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七十章　南方革命根據地的統一與鞏固

一　四川成立反楊同盟，楊森逃出四川 在北方軍閥因爭城奪地而相互殺伐的同時，西南軍閥相互之間的戰爭也在大打不停之中。但是，廣東反革命軍閥先後失敗，南方革命形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四川自二軍系統劉湘、楊森聯合黔軍袁祖銘部趕走一軍系統熊克武、但懋辛後，楊森恃直係為外援，取得了川督地位，獨占成都兵工廠，不斷擴充勢力，便有以武力統一四川的野心。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楊森以「稱兵犯上」的罪名解除了第十師師長劉斌的職務，派兵前往討伐。四日，劉部退出梓潼、綿陽，逃往江油、安縣。楊森的個人野心引起了二軍系統的分化，劉湘和袁祖銘聯合起來，而與劉斌同屬老川軍系統的鄧錫侯、賴心輝也都人人自危，於是以上四人聯名勸告楊森允許第十師移駐通江、南江，勿再派兵追擊。這是四川反楊聯盟成立的初期表現。 二月七日，段政府任命楊森為四川軍務督辦，劉文輝為幫辦，劉湘為川康邊務督辦，劉成勛（三軍系統）為西康屯墾使兼管西康民政。鄧錫侯與楊森不和，段政府令其專任第三十師師長，並改派賴心輝為四川省長。所有四川和西康的軍隊，均歸劉湘節制。 川軍第九師師長劉文輝與鄧錫侯、劉斌同屬「保定軍官」系統，又與劉湘為同族，所部駐防敘、瀘各屬。其第六旅費東明部駐防自流井，監收鹽稅，此項稅款每年有三百八十餘萬元。楊森在成都獨占兵工、造幣二廠，意猶未足，二月二十六日派二軍郭汝棟旅開往自流井奪取鹽稅，劉文輝一面由敘州出兵援救費旅，一面向鄧錫侯、田頌堯等乞援抵抗楊森。雙方動員時期，劉湘從中調解，建議郭、費兩旅同駐自流井，鹽稅由他負責對各軍公平分配，楊森表示接受，劉文輝也將軍隊撤回敘州。 四月上旬，楊森又向資州、內江進兵，企圖消滅異己，因此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等聯名電請段政府下令罷免楊森，劉文輝到重慶邀請賴心輝出兵分途進攻成都（賴在重慶設立省長公署）。四月十日，段政府命楊森將成都兵工、造幣兩廠及自流井鹽稅均交劉湘公平分配，楊森陽奉陰違，戰爭並未停止。段又下令責成劉湘負責「查辦川事」。 反楊軍主力東路為賴心輝，南路為劉文輝，北路為鄧錫侯，西路為劉成勛。他們公推劉湘為總指揮，劉湘不肯接受，便改推賴心輝擔任。劉湘、袁祖銘在戰爭中表示中立，袁派黔軍王天培、呂超等部開往璧山、大足進行武裝調停，事實上是站在同盟軍一邊準備攻打楊森的。四月十二日，劉成勛進攻成都，十三日，賴心輝進攻臨江寺，同時北路鄧、田、劉三部也向順慶進攻。十三日，楊森下令討伐劉文輝、賴心輝、劉成勛，任命陳遐齡為川康邊防軍總司令，以斷劉成勛的後路，並用「見官升一級」的辦法，鼓勵部下替他奮勇作戰。從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楊軍在西、南、東三路都獲得勝利，劉成勛退往邛州，賴心輝退往椑木鎮，劉文輝退往敘州。袁部黔軍已過大足到達吳家鋪、觀音灘一帶，因見楊軍連獲大勝，便又撤回大足，表示不過問四川內部的戰爭。 由於楊軍一度戰敗，五月十六日段政府調任楊森為參謀總長，改任劉湘為四川軍務督辦，鄧錫侯為四川「清鄉」督辦。但從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楊軍發動了極其猛烈的反攻，先後把劉文輝、劉成勛、賴心輝等部逼到川東方面來。楊軍中路進抵永川，南路進抵江津，距離重慶都不過百餘里的路程。