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六十九章　北方軍閥爭城奪地的大混戰

一　憨玉崑出兵突襲洛陽。蕭耀南拒吳入境。吳佩孚偷過武漢避居岳州 吳佩孚組織護憲軍政府的計劃碰壁後，即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由漢口到鄭州，派先期回豫的張福來前往彰德布置防務，本人當日重返洛陽。此時，他的新舊敵人對他忽又產生了一種同情和諒解的心理：在香港候船往歐洲的徐樹錚，認為「此人性情倔強，所事非人，但也不無可取之處」，向段建議予以妥善安排。張作霖父子也說：「此人擁曹護憲，倔強到底，不論宗旨如何，究不失為光明磊落的漢子。以前他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當然要懸賞捉拿他。現在軍事告終，對吳如何處置，我們概不過問。」這些情況，正和以前張勳復辟失敗後有人稱讚他「愚忠可憫」如出一轍。其實，吳根本不知憲法為何物，而擁曹也不過是歷代強藩「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一套伎倆，並非忠於個人。此時吳雖失敗，他在鄂、豫兩省還有相當的勢力，段想收為己用，而奉系也有聯吳制馮的一種企圖，這就是他們對吳「暗送秋波」的原因。 吳的確是個非常倔強的人物。十一月二十四日段上台的一天，各省直系軍閥請吳領銜發出一個聯名賀電以贖回筱電所引起的不良影響，吳擬了一個電稿，對段大肆譏諷，對馮大施攻擊，大家都不同意照發。於是吳以個人名義發出致段的電報，大罵馮玉祥「反覆無常」，勸段加意提防，並要求嚴令奉、馮兩軍退返原防，否則「佩孚退保鄂豫，聯合諸昆，效命疆場，惟力是視」。直到這時，他對自己的力量還作出盲目誇大的估計，似乎河南和長江一帶還是他的勢力範圍。其實，自十一月二十一日胡景翼對河南發動攻勢以來，張福來放棄豐樂鎮、彰德，向黃河南岸急退。二十三日，陝甘軍事當局劉鎮華、陸洪濤、吳新田三人聯名勸吳下野，吳在河南已處於四面楚歌之中。 二十五日，蕭耀南、齊燮元聯名電請段政府釋放曹錕，任命吳為陸軍訓練總監，並責成奉、馮兩軍退回原防。 劉鎮華雖然掛名參加直系同盟，但他是雜牌軍出身，與段也有淵源。奉直戰爭時期，段叫他出兵潼關搗襲直系的後路，那時他要觀望風色，不敢動手。現在風向已明，所以他乘吳、胡兩軍在彰德對壘相持的時候，派鎮嵩軍第三十五師師長憨玉崑出兵潼關，大有乘機打「死老虎」之意。吳軍退抵黃河南岸後，十二月一日憨師突然向東進軍，限吳當天讓出洛陽。此時洛陽只有招募未久的新編第三師，不但不能抵禦敵人，而且兩個旅長畏戰先逃，兵士也在城內鼓譟起來，引起一片混亂，吳於二日黎明狼狽逃往鄭州。 吳與張福來、李濟臣等在鄭州開了一次愁眉苦臉的會議，大家看到胡軍就要渡河，憨師又從西面追來，鄭州萬無可守之理，因此張福來願意下台，吳在會議結束後匆匆離開鄭州。 吳乘火車經過小李莊的時候，發覺前面鐵路被人拆毀，因此退回鄭州。隨後查明，河南著名「惡少」袁英集合了一批人馬，打算前來劫車，把這位曾經煊赫一時的「洛陽大帥」活捉到手，後來打聽到車上還有不少衛隊，他們才不敢動手而又退走了。當天鐵路修復後，火車又一次由鄭州開出來。 吳在半路上接到蕭耀南勸他下野和湖北省議會拒絕他入境的電報，同時得悉蕭已派兵把守武勝關，阻止他的火車開過去，只得在柳林站下車，在雞公山停留下來。 這時，段政府派有使者張學顏[1]到武昌，責成蕭耀南勸吳下野，不得讓吳再到湖北來從事一切活動，蕭一再電勸吳發表一個下野出洋的宣言，以便有所交代。十二月四日，吳在回答段的電報中聲明「不再過問當世之事」，又在回答蕭的電報中表示沒有宣言下野的必要。但是吳想賴在雞公山不走是辦不到的，十二日，胡軍占領信陽，限吳於十四日以前離開雞公山，否則將派兵上山予以逮捕。同時蕭也派鄂軍師長寇英傑上山，竭力勸吳發表下野宣言，並且離山他往。吳的回答是三個「不」字：一不下野，二不出洋，三不住租界。其實，胡景翼對吳也有溫情，只求驅之出境。因此，孫中山在北京發出電報，叫樊鍾秀[2]派兵上山「殲此渠魁」，以免留為後患。 此時蕭又接到段的密令，可以讓吳一個人到湖北，但是絕對不許攜帶一兵一卒入境。蕭向吳表達了這個意見。吳卻堅持衛隊相隨日久，生死不忍相離。十七日，山上風聲更緊，吳再不走就有被擒的危險，他只得不顧一切地攜帶衛隊五百餘人下山，乘車向南開行，把守武勝關的寇英傑並未執行命令加以阻止。火車開到廣水時，蕭急忙傳令拆毀廣水、楊家寨之間的一段路軌，阻止火車繼續南駛。 吳在廣水足足待了半個月之久。在這時間內，湖北各團體發起「拒吳保鄂」運動，要求派兵驅吳出境。蕭耀南畢竟是吳的老部下，不便武力驅逐，他發起由湖北將領集資為吳下台後的生活費，請吳離開湖北。吳置之不理。