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二章　奉浙戰爭和奉系內部的變化

一　段政府的「割肉飼虎」政策。九省聯盟曇花一現。馮玉祥、孫傳芳等成立反奉軍事同盟 由於五卅慘案爆發，北方的軍事危機暫時地緩和了一下，但是馮、奉兩系的爭端並未得到解決，所以到六月中旬，雙方的鬥爭繼續趨於激化。 首先是安徽問題。王揖唐已被皖軍逼走，鄭士琦又不肯空手赴任，於是段不再徵求張作霖的同意，於六月十八日調升屬於皖系的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為安徽省長兼代軍務督辦。此時倪道烺已因姜高琦案不起訴而被釋回皖，七月九日，倪家軍推為皖軍總司令以拒吳炳湘。倪不敢公然以總司令自居，十一日自稱為安徽陸軍司令，並將全省稅收據為己有。段對此非常憤怒，除嚴令取消這個不倫不類的組織外，並催促吳炳湘於十七日到蚌埠就職。倪家軍雖然不敢公然以武力拒絕吳炳湘到任，但對段頗有怨言，而奉系也並未放棄其奪取安徽的野心，所以安徽局勢仍在風雨飄搖之中。 其次是陝西問題。孫岳利用豫陝甘「剿匪」總司令的職權，以「剿匪」為名帶兵入陝，吳新田飛電向段告急。孫在北洋派中為後輩，七月十四日，段用老前輩的口氣去電斥責，罵他不應該擅自招兵買馬，造成軍費困難，無端侵犯鄰省，破壞軍人紀律。孫岳一面負氣表示辭職，躲在華山「養病」，一面卻指揮所部繼續前進，與陝西境內陝軍兩路進攻西安。吳新田在裡應外合的局勢下無力抵抗，七月十七日棄城出走，退保陝南。三十日，孫岳進駐西安。此時劉鎮華殘部鎮嵩軍已經改道由朱陽關入陝，集中龍駒寨一帶，加上吳新田負隅陝南，他們都是國民軍的敵人，所以陝西問題也未全部解決。 第三是江蘇問題。奉軍大舉入關後，姜登選部源源開到上海，並派邢士廉為上海戒嚴司令。此時盧永祥已經看穿了那位「好朋友」的真面貌，六月下旬北上後即稱病辭職，以免被逐下台。但是，由於奉系增兵上海，孫傳芳也派第四師謝鴻勛部回駐松江，江浙形勢又一次緊張起來。奉系提出松江屬於江蘇範圍，要求孫軍退出，孫則要求奉系履行撤兵條約，退出上海。在雙方爭持中，張作霖雖派韓麟春、邢士廉先後到杭州進行解釋（韓、邢兩人都是孫的士官老同學），但是這種空敷衍沒有取得效果。 八月三日，段政府終於被迫准許盧永祥辭職，派鄭謙暫兼江蘇軍務督辦，又於二十九日下令派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姜登選為安徽軍務督辦、馮玉祥兼任甘肅軍務督辦、孫岳為陝西軍務督辦。這樣，他滿足了奉、馮兩系的地盤欲望，只是在他手下的皖系人物盧永祥、鄭士琦、王揖唐、吳炳湘、吳新田等，卻都成了他討好兩大軍閥的犧牲品。段以前屢次表示，本人寧可下野，決不接受蘇、皖、陝等省易督的無理要求。可是，當他感覺到不接受這些要求則本人地位將難於保持的時候，他的決心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段的個性素稱剛強，人們曾經替他起了一個「段厲公」的綽號，至此卻被改稱為「段哀公」了。 儘管段採取了「割肉飼虎」的政策，但是軍閥們的野心是永遠沒有止境的，當他們採取威脅手段取得某些東西以後，便又感覺到繼續採取這種手段，可以得到更多的東西。九月上旬，樊鍾秀部忽由豫南向新鄉、彰德移動，閻錫山因此惶惶不安。此時西北地區絕大部分已在馮系的勢力範圍之內，只有山西還在他人之手，而過去閻錫山曾與劉鎮華結成聯盟進攻河南，這筆舊賬也得清算一下。果然，樊軍侵入遼縣與晉軍發生接觸，岳維峻秣馬厲兵為其後盾，豫、晉兩省的局勢驟然緊張起來。這時，奉系揚言如果岳維峻進攻山西，他們就一定援助閻錫山進攻河南。這樣一來，豫、晉兩省之爭又將引起馮、奉兩系的大規模戰爭，而馮系處於兩面受敵的地位，暫時不宜於作戰，因此馮玉祥自居為岳、閻之間的「調人」，並向張作霖表示國民軍尊重和平的願望，隨後樊軍也被晉軍擊退，這一問題沒有發展下去。張作霖也就又一次贈送馮軍一批軍火，表示合作關係不變。其實，馮、奉兩系都在積極備戰，只是雙方陣勢還沒有擺好，不得不將戰爭推遲一步。馮、張兩人「和平」「合作」的表示，都不過是一時的緩兵之計而已。 甘肅方面，陸洪濤已於八月三十日被部下逐走，國民軍第一軍劉郁芬、石友三等部由綏遠開拔入甘。十月一日，馮在張家口就甘肅軍務督辦及西北邊防督辦兩職，並派參謀長蔣鴻遇先往寧夏代行甘督職權。甘肅省長也由馮系文職人員薛篤弼繼任。十月十四日，馮由張家口移駐包頭，從此不再提及辭職出洋的話了。 另一方面，奉系取得江蘇、安徽兩省地盤後，張作霖改派郭松齡負責指揮天津至榆關一段的駐軍，姜登選負責指揮徐州至上海一段的駐軍。奉系仍然搬出老一套的騙人戲法，姜登選宣稱只帶一團人到安徽就職，楊宇霆則稱不帶一兵一卒到江蘇。但是，這套戲法孫傳芳領教已久，而奉系席捲全國的野心，也使各省軍閥人人自危，因此便有「七省同盟」和「九省同盟」聯合抗奉的兩種醞釀。 九省同盟的創議人並非直系軍閥，而是屬於馮系的岳維峻。他受到來自直隸和山東兩方面的奉系的壓力，便竭力拉攏蕭耀南，發起組織鄂、豫兩省同盟，保證互不侵犯，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奉系。七月二十九日，岳、蕭兩人秘密到雞公山，在靳雲鶚別墅見面，簽定了鄂豫同盟條約。此時與段有親戚關係的漢陽兵工廠廠長劉文明，打算把這個同盟大為數省同盟，作為段政府的政治基礎，使段在兩大軍閥以外擁有第三種勢力，以免遇事受人擺布。他利用各省軍閥在該廠購買軍火的關係，誘騙各省駐漢代表簽字加入這個同盟，以互助互保、擁護和平統一為目的，並推蕭為盟主，在武昌設立同盟總部。蕭、岳兩人對此當然樂得同意。因此，鄂、豫兩省同盟便擴大為鄂、豫、川、湘、黔、贛、皖、甘、陝九省同盟。此時，段祺瑞為了要拉攏直系軍閥，希望他們發出一個請求釋放曹錕的聯名電報，即可據以實行。