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六十四章　曹錕公開賄選總統

一　全國反對直系的浪潮。直系拉攏各方到處碰壁。「先憲後選」的騙局。直系無孔不入地張羅賄選經費 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驅逐黎元洪後，原擬立即進行總統的選舉。不料國會議員紛紛離開北京，不但總統選舉會無法召集，就是憲法會議也因人數不足而經常流會。直系軍閥鬧餉、逼宮、劫車、奪印的種種暴行，激起了全國各方面的反對。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否認攝政內閣，函請外交團轉達各國政府，撤銷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各省團體紛紛通電痛斥直系，在浙江團體的電報中公開指斥曹錕為叛逆。南方「名流」唐紹儀電請黎元洪南下。章太炎、唐紹儀、岑春煊三人聯名建議在上海召開各省聯席會議，討論時局問題。就是一貫進行政治投機的梁啓超，也用辛辣的語調警告曹錕：「我公足履白宮之日，即君家一敗塗地之時」。 由於北京陷於無國會、無政府狀態，西南「聯治派」乘機大肆活動，雲南軍閥唐繼堯、貴州軍閥劉顯世建議召開各省會議，促成制定省憲，樹立聯治規模。此外，當時在直系軍閥控制之下的山東省議會，也通電發起召開全國各省省議會聯席會議，促成「地方自治」。 保派政客[1]鑒於選舉總統已成僵局，曾提出選舉曹錕為非常大總統，或由曹錕以內閣總理名義代行總統職權，或組織行政委員會為過渡政府的三個辦法。曹錕對此並無成見，可是直系大將吳佩孚不以為然，認為總統問題必須「依正軌而行」，所謂正軌是指總統必須由國會正式選舉而產生。其實，吳佩孚抱有武力統一全國的野心，並不重視總統問題，曾提出先辦統一，後辦大選的意見。國會議長吳景濂為了要向曹錕表功，則主張「武戲文唱」，設法促成國會選舉總統，但不宜操之過急。在這些情況下，幾經折衷磋商，最後直系文武人員決定採取三項措施：（一）拉攏國民黨和北方奉皖兩系，以緩和全國反對直系的緊張局勢；（二）充實內閣陣容；（三）設法吸引議員回京，重整國會旗鼓。 關於第一項，曹錕一面叫他的兄弟曹銳向皖系領袖段祺瑞表示敬意（段和曹銳都住在天津），用團結北洋派的說法去打動他；並派張作霖的親家鮑貴卿出關解釋以前的誤會，自己也打電報表示願意重修舊好。段對曹銳開門見山地說：「你的哥哥如果有力量做總統，不妨大膽做去。如果沒有力量，就應當及早表明態度，以免陷於進退維谷。」張作霖的反應也非常冷淡。曹錕又用浙閩巡閱使的地位誘惑皖系大將盧永祥，盧也不為所動。 曹錕還通過「大孫派」[2]孫洪伊的關係拉攏孫中山。他有冬電（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由孫洪伊轉致孫中山，表示「護法宗旨，彼此不約而同」（指上年直系恢復國會），並且願意響應孫中山的號召，召開南北和會，實行兵工政策。孫中山卻歷舉直系軍閥製造四川內戰和在福建、廣東兩省進行軍事挑釁的一些具體事實，以證明直系沒有和平的誠意。於是曹錕又打來一個皓電（七月十九日），力言「雙方有推誠相見之必要」。由於孫洪伊甘為直系作傳聲筒，國民黨罵他是曹黨奸細，章太炎也勸孫中山不要接近這個「腳踏兩邊船」的政客（六月二十九日）。 曾經是洪憲帝制禍首的楊度，此時已傾向孫中山，他向曹錕建議停止進行大選，「迎孫北上主政」，並召開南北和平統一善後會議，以表示對和平的誠意。曹錕一面放出「曹正孫副」的空氣來進行和平試探，一面又和吳佩孚一道積極布置南征軍事。孫中山窺破了他的陰謀，一九二三年七月九日，致上海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一電，否認「孫曹攜手」的謠言。因此直系的聯孫計劃成了紙上空談。 關於第二項，當時的攝政內閣是在黎元洪任職時期已經辭職而被批准的張紹曾內閣，在法律上絕對沒有攝政的資格，而且閣員殘缺不全，在事實上也撐不起場面來。直系本已決定改推顏惠慶繼任內閣總理[3]，張紹曾還在幻想復職，不肯提出辭呈，顏內閣無法產生，因此只得改變途徑，一面竭力拉攏未就職的閣員就職，一面補足缺位閣員，以加強原內閣的陣容。 顧維鈞原系張內閣的外交總長，迄未就職，經直系勸駕後，才於七月二十三日到部視事。按照常規，總理請假或缺位時，應由首席閣員外交總長代行總理職權。可是，保派閣員要把政權緊緊抓在手裡，八月二十八日閣議決定，仍推內務總長高凌霨主持院務。 王克敏原系張內閣的財政總長，因籌款不順手而未正式上台。八月十四日，攝政內閣改派曾經是依附奉系的一個財閥、並被列名為三禍首之一、受到通緝的張弧為財政總長。禍首變為閣員，時論頗以為奇。其實，當時保派急於要找到一個籌款能手，張弧自告奮勇願籌大選經費，因此直系不念舊惡，把他吸引上台。 九月四日，攝政內閣任命袁乃寬為農商總長，黃郛為教育總長。保派原擬提名齊耀珊為農商總長，以便拉攏奉系（齊是奉系政客），可是張作霖不點頭，齊不敢接受，因此改提這位籌備大典的「專家」[4]來湊數。任命黃郛則是為了「疏通」張紹曾的緣故（張、黃兩人關係很深）。這兩道命令發表後，原任農商總長李根源、教育總長彭允彝於五日聯名來電，質問這個內閣有何根據「以閣員而任免閣員」，為什麼敢於罷免他們而不敢罷免張紹曾，他們並未辭職，為什麼命令中說成是「准予辭職」。 這個內閣雖然經過一番修補，但是陸軍總長仍然虛懸（原由張紹曾兼任，未便改派），教育總長也未就職（黃郛遲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就職），所以始終是個殘缺不全的內閣。 關於第三項，吳景濂建議推遲總統的選舉，繼續召開憲法會議，以便轉移目標，騙誘離京議員回京。七月一日，這一建議經國會中各政黨同意後，當天就派代表到保定徵求曹錕的同意。曹錕急於要上台過總統的癮，根本不需要什麼憲法，對此當然大為不滿。於是吳景濂私下加以解釋，這個辦法並非放棄大選，只是將大選問題推遲一步，而這樣做正是為了騙誘離京議員回京，恢復國會完整，為進行大選創造必要的條件。七月二日，曹錕在保定光園接見國會各政黨代表時，同意了這個建議。 吳景濂雖然擺下了「先憲後選」的迷魂陣，但是離京議員有的聯名來信，表示目前還不宜於召開憲法會議，首先應當解決驅逐總統的責任問題和攝政內閣是否合法的問題；有的將信將疑，認為曹錕既然急於要做總統，就不會容許國會從容討論憲法。為了加強欺騙作用，吳景濂慫恿曹錕致電國會，公開表示本人無意競選總統，只是一心一意支持國家根本大法的順利完成。他們代曹錕擬就了一通電稿，派王克敏到保定接頭簽發。可是曹錕同時接到了津派政客邊守靖的一封密函[5]，因此拒絕拍發這個電報，經過吳景濂反覆解釋，才勉強同意於七月二十二日將電稿修正後發出。