蕭又害怕胡軍藉口追吳侵入鄂境，因此一面禁止吳的部下在湖北境內進行軍事活動，一面通電錶示「如有野心家侵及鄂境，誓當率我師旅，與之周旋」。同時，吳也遇到了兩個「雪中送炭」的朋友，一個是迎接他到四川的楊森，一個是迎接他到湖南的趙恆惕。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吳又不待蕭的同意，由廣水乘車南下（鐵路已經修復），準備轉車前往湖南。火車開到漢口大智門車站時，他看見車站上懸有「拒吳保境」的大字標語，卻不見蕭耀南前來迎接。他派人拿名片過江請蕭前來一談，蕭託故不到。吳在車上氣忿地說：「好，我就留在車上，看珩珊（蕭）拿我怎樣處置！」 當天蕭又接到北京的指示：吳既到達漢口，所攜衛隊必須繳械；可以護送他到北京，政府另有借重；也可以讓他到任何一處，但是決不可以讓他到湖南。蕭派第二十五師師長陳嘉謨代為接洽，不便明言繳械，只說把衛隊交給他收容改編，吳又堅持衛隊不能交出，本人一定要到湖南去。談來談去，兩個問題都無法解決。最後蕭取得段的同意，於一月五日派決川艦送吳往黃州居住，衛隊也未繳械。十日，段政府任命蕭為湖北軍務督辦兼省長，以酬其功。 吳在黃州以船為家，曾作赤壁之游，倒也逍遙自在。黃州距武漢僅有一百二十里，自吳到來後，這座荒城突然成了冠蓋雲集的山陰道，各省代表往來不絕。二月二十五日，段命新任皖督王揖唐到黃州，勸吳進京或者另往別處，吳對這位曾經被他罵得體無完膚的安福系首領談古說今，娓娓不倦，卻始終不肯表示自己的態度。隨後段又命海軍第二艦隊司令許建廷派艦前往黃州，打算虜獲決川、濬蜀兩艦，用「霸王請客」的辦法把吳強解來京。吳得到消息後，三月二日夜晚，乘風雨交作之際，鼓輪偷過武漢，逃往岳州。 二　奉系計誘陳調元倒戈驅齊。第二次江浙戰爭兔起鶻落。孫傳芳與奉系成立新的江浙和平公約 吳佩孚在豫、鄂兩省走投無路之際，正是江浙局勢又一次醞釀變化之時。 前面說過，奉軍張宗昌部由津浦路南下，由於鄭士埼拒絕假道，折回滄州。鄭以前宣布中立是拆直系的台，現在卻用老一套的手段對待奉軍，在道理上是講不通的。但是問題不在於道理講得通講不通，而在於奉系蓄有「假途伐虢」之心，鄭不能不嚴陣以待。十二月初，段同意了奉軍進兵江蘇，張宗昌改稱宣撫軍第一軍軍長，歸蘇皖宣撫使盧永祥節制指揮，這樣就不存在奉軍假道的問題，而是宣撫軍過境的問題。盧、鄭同屬皖系，又有段的保證，因此鄭於十二月十日宣布取消中立。十一日，段政府發表了罷免齊燮元的命令。 這時，上海形勢非常混亂，閘北有一個上海鎮守使宮邦鐸，龍華又有一個淞滬護軍使張允明。北京外交團鑒於上海「雙包案」有導致戰爭的危險，曾於十二月八日推荷蘭公使向北京外交部建議，上海無駐兵之必要，這兩個軍職都可以取消。此外，盧永祥又派何豐林、陳樂山到上海招收舊部，引起了上海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免職命令發表時，齊打算宣布獨立，改稱江蘇保安總司令，並將自己直接統率的第六師調往鎮江、無錫一帶，準備必要時退出南京，而以鎮江為抵抗奉軍的第一線。同時，段一面召齊北上許以另有借重，一面調宮邦鐸為第六師師長以繼齊之後，而以何豐林為第十九師師長以繼宮之後，這顯然是割裂齊部的一種手段。但是齊拒絕交出第六師，宮無法接任，而他也就不肯交出第十九師。齊又擬將第十九師由上海調往南京，宮即稱病請假以示抵制。 此時直系十省同盟已經逐步瓦解，而蘇軍將領中又無一人表示擁齊，十四日，齊只得將督軍印信送交省長韓國鈞接收，本人卻留在南京不走。就在這一天，蘇軍全體將領聯名通電錶示擁韓，拒絕「另派軍事大員來蘇總攬兵權，破壞現狀」。蘇軍第一名大將陳調元還單獨發表覃電（十二月十三日），反對盧永祥帶兵南來。十分明顯，蘇軍將領的目的在於維持江蘇現狀，讓這位文人省長掛上一個「督辦」空銜，而他們的權力地位可以安然不動。與此同時，江蘇各團體又一次發動了江蘇廢督和上海不駐兵的運動，反對奉軍南下，反對「江浙戰爭禍首之一」的盧永祥南來「宣撫江蘇」。 齊燮元雖然交出「帥印」，但未交出兵權。此時北方馮、奉兩系的深刻矛盾，蘇軍將領反奉仇盧的露骨表現以及江蘇人民團體的自治運動，對他說來都是一些有利的因素。他曾下令調第二師吳恆瓚部移防南京，該師第三旅拒不受調，十二月二十四日忽在蘇州譁變，師旅長都逃走了，兩個團長也都被看管了，兵士推炮兵營營長秦洸為總指揮，對齊宣布獨立。這一變局使齊在滬寧兩端的勢力被截為兩段，他退守鎮江以抗奉軍的計劃受到很大的打擊。 同時還發生了戲劇性的一段插曲。十二月二十三日，鄭士琦電召陳調元到濟南密商對付奉軍的問題。陳的防地在徐州，與奉軍打起仗來站在最前線，但是，如果與山東聯合起來，前線地位就讓給山東而徐州退處第二線了。陳既不肯錯過這個機會，又怕此行誤中別人之計，便與部下相約：如果二十五日他沒有回到徐州來，就是在濟南被扣留，為了全軍利益，大家應當執行抵抗奉軍的原定計劃，不必考慮他個人的安全問題。