劉文明代擬了一個電稿，希望九省軍閥聯名發出，以便作為聯盟成立的標誌。不料同盟者之一的趙恆惕接到電稿後，認為湖南為自治省區，不能與北方軍閥一道請求釋曹，並提出聯盟目的應改為「促進聯省自治」，湖南才可加入，否則不能承認他所派的駐漢代表首斌的簽字為有效。隨後川、黔各省軍閥紛紛否認加盟，岳維峻也就表示本人事前並未預聞。這樣，九省同盟便曇花一現地消失了。 七省同盟卻是另外一件事情。吳佩孚逃入岳州後，由於湖南為「自治」省區，不受北京政府的管轄，吳的政治活動也就不受限制，他和各省軍閥經常互派代表往來。他向各省代表表示，願以朋友的地位「幫助」各省建立同盟關係，以抵制奉、馮兩系的宰割，達到「保境息民」（保全地盤地位）的目的。他的真實用意是想組織川、湘、鄂、黔、贛、浙、閩七省同盟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所謂七省同盟曾經盛傳一時，其實不過是吳佩孚腦海中的空中樓閣，藉以自吹自擂，並非真有其事。 此外還有「新直系同盟」的另一醞釀，這個同盟的主要人物為原來屬於直系的馮玉祥、孫傳芳和蕭耀南三人。孫、蕭兩人以前曾經表示擁段以求自保，此時看穿了段是一座自身難保的冰山，吳佩孚又是一個紙糊老虎，而馮玉祥則擁有相當強大的實力，因此想聯合馮系來共同抵抗奉系。當江浙局勢再度緊張時，馮、孫兩人結盟為兄弟，相約兩路出兵夾攻奉系，先由孫軍在南方發動，把奉軍的主力吸引到江浙一帶來，而孫軍攻至徐州後，馮軍即在北方發動，給關內奉軍以毀滅性的打擊。由於他們利害一致，這個同盟得以成立。蕭耀南與岳維峻所簽定的鄂、豫兩省同盟，就是這個同盟的一部分。 二　孫傳芳出兵討伐奉系，占領上海、南京、蚌埠等地 九月下旬，楊宇霆、姜登選分別在南京、蚌埠兩地就職。由於馮、奉兩系和江浙之間的戰爭氣氛十分濃厚，段政府派吳光新到張家口、開封和長江一帶奔走和平，勸告他們切勿訴之武力，並於十月六日下令通緝在漢口租界內進行政治活動的直系政客吳景濂、張英華、張志潭、劉永謙等。但是，段所作的和平努力，並未引起各方的重視，他和過去的徐世昌、黎元洪一樣，已經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了。 孫傳芳在杭州召集直系和有關各省代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出兵討奉的任務。福建督辦周蔭人答應帶兵到浙江打接應，江西督辦方本仁派鄧如琢為援浙軍前敵總指揮，皖南鎮守使王普、江蘇第四師師長陳調元以及下台軍閥齊燮元、馬聯甲等也都派代表參加了會議。蕭耀南是孫的主要同盟者，但是此時吳佩孚在湖北的影響日益增加，蕭的地位日益削弱，孫對吳的態度也就不能不有所改變。根據地勢，討奉軍事應當由蘇軍首先發動，但是蘇軍將領懾於奉系強大的聲勢，不敢攻打頭陣，於是孫傳芳自告奮勇願意先攻上海，準備打到南京時迎接吳佩孚前來主持全局。 會議結束後，孫軍以「國慶」閱兵為名向松江、長興兩線集中。段得到這個情報，十月七日派陸宗輿匆匆到杭州作最後一次的和平努力，張作霖也急召關內奉系四督（李景林、張宗昌、楊宇霆、姜登選）於雙十節前趕回瀋陽，討論應付孫傳芳的問題。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孫軍分為五路，以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為第一路司令，北軍第四師師長謝鴻勛為第二路司令，擔任由滬杭線進攻上海；北軍第二師師長盧香亭為第四路司令，浙軍第二師師長周鳳歧為第五路司令，擔任由長興進攻蘇州；孫自己兼任第三路司令，擔任居中策應，另派孟昭月為杭州戒嚴司令，留守後方。十月十一日，孫發表通電，反對上海壓迫工人運動和聽任各國派員來滬進行司法調查，他學了以前吳佩孚的榜樣，抓住「愛國愛民」的題目來作為進攻對方的口實，以騙取人民的同情與支持。 奉系沒有料及孫軍發動如此神速。此時奉軍從榆關到天津，從天津到浦口，又從南京到上海，恍如擺下了一字長蛇陣，如果馮軍從後面加以截擊，就會陷於首尾不能相顧的險境。楊宇霆決定縮短戰線，保全實力，一面飛電向段政府「請示方略」，一面於十四日命令邢士廉旅迅速由上海撤退（邢旅實際有一萬五千人，後來擴充為奉軍第二十師），並且宣布上海永不駐兵。他在通電中解釋說：「前因滬案發生，為維持秩序，不得不酌調軍隊，宣布戒嚴。現在滬案逐漸解決，應將戒嚴司令名義取消，將所部軍隊撤退，並將江蘇警務處移駐上海，以資鎮懾。」楊又邀請姜登選於十五日到南京討論滬寧、津浦兩線的撤兵問題，姜還向孫傳芳保證「蘇不犯浙」，請其「念及同窗之雅，毅然止戈」。可是此時孫不肯再講老同學的交情了，十五日，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通電討伐奉系。段政府當天還下令叫孫軍退歸原防，當然不生效力。 在此以前，吳佩孚勾結鄂軍將領陳嘉謨、寇英傑、劉玉春等著著成功，事實上湖北已經在他的控制之下，蕭耀南不敢再談「拒吳保鄂」的話了。十一日，以蕭為首的全體鄂軍將領聯名通電擁吳「出山共定國難」。由於吳有了一省的實力，孫對他也就另眼相看，在反奉通電中首先列了「吳玉帥」的名銜（馮玉祥排在第二）。馮也授意岳維峻對吳表示相當敬意，以釋前嫌。吳本來是主張聯奉討馮的，可是各方面一致主張討奉，他不得不見風使舵，以便插上一手。因此，直系和長江各省結成了一道廣泛的反奉聯合戰線，聲勢相當浩大，這是直系十省同盟解體後又一次的大結合。在這一情況下，奉系不得不一再派人向馮大獻殷勤，馮也不時有電報與張作霖通往來。段希望馮、奉聯名發出一個保持和平合作的電報，馮對此未置可否，他此時已經沒有必要再談這些自欺欺人的廢話了。 十六日，北京外交團又一次建議劃上海為中立區，並且決定關稅會議繼續召開，非至段政府完全倒台，決不終止。 