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六十八章　直系失敗後的臨時政府和善後會議

一　段祺瑞被推為臨時執政。法國金法郎案解決 直系政權倒台後，攝政內閣首先為奉系所不滿，各省直系軍閥也都通電不承認這個政府。此時就有一批未參加賄選的議員，從事於維持法統的活動，主張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否認曹錕所公布的新憲法，仍以舊約法為過渡性的國家根本大法，並由非常會議選舉臨時總統，繼續制定憲法。但是，國會除去賄選議員而外，所余議員已屬無多，關於議員延長任期和除名遞補等問題，在法律上又都缺少根據，而幾年來國會議員分贓受賄、朝秦暮楚的種種醜惡行為，久為全國所共棄，國民黨已經拋棄了護法的旗幟，北方軍閥也沒有人願意支持國會，所以這一活動不久就幻滅了。 關於組織新政府代替攝政內閣的問題，馮玉祥所主張的委員制不為段與奉系所接受，最後由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五人以聯名推戴的方式，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公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總執政，執行政府職權。 段不但為馮、奉兩系所推戴，同時還受到直系軍閥的一致擁護（吳佩孚除外）。西南「聯治派」唐繼堯、趙恆惕、熊克武、陳炯明等也都表示了擁段出山的態度，不過希望段組織聯省自治政府，以符合他們割據一方的目的。總之，這位兩年前曾經受到萬人唾罵的賣國賊，這時突然變為全國實力派所擁護的對象，似乎斯人一出，多年來不能完成的統一大業就可以完成，一切不能解決的問題也都可以得到解決。 段受到推舉後，打算留在天津與孫中山見面後再往北京就職。由於吳佩孚在武漢放了一炮，馮、奉兩系催促迅速成立新政府以定人心，段才提前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北京，二十四日在陸軍部宣暫就職。 段在宣言中鄭重其事地說道：「本執政誓當鞏固共和，導揚民智，內謀更新，外崇國信」。這個宣言發表後，全國人民為之駭然。十分明顯，所謂「外崇國信」就是要承認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就是要維持它們在中國的既得權利和統治特權。此時西方帝國主義正因它們的工具直系政權被推翻，與日帝國主義產生了新的矛盾，而另一方面，中國人民普遍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南方革命統一戰線的建成，它們更加害怕，這個宣言卻使它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因此段上台的當天，外交團就決定承認這個政府為中國事實上的政府，同時希望這個政府對吳佩孚不再使用武力。 段的宣言發表後，國民黨曾去函加以譴責。同時，全國人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個賣國賊畢竟還是賣國賊，此時不僅仍然是日帝國主義的工具，而且成了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共同工具。因此全國人民和段政府展開了「外崇國信」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兩條外交路線的尖銳鬥爭。 段上台後，首先公布了臨時政府的組織條例。這個條例規定，臨時政府不設內閣總理，由臨時執政主持國務會議，臨時執政在事實上是以總統而兼總理。二十五日，任命唐紹儀、龔心湛、李思浩、吳光新、林建章、章士釗、王九齡、楊庶堪、葉恭綽為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總長。原來打算吸收奉、馮兩系有關人物姜登選、薛篤弼為陸軍、司法兩部總長，他們都藉口另有任務而拒絕入閣。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和閣員龔心湛、李思浩等都是安福系人物。這個政府雖然點綴了唐紹儀、楊庶堪兩個南方政客，但是實質上是以安福係為中心的政府，唐紹儀始終未就職，隨後提升次長沈瑞麟為外交總長（二月二十一日）。 段政府成立後，東京軍國主義分子曾經興高采烈地開會舉行慶祝。芳澤公使立刻成為外交團最活躍的人物，介紹各國公使分班前往執政府致賀。他還秘密接洽以菸酒稅為擔保，另訂借款合同，允許段政府提用以前停止支付的參戰借款五百萬元。這就是日本政府多年以來所謀求的以新債還舊債的老辦法。