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六十六章　直系內部露骨分化

一　直系分化反直同盟的兩種策略。齊燮元組織四省同盟準備進攻浙滬。盧永祥拒絕吳佩孚的誘惑 曹錕上台後，全國反對之聲四起。但是反直「三角同盟」因受種種牽制不能發動戰爭，直系政權得以暫時地穩定下來。 曹錕於十月二十日下令「籌商統一」。直系內部對於如何進行統一的問題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有的主張先從「和奉」入手，有的主張先從「和皖」入手。曹錕與張作霖有親戚之誼，主張再派乃弟曹銳出關「和奉」，用副總統的地位交換張作霖贊助統一。當時有消息說，奉系少壯派軍人張學良等摩拳擦掌要報一敗之仇，如果曹銳前往作說客，一定會被扣留，因此曹銳不敢冒險出關。曹錕改派與奉系有交情的下台軍閥王占元、鮑貴卿等更番到瀋陽表示好意，張作霖除了表示「保境息民」而外，不肯作進一步的表示。吳佩孚早就不以「和奉」為然，認為奉系是盜匪出身的假北洋派，直奉兩系終須再決雌雄，絕對沒有化敵為友的可能；而直皖兩系雖然曾以兵戎相見，究竟屬於同根連枝的北洋正統。他提出團結北洋派的口號，主張聯絡皖系，以改變直系陷於孤立的不利形勢。 吳佩孚主張「和皖」與齊燮元進攻浙滬的計劃發生了嚴重牴觸。皖系軍閥盧永祥盤踞浙江，並據上海為己有，齊久已視同眼中之釘。直系戰勝奉系後，齊主張乘戰勝之餘威，剷除皖系在浙滬一帶的殘餘勢力，以免留為後患。一九二三年八月，齊的攻滬計劃未能實現，反而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約，這一變化雖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吳佩孚反對用兵東南，並且從中作了調解。齊深恨吳佩孚好管別人的事，但也無可如何，他暗中組織蘇、皖、贛、閩四省聯盟，準備在適當時期執行其原定計劃。 十一月十日，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梁被人暗殺身死[1]，齊與江蘇省長韓國鈞會派申振綱繼任，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卻另派該廳總務科長陸榮籛代理廳長[2]，於是這個問題又一次引起了直皖兩系爭奪上海的風潮。他們首先就上海的行政權問題展開了電報戰：何豐林堅持淞滬為特別軍區，不受江蘇督軍管轄，淞滬護軍使根據法令有節制上海司法行政之權；齊燮元、韓國鈞則稱警察屬於行政範圍，不在軍區管轄權之內，淞滬警察廳廳長應由江蘇省長向中央政府提名推薦，淞滬護軍使無權委派。這時，盧永祥雖與各鄰省定有和平公約[3]，但是那些軍閥同時又加入了四省聯盟，一紙公約對他們說來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因此，齊電請北京政府下令裁撤淞滬護軍使，保薦陳調元為蘇常鎮守使兼管上海防務，並建議如果盧、何兩人拒不奉令，即應大張撻伐。曹錕對於這樣一件大事不能不問吳佩孚，吳仍表示反對，齊的攻滬計劃又一次不能實行。 吳的「和皖」計劃以尊段、聯盧為其主要內容。曹、吳兩人經常派人到天津問候段祺瑞的起居，段對他們採取了若即若離的態度。以前吳與安福系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直系戰勝皖系後，受到通緝的安福系分子紛紛逃入日本公使館避難，其中大部分在日本公使的保護下逃出北京，只留下樑鴻志、方樞、朱深三人未走。為了要拉攏皖系，曹錕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下令取消對梁鴻志等的通緝令，並撤銷對曲同豐的監視和對張敬堯的查辦案。吳佩孚想利用張敬堯作為「和皖」的橋樑，請他到洛陽一游，這件事情還鬧出一場笑話來。張敬堯接到電報後，心懷鬼胎不敢前往，先派乃弟張敬舜到洛陽窺探虛實，卻受到吳的熱情招待，他自己才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九日來到洛陽。吳設宴為之洗塵，席間電燈忽然熄滅，張大吃一驚，急忙拔出手槍對準吳的胸膛準備拚個死活，吳卻佯為不覺，飲酒談笑如故。一忽兒電燈亮了，一切並無異狀，原來洛陽電力供應不足，電燈驟然不明是常有的現象。 吳佩孚發起於三月十三日（農曆二月初九日）為段祝壽，事前授意各省直系軍閥通電錶示「尊段」。段的周圍人物都反對接受直系的拉攏，因此段謝絕替他做壽，但是直系代表前往拜壽者還是不乏其人。 這時，不少國會議員擬推吳為副總統，吳卻要留此席以待盧永祥。吳知道段不會肯做曹錕手下的副總統，想以此席交換盧永祥對直系的合作，並派國會議員何雯到杭州表達此意。盧見吳對他如此推重，便也派人帶信到洛陽表示三項意見：（一）本人與曹錕的關係素深[4]，但用非法手段取得總統，他無法表示擁護。（二）對吳的盛情非常感謝，但不贊成採取拉攏個人的方法來解決時局，如果本人出賣人格，就將一無足取。（三）勸吳放棄武力統一政策，公開討論時局，本人願意盡力相助。 到此，直系「和奉」「和皖」的計劃都沒有成就。 二　曹錕大「封」直系諸將。直系內部組織反吳聯盟。吳佩孚統一軍權的措施引起嚴重反感 曹錕未做總統時，當然是個威風凜凜的人物，而跨入新華宮不久，就開始嘗到了以前歷屆總統所嘗到的各種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廢、軍餉無法應付、財政無從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統一全國，而且不能統一直系內部。