同一天，孫軍第二路占領上海，第四路占領宜興，即向蘇州、無錫前進。孫軍到滬和奉軍撤走，其間相距僅一小時。 十七日，段政府又一次下令責成孫軍退回原防。同一天，蘇軍第一師師長白寶山、第三師師長馬玉仁、第四師師長陳調元、第十師師長鄭俊彥聯名發出討奉通電，請「吳孫二帥主持大計」，其中還有「馮煥帥憫民塗炭」的話，說明第三次江浙戰爭已經擴大為第三次奉直戰爭，而不是空言所能制止的了。 奉系對孫軍採取了不抵抗的方針，退兵十分迅速。十八日，丹陽附近陵口尚有未及撤退的邢士廉部，與孫軍前鋒小有接觸，即向鎮江退走。此時，蘇軍大將陳調元留在南京未走。十八日深夜，楊宇霆召集軍事會議，表示本人隨時可走，陳即站起身來說：「督辦的話說得對，我們今天就來替督辦送行。」楊也強笑地說：「好，讓我洗一個澡，馬上就走。」不料這個澡足足洗上一個鐘頭沒有出來，陳大個子不由得起了疑心，推開門一看，才知道這位「小諸葛」已經借水遁溜出了南京城，渡江乘車逃走了。陳冷笑了一聲，「這個精靈鬼休想逃出老子的手掌心」，即電令浦口、花旗營一帶蘇軍將楊所乘專車截留下來。照例，一切緊急軍電都是從尾譯到頭的，因為結論都在煞尾，不料花旗營蘇軍的電務員換了一位生手，他從頭譯到尾，當電報譯完的時候，果然有一列專車駛到，專車是被截留下來了，可是前面有一輛壓道車早已飛一般駛過去，而那位堂堂督辦卻正坐在壓道車中。 十九日，南京未及撤走的奉軍第八師被蘇軍第四、第十兩師包圍解散，師長丁喜春被俘。二十日，孫傳芳到南京後，即派謝鴻勛師渡江追擊敵人，奉軍退往蚌埠。二十一日，移防泗縣的皖軍倪朝榮旅自動地開到臨淮關，電促姜登選下野，姜即於二十三日辭職離開蚌埠，奉軍又由蚌埠向徐州退卻。 孫傳芳在發動討奉的時候，因為奉軍是北方最強大的武力，害怕一人不能成事，曾邀請齊燮元、馬聯甲、方本仁、周蔭人擔任五省聯軍第二至第五路總司令。後來有關各省都不敢放第一炮，他不得不自己出馬，因此不客氣地以五省聯軍統帥自居。馬聯甲於十九日到蕪湖，皖軍並不表示歡迎。齊燮元於二十三日到南京，蘇軍對他的態度也很冷淡。二十四日，孫授意蘇軍將領通電推齊為五省聯軍副司令，齊不願居孫之下，即於二十五日應吳佩孚的電召，乘輪赴漢（吳派他為十四省討賊聯軍副司令）。方本仁派鄧如琢為贛皖聯軍總指揮，周蔭人所派軍隊也已進入浙江，這兩支兵力都沒有使用。孫傳芳發動這次戰爭，只放了幾排冷槍，經過五天的時間，便以風捲殘雲之勢，把奉軍逐出東南半壁，從此他便把五省當作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成為吳佩孚以外另樹一幟的直系巨頭了。 三　吳佩孚到漢口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岳維峻拒絕吳軍假道。孫傳芳軍占領徐州 浙奉戰爭爆發後，十月十八日吳佩孚在岳州發表通電稱：「邇者奉軍深入，政象日非。孫馨帥興師討奉，堅請東行，以便會師徐州。福建周樾帥電稱，統率全部師旅，惟吾帥之命是聽。湖北蕭珩帥率湖北全體將領，電促早日命駕。救國鋤奸，豈容袖手。茲定於二十一日赴漢，匡扶國難，共策澄清。特先奉聞。」這個電報除儼然以直系領袖自居而外，對奉系的口吻並不怎麼鋒利，和他以前罵奉係為「胡匪」「盜閥」迥然不同。 二十一日，吳乘決川艦到武昌，蕭耀南率領文武官員在碼頭上恭迎，與上次吳到漢口車站時招之不來的情形判若兩人。吳即渡江在漢口查家墩成立了川、黔、桂、粵、湘、浙、閩、蘇、皖、贛、鄂、豫、晉、陝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此時孫傳芳做了五省聯帥，吳是直系首屈一指的大將，必須做更大範圍的統帥，才能和他過去的資望聲威相配稱，而他把孫的五省範圍包括在內，也是「理所當然」。同時，他發表了孫傳芳、蕭耀南、周蔭人、方本仁等多人聯名打來公推他為聯軍總司令的號電（二十日），但是這個電報的列名者如岳維峻、孫岳等，事前並未同意，有的是由代表簽名，有的如楊森等是下台軍人，因此吳的十四省統帥的地位，實際上是自封的。 奉軍雖然退出南京，但是並未戰敗，張宗昌於二十一日統率援軍到徐州，準備大戰一場。孫傳芳除盼望馮軍履行密約在北方發動外，同時也歡迎吳到南京擔任第二步進攻徐州的主帥，因此他以個人名義迎吳赴寧「主持至計」，又於二十一日與蘇軍將領陳調元、鄭俊彥、白寶山、馬玉仁聯名致吳一電說：「胡匪橫暴，舉國欲得而甘心。我帥悲憫為懷，仰懇出山，北上申討。傳芳等不才，願執鞭弭以從其後。」接著，方本仁、馬玉仁、王普、倪朝榮、劉建章、杜錫珪、鄧如琢、吳新田、張治公等紛紛通電，表示擁吳討奉。孫傳芳和各省軍閥迷信吳以前肯打硬仗的「英名」，想把進攻徐州的責任擺在他的肩頭，可是吳對討奉一舉並不怎麼熱心，他在漢口還抱有組織政府以便對各省軍閥發號施令的野心，因此，吳在翻身再起的時候，便與各省直系軍閥的目的願望產生矛盾，形成了同床各夢的現象。 吳的攻擊對象主要為段祺瑞和馮玉祥。他到漢口後，首先發表言論，痛斥段政府「毀法亂政」，標榜自己為「護法」而來，一定要恢復法統，作為解決時局的根本方針。所稱法統是指曹錕所頒布而為段政府所廢止了的「憲法」。此時吳景濂帶領大批賄選議員到漢口，請吳召開國會，組織政府。吳的內心未嘗不想貫徹其組織「護憲軍政府」的主張，只是由於上次失敗的教訓，一時還不敢把這塊招牌掛出來。同時，吳所敬重的「名流」張謇，勸吳不可擁曹，不可護法，不可為部下爭地盤，不可報私仇（指反對馮玉祥）；章太炎也認為擁曹、護憲對吳有害無利。因此，吳不得不表示不組織「護憲軍政府」，關於憲法存廢問題，留待「民意」解決。吳除聘請章太炎為總參贊外，並以蔣百里為總參謀長，張其鍠為秘書長，白堅武為政務處長，張福來為營務處長，張志潭為外交處長，高恩洪為交通處長，劉夢庚為機要處長，張方嚴為參謀處長，虞際唐為副官處長，劉紹曾為軍需處長。