指定以張之江繼任西北邊防督辦，李鳴鐘繼任甘肅軍務督辦，宋哲元仍為熱河都統，鹿鍾麟調任綏遠都統，並以鄭金聲為察哈爾都統。馮軍將領應召到張家口討論這個問題時，大家跪下來請馮不要下台，馮厲聲斥責他們說道：「我不許你們做馮玉祥一個人的走狗！」一九二六年元旦，馮向段政府提出辭職，謝絕一切賓客，並通電宣布取消國民軍名義，以後不再沿用。四日，馮由張家口赴平地泉，聲稱取道庫倫出國遊歷。同一天，馮發出通電說：「玉祥自去歲倡導和平以來，本期從此息爭，專事建設。不意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長其勢，屯兵淮上，飲馬江表，勢欲席捲海內，雄霸中原。以是孫馨督首義於浙，長驅北指，蕭珩督聲援於鄂，志切澄清。……郭軍長痛於東省人民水火之困，爰整師旅，為民請命。芳宸（李景林）原約援助，乃二三其德，對茂宸（郭）則頓違前約，對玉祥則通電誣衊。現在芳宸潰逃，不圖郭軍長一朝顛覆，殊堪悼惜。雨亭（張作霖）經此愴痛，漸有覺悟。……玉祥個人應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則造謠惑眾者可以止息，挑撥是非者失所憑依。至於國家大計，執政碩德耆年，萬流仰鏡，子玉（吳佩孚）學深養粹，飽經挫折，當能不念前嫌，共謀國是。……從此延請國內賢豪，公開討論，各紓偉抱，共濟時艱。」這個電報把以前馮、孫、蕭三人建立「新直系同盟」以及馮、郭、李三人同盟討奉的關係全部公開出來，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馮的目的在於團結一切力量，甚至願意與吳佩孚化敵為友，以便共同對付奉系。 馮軍為了要保持軍餉來源，隨後改變計劃不放棄北京，仍由鹿鍾麟負責防守，改調劉郁芬部駐防綏遠。一月九日，段政府派馮為考察歐美各國實業專使（馮未接受），任命張之江為西北邊防督辦兼察哈爾都統，李鳴鐘為甘肅軍務督辦，李雲龍為陝西軍務督辦，劉郁芬為綏遠都統。 與馮宣布下野的同時，吳佩孚也在漢口發出世電（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布結束「討賊」事宜，並稱：「定亂以武，安民以政，尊法雖我素志，用法聽諸國人。」世電發表後，這位聲光暗淡的「十四省聯軍大帥」突然成了各方面交口推崇的大人物，博得滿堂采聲。馮有回電說：「弭兵望治，袍澤同欽。歸本大法，尤佩卓識。」馮還派段其澍為代表，攜帶親筆函到漢口，願意與吳「精誠合作，始終不渝」。馮系大將張之江歡迎吳「入京主政」，並在回答吳的陽電（一月七日）中表示「追隨我帥（吳）之後，勉效馳驅」。李景林、張宗昌、劉鎮華、孫傳芳、孫岳都有電報對吳備致傾倒之意。一月八日，浙江省長夏超電稱：「時局已由軍事轉入政治，望我帥（吳）毅力支持。」同一天，楊森請吳「商取各方同意，組織合法政府」。十日，張作霖派代表張景惠到漢口，與吳交換解決時局的意見。 吳口稱尊重法律，但未講明他所尊重的究竟是哪一種法律，是曹錕所頒布的「憲法」呢，還是民元臨時約法？如果是指曹記憲法，就必須恢復舊國會和曹錕的總統地位，這是任何方面所不能同意的。如果是指民元約法，也必須有一個國會，而約法本身就是被舊國會取消了的，不但約法與舊國會不能並存，而在全國四分五裂的局勢下，要另外召集一個全國性的新國會，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吳的內心仍然主張恢復曹記憲法，他鑒於曹錕無法復職，就採取了「護憲不擁曹」的辦法，主張恢復曹所任命的顏惠慶內閣，叫他攝行總統職權，作為過渡政府。他發表世電就是用來試探各方面的空氣的。吳的背後還有一批為自己打算的政治寄生蟲。一月四日，舊國會議長吳景濂、張伯烈復吳一電，主張恢復「憲法」；七日，到漢口的舊國會議員聯名通電，主張恢復民國十三年的攝政內閣（顏內閣），繼續攝行總統職權，國會可以自由集會，選舉繼任總統。同一時期，與吳、馮兩人同有親家關係的張紹曾，曾赴張家口訪馮，六日回到天津後，宣稱馮贊成恢復法統，八日即發表通電，主張舊國會自由集會，依法成立政府。張紹曾以吳、馮兩人的關係和賄選議員為其政治資本，提出了釋放曹錕、吳馮聯合討奉、舊直系重行團結、恢復舊國會等具體條件，企圖恢複本人未經合法手續而被解除職務的內閣，以便攝行總統職權。 段自徐樹錚被殺後，終日惶惶不安，但是仍然捨不得捲鋪蓋走路。吳的世電對他說來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打擊，因為他的地位就是在打破法統的基礎上產生的。於是新任內閣總理許世英跑來獻策，主張發出一個辭職電報以測驗各方面的反應，好在此時無人願意上台，大家一定會表示挽留，這樣就能夠打消世電所產生的影響，保障現局趨於穩定了。段認為這個辦法很好。五日，許在永康胡同本宅大宴段黨政客，六日又在吉兆胡同段宅召集他們開會，但是兩次討論都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晚間繼續開會時，許拿出代擬的電稿來，上面聲明：執政任期到一月十五日屆滿，而國民會議召集無期，本人不願繼續執行政務，因此自十六日起不視事，交由國務院負責代行。段在電稿上批了一個「閱」字，即交電務處拍發。隨後屈映光發表意見，認為現在是責任內閣制，執政不宜表示態度，而且國民黨閣員于右任、易培基等都要執政下台他們才肯上台，有此通電，反為示弱之舉。