他的號令莫說不能行之於奉、皖各系和西南軍閥所占領的區域內，就是在直系範圍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勢。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這些情況，曾經意味深長地嘆息著說：「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請他當總統」。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發牢騷：「你們一定要捧我上台，卻是叫我來活受罪」！ 在直系諸將論功行賞的問題上，曹錕也嘗到了左右做人難的苦處。他的兩個不成材的兄弟，曹銳想回任直隸省長，曹鍈想升任直隸督軍，直隸省議會卻要求北京政府裁撤直魯豫巡閱使、直隸督軍兩職。十月二十一日，曹錕任命賄選中立過大功的王承斌為直隸軍務督理。但直魯豫巡閱使的問題一時難於解決。這個地位肯定地應由直系首屈一指的大將吳佩孚來繼承，可是吳已經成為直系內部群起而攻的對象，津、保政客建議派吳為七省經略使，叫他移駐漢口，專管對付南方，不許過問北京政府的事情。吳是曹錕手中的一張王牌，不可能把他一腳踢開，因此十一月十一日仍然任為直魯豫巡閱使，同日任命齊燮元為蘇皖贛巡閱使，蕭耀南為兩湖巡閱使，王承斌兼任直魯豫巡閱副使。十四日又提升王懷慶、馮玉祥、王承斌、齊燮元、蕭耀南、閻錫山六人為上將軍。這樣一來，全國紛紛議論，在曹錕自己所頒布的「憲法」上，並無巡閱使這一官制，而在一天之內發表三、四個巡閱使，顯然是一種違反憲法的行為。上將軍以前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而在一天之內發表六個上將軍，於是上將軍也成為「關內侯、濫羊頭」了。 吳佩孚自命為曹錕的長子，言外大有「父親年老，長子當權」之意。可是眾家兄弟都討厭這個大權獨攬、目無餘子的「大哥」，因此這一家子經常發生爭吵不和的事情。當時直系外部有反對直系的「三角同盟」，而直系內部也有馮玉祥、王承斌、齊燮元結合起來以反對吳佩孚為目的的「三角同盟」。這個同盟大大加速了直系勢力的衰退和滅亡。 直奉戰爭時期，馮玉祥立過大功，吳佩孚卻存有猜忌之心，把他從河南調開，給他一個沒有地盤和有職無權的陸軍檢閱使名義，馮如何受得了！後來北京政府改任馮為西北邊防督辦，卻又受到新疆督軍楊增新的反對，而陝、甘兩省的情況也很複雜，這仍然是個有名無實的空銜，馮迄未就職。曹錕上台後，打算給他一個地盤，也因阻力重重沒有辦到。吳、馮兩人曾經結盟為兄弟，馮又與吳的親家張紹曾結為親家（都是一九二三年八、九月間的事情），但是這些關係不能彌補雙方因爭權奪利而引起的裂痕。一九二四年二月，曹錕想盡種種辦法拉攏馮[5]，因為除吳而外，馮的兵力在直系諸將中最為強大，吳、馮不和是直系內部的一個致命之傷。但是這些辦法並未產生效果。 王承斌早已見疑於吳佩孚。由於他竭力拉攏津、保政客，並在賄選時期親自扮演過劫車奪印這樣一個可恥的角色，才取得了直隸督理的地位。但是，駐防榆關的第十五師師長彭壽莘、駐防蘆台的第九師師長董政國都直接聽命於「吳大帥」，而不把這位督理放在眼下[6]。吳佩孚還想調王為河南督理以便就近加以監視。吳的重重壓力使王受不了，曾經對客大發牢騷：「老馬為主人效馳驅有年，現已不被信任，應當知難而退了」。又說：「我是奉天人，就疑心我通奉，然則總統和張作霖為兒女親家，豈不也是通奉！」 齊燮元本不屬於曹錕的直接系統，由於他報效過巨額軍費和賄選經費，他所處的地位又很重要，也受曹錕的重視。前面說過，在江浙問題上他和吳佩孚有過一段不愉快的過程。隨後他保薦陳調元為江西督軍，曹錕又要請教吳，吳認為蔡成勛不宜撤換因而作罷。這件事情使齊大為不平，罵吳以直魯豫巡閱使而干涉蘇皖贛巡閱使的職權，真是太不講理了。此外還有一件海軍爭端也牽涉到吳、齊兩人的關係。駐粵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投降北方後，十二月二十一日率領海圻、海琛、肇和、永翔、同安等艦駛赴青島、煙臺，他的部屬強占煙臺海軍營地，引起海軍總司令杜錫珪的不滿。溫投降北方前，吳許以不受海軍總司令的節制，此時便保薦他為渤海艦隊司令，直接隸屬北京政府。這一事件又與杜的職權有關。以前川湘之役和直奉之役，杜率領海軍奮勇助戰，他埋怨吳不應當採取過河拆橋的手段，更反對其破壞海軍系統的行為，因此忿而辭職。海軍總司令部設在南京，齊的態度完全站在杜的一邊，杜、溫之爭演進而為吳、齊之爭，使曹錕難於處理。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曹錕派溫為渤海艦隊司令，吳終於占了上風，這個問題在吳、齊兩人的關係上也增加了一道黯淡的陰影。 吳調陝軍胡景翼師進攻廣東，胡不願對南方作戰，遲遲不肯開拔，引起吳的不滿。一九二四年四月，胡到洛陽拜壽時，有人告以「大帥將以通奉的罪名把你扣留起來」，嚇得胡倉皇逃往天津，並且通電解釋誤會。這件事後來雖無下文，但吳又多了一個暗中懷恨的敵人。 吳對自己的直屬部下，更加像主人對待奴才一樣，往往不為他們稍留餘地。蕭耀南做了湖北督軍，所用秘書長和參謀長都被吳撤換掉，新派來的參謀長張聯棻實際上是派來作監軍的，當然不把督軍放在眼下。一天，蕭愁眉苦臉地對張說：「馥馨大哥：我名義上是督軍，事實上你是我的大哥，一切事情你去作主好了，不必問我。」