原稿中有「本人無意競選總統」的一句話，修改為「私人權利，夙不敢爭」，語氣就空泛得多了。電報發出後，各省直系軍閥及其追隨者們紛紛發出電報，把這個覬覦總統地位的大軍閥描繪成為不爭權利的大人物，全國人民無不嗤之以鼻。 吳景濂的另一「錦囊妙計」，是用金錢收買議員。可是，曹錕在北洋軍閥中是個著名的慳吝鬼，既要做大總統，又不肯自己破鈔，因此這筆賄款必須由別人替他來代籌。津、保兩派政客先後提出王克敏、張弧為財政總長，主要目的就是責成他們籌措賄選經費，但都沒有成就。以前直奉戰爭時期，曹錕、吳佩孚曾採取由直系各省攤派戰費的辦法，此時津、保兩派又用同一辦法，責成各省攤派賄選經費，但也所籌無幾。 最後直隸省長王承斌想出一個「捉財神」的辦法，派出密查員二十餘人分赴大名、順德、廣平一帶逮捕了製造金丹、白丸的製毒犯百餘人，把他們解到天津來，組織特別法庭審理，選擇其中無力繳款的「小魚」數人槍決示威，其餘則令繳納數千元至數萬元予以釋放。此外，又以「借軍餉」為名，通令直隸所屬一百七十縣，分為大、中、小三級，每縣籌借一萬元到三萬元不等。王承斌不但充當了劫車奪印的打手，而且在張羅賄選經費中大賣氣力，鬧得直隸全省雞犬不寧，人人側目而視。他在曹錕的嫡系中，其資望地位僅次於吳佩孚，而在直奉戰爭時期，因有「親奉」嫌疑，並未派他臨陣作戰，戰後把他擺在直隸省長的位子上，準備進一步解除其兵權，把他打入冷宮。他不得不竭力討好曹錕以挽回對他的信任。他這樣做也不是沒有緣由的。 二　黎元洪復職運動失敗。江浙和平公約成立 黎元洪被逐逃津後，曾一再發布文告，聲明北京處於直系的暴力下，無法行使職權，他的總統職務並未解除。他提出部分私財「招待」到津議員，每人給以五百元「旅費」，打算湊滿法定人數，便在天津召開國會，成立政府。這是他企圖繼續保持其總統地位的法律根據。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韓玉辰等到上海與章太炎、汪精衛、褚輔成及盧永祥代表鄧漢祥等接洽，還派出多人分途拉攏西南「聯治派」、國民黨和奉皖兩系軍閥，作為他恢復總統職權的實力基礎。他完全沒有認識到他自己是個什麼樣的角色：當直系捧他上台的時候，他甘於做直系的傀儡總統，而現在被直系驅逐下台，又想利用別人的力童來恢復職權。國民黨和奉皖兩系對他當然不會有良好的印象。 同一時期，段祺瑞與安福系也在天津進行反對直系的活動。黎、段雖然芥蒂素深，但是此時政治目標相同，黎想援引討伐復辟時期的前例，任命段為討逆軍總司令，張作霖、盧永祥為副司令，共同出兵討伐直系。這個計劃也因黎本身毫無實力，不受皖奉兩系的重視而無法實現。 關於國會問題，此時孫中山已經拋棄了護法的旗幟（這個旗幟已被直系奪去），不擬迎接國會到廣州集會，「反直同盟」準備在上海召開國會以拆直系的台。孫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國民黨議員和反對直系的議員到上海，盧永祥指定以上海紙菸捐、電報局收入、菸酒稅及鹽稅餘款為國會經費，張作霖表示財力如有不足，願意予以接濟。來滬議員每人每月可以領到津貼三百元。當然，黎元洪的個人財力遠遠不如皖奉兩系，因此到津議員紛紛轉移到上海，反對直系的核心也就集中上海而不在天津了。七月十四日，到滬議員約二百人舉行移滬集會儀式，發表了對內對外宣言，但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正式召開國會。 盧永祥與直系軍閥、江蘇督軍齊燮元因爭奪上海地盤而久已互相仇視。盧反對直系的態度日益露骨，齊準備聯合另一直系軍閥、福建督軍孫傳芳共同出兵，並由王承斌帶領第二十三師南來打接應，杜錫珪帶領海軍為輔助力量，進攻浙江和上海。七月上旬，齊指使江蘇各團體通電反對在上海召集國會、組織政府，同時淞滬護軍使何豐林也質問江蘇當局何以增兵崑山，於是江浙局勢突然緊張起來。但是，吳佩孚反對兩面作戰，認為直系當前的大敵在奉天而不在浙江。此外，皖系在浙滬一帶的兵力相當雄厚，駐滬海軍將領林建章又表示了反對直系的態度。福建內部也有臧致平等屬於皖系的軍事力量，孫傳芳受到牽制，一時不能發動。同一時期，帝國主義一方面禁止中國人在上海租界內舉行政治集會，從實際上幫助直系軍閥，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開國會、組織政府的各項活動；另一方面又為了保全上海這個經濟侵略基地，反對江浙戰爭。英、美、法、日四國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發生戰爭，他們就要採取必要手段來保護僑民，所謂必要手段就是調集軍艦，派兵登陸，實行對上海的軍事占領。由於以上這些原因，齊燮元進攻浙滬的計劃受到頓挫，王承斌於七月二十七日通電否認帶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廣東內戰未停，孫中山難於抽調軍隊北伐；張作霖正在埋頭訓練新軍，不利於速戰；皖系孤掌難鳴，也不敢首先發難。當齊、盧雙方調兵遣將相互戒備的時候，江浙紳士張謇、張一麐等組織江浙和平協會，奔走於南京、杭州之間，進行弭兵運動。在這些形勢下，八月十九日齊燮元、盧永祥、何豐林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約五條，雙方聲明「凡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問題及為保境安民之障礙者，均避免之」。這個條約成立後，就使在上海召開國會、組織政府和召開各省聯席會議的種種活動完全幻滅，江浙局勢大為緩和。 這個時期，離京議員雖然日益眾多，但是其中大多數都是些追逐個人名利的政治投機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誘政策，使不少到滬議員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同盟」鑒於此種不利的形勢，便想利用黎元洪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強反對直系的政治氣氛。黎經常接到到滬議員催促他南下的電報，署名者往往達數百人之多（其實是虛張聲勢，不少名字是由別人代簽的）。當他接到褚輔成、劉楚湘等催促他南下的電報後，八月二十六日在本宅召開會議，討論應否南下的問題。出席會議的安福系政客傳達段祺瑞的意見，同意他南下組織政府，但須聲明總統任期到雙十節（十月十日）為止，屆時應當任命段為內閣總理，攝行總統職權。黎覺得任期如此短促，還是不走為妙。