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六十七章　江浙戰爭和第二次奉直戰爭接連爆發

一　江浙兩軍在黃渡的陣地戰。孫傳芳出兵浙江，盧永祥兵敗下台 盧永祥收容臧、楊殘部後，齊燮元認為這是進攻浙滬的有力藉口，孫傳芳也急於要向外發展，於是他們調兵遣將，岌岌備戰。齊打密電慫恿曹錕說，奉軍不能立刻採取行動，浙江可以一鼓而下，而浙江問題解決，我們就可以拿出全部力量來對付奉系了。曹錕同意了這個意見，勸告吳佩孚必須採取「休戚一體」的態度，準備「積極應援」。吳還派李濟臣到浙江勸盧解散臧、楊殘部，保障江、浙和平，盧不肯接受。因此，吳不再反對用兵東南了。 八月下旬，孫傳芳在建甌組織閩浙聯軍總司令部，派盧香亭為攻浙前敵總指揮。齊燮元增兵崑山、宜興，派陳調元、宮邦鐸為兩路指揮。此時蘇、滬、閩一帶海軍各有所袒：駐滬海軍司令楊建章袒盧，駐寧海軍總司令杜錫珪袒齊，駐閩海軍司令楊樹莊袒孫。浙江方面，盧永祥（第十師）組織浙滬聯軍，自任總司令，下設三軍，派何豐林（第六混成旅）、臧致平為第一軍正副司令，陳樂山（第四師）、楊化昭（第二十四混成旅）為第二軍正副司令，張載揚（浙軍第二師）、潘國綱（浙軍第一師）為第三軍正副司令。盧自己準備帶兵直衝南京，把對閩作戰的任務交給浙軍（第三軍），還向浙江人士表示了「浙事還之浙人」的態度。 江浙問題關係著反直「三角同盟」的共同命運。張作霖派楊毓珣到杭州，表示本人一定派兵入關為助，並先匯來三百萬元接濟浙滬聯軍的軍餉。九月四日，孫中山在大本營會議上宣布「援浙即以存粵」，即於次日下令討伐曹、吳。依此觀察，江浙問題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不是東南一隅的局部之爭。 江浙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英國公使馬克列向北京外交部提出緊急建議，上海周圍（包括水面）三十里內不得駐兵或者採取軍事行動，在此區域內，中國無論何方軍艦均須撤退或者解除武裝。滬寧路不得運兵。上海兵工廠應予封閉，吳淞口炮台須卸下炮閂。儘管他們口頭上標榜對中國內戰嚴守中立，可是照此做去，皖系海陸軍的力量必須無條件地退出上海，事實上這是西方帝國主義者對直系軍閥的一種支持。同時，江浙士紳在風聲鶴唳中又一次發起弭兵運動，他們和江蘇省議會所提的弭兵具體條件，如劃淞滬區為緩衝地帶等等，幾乎和帝國主義的建議完全相同。 江浙戰爭終於在九月三日爆發，蘇軍一路沿滬寧線由青陽港進攻黃渡，一路沿太湖西側由宜興進攻長興。同日盧永祥發表討曹通電（這個電報並未涉及吳佩孚），並傳檄西南各省請其共同出兵討伐直系，接著張作霖、段祺瑞都有通電予以聲援。齊燮元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討盧，可是代理內閣總理顧維鈞是嘉定人，江蘇人士不許他逢迎軍閥出賣故鄉，因此不敢下討伐令。但在直系高壓之下，九月七日終於下了討伐盧、何的命令。九月十二日，眾議院通過了顏惠慶的組閣案，顏是上海人，也因物議可畏，遲遲不敢上台。 戰事發生時期，上海港口停泊各國軍艦共有二十餘艘，水兵紛紛登陸，人心異常浮動。由於寧閩聯合艦隊十一艘與上海艦隊六艘在瀏河、吳淞一帶對峙，九月十七日，駐滬各國艦隊司令在英國旗艦上舉行會議，議決函請江、浙雙方劃黃浦江為中立地帶，艦隊不得駛入。 齊燮元本非戰將，所部第六、第十九兩師久駐江南繁華之地，士氣萎靡不振，而盧部第四、第十兩師雖然號稱北洋勁旅，卻也暮氣沉沉，因此齊燮元一鼓而下杭州和盧永祥直搗金陵的目的都不能達到。從九月三日開戰以來，雙方在黃渡進行了陣地戰、濠塹戰，拂曉開炮，中午休息，午後三時繼續開炮，傍晚停止，雙方從來沒有出擊過。他們雙方每天公布的戰情，都是「陣地沒有變化」，這在歷年來內戰中是打得最「文雅」的一次戰爭。齊的兩個同盟者——馬聯甲和蔡成勛，也都置身事外，並不派兵應援，只有吳佩孚抽調從四川撤退下來的鄂軍第五混成旅張允明部前來應援。 九月十七日，浙江局勢突然發生變化，孫傳芳軍越過仙霞嶺向江山推進，浙軍第二師發生內變，由衢州退守仙遊，盧永祥被迫放棄浙江並辭去軍務督辦，張載揚也辭去浙江省長，派浙江警務處長夏超代理省長職務。十八日，盧、張二人同車到上海，浙滬聯軍總司令部移駐龍華，第四師陳樂山部也由長興調回滬杭線防守嘉興。十九日，齊軍才乘勢進攻南翔，上海可以聽到轟轟隆隆的炮聲。 北京政府於九月十七日任命孫傳芳為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二十二日任命夏超為浙江省長，二十五日任命齊燮元暫兼淞滬護軍使。當盧永祥放棄浙江的時候，派周鳳歧代理浙軍第二師長，責成浙軍兩師為保衛自己的家鄉而戰。不料夏超早已通款於孫傳芳，浙軍受到影響，作戰不力，孫軍得以長驅直入，於二十五日占領嘉興。