又發表對外文告，聲稱尊重一切條約，保護各國僑民，希望各國在戰爭時期嚴守中立。顯然，這個司令部實際上就是「中央政府」的組織。吳對馮玉祥雖未露骨攻擊，但他所組織的「討賊軍」，究竟指誰為賊，意義含混不明。在他的心目中，與其指奉為賊，毋寧指馮為賊。而同一時期，孫傳芳、蕭耀南等卻都有電報表示擁護段政府，尊重馮玉祥，吳的反段、反馮的態度，和他們正是背道而馳。 奉軍退抵徐州後，馮系國民軍正在躍躍欲試，忽然看見吳佩孚奮身再起，便決定暫時不採取行動，不表示態度，等待局勢發展再作決定。十月二十一日，馮由包頭致電孫傳芳、張作霖，請雙方以互讓精神，謀求和平解決。又密囑岳維峻、孫岳等，暫時力持鎮靜，以「保境安民」為目的。馮與孫、蕭兩人的同盟關係並無改變，十月二十四日打密電給他們說：「張作霖派代表郭瀛洲來包，弟以地位時機關係，虛與委蛇，彼乃廣事宣傳，冀壯聲威，務望勿受離間」。不料孫、蕭兩人也要「壯聲威」，竟把這個密電公布出來，使馮的處境非常尷尬。 這時，馮、奉雙方仍然保持表面合作，奉方代表郭瀛洲、馮方代表張樹聲經常往來於包頭、瀋陽之間。張作霖明知馮軍早晚就要動手，但是為了避免兩面受敵，不得不「虛與委蛇」。他力圖與吳佩孚合作「討」馮，以前曾派楊毓珣到岳州向吳祝壽（吳也派張國溶到瀋陽報聘），此時又派蘇錫麟為密使到漢口，向吳提出（一）驅段下台，（二）釋放曹錕，（三）推舉王士珍為總統為雙方合作的條件。張宗昌以前曾派童好古到岳州，要求吳盡力調和奉系與孫傳芳之間的關係（吳也派樊鼎到濟南報聘），此時又派熊炳琦、童好古兩人到漢口，表示願意退出徐州，請吳勸告孫傳芳和平解決。以上情況，說明吳、奉關係日益靠攏，但是吳還不便把聯奉討馮的真心公開出來，暫不表示態度。 吳上台後，公然以最高統帥的身份，任命蕭耀南為湖北討賊聯軍總司令，寇英傑、陳嘉謨、盧金山為湖北討賊聯軍第一至第三路總司令，所有湖北民財各政人員，都由他下令委派，因此蕭又成了他手下的「小媳婦」，敢怒而不敢言。吳在武漢招兵買馬，搜刮財富，製造緊張局勢，引起了湖北人民的極大不滿。他到處封官拜將，對劉湘、袁祖銘、鄧錫侯、楊森等，也都給以討賊軍的頭銜，但是這些軍閥還要觀望一時，只有兵敗下台的楊森到漢口，接受了四川討賊聯軍第一路總司令的職務。 十分明顯，直系內部已經分化為聯馮討奉與聯奉討馮的兩條不同路線，吳不願接受孫傳芳的邀請到南京主持討奉軍事，而擬出兵進攻河南。河南屬於馮系的勢力範圍，他的用心不問可知。他派靳雲鶚為豫東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叫他到開封，向岳維峻提出假道河南進攻徐州的要求。以前，吳在河南失敗時，原屬靳雲鶚指揮的王為蔚、田維勤、陳文釗等部，都被國民軍第二軍吸收改編，現在吳想把這些舊部收回來，作為進攻徐州的主力。岳維峻本已動員進攻徐州，由於接到馮的電報，叫他暫時靜觀一下，便又按兵不動。他完全知道吳佩孚用的是「聲東擊西」之計，明為進攻徐州，其真正目的是想奪取河南，因此以「中立」為名，拒絕了吳軍假道的要求，並且派兵增防豫南，以阻止吳軍強迫通過。同時，他向孫傳芳說明，早晚一定要實踐同盟條約，派兵進攻徐州。以上情況，說明吳不但本人無意於討奉，而且阻礙了國民軍對奉系的進攻。 孫軍自十月二十三日占領蚌埠後，即停止未進，與奉軍相持於宿縣、夾溝之間。孫傳芳迫切希望吳佩孚或國民軍接替進攻徐州的任務。不料這兩支人馬都還沒有發動，張宗昌忽於二十六日調兵由隴海路新安鎮進攻海州，蘇軍白寶山部不敵敗退，奉軍又沿運河南下進攻清江浦，蘇軍馬玉仁也戰敗困守孤城。孫調蘇軍鄭俊彥、陳調元兩師前往增援，才阻遏了奉軍在東線的攻勢。十一月一日，張宗昌又在津浦路發動進攻，用鐵甲車裝載白俄軍衝鋒前進，前線皖軍也像以前齊燮元軍一樣，看見洋兵都很害怕，由任橋敗退到固鎮以南，孫軍前敵總指揮盧香亭，一面拆毀鐵路阻止奉軍前進，一面派陳儀、謝鴻勛兩師繞出奉軍的後面，白俄軍因為歸路已斷，只得舉手投降。在這次戰爭中，白俄軍被殺者三百餘人，張宗昌所派前敵總指揮施從濱，也在新橋站被擒，所部魯軍第四十七旅全部被包圍解散。張宗昌又派褚玉璞增援反攻，到十一月三日，孫軍再度將任橋奪回，才恢復了兩軍在宿縣、夾溝之間相持的局勢。十一月十日，孫在蚌埠自己升堂審訊施從濱，只略略問了幾句話，即令斬首示眾。這是浙、奉兩軍自開戰以來真刀真槍的一次戰爭，當時認為孫對待俘虜的態度是太殘忍了。 此時，馮、奉兩系破裂在即，張作霖命令張宗昌保全實力退守山東。因此張宗昌於十一月七日下令退卻，邢士廉、許琨、畢庶澄等部由海州、宿遷退回郯城、台兒莊，褚玉璞等部由宿縣、徐州退回韓莊、臨城。八日，孫軍占領徐州。從此孫無需求助於吳，並且對吳深懷不滿，便公開請他主持東南五省以外的事情。這就是說，五省以內有我為政，你管我不了，不要再把我的五省包括在你的勢力範圍之內了。 四　時緊時松的馮奉關係 孫、奉兩軍作戰時，馮玉祥在包頭一再通電呼籲和平。他在電報中仍與張作霖稱兄道弟，聲明本人決不參加內戰，請其勿受別人挑撥，但言下卻大有請奉軍退往關外之意。張作霖也就甜言蜜語，表示異常親熱，暗中也在調兵遣將，準備廝殺。此時馮、奉雙方兵力，奉軍在關內者已達四十萬人，津浦線集中獨流至德州一段，京津線集中北倉至廊坊一段，郭松齡在廊坊設立了前敵總指揮部。國民軍一、二、三軍共有五十萬人，北京完全在國民軍第一軍的控制之下。 十一月上旬，北京已經處在風聲鶴唳的狀態中，段請趙爾巽、王士珍二老發出魚電（六日），勸告各方保持和平。馮在七日回答調人的電報中表示尊重和平，並於九日致張作霖一電，表示合作到底。但是，九日奉軍突然開進三河、薊州，將原駐該地的京兆警備隊驅走，廊坊奉軍也與馮軍的防地更為逼近，因此局勢露骨惡化。國民軍在北京檢查郵電，加強戒備，並將執政府衛隊置於直接控制之下。鹿鍾麟到公府請求制止奉軍繼續推進，段叫奉系政客莫德惠電詢張作霖意欲何為，張的回答也還是滿紙和平之詞。但是，北京城人心惶惶，達官貴人紛紛逃往天津，留在北京的皖系政客也都準備下台，段政府大有危巢將覆之勢。 