六月五日，劉湘在重慶召開和平會議，楊森也派政務廳廳長徐孝剛前往參加。此時同盟軍將領賴心輝、劉成勛、劉文輝等都因戰爭打得精疲力竭而願下台，劉湘也派人到成都向楊森表示好意，黔軍願意取得軍餉、軍火開回貴州，因此各將領聯名請求段政府收回劉、楊調職的命令。 但是劉湘與楊森的驍將王纘緒早有勾結，所謂和平會議只是一時的緩兵之計。由於楊森咄咄逼人的態度，促使反楊同盟諸將再度振奮起來，公推袁祖銘為川黔聯軍總司令，七月一日反攻江津，王纘緒乘機在簡陽倒戈，於是楊森由全勝之局轉為慘敗之局，八月九日放棄成都向南退走。 楊森曾在嘉定舉行會議，力圖與劉湘聯合，驅逐黔軍出境，但被劉湘拒絕。楊森又在敘州舉行會議，擬率所部退往雲南，部將何金鰲、郭汝棟等又都表示不願再戰，楊森才決定下台離開四川。十月八日，楊森由敘州換輪東下，劉湘贈送旅費十萬元，並保證其沿途安全，四川內爭至此告一段落。 二　川滇軍假道湘西「北伐」。川滇黔三省聯合出兵鄂西的煙幕。趙恆惕派兵驅逐川滇軍出境 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戰爭爆發後，唐繼堯、熊克武曾派但懋辛、石青陽持函到廣東，主張團結西南各省，共同出兵北伐，並表示願與孫中山採取一致行動。此時唐、熊所部川滇軍在川作戰失敗，已經退入貴州，他們是被吳佩孚所支持的楊森、袁祖銘等軍打敗的，因此建議乘直系軍閥多事之秋，與孫中山分途北伐，他們擔任由湘西進攻鄂西，然後與廣東北伐軍會師武漢。 當時孫中山十分高興地授唐為副元帥兼任建國軍川滇黔三省聯軍總司令（此時討賊軍已改名為建國軍），命其主持三省北伐軍事，唐也將所部靖國軍改編為建國軍八個軍，整裝待發。但是唐並未接受副元帥一職，在函電中仍然稱孫中山為「先生」而不稱為大元帥，在政治上仍然堅持其「聯省自治」的主張，顯然還與孫中山保持很大的距離。 十一月，孫中山派譚延闓出兵江西的時候，熊部川軍也由黔東開入湘西。熊軍口稱假道北伐，決不干涉湘政，並且力求保持川、湘兩省多年來的友好關係。但是，該軍入湘造成了當時的一種微妙的局勢：以前被趙恆惕擊敗退入黔邊的湘軍蔡巨猷部，受熊收編隨之而來；與趙不合作的前湖南省議會議長林支宇，也到常德自稱湘西建國軍第一路援鄂總司令，表示與熊合作；十二月一日，熊軍開入常德時，盛傳將與入贛譚軍從東西兩面夾攻長沙；這些都是對趙恆惕的不友好行為。而且，熊軍假道事前並未取得趙的同意，而該軍所到之處，稅收被提取，行政系統被打亂，潰兵游勇被吸收，也都不符合「不干涉湘政」的宣言。 唐、趙、熊三人本來都是「聯治派」，此時川滇軍雖然改掛建國軍的旗幟，在軍事上與趙趨向不同，但在政治上他們卻又派有代表出席北京善後會議，為力爭「聯治案」而並肩作戰；唐、趙兩人還有聯名電報主張「以聯治求統一」。這些情況，說明他們的關係處於似敵非敵、似友非友的曖昧狀態中。 熊軍入境後，熊、趙兩人表面上並未破裂，趙一再婉詞請川軍退出湘境，熊也一再表示決不久留。趙曾與胡景翼聯名推薦熊為長江上游總司令，想把川軍推出境外（長江上游總司令駐防鄂西宜昌、沙市一帶），但是這種侵占北洋派地盤的意見，當然不是段政府所能接受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譚軍在江西失敗引起內部分化，宋鶴庚棄職出走，吳劍學兵敗下台。由於湘東方面警戒解除，趙可以抽出兵力來對付熊軍，因此湘西局勢逐步趨於緊張。此時另一「聯治派」陳炯明正在準備反攻廣州，他向趙、唐等建議組織「聯治軍」，以對抗孫中山的建國軍，除本人在東江發動反攻外，並請湘、滇軍分途進攻北江、西江，以便推翻廣州政府，建立「聯治」政府。這個惡毒計劃因「聯治派」內部矛盾重重，無法實現。 同一時期，貴州下台軍閥盧燾奔走於唐繼堯、袁祖銘之間，勸唐和平讓出貴州，而以袁軍與唐聯合進攻鄂西為交換條件。