十月三日，孫、盧兩軍在松江、石湖盪一帶開始接觸，九日，盧軍退出松江。十二日，盧在上海召集軍事會議討論戰守問題，臧致平、楊化昭二人還有餘勇可賈，主張戰鬥到底，陳樂山則認為兩面受敵，軍無鬥志，要堅持也堅持不了。盧鑒於形勢不利，即日宣布下野，十三日偕同何豐林乘輪東渡。 當盧、何兩人決定下台的時候，皖系「小扇子軍師」徐樹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陽路三十四號住宅召集有關人員舉行緊急會議，大家都不甘心從此罷休，曾毓雋願意擔任籌餉，於是決定改推何豐林、徐樹錚為聯軍總副司令，繼續進行抵抗。會後他們同去見何，何表示本人決定跟隨嘉帥（盧）出國，他們便又改推徐與陳樂山為總副司令，陳也不肯接受。徐單獨跑到麥根路收集潰兵，建立了最後一道防線。當他回到租界住宅時，即被捕房捕去，並於十月二十一日被押解上船送往英國。孫中山對此曾向廣州領事團提出強烈的抗議。這是帝國主義者又一次支持直系軍閥的表現。 江浙戰爭從九月三日到十月十三日，整整打了四十天。十月十五日，鄂軍張允明旅首先開進上海。齊、孫兩人因為爭奪收編盧部潰兵，弄得貌和心不和，孫到上海的第三天（十九日），齊才由崑山移駐真如，孫回到杭州的第二天（二十二日），齊才來到上海，彼此並未見面。 二　張作霖組織六軍入關討曹。吳佩孚四照堂點將的威風。奉直兩軍在榆關激戰。馮玉祥回師北京舉行政變。吳佩孚乘艦南逃 江浙戰爭發動後，張作霖將奉軍編為六個軍：第一軍正副軍長姜登選、韓麟春，第二軍正副軍長李景林、張宗昌，第三軍正副軍長張學良、郭松齡，第四軍正副軍長張作相、汲金純，第五軍軍長吳俊升，第六軍正副軍長許蘭洲、吳光新。九月十三日，京奉火車停駛。十五日，奉軍分向榆關、朝陽兩路出發。曹錕接到奉天發來的挑戰書後，便急如星火地電召吳佩孚迅速到北京主持作戰任務。十七日，吳由洛陽到北京時，直系大將馮玉祥、王懷慶和全體閣員以及北京城的高級文武官吏都到車站擺隊恭迎，從車站到公府，沿途布滿了全副武裝的崗哨，這是曹錕上台後他來到北京的第一次，他所受到的歡迎也是生平最盛大的一次。當晚曹錕在公府大張宴會，以全體閣員及北京軍警長官為陪。他滿臉誠懇地緊握著吳的手說道：「老弟，我已經老了，辛苦你攝行陸海軍大元帥的職權，一切便宜行事！」 十八日晚間十時，吳在公府四照堂組織討逆軍總司令部，自己擔任總司令，並以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直隸後方籌備總司令，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王維城、董政國為副），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米振標為副），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張之江、李鳴鐘為副），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杜錫珪為海軍總司令（溫樹德為副），熊炳琦為山東後方籌備總司令，李濟臣為河南後方籌備總司令，鄭士琦為直魯海疆防禦總司令，曹銳為軍需總監。 吳在四照堂點將，由於曹錕畀以全權，諸將唯唯聽命，儼然是個「全國兵馬大元帥」的模樣。十九日，就有各國記者蜂湧而來，吳滿有把握地向他們說道：「我出兵二十萬，兩個月內一定可以平定奉天。張作霖下台後，他的兒子張學良可以派送出洋留學。所有外國人在東三省和南滿鐵路的權力，我們都予以尊重。南方問題不久也可以解決，陳炯明快要打進廣州，目前廣東商團正在向我們請求援助，但我無暇及此。」 此時顏內閣已經成立（十五日就職），除顏自兼內務總長，改任高凌霨為農商總長、張國淦為司法總長、黃郛為教育總長（黃未就職）外，其餘閣員都沒有更動。這個內閣成為吳佩孚手下辦理外交和籌措軍餉的從屬機關。 奉軍發動前，直軍第一路即已開進榆關中立區，這一路是直軍的主力，對方張學良、姜登選兩軍也是奉軍的主力。奉直兩軍接觸前，吳佩孚派溫樹德率領渤海艦隊兩度由秦皇島進攻葫蘆島，奉方也派沈鴻烈率領東北艦隊加強沿海防務。奉軍的飛機隊則優於直軍，曾在榆關及秦皇島投彈破壞直軍的陣地。九月二十五日，外交團警告奉直雙方勿用飛機轟炸城市，否則傷害外國僑民，應負一切責任。這個警告無疑地又是對直軍的支持。 奉軍二、五兩軍已於九月十五日分為兩路進攻熱河。熱河都統米振標部毅軍和前來增援的王懷慶部第十三師，是三路直軍中兵力最弱的一環，自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奉軍接連占領開魯、朝陽並向凌源進攻。十八日榆關正面也開始發生接觸。二十日張作霖邀請瀋陽領事團及青年會教士濮賴特、奉天醫院醫師楊格（這兩人就是以前奉直兩軍停戰議和的牽線人）舉行會談，除表示盡力保護戰區僑民外，並稱將派飛機前往秦皇島轟炸直軍的大本營，請外國僑民先行撤退，由榆關到秦皇島的外國艦隊也請先行離開。