於是他乘車向濟南出發。當他到達濟南時，一眼看見吳光新、張宗昌兩人都在車站上迎接他，這位「陳大個子」不由得嚇軟了半截。他像做夢一般跟隨著那兩位敵人在車站上開了一次會議，會後跟隨著他們上了火車。二十四日到天津時，又跟他們在一起會見了張作霖。那位大帥面色倒很和藹，一開口便談到江蘇問題，表示他決不貪圖江蘇這塊地盤，但是盧、齊兩人的地位必須互換一下，一個應當上台，一個應當下台。說著，他拿出兩張代陳擬就的電稿來叫他簽名。陳接在手裡一看，一個電報表示服從中央，歡迎盧宣撫使南下，一個電報勸齊解除兵權離開南京，否則本人願為前驅，首先帶兵南來。陳不聲不響地簽了名。 二十五日，陳又跟隨吳光新、張宗昌兩人到北京會見了段執政。段對他大加勉勵，並許以升為江蘇軍務會辦。到此陳才感得興奮，願意把眷屬送到北京為質，以表示對執政的忠誠。 二十六日，陳又跟隨那兩位回到天津。張作霖立刻召開會議討論進行步驟，決定先讓陳回到徐州布置一切，奉軍暫時開到韓莊為止，隨後由盧永祥帶領奉軍一旅作為衛隊到南京就職。盧也參加了會議。這是僅以驅齊為目的而力求避免與蘇軍為敵的一個計劃。會議結束後，吳、張、陳三人馬不停蹄地乘車南下，吳、張兩人在濟南下車，陳留在車上繼續南行。經過泰安時，發現前方不能通車，原來陳的部下到預約日期沒有看見主將回來，便按照原計劃在利國驛拆毀了一段鐵路，準備抵抗奉軍。陳馬上打電報叫他們趕快修復鐵路，一切問題等待本人到徐州面談。 陳到徐州後，一面撤回利國驛的軍隊，一面將駐防徐州的所部蘇軍第四師移駐蕭縣、碭山一帶。二十八日，奉軍兩旅開到徐州接防，其中一旅繼續開往蚌埠。 由於陳調元投降奉系，同時淮陰鎮守使馬玉仁、海州鎮守使白寶山也都不肯接受調度，二十八日齊才離開南京，乘輪赴滬（蘇州不能通過）。三十一日，奉軍由蚌埠南開，蘇軍拆毀花旗營、東葛間的一段鐵路以阻止他們前進，奉軍被迫在滁州停下來。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陳調元又到南京來調解，蘇軍由花旗營撤回。五日，張宗昌率領白俄軍到浦口，次日渡江拜會韓國鈞，當天仍回浦口。十日，盧永祥由徐州到了南京。 齊燮元未被免職前，直系十省同盟雖已煙消雲散，但是齊與蕭耀南、孫傳芳三人另外成立了蘇、浙、鄂三省軍事同盟，如果奉軍南下，他們準備宣布「自治」，脫離段政府，齊、孫兩人擔任首先發難，蕭擔任接濟軍火。蕭派江大輪載運軍火接濟孫軍，此項軍火經過上海時被海關扣留。十二月二十四日，陳樂山秘密到松江收回已被孫傳芳收編的第四師舊部，宣布復任第四師師長。這樣一來，孫傳芳認為盧永祥蓄意進攻浙江，便於二十七日拆毀嘉善鐵路，並調兵向松江進攻。同一天，北京公使團鑒於戰火將波及上海，又一次向段政府提出說帖，重申上海不駐兵並將兵工廠移往他處的建議。段本已決定維持孫的地位不動，因此竭力解釋誤會，勸孫停止軍事行動。但是孫軍已經發動，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日占領松江，並將第四師奪回，改派謝鴻勛為師長。 奉軍開到浦口後，孫感覺到奉系第一步侵入江蘇，第二步必然要進攻浙江，因此一月五日通電錶示了堅決抵抗奉軍的態度。此時齊躲在上海租界內進行活動，他的計劃準備第一步逐走宮邦鐸，把第十九師收回在自己的手裡，因為宮雖是他的舊部，但與何豐林又有兒女親家的關係，此時已不為他所用；第二步逐走張允明，以便控制上海而與孫軍配合作戰。張允明到上海後，始而勾結孫傳芳，將上海兵工廠軍火運往浙江，繼而又受段政府的引誘，孫軍進攻松江時約他同時發動，他卻按兵不動，並將海關所扣浙江軍火提走，孫對他大為不滿。在這些情況下，齊、孫兩人相約組織江浙聯軍，首先奪回上海，然後向滬寧線推進攻打奉軍。 齊在租界內進行軍事活動，顯然與租界所謂「中立」原則不相符合。段政府曾向外交團提出抗議，要求將齊逐出租界，外交團置之不理。以前徐樹錚在租界進行活動受到帝國主義的干涉，而此時對齊的態度又有所不同，這是西方帝國主義支持直系軍閥無可抵賴的事實。 一月十日，齊的第一步計劃獲得成功，宮邦鐸被迫辭職。十一日，齊、孫兩人聯名通電組織江浙聯軍，分任第一、第二兩路總司令，並分為南北兩路進攻盤踞滬南的張允明部。張允明曾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物，哪知一擊之下，所部紛紛潰散，本人也逃入租界，於是江浙聯軍完全控制了上海。 上海戰爭爆發後，段政府於十四日下令責成孫傳芳退兵，並升任陳調元為江蘇軍務幫辦，白寶山為海州護軍使，馬玉仁為淮揚護軍使。十五日，下令裁撤淞滬護軍使，並宣布上海永不駐兵，亦不得再設軍事機關；上海兵工廠停止製造軍火，改為招商民辦工廠。