現在蕭又上升為巡閱使了，可是吳以直魯豫巡閱使而節制兩湖巡閱使，一道道的命令連珠般發下來，把湖北當作個人私產，當作搜刮軍餉和供給軍火的基地。有時供應稍遲，吳就大發雷霆，要把肯聽話的張福來調到湖北來，嚇得蕭親自到洛陽謝罪，才得保全位置。 當時的督軍等於一省的小皇帝。可是自從吳「虎踞」洛陽以來，「河南王」就變成了住在矮屋下的小媳婦兒了。趙倜、馮玉祥都因不甘心做小媳婦而被吳攆走。張福來做了多年的小媳婦，理應受得了，可是這位「婆婆」實在管得太嚴太緊，管得他透不過氣來。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農曆三月初七日）為吳的五十誕辰，事前吳在報上登載謝壽啟事，張福來覺得自己多年的老上司，近在咫尺之地，萬無不去拜壽之理。當他到洛陽時，吳睜著一雙怪眼問他前來做什麼。他謹肅地回答說：「特來恭祝大帥千秋」。吳就聲色俱厲地罵道：「你沒有看見過我的啟事？你有工夫來拜壽，為什麼不抽出工夫來教管你的兄弟？你的兄弟比趙三麻子有什麼兩樣？」[7]當時有很多人在座，罵得這位堂堂督理汗流浹背，無地自容。他退下來找到吳的參謀長李濟臣痛哭流涕地說：「大帥不給我留一點面子，我不能再幹下去了。」 吳又派參謀長李濟臣兼任河南省長和河南軍務幫辦等職，並將省長公署遷到洛陽，因此開封督理公署成為一座空無所有的冷廟，坐在冷廟裡的「河南王」成為一個無人供奉香火的菩薩。這樣的口子張福來實在過不下去了，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以賀年為名，跑到北京哭訴於曹錕之前，說他實在干不下去，願意辭職下台。曹錕著實安慰一番，答應打電報叫吳佩孚仍將省長公署遷回開封。從這件事情看起來，一個跟隨多年的百依百順的奴才，尚且受到這樣冷酷的待遇，大將軍的威風可想而知。 吳佩孚屢次宣言「不干政」，他在洛陽只管練兵，作好統一全國的準備。可是他干起政來比任何一個軍閥都厲害，一切用人行政不經過他點頭就休想辦得通。他不是什麼直魯豫巡閱使，而是高出一切的「太上政府」。他完全繼承了他的前輩袁世凱、段祺瑞的軍事專政地位和武力統一政策，但是所採取的專政形式有所不同：袁所採取的是總統制，段所採取的是內閣制，他所採取的卻是以地方而遙控中央的巡閱使制。曹錕做總統前，曾經和他發生過關於權利地位的矛盾，現在卻又回復了「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密切關係。這是當時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因為當時直系「和奉」「和皖」的計劃都失敗了，看上去「反直同盟」的聯合進攻最後是不可避免的，而吳在歷年內戰中享有「常勝將軍」的盛名，直系的最大兵力也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曹錕是個貪圖個人享受的懶漢，需要有這樣一個包打包唱的人替他撐持場面。因此，儘管津、保政客和直系諸將經常前來告狀訴苦，也不能動搖他對吳的信任。這就是吳之所以形成「太上政府」的原因。 吳的咄咄逼人的態度，有時也加在曹錕的身上。他曾公開表示：「北京的空氣太齷齪了，應當把總統府遷移到保定來，內閣、國會卻可以留在北京不動」。一九二四年年初，他保薦高恩洪為膠澳商埠督辦，高是曹錕深惡痛絕的一個人，心中大不痛快，他叫著吳的名字悻悻地說道：「吳佩孚，吳子玉，你保舉別人都可以，保舉這個人卻辦不到。」吳馬上打來電報說：「我之信任高恩洪，猶元首之信任我也。」於是曹錕無話可說，於三月十八日乖乖地發表了任命高恩洪為膠澳商埠督辦的命令[8]。 一九二四年年初，吳提出所謂統一軍權於中央的建議——各省巡閱使、督軍一律不得兼任師長，所兼師長一職須由中央派人接任，各師均改歸陸軍部直轄。這對各省軍閥說來，是從半空雲里打下來的一個霹靂：這些軍政大員所恃以保持其權力地位的，就是手中掌握的兵權，如果交出師長，就將成為赤手空拳的光杆。吳提出這個建議，正是要解除他們的兵權，以便加強中央的軍事集權，而這個中央卻又控制在吳的手裡，實際上也就是要把各省兵權都交在他個人的手裡。這個計劃害得各省軍閥像啞子吃黃連一樣，心中暗暗叫苦，嘴裡卻說不出反對的理由來。當然，他們對於自己的利害得失是不會不動腦筋的，隨後山東督理鄭士琦、河南督理張福來都回答北京政府說，他們願意不做督理而保留師長的地位。他們就是耍這個手法來反「將」北京政府一「軍」的。但吳對這個計劃志在必行，並且深得曹錕的贊同，因此北京政府先後下令解除蕭耀南所兼第二十五師師長，以陳嘉謨繼任；解除王承斌所兼第二十三師師長，以王維城繼任（以上二月二十八日）；解除陸錦所兼第九師師長，以董政國調升（三月十日）；解除張福來所兼第二十四師師長，以楊清臣調升（三月二十日）；解除馬聯甲所兼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長，以張克瑤繼任（四月二日）；解除鄭士琦所兼第五師師長，以孫宗先繼任（五月八日）。以上新任師長，除個別系由別處調升者外，大多是由本師的旅長提升起來的，因此各省軍閥無法鼓動部下反對北京政府的命令。但是執行這個計劃也不是沒有遇到阻力的。吳佩孚自己是山東人，而又身為直魯豫巡閱使，因此決定先從山東入手。由於鄭士琦願意舍督理而留師長，他就以巡閱使的身份召集第五師團長以上軍官，輪流到洛陽「聽訓」，鄭敢怒而不敢言。這批受訓軍官回到山東後，鄭也召集他們訓話一次，在訓話中強調「安徽人必須團結起來，才不致受人宰割」（鄭屬於皖系，第五師官兵大多為安徽人），言下放聲大哭。吳也害怕激成事變，原來決定調升靠攏自己的山東人潘鴻鈞為第五師師長，臨時改派第五師旅長孫宗先繼任，而吳自己在山東設立巡閱使行署的計劃，也就無形打消了。