由於消息泄漏，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共同反對，這筆交易沒有成功。 十二月九日，英、美、日、法、意、比、荷七國公使在接到各該國政府訓令後召開了公使團會議，決定公推荷蘭公使（領袖公使）到外交部面遞照會，表示：（一）願意協助臨時政府解決各項困難問題，（二）各國政府對於臨時政府尊重既成條約一事，表示欣慰，（三）各國政府願意在最近期內設法履行華盛頓會議有關中國的各項決議。十二月二十日，北京外交部在回文中又一次切實聲明，中國政府尊重一切既成條約，對於各國所提的第三項意見，引為欣慰。 這時，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革命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有了更大的發展，這一形勢迫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暫時地和緩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以便採取聯合行動來對付中國人民。它們想用華盛頓會議曾經許給中國的一些條件為餌，從段政府的手中換取最大的利益，進一步使不平等條約得到更可靠的保證。外交團照會中所提的第三項，主要就是華盛頓會議所決定的允許中國召開關稅會議以便實施二五加稅的問題。這對段政府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力。帝國主義與反動政府相互表示欣慰的原因就在於此。 關於召開關稅會議的問題，首先必須法國批准九國公約，而法國又以中國承認金法郎案為先決條件。就在七國公使致送上述照會的第二天，法國代辦又到外交部催促開議金法郎案。此時日、法兩國正在相互勾結，由於芳澤公使居間牽線，並且法、意、比、西四國所扣鹽餘此時已達一千萬元以上，段政府渴望收回此款，因此金法郎案又在秘密交涉之中。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段政府全體閣員大宴在京國民黨領袖，疏通他們不要再反對金法郎案，但因疏通無效，段政府便又決定將此案秘密進行到底[1]。三月九日段尚通電「闢謠」，否認有秘密交涉和承認金法郎的事情。到四月十一日，財政總長李思浩與法國公使馬太爾的交涉已經辦好，只須外交總長簽字，就把交涉的過程公布出來。 段政府在公布的文件中首先說了許多此案必須解決的理由：由於此案未解決，法國拒絕批准九國公約，關稅會議不能召開，中國因為不能實行二五加稅，每年國庫收入至少要減少二千四百萬元以上，而法、意、比、西四國所扣鹽稅餘款，中國政府不能動用，致使一切財政計劃無法執行。其次，談到法國公使根據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中法協定和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外交部承認依照金法郎解決的照會，屢次前來催促解決，中國政府無法加以拒絕。此案解決的主要條件為：法國政府正式聲明拋棄部分庚子賠款餘額，所扣鹽餘全部發還，庚子賠款依照一九〇五年條約所規定的電匯方法折合美金計算，法國政府保證迅速批准九國公約等等。 大家知道，一切反動政府從來總是把壞事說成是好事的，可是壞事畢竟是壞事，這個協定用「匯兌美金」代替「金法郎」，哪個看不出來這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把戲！根據一九〇五年條約所規定的電匯方法，是指法國通用貨幣（法郎）而言，現在折合「匯兌美金」計算，又與用硬金計算有何區別！而且隨著法國金法郎案的解決，意、比、西三國當然要援例辦理，中國方面在金紙對比上所受損失達到八千幾百萬元。以前段曾慷慨激昂地反對曹錕政府承認金法郎案，而現在自己上了台，就公然做出曹錕所不敢做的事情來。此案成立後，段政府的賣國原形又一次暴露在全國人民面前，引起了人民群眾反對軍閥政府和打倒帝國主義更加堅強的決心，並把人民革命運動推向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 二　段政府包庇曹錕、溥儀和壓迫學生運動的種種措施 直系政權倒台後，馮軍曾經搜捕參加賄選的「豬仔」議員，北京地方檢察廳一度搜集有關賄選的證據，天津地方檢察廳也曾票傳賄選案主角王承斌、吳景濂、邊守靖三人出庭對質，但段不以追究為然，所以這些事情後來都以不了了之。 此時在延慶樓喪失自由的曹錕，還在眼巴巴地盼望吳佩孚帶兵前來「救駕」，逢人便問「子玉現在在哪裡」。十一月二十九日，曹錕、曹銳兄弟兩人正在「楚囚對泣」的時候，忽然一個團長級軍官走進來，要傳曹銳前往問話。曹錕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死拉著他的兄弟不讓帶走。