十六日，下令斥責齊燮元從中挑撥引起戰爭，派員予以查辦；同日任命盧永祥為江蘇軍務督辦，鄭士琦為山東軍務督辦，孫傳芳為浙江軍務督辦，周蔭人為福建軍務督辦。這些措施，顯然具有安定孫傳芳和孤立齊燮元的作用。 果然孫傳芳因為上海不駐兵，自己的地位獲得保障而態度大為緩和。十四日，他到上海與齊一度晤談後，當天回到杭州，就有退保浙江、置身事外之意。他對盧永祥還有戒心，因此發出元（十三日）、銑（十六日）兩電勸盧「另圖發展」，並表示齊、盧兩人應當同時下台，才能公平解決。 另一方面，奉軍於十三日由浦口渡江，十六日開抵高資、句容，十七日開始向齊軍進攻，十八日占領鎮江、丹陽，十九日占領常州。張宗昌把神氣十足的白俄軍擺在前面衝鋒前進，暮氣素深的齊軍看見洋兵都很害怕，無抵抗地由鎮江節節敗退到無錫來。此時滬錫交通已經恢復（十一日駐蘇軍隊發生內變，十四日反齊派失敗，該軍全部向齊投降），十九日，齊親自到無錫督戰，在皋橋車站設立了司令部。從二十日起，奉軍為了鞏固陣地並未進攻，齊軍也無力反攻。孫傳芳本來派有軍隊到無錫協同作戰，二十二日忽將該軍撤回。二十五日，他電請段政府制止盧永祥向宜興一帶進兵（奉軍褚玉璞旅和蘇軍陳調元師均已進抵宜興，與在長興的孫軍盧香亭部相持），並將盧及奉軍調出江蘇，他願意聯合蘇、皖、贛、閩等省一致「擁護中央」。至此他的態度更加明顯，已經置同盟者於不顧，而自己抽腿走了。 齊軍打仗雖然不中用，但是擾民卻有餘，他們從前方退下來的時候，一路上打家劫舍，大逞淫威。二十六日，有一隊無錫商團巡邏到皋橋附近，齊燮元誤認為奉軍已經逼近，嚇得魂不附體地想上火車逃走。這時，他手下兵士就像潮水般涌到車站來，爭先恐後地搶上火車，竟使他無法擠得上，只得用兩條腿沿著鐵路向東逃命。幸而在前面搶到一輛鐵篷車，把他帶到了蘇州。蘇州士紳聽得這位「瘟神」駕到，推舉代表到車站來，請求勿在蘇州作戰，只見這位「威震東南」的大帥，滿身沾泥帶水就像活鬼一樣，而且飢餓不堪。他在車站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早飯，就開車逃往上海去了。 二十八日，齊在上海通電宣布下野，將所部交與孫傳芳接收，即日乘輪東渡。奉軍二十七日占領無錫，二十八日先頭部隊到達上海。二十九日，張宗昌到上海時便以「宣撫軍第一軍軍長」名義委派各級官吏，接收財務機關。盧命宮邦鐸收集第六、第十九兩師敗兵，但是這些敗兵除戰時逃散者外，大部分已被孫傳芳吸收去，因此二次江浙之戰，皖系沒有撈到什麼東西。 奉軍到滬後，龍華孫軍尚未撤走。在上海各團體的奔走調停之下，孫、奉兩軍劃分滬南、閘北兩個區域，各自在區域內收拾潰兵游勇，彼此互不侵犯；兵工廠由上海總商會接收，一俟秩序恢復，雙方即行撤兵。隨後盧永祥、張宗昌都派代表到杭州，對於撤兵問題作了明確的表示。從一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盧永祥、孫傳芳、張作霖先後發表通電，表示互不侵犯之意。三十一日，吳光新到上海與張宗昌及孫傳芳所派全權代表王金鈺舉行會議，商定孫軍退往松江，奉軍退往崑山。二月三日，孫親自到上海簽定了新的江浙和平公約，即乘原車回杭。四日，兵工廠由上海總商會接收。五日，孫軍全部撤退。 孫軍撤走後，奉軍仍然留在上海未動，孫一再電請段政府催促奉系履行條約撤兵。這時，張作霖藉口「蘇人治蘇」，保薦他的秘書長鄭謙為江蘇省長（鄭是江蘇人），目的在於排擠盧永祥下台，而下一步驟準備保薦張宗昌為江蘇軍務督辦，把江蘇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上海為財富之區，張作霖當然不願放棄。所以新的江浙和平公約不過是奉系的緩兵之計，張作霖根本無意於撤退上海奉軍。 段早已看出奉系有囊括江蘇的野心，所以當奉軍由浦口渡江進入滬寧線的時候，即預先任命張宗昌為蘇、皖、魯三省「剿匪」總司令，以徐州為其駐地。這是一個既可以保全盧永祥的地盤地位，又可以避免孫、奉兩軍在上海發生衝突的如意算盤。張宗昌對此並未有所表示。 此後，孫傳芳也根據「蘇人治蘇」的原則，請段政府調任吳光新為江蘇軍務督辦以代盧永祥（吳也是江蘇人）。這個意見當然不能得到奉系的允許，另一方面，段也沒有必要以吳代盧。於是孫退一步請以張宗昌為江蘇軍務督辦，以吳光新為省長，想以此滿足張宗昌的願望，以便催促他履行上海撤兵條約，同時有了吳光新這位「和事老」，他與奉系也可相安一時。 在段、孫、張三方面鉤心鬥角各有打算的時候，二月八日，奉系青年將領張學良、韓麟春以慰勞軍隊為名到了上海，又於十四日偕同張宗昌回到瀋陽。張作霖召集軍事會議討論江浙問題。在會議上，有人主張奉軍大舉入關，並推薦盧永祥為浙閩宣撫使，催促段政府下令罷免孫傳芳，以便取得江、浙兩省的地盤。但是多數人認為奉系當前的主要敵人是馮玉祥，此時國民軍在河南已經遇到了新的敵人，奉軍宜於乘機向河南進兵，江浙問題可以留在下一步解決。