其次，第九師師長陸錦兼任陸軍總長、公府軍事處處長等職（只有陸錦一人不是督理），是曹錕身邊的紅人，吳費了很大氣力才說服曹錕而把陸錦的師長兼職解除。再次，這個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將各師改歸北京政府直轄，可以調來調去，這樣才能改變各省軍閥擁兵自衛的局勢。可是在執行計劃的時候，各省軍閥堅決要求各該師仍須留駐本省並受本人的節制，這兩個條件與部屬的利益完全一致（部屬可以成為督理的候補者），北京政府和吳佩孚只得讓步，予以同意。其實，這個計劃並不新奇，就是以前袁世凱採用過的拉下層、擠上層的老辦法。後來蔣介石也正是採用這個辦法來分化對手，以加強其統治力的。這個辦法助長了各省軍閥朝秦暮楚、「以下犯上」的風氣，對於軍事獨裁者來說，實際上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在更換師長的過程中，齊燮元所兼第六師師長、馮玉祥所兼第十一師師長，由於他們的態度非常堅決，北京政府只能置而不問。吳佩孚也不得不假惺惺地電請解除自己所兼的第三師師長。曹錕立刻打來回電，認為吳在洛陽練兵，情況有所不同，未便同案辦理。其實，除第三師外，吳在洛陽還擁有學兵團、幼年兵團、講武堂、軍官講習所、鐵甲車隊、炸彈隊、飛行隊等等，還有鞏縣兵工廠、漢陽兵工廠為其擴張武力的有力工具。他和袁世凱組織模範團、段祺瑞組織邊防軍一模一樣，正在加緊訓練子弟兵作為個人軍事獨裁的政治資本。這些做法，使各省直系軍閥無不側目而視，他的地位更孤立了。 北京政府一面奪去各省軍閥所兼的師長職務，另一方面卻又加派他們兼任省長，如馬聯甲兼任安徽省長、蔡成勛兼任江西省長、蕭耀南兼任湖北省長等等。這比黎元洪時期所提倡的「軍民分治」又大大倒退了一步。 這個時期，曹錕的耳根子裡充滿著控訴吳佩孚的聲音。曹替吳解釋說：「子玉就是好喝酒，容易動肝火，我要勸他少喝幾杯黃湯。」 津、保政客一面採取「聯奉制吳」的策略，一面還想捧齊燮元做副總統，讓他壓在吳的頭上，而齊也就野心勃勃地想援引以前江蘇督軍馮國璋兼任副總統的前例，來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副總統規定必須年滿四十才能當選，他就在南京大做其四旬整壽，而他的年齡卻只有三十九歲。他又發起在南京召開「巡檢高級會議」，除吳（直魯豫巡閱使）、齊（蘇皖贛巡閱使）、蕭（兩湖巡閱使）、馮（陸軍檢閱使）而外，王承斌以直魯豫巡閱副使的資格亦得參加。這個建議的目的，在於造成以多數壓倒少數的局勢，打破「大哥當家」的特權，讓眾家兄弟以平等資格共同管理「家務」。曹錕也贊成召開這樣一個會議來統一直系內部，並要親身參加，主張這個會議改在北京召開。但是，吳佩孚藉口反對召集類似「督軍團」的會議，表示不願參加，因此會議沒有開成。 由於吳佩孚恃有曹錕的支持，直系內部的「三角同盟」扳他不倒，於是一九二四年五月間，王承斌、馮玉祥、齊燮元先後提出辭職，想用「同盟罷工」的手段來扳倒吳。吳看見風色不對，也一度表示辭職，以平眾怒。急得曹錕搓手踩腳地說：「好，要不干咱們大家都不干！」以上情況，說明直系不待外力進攻，本身已有分崩離析之勢了。 三　津保兩派因爭內閣引起分化。吳景濂被逐出京。孫寶琦組閣案通過國會。孫內閣的「和平統一」計劃無人理睬 曹錕手下的津、保兩派本來是一家人。可是經常在他身邊的，如公府軍事處長陸錦、收支處長李彥青、秘書長王毓芝等都是保派。曹錕性情疏懶，不喜接見賓客，對於公私事務，都叫身邊人代為處理。因此保派的勢力逐步地壓倒了津派，津派日見疏遠，甚至曹錕的親兄弟曹銳也被冷在一旁。曹錕對於找他見面的國會議員，由冷淡的心情轉變為厭惡的心情，經常派秘書長代見，而王毓芝也搭架子，不大願意和他們接觸，甚至賄選有功的眾議院副議長張伯烈，三次入府也不得一見。國會議員對於曹錕過河拆橋的態度日益表示不滿。 吳景濂是王承斌的老師和表兄。這兩個奉天人，一文一武，在賄選總統時期都曾大賣氣力。吳景濂的目的是想取得「憲法」公布後的第一任內閣總理。以曹銳為首的津派是支持吳景濂的。保派則支持高凌霨由代理總理轉為正式總理，而外交派顏惠慶也來插上一手，因此內閣問題形成了三角鬥爭的局面，並且引起了國會內部的分化和鬥爭。 國會中有擁吳和反吳的兩派，經常在議場中互相爭吵，有時飛起墨盒互相投擊，大鬧一場而散。保派組織了一個憲政黨，推王毓芝為理事長，高凌霨、吳毓麟、程克等都是理事，這個黨是反吳派的後台老板。 眾議院議員延長任期案公布後，反吳派認為議長任期已滿，應當改選，擁吳派則認為議長任期應當和議員一樣延長下去。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吳景濂隨帶警衛員昂然入場，反吳派議員七手八腳地把他推下台來，當場和警衛員發生衝突，會場秩序大亂，吳景濂匆匆搖鈴宣告散會。十一月二十八日，議場中又有一場吵鬧，議員一鬨而散。 保派一面採取停止發給國會經費的手段以困窘吳景濂，一面組織「公民護憲團」請願驅吳。由於擁吳、反吳兩派相持不下，高凌霨組閣不能提出國會，而新總統上台後又不能長期地沒有正式內閣，在保派的同意下，曹錕找到年過六旬、前清做過督撫的孫寶琦組織內閣，據說這位「老成練達而又無政治色彩」的人物，是比較容易通過國會的。此時國會因議長問題吵鬧不休，孫內閣的同意案也被擱置下來。 十二月十八日，國會的全武行打得更起勁，吳景濂的頭部受了傷。這天討論金法郎案，擁吳派利用這個題目進行倒閣運動，對於代理內閣總理高凌霨，攻訐備至，而現任財政總長王克敏，就是承認金法郎案的內幕主角，現任教育總長黃郛，就是一度簽字承認金法郎案的前任外交總長，都是擁吳派的攻擊對象。