站在旁邊的劉夫人（曹錕的次妻）看見那個團長的臉色很難看，就連拉帶勸地把曹錕拉進裡面去了。 曹銳跟著那個團長坐汽車到了旃檀寺，那邊馬上坐堂問案。問官叫曹銳把全部財產交出來，曹銳不聲不響。問官也就不再追問下去，叫人從牢里提出李彥青來，當場施以鞭打[2]，嚇得曹銳面無人色，撲通一聲倒在地下。問官吩咐送往協和醫院醫治。第二天，院方公布曹銳以糖尿病猝發不治身死。其實，曹銳在離開延慶樓時，已經吞下了生鴉片，不是什麼糖尿病致死的。 曹錕聽到兄弟突然死亡的消息，哭得非常傷心，鬧著要見老段問個明白。十二月六日，段下了一道命令：「曹錕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著內務、陸軍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這道命令措詞十分嚴厲，其實這是包庇曹錕的一種手段——從馮軍監視下把他救出來，改由內、陸兩部監視，以免發生意外。後來曹錕一直沒有受過公判。 段對馮軍驅逐溥儀出宮一舉也是大不以為然的，他在上台的一天，就下令解除了對溥儀的監視。十一月二十九日，溥儀偕同鄭孝胥、陳寶琛兩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館。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日本公使芳澤公開在公使館替溥儀做兩旬大慶，把自己的客廳、禮堂和辦公室都騰讓出來，把禮堂布置得像古色古香的小朝廷一樣，使館公役人員一律戴上紅纓大帽。前來拜壽的有身穿藍袍大褂的前清遺老們，他們一律行著跪拜大禮，溥儀端坐在團龍繡花黃緞椅子上，儼然還是個皇帝的排場。這幕活劇演出不久，二月二十四日又有另一怪劇出現：這位「小皇帝」忽然化裝易服，在日本人的保護下，乘車逃往天津；下車後，早有日本人駕車到站迎接，送往日租界大和旅館居住。事後芳澤把這件事情通告外交部，還假裝糊塗地說他事前毫無所聞。其實，從溥儀逃往日本公使館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人所布置的，可是段政府卻把這個政治陰謀等閒視之，甚至連抗議也沒有提出過一次。北京「反對優待清室大同盟」為此發表宣言，譴責段政府放縱溥儀的行為，同時嚴正指出，嗣後溥儀如有危害國家的行動，日本應負責任。 以上兩件事情，說明段政府對待危害國家的倒台總統和「皇帝」如此溫情脈脈，極盡包庇縱容之能事，可是對待愛國人民卻是另外一副嘴臉。 這時候，北京教育界發生了反對王九齡做教育總長的風潮，三月十六日，高等以上八校教職員到教育部阻止王就職，段令北京警察總監朱深率領武裝警察前往干涉。段認為教育次長馬敘倫與學潮有關，下令罷免其職。由於王九齡不敢到部就職，四月十四日段改派章士釗兼署教育總長，又因提出合併北京八校和設立考試院的兩個計劃，受到北京教育界的全體反對。五月一日勞動節、五月四日學生運動紀念日，北京學生兩次舉行遊行講演，都被軍警干涉解散，所攜傳單被沒收。五月六日，學生髮起於次日在天安門舉行國恥紀念大會，段政府派出大批軍警分布天安門一帶，警察廳通告各校不許學生前往開會，教育部下令各校不許放假，嚴禁學生外出，並由警察廳派出便衣偵探監視學生活動分子的行動。五月七日，部分學生不顧政府的干涉，仍往天安門集合，當場與警察發生衝突，被捕者數十人。當天下午二時，學生二百餘人到西四牌樓南魏胡同去找章士釗講理，章在執政府開會未回，引起一場紛擾，又被捕去十八人並解往法院收押起來。由於段政府屢次採取高壓手段，五月九日，學生四千餘人舉行罷課遊行示威運動，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廢止限制人民自由的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法，罷免章士釗和肇事的警察當局。十日，段政府下令「誥誡」學生除「專心向學」外，不得從事其他活動。此時北京在馮系國民軍的控制下，馮在一定程度上傾向革命和同情學生運動，段政府還不可能採取大刀闊斧的手段，來對付日益洶湧的人民愛國運動。十二日，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出面調停，被捕學生得到全部釋放。 段政府所仇視的是人民群眾的進步力量，所喜悅的是守舊官僚的腐朽勢力。他先後任用梁士詒為財政善後委員會委員長，光雲錦為臨時參政院秘書長，丁士源、曹汝霖、陸宗輿為整理外債委員，這些都是著名反動派和安福賣國集團臭名昭彰的人物。段政府摧殘工人和學生運動，不許人民愛國，這就是他在就職宣言中所提及的「導揚民智」的具體措施。 三　段政府召開善後會議。方本仁誑騙北伐軍的一幕。孫中山在北京逝世。西南聯治派在北京的活動。段設立臨時參政院為臨時立法機關 關於內政問題，段政府和全國人民也展開了軍閥官僚專政和人民民主運動的兩種不同方向的鬥爭。 