隨後不久，安福系忽又交來盧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電，叫他務須於九月十三日以前趕到上海，否則北京賄選告成，生米煮成熟飯，就更難應付了。這個電報又使黎大為興奮，因為盧是皖系的實力派，有了這位實力派捧場，他在上海組織政府，就不會發生任何阻力。九月八日，他佯稱看病乘汽車到日本人所辦的東亞醫院，再由醫院溜出來，在日本人的嚴密保護下，上了日本輪船鐵城丸，住在船長室內。這一切都是安福系政客王印川代他布置的，共用去旅費和保險費三十六萬元。同行者有莊景珂、陳宧和日本「醫生」二人。 九月十一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現東湖路）二十六號寓所招待中外各報記者，說明他到上海是為「維護法律、整頓紀綱」而來，本人任期在國會未作出決定以前，不能隨意去留。這是他準備在上海組織政府的初步活動。 十二日，到滬議員九十餘人在湖北會館召開兩院聯合談話會，樓上設有總統休息室，黎準備前往出席。有人告以總統按照法律不能出席國會議員的談話會，而且當天出席者以國民黨議員為最多，恐有挺撞之處，黎才不去出席。果然張繼在談話會上發言：「黎元洪乃是第一叛徒，我們決不應當承認這個謀叛總統。現在中華民國已無元首，樓上所設大總統席位可以撤去。」當天的談話會決定於九月二十二日召開正式會議。 同一天，黎在寓所召集廣東代表汪精衛、浙江代表鄧漢祥、奉天代表楊毓珣、雲南代表陳維庚、貴州代表李雁賓、四川代表費行簡、湖南代表鍾才宏等舉行會議。黎首先說明目前有組織政府的必要，因為「拆台必須搭台」，現在少川（唐紹儀）已經同意組閣，希望各省予以贊助。接著汪精衛發言，對於黎的人格表示敬佩，但不支持他在上海組織政府。而各省代表也都表示關於組織政府的問題，須請示本省長官後才能回答。大家這樣一說，黎就覺得事情有點蹊蹺了。 黎到上海後，江浙紳士擔心影響江浙和平，紛紛阻止黎在江浙地區內從事「足以引起軍事行動」的任何政治活動，有的勸黎早日離開上海；「反直同盟」認為黎到上海是個人行動，無足輕重；盧永祥在致齊燮元的電報中，強調尊重江浙和平公約，並向杭州商會表示，黎到上海作寓公，來去可以自由，本人對他採取既不歡迎又不拒絕的態度；張謇勸黎「冷靜自處，杜門謝客」；自稱為黎的「故人」的孫發緒[6]，有電報呼黎為「先生」，勸他到海寧去觀潮。九月十三日，何豐林出了一張布告說，「倘有破壞治安、擾亂秩序之行為，無論何人，概予拿辦」。這個布告顯然是對黎而發的。 十三日晚間，湖北籍議員劉成禺登門來訪，問黎為什麼要突然來到上海。黎說：「盧永祥有電報歡迎我，來得並不突然。」劉把各方面的真實情況告訴他，他才如夢初醒地想出這個電報是安福系所偽造的。他不禁失聲而呼：「我上了當了。」 黎動身南下前，曾派韓玉辰到奉天、吳厚齋到雲南進行聯絡。張作霖、唐繼堯雖然都有回信來，恭順地稱他為大總統，但是一個不肯接受「討逆副司令」，一個也不以組織政府為然，到此黎陷於非常狼狽的境地。十三日以後，除章太炎、唐紹儀外，黎拒絕接見任何來賓，表示本人不久將出國旅行。此時北京政府準備向法國公使交涉，禁止黎在上海法租界內進行政治活動。唐紹儀也不同意組織內閣了，並表示不贊成在上海組織政府。他還說他是贊成聯省自治的。 九月十七日，孫中山在廣州大元帥府召開會議，討論時局。參加會議者一致認為，黎在滬企圖組織政府並非解決時局的辦法，決定不予以支持。 黎的組府計劃失敗後，九月十八日上海忽然出現了一個從事南北和平運動的「香港巨紳」何東爵士，建議召開南北各領袖的聯席會議，並邀請外交團代表列席這個會議，保證停戰議和。他在上海各報發表了孫、黎、段、張、盧等人贊成這一建議的回電、回信，因此這個怪人頓然名噪一時。不久戲法戳穿，原來這位英國籍的香港紳士是受英帝國主義指使前來興風作浪的。 十一月一日，黎又一次邀請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談話，宣布他不久到日本別府去養病。十一月八日，他乘高麗丸東渡。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覺地從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三　大選活動逐步展開，曹錕以每票五千元當選「總統」 津、保政客籌足賄選經費後，便放出空氣說，約法規定總統辭職後，國會應在三個月內選出新總統，攝政內閣的命運不能超過三個月。隨後山東省長熊炳琦（原任曹錕的參謀長）到北京主持大選問題，在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大選活動的機關。這時，在滬議員每月只能領到三百元，而在京議員出席憲法會議有出席費，出席常會可以借支歲費，每月有六百元到手，因此吳景濂收買議員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議員絡繹於途，直系已有可能收回自己「先憲後選」的諾言而代之以「先選後憲」了。 八月二十四日，吳景濂在兩院談話會上提議常會出席費增加為每星期一百元，自二十七日起實行。此案在出席者一百五十二人中以七十七人的同意得以成立。八月二十九日，攝政內閣正式備文催促國會選舉總統。於是反對派議員彭養光、韓玉辰向北京地方檢察廳控告吳景濂、張弧、熊炳琦、王毓芝、劉夢庚公然對議員進行變相行賄，離京議員也紛紛通電揭穿這個黑幕。但是，截至八月底止，離京議員已減少為三百八十五人，其中還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內線的破壞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領款的投機分子，拆台派的陣容越來越渙散了。 九月二日，山東省長熊炳琦、內務總長高凌霨、交通總長吳毓麟、司法總長程克、菸酒署督辦王毓芝、京兆尹劉夢庚、直隸省議會議長邊守靖聯名在甘石橋議員俱樂部設宴招待議員，熊炳琦公開提出大選問題。此時已經不是什麼「先憲後選」的問題，而是「先付後選」的問題：保派政客擔心付款後議員不投票，議員擔心投票後保派不付款。票價早已規定每張五千元，有人建議先付三成即一千五百元，保派認為必須足夠法定人數才能照辦（總統選舉會的出席人數須有五百八十三人以上）。有些「大議員」要求在普通票價外另給特別報酬，有的不願得錢而願得官。當天協商的結果，決定先開總統選舉預備會以測驗出席人數，但是先付後選和爭多論少的問題仍未完全解決。 自從政變發生以來，兩院常會和憲法會議有三個多月都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未開成。