二十五日，吳佩孚也向日本公使芳澤要求允許南滿鐵路給直方以軍事運輸的便利。 直軍第三路的戰鬥任務是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出發，會合第二路進攻奉軍的側面。這一路行軍比較遲緩，九月二十三日，馮玉祥才與陝軍師長鬍景翼離開北京，走到懷柔又停止下來，藉口運輸不便，叫兵士們一面修路一面緩緩前進。此時熱河情況十分吃緊，吳佩孚連打電報催促這支人馬迅速開赴前敵，並派副總司令王承斌前往承德指揮二、三兩軍聯合作戰，可是「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一直到十月五日王、馮兩人才在承德見面，而他們所商量的並非作戰計劃，卻是另外一件事情。 榆關戰爭自九月二十八日起轉趨激烈，直軍雖然居高臨下，但是奉軍精銳張學良、郭松齡的部隊前仆後繼地奮勇仰攻，雙方死傷很大。十月七日，直軍放棄九門口，第十三混成旅旅長馮玉榮畏罪自殺。此時雙方戰爭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天，吳佩孚一面監督北京政府籌餉，並叫各省直系軍閥仍照以前一樣，量力報效軍餉，一面還要調動人馬鞏固後方，因此坐在北京未動。由於榆關形勢十分危急，他不得不調動張福來的後援部隊迅速開赴前方，自己也於十一日出發到灤州，十二日前往榆關巡視陣地。吳佩孚親自出馬，使直軍前方形勢得以穩定下來。 吳佩孚對馮玉祥早已有所懷疑。他派張福來留守後方並不是沒有用意的。但是，他又覺得馮究竟是自家人，曹錕待他不薄，此時江浙戰爭又已接近結束，後方形勢對直系有利，馮未必敢於別有舉動。當他調動張福來後備軍的時候，還令蕭耀南派第二十五師開入河南接替任務，可見他的考慮也不是不周密的。可是蕭認為第二十五師必須對付南方不能移動，他也就無暇顧及了。 榆關激戰時，熱河戰線奉軍於十月九日占領赤峰，十五日被第三路直軍奪回。事後查明，這一路的奉軍已經秘密向榆關移動，赤峰之戰不是真打而是假打。張作霖在十月九日致盧永祥的電報中，曾提到「彼方內部將有反戈之舉」，似乎已經察覺到直軍內部將有變化，整個戰局的變化不久也將到來。事實上，第二次奉直戰爭剛發動的時候，馮玉祥與王承斌、胡景翼、孫岳等早已決定了兩種計劃：一種是吳佩孚打勝了，他們就將自己的軍隊集中榆關，不讓吳軍回進關來，一面壓迫曹錕任命吳為東三省巡閱使，這是排吳而不倒曹的計劃；一種是吳佩孚打敗了，他們就回師北京舉行政變，這是曹、吳並倒的計劃。這時候，王、馮二人正在古北口舉行會議，討論當前的形勢。十月十九日，馮接到總部參謀長張方嚴打來急電，催促他迅速進攻，電中有「大局轉危為安在斯一舉」的一句話，同時看到同盟社所發布的戰情報道，也說直軍犧牲慘重，勢已不支，馮還沒有知道當天吳佩孚親自指揮第三師奪回九門口的最後消息，認為回師北京的時機已經到來。他打電報叫孫岳迅速將駐防大名的軍隊調回南苑，同時下令所部將後隊改為前隊，即日回師北京。 馮軍沿途割斷電線，封鎖消息，並以一晝夜趲程一百四十里的最快行軍速度，偃旗息鼓地殺奔北京而來。二十二日晚九時，馮軍第八旅旅長李鳴鐘、第二十二旅旅長鹿鍾麟兩部首先開回北京，即派兵把守各城門，並占領車站、電報局、電話局等交通電訊機關。同時，陝軍胡景翼師也由遷安、遵化開回通州。 二十三日，陸軍檢閱使兼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陝西陸軍第一師師長鬍景翼、大名鎮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聯名發出了呼籲和平的漾電。這個電報把奉直戰爭說成是吳、張兩人的「私鬥」，痛斥吳佩孚「憑戰勝之餘威，挾元首以自重，攬國柄於掌握，視疆吏若僕從，逞一人之忿，興孤注之師，事前既毫無籌備，臨時復調度乖方」。電報說：「業經電請大總統明令懲警以謝國人，停戰言和用蘇民困。……所望相互提攜，嚴守防線，共圖和平解決，勿再為人利用。」根據這個電報，馮所採取的還是倒吳而暫不倒曹的辦法，還想利用這個傀儡總統來收束前方軍事，制止吳佩孚的反抗行為。事後查明，馮玉祥還另外布置了一套吳、張並倒的計劃，在他回師北京的時候，暗約奉軍將領也向瀋陽回師，逐張下台。 二十三日黎明，馮派兵逮捕王克敏和李彥青，王已聞風逃走；李在睡夢中被拖下床來，來不及穿衣盥洗，兵士們就用毛氈裹著他的身子，押上人力車帶走了。 曹錕一直到二十三日才得知馮軍回師北京。這一天，內閣總理顏惠慶驚慌失措地跑到公府來說，馮軍要求下令停戰和懲辦吳佩孚，怎麼辦？曹急切地問：「子玉現在在哪裡？」正說著，孫岳走進來勸曹不要害怕，保證「總統」安全，並且答應給吳一個名義讓他平安下台。孫岳是曹一手提拔的人[1]，曹的心裡覺得很難受，有氣無力地望了他一眼說：「你們不必問我，問責任內閣去。」 