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舉行政變驅逐黎元洪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對時局的宣言中，即已提出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的主張。直系政權顛覆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在第四次對時局的宣言中重申此項主張，希望國民黨努力促成國民會議預備會迅速召開。孫中山完全接受了這個主張，發起召開國民會議，首先召開預備會以決定國民會議的基礎條件，如召開日期以及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等；並且建議預備會由各省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聯、工會、農會、反直各軍、各政黨代表組成之。但是，段祺瑞和奉系軍閥都是些見不得太陽的貓頭鷹，他們要把國家政權把持在少數人的手裡，害怕人民參預國家大事。張作霖首先發起召開「六巨頭」會議，所謂「六巨頭」是指孫中山、段祺瑞、馮玉祥、盧永祥、唐繼堯和張作霖本人。段卻主張召開全國善後會議，十二月二十五日派許世英主持召開善後會議籌備事宜，並將善後會議條例予以公布。根據這個條例，參加會議人員分為四類：（一）大有勳勞於國家者二人（指孫中山和黎元洪）；（二）討伐賄選及制止內亂之軍事領袖；（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四）有特殊學識、資望、經驗者，由臨時執政聘請或委派之，其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人。第（一）（二）（三）三類會員如因事故不能親身前來參加，得派全權代表出席。會議議題分為四項：（一）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法，（二）軍制改革，（三）整理財政，（四）臨時執政交議事項。會議日期規定為一個月。 善後會議條例公布後，全國人民十分清楚地看出，這是軍閥官僚進行政治分贓的一種會議，與國民會議完全是兩回事情。段政府表面上似乎同意了召開國民會議，但是國民會議組織法由包辦善後會議的軍閥官僚及其代理人討論決定，顯然不可能產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國民會議。善後會議的參加人員，不但包括各省直系軍閥，甚至孫中山的叛徒陳炯明也在被邀請之列（陳炯明已於十二月十六日復職），此外還收羅一些「名流」政客前來捧場。顯而易見，段政府召開這樣一個代表軍閥官僚利益的會議，其目的在於抵制國民會議，而所謂由善後會議產生國民會議，也是一張永不兌現的空頭支票。因此，全國各地紛紛反對善後會議，並且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進會」，力爭實現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 段政府毫不顧及來自各方的反對，仍於一九二五年元旦邀請孫、黎二人前來參加善後會議，並將第四類會員三十人全部聘定。被聘請的黎元洪、岑春煊、梁啓超等人，都不願做段的裝飾品，來函謝絕參加。 孫中山是反直同盟之一員。直系政權傾覆後，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等先後邀請他北上討論時局問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孫由廣州啟程，十七日到上海，二十一日乘輪東渡，十二月四日由日本乘輪到了天津。孫中山在各地受到工人、學生的熱烈歡迎，同時卻受到帝國主義的敵意對待。他到上海時，《字林西報》公然發表「廣州大元帥不應居於商業性租界區內」的謬論，法租界竟有「不得在租界內進行政治活動」的無禮表示[3]。到天津時，法國領事公然干涉不得在租界內發表政治性演說，直隸國民黨支部也受到英租界當局的非法搜查。另一方面，孫中山北來，對北方進步人士和革命青年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他們要求改造政局、實現民主政治的情緒日益高漲。在對待孫中山的態度上，新舊勢力愛憎分明，恰恰形成了一個色彩鮮明的對照。 孫中山抵津後，首先到曹家花園對張作霖作禮貌上的訪問。第二天，張作霖到張家花園回拜，孫中山正在靜臥中，孫科等走出來謝絕客人，張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著說：「今天我來向孫先生說話，孫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開口回答。」