段聽了這些話，便又猶豫不決起來。七日，許內閣舉行就職後第一次國務會議時，段又同意發出此電，因此議決將陽電（七日）改為庚電（八日）待發。不料當天晚間，北京報紙發出號外，將此電全文刊出。陳宧在電話中質問許：「電報尚未發出，何以全文泄漏在外？」許不禁惱羞成怒地回答說：「如果賣主求榮，我就不是人養的！」於是段又取回了電稿，待修改後再發出。 八日，許在本宅召開會議討論修改電稿問題。湯漪主張刪去「自十六日起不視事，政權交國務院代行」一語，理由是根據修改後的臨時政府條例，並無執政去職交由國務院代行職權的規定。許卻堅持不能刪去。湯不覺盛氣地說：「既然不能修改，那又何必開會，你自己獨斷獨行好了！你當了總理還想攝政，真是豬狗不如！」許哪裡能夠容忍這樣當面辱罵的話，氣得大喊大叫：「誰再干總理誰就是豬狗！」當天他就提出辭呈，並避居德國醫院以示決絕之意。 段一面派長子段宏業迎接許回來，退還了他的辭呈，一面根據湯的意見刪去電報中的一段，修改為「所望各建讜言，迅定國是，俾釋重負，以踐前言」，並改作佳電（九日）發出。這樣一來，這個電報就與原意相違，無但毫無辭職下台之意，而且充分暴露了戀棧不去之心。段還厚顏無恥地自作解釋說：「我早就想下台，只因國事無人負責，替如手裡拿著茶杯，必須遞於別人才能放手，斷無任意摔碎之理。」 段的佳電發出後，第一個反應來自東京：日本外務省向中國駐日使館表示，段上台時，日本承認為中國事實上的政府，如果段去職，日本政府對將來中國政府的態度，當重作考慮。 同時，馮也表示了留段的態度，吩咐鹿鍾麟繼續取締示威遊行運動，以安段黨之心。此外，各省軍閥表示留段的只有閻錫山和鄧如琢兩人。在此以前，一月八日，孫傳芳、陳調元打來聯名電報，質問執政府成立一年以來，收入共達一億三千餘萬元，究竟作何用途，應請宣布以釋群疑。這個電報引起了長江各省軍閥的普遍響應，顯然是他們的拆台手段。十一日，張作霖宣布與段政府斷絕關係，並廢除東北邊防督辦名義，改用鎮威上將軍名義對內對外。十四日，國民軍第二軍將領鄧寶珊、李紀才等聯名通電，一方面反對恢復法統，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政府，另一方面痛斥段為禍國殃民的人民公敵，不應加以挽留。段看見反應如此不妙，便又於十四日補發一個寒電，表示本人決不戀棧，但因關稅會議與法權會議正在進行，下野尚非其時云云。 三　馮奉兩軍隔灤河相持。山東戰局發生變化。吳佩孚出兵河南，岳維峻兵敗出走。信陽圍城浩劫 張作霖平定了郭軍變亂，吳佩孚收束了「討賊」事宜，馮玉祥宣布了下野出洋，看來各方面的戰爭都停止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北方政局的安定，相反，這正是北方局勢最混亂和變化最大的一個時期。以前北方至少還有一個形式上的政府，此時孫傳芳在東南五省建立「獨立王國」，吳佩孚稱尊武漢，張作霖獨霸一方，都不承認在馮軍控制之下的段政府，而馮軍也並不熱心擁戴這個政府。以前北方軍閥的派系之爭，還有線索可尋，此時敵友界限早晚不同，今天討賊，明天聯賊，今天呼兄喚弟，明天大殺大砍，使人眼花撩亂，如墜五里霧中。 當時北方局勢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榆關形勢。郭軍覆滅後，所部炮兵旅長魏益三於一月三日在榆關宣布與馮軍合作，改稱國民軍第四軍，並在萬家屯、九門口、榆關建立了三道防線。馮玉祥派第九師師長唐之道為榆關前敵司令，並請李烈鈞到榆關指揮魏、唐兩軍。唐師前身為直軍第二十師，吳佩孚戰敗時，由吳光新收編加入奉軍系統，吳光新下台後，又由馮軍接收改編。此時張學良在錦州招降魏軍無效，便於一月十八日向榆關發動攻勢，魏軍退守昌黎、灤州，馮軍推鹿鍾麟為搜魏總司令，擬率領四個師出發昌黎，另派四個師由朝陽進攻錦州以斷奉軍的後路。同時，段以私人名義勸張作霖收兵出關以免引起大戰，吳俊升、張作相也都反對繼續用兵，因此二十六日張作霖通電答應將入關奉軍調回，馮軍也因處境不利，停止進攻奉天。此後馮、奉兩軍在灤河隔岸對峙。魏軍一度發生內變，馮將該部調駐豐臺整理，不久又改以保定為其防地。張作霖因為元氣大傷，不得不爭取喘息時間，一面竭力聯絡吳佩孚，一面策動直魯聯軍反攻天津，他本身暫不採取積極行動，這是榆關形勢得以緩和的原因。 第二是山東戰局的變化。馮宣言下野時，曾經決定國民軍第一軍擔任對付奉系，二、三兩軍擔任進攻山東。二、三兩軍推鄧寶珊為攻魯總司令，由馬廠進駐滄州，對方直魯聯軍則推張宗昌為總司令，李景林為前敵總司令，與鄧軍相持於滄州、德州之間。但是由於國民軍內部仍然貌合神離，河南局勢又起變化，不久鄧部由津浦線調回京漢線北段，攻魯一舉因而陷於停頓。一月十八日，魯軍（張宗昌部原稱奉軍，以後改稱魯軍）方振武部在直、魯、豫邊境宣布與馮軍一致行動，改稱國民軍第五軍。同一時期，張宗昌高唱「山東人不打山東人」的口號，與吳佩孚、靳雲鶚取得了進一步的聯繫，一月十九日他就向退守大汶口以南的豫軍（即國民軍第二軍）李紀才、田玉潔兩部發動了強大的攻勢。由於鄒縣、滕縣一帶的靳軍（即田維勤、王為蔚、陳文釗等師）與魯軍暗通聲氣，豫軍陷於腹背受敵的地位，只得放棄汶上、寧陽、兗州，沿津浦路支線退往濟寧。二十二日，張宗昌、李景林、靳雲鶚在泰安舉行會議，他們三人結盟為兄弟，並決定靳軍協助魯軍進攻魯西，魯軍協助靳軍進攻豫東，將來迎接吳佩孚重回洛陽。