一直到九月七日，眾議院常會因出席者有三百零二人得以召開，首先通過了議員王茂材所提的眾議院議員任期延長案。眾議院議員的住期本來到十月十日屆滿，現在規定為「應俟下屆眾議院議員選舉完成，依法開會前一日解除之」。 九月八日，保派規定大選出席費另加二百元，帶病出席者外加醫藥費二百元。但因條件還有距離，當天的總統選舉預備會沒有開成。 九月十日，繼續召開總統選舉預備會，出席者四百三十一人，吳景濂指使眾議院秘書長鄭林皋冒簽為四百三十六人，會議得以開成，議決於十二日正式舉行總統的選舉。被冒簽的議員和眾議院秘書孫曜都有通電揭破吳景濂冒簽名單的黑幕。 九月十一日晚間，攝政內閣閣員與熊炳琦、劉夢庚、王毓芝、邊守靖等又在外交大樓聯名歡宴兩院議員，並提高大選出席費為五百元。十二日為正式選舉之期，直系出動大批軍警憲兵在眾議院門前張架棚帳，並派便衣偵探分布東、西車站阻擋議員出京，同時警察傳知市民懸掛國旗，慶祝新總統的誕生。但因冒簽名單問題引起爭吵，大家一鬨而散。 這個時候，保定傳下話來，「老帥」一定要在雙十節坐上總統交椅。由於津、保政客辦事不得力，於是直隸省長王承斌於九月十四日來到北京，向議員們提出了進行大選和公布憲法同時並舉的方針，並且決定在選舉前發給每票五千元的支票，選舉完成後即可持票兌現。這樣就解決了先付後選和先選後付的爭端。可是不少議員懷疑直系在銀行中並無存款，王承斌請他們派人到天津直隸省銀行查明無誤後，他們又擔心直系勢力下的地方銀行將來會拒絕付款，要求將這筆賄款移存外國銀行。 九月二十三日，國會各政團在甘石橋匯報在京議員已有六百人以上。九月三十日，高凌霨、吳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王毓芝聯名致函國會議員稱，「大政不宜久攝，元首豈可久懸」。至此，大選問題由於人款兩足而有水到渠成之勢，於是張作霖、盧永祥、何豐林、林建章和西南各省軍閥唐繼堯、熊克武、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全國學聯、全國商聯、上海各省聯席會議和各省公法團等，先後通電反對直系賄選總統的醜劇。 十月一日，甘石橋俱東部發出支票五百七十三張，每張為五千元。支票簽名有秋記（吳毓麟字秋舫）、孝記（王承斌字孝伯）、蘭記（王毓芝字蘭亭）、潔記（邊守靖字潔卿）的四種，分由大有、勸業、麥加利等銀行付款，以邊守靖所辦的大有銀行為最多。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須在總統選出三日後，由開票人補填日期並加蓋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價外，還有一萬元到一萬元以上的特殊票價。一直到這個時候，行賄者與受賄者之間還存在互不信任的心理，有些議員懷疑總統選出後，直系反臉不認賬，他們打不起臭官司來。大多數議員則認為曹錕當選後，還須繼續利用國會為其政治工具，不會惡劣到行騙賴賬的地步。 直系公開賄選總統，攝政內閣公開進行交易，直隸、山東兩位省長公開到北京來替曹家辦事，一時銅臭熏天，通國皆知，可是還缺少實人實證。十月四日，眾議院議員邵瑞彭突向北京地方檢察廳舉發高凌霨、王毓芝、邊守靖、吳景濂的行賄行為，並將行賄證據製版送交各報發表。這個證據是大有銀行的支票五千元，上面未填日期，簽名者為潔記，並蓋有「三立齋」圖記，背面注有一個「邵」字。證件發表後，直系在鐵一般事實的面前無可抵賴，而他們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先將眷屬送出北京，隨後本人也到天津轉道往上海避難去了。 十月四日，吳景濂召開憲法會議以測驗出席議員是否足夠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當天出席者五百五十一人，因此四個月來流會達四十四次的憲法會議得以召開。出席議員要求攝政內閣公布眾議院任期延長案，當然可以辦到。吳景濂將憲法草案地方制度章自第二條以下各條提付表決，通過了二讀會，國權章也交二讀會討論。當天選舉總統會發出通告，定於次日上午十時選舉總統。 四日晚間，甘石橋大選機關通宵加班活動，門前停放汽車達幾百輛之多。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國飯店設立機關收買不投票的議員，最後每人的代價高達八千元，共計收買了四十人，終因財力不繼而在最後一個回合中失敗了。在這四十人當中，還發現有兩面拿錢的。 五日上午，北京軍警機關出動了大批人馬，在北自西單牌樓、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氣象森嚴的警戒線，並派保安隊往來梭巡。憲兵警察在象坊橋東西兩口夾道排隊，除議員及參觀人員外，任何人不能通過。北京軍警長官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車慶雲都親自到場指揮。無論國會人員和旁聽人員，入場前必須經過人身搜查，女賓由女偵探擔任搜查。旁聽席限制很嚴，必須取得議員的介紹證件，並規定入席後不得擅行退出。這些情況，分明是劍拔弩張、殺氣騰騰的戰時緊急狀態，哪裡像個選舉總統的莊嚴會場！ 選舉會主席吳景濂於上午八時半到院，立刻吩咐秘書查點到會人數。因簽到者不多，臨時改為不定時開會，即何時簽足法定人數，何時開會。甘石橋大選機關派出汽車一百八十輛，分途迎接議員到會。上午十一時四十分，簽到者還不過四百多人，吳景濂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便又派出可靠議員分途去拉同鄉同黨的議員，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來，因此有些患病議員也被他們拉來。為了湊足人數，臨時決定凡不投票而肯前來出席者，也一律發給五千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一時二十分，簽到者有五百九十三人，才搖鈴開會投票。四時唱票完畢，直系軍閥首領曹錕以四百八十票當選為「總統」。孫中山也有十八票。廢票十二張中有「孫美瑤」「五千元」各一票，「三立齋」三票。 曹錕用利誘的手段取得總統，和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用威脅的手段，堪稱「異曲同工」。袁在選舉總統的一天，派出大批軍警並嗾使「公民團」包圍國會，非選出總統不許議員外出，曹也派出大批軍警對國會進行了「和平」包圍。以前投票選袁經過十四小時，而這次投票也經過六小時。所不同的，這次選舉備有午餐茶點，卻比選袁時忍飢挨餓的情形好得多。