於是這位「關外大帥」自由自主地關起房門來和孫中山進行密談。他勸孫中山不要反對外國人，因為外國人都是不好惹的；而各國公使非常反對聯俄、聯共政策，希望放棄這個政策，他願意代孫中山疏通外國人的感情。他自負地說：「這件事情包在我張作霖一個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孫中山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以上談話內容，是後來孫中山向隨員們談出來的。 段得到孫中山到天津的消息，馬上派許世英前來代表他表示熱烈歡迎。儘管段在外表上對孫推崇備至，但是他所採取的是口蜜腹劍的兩面手法，在外交政策和善後會議問題上，他和孫中山正在進行著極其尖銳的鬥爭，在軍事方面，雙方也有針鋒相對的一種趨勢。孫中山離開廣州前，由於北方局勢尚未大定，北伐軍事並未停止進行。當時，贛南鎮守使方本仁派人到廣東接洽，願意起兵驅逐江西督理蔡成勛，請求出兵為助，因此孫中山派譚延闓為建國軍援贛總司令[4]，率領湘軍及朱培德部滇軍、李明揚部贛軍進兵贛南。十一月二十日，方軍在贛州發動後，由於蔡成勛不得人心，贛南楊如軒、楊池生、常德盛各軍按兵不動，方軍得以長驅而入吉安，十二月六日，蔡成勛狼狽下台。九日，方軍占領南昌後，建國軍也步步北進開到贛州（九日）、萬安（十二日）一帶。十四日，段政府發表任命方本仁為江西軍務督辦的命令，並指使方軍反攻建國軍，方在段的鼓勵下，致電譚延闓勸其停止北進，改道入湘。十七日，段又致電孫中山，請其「制止譚軍攻贛」，他的理由是說直系已經失敗，南軍「師出無名」。其實，此時趙恆惕在湘東置有重兵，戒備非常嚴密，建國軍入湘要補充餉械才能發動，而方採取了過河拆橋的手段，準備武裝逐客，完全是一種背棄信義的行為。十八日，孫在回答段的電報中指出，方本仁奉吳佩孚之命，前後進攻廣東四次，吳失敗後，才與建國軍合作驅蔡；蔡未走前，對於建國軍招之惟恐不來，蔡既走後，則又揮之惟恐不去。孫中山建議派李烈鈞到江西進行調解，段對此並未表示意見。 方本仁對於建國軍，一開始就用了極其陰險的「連環計」，一面邀請建國軍出兵共同驅蔡，一面又派代表到興寧與林虎訂立密約，嗾使「陳家軍」在建國軍出兵江西、驅蔡告成以後，從贛粵邊境襲擊建國軍的後路，並以劃出龍南、定南、虔南三縣為「陳家軍」的駐地，協助他們回師進攻廣州為條件。二十一日，建國軍進入吉安時，方即接受段的密令到樟樹督師，指揮鄧如琢、蔣鎮臣、唐福山三師進攻建國軍。二十六日，方、譚兩軍開始接觸時，「陳家軍」果然乘虛進入龍南、定南，並向信豐前進，因此建國軍陷於腹背受敵的地位，不得不迅速撤退，於是方軍不戰而將贛南全部地區收回。 以上情況，說明段對孫中山根本沒有合作的誠意，他的目的在於維持北洋派的統治權，繼續保持南北對立的緊張局勢，並且準備在有利的時機發動對南方的軍事進攻，在這一點上，他與曹錕、吳佩孚絲毫沒有區別。孫中山因為直系軍閥還在興風作浪，不願授人以隙，所以仍然扶病入京，打算採取政治鬥爭的方式以改變直系倒台後的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局面。十二月三十一日，孫中山到北京時，受到北京市民的熱烈歡迎。 為了避免軍閥官僚包辦，加強人民民主氣氛，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孫中山向段提出，善後會議應當吸收人民團體代表參加，善後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仍須提交國民會議作出最後決定。二十九日，段回答說，可於善後會議所設專門委員會中，聘請各省省議會議長、教育會會長、農會會長、商會會長為專門委員。這是段所耍的一套以虛代實的手法。事實上，善後會議所設的專門委員，可以列席會議而無表決之權，專門委員由各方實力派開單推薦，阿貓阿狗都可充當，段還不願吸收工農代表和青年學生為專門委員。這個回答顯然與孫中山的原意大相徑庭。 二月一日為善後會議開幕之期，各省所派代表尚未到齊，遲至十三日才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國民黨因為孫中山的意見不被採納，議決該黨黨員一律不參加這個會議。段原擬推王士珍為善後會議議長以便拉攏直系，王堅決不干，便改推與奉系有歷史關係的趙爾巽為議長。趙是一個耳聾目瞶的老人，起居需人扶持，實際主持會議者為副議長湯漪。 善後會議進行期間，孫中山的病勢日趨沉重，一月二十六日在協和醫院割治肝癌無效，二月十八日遷入鐵獅子胡同行轅（顧維鈞宅），延至三月十二日逝世。