至此，吳與張宗昌相互勾結的內幕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而魯軍得以全力向方振武部和豫軍進攻，自二十四日起接連攻下嘉祥、巨野、曹州、鄆城，方部退往大名，岳維峻將豫軍調回河南。至此，國民軍在山東的勢力全部瓦解。 第三是馮、吳合作失敗，吳、奉合作實現和河南戰局的突變。馮玉祥宣布下野，主要是想轉移目標防止吳、奉兩系的聯合。他除直接與吳通電外，還授意部下對吳表示尊崇，但是吳對他不忘舊仇，反應非常冷淡。於是馮系仍然側重聯絡孫傳芳，以求擺脫孤立狀態。一月十一日，馮系將領張之江等致電孫，認為「環顧國中，主持大計，非公莫屬」，孫也於十三日回答說：「環顧今世，可與同心協力共紓國難者，非公等莫屬」。事實上孫是主張聯馮討奉的，但是吳佩孚日益傾向於聯奉討馮，孫也莫可如何。山東局勢轉變後，張宗昌已無餘力再向江蘇用兵，因此孫命盧香亭率兵由徐州開回杭州，並派盧為浙江總司令（一月二十日），從此孫的注意力集中於五省自保之局，對於北方的風雲變化，暫不表示態度。 另一方面，吳、奉兩系雖然日益接近，但是他們相互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一月五日，張作霖回答吳的世電，主張恢復約法解決國是，與吳主張恢復憲法根木不同。十七日，他又致吳一電，聲明關外事由他負責應付，關內事請吳全權主持，對法統問題本人毫無成見。這是他防止舊直系再聯合的一套手法，其實他對法統問題是有成見的。 吳、奉聯合成熟後，吳決定三路出兵進攻河南，一路命靳雲鶚由魯西進攻豫東，一路命劉鎮華、張治公收集鎮嵩軍殘部由陝東進攻豫西，一路京漢路正面派鄂軍第一師寇英傑部由鄂北進攻豫南。岳維峻所屬國民軍第二軍本系陝軍，與河南紅槍會經常發生衝突，吳派人聯絡這些地方武裝力量，並收編為「豫衛軍」，以造成裡應外合的局勢。岳接到以上情報後，一月十七日在鄭州召開軍事會議，除命第十一師師長蔣世傑在信陽設防備戰外，並派李雲龍（即陝督李虎臣，因援馮討奉率部進駐洛陽）為豫南總指揮，李紀才回師歸德，田玉潔移駐鄭州。二十日，吳發出通電宣布討馮，斥馮「巧於遁飾，更肆毒謀，伏處平地泉，密籌餉械」。二十六日命寇師由雙河向信陽進攻。這樣一來，馮玉祥團結舊直系一致對奉的計劃完全失敗，因此岳維峻發出東電（二月一日）、張之江等發出魚電（六日）、孫岳發出青電（九日）一致討吳，國民軍三軍將領聯名請馮復職主持討吳軍事。對方吳佩孚、蕭耀南、齊燮元發出冬電（二日），李景林、張宗昌聯名發出佳電（九日）討馮。十日，張宗昌就任吳所委派的討賊聯軍魯軍總司令，李景林就任討賊聯軍直軍總司令，推吳為各省討馮領袖，並稱：「凡我同盟，悉聽指揮」。張、李兩人由奉軍系統改變為「討賊」系統，雖有改弦更張之意，但是事前卻又取得了張作霖的默許。 吳軍攻豫前，吳、奉兩系進一步成立了同盟條約六條：（一）吳軍由京漢路北上，（二）直魯聯軍由津浦路北上，（三）關外（指西北）由奉軍負責，（四）奉、孫（傳芳）關係由吳負責疏解，（五）奉系幫助吳軍軍餉二百萬元，（六）將來北京政局推吳負責主持。 吳、奉聯合後，二月十六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認為吳佩孚一面宣布結束討賊軍事，一面又與所謂賊者聯合，討馮攻豫，國民軍現已處於奉、直兩系的夾擊中。本黨應造成全國反吳空氣，準備實力，鼓動民眾，爭取國民會議實現。 吳軍進攻信陽鬧了多次笑話。二十六日，寇師宣稱已將信陽攻下，後來並無下文。原來他們占領信陽車站後，即在咸山遇到伏兵，退回原陣。二十九日，第二次宣稱占領信陽，可是攻入東門時遇到了從戰壕里跳出來的守軍，又損兵折將而回。守城將軍蔣世傑是個骨瘦如柴的鴉片鬼，在信陽沿城掘下了縱一道橫一道的戰壕，大有「效死弗去」之心。攻城大將是善於吹牛而怯於作戰的寇英傑，打來打去打不下信陽城來。二月一日，吳下令限於三日以內攻下城池，三日不能則六日。果然六日又攻進了南門，但是捷報還未發出，戰壕里的守軍又一次跳出來，寇師不僅退回原陣，並且被迫放棄了車站。同一天，岳維峻所派援軍田生春、楊瑞軒兩旅在信陽以北彭家灣為暗通吳軍的毅軍所敗，吳從漢口調來的劉玉春、宋大霈兩旅也都開到信陽。十日，吳軍第三次攻入城內，正在搜索殘敵時，不料田、楊兩旅繞道衝進城來，吳軍又退出了。 吳軍的另一路，靳軍進入豫東後，二月十八日占領歸德，二十四日占領蘭封。同時，吳變更戰略，以一部兵力包圍信陽，抽出大部兵力繞道向北進攻，從二十日到二十六日，先後占領確山、駐馬店、漯河、郾城、許州，岳軍南路總指揮鄧寶珊（原為李雲龍）退回鄭州，岳也於二十六日退出開封移駐鄭州。二十七日，河南軍務幫辦、毅軍統領米振標迎接靳軍進駐開封。三月二日，岳軍放棄鄭州，鄧軍向豫北撤退，岳與李雲龍率部向西撤退。四日，寇、靳兩軍在鄭州會師。 吳進攻河南前，曾與閻錫山、劉鎮華、吳新田等相約同時並舉。劉回興安與鎮嵩軍張治公、柴雲升等部會合後，即由陝、鄂邊境取道豫西南向北進攻，三月四日占領閿鄉、潼關。閻也出兵娘子關於六日占領石家莊。鄭州靳軍分為兩路追擊，北路四日占領新鄉，七日占領彰德；西路五日占領洛陽，七日占領澠池。岳維峻從洛陽逃出時，沿途遇到紅槍會的猛烈狙擊，所部幾乎全部潰散，岳本人也在風陵渡被晉軍俘獲，閻錫山予以看管。 吳軍雖在北路取得勝利，但是南路信陽迄未攻下。