十一日，馮、奉雙方形勢更為緊張。馮寫信給張作霖，公開指責他自上年政變以來，一年之間，先後驅逐王承斌、鄭士琦、王揖唐、盧永祥，奪得直隸、山東、安徽、江蘇四省地盤，而這些被逐者都是以前合作討伐曹、吳的「同志」。談到他自己，他說他和昊佩孚勢不兩立，張作霖卻採取了認友作敵的態度，因此憤慨地說：「如我兄認弟有合作幫忙之必要，弟即來合作幫忙，否則惟有靜待繳械而已。」十二日，馮打電報給段，譴責奉系炫耀武力，在北京附近增兵十萬，但又聲明，為了抵制吳佩孚，他仍然「對奉相諒，不與相爭」。事實上，馮已決定向張作霖提出奉軍退出熱河、交還保、大和天津中立化的三個強硬要求，並指使岳維峻增兵彰德、湯陰，準備以武力奪回保、大。就在危機一觸即發的這一天，張學良突然來到天津，與李景林、吳光新等舉行了緊急會議，即向鹿鍾麟提出國民軍退出北京、奉軍撤出三河的條件，鹿向馮請示後表示同意，於是形勢突然轉為緩和。十三日，張作霖向段表示願意讓出保、大，又向馮表示「團結合作，堅持到底」。同一天，馮、奉雙方開始撤退北京附近軍隊。十四日，奉軍撤出三河、武清，廊坊奉軍也退往楊村。 十三日，段一連下了幾道命令：嚴令馮、奉兩軍各守原防，京漢線責成馮玉祥、岳維峻維持；津浦線責成張作霖、李景林維持；松滬永不駐兵，責成孫傳芳停止軍事行動；近畿駐軍均著即日恢復此次軍興以前原狀；吳佩孚潛赴漢口，假借名義，希圖一逞，著馮玉祥、岳維峻相機制止，以遏亂萌。以上命令，目的在於緩和馮、奉兩系與浙、奉兩軍的緊張局勢，專向吳佩孚開刀，以穩定其搖搖欲墜的政權。 十五日，馮、奉雙方在天津簽定了和平條約八條，主要為合作討吳和奉系讓出保、大等問題。隨後兩軍在京、津兩地成立了聯合辦公處。十八日，奉軍從保定撤退時，由於國民軍第二軍第七師師長鄧寶珊接防太快，一度發生衝突，隨即解釋「誤會」而停止了。 同一時期，孫傳芳取得徐州後，五省地盤已經完整無缺，似乎感到心滿意足，因此派總參議王金鈺到北京，表示絕對不與吳佩孚合作，並且擁護段的和平方針。十五日，陳調元通電推孫「開府南京，領袖五省」，周蔭人也電請以孫為江蘇軍務督辦。二十五日，段政府即下令以孫為江蘇軍務督辦，鄧如琢為安徽軍務督辦。不料後一道命令引起了孫的不滿。原來方本仁派鄧如琢出兵討奉，目的在於把他推出門去，而段卻想拉攏這位安徽同鄉作為自己的爪牙，因此派他為安徽查辦大員，實際上具有分化五省聯軍的一種作用。鄧軍開到津浦線後，徐州戰爭已經結束，十一月二十一日，鄧即率部撤回安徽，目的在於據安徽為己有。鄧軍經過蕪湖時，與皖軍王普部一度發生衝突，二十四日到達安慶，二十五日即被段政府任為安徽軍務督辦。鄧軍撤回並未取得孫傳芳的同意，而安徽屬於五省聯軍的勢力範圍，鄧與段政府勾結取得安徽軍務督辦一席，當然不是孫所能允許的。因此十二月一日，孫以五省聯帥名義，改任陳調元為安徽總司令，王普為安徽省長。這樣一來，鄧的地位落了空，段政府的威信受到了一次打擊。在孫的強大壓力下，鄧不敢反抗，只得率部退回江西。 從以上情況看來，似乎馮、奉兩系因為一致對吳的關係，又由敵對轉化為合作，而孫傳芳因為取得徐州，也就願意與奉系和平相處了。但是內幕並不如此簡單。原來奉系內部起了分化，危機就要爆發，張作霖不得不對馮表示讓步，以免陷於內外受敵的境地。馮系一方面打算等待奉系內變突發後再進兵，另一方面又想騰出時間來進攻山東，首先掃除奉系在關內的勢力。這就是馮、奉兩系忽然成立和平條約的原因。 五　郭松齡在灤州宣布班師回奉。北京市民的革命運動繼續高漲。張作霖接受日本條件後，郭軍全軍覆沒 第一次奉直戰爭時期，奉軍由於楊宇霆、姜登選建議搭設浮橋，得以安全渡過灤河，而老兵老將戰敗歸來，暮氣非常深重，因此新派軍人受到重視，張作霖提拔他們主持戰後的整軍工作。奉系新派又分為土、洋兩派，士官系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屬於洋派，保定系李景林、陸大系郭松齡則屬於土派。奉系軍人不但新舊兩派形成對立，即使在新派中，土、洋兩派也有水火不相容之勢。新派環繞在「少帥」的周圍，張學良與楊、郭兩人都是結盟兄弟。郭原系奉天講武堂教官，張學良做學生的時期，就很佩服這位老師，竭力在父親面前推薦，因此先後被提拔為團旅長等職。奉系整軍時期，第二、第六兩旅聯合辦公，外面總稱為「二六旅」，被稱為精銳之師，第二旅旅長就是張學良，第六旅旅長就是郭松齡。這兩旅都是郭一手訓練起來的。張學良經常向人表示：「我就是郭茂辰，郭茂辰也就是我。」他不大過問軍隊的事情，而郭也就大權獨攬，代他處理一切。一九二四年日本舉行秋操時，張作霖派郭前往觀操。日本軍部中人曾經向郭暗示，如果他有意於在東北發展自己的勢力，日方願意予以協力。這是帝國主義對付自己工具的一貫手腕，它們經常在現有工具之外多培植一個新工具，以便從中操縱。郭對這個誘惑不能無動於衷。 不久，第二次奉直戰爭爆發，張學良升任第三軍軍長兼第四師師長，郭升任副軍長兼第六師師長。郭在榆關九門口的爭奪戰中立了很大的戰功，他看不起當時指揮第三軍的姜登選，幾次發脾氣要退出這條戰線，經張學良哭勸才止。接著，楊宇霆以總參謀長的身份要撤換一個團長，郭以去就力爭才沒有實現。從此，郭下了背叛奉系的決心，即與馮玉祥成立密約，一個回師北京推倒曹、吳，一個回師瀋陽推倒張作霖。由於奉直戰爭迅速結束，郭的準備工作尚未完成，所以回師瀋陽的計劃未能實現。 戰事結束後，奉系論功行賞，郭本應取得熱河都統，不料楊在老張面前說了幾句壞話，這件事情便吹了。郭退一步求為蘇皖魯「剿匪」總司令或松滬護軍使，也都不能到手，而楊、姜兩人各得一省地盤，神氣十足，更使郭的忿忿不平之氣難於抑制下來。 浙奉戰爭時期，張作霖派李景林、張宗昌兩人專力對付孫傳芳，派張學良為「京榆一帶駐軍軍長」（原名），郭仍然擔任副職，專力對付馮玉祥。此時馮、郭兩人又有秘密聯繫，張氏父子動了疑心，因此十一月十三日，張學良突然攜帶妥協條件到天津，對馮軍作了一些讓步，以免牽動全局。