這個意見取得一致後，便決定由張宗昌接受蘇、皖、魯「剿匪」總司令一職，移駐徐州以便進兵河南，上海奉軍也不全部撤退，等待形勢發展再作決定。 瀋陽軍事會議後，二月二十七日張宗昌通電錶示擁盧，同時解釋本人無意於做江蘇軍務督辦。盧卻因本人所處的地位非常困難，始終未就督辦，並且通電主張廢除江蘇督辦與蘇皖宣撫使兩職。 三　憨玉崑兵敗自殺。奉系在河南戰爭中趁火打劫的陰謀 馮玉祥回師北京舉行政變時，曾派國民軍第三軍沿京漢線南下占領保定至大名一線。隨後京漢線被劃作國民軍的勢力範圍，河南軍務督辦、省長兩職由國民軍第二軍軍長鬍景翼、第三軍軍長孫岳分別擔任。不料奉系李景林取得直隸軍務督辦後，又向國民軍要求交還保定、大名兩個轄地，於是馮、奉兩系產生了關於保、大問題的爭端。此時國民軍二、三兩軍已經發展到近二十萬人，河南一省無力供應，第三軍必須留駐保、大，才能維持餉源。而且，如果奉系占有保、大，則在北京及京綏線的國民軍第一軍與在河南的二、三兩軍將被截為兩段，而馮系在京漢線上所取得的也將是一個不完整的勢力範圍，因此第三軍不肯交還保、大，孫岳也留在保定不走。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下旬，第二軍胡景翼部南下進攻河南，尚未渡過黃河，鎮嵩軍憨玉崑師卻於十二月五日搶先占領鄭州，並在南岸設防，阻止胡軍渡河，因此又產生了陝西督軍劉鎮華與國民軍之間的新的爭端。原來，劉在陝西與軍務幫辦吳新田有難於和平共處之勢，願將督軍地位讓與吳，自己向外發展，吳也願意給以全力的支援。劉是河南人，希望取得本省地盤，這就是他派遣憨師攻走吳佩孚的原因。 由於第二軍渡河發生阻力，孫岳派何遂為第三軍前敵總指揮，十二月九日取道柳園渡河占領開封。同時，段政府嚴令憨師讓出鄭州，因此胡軍也於十二日渡河到了鄭州。 段政府對於馮、奉兩系以及陝、豫之間的爭端，採取了「補漏洞」的辦法，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加任孫岳為豫、陝、甘「剿匪」總司令，十八日又任命憨玉崑為孫岳的副司令，希望第三軍全部撤出保、大，並劃出豫西一角之地以酬憨師驅吳之功。他不曾想到這種辦法越「補」越「漏」，既加深了國民軍關於軍餉與地盤問題的困難，也無法滿足劉鎮華占有河南全省的野心。 劉鎮華不僅有吳新田為其後盾，還有山西閻錫山、甘肅陸洪濤等暗中給以支援。這些軍閥害怕馮系勢力向西北發展，危及其地盤地位，因而與劉結成一夥，對國民軍採取了敵對的態度。同時，很容易理解，一切反馮勢力都是奉系所樂於爭取為同盟軍的，因此，劉的一方還有另外一個強大的背景，陝、豫兩軍之爭又與馮，奉之間的矛盾相互聯繫起來。 胡軍渡河後，只得到一個殘破不全的河南，憨師在豫西占有北自汜水南達南陽近二十縣，儼然是個獨立王國。憨不過是一個師長，由於大舉招兵買馬，所轄竟有二、三十個旅之多，又因爭奪收編禹縣軍隊與胡發生衝突。胡不能一再容忍，一月下旬便以「剿匪」為名派兵進駐鐵爐以東地區，並封鎖黃河北岸，而憨師也在滎陽、汜水、鞏縣設立了三道防線，並封鎖黃河南岸汜水至孟津一線，以防胡軍從北岸偷渡。鐵爐、汜水間兩軍相距僅四十里，雙方派人檢查火車，戰爭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 當時胡軍被稱為豫軍，而憨師則被稱為陝軍。可是實際情形恰恰相反：胡軍前身為陝北民軍，所部均屬三秦子弟，而鎮嵩軍卻一色都是河南人。而且與胡同一系統的陝軍田玉潔、馮子明等部還留在華陰、華縣一帶，所以豫、陝兩省的軍事形勢是極其錯綜複雜的。 此時馮玉祥還留在張家口，他鑒於國民軍處境很不利，便於二月九日以調人姿態建議用「走馬換將」的辦法，以田、馮等部調往河南為憨師調回陝西的條件。段也答應升任憨為陝西軍務會辦以資撫綏。可是劉、憨兩人都拒不接受，劉加派四旅到潼關準備大戰，憨則自稱為豫軍總司令，胡也派岳維峻為豫軍「剿匪」總司令，積極布置進攻，於是豫西形勢更為惡化。 河南問題關係國民軍的生死存亡。為了加強國民軍在河南的實力，二月二十日，孫岳忍痛與李景林成立協定，承認讓出保、大，移駐河南，李景林承認按月接濟孫岳軍餉二十四萬元為讓地的條件。此時，段政府命令孫岳以檢閱軍隊為名，到河南調解胡、憨之爭。二十三日，孫岳到鄭州邀請胡、憨兩人親身前來舉行和平談判。二十四日，段政府命令胡、憨兩軍各退五十里，派孫岳監視退兵，並擬在兩軍之間建立緩衝地帶，即派孫軍進駐以隔離胡、憨兩軍。但是段所希望的停戰是無法實現的，當這位「調人」到鄭州的時候，胡、憨兩軍已在禹縣、許昌一帶開火。二十五日，劉鎮華到洛陽指揮作戰，胡也到鄭州督師，並通電揭露劉鎮華侵占河南的野心。 胡、憨兩軍從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打了半個多月，雙方在黑石關前展開了猛烈的爭奪戰，鞏縣兵工廠幾度易手。