由於選舉進行得還算順利，吳景濂所布置的夾底票匭和冒簽人數的一套把戲都沒有搬出來。 總統選出後，總統選舉會趕辦公文通知攝政內閣，內閣趕派專車迎接「新總統」來京就職。議員到保定恭祝「老帥」當選者竟占兩院人數的五分之三左右。 以前袁世凱採取了先選後憲的辦法，這次曹錕卻採取了選憲同時並舉的辦法。十月八日續開憲法會議三讀會，憲法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條全部獲得通過，即於十月十日上午十一時由眾議院予以公布。十年來經過無數波折沒有完成的憲法，在十月四日至八日五天之內，隨著賄選總統而開快車完成了。 曹錕於十月十日到北京就職。 曹錕當選總統後，在滬議員和各省聯席會議代表紛紛通電討伐賄選，孫中山下令通緝附逆議員，並電請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同時起兵討賊，盧永祥宣布與北京政府斷絕關係。上海、杭州、蕪湖等處市民舉行反曹示威大遊行，安慶和杭州都發生了市民搗毀賄選議員住宅的事件。各省團體紛紛調查本省參加賄選的議員名單，予以公布。 曹錕所用賄款共達一千三百五十六萬餘元，其中補助各政黨黨費三百二十四萬二千元，特別票價一百四十一萬元，普通票價三百零四萬五千元，憲法會議出席費五十七萬二千元，常會出席費二十餘萬元，特別酬勞費三十二萬四千元，「冰敬」（夏季津貼）、「炭敬」（冬季津貼）和夫馬費一百九十餘萬元，招待所臨時費一百二十餘萬元，秘密費七十餘萬元。 四　外交團提出臨城劫案的責任問題。帝國主義「護路」「護航」的叫囂 曹錕當上總統後，首先顧慮到各國公使是否前來慶賀新總統就職，這個問題本來無足輕重，可是在軍閥眼中看來，這是一件大事，如果帝國主義各國公使不肯前來道賀，就是表示不承認這個政府，這個政府就將得不到它們的支持因而站不住腳。當時各國公使故意地提出懲辦臨城劫案負責長官為慶賀新總統就職的先決條件。曹錕未嘗不感覺到接受這樣一個公開干涉中國內政的條件，對他的面子很不光采，而且山東督軍田中玉是他的把兄弟，自己剛上台，首先拿把兄弟開刀，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但是為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承認與支持，他就不能顧及自己的面子和把兄弟的交情了。其實，臨城劫案的真正責任者就是帝國主義者自身，它們當然避而不談，而在劫案發生的時候，身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也應是此案的責任者，外交團僅僅要求懲辦山東督軍，已經是給了曹錕的面子了。 曹錕把田中玉叫到北京來，並派高凌霨勸他自動辭職以全體面。十月十三日，北京外交部將懲辦臨城案負責長官、山東督軍田中玉的一件事情照會外交團。同日，總統府發出請帖定於十五日招待各國公使。十五日，曹錕下令准許田中玉辭職，並裁撤山東督軍一職，派鄭士琦督理山東軍務善後事宜。另下命令提升蔭昌、劉冠雄、張懷芝、田中玉、馬聯甲五人為上將軍。在此以前，曹錕本已內定調任王承斌為山東督軍，忽然接到駐魯第五師師長鄭士琦及魯軍將領聯名反對因外力干涉而更換督軍的電報，曹錕知道鄭士琦自己要做督軍，如果不能坐升，就會稱兵反抗，而如果山東發生事變，又可能會引起皖奉各系的軍事聯合行動。當時直系政權還不穩固，為了避免戰爭和迅速解決外交團慶賀總統的問題，曹錕不得已改派這個皖系軍閥坐升山東督軍。改督軍之名為「督理」，本來是黎元洪廢督不成用以解嘲的一套鴕鳥政策，曹錕也就人云亦云地把這個政策繼承下來。提升田中玉為上將軍是給以下台的體面，另外又提升四個人則是請出來的陪客，用以遮掩外力干涉的痕跡。 十月十五日，各國公使雖然應約前來慶賀，可是他們對曹錕所耍的這套把戲深為不滿。十六日，領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禮德代表各國質問外交部：（一）在外交部照會上明明說是懲辦山東督軍，但在總統命令上卻又說成是批准辭職；（二）升授田中玉為上將軍，不是懲辦而是獎勵；（三）河南督理張福來報稱已救出被匪擄去的英國女教士二人，查無其事。以上三件事情，說明中國政府對外毫無信義，因此限於四十八小時之內撤銷授田中玉為上將軍的命令，否則各國將另行考慮對待中國政府的態度。這樣一來，外交總長顧維鈞處境非常尷尬，只得表示辭職。曹錕安慰他說：「少川不要灰心，要不干咱們大家一起不干！」 十七日，曹錕派蔡廷干分訪各國公使，解釋「上將軍」是個有名無實的虛銜，給名義下台是中國官場上的傳統習慣。各國公使都不滿意這種解釋。美國公使說：「美國自開國以來只發表過五員上將，而上次歐洲大戰也只有潘興將軍一人得授上將。」法國公使說：「歐洲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法國政府只授給霞飛、福煦兩人為上將。」洋大人既然不點頭，事情就更難辦了。於是高凌霨出了兩個主意：（一）向外交團聲明，上將軍命令決定在前，免職命令決定在後，兩道命令同時發表是印鑄局手續上發生錯誤，可以更正。（二）如果這個說法矇混不了外國人，不妨另作更正說，升授上將軍的是田文烈而非田中玉，是繕稿人寫錯了。不料這兩個主意還未使出來，就被各國公使打聽得清清楚楚，他們卻又嗤之以鼻：「中國政府所講的話沒有一句不是假的，我們一定不能答應它。」 最後，曹錕只得自己出馬勸田中玉自動辭去上將軍，以免政府為難。田氣忿地說：「臨城案的最高責任者不是我呀，為什麼單單拿我開刀！現在各省督軍哪個肯服從中央，只有我服從，就受到懲罰，以後誰敢服從中央！」曹錕央求著說：「老弟委屈點，看我的面子。」田聽了這句話，他的氣就更大了：「總統也要給我點面子呀！」他一怒而走天津，並且聲言要討回他所報效的賄選經費四十萬元，因此事情更弄糟了。 這是曹錕上台後的「打泡戲」，這副媚外辱國的可憐相，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鄙視和唾罵。幸而外交團還要利用這個傀儡工具，後來在這個問題上不了了之。 臨城案發生後，帝國主義乘機叫囂採取軍事行動來共管中國。駐華英國商會和美國人協會建議取消華盛頓會議許給中國的一些「甜頭」，加派軍隊來華，首先將中國鐵路置於國際共管之下。上海外僑慫恿中國資產階級組織「商人政府」，並且偽造全國商聯贊成這個計劃的文件，在報紙上大肆鼓吹。英國政府向有關各國交換關於保護在華僑民的意見，並訓令駐華公使草擬所謂「護路案」，建議成立一個護路機關，這個機關設華人總辦一員擺擺樣子，其一切實權操于洋會辦之手，各路局會計師和訓練路警的教官也要由外國人擔任，所有經費卻要路局開支。