唐因貴州地瘠民貧，久已視同雞肋，而袁則因吳佩孚已在北方失敗，本人又可不戰而歸故鄉，於是這筆交易一拍即合。一月五日，唐發出通電稱：「黔境滇軍全部開拔，直趨武漢。黔省內政，概歸黔人自理」。二十三日，袁派彭漢章以貴州「清鄉」總司令名義回黔接收政權，派盧燾為貴州行政委員長代行省長職權，又派王天培為援鄂總司令出兵進攻鄂西。同時，熊也派人回川表示本人決不回川，希望川軍消除內爭，一致向外發展，而四川各派軍人也都希望熊軍不回川，並將袁部黔軍推出境外，因此準備抽調部分兵力組織川黔北伐聯軍，推袁為前敵總司令，率領出川。這樣，便由唐、熊兩人出兵北伐擴大為川、滇、黔三省聯合出兵北伐的局勢，唐繼堯儼然又是領導三省的風雲人物了。 當時他們決定分作兩路出兵，一路唐、熊所部川滇軍由貴州假道湘西進攻沙市，一路川黔聯軍由川東沿江東下進攻宜昌。 駐黔滇軍退出貴州後，唐繼虞改稱建國聯軍第一路總司令，統率滇軍張汝驥、吳學顯兩部由鎮遠移駐洪江。唐氏弟兄也和熊克武一樣，向趙恆惕再三解釋，假道湘西旨在會師武漢，對湖南當局始終維持友好關係。但是，川滇軍接踵而來，湘西一帶成為客軍馳馬試劍之場，這種友誼是趙所不願接受的，所以當譚軍不足為患的時候，他便準備移師湘西，以武力驅逐川滇軍出境。 其實，所謂三省出兵不過是同床異夢、各有打算的苟合勾當。唐的策略是要拉攏宜昌北軍第八師師長王汝勤，幫助他驅逐蕭耀南，而以允許滇軍駐兵鄂西為交換條件；袁則以王汝勤為進攻的對象，他說黔軍有一旅留在鄂西，被王派兵解散，他要帶兵前往問罪。他在致蕭耀南的密電中聲明「決不會師武漢，對珩帥（蕭）友誼依然」。由此可見，唐、袁兩人所稱的「北伐」，不過是聯甲倒乙、侵占鄂西地盤的一個煙幕彈而已。 一九二五年年初，由於段政府採取了拉攏蕭耀南的政策，蕭的地位獲得穩定，王汝勤因為部下分化離職出走，而鄂西北軍將領盧金山、于學忠、宋大霈等也都感覺到如果北軍內部發生破裂，勢必同歸於盡，因此他們合力對付南軍，鄂西方面無隙可乘。隨後四川內戰又一次爆發，袁軍受到牽制也不能調走。在這些情況下，三省出兵計劃便有頭無尾地打消了。 此時趙恆惕已經作好軍事布置，三月二十七日，他授意湖南省議會通過武力驅逐川軍出境案，即據以限令川軍於兩星期內出境。四月十一日，趙軍開始向湘西進攻，川軍內部發生分化，從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趙軍以破竹之勢占領桃源、常德、澧州、辰州等地。熊又企圖率部回川加入反楊同盟，劉湘表示可以容納，但以熊本人下野為條件，談判沒有結果。此時滇軍已由靖縣、綏寧開往廣西北部，熊軍在湘既不能立足，又不願跟隨滇軍進攻廣西，乃於七月下旬離開湘西，取道廣西興安、灌縣、恭城等縣開往廣東連州，與譚部湘軍會合（十月該軍在粵被解散，熊也被軟禁）。 三　第一次東征之役勝利結束。唐繼堯派兵攻桂被擊退。楊、劉陰謀叛變被削平。國民政府成立。廖仲愷被刺。第二次東征之役「陳家軍」全部被消滅 一九二四年九月孫中山出兵北伐前，北方反直同盟和國民黨內不少黨員都勸孫中山對「陳家軍」不究既往，以便集中力量討伐曹、吳。段祺瑞曾派許世英到粵痛陳利害，吳稚暉也到韶關跪求孫中山容納他的意見。隨後吳稚暉、但懋辛、石青陽等到東江接洽；楊希閔、譚延闓、許崇智、劉震寰也有聯名電報勸陳炯明「凜遵帥令，長驅入閩」；李福林到海豐勸陳接受建國軍援閩總司令一職，並保證潮梅兩地仍由「陳家軍」留駐，東江則劃為不駐兵區。九月下旬，孫中山將東江軍隊撤至石龍以東。但是，以上這些努力不但沒有產生效果，反使陳炯明認為是示弱之舉，更加得意忘形地布置軍事反攻。 一九二五年年初，陳炯明組織西南「聯治軍」的計劃雖然沒有成功，但他認為孫中山在北京病情嚴重，廣州政府群龍無首，大有可乘之機，乃於一月七日在汕頭下了反攻廣州的命令。