從二月下旬起，守軍三次出擊企圖突圍而走，終於被迫退回。三月十二日，吳軍從漢陽運來重炮六尊，限守軍於次日開城投降，否則開炮攻城。十三日，城內外籍教士和商會會長等出面調停，十四日，蔣與田、楊兩旅長才下令停止抵抗。吳軍共遣散信陽守軍九千人，繳獲步槍七千餘支，機關槍五百餘挺，大炮二十二尊。十五日，蔣、田、楊三人被解往漢口時，吳還設宴為之壓驚，席間極口稱讚蔣世傑忠勇可嘉，聘為總部參贊，並委田、楊二人為參議。 蔣軍困守信陽共計四十八天。城內房屋大半毀於炮火，人民被打死萬餘人，餓死千餘人，逃出者僅數千人，婦女被輪姦斃命者六百餘人。信陽守城之戰是歷年來內戰中最殘酷的一次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戳穿了「十四省聯帥」是個虛有其表的紙老虎，守城者博得了「勇將」之稱，但是城內人民卻遭受到一次家破人亡，葬身無所的空前浩劫。 吳軍勝利後，引起內部爭功，靳雲鶚因為不能取得河南軍務督理（曹錕當權時期，改督軍之名為督理，段改稱為督辦，吳再起後又恢復了督理的名稱）而忿忿不平。吳已將此職許給寇英傑，不便自食其言，因此派靳為河南省長，靳當然薄省長而不為，吳不得已加他一個「聯軍副司令」的大頭銜，才得相安一時。 此外，湖北、江西兩省的局勢也起了一些變化。蕭耀南於二月十四日因肺病不治身死，吳以聯軍總司令名義派第二十五師師長陳嘉謨為湖北軍務督理，漢黃鎮守使杜錫鈞為湖北省長。二十一日，段政府調升長江上游總司令盧金山為湖北軍務督辦，鄂軍第二師師長劉佐龍為湖北省長。這是北洋派引誘敵人部下從內部倒戈的老一套辦法，但是盧、劉兩人力有不足，不敢拜命，於是段又於二十七日任命江西軍務督辦方本仁為湖北查辦使，令其「酌派軍隊，馳往湖北，會同軍民兩長（指盧、劉二人）查辦事件，以靖地方而安人心」。這個命令顯然是叫方本仁帶兵進攻湖北，與盧、劉二人成為裡應外合之勢，趕走吳佩孚，將來即以湖北地盤為酬。方是湖北人，在江西不安於位，久欲向故鄉發展，因此他一面調兵鄂、贛邊境，一面派密使到廣東聯絡，願意出兵討吳。廣州政府派蔣作賓（即一九二一年鼓動湖南出兵援鄂的湖北軍人）到南昌督促進行。但是江西內部起了分化，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第一師師長鄧如琢與贛軍第二師師長蔣鎮臣、中央第六師師長楊如軒舉行廬山會議，迫方「和平下台」，以免江西遭受兵禍。方的態度也是視江西為其勢力範圍的孫傳芳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派江貞、永績、永健等艦到江西示威，吳佩孚也調宋大霈旅開駐武穴，方在內外夾攻之下，只得怏怏下台。三月二十六日，吳、孫兩人會派鄧如琢繼任江西總司令。 四　八國公使提出最後通牒，干涉馮軍封鎖天津海口。北京市民請願駁斥八國通牒，執政府開槍造成慘案 繼吳軍發動河南戰爭之後，直魯聯軍也發動了對直隸的進攻。從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李景林部先後占領滄州、獻縣、青縣，此後與馮軍在滄州、馬廠之間展開了旅進旅退的拉鋸戰。國民軍將領紛紛電請馮玉祥再起主持軍事，馮應允暫緩出洋，但不接受任何名義，二月二十五日一度回到張家口調度軍隊，派鹿鍾麟於二十八日赴靜海指揮津浦線作戰部隊，調李鳴鐘主持北京防務，並從察哈爾、綏遠等處調兵應援。部署既定，他又回到平地泉去了。 三月一日，張宗昌派畢庶澄率領渤海艦隊窺伺大沽口，並派褚玉璞為魯軍總指揮加入戰鬥，一度占領靜海、獨流，天津大為震動。鹿鍾麟、孫岳都到前線督戰，經過猛烈戰鬥，八日才將馬廠、青縣奪回。也就在這一天，渤海艦隊裝載陸軍六千人，在炮火掩護下由北塘登陸，經馮軍苦戰俘獲二千九百餘人，餘眾下船逃走，渤海艦隊十一艘也被擊退了。馮軍即日封鎖大沽口，不許任何船隻開入。十日，外交團向段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指馮軍封鎖海口為違反辛丑條約，要求立即撤除障礙，否則各國將自行採取行動，恢復海口交通。其實，馮軍封鎖海口是因為帝國主義輪船經常為奉、魯軍運兵運械，並且經常掩護對方艦隊駛入港口，它們幫助反動軍閥，參加中國內戰，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了。為了防止這類事情繼續發生，馮軍提出外國輪船、軍艦必須懸掛特種旗幟，通過時間限於白天，並須接受當地駐軍的嚴密檢查。十一日，馮軍撤除了部分封鎖，允許各國輪船、軍艦在指定範圍內，按照上述辦法通行。 十二日，日本驅逐艦兩艘從旅順開抵大沽口，掩護奉、魯艦隊四艘駛入港口，炮台守軍用旗語阻止它們前進，日本軍艦不但置之不理，反向岸上開炮，炮台守軍不得已用步槍還擊，日本軍艦才被迫退往塘沽。在雙方互擊中，日方死大尉級軍官一人，傷水兵三人，馮軍死排長、司務長各一人，兵士二人，傷兵士八人。北京外交部派員向日本公使提出口頭抗議。十三日，英、美、法、意、日五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採取共同行動對付中國。