二十四日，內閣通過決議發表四道命令：（一）停戰，（二）撤銷討逆軍總司令等名義，（三）解除吳佩孚的直魯豫巡閱使及第三師師長等職，（四）任命吳為青海墾務督辦。曹錕一邊蓋印一邊嘆息著說：「我實在太對不起子玉了。」 二十五日，公府衛隊曹世傑旅（曹錕的子弟兵）被繳械，從此曹錕便處於馮軍的直接監視之下。同日，馮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孫岳、黃郛在北苑舉行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國民軍，推馮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二人分任副司令兼二、三兩軍軍長。由於奉天政變並未爆發，馮所預定的利用曹錕為傀儡總統的計劃難於取得各方面的同意，馮便決定擁戴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來打通反直同盟的關係，當天派王承斌到天津表達此意。二十六日，馮、胡、孫三人正式發出擁段的電報。 另一方面，吳佩孚接到馮玉祥等的漾電後，雖然大吃一驚，但還疑心是張作霖捏造出來的假電報。二十四日，查明屬實後，他又懷疑胡景翼未必加入馮軍，即派胡為第三軍總司令以代馮，叫張敬堯傳達命令到通州。胡把這位倒霉使者扣留起來。二十五日，一切真相已明，吳才心慌意亂地把前方作戰任務交給張福來主持，自己率領第三師、第二十六師各一部約七八千人乘車回救北京。他在秦皇島途中發出電報說：「大總統頃派密使來島，聲稱馮玉祥派兵包圍公府，本大總統已失自由，特命吳總司令星夜率師入衛，會師討賊，所有征討事宜，均著吳總司令便宜行事」。二十六日到天津的時候，他又代發王懷慶等的討馮通電。其實，曹錕哪裡還有什麼密使派得出來，而王懷慶等的電報，也是吳所捏造的。同一天，他把帶來的軍隊開往楊村布防，對馮軍採取守勢，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調動齊燮元、孫傳芳的軍隊由津浦路北來，李濟臣、蕭耀南的軍隊由京漢線北來，兩路進攻北京。他在天津假借曹錕名義發表大批命令，任命李景林為奉天軍務督理兼東三省巡閱使，胡景翼為察熱綏巡閱使，劉鎮華為陝甘巡閱使，王懷慶為陸軍檢閱使兼西北邊防督辦，並派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劉鎮華會同節制「討賊各軍」。 北京政變爆發後，津浦路成為直系軍閥貫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線，可是山東督理鄭士琦，是對直繫懷有敵意的皖系軍閥，這條路線隨時有被截斷的可能。這是關係直系全局的一個嚴重問題。一般人預料，吳佩孚必然會放棄榆關停止對奉系的戰爭，把全部兵力調到津浦路來，控制這條路線，以便與河南、江蘇、浙江各省的直系勢力打成一片，使自己在失敗後轉入到一個進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不料事實恰恰相反，吳佩孚仍把主力擺在榆關不動，自己僅抽調少數軍隊回救北京。十分明顯，榆關直軍因為北京發生政變而軍心大為動搖，不可能抵禦聲勢方張的奉軍，而吳帶來的少數軍隊，也不可能與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的馮軍為敵，吳佩孚留在天津待援，企圖回救北京，是把自己陷在兩面受敵的不利地位，是自己鑽進死胡同的一種布置。 此時前方情況不明，各省直系軍閥對吳還有個人迷信，因此二十六、二十七兩日，蕭耀南、齊燮元、孫傳芳、杜錫珪、蔡成勛、馬聯甲、周蔭人、楊樹莊等紛紛發出了助吳討馮的通電，甚至遠在四川的劉湘、劉存厚、楊森等也有搖旗吶喊的通電發表。蕭耀南派出陳嘉謨師、寇英傑旅，齊燮元派出陳調元師，孫傳芳派出孟昭月、張允明兩旅，馬聯甲派出田錦章旅，分別由津浦、京漢兩路北上援吳。四川也派賴心輝部整裝待發。 但是，各省援軍尚未開動，馮玉祥、胡景翼的軍隊即已開到廊坊，準備進攻天津。在天津作寓公的張紹曾，看見吳所處的地位十分危險，曾奔走調停於北京、天津之間。這種調停當然不會產生效果。 二十八日，榆關戰事發生急劇變化，由平泉、冷口入關的奉軍張宗昌部[2]從斜刺里占領灤州，截斷了榆關直軍的歸路和榆關、天津之間的交通線，因此前線直軍就像土崩瓦解一樣潰敗下來。三十一日，奉軍占領了榆關和秦皇島，繳獲了直軍槍枝達三萬餘支，吳佩孚歷年來搜刮民脂民膏培養起來的直軍主力，到此全部完蛋了。 三十日，張紹曾從廊坊前線趕回天津來，還提出「和平救國大綱」，勸吳接受，吳的態度仍然十分倔強。從三十一日到十一月二日，馮軍占領楊村和北倉，俘獲北來援吳的魯軍旅長潘鴻鈞。吳的司令部被迫由天津移至軍糧城。