在此之前一日，國會要求全體閣員出席答覆質問，除外交總長顧維鈞出席否認承認金法郎案外，其餘都拒不出席。這一天通過了對王克敏、黃郛兩人的查辦案。隨後討論孫內閣的同意案，擁吳派議員準備予以通過以促高凌霨下台，反吳派議員就飛起幾十個墨盒來向議長席投去，其中四川籍議員黃翼的墨盒打中了吳景濂，打得頭破血流，於是兩派議員紛紛離開議席，大家扭做一團互相鬥毆。吳景濂指揮警衛員逮捕黃翼，並解往地方檢察廳，請其起訴處理，該廳因黃翼為政府黨議員，許其交保釋出。二十日，高凌霨根據反吳派議員的要求，竟以內務總長的身份下令警察廳，假口眾議院警衛員經常闖入議場毆打議員，應予以調換，警衛長湯步瀛應予以撤職處分。當天警察廳派出一批新警衛員前往接替，新舊人員發生衝突，舊員被迫繳械，湯步瀛當場被捕。但是根據院法，議院警衛隊應受議長的指揮，隊長應由議長委派，高凌霨的這一措施顯然是不合法的。吳景濂通電譴責高濫用行政職權，干涉立法機關。這個電報在北京被扣，改送天津發出。 二十一日，吳景濂聽到了不利於他的風聲，即於當晚攜帶院印逃往天津，並在天津發出通電聲明本院職務在京不能行使，本人行動亦失自由，此後眾議院一切活動皆屬非法，本人不能承認。吳景濂準備仿照黎元洪的前例，在津行使議長職權，並力求與「反直同盟」打通聲氣，將賄選案內幕全盤揭露，以泄個人私忿。但是「反直同盟」對於這個翻雲覆雨的小丑，並不加以重視。 關於國會與內閣的鬥爭，曹錕是站在內閣一邊的。王承斌埋怨曹錕對吳景濂不應採取「兔死狗烹」的手段：昔日愛則加諸膝，今天惡則墜諸淵，今後還有何人願意替你奔走賣力！馮玉祥在這場政爭中自比為四五等角色，沒有資格發表意見。吳佩孚則與保派政客嫌隙很深，認為「宵小弄權，非國之福」；「國會雖然劣跡多端，究竟關係法統問題，不應出以破壞手段」；「內務部用命令撤換院警是不合法的」。他還主張解散憲政黨，並明白宣布否認金法郎案，以免反直各派引為口實。他頗屬意於顏惠慶組織內閣，但也不反對孫寶琦組閣。 在國會演出全武行的前三天，還穿插著一出軍人大鬧財政部的短打武劇。十二月十五日，航空署督辦趙玉珂率領衛隊多人到財政部催討欠餉，王克敏拒而不見。趙不待延引直接上樓，看見王正在安詳地處理公事，不由得氣忿起來，就用手杖在公事台上重重地扣了幾下。王是個深度近視眼，看不清來人是誰，沒有站起身來，趙更為忿怒，就惡狠狠地走攏來，一把揪著王的衣領，像老鷹捉小雞一樣把他拖下樓來，並且咆哮地說：「咱們見總統去」！這時，財政部總務廳長王祖訓走出來調解，趙飛起一腳把他踢倒在數步以外，隨後又把王克敏押上汽車，駛入公府，在懷仁堂下車，就有陸錦、吳毓麟、王毓芝、李彥青等出面來排解，王克敏才得脫身逃走。趙是直魯豫巡閱使署的前任參謀長，王是現任閣員，他們兩個都是曹錕身邊的紅人。事情發生後，王提出辭呈，曹錕卻大為震怒，一定要下令嚴辦這個恃強逞凶、目無法紀的軍人。十七日，北京軍警長官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等紛紛到公府替趙說情，認為「罪有應得，情有可原」，結果懲辦趙的命令未發表，王的辭呈也被退回。 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眾議院因討論經費問題召開談話會，由於到足法定人數，臨時改開大會[9]投孫內閣的票，以二百五十票順利通過。原來，高凌霨久未發給國會的歲費，又在元旦日發布了改選眾議院議員的命令。在投孫內閣同意票的時候，新派來的警衛隊不服從主席指揮，不照章封閉議場，卻把票匭簽筒封鎖起來，並割斷電線，以阻止投票的順利進行。以上這些情形，激起了包括憲政黨在內的全體議員的公忿，因此順利地通過了孫內閣，以結束高代閣的命運。 孫寶琦事前並未想到自己會當內閣總理。他做稅務督辦，每月坐領紋銀一千二百兩，感到心滿意足。當他乘車南行經過天津的時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來叫他組織內閣。他興高采烈地回到北京來，才知道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顏惠慶從中作成的。他滿擬延攬幾位知心朋友入閣，不料曹錕拿出一張名單來，上開：外交顧維鈞、內務程克、財政王克敏、陸軍陸錦、海軍李鼎新、司法王寵惠、教育范源濂、農商顏惠慶、交通吳毓麟。孫寶琦看了這張名單，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責任內閣」的全體閣員都是由「總統」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個意見，認為王克敏在國會中有查辦案，不宜提出，請改提龔心湛為財政總長，曹錕就滿臉不高興地表示不能接受。孫覺得身為內閣總理，竟要照單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賭氣到海甸承澤園去「避囂」。但是，當他看見顏惠慶前來勸駕的時候，又覺得總理得來不易，便又不聲不響地跟隨顏回進城來。 孫寶琦上台前，國會方面有人準備向曹錕施放大炮，提出十件事情加以彈劾：（一）巡閱使、督軍這些官職，在憲法上並無規定；（二）王克敏扣留國會歲費不發，總統知而不問；（三）高凌霨非法撤換國會的警衛隊，總統明知故縱；（四）總統包辦閣員名單，違反責任內閣制；（五）疆吏公然以鴉片為禮物，贈送元首；（六）李彥青貌如冠玉，獨承賞識，分桃斷袖，報紙喧傳；（七）去年入京，高坐黃龍專車，到京時黃土鋪地，儼如皇帝；（八）溥儀頒發「上諭」，仍用「宣統」年號，議會提出質問，總統置之不理；（九）辛亥革命時，北京兵變即屬曹部第三師所為，以此人而為一國元首，何以表率全國軍隊；（十）強迫張弧簽字金法郎案，張弧不肯聽從，即逐張弧下台。