這個草案經過外交團所組織的「護路委員會」討論多次，由於各國利害不一致，一再進行修改，最後決定催促北京政府成立一個護路行政局，設洋會辦一人，洋會計員五人，洋調查員十人，在十年內非經外交團同意，這一機關不得撤銷。以上消息傳出後，北京學聯致函領袖公使符禮德，各省團體也紛紛發出通電，一致表示反對。 帝國主義把中國描繪成為一個內戰不停、土匪充斥的腐敗國家，聲稱中國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必須置於國際共管之下，才能促進中國統一，恢復全國秩序。其實，帝國主義本身就是中國內戰的策動者：它們在中國推銷剩餘軍火，並在物質上、精神上援助投靠自己的軍閥，企圖撲滅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時它們在中國問題上卻又存在矛盾和鬥爭，中國內戰不停正是這些矛盾和鬥爭的反映。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加緊經濟侵略和製造內戰，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城鄉的生產力，使得中國廣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惡化，這又是全國遍地皆「匪」的根本原因。當時「匪」患最熾的地方，正是農業生產水平最低和農村破產的魯南、豫西一帶。雄據洛陽的直系大將吳佩孚，醉心於武力統一政策，他不可能也無意於集中兵力來消滅在他肘腋之下的「土匪」，只是採取一面收編一面推出門的辦法，以求相安無事，因此河南「土匪」時附時叛，都不把這位「常勝將軍」放在眼下。由於外交團的壓力，吳佩孚不得不派兵進剿擄去英國女教士的范明新。不料同一時期，被吳收編的張國信（又名張慶，綽號老洋人）因為拒絕調動，所部忽然譁變，六月中旬由鹿邑、柘城西竄魯山與范明新一股會合，當他們越過京漢路（官亭站）的時候，一度引起火車不通（六月二十三日）。一個自命為武力足以統一全國的大軍閥，在「土匪」的面前表現得這樣張皇失措，說明直系軍閥不過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而帝國主義卻又藉口河南「土匪」綁架外僑和破壞京漢交通，把護路問題推進到一個更緊張的階段[7]。 同一時期，帝國主義藉口西南各省內戰影響外僑安全和外輪通航，提出武裝護航的另一問題。十月中旬，湖南譚、趙兩軍隔江炮戰，駐湘各國領事館大多設於湘江東岸，因此各國公使紛紛提出抗議。從七月到十二月，四川一、二兩軍在長江沿岸進行重慶的爭奪戰，以致外國輪船不能順利通航。於是美國政府命令駐華公使舒爾曼與英、法、日三國公使討論長江護航案，並擬邀請有關各國討論中國內戰問題，準備用炮艦政策來保護它們的內河通航。義大利公使也要求派艦加入護航。他們曾經決定護航隊遇有中國兵「匪」時，可以向之直接開火。美國海軍部還列入一筆預算，擬建造特式巡江艦五艘以供長江護航之用。以上說明，美國政府在干涉中國問題上不是採取以前的「笑面虎」態度，而是赤裸裸地擺出了一副猙獰面目。十月十五日起在上海召開的美國在華商會聯席會議，公開要求他們的政府同意各國所提的共管中國鐵路的建議，反對放棄在華治外法權，主張加派海陸軍來華鎮壓。至此，美國資本家也就拋棄其對華親善的假面具，而與美國政府一樣露出吃人野獸的本來面目了。 五　法國威脅北京政府承認金法郎案。八國公使拒絕召開關稅預備會議。中蘇協定成立 曹錕上台前，帝國主義早已成立四國銀行團作為對華投資的聯合機構，但須中國統一實現才肯借款給北京政府。當然，帝國主義不會關懷中國統一，這是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期間，它們在中國問題上的矛盾暫時地獲得緩和，希望中國有一個能夠更好地為它們的共同利益服務的政府，以利於執行其資本輸出和共管中國的惡毒陰謀。四國銀行團就是準備執行這個陰謀的聯合機構。 帝國主義一貫仇視孫中山所領導的南方政府，僅僅承認北京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它們所希望的中國統一是以北方統一南方，以衰朽力量消滅革命力量。這種統一，以前北京政府採取武力政策從來沒有辦到過，帝國主義教導他們改用和平欺騙的方法來進行，當然也是辦不到的。這個時期，不但南北不能統一，北方本身也不能統一。而在北京政府所統治的地區內，中國共產黨的威信日益增長，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北京政府成了帝國主義手中的一個無用工具，這就是帝國主義企圖採取直接行動，加強軍事鎮壓，並將共管中國推進到露骨化的根本原因。 北京政府從來就是指望帝國主義給以財政支援，指望大借外債以供軍閥政客們朋比分肥和發動大規模內戰之用的。由於對內統一無望，對外借款不能到手，曹錕上台後，北京政府面臨到財政破產的嚴重危機。在此以前，法國曾提出所謂金法郎案，要求中國按照金價償還法國的庚子賠款，由於這個問題未解決，法國便拒絕批准九國公約，並扣留鹽餘達三百餘萬元以要挾北京政府（從一九二三年五月到十月）。曹錕上台後，不僅急於要收回法國所扣留的鹽餘，而且希望法國迅速批准九國公約，以便邀請有關各國在北京舉行特別關稅會議，實現二五加稅，使北京政府能夠增加一筆收入。他藉口此案已由前任外交總長同意，成案不可推翻，擬再提請國會複議予以通過。 關於金法郎案，法國政府對中國駐法公使陳籙百般威嚇，聲稱如不迅速予以承認，法國不但拒絕批准九國公約，還將考慮變更對待北京政府的態度。法國公使傅樂猷經常到外交部大吵大鬧，準備命令現已改歸法國管轄的道勝銀行和法國匯理銀行一道扣留鹽餘，並擬聯合有關各國扣留全部鹽餘。北京政府曾經下令取消匯理銀行保管鹽餘的權力，改由滙豐、道勝、正金三家銀行合併保管，這道命令卻被帝國主義所掌握的鹽務稽核所拒絕接受，無法執行。 茲將金法郎案交涉過程，縷述如下： 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簽訂，帝國主義向中國勒索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賠款，按當時中國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攤派一兩白銀。 簽約時，白銀與各國貨幣的原有比價，其中海關銀一兩等於3.75法郎。不久銀價不斷下跌，如按銀價付款，當不足當時折合的外幣總數。若按當時折合的外幣數付款，如果銀價不回升，那麼等三十九年賠款付清時，中國實際付出的白銀遠不止四億五千萬兩。 