此時譚延闓部湘軍和朱培德部滇軍剛由江西敗退回來，不能投入戰鬥，滇桂軍將領楊希閔、劉震寰等又都態度不明，而「陳家軍」外恃段政府和閩、贛兩省北洋軍閥的支援，內與鄧本殷、申葆藩等反革命勢力相勾結，聲勢頗為猖獗。但是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建立起來的黃埔軍校迅速地組織了東征軍兩團精銳之師，同時東江農民軍在共產黨人彭湃的領導下配合作戰，所以從二月上旬到三月下旬，東征軍所向無敵地先後擊潰了「陳家軍」的左翼主力洪兆麟部和右翼主力林虎部，逼使陳炯明率領殘部退往閩南，林虎率領殘部退往贛南。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東征之役。在這次戰役中，除許崇智部粵軍參加戰鬥外，一向號稱強大的滇桂軍都按兵不動，而農民軍在敵人後方和心臟地帶展開了英勇的游擊戰，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陳家軍」敗走後，仍留楊坤如一部困守惠州城，到四月二十一日也向滇軍胡思舜投降接受收編，第一次東征之役便以全部勝利而告結束。 第一次東征時期，廣西局勢也在動盪不寧之中。在此以前，沈鴻英與李宗仁、黃紹竑合作趕走了陸榮廷，沈占有桂林、柳州一帶，李、黃占有南寧等地。一九二五年一月下旬，沈又與李、黃聯軍發生衝突，二月七日黃軍占領柳州，十五日又占領桂林，此後沈軍便形同流寇而沒有多大力量了。 桂軍中最早投入孫中山旗幟之下的是建國軍桂軍總司令劉震寰。他在廣東苦戰經年，不能「衣錦還鄉」，而李宗仁、黃紹竑以後起軍閥一個稱廣西善後督辦，一個稱善後會辦兼任廣西省長，大有雄據一省、不許他人問津之勢。劉失望之餘，竟受同鄉人盧燾的慫恿，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化裝到昆明，請唐繼堯出兵廣西，本人也由廣東回師，兩面夾攻，先平定廣西，然後合力進攻廣東，推翻廣州政府，另外組織以唐為領袖的南方政府。唐久欲進兵兩廣消滅駐粵滇軍，又因向湖北發展發生阻力，而此時「陳家軍」已在東江發動反攻，認為正是他向兩廣發展的大好時機，便派第五軍軍長龍云為總指揮，率領滇軍萬餘人由百色兼程東下，乘李、黃聯軍深入桂北追擊沈軍之際，於二月二十五日占領南寧。至此，唐繼堯聯合孫中山出兵北伐的騙局，便徹底地戳穿了。 廣州政府電請唐迅速撤退入桂之師，唐置之不理。此時東江戰事接近結束，廣州政府便抽調滇軍范石生部由梧州入桂，協助李、黃聯軍驅逐唐軍出境。范軍原系顧品珍舊部，久擬回滇驅唐，三月二十日集中梧州後，即改稱「定滇軍」向潯州出發，與李、黃聯軍約定兩路進攻南寧。 唐繼堯一面以武力進攻廣西，一面又玩弄政治手腕企圖奪取廣州政府的領導地位。孫中山逝世後，三月十八日他在昆明宣布就副元帥一職，並稱：「大元帥一切未竟之主張，皆吾輩之責。」其實，唐以前並未接受副元帥的職務，並將孫中山送來的咨狀和帥印退還。廣州商團叛變時，唐與商團領袖陳廉伯有親戚關係（陳的幼妹嫁與唐的兒子小蓂），竟公開污衊孫中山解散商團為「不革命」的行為。唐與益友社政客吳景濂、褚輔成以及南方「名流」唐紹儀、章太炎等往來頗為密切，而這些人都是與孫中山立於敵對的地位的。此時忽然就任副元帥，顯然是想坐升大元帥，使他成為孫中山的合法繼承者。這種手段不但卑鄙無恥，而且幼稚可笑。為此，二十日國民黨發表宣言，痛斥聯治派「陽假聯治之名，陰行割據之實」，並聲明「對於甘受帝國主義利用而危及吾黨與國本之軍閥，不得不加以相當之防範」。 唐軍占領南寧後，又調胡若愚一軍加入南線，協助龍雲部由南寧、賓陽向北推進，又令唐繼虞部由湘入桂向南推進，同時指使逃往連州的沈鴻英反攻桂林，企圖包圍李、黃聯軍而予以殲滅。