這位綠林出身的師長，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在火線上督戰，他的敵人都稱讚他是個頑強可怕的對手。但是，由於樊鍾秀出兵攻擊後路，他所吸收的雜牌軍發生內變，而劉鎮華帶來的援軍又不得力，他才不能支持，三月七日放棄鞏縣向洛陽退走。九日，岳維峻部占領洛陽，劉、憨兩人分向陝州、洛寧兩路退走。十九日，憨軍副司令張治公忽又聯合豫西紅槍會在新安、洛陽之間發動了一次瘋狂的反攻，衝進龍門和洛陽車站，一時火光燭天，喊聲四起，洛陽形勢陷於混亂。此時國民軍第三軍也投入了戰鬥，孫岳、岳維峻、樊鍾秀等都在前線指揮，憨軍終於不支退走。此後他們因彈盡援絕無力反攻，憨玉崑退往嵩縣，四月二日服毒自殺。 當胡、憨兩軍未分勝負之際，張宗昌在徐州打來一個電報，願意派兵西進「援胡討憨」（三月六日）。這個消息使胡大為吃驚，因此攻下洛陽後，三月十日他就匆忙趕回開封布防，並謝絕奉軍來「援」。由於豫西戰爭迅速解決，國民軍第二、第三兩軍可以集中力量來應付一切事變，奉軍明「援」暗奪的陰謀才未得逞。 四　陝西、安徽、山東等省的爭督風潮 河南戰爭結束後，三月二十二日馮玉祥、胡景翼聯名電請段政府懲罰擅啟兵戎的劉鎮華，並保薦孫岳繼任陝西軍務督辦。這是因為，國民軍已經放棄了保、大，必須另外取得地盤才能解決駐軍與軍餉問題，而西北屬於馮系的勢力範圍，也必須占有陝西才能將察綏地區與河南聯成一片。不料張作霖公然出面來反對陝西易督，段在回答馮的感電（二十七日）中也力言劉鎮華驅吳有功，未便予以撤換。此時與胡景翼同一系統的陝軍田玉潔、馮子明等部已由華陰、華縣進駐潼關，堵塞劉鎮華的歸路，劉只得由陝州渡河逃往山西運城（三月二十二日），表示願意下台，並請提升吳新田為陝西督辦。吳與段有親戚關係，所部第七師在歷史上也是屬於皖系的一支武力，所以段打算在劉無法回任的時候，即以吳繼任陝西軍務督辦。 同一時期，奉系由於奪取河南的陰謀失敗，又把眼光投射到山東地盤上：張作霖根據「魯人治魯」的原則和津浦線劃作奉系勢力範圍的成約，提出了張宗昌督魯的要求（張宗昌是山東人）。張作霖違反「不為部下爭地盤」的宣言而公然向皖系開刀，使段感到極大的痛苦。鄭士琦又一次指使魯軍將領通電錶示態度，反對更換本省長官。 陝、魯兩省的爭督問題未解決，安徽又發生了驅督風潮。四月一、二兩日，皖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倪朝榮、第四混成旅第一團團長李錫麟、第五混成旅旅長華銳章、憲兵司令程文沅和第二混成旅軍官在蚌埠、宿縣兩地發出通電，主張廢除皖督，願意改受蘇皖宣撫使盧永祥的指揮。皖軍大多為前任督軍倪嗣沖的子弟兵。第二次奉直戰爭時期，段派倪道烺回皖運動軍隊驅逐馬聯甲，馬下台時派皖南鎮守使王普代理督軍，王普因倪家軍反對退回蕪湖，而倪道烺則因殺害姜高琦一案在北京被法院拘禁，段遂派王揖唐為安徽省長兼任軍務督辦，倪家軍對此大為不滿。王是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到任後首先撤換第二混成旅旅長李傳業，想把兵權收攬在自己的手裡，倪家軍便乘王離皖的時候[3]，發出以上通電，使其不敢回任。不料四月四日王若無其事地回到蚌埠來，於是倪朝榮等於五日在回答段的電報中，公開指斥王對於皖軍「離間挑撥，從而宰割，積壓軍餉，逼令譁變」。段對於來自奉、馮兩系的壓力，只能忍氣吞聲，對於皖系內部的分化，他的滿腔怒火卻很難抑制下來，因此痛斥倪朝榮等「越俎建言」，並要追查主使者究系何人。這一問題由於皖北鎮守使高世讀、皖南鎮守使王普到蚌埠來調停而以不了了之，但是王揖唐與倪家軍的裂痕終於無法彌補，而安徽為津浦路所經之地，奉系也視為勢力範圍而有躍躍欲試之心。 緊接安徽爭督問題之後，又有豫督問題發生。四月十日，胡景翼因割治疔毒不救身死，臨危遺囑部下與馮玉祥和國民黨合作到底，並遺電保薦岳維峻繼任河南軍務督辦，馮玉祥也電催迅速發表。這是國民軍內部的問題，應當不致引起爭端，不料張作霖接連來電保薦孫岳繼任豫督，他的目的在於阻止國民軍向陝西發展，使他們只能占有河南而不能別有所求，因此這一問題又牽涉到馮、奉兩系的關係上。 以上這些問題，奉系對段不斷施加壓力，段鑒於奉系對山東地盤志在必得，而王揖唐的地位又難於維持，只得採取「挖肉醫瘡」的辦法，四月二十二日擬就命令以孫岳為豫督，岳維峻為河南省長，調任鄭士琦為皖督，王揖唐專任安徽省長，而以張宗昌繼任魯督。以上命令徵求馮、奉兩系同意時，馮卻堅持岳維峻督豫不能變更，因此二十四日命令發表時改以岳維峻為豫督，孫岳仍為河南省長，其餘均無所變更。 命令發表後，魯軍將領又一次通電反對易督，鄭士琦也電辭皖督以示不滿，段急忙派張樹元[4]到山東，勸鄭接受調職命令。