十五日，參加辛丑和約八國公使聯合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一）按照辛丑和約規定，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發生任何障礙；（二）奉、國兩軍應即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戰；（三）奉天艦隊應退出大沽口外，國民軍應完全撤除海上水雷；（四）所有航海燈塔及航行標誌，必須完全恢復；（五）輪船入口，除按照條約由海關檢查外，不受任何方面之檢查。以上條件，限於十八日正午為滿意之答覆，否則各國海軍將採取必要行動，掃除一切障礙。同一天，日本公使單獨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本謝罪，嚴懲守軍軍官，並給付五萬元之損害賠償。 北京外交部接到以上通牒後，即召集外交委員會委員討論，有的主張提交國際聯盟，有的主張予以接受。他們徵求馮軍的意見，而馮軍由於處境不利，希望和平解決，承認遵守辛丑條約，撤除海口封鎖，但以各國對中國內戰嚴守中立為條件。奉魯艦隊則完全接受了帝國主義所提的五個條件。十八日，北京外交部答覆八國公使，表示「對於來文所開各條，已令軍事當局採取適當辦法，希望天津各國海軍代表與中國軍事當局協商」。 但是，帝國主義公然幫助奉魯軍閥來進攻國民軍，並且根據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和聯合示威，這一恃強逞凶的舉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忿怒。十七日，北京大學學生開會，議決：（一）逐段下合，另組國民政府；（二）驅逐八國公使出境。同一天，北京各界推舉代表赴執政府請願，要求駁斥八國通牒，勿為武力所屈服。請願代表與執政府衛隊發生衝突，被打傷多人，因此大家更加忿慨，決定於次日舉行大規模運動，把這一鬥爭堅持下去。 十八日上午十時，北京市民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議決：（一）電促全國人民一致反對提出最後通牒的八國；（二）電請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對帝國主義；（三）請段政府駁斥八國最後通牒；（四）驅逐八國公使出境；（五）督促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而戰；（六）組織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隨即整隊舉行遊行示威，由長安街向鐵獅子胡同國務院出發，沿途高呼「反對八國通牒」「鞏固大沽國防」「反對日艦援助奉軍上陸」「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這時國務院正在舉行例會，執政府衛隊旅團長武九清慌慌張張地走進去報告，遊行群眾就要前來請願三事：（一）解除衛隊武裝；（二）交出十七日毆打請願代表的主使人；（三）段執政辭職下台。嚇得閣員們面面相覷，匆匆散會。 下午一點二十分，部分遊行隊伍約二千人走到國務院，要求派代表面見總理，衛隊緊閉柵門不許他們進去。於是群眾憤怒地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衛隊旅長宋玉珍向段請示，段竟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了遊行者四十六人，打傷了一百五十五人，其中有不少是女學生和未成年的學生。 慘案發生後約十分鐘，李鳴鐘乘車趕到，看見國務院門前橫屍壘壘，不禁搓手跌腳地說：「怎麼辦，怎麼辦！」他立刻轉赴吉兆胡同段宅，恰好賈德耀和全體閣員都在那裡，於是大家坐下來討論今後怎樣處理的問題。段擬就命令通緝李大釗、徐謙、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五人，誣指為「以共產黨執行委員名義，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持木棍，叢毆軍警」。李鳴鐘反對發表這個命令，並且建議撫恤傷亡。但是段的態度非常暴躁，除勉強同意撫恤傷亡外，十九日終於將通緝令發表了。 十八日，國務院發出通電，無中生有地誣衊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暴徒手槍數支」。他們撒下了漫天大謊，目的在於把這一血腥屠殺罪行說成是執政府衛隊的自衛行為；而更加惡毒的是，這個電報用「軍警」二字代替了府衛隊，目的在於混淆真相，把責任推在馮軍的身上。但是這種卑劣手段是騙不了任何人的，即使是他們手下的京師地方檢察廳，後來偵查結果，也不能不承認「群眾並無犯罪行為，且未達到不正當侵害之程度，府院衛隊實無開槍之必要，不能認為正當防衛」。在場警官、警察也都在法庭上證明，遊行學生除傳單、旗幟外，沒有攜帶什麼武器。 慘案發生的當晚，警備司令部發布了戒嚴令，並於十九日出有布告稱：「……青年人士血氣方剛，釀成慘劇。值此軍事未定，人心惶惑，群眾動作，恐引起各方誤會，特鄭重布告，毋得再行集會，致生事端。」三月二十三日，馮玉祥鑒於無法應付當前的局勢，便留書與部下為別，由包頭啟程到庫倫，準備前往蘇聯。 