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中國與侵略者就庚子賠款償付方法的換文，提出了三種付款方法，供他們選擇： （一）按倫敦銀價，用銀付還；（二）用期票付還；（三）用電匯付還。當時法、英、美、比、意、荷等國，擇定按各國本國貨幣用電匯付款，並表示在付清賠款之前，不更改付款方式。 一九一七年，中國對德奧宣戰，協約國同意中國緩付庚款。爾後德奧戰敗，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此三國庚款均告取消。 歐戰後，法國金融混亂，通貨膨脹，法郎暴跌，紙幣一法郎只值現金三分之一。法郎貶值是法國內部的事，與中國渺不相涉。按一九〇五年換文規定之匯兌法，中國用較少的銀兩，即足償付法國之庚款。但是，侵略成性的法帝國主義，為了更多地掠奪中國人民的血汗，就以恢復中法實業銀行為誘餌，炮製了所謂金法郎案。原來，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法實業銀行，名義上由中、法合辦，實際上是法國對中國經濟侵略的一個金融機構。中國少數為虎作倀的官僚買辦，如王克敏、周自齊等，也在該行存有巨款。一九二一年七月，因法郎暴跌，該行之巴黎總行以及京、津、滬、漢和香港分行，先後倒閉。 法國步美國後塵提出放棄庚款後，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一日，北京政府派王克敏赴法，交涉退款用途。是年七月，中、法簽訂恢復中法實業銀行的協定，法國又指定退還之庚款，大部分用之於改組該行，小部分用之於教育、慈善等事業。由於法帝國主義與中國官僚買辦相互勾結，恢復該行與退還庚款這兩件本來無關的事情，就糾纏在一起了。 法國乘向中國發出恢復中法實業銀行照會之機，偷換概念，將庚款之法郎說成是金法郎。法國根本沒有金法郎這種貨幣。如果照金法郎償付，中國將損失關銀六千二百多萬兩。緊隨法國之後，美、比、意等國也向中國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消息傳出，舉國一致反對法國的無理要求，北京政府迫於輿論，遂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據理駁復美、法、比等國。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法使傅樂猷到財政、外交兩部交涉，繼續要求按金法郎償付庚款，並限中國於二月十日前答覆，否則將取消中法實業銀行協定。內閣總理張紹曾大為驚慌。九日，內閣通過此案。十日，新任外長黃郛[8]照會法使傅樂猷，承認以金法郎償付庚款。二十七日，英、法、美、比、意、荷、日、西八國公使，聯名照會外交部，要求各國賠款一律按硬金計算。 張內閣的賣國行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此時，津、保政客正在布置政變倒黎，在他們的策動下，國會於二月十三日咨達北京政府，此案在未經提交國會審議以前，不能認為有效，並致電法國國會否認此案。五月九日，張紹曾內閣將此案提交國會，未獲解決。六月十三日倒黎政變發生後，津、保政客推王克敏為財政總長，卻又打算承認金法郎案，以便張羅賄選經費。以上情況說明，津、保政客以前反對金法郎案，不過是借題發揮，用以打擊其政敵，後來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便又「出爾反爾」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法、比、荷、西、日、英、美七國公使聯合照會外交部，催促以金法郎償付法國賠款。十日，法、葡兩國公使又聯合要挾北京政府，限於十三日以前承認此案。在帝國主義的聯合壓力下，十二日曹錕又一次任命與金法郎案有密切關係的王克敏為財政總長以代張弧[9]，打算用「飛過海」的辦法秘密承認此案，不再提交國會審議。金法郎案秘密談判的消息流傳不久，匯理銀行忽將所扣鹽餘交還了一部分，人們不難看出：法國公使與北京政府之間似乎已經取得默契，此案將以承認而告解決。這個時候，國會議長吳景濂因為爭奪內閣總理，與高凌霨（曹錕於十月十二日派高代理內閣總理）發生了嚴重衝突，而國會議員也因曹錕對他們採取了過河拆橋的態度，甚至求一見而不可得，大家忿忿不平，因此利用金法郎案打擊高代閣，紛紛提出質問。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發生爭吵，並且由於全國人民和「反直同盟」再接再厲地發出反對的呼聲，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被迫將駁斥金法郎案的照會分致有關各國。照會大意說，根據辛丑和約第六項，「用金」系指金幣而非生金，不得視為金款債務。雙方既經協定以電匯為付款辦法，則匯兌率之漲落，雖暫時與此國或彼國有所不利，在實際上究不能視為捨去該國貨幣而改付現金之理由。且付款十餘年來，金銀兌價時有漲落，各國逐年按月收受各該國國幣所規定之數目，並無異議，對於法國自未便破例辦理。 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代理領袖公使、荷蘭公使建議將此案提交海牙國際法庭公判，法國公使對此堅決反對。八日，八國公使根據法國公使所擬文稿，聯合提出駁復外交部的照會。三月一日，法國公使單獨提出更強硬的照會，竟以下旗回國恫嚇北京政府。美、荷兩國公使做好做歹地勸告顧維鈞迅速承認金法郎案，以免引起國際糾紛，對中國有所不利。在這些情況下，曹錕一面打密電指使各省直系軍閥通電贊成承認金法郎案為北京政府撐腰，一面打算又一次收買國會議員通過此案。但是，各省直系軍閥懾於人民的巨大力量，都不肯代人受過，曹錕也就不敢一意孤行。五月十六日，有人送木匣禮物給顧維鈞，裡面裝置炸彈，開匣時炸彈爆炸，當場死傷數人。從此北京當權人物再也沒有人敢於出面來主張承認金法郎案了。 前面說過，由於法國拒絕批准九國公約，特別關稅會議無法召開。此時各國不僅不肯提供借款，反向北京政府討索到期外債，截至一九二三年十月止，各國扣留關余已達一千萬元以上（用以償還到期借款），加以各省軍閥氣勢洶洶地討索欠餉，逼得北京政府走投無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北京政府終於不得不向八國公使提出照會：「根據華府會議九國公約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原定俟該約施行後三個月內，由中國政府擇定地點，定期召集特別關稅會議，議定撤除厘金，增加二五附加稅，各種奢侈品亦均增加稅率。