另一方面，他又催促劉震寰出兵梧州，以斷范軍的後路，並派陸榮廷舊將林俊廷出兵擾亂欽、廉一帶。此時梧州粵軍李濟深師（許崇智部第一師）宣布與李、黃聯軍採取一致行動，拒絕劉震寰軍通過西江。同時，李、黃、范三人在潯州舉行會議，決定由李宗仁防守桂林、柳州，黃紹竑由遷江南進，范石生由貴縣西進，會攻賓陽。這樣，唐軍作戰便轉為被動的地位，這一形勢對他們是不利的。 由於唐用副帥名義發號施令，五月三日駐粵各軍將領譚延闓、楊希閔、程潛、許崇智聯名電斥唐就副元帥一舉為「起滅自由，進退失據，不足當有識者之一笑」，並發出嚴重警告，「如有包藏禍心，假借名義，違反吾黨主義者，當與眾共棄之」！ 從四月上旬到五月上旬，唐軍與范、黃聯軍在賓陽、橫州、永淳間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拉鋸戰，唐軍由於接應困難，兩面受敵，退回南寧被圍。在此時期內，沈鴻英軍雖曾兩度乘虛占領桂林，但都站腳不住而被逐出了。 五月十二日，唐又以副元帥名義任命劉震寰為廣西軍務督辦兼省長，叫他改道由北江向桂北進攻，但被滇軍朱培德阻止，無法通過。五月十七日，北路唐軍吳學顯部由沙鋪進攻柳州，二十六日被黃軍擊敗，唐繼虞親自率領王潔修、何世雄兩旅來援，六月五日王旅又在沙鋪全軍覆沒，唐繼虞便十分狼狽地率領殘部取道黔桂邊境退回雲南去了。 由於唐繼虞兵敗回滇，南寧孤城難於堅守，袁祖銘有乘虛進攻雲南的野心，劉震寰又在廣州失敗，唐繼堯奪取兩廣稱霸南方的計劃完全成為泡影，七月上旬，他便以「息爭禦侮」為名，下令撤回入桂滇軍。七月七日，龍、胡兩軍取道龍州回滇後，李宗仁派俞作柏為廣西援滇軍總指揮，幫助范石生回師雲南。八月七日，范軍由百色進抵富州，曾經一路無阻地占領廣南、開化等地，昆明大為震動。八月二十二日，龍、胡兩部在三塘（開化附近）發動反攻，范軍大敗退回廣西。至此滇桂戰爭以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而告結束。 當唐軍進攻廣西的時候，駐粵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也在鬼鬼祟祟地進行著顛覆廣州政府的反革命陰謀活動。楊、劉兩人在驅陳、討沈各役中立過大功，但是他們對革命事業並不抱有熱情，只是抬出孫中山來作為他們的政治花招，把廣東當作他們打下來的「江山」，對廣東人民進行了極端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在歷次東江戰爭中，他們抱有「養寇自重」和保全實力的心理，打打停停，讓「陳家軍」獲得喘息時期，而他們卻向廣州政府索餉索械，如果沒有到手，就不肯開赴前方作戰。楊希閔與范石生同為顧品珍舊部，經常打算回滇驅唐，後來段政府派有密使到香港，以廣東軍務督辦一職為餌，他就成為沈鴻英第二，陰謀背叛廣州政府，投降北方。楊、劉秘密約定，楊取得粵督後幫助劉回師廣西。自四月二十八日以後，滇桂軍紛紛自由行動由東江開回廣州，與河南福軍李福林、滇軍朱培德、警衛軍吳鐵城等部隔河對峙。 楊、劉反革命陰謀暴露後，廣州各機關紛紛遷往河南，河北市區便成為反革命軍閥耀武揚威的勢力範圍，廣州革命政府的危機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嚴重得多。楊、劉兩人都留在香港與段祺瑞、唐繼堯所派代表朝夕舉行會議，準備藉口反對廖仲愷等，發動軍事政變，以實現其推翻廣州政府的陰謀。在此時期，鄒魯、汪精衛之流忙於奔走調停，不僅不能和緩當前的緊張局勢，反而助長了野心家更加猖狂地向革命政權進攻。五月二十日，滇、桂軍占領城北狗頭山、觀音山等陣地，胡漢民避往沙面，反革命風暴似乎馬上就要到來。 但是楊、劉兩人也是同床異夢的。