孫中山臨死時致書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示了國民黨與蘇聯繼續提攜合作的熱烈願望，並且立有遺囑，叮囑國民黨員「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才能達到「中國自由平等之目的」。十三日，蘇共中央在致國民黨的唁電中指出，孫中山的偉大事業將永遠活在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心中，使中國的敵人望而生畏。 孫中山死後，段認為廣州政府群龍無首，北洋派「統一」全國大有希望，曾在拉攏關係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段上台後只有短短的幾個月，其一切措施與歷屆北京政府毫無二致，而全國人民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形勢下，政治覺悟日益提高，迫切要求改造政局，因此三月二十一日廣州政府宣布，在國民會議未實現、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革命工作仍舊繼續進行。至此，段的一場歡喜完全落空，南北兩政府同時並存的局面，仍然無所改變。 另一方面，善後會議開幕後，除國民黨員外，西南各省軍閥都派有代表前來出席，這不能不算是自張勳復辟後南北分裂以來第一次出現的全國由分而合的一種新趨向。但是，西南「聯治派」派員參加善後會議的目的，並不是促成南北統一，而是把善後會議看成是他們以前屢次建議而未能實現的「各省聯席會議」一樣，想在會議上取得他們在戰場上所不能取得的東西。早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湖南省議會即已發起召開各省省議會聯合會，並提出以聯省自治為解決時局和促成統一的方案。湖南省議會議長歐陽振聲到北京參加善後會議後，由於他積極活動的結果，三月二十四日，全國省議會聯合會在北京宣告成立。各省省議會議長聯合起來，一面力爭參加善後會議的表決權，一面以全體名義電請各省迅速制定省憲法，造成一種「生米煮成熟飯」的局勢，迫使段政府不得不加以接受。同一時期，西南各省代表也在善後會議上提出「聯省自治」案，催促大會討論表決。這是善後會議召開時期異軍突起的一個運動，這個運動給善後會議帶來很大的麻煩。 西南「聯治派」採取了分途並進的戰略，除在會場上力爭而外，三月二十日唐繼堯、趙恆惕還直接出面來催促段政府接受此案，以便促成「統一」。段是中央集權論者，當然反對聯省自治，但是西南各省代表如果聯合退席，善後會議就會因而解體，所以他不敢正面加以拒絕，在回答唐、趙兩人的電報中，把自己說成是聯省自治的極端贊成者，希望「制憲機關早日成立，根本大法早日觀成，使國憲省憲同條共貫」。這是先有國憲而後有省憲的自上而下的辦法，與西南「聯治派」所堅持的省憲在前國憲在後的自下而上的辦法根本不同，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無法談得攏來。其實，他們所爭者並不是制憲的程序問題，而是北洋派「中央集權」與西南各省軍閥「地方割據」之爭。 以前張作霖在戰敗時期，曾經表示過贊成聯省自治，並且宣布在東三省境內首先實行局部的聯省自治以為之倡。此時他戰勝了直系，成為北方最大的實力派，聯省自治就不合他的胃口了，因此在善後會議上，西南派與東北派展開了「聯治」與「反聯治」的尖銳鬥爭，雙方相互以不出席為抵制，以致會議經常流會。由於會期屆滿無法結束，三月十六日決定延長二十天。在延長期間，浙江代表褚輔成又提出了改組臨時政府為委員制一案，西南派與之合流，造成了善後會議的重重難關，段政府只得將以上兩案推交國民會議解決。 善後會議召開時期，段政府曾經下令全國各地一律停止軍事行動，一切問題靜候會議解決。可是南北軍閥都不把這個根基脆弱的政府放在眼下，而這一時期也正是各省軍閥互相混戰打得最厲害的一個時期。此外，段還像過去一樣，存在著集中軍權於中央的幻想，曾叫善後會議所附設的軍事善後委員會提出「軍政建設大綱」一案，規定全國兵額為五十師，採取義務民兵制，廢除督軍、督理，以師為最高單位，實行軍需獨立，設立全國軍需總監主持其事，全國軍隊一律移駐邊區，內地均不駐兵等等。這些「夢話」曾經引起張作霖的沖沖大怒，因為單是他一個人就擁有軍隊達二十餘萬之多，他命令東三省代表以不出席為抵制，而段也就把這個議案擱了下來。 善後會議到四月二十一日宣告結束。它的成就僅僅議定了國民代表會議條例、軍事善後委員會條例和財政善後委員會條例。二十四日，段根據國民代表會議條例，宣布取消法統和曹錕所公布的憲法，命令中提到「本執政負改造之責，與民更始」，表示臨時政府並非前政府的延續，而是「革命政權」的建立。關於過渡時期的立法問題，段仍然拿出自己老一套的辦法，設立臨時參政院為代替國會的臨時立法機關，臨時參政院由各省軍民長官所派代表，各省省議會議長及執政特聘人員組成之，正副議長均由執政指派。