同時，奉軍張宗昌、吳光新等部又已占領唐山、蘆台，軍糧城也不可久留，吳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此時，一般人所料及的津浦路變化果然實現了：十一月一日，鄭士琦突然宣布「武裝中立」，派兵到滄州、馬廠一帶，阻止吳軍假道通過山東。吳得到這個消息，驚得話都說不出來。正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就有海軍部軍需司司長劉永謙替他準備好華甲運輸艦一艘，勸他乘車到塘沽登艦南下。十一月三日，吳率領殘兵敗將二千餘人登艦，浮海而南。 鄭士琦宣布「武裝中立」的一天，除派兵北上截斷吳軍退路外，還派兵南下炸毀韓莊鐵路，以阻止江浙援吳軍通過山東。就在這一天，閻錫山也出兵石家莊，截斷京漢路的交通，豫、鄂等省所派援吳軍，也都被阻不能前進。這樣，吳佩孚所盼望的兩路援軍都落空了。 第二次奉直戰爭從九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三日，一共打了五十來天，以直軍主力全部覆滅和吳佩孚狼狽遁逃為其結局。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此以前，吳的武力統一政策和個人獨裁野心，在直系外部促成了三角反直同盟，在直系內部產生了三角反吳同盟，不待戰事發動和馮軍回師，直系分崩離析的局勢已經形成。另一方面，直系所指望的對外借款，由於帝國主義各國相互牽制而不能成立，北京政府在財政上早已走上崩潰的邊緣。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吳佩孚派曹銳為軍需總監，暗示曹氏弟兄必須大破慳囊來維持戰費，可是他們一毛不拔，以致關外氣候已寒，而直軍猶著單衣。當然，直系失敗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不得人心，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政策，曹錕賄選總統的醜行，以及各省直系軍閥在地方上的種種罪行，都使全國人民切齒痛恨，因此反對直系的鬥爭，在這一時期是政治潮流中的主流。 奉直戰爭具有極其明顯的國際背景。日本政府絕對不能允許代表西方利益的直系軍閥侵入到它所視為「生命線」的勢力範圍。十月一日，日本各政黨委員打伙兒到外務省，譴責幣原外相優柔誤國，並提出日本必須保障滿蒙的既得權利，否則日本對朝鮮的統治權也將受到深刻影響。十月十三日，幣原發表了對奉直戰爭嚴守中立的虛偽宣言，其核心問題是要求中國「嚴重考慮日本在滿蒙一帶的利益」。十月十日，日本軍人、政黨組織專門針對中國的「國民大會」，督促日本政府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與西方國家協調），以實力援助張作霖。日本飛機師鈴木曾經參加吳佩孚的飛行隊，他回國時，就有不少軍國主義分子持劍前來包圍砍殺，使他遍體鱗傷，幸由警察解救，才得保全性命。奉直戰爭初起時，日本關東軍早已決定，如果奉軍戰敗，即對東北實行軍事占領。以上情況，說明直系在東北作戰，即使能夠打出關外，隨之而來的將是外交上的突發事件，像一九三一年爆發的北大營事變一樣。 其實，直系軍閥並非僅僅願意做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戰事發動時，曹錕催促駐日公使汪榮寶迅速回任，並囑顧維鈞與日本公使芳澤進行交涉，解決中日兩國間的懸案。吳佩孚也一再發表尊重外人權利的聲明，說明他們也是願意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的。問題在於日本政府不信任直系軍閥，就像一九一四年不信任袁世凱一樣。 第二次奉直戰爭的結束，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又一次戰勝了西方帝國主義。但是，北洋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已因互相混戰而日益趨於衰弱，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日益強大起來，帝國主義利用它們的工具間接統治中國的老辦法，已經越來越走不通了。 三　曹錕被迫辭職。馮軍驅逐溥儀出宮。天津會議劃分馮奉兩軍的勢力範圍。張作霖侵占東南地盤的野心 榆關直軍潰滅後，冷落已久的段祺瑞，突然成為收拾北方時局的核心人物：張作霖早就打算迎接他出關推為最高統帥，馮玉祥等又於十月二十六日推他為國民軍大元帥。三十日，奉軍將領在回答馮的電報中，建議公推段為各路聯軍的統帥。十月二十九日，盧永祥由日本別府來到瀋陽，張作霖請他恢復了浙滬聯軍總司令的頭銜。