十八日，國民軍第二軍與奉軍在保定發生衝突時，張作霖認為國民軍欺人太甚，又情不自禁地要下命令與之一決雌雄。此時郭向張學良建議，關外一片沃野，可以經營開發，不宜在關內搶奪地盤，以致引起戰爭。他說這是他和李景林兩人的共同意見，希望轉達「上將軍」多加考慮。他還說，一切引起戰爭的壞主意都是楊宇霆想出來的，「上將軍」就是愛聽他們的話，吃了苦頭還不覺悟。到此，郭的態度逐步明朗化了。 二十日，馮、郭兩人又一次成立密約，郭軍由榆關正面回師驅張，馮軍進攻熱河以作聲援。郭又拉攏李景林加入了這個同盟，並代李提出條件：（一）劃直隸、熱河兩地為李的勢力範圍；（二）馮軍可以駐防保、大，但是兩地財政收入仍應由李統籌支配；（三）黃河以北直隸各縣均由李軍駐守，但應開放天津海口以供馮軍使用。 二十二日，張作霖電召郭回奉一行，張學良也勸他到瀋陽直接陳述自己的意見。郭察覺到他的活動已被張氏父子識破，召他回奉不懷好意，便下了提前行動的決心。當天郭向張學良談及，「上將軍」腦筋陳舊，在群小包圍之下，恐已無可挽救，因此建議「父讓子繼」，由張學良接任鎮威軍總司令，改造東北政局，他願竭誠予以擁護。這種「反父不反子」的態度，一來由於他和張學良具有深厚的交情，二來利用張學良的名義起兵，可以減少奉系內部的抵抗。張學良驟然聽了這些怪話，不禁為之駭然，但他未動聲色，以免打草驚蛇。他們分手後，張學良打電話叫「少帥辦公處」（原名）人員立即在河北總站上車，隨後自己由特一區住宅到東站上車，即用雙車頭掛著三節專車，加足速率向關外飛駛而去。在這以前，馮方曾建議扣留張學良，但郭不忍下手，否則張學良沒有逃出天津的可能。 二十三日，天還沒有大亮，專車經過榆關，張學良看見當地毫無軍事警戒，不由得暗暗叫起苦來。車子開到前所站（站名）時，有一位老態龍鐘的工兵營營長吳某到站台迎接，並且報告錦州形勢混亂，火車不能開過。張學良把頭伸在車窗外面，叫他馬上傳令張廷樞團長（張作相的兒子）開往榆關設防，該營也隨同前往，迅速在榆關建築防禦工事。隨後張學良吩咐把專車經連山支線開往葫蘆島，即在當地海軍學校下榻，並召來軍艦一艘，打算由海道經過營口回到瀋陽。[1] 同一天，郭松齡到灤州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班師回奉，倡導和平。當場扣留了不肯簽名附和的第五師師長趙恩臻、第七師師長高維岳、第十師師長齊恩銘、第十二師師長裴春生和旅長以下軍官共三十餘人。正在這時，姜登選的專車開過灤州站，郭派人把他迎接到司令部來，即予以看管。二十四日，郭發出了班師回奉的電報，這個電報是請黎元洪的秘書長、號稱湖北才子的饒漢祥起草的，滿紙僻典怪字，是一篇很少人能夠看懂的「四字經」。張作霖接到電報大吃一驚，馬上下令罷免楊宇霆，並且打電報說了許多好話，勸郭切勿意氣用事。當天楊就逃到大連去了。 李景林因為母親和妻子都在瀋陽，事前與郭約定，暫時不舉兵響應，只能暗中援助。他和張宗昌一道採取了「中立」的態度。二十五日，李景林用十分委婉的詞句勸告張作霖下野，他的眷屬即在瀋陽被扣，從此他就不敢動作了。 同一時期，馮玉祥宣布對奉系內爭採取「中立」的態度。馮軍陸續開回北京，並派兵出喜峰口直趨熱河，顯然不是真正的中立。二十五日，他有電報勸張作霖下野，電報中不叫「我哥」而改稱「閣下」，把奉軍摧殘工人、學生運動以及武力奪取地盤的種種罪行全部揭露出來，並且罵他有帝王思想，經常「輕舉妄動，愚蠢無知」，應當及時引退。十分明顯，這是一篇討伐奉系的檄文。 這一時期，北京人民的革命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各界舉行關稅自主民眾大會，段政府派武裝警察前往干涉，打傷了市民十餘人，但是人民群眾仍然衝到天安門開會，議決解散關稅會議和力爭民權自由等條。在政潮激盪和人民革命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下，全體閣員宣布辭職，段派政客紛紛化裝逃往天津，馮軍分布東、西兩車站加以禁阻。二十六日，一貫親奉的執政府秘書長曾毓雋在前門車站被捕，段大為震動，馬上派新任警察總監衛興武（舊總監朱深因系安福系已辭職）往見鹿鍾麟，要求勿再直接捕人，保證對政治不良分子負責處理，才將曾毓雋討回，改禁在執政府內。段打算請接近馮系的黃郛組織責任內閣，二十六日又電請馮到北京來，決定本人的進退問題。此時馮對改造政局還拿不出定見來，所以二十七日他回到張家口時致段一電，表示「擁護鈞座，始終不渝」，而段也就厚顏無恥地不再提及辭職的話了。 二十八日，北京工學各界又一次舉行示威遊行運動，前面導以「首都革命」大旗，並組織「革命敢死隊」二百人隨行。遊行者到吉兆胡同段宅包圍請願時，鹿鍾麟急忙派兵一營前往保衛，才沒有打進門去。接著，群眾舉行露天大會，要求段於次日午前辭職下台，並提出解除執政府衛隊武裝、拿辦安福禍首等條。鹿鍾麟趕來向群眾表示，本人服從民意，願意力促其成。於是隊伍繼續遊行，分別搗毀了章士釗、李思浩、劉百昭、朱深、姚震、曾毓售、梁鴻志、葉恭綽等人的住宅。 二十九日，北京市民又在天安門舉行國民革命示威大會，議決打倒軍閥政府，建立「國民行政委員會」，召集國民會議，解散關稅會議，懲辦賣國賊等條。市民遊行時，沿途各照相館所懸段的照片盡被搗毀，並縱火焚燒了《晨報》，又分別到關稅委員顏惠慶、王正廷、蔡廷干、沈瑞麟等住宅提出了警告。同一天，段黨姚震又被國民軍逮捕。 以上兩天的北京市民示威運動，標誌著北方革命勢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具有民眾暴動奪取政權的性質。由於北京處在馮軍的控制下，反動政府不可能採取高壓和屠殺的手段，它的命運已經朝不保夕。但是，馮軍還缺乏推翻反動政府的決心。