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學生為殉難同學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下葬，送殯者達千餘人，並且舉行了抬棺遊行。 五　段授意王士珍等發起和平運動。馮軍退出天津。張作霖召集秦皇島會議 大沽口事件發生前，馮軍東路在津浦線與直魯聯軍血戰，西路京漢線閻錫山軍也已開到石家莊，原駐正定、保定一帶的魏益三軍被閻收編為「正義軍」。三月四日，吳佩孚、齊燮元、張宗昌、李景林、陳嘉謨、楊森、劉鎮華、吳新田、張治公聯名通電討伐段、馮。同日，段政府任命馮玉祥為直豫陝宣撫使，請其主持討吳軍事，馮拒不接受。段又將賈德耀內閣改「代」為「署」，企圖加強內閣陣容，以便撐持殘局，但是新任外交總長顏惠慶、教育總長馬君武都不就職，與孫傳芳有密切關係的海軍總長杜錫珪、農商總長楊文愷也都不肯啟程北來。三月六日舉行閣議時：到者只有內務總長屈映光、交通總長龔心湛（以上段系）、財政總長賀德霖和賈德耀本人（以上馮系），會議無法進行。 此時，段的「軍師」梁鴻志竭力主張拉攏奉系，並調和馮、奉兩系的關係，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吳佩孚。馮系聯吳失敗，也願意轉而聯奉以解除本身的孤立狀態。段找到奉系留在北京未走的代表郭瀛洲，叫他打電報通知張作霖，擬派馮方代表張樹聲到奉天接洽，張作霖回電錶示歡迎。三月十二日，段命郭、張兩人同往瀋陽，並以私人名義致電張作霖：「前年入京（指他自己），系國奉雙方同意，現干戈相見，中央地位極感困難。望以國家為重，言歸於好。」 張作霖採取了邊打邊談的政策，一面歡迎馮軍代表到瀋陽，一面卻於十一日下令進攻灤州。張之江去電請其停止軍事行動，一切問題等候張樹聲到奉後協商解決，張作霖卻提出馮軍應交還直隸、熱河為雙方和平的先決條件。從三月十二日起，奉軍利用大沽口事件和直魯聯軍猛烈反攻的時機，先後占領盧龍、遷安、樂亭、龍山，二十日占領灤州，二十一日進占唐山。馮軍在軍事上、外交上步步陷於絕境，便有退出北京、保全實力之意。 一直到這個時候，段還在作最後的掙扎，企圖保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他找出與奉系有歷史關係的趙爾巽和直系元老王士珍發起和平運動，於十五日向各方提出和平辦法五條：（一）劃直隸、京兆、熱河為緩衝區，在這個區域內僅設民政長官，所有駐軍均須退出，以武裝警察維持秩序；（二）馮軍專力開發西北；（三）奉軍退回東北；（四）陝軍（指國民軍第二軍岳維峻部，此時河南已被吳軍占領）退入陝境，李景林部退入魯境；（五）豫魯各省暫維現狀。十九日，趙、王等繼續發出通電，建議各軍先行停戰，召開和平會議，解決上述問題。 以上五條是事前取得馮軍的同意提出來的，因此二十日鹿鍾麟等通電錶示贊成，並稱「已飭前方先行罷戰，各退原防」。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宋哲元、劉郁芬聯名電稱：「遵將所部撤回原防，專力開發西北，不與內爭。」但是馮軍對於段政府的態度已經有所改變，這是因為自「三·一八」慘案發生以後，段政府變本加厲地與人民群眾為敵，而支持這個政府，就會失去人民的同情，現在既然準備放棄北京，就沒有維持現狀的必要了。在這一情況下，孫岳、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在二十日致張紹曾的電報中露骨指出：「現政府既為國人所厭棄，敝軍自今日始，專任維持地方之責，至政府如何組織，法統如何接續，完全聽之法律解決。」孫岳二十一日通電，痛斥段政府槍殺民眾的暴行，並且自動解除直隸軍務督辦及省長等兼職，以促政府覺悟。 二十一日，馮軍下令總退卻。二十二日，馮軍從天津撤退時，潛伏日租界內的李景林部便衣隊乘機暴動，引起一片騷亂。直魯聯軍開進天津時，強迫使用軍用票，並且發生搶劫行為，引起商店閉市，警察罷崗。二十四日，李景林、張宗昌、褚玉璞都到了天津。張學良也由唐山趕來，說明奉軍集中唐山不開進天津來，由直魯聯軍擔任追擊馮軍。同一天，李景林、張宗昌聯名電請「張吳兩帥來津會商國事」，張作霖電請吳佩孚「迅速北上以定大局」。張、吳兩人未到天津前，張作霖派張學良為代表，吳佩孚派楊清臣為代表，主持吳、奉兩系在天津的聯合會議。 北京方面，段把王士珍當作當時的唯一「救星」，請他擔任和平會議主席，畀以節制各軍之權，要求他到天津接洽召開和平會議的問題。王士珍等接連發出了許多電報，要求吳、奉、直、魯各軍停止追擊，擇地舉行和平會議，但是奉方反應十分冷淡。二十五日，直魯聯軍向京津路出兵占領楊村，二十七日占領黃村，二十八日占領豐臺。李景林、張宗昌電催吳佩孚出兵北上並「入京主持大計」，聲稱直魯聯軍決不開入北京。 馮軍本已決定放棄北京，由於軍餉和開拔費一時無法解決，尚未撤走。二十六日，吳佩孚所派討賊聯軍第一路總司令田維勤進駐保定，隨後又有舊直系聯合對奉的風傳。原來，吳雖然堅持聯奉討馮，但是他手下將領靳雲鶚、田維勤等都是主張聯馮討奉的。此時馮玉祥已經行抵庫倫，不久即將出國，馮軍將領希望通過靳、田等人的關係，推動吳放棄成見，實現舊直系的大團結，共同對付奉系。馮軍公推張之江為國民軍第一軍統帥，一面派代表到漢口接洽，願意接受吳的號令，一面對奉系轉變為強硬的態度。