三十日，張、盧兩人發出了擁戴段為聯軍統帥的聯名電報。 十月三十一日，鹿鍾麟到公府「看守」總統印信。十一月一日，顏惠慶辭職照准，改任黃郛代理總理兼任交通、教育兩部總長（七日改任易培基為教育總長），王正廷兼任外交、財政兩部總長，王永江為內務總長，李書城為陸軍總長，張耀曾為司法總長，杜錫珪為海軍總長（杜未就職），王乃斌為農商總長（劉治洲代）。黃郛、王正廷都是馮軍回師舉行政變的內幕人物，因此這個內閣是以馮係為核心的混合內閣。 十一月二日，王承斌到公府勸曹錕辭職，曹即向國會提出辭職咨文，並令內閣攝行總統職權。曹自去年十月十日上任以來，只做了一年零二十幾天的總統，他的下場卻比歷屆總統更慘。他在延慶樓受到監視，行動不能自由。他看見前來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劫車奪印捧他上台的那個健將，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難受。 曹錕的前後任都是攝政內閣。這次由政變而產生的新政權，仍是被推翻了的舊政權所任命的，而且國會未被解散，法統無所變更。在此以前，馮玉祥主張成立政務委員會為最高行政機關，段祺瑞首先不同意，而曹錕這個政府，又是反直同盟不能許其繼續存在的，因此不得不成立這樣一個非驢非馬的攝政內閣，作為過渡性的政權機關。這個內閣首先引起了張作霖的嚴重不滿，奉系閣員王永江不肯前來就職。這個內閣也不受帝國主義的歡迎，十一月十四日，黃郛設宴招待外交團為內閣成立後的首次接觸，外交團謝絕前來，宴會臨時作罷。 馮軍驅逐曹錕下台後，第二步又驅逐溥儀離開宮廷。十一月五日，攝政內閣議決修正優待清室條件五條如下：（一）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國民享受同等權利；（二）每年補助溥儀生活費五十萬元，另撥二百萬元開辦工廠，收容旗籍平民；（三）清室須履行原條件移出宮禁，自由擇居，民國予以保護；（四）清室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五）清室私產仍歸清室享有，公產古物則歸國有，應交民國保管。當天鹿鍾麟偕同新任北京警察總監張璧到清宮宣布這個決議，溥儀還召開了最後一次的「御前會議」，即將宮內太監四百七十餘人、宮女百餘人分別給資遣散。下午鹿鍾麟派來汽車五輛，護送溥儀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剎海「醇王」府（「醇王」是溥儀的生身父載灃）。 根據優待清室條件，溥儀和他的「皇室」早就應該遷出宮廷。可是民國當權人物袁世凱、段祺瑞、徐世昌之流，都是清政府的舊臣宿將，讓他們賴在宮廷不走，而清朝滅亡已有十三年，仍然成為「國內之國」，發布煌煌「上諭」，舉行跪拜大禮，並不遵守民國正朔（仍稱宣統十六年），甚至北京總統每逢接替的時候，還要派遣「專使」以外國君主之禮前往清宮致送國書，問候安好，這些現象都是極不正常的。馮軍驅逐溥儀出宮，理由十分正當，但是前清遺老舊臣們，卻都欷歔流涕地譴責馮玉祥「不近人情」，而段祺瑞也大不以為然，公然來電加以規勸（十一月六日）。帝國主義各國也都大驚小怪地向北京外交部探詢究竟。只有孫中山對此深表同情[3]。 這個時期，不但攝政內閣是以馮軍為背景而組成的，而且鹿鍾麟被派為京師警備總司令，北京軍政大權也都掌握在馮軍的手裡，這種局面當然不可能長期地維持下去。為了防止奉軍開到北京來搶奪政權，馮與胡景翼各軍相約退駐城外，並授意攝政內閣作出北京城內永不駐兵的決定，所有非必要的軍事機關也都一律裁撤。 但是，馮、奉兩軍進入天津後，就因爭奪收編吳佩孚的敗兵而互相敵視，隨時有發生衝突的可能。張宗昌以山東人為號召，所收最多，他的實力迅速增長起來（吳部以山東人為最多）。王承斌是參預政變的主要人物之一，攝政內閣派他到天津收編直軍第二十三師（王系該師師長，攝政內閣叫他復職），不料李景林派兵前來解除其武裝，王倉皇逃往租界，不敢出面。李景林、張宗昌前後收編直軍各達四個混成旅之多。奉軍還向京津、津浦兩路進兵，京津路進至廊坊，津浦路進至德州。同時，國民軍第三軍孫岳部也把保定攻占下來。在這樣嚴重的局勢下，受到雙方推重的段祺瑞不得不從中調處，初步劃分了馮、奉兩軍的勢力範圍：指定津浦路為奉軍發展的方向，京漢路為馮軍發展的方向，京津路則暫以楊村為界。段一再催促馮玉祥、張作霖到天津舉行會議，解決時局問題。十一月十日，馮、張兩人到津後，即在日租界段宅舉行會議，張一定要繼續進兵徹底剷除直系的殘餘勢力，段則主張「適可而止」，對江浙等省用政治手腕解決而不以武力解決。張不便在老前輩的面前堅持自己的意見，馮又不肯發表意見，因此會議決定：（一）奉軍在津浦線進至德州為止；（二）對東南不用兵；（三）對吳佩孚准其和平下野，不下通緝命令；（四）召集全國善後會議，討論組織政府和一切善後問題。 