這個機關和執政府同樣都沒有法律根據，而且是軍閥、官僚、政客的「聯合交易所」，絲毫不起代表民意的作用。這個機關遲至七月三十日才成立，段所指派的議長仍為趙爾巽、湯漪二人。後來廣東、奉天等省並未進行國民會議代表的選舉，而國民會議也就成為紙上空談，永遠沒有實現。 四　馮玉祥、張作霖先後提出辭職。馮奉兩系重行劃分勢力範圍 段上台前，張作霖想以幫助盧永祥驅逐齊燮元為名，出兵占領山東，調鄭士琦為安徽督理而以張宗昌繼任山東督理，因此張宗昌部由津浦路南下占領德州。鄭士琦看見奉軍來意不善，立即藉口山東「中立」，拒絕奉軍假道入境，並且拆毀鐵路準備進行抵抗，奉軍被迫於十一月十六日退回滄州。十一月十八日，李景林又在天津授意各團體推舉他為直隸保安總司令，儼然有「韓信自王」之意。與此同時，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一軍集中於長辛店到石家莊的一段，胡景翼的國民軍第二軍與河南吳佩孚殘部相持於沙河、彰德之間。以上情況，說明津浦、京漢兩線的火藥氣味非常濃厚，隨時都有爆發戰爭的危險。 段上台後，首先下了各軍一律退回原防、不得發生軍事行動的命令。此時皖系的軍事勢力所存無幾，段政府的基礎只是建築在馮、奉兩系的軍事均勢之上。段所處的地位，與往日徐世昌、黎元洪沒有多大區別。他不甘心做俯仰由人的傀儡，所以從上台的第一天起，就以「和平老人」的姿態出現，對西南各省採取和平協商的方式謀求「統一」，對各省直系軍閥採取懷柔政策而不主張繼續用兵。和平是他的一個手段，企圖在兩大實力派以外建立自己的實力地位，首先把各省直系的勢力收為己用。段的「和平」政策與奉系擴張地盤的野心以及馮系要徹底消滅吳佩孚殘餘勢力的願望，都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段與馮、奉兩系之間的關係，一開始就不美滿。此外，孫、段之間（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馮、奉之間，更是矛盾重重，同床各夢。這些情況，說明反直聯合戰線已因直系失敗而有解體之勢，只因吳佩孚還在力圖死灰復燃，各省直系尚未完全就範，他們才能保持其表面上的合作。 馮、張兩人繼段之後，於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先後到北京。馮首先通電並提出呈文願意辭職出洋，以為各省裁兵廢督之倡。這一表示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咄咄稱奇，沒有人相信他辭職出自真意。段在當天退還了他的辭呈。馮軍全體軍官表示願與主帥同進退，馮向他們解釋說：「吳子玉屢次通電攻擊我，我不解除兵權，就無以自明心跡」。馮在同一天邀請吳佩孚一同出遊歐美，電文大意說：我們兩人的私交本來很厚，但我不同意你的武力政策，才有回師北京一舉。現在我們一同下野，和平統一就可以實現，這是一件留芳百世的事情。馮又親自拜訪張作霖，竭力解釋本人辭職具有決心，而張作霖也就假惺惺地勸他打消辭意，以便共負責任。二十六日，段命吳光新、梁鴻志到旃檀寺挽留馮，走到那裡，只見「門庭冷下車馬稀」，陸軍檢閱使署已經停止辦公，馮也到西山休養去了。 張作霖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一位「功成不居，急流勇退」的對手。他不能讓別人獨享美名，十二月二日，他出人意外地從北京回到天津，把開進北京的奉軍除撥充執政府衛隊的一部分外，全部都撤走了，並且揚言關內奉軍全部也將撤回關外。他向全國表示：「此次政府人選，不參加奉籍一員，都門首善，不駐奉省一兵。業經通令將鎮威軍名義及戰鬥組織一併取消，沿（津浦）線駐兵準備分批撤回原防。」十二月五日，他又通電自行解除東三省巡閱使一職，並向段建議裁撤巡閱使、督理各職，各省可暫留軍事長官一人辦理軍事善後事宜。這樣，他在與馮競賽中，用實際行動走到前面去了。 馮、張兩人爭先辭職，一般人都認為是表面文章，但是猜不透他們變的是什麼戲法。後來得知，這套戲法並不新奇，還是北洋軍閥多年以來所慣於採取的「以退為進」，以辭職為恫嚇手段的老辦法。張作霖在未到北京以前，曾把奉軍一萬餘人先行開進北京，並且力保李景林為北京衛戍總司令以代鹿鍾麟，想從馮軍手中奪取北京的控制權。他到北京後，又曾一再催促發表這個命令。這是段政府辦不到的事情，而張的咄咄逼人的態度，使段忍受不了，因此與人談及時，頗有忿忿之色。張又要求派遣奉軍南下解決江蘇問題，段卻主張先用政治手腕解決，勸齊燮元自動下台，奉軍暫時以不南下為宜。兩次要求都打了回票，張就忍不住發起火來了。同時有人挑撥說，馮玉祥是個慣於採取非常手段的人物，北京奉軍在數量上遠遠少於馮軍，應當提防一下。張聽了這句話，不覺毛骨悚然，便匆匆逃出「虎口」，並且把北京奉軍調走，以免被馮軍「吃掉」。 張作霖拂袖而去，又使段大起恐慌，急忙派人到天津想把他追回來。