此時「陳家軍」已經戰敗逃往贛南、閩南，而唐繼堯進兵廣西也不得手，楊希閔的態度就動搖起來。在這一情況下，廖仲愷、胡漢民、譚延闓舉行會議，擬先解決桂軍，對楊暫時採取綏靖手段，並於二十一日調回東征軍及粵軍許崇智部以解廣州之圍。二十三日，楊由香港回到廣州。二十六日，劉也跟蹤而來，一時局勢便又緩和下來。 此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等都主張給反動軍閥以堅決的打擊，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州市工人群眾，也都摩拳擦掌地表示以全力為革命政權的後盾。在革命力量的督促和影響下，六月二日廣州政府下令責成滇軍表明服從政府的態度，即日退出防地，交還財權。由於楊希閔並未遵令執行，四日下令指斥楊、劉兩人聯唐通段，勾結陳、林，稱兵謀叛，即免除他們及其同謀者桂軍第一師師長韋冠英的職務，聽候查辦，並派朱培德繼任建國軍滇軍總司令。這一天，廣州局勢頓趨緊張，商人紛紛閉市，省港交通擁擠異常，胡漢民移往中山艦辦公。六日，東征軍由石龍開進省城，廣九、廣三、粵漢各路工人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總罷工，拒絕為叛軍運兵運械，因此滇、桂軍成為沒腳之蟹，寸步難移。七日，滇軍由獵德試行強渡進攻河南，被黃埔軍校教導團奮勇擊退，海軍江大、江固等艦也炮轟東堤滇軍總部和東濠口滇軍集中地點，廣州商會等團體要求雙方停戰以免破壞市區。十一日，廖仲愷等乘中山艦到黃埔軍校，即晚下令總攻，海軍發炮掩護作戰部隊渡河占領獵德、車阪、二沙頭等地。十二日，革命軍繼續占領瘦狗嶺及東山各險要地帶，鐵路工人在後方配合作戰，滇、桂軍紛紛拋棄軍衣軍械奪路逃奔，死傷或逃散者不計其數。當天滇軍軍長趙成梁被打死，楊希閔、廖行超等由沙面逃往香港。十三、十四兩日，在石井、小坪、新塘一帶的滇、桂軍被革命軍包圍繳械，只有部分滇軍竄往南雄、始興，要求進入贛南未遂，不久也就消滅了。 滇、桂軍在廣東稱雄道霸達四年之久，打起仗來不到一天就全部崩潰，十足地證明了他們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他們失敗的原因，一方面由於高級軍官生活腐化，軍隊紀律廢弛，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於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在與反革命軍閥的鬥爭中顯示了無比巨大的威力。 楊、劉叛變削平後，十六日，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將所部調回廣州，竟與「陳家軍」成立妥協，以潮梅各屬讓予林、洪等部開回駐防，劃汕頭為不駐兵區，為雙方永息爭端的條件。十分明顯，這是一個養虎貽患的愚蠢政策。 孫中山逝世後，胡漢民代理大元帥本來是個暫局，由於廣州經常處於危舟風雨的狀態中，沒有時間把改組政府的任務提到日程表上來。楊、劉反革命勢力消滅後，革命政權獲得了鞏固，七月一日才改組為合議制的國民政府以代替一長制的大元帥府，推舉汪精衛、許崇智、譚延闓、胡漢民、林森五人為常務委員，孫科等十一人為委員，並以汪精衛為主席，許崇智、胡漢民、廖仲愷、徐謙、孫科五人分任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各部部長。七月六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推汪精衛為主席，胡漢民、許崇智、蔣介石等七人為委員。