二十九日，段派許世英到張家口請馮表示態度時，馮認為段走後無人上台，北京將陷於無政府狀態，因此表示擁段始終不變，並命鹿鍾麟約束人民行動，禁止示威遊行。 當北京革命浪潮騰湧高漲的時候，張作霖的地位也在搖搖欲墜之中。十一月二十五日，郭軍由灤州向榆關出發。為了減少沿途奉軍的抵抗，以期一鼓而下瀋陽，郭所下命令都與張學良聯合署名。二十六日，張學良在葫蘆島接到他父親的命令，叫他迅速設法收撫郭軍，因此他在當天乘鎮海艦到秦皇島，電召郭前來當面一談。郭並未應召前來，卻寫了一封回信說：「齡一身所有，皆公之賜。拚得此身，以效忠於公為職志。現分途前進，清君側而除宵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則公之事業，敗則齡之結局。」同一天，姜登選在灤州被槍決，郭將所扣四師長和軍官等解往天津交予李景林看管。張作霖派飛機飛往灤州、秦皇島一帶散發傳單，用張學良的名義召喚所部棄郭來歸，但是沒有效果。二十八日，張學良乘艦到大連，與楊宇霆同回瀋陽。 張學良在秦皇島的時候，當地駐有炮兵一連，連長劉多荃向他表示忠誠。這位連長因此取得信任，後來扶搖直上，被提拔為旅長和師長，並且成為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活捉蔣介石一幕中的知名人物。[2] 郭軍於二十七日占領榆關，二十九日占領綏中。三十日郭改稱東北國民軍總司令，至此張作霖才下了討郭命令，懸賞八十萬元捉拿郭的活口，提頭來獻者賞洋八萬元，並將郭的父母扣押起來。十二月二日，郭致電外交團，聲明尊重一切既成條約，請其嚴守中立。他又用著名親日派殷汝耕為外交處長（祁大鵬為副處長），也具有對日本帝國主義妥協的一種作用。三日，郭軍與退守興城的張作相軍在大雪中展開了一場鏖戰，張軍退往錦州，五日退守大凌河北岸，並破壞大凌河鐵橋以阻止郭軍前進。此時奉軍全部幾乎都已開進關內，關外只留下朱繼光、戢翼翹兩個補充旅，因此張作霖大起恐慌，請瀋陽日本總領事內田轉達，要求郭軍暫緩前進，願意和平交出政權。郭表示張下台後可以聘為最高等顧問，張學良可以出洋留學，學成回國後可以將政權交還給他。同時，段擬就命令革去張作霖的本兼各職，派郭繼任奉天軍務督辦，只等郭軍進城，即予發表。 但是，張作霖用的是緩兵之計，他派張學良到興隆店設立司令部，在遼河左岸建立了最後一道防線。八日，派張作相回吉林調動援兵，並令吳俊升迅速帶兵來援。就在這個時候，日本政府派關東軍司令白川到瀋陽，向張作霖提出了關東租借地租期、南滿鐵路管理權延長九十九年以及日本在滿蒙享有種種特權的條件，這些條件就是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所提的「二十一條」中關於滿蒙地位的第二項，當時由於國際干涉，並未達到目的，現在利用東北內訌時機，壓迫張作霖予以接受。日本政府在張、郭兩人之間本來尚未決定取捨，由於郭改稱國民軍與馮玉祥一致，而張又毫不躊躇地接受了他們的條件，因此決定維持張政權並予以必要的援助。八日，關東軍正式警告張、郭雙方，如果何方軍隊侵入南滿鐵路附屬地及日軍警戒區內，日軍即當解除其武裝。日本內閣除調兵增援外，並授白川以處理瀋陽事件之全權。九日，日軍駐屯軍第十師團司令部由遼陽移駐瀋陽。這樣一來，張作霖的地位有了保障，便收回了和平讓出政權的宣言，並在致馮玉祥的電報中咬牙切齒地痛罵馮為「人中妖孽，世界兇徒，中外共憤，天地不容」，不再談什麼「生死之交，團結到底」的鬼話了。 十二日，張作相率領吉林軍回到瀋陽。十三日，吳俊升率領黑龍江騎兵由洮南經四平街開抵瀋陽。他們見面之下，張作霖裝腔作勢地自稱無臉見人，一定要讓位於吳大哥，吳當然敬謝不敏。於是張作霖另作布置，自任討郭軍總司令，以楊宇霆為總參謀長，張學良為中央軍司令（第一軍），張作相為右翼軍司令（第二軍），吳俊升為左翼軍司令（第三軍）。 另一方面，十二日，郭軍正面占領白旗堡，右翼占領營口。同一天，日方突然宣布營口為中立區，不許郭軍開入市內，並不得沿遼河作戰，不得侵入南滿鐵路附屬地周圍二十華里內。南滿鐵路拒絕為郭運兵。十三日，郭軍由營口河北站渡河，又被日軍阻止，只得退往田莊台。日方允許張作霖利用鐵路從吉、黑兩省調動援軍，卻不許郭軍利用鐵路，並對進兵路線加以種種限制，因此張軍得以集中全力在正面設防，郭軍的兩路攻勢受到阻遏。這些情況，說明日軍已經拋棄了「中立」的假面具，並且明目張胆地站在張軍的方面來。 十四日，郭軍由白旗堡進攻新民，由於氣候嚴寒，戰爭時打時停。十九日，日方加派一混成旅到瀋陽代張守城，並在滿鐵車站挖掘戰壕，架設機關槍，瀋陽兵工廠也由日軍駐守，於是張把自己的衛隊也都掃數開往前線作戰。同一天，郭軍第二次進入營口，因日軍干涉又退出，郭向日本公使芳澤提出抗議。二十日，郭軍占領新民，與張軍沿巨流河隔河對峙。此時就有騎兵旅於芷山部繞道冷口出關開到興隆店，接著富雙英、劉震東各團也都脫離郭軍投歸張學良，於是郭軍以全勝之勢轉為瓦解之局。二十三日，張軍左翼黑龍江騎兵穆春師五千餘人，繞過新民向白旗堡郭軍司令部施行突擊，同時飛機在新民投彈引起大火，郭軍陷於極大混亂之中。二十四日，郭逃往新民，請求日本領事分館轉電瀋陽吉田領事，表示向張投降，張叫奉天省長王永江代為回答，郭軍官兵一概可以不究既往，只有郭一人為全軍所切齒，不能保障其生命安全。同一天，吳部騎兵衝到新民來，郭逃至日領分館，日方拒絕收容，郭只得偕同眷屬和秘書長林長民等退出來，林在路上被流彈打死。郭找到了一輛大車，叫他的妻子剪髮易服坐在車上，自己化裝為農人推車而行，走到老達房附近，遇到黑龍江騎兵營長王永清搜索前來，郭急忙棄車躲在當地農家的菜窖內，終於被搜查出來。張作霖電令將郭解往瀋陽訊辦，隨後又怕他中途逃走，臨時改下命令，把郭夫婦兩人從汽車上拉下來就地槍決。同一天，郭軍參謀長鄒作華率領殘部向張學良投降。殷汝耕躲在日領分館得以倖免。郭從起兵到身死，剛剛是一個月。 