以上決定，幾乎完全是依照段的意見，而段之所以主張和平解決，卻是為自己打算，想把各省直系勢力收歸己有，使自己成為包括奉、馮等系在內的北洋派唯一領袖。張作霖當面不說，背後意見就多了，他說他決不為自己的部下爭奪地盤地位，但是一定要替「嘉帥」（盧永祥）出一口氣，本人願意派奉軍一部受「嘉帥」的指揮，南下討伐齊燮元，將來即由「嘉帥」繼任江蘇督理；此外他又保舉吳光新繼任安徽督理（吳光新是段的妻舅，此時擔任奉軍軍長），看來他所推薦的都是皖系人物，與己無關。關於軍費問題，他滿口答應由他全部負責代籌。張作霖對於皖系「慷慨仗義」的態度，其目的在於打消對東南不用兵的決議，段也聽得頗為悅耳。十四、十六兩日，段、馮、張三人繼續舉行會議，便又改作決定，由盧永祥率領奉軍張宗昌、吳光新兩部進攻江蘇，但不侵入浙江，由國民軍負責掃蕩河南，但不侵入湖北。 馮玉祥對這個決定贊否參半。他不願奉系的勢力伸張到東南財富之區；他的主要敵人是吳佩孚，河南還有吳的殘餘勢力，必須繼續進兵，同時也要為他的同盟者胡景翼、孫岳兩人找到一個適當的地盤。在天津會議以前，他已授意攝政內閣罷免吳的兩個爪牙張福來、李濟臣的職務，派胡景翼辦理河南軍務收束事宜，孫岳繼任河南省長，因此即使沒有這個決定，馮系國民軍的勢力也是一定要向京漢路南端發展的。 四　直系組織十省同盟。吳佩孚組織「護憲軍政府」未成 北京政變爆發後，各省直系軍閥起初還指望吳佩孚能夠帶兵迅速恢復北京政權，一切事情可以雨過天晴。不久看見前線直軍一蹶不振，而各省援吳軍也都被阻不能前進，於是齊燮元首先發起組織蘇、皖、贛、浙、閩、陝、豫、川、湘、鄂十省大同盟，在南京成立同盟總部，作為十省聯合自衛的一種手段。他們看見段祺瑞不久就要上台，段很想收容直系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而他們也很想借重段的聲望以抵制馮、奉兩系的聯合進攻，因此從十一月上旬起，他們紛紛發出了擁段出山收拾時局的電報。這些電報有的用個人名義，有的由幾個省聯名發出。在這些電報中，他們提出了「段吳合作」的建議。孫傳芳在佳電（十一月九日）中說：「吳玉帥智勇兼備，確為國家棟樑之才，允宜優加護持，為國愛惜。」這個電報可以代表他們的共同心理。對於馮玉祥一手把持的攝政內閣，他們卻深懷疑懼，十一月十二日，同盟總部在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時，即議決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北京所發命令，概不承認。 其實，十省同盟總部不過是虛張聲勢的一塊招牌，川、湘兩省並未加入，陝西劉鎮華是個首鼠兩端的騎牆派。同盟的兩個主角——齊燮元和孫傳芳也不是能夠真誠合作的，江浙戰爭結束後，這兩個「合作者」曾因搶奪收編盧軍而彼此耿耿於懷[4]。齊視上海為俎上之肉，而孫在上海所發布的文告中，有「本使忝綰浙申」的一句話，似乎已經把上海劃入他的勢力範圍以內。孫又藉口「援蘇」一役消耗軍火很多，必須取償於上海兵工廠，其目的在於據上海兵工廠為己有。盧、何下台後，孫派白寶山代理淞滬護軍使[5]，齊派宮邦鐸為上海鎮守使，北京攝政內閣又派首先到上海的鄂軍第五混成旅旅長張允明為淞滬護軍使，因此上海出現了「一國三公」的混亂局勢。後來白寶山雖然退出，但是宮邦鐸在閘北，張允明在龍華還是唱對台戲，而孫又在暗中支持張允明，以便把兵工廠控制在自己的手裡。以上情況，說明東南形勢仍然很不穩定，所謂十省同盟並不是一種堅固的同盟。 吳佩孚離開天津後，馮玉祥懸賞十萬元購買吳的活口（提頭來獻者減半），段祺瑞電令沿海各省不得允許吳軍登陸。十一月七日吳乘華甲艦經過煙臺時，曾向芝罘鎮守使張懷斌借到一批糧食燃料；十二日駛抵吳淞口時，吳即換乘蕭耀南派來迎接的決川艦進入揚子江，於十五日駛抵南京。 此時，南京正在舉行十省同盟會議，齊燮元率領參加會議的各省代表登艦迎接。吳對於各省組織同盟一舉表示十分贊成，但是反對他們擁段，主張繼續維持法統，出兵討伐「叛逆」。齊解釋擁段是目前應付環境的一種手段，吳卻認為「馮軍假借攝政內閣的名義發號施令，我們各省難免不受宰割，應當從速組織政府，採取對抗行為」。他拿出在航行途中所草擬的「護憲軍政府組織大綱」和各省聯名發起的電稿，請求大家簽名。齊看了一下，覺得問題太大，要冷靜考慮後再作回答，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必須請示本省長官後才能決定。吳卻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這是直系各省自救圖存的唯一辦法。齊情不可卻地簽了名，但仍主張電報從緩發出，須先布置軍事，等待軍事上有充分把握時再行發表。吳對此表示同意，因此各省代表也都簽了名。接著討論援皖問題。