至今已屆兩載，各簽約國尚未完全批准該約，以致特別會議不能如期召集，中國財政上種種計劃無法進行。為此，中國政府不得不提議先行召集預備會議，為將來特別會議之準備。」此項建議，目的在於打破關稅特別會議不能召開的僵局，從預備會議上提出以二五加稅抵借外債的要求。當天下午外交團開會討論，英、日兩國公使大體上同意召開這樣一個會議，但都附有條件，英國希望指定二五加稅為外債的擔保品，日本所關心的是以這筆稅收優先償還沒有擔保品的外債（如西原借款等）。法國公使則堅稱金法郎案如不解決，法國斷然不同意召開任何性質的關稅會議。三月三十一日，法國首先以不同意的照會回答北京政府。隨後英國公使表示，九國公約必須參加國全體簽字才能生效，法國既然不同意召開關稅預備會議，英國也就未便單獨作出決定。此時英國工黨政府已經登台，新任首相麥唐納認為中國兵多「匪」多，財政破產，內戰不停，外債無力償還，國會信用掃地，已經形成了每況愈下的一種趨勢，建議由各國組織調查委員會到中國調查一切情況，然後決定所應採取的對華方針。義大利政府則屢次向各國建議推翻九國公約，改變對華方針。到六月中旬，八國公使先後答覆北京政府，一致拒絕召開關稅預備會議的建議。 這些年來，中國人民所看到的都是些面貌猙獰的帝國主義，從十月革命以後，才看到了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以平等地位對待中國的國家。蘇維埃政府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發表了放棄帝俄時代對東方各國所取得的一切特權的宣言，一九一九年七月又發表了放棄帝俄時代在中國所取得的特權，歸還租界並廢止中俄兩國間不平等條約的宣言。蘇維埃政府先後派優林、越飛等為代表到北京，進行建立外交關係的談判。可是英、美、日、法四國公使公然壓迫北京政府，拒絕與之談判。而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公開進行談判，僅予優林等以非正式的接待。一九二三年九月，蘇維埃政府又一次聲明完全放棄帝俄時代在中國的特權，並派代表加拉罕來到北京。蘇聯的偉大國際主義精神和它的和平外交方針，贏得了中國人民的熱烈歡呼。九月二日，加拉罕到北京時，北京各團體代表千餘人主動地到車站迎接。八日，北京學聯和三十多個學校的代表在中央公園舉行盛會招待。十日，北京高等以上八校全體教職員也開會表示歡迎。加拉罕在參加馮玉祥的招待宴會中風趣地說：「馮將軍現在擔任西北邊防督辦，如果馮將軍僅僅擔負這個責任，那麼這一工作就未免太輕鬆了，因為蘇聯是絕對不會侵犯中國邊境的。」 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負責進行中蘇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談判。這時英國工黨政府已經承認蘇聯，帝國主義不可能再聯合起來干涉中蘇談判。但是日、美兩國仍然多方從中作梗，致使已經取得一致的中蘇協定，一九二四年三月被北京政府宣布取消，改由外交部接辦。隨後，在全國進步力量日益增長的形勢下，外交總長顧維鈞不得不於五月三十一日與蘇聯代表加拉罕簽定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十條，並且發出了正式承認蘇聯的照會。在協定中，蘇聯宣布無條件廢除帝俄政府與中國政府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放棄租界、治外法權、庚子賠款以及與第三國所訂足以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利益的條約、協定等。 但是，中蘇協定成立後，公使團（帝國主義集團）強詞奪理地硬說蘇聯不能繼承帝俄政府的權力，拒絕將帝俄使館交還蘇聯代表。隨後它們知道這種說法太荒謬可笑了，便又採取延宕手段。六月十一日，領袖公使、荷蘭公使照會北京外交部，聲稱蘇聯必須派有正式使節來華，向公使團提出正式手續，才能考慮交還使館的問題。此外，關於中蘇兩國使節級別的問題，又引起了帝國主義集團的一場紛擾。蘇聯在各國的使節都是大使級，在中國當然不能例外。根據外交慣例，如果駐在國只有一個大使，這個大使就是外交團的當然領袖。以蘇聯大使代表各國，這又是各國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日本、美國紛紛打算將公使升格為大使。這裡卻又遇到一個新的矛盾：它們一方面堅決反對蘇聯大使為外交團領袖，另一方面卻又不願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國家設置地位「崇高」的大使，公使團開會研究的結果，一致認為在中國未償還一切到期外債和解決與各國間的一切懸案以前，不能考慮使節升格的問題。他們討論來討論去，最後畢竟想出了一個壞主意，八月二日公使團作出決議，領袖公使以公使中年齡最長者擔任，這樣，就成為「論齒而不論爵」，而把大使領銜的國際通例推翻了。 * * * [1]　曹黨政客在天津者稱為津派，在保定者稱為保派，雖進一家門，但又經常發生矛盾。 [2]　「大孫」指孫中山，「小孫」指孫洪伊。孫洪伊是直隸人，又與曹錕有親戚關係，主張與直系聯合，與當時國民黨聯合皖奉兩系的方針相反。 [3]　顏惠慶、顧維鈞、羅文干都屬於英美派。以前羅文干被捕是直系內部狗咬狗的把戲，直系軍閥本來就是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自吳佩孚低頭服輸後，羅即被釋出獄，曹錕仍然重用英美派。 [4]　袁乃寬是洪憲「大典籌備處」庶務主任，此時又為賄選經手人之一，所以被稱為「籌備大典專家」。 [5]　邊守靖在密函中舉袁世凱取消帝制一事為例，認為袁取消帝制用以緩和民情，結果是向南方討袁軍示弱，引起「北洋將士解體」，皇帝沒有做成，總統也做不下去。 [6]　黎元洪認為孫發緒是他的舊屬，不是什麼「故人」。孫為了討好北洋軍閥，經常通電對黎大施攻擊，黎罵他「忘恩負義」，恨之刺骨。 [7]　護路、護航兩案引起全國人民激烈反對，帝國主義才不敢堅持下去。後來北京政府派唐在禮為督辦鐵路警備事務處長，唐不願受交通部的管轄，遲未就職。11月22日改稱路警督辦，歸國務院直轄，這就是因帝國主義建議而成立的護路機關。 [8]　2月3日，原外長施肇基免職，同日令黃郛署理。 [9]　由於全國各方面一致反對金法郎案，顧維鈞不敢簽字，8月14日王克敏辭去財政總長。10月3日此案被眾議院否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