這是曹錕對國會過河拆橋的反響。其實，這些事情都不是曹錕的主要罪行，甚至眾目昭彰的賄選總統一事，也沒有寫上（他們當然不會寫上）。後來這顆炮彈並未打出來，其中顯有不可告人之隱。 「憲法」規定任命閣員無需徵求國會的同意，所以一月十二日曹錕將上述閣員名單發表了。 孫寶琦於一月十五日宣布就職。他標榜他的內閣是「憲法」告成後的第一屆正式內閣，並且提出了「奉行憲法」「和平統一」的施政方針。他決定「出巡」各省，交換「和平統一」的意見，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帶，消弭齊、盧之爭，然後到西南各省，規勸孫中山和各省「聯治派」贊成「和平統一」。這個計劃，當時被稱為「遊方總理的旅行統一計劃」。當他向曹錕索取三十萬元旅費時，被曹一口拒絕。當時，各方面對他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似乎這位高齡總理和他的前任張紹曾一樣，都是神志不清的人物。 孫寶琦一計不成，二計又生，建議召集一個「行憲會議」，邀請張作霖、盧永祥參加，以求實現統一。這個計劃當時被稱為「憲政統一計劃」。這個建議並不是無所本的，事前他曾與盧永祥通電討論行憲問題，盧表示可以召開會議加以討論，他就雞毛當令箭似的擬就了一道「行憲統一」的命令，要求曹錕蓋印發表。三月十一日，他又電請吳佩孚、齊燮元通電贊成這個計劃，齊對此未置可否，吳佩孚對於憲法根本沒有好感，特別反對憲法中關於省長民選的規定，公開指斥為「荒謬絕倫」，哪裡會肯贊成召開行憲會議！此時吳還沒有放棄其「和皖」「聯盧」的意見[10]，但在十四日回答孫寶琦的電報中，卻又建議由浙江人民發起取消浙江省憲法，宣布服從國憲。此外，還說沒有召開行憲會議的必要。 曹錕叫孫寶琦做國務總理，本來是看中了這位「老成練達」的舊官僚，能夠百依百順，不會像過去一樣經常有府院政潮發生。自從孫上台以來，仍然以責任內閣自居，並且嘮嘮叨叨地提出這樣一個計劃，那樣一套方針，曹錕不覺起了厭惡之心。孫主張遵守憲法，對於金法郎案一定要尊重國會的意見，更使曹錕耿耿於懷。此後又接連發生了幾件事情。第一件，曹錕經常患病，又不喜接見賓客，因此外面有曹錕業已身死、秘不發喪的謠傳。三月間，葡萄牙公使符禮德從倫敦打來電報問候曹錕的起居，說明這種謠言已經流傳到國外，而國會議員也紛紛打電話向王毓芝探聽虛實。曹錕叫王毓芝追究謠言的來源。王毓芝回報說，這個謠言是從總理家中傳出來的：總理聽信了算命人的話，認為總統不出一月就會死亡，他就可以攝行總統職權。曹錕聽了這些刺耳的話，氣得跳起腳來大罵「老混蛋」。孫知道曹錕對他發生了誤會，曾經三次到公府，想當面解釋一下，曹錕不予接見，卻叫手下人回答說，「我已經死了。」第二件，孫委派陳漢第為印鑄局局長，王毓芝告訴他，「總統要委派張廷諤」，孫正因自己無權支配閣員而心懷不滿，現在委派國務院一個職員也要受到干涉，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便也粗聲暴氣地說：「總統這樣不講理，請他下命令免我的職，我回到稅務督辦的原職好了。」王毓芝把這些話轉告曹錕，曹錕咬牙切齒地說：「我偏不許他回任，就是稅務會辦也不給。」第三件，孫和王克敏大鬧意見，王賭氣請假不到部。王是曹錕最信任的人，因此曹錕對孫的感情更惡化了。 此時孫想再待下去已經是很困難的了，可是他卻產生了另外一種幻想，希望曹錕給他十萬元旅費，讓他出國旅行，用內閣總理的名義，疏通各國同意中國召開關稅會議。五月二十八日，他又一次到公府請求謁見，曹錕仍然推病不見。一直到這時候，他才提出辭職。曹錕因為改組內閣一時還有困難，下了一道照例慰留的指令，於是孫又得意起來，打算趕走王克敏，以便加強內閣總理的地位。六月中旬，孫、王兩人的鬥爭更加白熱化，曹錕派人告訴孫：「如果王叔魯被你排擠掉，我也願意下台。」孫連忙表示自己願意下台，即於七月二日提出辭呈。他在呈文中藉口因病不能繼續供職，他所患的病症是「頭暈目炫，肝胃不和」。有人向曹錕挑撥說，上一句指「元首不明」，下一句指直系內部分化。曹錕一連罵了幾聲「老混蛋」，即於次日予以批准，派顧維鈞代理內閣總理。 七月五日，曹錕向國會提出了顏惠慶組織內閣的同意案，由於國會意見紛歧，內閣同意案很久沒有得到解決。 四　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政策到處碰壁 北京政局鬧得一團糟的時候，正是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政策發展到頂點的時期。他調樊鍾秀打廣東，調張國信打四川，這兩個都是他所收編的河南土匪。有人諷刺地說：「這不是武力統一而是匪力統一」。事實上，吳沒有力量消滅河南的土匪，就把他們收編下來而又推出門去，認為「一舉兩得」。不料樊鍾秀開到廣東就投降了孫中山，張國信拒絕調動發生叛變，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吳又把各地雜牌軍一批一批地調往西南各省作戰，他自己的嫡系部隊卻要留以對付奉系。這些雜牌軍有的拒絕受調（如陝軍胡景翼），有的也投降了南方而與直係為敵（如豫軍常德盛部）。同一時期，吳又採取了分化西南內部的策略，如在廣東利用林虎、洪兆麟，在廣西利用陸榮廷、馬濟，在四川利用劉湘、楊森等等。這些作法，徒使自己增加了軍火、軍餉的負擔，並未討得便宜。 