二十六日，鹿鍾麟在北京公開表示，撤兵並非戰敗，如果對方仍以武力壓迫，誓當與之一決雌雄。馮軍在北京東、北兩面建立了防線，決定暫不退出。 奉系方面，張作霖於三月二十九日到秦皇島召集會議，張宗昌、李景林、張學良都由天津趕往參加。張作霖對於政治問題，主張推王士珍為總統，靳雲鵬為內閣總理，但在形式上仍由吳佩孚主持改造政局，以符合吳、奉同盟條件的規定。張作霖對於李景林勾結郭松齡一事懷恨在心，原擬拒不接見，由於吳俊升、汲金純、張宗昌多方為之解釋，李景林才被允許參加了會議。李景林雖然戰勝馮軍奪回了直隸地盤，但是兵力犧牲很大，自己覺得站腳不住，已將直隸軍務督辦一職交與野心勃勃的魯軍總指揮褚玉璞代理（三月二十一日）。他在會議上表示決不回任，願意專負前方軍事責任，張作霖也就應允送回他的眷屬以示不疑。會議結束後，三十一日張作霖就回瀋陽去了。 六　吳佩孚拒絕與馮軍聯合。鹿鍾麟發動政變的一瞥。馮軍退出北京。段政府因聯奉計劃失敗而倒台 三月三十一日，北京已陷於圍城狀態，段祺瑞勾引唐之道師開回一旅用以自衛。唐師在由吳光新統率的時候，曾經撥充執政府衛隊，後來改編為國民軍第一軍第九師，駐防灤州，此時已由灤州退回通州。段以北京警衛司令一職為餌，引誘唐之道脫離國民軍系統，供他個人使用。四月一日，段又授意組織京師保安會，推王士珍為理事長，擬在馮軍撤退時責成該會維持北京治安。段還另有一套聯奉制吳的計劃，打算必要時迎接奉軍進京以抵制吳軍，他自恃與張作霖同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感情並未破裂，託庇於奉軍之下，他的小朝廷仍可維持下去。 馮軍因與吳軍將領取得進一步聯繫而不願放棄北京。四月二日，馮軍派王乃模（第一軍代表）、何遂（第三軍代表）到保定與田維勤接洽，四日，田也派人到北京與馮軍接洽。五日，吳的私人代表耿迺熙也由天津到北京加入了舊直系再團結的談判，他們議定以釋放曹錕、恢復法統、馮軍讓出京漢線為雙方合作的條件。吳的部下認為這件事情事前不必向吳請示，因為吳的性情非常執拗，等到生米煮成熟飯，吳就很難加以變更了。當時他們的這些活動，外面已有所聞，張作霖急忙打電報問吳，吳回電說並無其事。 吳仍堅持其聯奉討馮的成見。四日，吳在回答到漢國會議員的電報中，否認有代表在北京與馮軍接洽，還說什麼「世無縱叛獎亂之國，無與賊言和之理。存亡所系，倫紀所關，寧斷腕以全身，不養癰以貽患」。對於馮軍贊成和平的表示，認為「奸人以和平美名為挑撥之詞，與和平真意相違。此項假和通電，應予扣留」。五日他才直接回答張之江一電說：「馬、漾、艷（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電均誦悉。馮雖聲言遠走，不能取信。鄙人對於兄個人之忠實勤樸，治軍嚴正，多所讚許。忠事馮氏，義分所在，實為欽佩。茲酌定請兄先將所部就近交閻百帥暫行接收（吳已委閻為討賊聯軍副司令兼山西總司令，閻未表示接受與否），俟仆派員整頓後，再酌定另行接洽辦法。大駕即日來漢，共謀國事，庶幾可以兩全。」吳將此電轉達奉天后，張作霖回答一電說：「敵方在京津宣言，與尊處如何接洽，在南方又雲，與敝處如何接洽，此種手段，可謂心勞日拙。日前張樹聲來此，願交還熱河，聽候指揮。敝處對馮則痛斥，對張（張之江）則優容，與尊意正同。」 馮軍兩面求和當然是分化敵人的一種手腕。這一行動雖然引起了吳、奉兩系互不信任的氣氛，但是在帝國主義的牽合之下，當時他們的利害關係究竟是一致的，因此並未引起破裂，而馮軍則弄巧反拙，徒留話柄。由於吳堅持馮軍須無條件投降，八日，張之江又派郭殿臣到天津與張學良、張宗昌接洽，希望停戰議和。兩張將以上情報轉達吳、奉雙方。張作霖回答說，對張之江並無惡感，但不能徒託空言，須將國民軍移駐一定地點，聽候改編。吳佩孚對張之江備致稱許，但不相信他能與馮斷絕關係，並表示對待馮軍只有兩種辦法，「一則按照方略急進，迫令該軍繳械，一則令該軍將領自行解職，並將所部悉數交出，聽候共同收編。其將領之生命財產，當為保護，且可另予位置，以酬其減免戰事之功」。 與馮軍分途接洽的同時，北京戰事仍在猛烈進行之中。從四月三日到六日，奉魯飛機在北京盲目投彈，毀屋傷人，馮軍飛機也升空迎擊，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外交團對於在北京周圍作戰和飛機投彈兩事曾提出強烈的抗議。六日，奉軍湯玉麟占領熱河，宋哲元退往張家口。七日，直魯聯軍對北京下了總攻擊令。九日，閻錫山到石家莊與靳雲鶚相見，商定晉軍出兵大同襲擊馮軍的後路。 由於馮軍大勢已去，段派吳光新在天津與張學良、張宗昌等保持經常聯繫，一面將衛隊旅（旅長宋玉珍）撥歸唐之道指揮，並召曾任執政府衛隊長的戴光升由天津回到北京，準備採取非常手段，先將鹿鍾麟逮捕，並與奉軍裡應外合趕走在北京的馮軍。鹿接到以上情報，便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十日未明二時，下令關閉城門，斷絕電話，命第十師師長門致中派兵分赴吉兆胡同段宅及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及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等地，將段拘禁起來。不料兵士到達時，段已聞風逃走。