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六十三章 直系軍閥驅逐黎元洪的惡劇
一 保派「政治逐黎」的辦法。劉恩源信口開河引起煩惱。閣員狗咬狗的醜劇。制憲經費與崇文門監督兩案的內幕。張紹曾內閣又一次提出總辭職
以前曹錕派保派分子在北京拉攏議員，組織「俱樂部」十多起，每省議員都指定一人為「主任」，按月發給津貼，其目的在於策動先選舉，後制憲，或者邊制憲邊選舉，即採取「憲法分期公布」的辦法，先制定「總統選舉法」予以公布，立即據以進行總統的選舉。黎元洪方面，則以延長眾議院任期討好國會，並由政學系分子李根源、谷鍾秀、張耀曾等組織「憲政會」為促進制憲的樞紐，擬在憲法內加入「現役軍人不得當選為總統」一條，同時解釋黎的任期應從袁世凱宣布舊約法失效的日期算起，此後即認為「民國中斷」時期，馮國璋代理總統在法律上沒有根據，黎的任期應至民國十四年九月止。以上說明，一個迫不及待要上台，一個堅決不下台，黎、曹之間已經走到無法調和的階段了。
保派政客有「軍事逐黎」和「政治逐黎」的兩個辦法。「軍事逐黎」是找一個孫傳芳之流首先發難，各省直系軍閥一致響應，用以前逐徐的辦法把黎轟下台去。「政治逐黎」是在國會中提出解釋總統任期案或者通過總統辭職案，使黎不得不走。曹錕主張先唱文戲，後唱武戲。四、五月間，曹錕補發了停發一個時期的議員津貼，因此國會中關於總統任期的提案，一時有二十餘起之多。
以前黎的辭職咨文，是說民國六年國會被解散後，緊接著發生復辟政變，本人一直沒有正式辭職，現在國會復會，應該補行辭職以完成法律手續。當時國會退回了這個咨文，認為大總統是由總統選舉會直接選出的，國會未便接受此項咨文加以討論。隨後黎又補送一道咨文說，總統選舉會就是由國會產生的，俟國會議員人數達到三分之二以上時，仍請定期公決。其實，黎的目的並不是要完成什麼法律手續，而是企圖國會否決總統辭職，因而取得合法總統的地位。可是事隔多日，受曹錕收買的議員卻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准許辭職的辦法叫黎下台。根據議員范樵、吳蓮炬的解釋，黎的任期應當從洪憲改元的一天算起，到袁世凱死亡的一天為止，一共只有一百六十天，而黎從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復職，到現在已有三百多天，應當自動退職，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但是這齣文戲唱起來也不是沒有困難的，因為國會中還有不受收買的一群和擁黎的政學系議員，而張紹曾內閣與黎逐步一致，主張先憲後選，因此保派政客決定採取「閣員倒閣」的辦法，由保派閣員高凌霨、吳毓麟、程克先拆內閣的台，造成北京的無政府狀態，然後由軍警直接向總統索餉，把黎逼走。
四月二十六日舉行國務會議時，馮玉祥、王懷慶、聶憲藩率領團長以上軍官八十五人，分乘汽車三十五輛馳至退思堂，向張紹曾、劉恩源請願立即發餉一百餘萬元以安軍心。劉恩源說了一句「我就辭職不干」的話，馮即悻悻地說：「你辭職不干我們的事，就是死在此地，我們也還是要錢。」張紹曾答應盡力設法。一個旅長說：「我們患的是猩紅熱，你們不要拿醫治肺癆病的方法來對付我們」。講來講去，內閣承認五月上旬分作三批發付一個月的軍餉一百四十萬，由軍官代表到財政部領到支票三張，才分途散去。