郭死後，張作霖興高采烈地在瀋陽舉行慶功大宴，他又一次虛偽地表示本人已經出了一口惡氣，願意辭職下台，請吳俊升接受政權。吳當然還是敬謝不敏。於是張作霖轉過臉來惡狠狠地訓斥他的兒子說道：「都是你交的好朋友！如果不是老兄弟出力幫忙，咱們父子倆哪有葬身之地！」 六　李景林、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表示擁吳。國民軍進攻山東由勝轉敗。馮李兩軍在天津周圍激戰，馮軍占領天津 郭松齡起兵的第二天，李景林的老上司許蘭洲（李原系許的參謀長）從包頭經過天津回瀋陽，張作霖叫他乘便拉李一把，李表示決不與郭採取一致行動。此時李與張宗昌兩人有脫離奉系而另樹一幟的一種傾向。李是直隸人，張宗昌是山東人，由於東北軍人具有排外感，他們經常受到歧視，因此都不願意效忠張作霖。張宗昌因同鄉的關係竭力結交吳佩孚，李也通過孫洪伊的關係與吳搭上了鉤，他們都願意擁戴吳為名義上的領袖，而吳也願意吸收他們以壯大自己的聲勢。此外，李本有伸張勢力於熱河的野心，但是十一月三十日熱河都統闞朝璽退出熱河後，馮玉祥派宋哲元部開赴朝陽，據熱河為己有，而國民軍第二軍鄧寶珊又想奪取直隸的地盤，這些問題使李對國民軍感到很大的不滿。十二月二日，馮軍開到落垡，要求假道出關援郭，李覺得馮軍來意不善，即宣布與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志在保境安民，「如有敢於侵犯直隸者，當率健兒與之周旋」。同時將郭松齡解來的奉軍師旅長全部釋放。李的態度突然轉變，對於關外奉系內部的戰爭、關內馮、奉兩系力量的對比以及奉、直兩系合作的前途，都具有極其深刻的影響。 與此同時，國民軍第二軍進攻山東的局面也發生了變化。在此以前，岳維峻於十月二十八日宣布「保境息民」，拒絕吳軍假道河南。十一月八日，他到徐州與孫傳芳相見，商定接替戰鬥任務，出兵進攻山東。十一月十五日，第二次到徐州與孫相見，決定分兵兩路，一路假道徐州進攻魯南，一路由蘭封、歸德進攻魯西。孫也派白寶山由海州進攻沂州，以分奉軍之勢。岳派往進攻魯南的軍隊，就是國民軍第二軍所收編的吳佩孚殘部田維勤、王為蔚、陳文釗等師，進攻魯西的則是他的嫡系第二軍第九師李紀才部。從十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六日，岳軍以破竹之勢占領臨城、曹州、濟寧，前鋒進至泰安附近，而在同一時期，吳佩孚仍然氣勢洶洶地要求假道河南，於是孫傳芳出面調解，請岳將吳的舊部田、王、陳三師交還靳雲鶚指揮，而以吳軍不假道河南為條件，才解決了吳、岳兩人的爭端。其實，吳與張宗昌早已成立了夾攻河南的密約，吳收回田、王、陳等師後，即叫他們按兵不動，因此張宗昌得以抽出全力來對付李紀才師。從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二日，張、岳兩軍在泰安一帶展開了拉鋸戰，李師因無後援退回曲阜、兗州一帶。十二月三日，張宗昌繼李景林之後宣布「保境息民」，並於五日改稱山東保安總司令，吳佩孚公開來電致賀。九日，靳雲鶚繞道由南京到徐州，就任吳、孫兩人會派的聯軍第一軍總司令（此職由孫會派，是孫對岳維峻的一種保證），即與張宗昌進一步勾結起來，態度非常曖昧，因此國民軍第二軍的攻魯計劃受到頓挫。 直隸方面，由於馮軍不聽阻止繼續進兵，十二月四日李景林發出通電宣布討馮。於是國民軍分作南北兩路進攻李軍，南路第二軍鄧寶珊部於四日由保定攻占馬廠，北路第一軍張之江部於五日由落垡攻占楊村。第三軍孫岳部也由陝西開回保定，為一、二兩軍的聲援。李景林八日先到馬廠擊退鄧師，十日回到天津又向楊村進兵，從十日到十五日，李、馮兩軍在楊村展開了極其猛烈的爭奪戰，京津、津浦兩路火車停駛。十三日，由北京通往天津海口的國際列車，後面隨有馮軍的鐵甲車，李軍開炮轟擊，列車不能通行，外交使團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最後落垡落入李軍之手。在這次戰爭中，雙方都有重大死傷，僅楊村一地就遺下屍體四千餘具。馮改派李鳴鐘代張之江為討李總司令，並從熱河、綏遠等處調兵來援，張宗昌也派程國瑞、徐源泉兩軍開往青縣、滄州一帶援李，看上去雙方誰也不肯讓誰，都有再接再厲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 李景林在這次戰爭中雖然作了最大的掙扎，但是馮軍於二十日發動反攻，南路鄧師同時反攻馬廠，東路又添加了生力軍唐之道一師開到塘沽，因此天津陷於半月形的包圍之中。二十二日，李打電報向吳佩孚請示應否死守天津戰至最後之一人，吳叫他保全實力退往山東，因此當天李軍放棄北倉，二十四日放棄天津，退往魯北與張宗昌軍會合。李乘艦經過青島於二十九日行抵濟南，至此馮、李戰爭告一段落。他們從十二月九日到二十四日，整整打了半個月，打得非常激烈，而馮軍占領天津之日，正是郭松齡兵敗被殺之時。 在馮、李兩軍進行死力戰鬥的時期，帝國主義的態度表現得非常露骨。二十日，外交團照會段政府，限馮軍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回答關於國際列車通車的問題。日本除增兵東北幫助張作霖外，二十二日，日本內閣舉行緊急會議，又令宇垣陸相調兵增防天津。日本艦隊開到中國的共達二十七艘之多。過去西方帝國主義一貫反對日本增兵來華，但是此時卻又採取了贊成的態度，可見它們在對付中國革命力量、扶植反動勢力的方面，都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 * * [1]　以上本節資料，由張學良的隨行人員、副官長湯國禎提供。 [2]　湯國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