七月三十一日李宗仁部占領龍州後，廣西全部肅清，國民政府責成李、黃二人籌備成立廣西省政府，從此兩廣政權趨於統一。八月一日，許崇智首先解除粵軍總司令的職務，隨後譚延闓、朱培德、程潛聯名通電解除湘、滇、鄂各軍總司令的職務（八月四日），所部均交軍委會統轄，從此軍權也趨於統一。 在此以前，廣州政府和段政府的關係雖然日益尖銳，但是孫中山既已長眠不起，大元帥府這個組織形式不可能長期地保持下去，段還希望南方能夠結束這個政府，完成以北洋派為中心的南北「統一」。現在國民政府成立，標誌著南方的政權組織固定下來，南北兩政府同時並存的局勢更加明朗化，而委員制采自蘇聯，這又引起了北方袞袞諸公的大驚小怪，他們除惡毒地進行宣傳毀謗外，還企圖在軍事上繼續執行他們久已破產的武力統一政策，以消滅這個政府。在這一敵對形勢下，「陳家軍」就更加受到北方的重視和支持了。 國民政府成立的初期，仍然稱段為執政而未與之露骨決裂。他們採取聯馮反奉的政策，在七月十八日廣東省政府委員許崇智、古應芬、廖仲愷聯名致馮玉祥的電報中，即已公開地反映出來。這個電報說明：南方所主張的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北方所主張的修改不平等條約，在性質上截然不同，並且警告說：「如有挾持武力甘為帝國主義走狗以阻撓進行者，當與執事共起而驅除之。」 由於廣東革命根據地獲得了初步的鞏固與發展，帝國主義和當時國內的反動勢力，深知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失敗，因此進一步互相勾結起來，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著各種顛覆活動，以求一逞。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以一身而兼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廣東財政廳廳長、國民黨工人部部長等職，主持工農運動，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因此成為內外反動派的眼中之釘。由於以上情況，一件驚人的政治陰謀血案發生了。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偕同夫人何香凝女士及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陳秋霖，前往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被暴徒五六人行兇擊死。陳也受到重傷，在醫院中不治死亡。當場捕獲兇手一人，在他的身上搜獲同謀者的名單一紙，並查出行兇武器是朱卓文由美國帶回的左輪曲尺槍。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捕獲重大嫌疑犯林直勉一名，其餘與血案有關的胡毅生、林樹巍、趙士覲、魏邦平、朱卓文等都逃走無蹤。參加政治陰謀集團的粵軍軍官梁鴻楷、梁士鐸、楊錦龍等都被扣留。胡漢民聞風逃往汪精衛處，適汪外出未歸，便與汪妻陳璧君同乘汽車到粵軍總部去找許崇智，也被扣留，隨即解往長洲要塞司令部予以看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派許崇智、汪精衛、蔣介石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接掌軍警大權，負責辦理廖案。後來查明，香港英國當局曾經指使廣州買辦商人周殿邦以金錢供給趙士覲、胡毅生、林直勉、魏邦平等，組織一個政治陰謀集團，勾引反動軍人楊錦龍、梁鴻楷、梁士鐸、林樹巍等，密謀起事，推翻革命政權。