原來段黨布置了這樣一個行險僥倖的惡毒計劃，為了自身安全，早在東交民巷德華銀行後面桂樂第大樓租定房屋，李思浩、曾毓雋等都躲在那裡策劃一切。鹿鍾麟動作前，消息已經泄漏，曾毓雋急忙派日本人大谷（執政府顧問）乘汽車迎段出險。段離開住宅和兵士前來逮捕，其間相距僅有二十多分鐘。 十日下午，警備司令部張貼布告稱：「段祺瑞自任執政以來，禍國殃民，無所不至，最著者如金法郎案、三一八慘案，尤為國人所痛恨。其左右親近皆安福餘孽，逢奸長惡，違法營私，挑撥戰爭，塗炭生靈。本軍為國家計，為人民計，迫不得已，採用嚴重辦法，力行制止。一面保護總統曹公恢復自由，並電請吳玉帥即日移節入都主持一切。京師地方秩序，仍由軍警負責維持。」原稿本有「派兵監視，聽候公決」一語，因為段已逃走而將這些詞句刪去了。 同一天，鹿通電宣布段的罪狀，指出：「吳玉帥以命世之才，抱救國之志，數奇不偶，養晦黃州，志士仁人，無不扼腕。乃段密派兵艦前往加害，忌賢嫉能，幾摧柱石。」電報痛斥段子宏業「干政鬻官」，李思浩「朋比為奸」「用是萃集將領共同討論，僉以法統不復，無以樹立國之基，障礙不除，無以開和平之路。議於四月九日，保護前總統曹公恢復自由，所有禍國分子已分別監視，靜候公決。麟等此後進止，惟玉帥馬首是瞻，政治非所敢問」。這個電報在「總統」之上加了一個「前」字，這是因為他們知道曹錕復職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同一天上午，城門開放，一切交通電訊機關也都恢復原狀。鹿示意王士珍等組織「北京臨時治安會」為代行政權機關。曹錕致電吳佩孚：「鹿君識見過人，深明大義，願隸麾下，以當前驅，即遣該軍師長韓復榘赴漢報告。時至今日，論公論私均無再戰之理，鹿君如此傾向，尤應曲與成全。望即電達奉方，停止軍事，以後大計，盡可協商。」這個電報是由鹿擬稿代發的，其中「以當前驅」一語，可以看出他們還想聯絡吳軍共同對付奉系。吳沒有電報回答他們。 鹿仍然按照保定會議的決定，十一日通電就討賊聯軍副司令一職，並電達保定催促靳、田等迅速來京，願將北京部分地區劃歸吳軍駐防。張之江、鹿鍾麟等擬推與吳、馮同有親戚關係的張紹曾為主帥，或者恢復張內閣，攝行總統職權。同一時期，靳雲鵬自恃與張作霖為兒女親家，他的兄弟靳雲鶚又是吳的頭號大將，也想組織內閣，攝行總統職權。 十一日，段派人到天津，以國務院名義發出通電，聲稱北京發生政變，執政不能行使職權，北京政府所發命令、通電均應作為無效。 十二日，外交總長鬍惟德（顏惠慶未就外交總長，三月二十二日段改派胡惟德繼任）、財政總長賀德霖、司法總長盧信、代理海軍總長吳紉禮舉行會議，宣布「在政局未定前，暫維現狀」，各方面對此都不加理睬。這一天，京漢線特別快車恢復通車，吳軍開到長辛店、蘆溝橋，田維勤到北京與鹿見面，即電請奉軍先行停戰，俾國民軍退出北京。這個電報沒有得到回答。十三日，李景林、張學良、褚玉璞聯名通電斥鹿「前日擁段，今日驅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間，一人賢否，前後大異，一日之間，兩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惡無常，恩仇不定」。吳也分別發出電報：（一）向張作霖表示堅持馮軍必須全部繳械；（二）勸張之江、鹿鍾麟交出部隊，另行「借重長才」；（三）回答田維勤，「馮軍一日不繳械，則本總司令一日不能北上」；（四）回答王士珍，指鹿「乞和緩兵，離間待變」。至此，馮軍最後一次的聯吳計劃也失敗了。 十五日，奉軍占領通州，吳軍進抵西苑，馮軍離開北京退往南口。接著，唐之道忽然把他的全部軍隊都開進城來，自稱「京師警備總司令」，出面維持治安。十六日，段由桂樂第大樓回到吉兆胡同，十七日宣告復職，下令罷免鹿鍾麟，取消齊燮元、吳景濂、張志潭等的通緝令，並電請張、吳、孫、閻公推一人組織內閣，聲稱「一俟時局定有妥善辦法，即當解職下野」。這一行動，事前段黨在天津曾經取得奉系的默認，但是張作霖此時還要與吳合作，並且擁段對他無利，因此當吳佩孚來電質問時，他就竭力解釋本人自郭松齡事變後，與段並無文電往來，此舉純系安福系造作空氣，從中搗鬼。同時，他與吳互換蘭譜結為兄弟，以示合作到底。這樣一來，吳便消除了顧慮，十八日電令唐之道派兵監視段，並逮捕安福系分子以便依法治罪。唐之道不敢反抗，把這個電報轉給段，請其另作打算。十九日，吳光新從天津來到北京，說明奉系對於維持現政權已經無能為力，只能保護段安全離開北京。二十日，段下令准許賈德耀辭職，派胡惟德代理內閣總理，攝行執政職權。同日下午，段與曾毓雋、梁鴻志、吳光新、姚震、姚國禎、許世英、曲同豐、段宏業等在直魯聯軍保護下乘汽車赴津。段政府也和前任曹錕一樣，前後都是攝政內閣。這個攝政內閣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三次攝政內閣。但是，吳、奉雙方都不承認這個內閣。二十二日，奉魯軍入城後，仍囑京師治安會負責維持秩序，因此北京陷於無政府狀態。一直到五月十三日顏惠慶內閣成立，才有一個名義上的政府，其間相距將近一個月。政府中斷如此之久，這卻是民國成立以來所僅見的。 * * * [1]　當時廊坊駐軍為馮軍張之江部。此案發生後，又有鄭金聲之侄鄭繼成為叔報仇殺死張宗昌、施從濱之女施劍翹為父報仇殺死孫傳芳等等事件，前後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