吳佩孚的第一個計劃，是依靠孫傳芳為主要打手，征服廣東。由於福建情況複雜，孫傳芳必須首先統一福建才能向外發展。一九二四年一月，孫軍突然集中閩浙邊界，當時就有孫傳芳不願攻粵而將攻浙的謠傳。二月二十七日，孫以檢閱軍隊為名到延平，派王永泉代理福建督理的職務。孫與王永泉是結拜弟兄，他說已經保薦王永泉繼任福建督理。同時，駐省第二師第三旅盧香亭、第十二師第二十三旅李生春兩部也都開拔出省。盧永祥得到情報，馬上增兵常山、江山準備抵抗。當時又發生一種傳說，這是孫傳芳的聲東擊西之計，目的不在攻浙而在攻贛，蔡成勛也大起恐慌，三月三日，江西軍官聯名電請北京政府制止孫軍攻贛。 不久蓋子終於揭開了。三月六日，與孫合作的第十二師師長周蔭人致函王永泉，限於三小時之內離開省城，同時，已經開出省城的盧、李兩旅都將後隊轉為前隊，由洪山橋回師向省城進發。王永泉的兵力來不及調回，無法抵抗，只得逃出福州。原來孫傳芳的確是用聲東擊西之計，故布疑陣，使王永泉猝不及防，然後把他驅逐下台。 王永泉逃往泉州後，仍然不能立足，十二日將所部交與旅長楊化昭，即日離泉赴滬。困守廈門的臧致平乘機收編了楊部，並與該部聯合出兵，於三月二十二日攻占漳州。於是周蔭人與駐閩海軍司令楊樹莊及廣東「陳家軍」聯合進攻臧軍，在泉州、廈門一帶進行了拉鋸戰，四月十五日臧軍退出廈門。此後臧軍在粵贛邊境到處尋找出路，終於殺出重圍開抵浙江常山、江山一帶，盧永祥收編為衢州邊防軍，派臧致平以參議名義督率邊防部隊，並任楊化昭為邊防司令兼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長。 王、臧等部解決後，五月十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周蔭人繼任福建軍務督理，調任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這是吳佩孚叫孫傳芳撥轉馬頭進攻廣東的一個步驟。可是孫傳芳已經接受了齊燮元的四省攻浙計劃，想向浙江發展。他不能明顯地拒絕吳佩孚的命令，便於六月十六日致電曹、吳，願負平粵責任，並且煞有介事地大談其進攻廣東的戰略：準備以主力由北江直趨廣州，另以偏師協助「陳家軍」由東江反攻，預計需要軍餉三百萬元，槍彈五百萬發，三個月內可以大功告成。他明知北京政府拿不出這些軍餉、軍火來，便出了這個難題目，果然吳佩孚被他難倒而把攻粵計劃放下來了。 吳佩孚的第二個計劃，是壓迫湖南取消省憲，投降北方。湖南自譚、趙戰爭結束後，仍然保持省憲的外殼，自居超然地位，拒絕客軍假道，這對吳的武力統一政策是個嚴重的阻力。此時岳州、常德都在北軍的控制之下，吳佩孚派岳州人葛應龍以軍務處長名義，主持岳州行營事務，叫他進行破壞湖南自治的活動。葛嗾使岳州各團體通電反對省憲法，三月中旬，又在岳州代髮長沙商會及湖南劣紳葉德輝贊成「和平統一」的電報。同一時期，長沙各團體卻在趙恆惕的授意下，發起「湖南民眾的護憲運動」，長沙「公民聯合會」通電錶示堅持湖南自治，長沙商會否認岳州假名冒發的筱電。葉德輝是個一貫勾結北洋派的湖南文妖，辛亥年反對清朝皇帝退位，一九一六年又贊成袁世凱做皇帝。此時他的老朋友章太炎寫信給湖南省議會，痛斥直系軍閥自己不願實施憲政，他們沒有資格干涉湖南省憲法，這個文妖馬上寫了一篇《論省憲書》，和章太炎打起筆墨官司來，對湖南省憲極盡醜詆之能事。這篇文章激怒了省議會，認為葉德輝的違憲言論已經構成了謀叛罪，咨請省長予以拿辦。葉德輝公然致函指摘議會本身違憲，因為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他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不能加以干涉。 隨後葛應龍偕同岳州行營軍法處長譚道南以慶賀春節為名到長沙，在天樂居旅舍組織破壞省憲機關，公開聯絡各界，發布反憲傳單。吳佩孚根據情報，趙恆惕不肯取消省憲是受了政學系的迷惑，因此三月下旬邀請政學系政客鍾才宏到洛陽，並又輪流邀請湖南軍政界要人前往洛陽，當面施以壓力。葛應龍等到長沙後，葉德輝公然在光復里家中大宴賓客，門前有北兵站崗守衛。 這個時期，湘軍因譚、趙之戰而實力大為削弱，無力抵抗北軍。在吳佩孚的威脅下，四月九日，趙恆惕向省議會提出辭職，省議會卻反而責成他堅決保衛省憲，不許規避責任（這一回合具有唱雙簧的作用）。於是趙又藉口召開軍事會議來解決省憲存廢的問題。 軍事會議召開前，吳又派湘籍政客劉揆一到湖南作說客，認為湖南宣布自治本來就是唱假戲，省憲是用以阻南拒北的一個工具，現在南北都不喜歡這個東西，應該是拋棄它的時候了。吳還指使葛應龍等竭力拉攏湖南軍官，使趙在軍事會議上陷於孤立。但是，四月十五日軍事會議召開的結果，湘軍將領一致表示不讓趙下台，省憲可以修改而不能取消，而究應修改與否，仍須取決於「民意」。這是對吳佩孚一面陪笑臉，一面捏拳頭的作法。當然，僅僅修改省憲不能滿足吳的要求，但吳也怕把湘軍「逼上梁山」，這個問題仍然不能得到解決。 五月二十二日，省議會又一次咨請省長制止在長沙公開進行的破壞省憲的活動。當天半夜裡，長沙各報接到直魯豫巡閱使署顧問葛向陽的電話，堅囑勿將此項消息刊出。次日黎明，葛向陽率領北軍衛士到各報檢查報樣，看見各報仍將此項消息發排，就從稿盤中抽出，以致各報出版時各留空白一方。二十四日，各報函請省長制止此項流氓行為，否則長沙各報全體停刊以示抗議。 在吳佩孚大力壓迫湖南的時候，唐繼堯派代表焦子靜到湖南，力勸堅持省憲，勿為威力所屈，本人願為後盾。 此後由於江浙局勢日趨緊張，直奉戰爭又將爆發，吳佩孚對湖南的壓力才逐步減輕下來。但是，趙恆惕為了適合自己的需要（修改關於省長職權的一章以加強自己的權力），仍然對省憲作了修改。