刺廖案就是在內外反動派的策劃和布置下產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廖案發生的時候，正是國民黨中常會例會之期，只有廖如時趕來赴會，而向來到會最早的汪精衛這一天卻遲到，蔣介石躲在黃埔不到廣州。參加這個政治陰謀集團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是跟隨胡漢民多年的老部下，有的是許崇智所直轄的現役軍人。胡漢民曾經代理大元帥，並且是當時國民政府的五常委之一，許崇智身為粵軍首領，又系軍事委員會第一任主席委員，都與這一政治陰謀血案有關。九月八日，胡漢民以養病為由得到釋放，十三日汪精衛還到頤養院去看他，叫他辭職離粵，並擬派為外交委員團主任委員，到北京接洽外交事務，胡表示不就（改派林森），乃於二十二日派艦護送出國遊歷。許崇智也因二十日粵軍總部被搜查而請假赴滬，所部粵軍鄭潤琦、莫雄等師均被繳械遣散。以上情況，說明改組後的國民黨，仍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假革命分子混跡在內，當時並未採取嚴厲鎮壓內部反革命的必要措施。廖案發生後，負責辦理廖案的也是些別有用心的兩面派分子，並不認真嚴肅地懲辦那些手染鮮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保護出境，以維持對他們的「友誼」。後來歷史證明：原來他們都是同路人。 當國民黨左右兩派鬥爭尖銳化的時候，陳、唐等軍閥又在乘機蠢動，九月十五日，陳炯明部將劉志陸帶兵驅逐潮汕粵軍及其所派軍政人員，於是東江再一次入於「陳家軍」之手。唐繼堯又以副元帥名義任命劉震寰為「援桂軍總司令」，擬與「陳家軍」聯合進攻廣州。二十五日，革命軍舉行第二次東征。進軍時期，東江農民軍仍像第一次東征一樣，奮勇配合作戰，十月十三日攻下惠州，十一月東江全部肅清。同一時期，盤踞高、雷、欽、廉、羅、陽、瓊、崖八屬達四年之久的反革命軍閥鄧本殷，乘虛攻入肇慶、江門，不久也被南征軍削平。至此，廣東全境敉平，革命政權進一步獲得穩定。 孫中山逝世後，段政府和北洋軍閥都懷著一股幸災樂禍的心情，認為這位革命領袖既已去世，廣東成為群雄互不相下之局，南方政府瓦解只是時間問題。隨後果然接連不斷地發生了「陳家軍」反攻以及楊、劉叛變等問題。不料反革命勢力一個個被打倒，甚至孫中山在世時用盡氣力打不下來的東江，也被東征軍全部肅清，廣州屢次轉危為安，革命政權日益鞏固，他們又不禁因之目瞪口呆，大失所望。這些年高位尊的將軍們，滿腹狐疑地盤算著：為什麼一些新生的看起來非常微弱的力量，為什麼手無寸鐵的工人和使用原始武器的農民，能夠戰勝他們周圍最強大的敵人，能夠辦到孫中山生前所辦不到的事情呢？毫無疑問，這個問題是一切反動派所不能理解的。其實這裡別無奧妙之處，就是革命的武裝力量一旦與人民群眾的力量結合起來，人民群眾一旦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就一定會成為不可被戰勝的巨大力量，而那些表面上看來似乎還很強大的反革命的武裝力量，不過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滅亡的前途正在等待著他們。廣東反革命勢力的先後被消滅和革命力量的逐步發展，標誌著中國歷史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日子不會太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