其實，張並無意於把奉軍調回關外，他在天津召集奉軍將領舉行會議，在會議上表示他和盧永祥乃是兄弟患難之交，一定要幫助他回到江浙出一口氣，因此會議決定調奉軍一部受盧指揮，幫助他驅逐齊燮元從而取得江蘇的地盤。十二月七日，段所派專使梁鴻志匆匆由天津趕回北京報告這個消息，段覺得與其讓奉軍自由行動而使本人威信受到損害，毋寧接受張作霖的意見，以免影響團結。十一日，段政府下令罷免齊燮元，裁撤江蘇督軍一職，派江蘇省長韓國鈞暫兼江蘇軍務督辦，並派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著李景林暫署直隸軍務督辦[5]。很明顯，宣撫使是變相的巡閱使，韓國鈞是一個過渡性督辦，盧永祥將以江蘇督辦而兼蘇皖巡閱使。這樣一來，張作霖既幫助了朋友，首先又幫助自己名正言順地取得了直隸的地盤。 關於馮、張辭職的問題，段政府也作了「巧妙」的處理。十日下令准張作霖解除東三省巡閱使的職務，派張作霖、張作相、吳俊升分別擔任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軍務督辦，三省軍事仍歸鎮威上將軍張作霖指揮節制。各省巡閱使一律裁撤。這樣一來，張作霖仍然是事實上的東三省巡閱使。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又下令裁撤陸軍檢閱使一職，馮玉祥專任西北邊防督辦，並派李鳴鐘為綏遠都統，宋哲元（原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代理第十一師師長。馮的另一大將張之江已經取得了察哈爾都統[6]，加上李鳴鐘的綏遠都統，馮的西北邊防督辦就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了。馮已於十二月十二日通電取消國民軍的名稱，解除了國民軍總司令一職，但是國民軍這個名稱仍然被人沿用。國民軍第一軍表面上僅有三師，除宋哲元的第十一師外，鹿鍾麟、劉郁芬也被提升為暫編第一、第二兩師師長，但是實際上該軍已經擴充到七八萬人，合以第二、第三兩軍共有十七八萬人，為北方除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力。 一月七日，段又加任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以與馮的西北邊防督辦相對稱。馮、奉兩系的勢力範圍也劃分清楚了，津浦線為奉系的發展方向，京漢線為馮系的發展方向。由於段的介紹，張、馮兩人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雙方的矛盾暫時獲得了緩和，而段政權也在雙方的均勢下暫時獲得了穩定。 與此同時，長江直系各省發生了一些內部變化，馬聯甲、蔡成勛先後下台。十一月二十八日，段政府下令罷免馬聯甲，派主揖唐為安徽省長兼軍務督辦。王揖唐是著名安福系首領，這是段扶植自己勢力的初步措施。十二月十四日下令罷免蔡成勛，派方本仁為江西軍務督辦。 * * * [1]　2月19日，外交、財政兩部宴請法國公使馬太爾，建議中法雙方以互讓精神解決金法郎案。4月2日，國務會議議決將金法郎案交司法部審查。4月11日，國務會議通過金法郎案。12月，此案由雙方正式簽字解決。 [2]　李彥青是曹錕的公府收支處長兼任北京官錢局督辦，管理曹錕財產，被捕後僅繳出本人所得贓款四十五萬元。李為人卑鄙無恥，作惡多端，12月15日鹿鍾麟下令處以死刑。李從獄中提出時，要求見曹錕一面未被允許，在綁赴天橋執行槍決途中大哭不止。 [3]　孫中山的上海住宅在法租界莫利愛路，現已更名為香山路。 [4]　當時孫中山決定將大元帥府改組為「中華建國政府」，因此取消討賊軍名義，所部一律改稱建國軍。孫早已決定聯合奉皖各系討伐曹、吳，9月13日移駐韶關主持北伐軍事，派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此時廣東內部尚未統一，滇桂軍楊希閔、劉震寰等都不接受調動，只有譚延闓、朱培德願意率師北伐，孫中山派譚為建國軍援贛總司令出兵江西，派程潛為建國軍援鄂總司令假道湖南北伐。程潛一路實力較弱，被阻不能前進。譚則與方本仁成立密約，先助方驅蔡，後助程取進贛西入湘驅趙，然後分道北伐，會師武漢。 [5]　李景林授意天津各團體推舉為直隸保安總司令兼省長後，12月3日段改任盧永祥為直隸軍務督辦，楊以德為直隸省長。此時將盧調走，才派李暫署直隸軍務督辦。 [6]　12月15日，第四混成旅之一部在張家口譁變。18日，段下令罷免察哈爾都統張錫元（兼第四混成旅旅長），派張之江繼任。26日，張之江資遣變兵官兵數百人回籍，火車向南開行十餘里，即有伏兵包圍變兵全部予以槍決。這是王占元集體屠殺變兵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