此時山東南北都有奉軍，魯軍無力抵抗，鄭只得表示服從，準備率領第五師及第七旅胡翊儒、第四十七旅施從濱等部到皖就職。不料皖軍在夾溝布防，阻止魯軍南調，鄭無法走馬上任。 張宗昌不待鄭離開山東，便於五月七日接任魯督。他「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表示第五師既系國軍，又為山東所養之兵，不能由私人帶走。他親自向該師官兵作了「懇切」的訓話，說明本人是山東人，對於第五師一視同仁，決不加以歧視。同時施從濱也受他的勾引不願調走。而張宗昌部奉軍褚玉璞、許琨、程國瑞、畢庶澄等旅源源開來，魯軍在監視下也只能聽命於新任長官，而不是鄭士琦所能指揮的了。 張同意將駐防德州的第七旅調往安徽，據稱已將該旅欠餉及開拔費發下，定於五月十八日運輸南下。二十五日忽又宣布第七旅官兵拒絕調皖，自願解甲歸田，因此已在禹城、平原予以解散。實則該旅僅領到開拔費二萬元，二十一日登車南下時，張宗昌預先埋伏軍隊勒令繳械遣散，並將旅長鬍翊儒扣留，解往濟南待審。這樣一來，鄭士琦就無可調之兵，不肯赴皖就職。隨後張宗昌又派畢庶澄旅到曹州，將山東第三混成旅呂秀文、補充旅馬士貴兩部[5]解散了。 奉系軍閥毫不留情地拿皖系開刀，把段所僅存的一點點武力基礎摧殘殆盡，段只能氣在心頭而不敢表示反抗。但是問題還不止此。五月二十六日，王揖唐被皖軍索餉逼走，段還催促鄭士琦先行到皖就職，調兵問題留待下一步解決，可是張作霖早已安排了另外一套計劃，即使鄭士琦願意做赤手空拳的皖督，也不是他所能允許的。原來張宗昌被任為魯督後，張作霖即保薦姜登選繼任蘇、皖、魯三省「剿匪」總司令，為下一步侵占安徽地盤作好準備。現在他就毫不客氣地保薦姜為皖督了。至此，段也忍無可忍，決心以去就力爭，並且忿忿地說：「安徽是我的家鄉，我都管不了，我還留在北京幹什麼！」這些話傳到張作霖的耳朵里，而此時他還不利於把段逼下台，才把皖督問題暫時地擱下來。 關於陝督問題，馮系堅持必須以孫岳繼任，段也不肯同意。五月一日下令提升吳新田為陝督，顧琢唐為第七師師長，並調與馮系有密切關係的農商部次長劉治洲為陝西省長。段認為這樣安排，對馮、奉兩系面面俱到，因為他們一個要求撤換劉鎮華，一個反對馮系勢力侵入陝西，雙方目的都已達到。但是馮系認為奉系已經取得山東，而他們不能取得陝西，段對他們太不公平了。因此在五月十六日吳新田接任陝督的一天，孫岳以「剿匪」為名由鄭州率領四個混成旅移駐洛陽，其中何遂一部進抵潼關，準備用自己的實力來解決陝督問題，而不再顧及段的反對了。 五　奉軍大舉入關，段政府岌岌可危。奉軍在滬販毒引起內訌 四月中旬金法郎案解決時，奉、馮兩系都伸手向段政府索取軍餉。張作霖索取所墊討直戰費達一千五百萬元之多，段政府承認撥付六百方元。當時有人[6]向張作霖播弄是非說：「三月間政府發行十四年八厘公債一千五百萬元，而此次金法郎案表面收回一千零四萬元，暗中尚有庚款停付後歷年存息以及其他項目餘款共計七百餘萬元，政府匿而不報。馮軍已經撥到八百萬元，比奉軍所得為多。」張作霖聽了這些話，氣得大罵老段太偏心，一定要查財政部的賬，弄個明白。這個消息傳到北京後，段馬上派參政院參政曹汝霖攜帶財政部收支賬冊前往瀋陽，張作霖查出並無撥付馮軍八百萬元的一筆賬，他的氣才平下來。其實，馮所分到的軍餉遠比奉係為少，例如段批准西北屯墾經費一百萬元，僅能領到十萬元，馮也大為不滿。 奉系收回保、大時，張作霖贈送馮軍大炮四十尊以示「投桃報李」。此時奉系卻又提出張家口原屬直隸管轄，要求歸還建制。張家口多年來為察哈爾都統的駐地，如果讓奉系「收回」，馮玉祥和新任都統張之江都要捲起鋪蓋走路，未免過分地「惡作劇」了，幸而奉系對於這一要求並未堅持下去，卻又藉口「鞏衛中樞」，向段政府提出將奉軍第五、第七兩師之一部開駐北京[7]。張作霖認為奉軍必須控制北京，才能一帆風順地執行他們的擴張政策。同時，他又一次召集了軍事會議，決定加派大批奉軍入關，分駐京奉、京津、津浦各線，天津至北京之線由張學良統率，天津至德州之線由李景林統率，德州至徐州之線由張宗昌統率，徐州至浦口之線由姜登選統率。以上消息傳出後，馮軍將領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等在北苑舉行緊急會議，大家認為奉系調動人馬是準備對國民軍作戰，都咬牙切齒地要與之一決雌雄。此時張作霖正在派人拉攏吳佩孚，為了避免促成這兩個人進一步建立合作關係，五月九日，馮玉祥在張家口召集全軍團長以上軍官開會，竭力主張以忍讓精神對待奉系，決定將西苑、北苑及通州等地營房讓予奉軍，但不退出南苑，以免奉軍全部控制北京。 以上消息傳出後，段對於奉軍自由入關一舉大不謂然，認為這樣就會引起馮、奉兩系的戰爭，而奉軍進駐北京，他也會成為一個十足的政治俘虜。張作霖知道這個消息，便打來一個電報說，奉軍開進北京，已經取得馮督辦的同意，決不干涉政治，如果政府不以為然，那麼我就將蘇、皖、魯各省奉軍全部撤回關外，什麼事情我都不管了。