經過這番風雨，吳佩孚取消湖南自治的目的終於沒有達到，可是湖南自治的假面具卻也完全被戳穿了。 吳佩孚的第三個計劃，是利用川軍劉湘、黔軍袁祖銘兩部進攻雲南、貴州。在吳的指使下，劉湘曾招致雲南失意軍人黃毓成、金漢鼎等共同商討，企圖策動雲南內部發生變化，然後從外部配合進攻。由於唐繼堯還有控制內部的力量，劉湘也就無意於單獨發動對雲南的攻勢。袁祖銘雖然熱衷於奪回貴州政權，但是此時從四川退下來的川軍第一軍熊克武部、從湖南退下來的湘軍蔡巨猷部，都集中在貴州北部和湘黔邊境[11]，與唐繼虞的滇軍會合，兵力相當雄厚，同時袁還希望留在四川取得軍火和軍餉的協助，所以按兵不動。一直到第二次直奉戰事發生的時候，吳佩孚進攻滇黔計劃也都沒有實現。 吳佩孚的第四個計劃，是扶植桂系軍閥陸榮廷的殘餘勢力，第一步平定廣西，第二步利用他們進攻廣東。陸榮廷重回廣西後，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政府又任為廣西軍務督理，並將林俊廷調為欽廉邊防督辦。吳佩孚派陸的義子馬濟為兩湖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幫助他成立「武衛軍」，作為平定廣西的基本武力。三月中旬，陸由南寧到桂林，派陸裕光帶領徒手兵四營到衡州，接運馬濟從漢陽兵工廣取得的一批軍火。陸企圖占領桂北一帶，打通到湖南的交通線，因此與沈鴻英發生了軍事衝突。 沈鴻英在廣東失敗後，自己率領一部退入湘南砰石、宜章一帶，另有一部留駐桂林、平樂一帶。沈因吳佩孚對他已不重視，並且轉而扶植他的對頭陸榮廷，心中十分懷恨，便又與譚延闓暗中勾搭，通過譚的關係，取得了孫中山所任命的「廣西總司令」的新頭銜。此時沈鴻英成為一個「兩頭蛇」，表面仍然服從「吳大帥」，暗中卻又接受孫大元帥的號令。他決定分兵兩路進攻陸榮廷，一路由永明、灌陽進攻全州，一路由平樂進攻桂林。三月二十八日，他在班師回桂的一天，還打電報給吳佩孚說，桂林、平樂是他的餉源所在地，不能讓「陸老帥」占為己有。吳佩孚急忙派蘇世榮前往阻止他進兵，並且答應替他籌餉，但是此時沈鴻英已經不肯再接受「大帥」的擺布了。 四月六日，沈軍兵臨城下，陸榮廷將桂林城外房屋付之一炬，並在城內高地架設大炮，閉城死守。陸、沈兩人雖然都是敗軍之將，可是在這次互拚死活的戰鬥中，卻也打得非常激烈。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沈軍在城外象鼻山架炮轟城，造成了桂林城的空前浩劫。 馬濟的「武衛軍」僅編成一團，杯水不足以救輿薪，便向趙恆惕借用葉琪（第二師第三旅）、李品仙（第四師第八旅）兩旅，打算改換桂軍的旗幟，帶往廣西去解桂林之圍。趙不肯借兵，答應派兵前往進行武裝調停[12]。六月十七日，湘軍一團（葉琪部）進駐全州，趙向陸、沈雙方建議先行停戰，沈軍退回平樂，並將灌陽、陽朔劃為中立地帶，然後派員接洽和平。沈在湘軍的壓力下，不得不接受停戰的建議，六月二十七日將圍城軍隊退駐桂林六十里外。同一時期，廣西的後起軍閥李宗仁、黃紹竑組織討陸聯軍，占領了賓陽、南寧，沈軍也占領了柳州，陸榮廷大勢已去，趙又將湘軍調回。八月二十四日，沈軍占領桂林，陸退入湖南，宣布下野，到此吳佩孚的平桂計劃完全落空。 * * * [1]　徐國梁在愛多亞路溫泉浴室就浴時被人行刺，投入醫院不治身死。臨終立有遺囑，須剖兇手之心以祭亡魂。刺徐者為老同盟會會員李達生，當場被捕犧牲。 [2]　陸榮籛因江蘇督軍電令交代，懼而辭職，何豐林責其膽小，因此又拒不交代。北京政府令申振綱暫不到任，由陸代理淞滬警察廳長，作為懸案，暫不解決。 [3]　繼江浙和平公約之後，盧永祥又與馬聯甲、蔡成勛成立了浙皖、浙贛和平公約。 [4]　清朝末年，曹錕為第三鎮統制（師長），盧永祥在他手下擔任第五協協統（旅長），吳佩孚擔任管帶（營長），所以他們的歷史關係很深。 [5]　曹錕打算招馮玉祥為女婿，後因馮的生活過於刻苦而作罷。馮和張紹曾的關係很好。2月19日馮與李德全女士結婚時，張由天津跑來致賀，曹錕對張備加優禮，吳佩孚也竭力邀請張到洛陽一敘。他們對張的態度前後判若兩人。 [6]　彭壽莘兼任直隸軍務幫辦和榆關護軍使，竟以平行公文與督理通往來，其軍情電報也都直接上報曹、吳，而不通過王承斌。 [7]　趙三麻子是前任河南督軍趙倜的兄弟趙傑。張福來繼任後，仍喜任用私人，河南政界一時有「四凶」「八怪」之稱。吳佩孚曾直接下令通緝禁菸委員張仙台（前任省長張鳳台的兄弟）、督軍署軍需課長李錫慶（張福來的妾父）和銅元局長張子青（張福來的兄弟）三人，使張威信掃地；由於大家為之乞情，才改為革職了事。 [8]　膠澳督辦原由山東省長熊炳琦兼任。熊是曹錕的紅人，吳佩孚劾其賣官鬻爵，同時保薦高恩洪繼任。商到任後，首先向膠濟路局提款十萬元為渤海艦隊的經費。日本藉口膠濟路局收入，在華盛頓條約中規定為中國還債贖路之用，指使日本會計師拒絕付款，同時派海軍上將鈴木率領艦隊來華示威，僅青島一處就泊有日本軍艦二十六艘之多。 [9]　眾議院自議長出走後，組織了行政委員會，推定行政委員二十五人輪流擔任主席。這天擔任主席的是萬鈞。 [10]　2月間，議員林樹椿等一百八十二人提出補選副總統案，吳佩孚示意他們選舉盧永祥為副總統。 [11]　譚軍退出湘南後，趙恆惕派葉開鑫進攻湘西，騎牆派軍人唐榮陽、陳渠珍等紛紛投歸趙方，蔡巨猷率領殘部退往黔陽、晃縣一帶。 [12]　以前林虎曾向趙恆惕借用葉琪、李品仙兩部平定廣西，也未得到允許。葉、李兩人都是廣西人而在湖南充當軍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