原來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長倪朝榮、第四混成旅旅長高世讀等乘直系政權倒台的時候，通電錶示擁段，宣布與安徽督理馬聯甲脫離關係，高自稱安徽國民軍總司令，並在浦口以北東葛、烏衣之間拆毀鐵路，以截斷南京、徐州之間的交通。馬為十省聯盟的成員之一，直系各省當然不能坐視，因此吳、齊二人聯名電令上海張允明旅迅速開往津浦路援皖（張允明並未接受調度）。但是，馬聯甲來不及等待外援，即已被迫下台[6]。 吳乘決川艦於十六日離開南京，過九江時江西督理蔡成勛預先到此迎接。十七日行抵漢口，吳即將組織「護憲軍政府」的通電交與蕭耀南發出。這個電報的列名者有齊燮元、孫傳芳、蕭耀南、劉鎮華、吳新田、吳佩孚、杜錫珪、馬聯甲、蔡成勛、周蔭人、薩鎮冰、張福來、李濟臣、劉存厚、劉湘、楊森、袁祖銘、黃毓成、金漢鼎、林虎、洪兆麟等二十一人，所代表的地區有蘇、浙、鄂、陝、皖、贛、閩、豫、川、粵十省。組織大綱的主要內容是，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代表中華民國執行對內對外的一切政務；軍政府設元帥若干人，各省區巡閱使、督理、都統、海軍總司令均為元帥；軍政府採取合議制，設元帥會議，推正副主席各一人，由元帥互選之；元帥會議下設內務、外交、軍政、財政、交通五部，每部設部長、次長各一人；軍政府至憲法效力恢復時撤銷之。這個組織大綱是從廣東和湖南兩省學來的，不過吳佩孚所「護」的是曹錕所頒布的「國憲」，與趙恆惕所「護」的「省憲」有所不同。 這個電報立刻引起了極其嚴重的反響。這時候，馮、奉兩系的關係已經惡化到快要破裂的程度，由於吳放了這一炮，他們又覺得暫時有合作的必要了。段祺瑞正在拉攏直系來加強其地位，看了這個電報，又認為直系「非我族類」，而傾向於團結馮、奉兩系來作為自己的政治出路了。 這個電報與直系各省擁段自保的方針截然相反，引起了直系內部的極度慌亂。孫傳芳首先打電報問齊燮元，這件事情從何而起，這件事情做得十分不妙呀。齊因自己簽名不便出面反對，便把孫的電報轉給吳，並授意江蘇省長韓國鈞發出皓電（十九日）說：「武昌筱電，人民不免驚疑。若僅組織各省聯合機構，輔助段公收拾時局，實為大局之幸。」這個電報發表後，齊、孫、蕭三人馬上回電，表示極端贊成，事實上是用韓的皓電來否定吳的筱電的。但是，這樣做還不夠補救筱電所產生的惡劣影響，全體直系軍閥又一次聯名發出擁段早日出山的電報（十九日），以掃除段對他們可能發生的誤解。為了避免引起吳的誤解，這個電報事前曾向吳進行解釋然後發去。 列名於筱電的人物，如薩鎮冰、黃毓成、金漢鼎與吳毫無直接關係，馬聯甲已經下台，袁祖銘曾經通電勸吳下野，甚至敗軍之將林虎、洪兆麟，也有電報否認列名。通電露骨反對筱電的，有蔡成勛、王汝勤、盧金山等。蕭耀南是吳的直接部下，不便正面反對，但是，在吳未到武漢以前，他就表示了擁段和保境息民的態度，因此湖北各團體紛紛提出質問，並請他制止吳在武漢進行政治活動。蕭除解釋本人並未同意筱電外，同時勸吳「暫息仔肩」，這個意見當然不是吳所能接受的。 吳在武漢放了一個空炮，心中怏怏不樂。他在回答韓國鈞的禡電（十一月二十二日）中仍然不肯認錯，硬說護憲與和平兩不相妨，護憲與擁段並無牴觸；擁段不能讓他處於北方惡勢力之下，可以迎接他南下主持一切，而組織護憲政府，正是謀求合法的和平。 * * * [1]　孫岳本系老同盟會會員，清朝末年曾在第三鎮充當下級軍官，因參加灤州起義被迫離職，曹錕設法予以掩護。民國成立後回到保定，又做過曹的衛隊旅旅長。 [2]　1922年張宗昌在綏芬河戰勝高士儐後，張作霖任為綏寧鎮守使以酬其功。他吸收白衛分子謝米諾夫的殘部（槍枝五六千支），因此部隊擴充到一萬人左右。奉系整軍時期，新派軍人抬頭，張宗昌以客籍軍人（山東人）而又為雜牌隊伍，遲早必歸淘汰。後來張作霖調該部到奉東輝南縣，與李景林部在哈蜢河兩岸演習秋操，該部渡河取得勝利，因此受到重視，部隊得以保全。 [3]　清宮遷出一事，11月11日孫中山致電馮玉祥表示贊成。1925年1月孫到北京時，清室「內務府」人員函請「主張公道」，孫命秘書處回答，認為清室始終未踐移宮之約，又有民六復辟一事，已自行破壞優待條件，更無責人以踐約之理。 [4]　盧部第四師被孫傳芳吸收，改派劉得勝為師長，仍駐松江。第十師被齊燮元吸收，改派鄭俊彥為師長，移駐蘇北。 [5]　白寶山是江蘇第一師師長，駐防海州，戰時調往宜興受孫傳芳的指揮，因此與孫接近。白自己有地盤，不願與張允明爭淞滬護軍使，於11月14日率部退回海州。 [6]　皖北獨立後，馬聯甲因眷屬在蚌埠被扣，不敢武力解決，請皖南鎮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長王普出面調停，調停無效，馬即將政權交與王普，本人於16日逃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