段接到電報後，立刻召開會議討論對策，並表示如果奉軍自由行動開進北京，即當下令予以申斥。座中有人諷刺地說：「今天只有他來申斥執政的份兒，哪裡還有執政申斥他的份兒」。段無話可講，只得垂頭喪氣地說：「那麼我就回到天津去，讓他來干好了」。 張作霖雖然說了一句負氣的話，要把奉軍全部撤出關外，但是事實恰恰相反，他不管段答應不答應，就把奉軍源源地開進關來。從五月二十一日起，奉軍在京奉、津浦各路扣車運兵，兵車絡繹於途，人心大起恐慌。北京馮軍大部向宣化、張家口、平地泉撤走。二十八日，張藉口「入京展覲」，由瀋陽啟程，三十日到了天津。段派秘書長梁鴻志，財政總長李思浩到津迎接，他卻又藉口「檢閱軍隊」，一時無法分身。總之，張作霖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假的，他既無「入京展覲」之心，又無檢閱軍隊之意，在由瀋陽啟程之前，即電召張宗昌、姜登選、鄭謙等先行到津等候，到天津後，馬上召集他們在曹家花園舉行會議，討論怎樣奪取中央財權、政權以及向長江地區擴充勢力的問題，會議決定向段政府提出蘇、皖兩省地盤的要求，並推薦梁士詒組織責任內閣，曹汝霖為財政總長，以便把一切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此時他不再講朋友交情了，要求段政府調任盧永祥為陸軍總長，並保薦鄭謙兼任蘇督，姜登選繼任皖督，韓麟春繼任蘇、皖、魯三省「剿匪」總司令。段一再打電報並且不斷派人到天津迎接他到北京當面一談，他覺得當著面有許多話難於啟齒，而留在天津卻可以漫天討價，因此百般推託不肯前來。段回憶當年自己對待黎元洪、徐世昌的態度，和今天張作霖對待他的態度很少區別，而今天他自己表示願意下台但又戀戀不捨的情形，也和當年那些倒霉總統所表現的並無不同。他是一個氣大如牛的人，到此只能悶在心頭而不敢發泄出來。 由於奉軍大舉入關，局勢非常嚴重，馮命參謀長劉驥到天津偵察奉軍的動態。劉將奉軍分布情報投郵寄往張家口，不料這封密件被奉軍檢查員查出來，落在張作霖的手裡。張不動聲色地在信尾批上了幾個字，仍然封好發出。馮收到後，不禁大吃一驚，即向張解釋為劉驥的個人行動，本人毫不知情，並且撤去劉驥的參謀長職務，以明心跡。 奉系在上海也久未履行撤兵的條約。他們公開在南市、閘北一帶販賣煙土，並與土商訂立保險合同保護運土，法院不敢過問。五月十三日，憲兵在滬寧站查獲私帶煙土的奉軍第三十一旅兵士，引起一場衝突，憲兵被逐出車站。這一事件暴露出來，全國各方面一致痛斥奉系軍閥無法無天的販毒罪行，要求徹底追究。段政府迫於輿論，不得不派江蘇軍務督辦盧永祥、江蘇省長鄭謙會同查辦一下，並且下了一道泛泛其詞的禁菸命令。五月二十九日，張宗昌也派第二十八旅旅長程國瑞到上海，在閘北第一軍司令部召集該軍軍務處長李奎元、軍需處長袁致和、第三十一旅旅長王棟等討論彌縫辦法，王棟託故不到，李、程兩人當面發生口角，雙方衛士開槍互擊，李跳樓避彈竟被擊死，袁也受到重傷。這幕狗咬狗的活劇，把奉軍內部分贓販毒的黑幕全部揭穿，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更大憤怒。 在此時期，馮玉祥和孫傳芳同時受到奉系軍閥的軍事威脅，他們秘密聯合起來，準備進行抵抗。段政府也因馮、奉兩系的力量失去平衡而在搖搖欲墜的狀態中。此後不久，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五卅大慘案，全國人民的反帝怒潮洶湧一時，在這種嚴重局勢下，北方軍閥相互之間的戰爭才推遲了一步，段政府的命運也得苟延一時。 * * * [1]　張學顏曾在曹錕手下任第三師第五旅旅長，與吳佩孚爭功不下，被曹撤職。 [2]　北伐軍在江西失敗後，豫軍樊鍾秀部並未退回廣東，單獨沖開一條血路回到河南。 [3]　2、3月間，段命王揖唐赴長江各省拉攏直系軍閥。此時奉系要求江蘇地盤，而段政府則擬變更制度加設內閣總理，調王為總理，調盧為安徽軍務督辦，而以張宗昌為江蘇軍務督辦，吳光新為江蘇省長。3月17日派王到奉天交換這些問題的意見。 [4]　張樹元曾任第五師師長和山東督軍，是鄭士琦的老上司，此時任執政府軍事廳廳長。 [5]　馮軍回師北京時，曾與曹州鎮守使署參謀長呂秀文有所聯繫。呂逐去鎮守使徐鴻賓，宣布獨立，自稱為國民軍第五軍軍長，鄭士琦曾派第五師前往討伐，後來由馮調解，改任呂為第三混成旅旅長，馬士貴為補充旅旅長。 [6]　當時傳聞進言者為梁士詒，他的目的在於取得內閣總理。 [7]　奉軍戰前以旅為單位，戰時以軍為單位，戰後改編為十八個師，以師為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