二十七日，劉恩源向滙豐銀行大班希烈提議，擬用「借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向四國銀行團借款五億元，先付墊款三千萬元以解目前燃眉之急。希烈雖然肚子裡覺得好笑，但是面子上照例地要說一句「轉達各國銀行團，並向本國請示」的話。劉恩源據以發表借款有望的消息，以炫耀自己的本領。當天就有參謀部部員四十餘人到劉宅討索兩年以上的欠薪，劉在張紹曾家議事未歸，張叫憲兵司令車慶雲到劉家勸令解散。這位司令大打官腔說：「你們應當解散，否則就是擾亂秩序。擾亂秩序就要槍斃。」此言一出，引起大家的公憤，請將全體四十餘人一齊執行槍斃。車司令看見硬來不行，又換上了一副笑臉，說什麼「自己人鬧著玩兒的」，部員們因為時已晚，只得悻悻而散。第二天，參謀部次長蔣雁行帶領會計科長到國務院，一面索餉，一面大興問罪之師，張紹曾又向他們陪了許多的不是。三十日，參謀總長張懷芝也跑來，滿面怒容地質問總理有何權力槍斃部員，張紹曾賭咒發誓不承認說過槍斃的話，並叫車慶雲到參謀部道歉了事。
軍警長官馮玉祥等五人，曾到公府陳訴北京軍警的困苦情形。馮說，有些警察下班後拉洋車維持生活。有人揭發劉恩源剋扣軍餉公開貪污的實證：高在田（團長）領到軍餉一萬元，卻開了五萬元的收據；龍濟光領到二萬元，開了十一萬元的收據。黎元洪也談及公府指揮使徐邦傑領到一萬元，劉向他索取回扣四千元的一件事。馮說，既然這樣不好，應當依法辦罪。黎默然不置可否。隨後，吳景濂也到公府來向黎聲明，借款必須提交國會同意，否則就是違法。其實，劉恩源信口開河說了一句「借款有望」的話，這筆借款根本是空中樓閣，卻引起了狗搶骨頭的一場活劇，國會也想從中撈一票，嚇得劉躲躲藏藏不敢露面。張紹曾因為財政破產打算辭職，據說他要找一位名手寫這篇辭職呈文，卻還沒有找得到呢。
這時，中國駐歐十國公使、領事，因為十一個月的經費沒有領到，準備下旗回國。因此新任外交總長顧維鈞不敢就職，代理部務的次長沈瑞麟也辭職不到部，外交部成為一個無人負責的機關。
五月一日，國務會議開到中午，大家共進午餐。吳毓麟要到天津祝靳（雲鵬）母的壽，他問院秘書長呂均有無議案尚待討論，呂均答以「沒有」。三日，吳回到北京參加國務會議時，質問張紹曾說，前天國務會議已經開完，怎麼又發表張會卿為塞北關監督的命令。劉恩源搶先回答說：「這是財政部主管的事，交通總長可以不管。」吳指著劉的鼻子破口大罵：「放屁！國務會議取決於多數，並不取決於主管部門。我退席後，當天的出席閣員就不足一半，不能繼續開會。我又問過呂均，已無議案討論了，為什麼卻又鬼鬼祟祟地討論起來！張會卿這個小子是從哪裡鑽出來的？」張紹曾苦笑著說：「二爺，不要亂罵人，張會卿是家叔呀。」這句話引起了吳的更大火氣，拍案大罵：「不管是你的爹，是你的叔叔，違法的事情一定要辦罪！」又回過臉來再指著劉的鼻子罵道：「我問你，這個缺賣了多少錢？你花了八萬五千元買進方家園桂公府的大房子，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這時，劉實在受不了，便也怒髮衝冠地罵道：「你賣鐵路局長、電報局長的缺，難道我不知道！」於是這兩位閣員揪做一團打起架來，張紹曾左面一揖右面一拱勸他們不要鬧下去，他們哪裡肯聽，吳毓麟氣虎虎地大聲叫嚷：「我們見總統去！」
這幕惡劇，看起來所爭的只是違法通過任命官吏的問題，其實裡面含有倒閣和私人報復的雙重作用。塞北關這個缺每年有十萬元的「外快」，張紹曾本來是要派他的兄弟張紹程去發這筆財的，但又害怕引起物議，才派張會卿頂一個虛名，好處仍然落在張紹程的手裡。吳毓麟大動肝火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曾推薦他的私人唐小亭充當這個差事，被劉恩源拒絕，因此借題發揮地演出了這幕狗咬狗的惡劇。此外還有「閣員倒閣」的一種作用。事後張紹曾歸罪呂均應付不當，這個決議作為無效，因此呂均忿而辭職，由司法次長薛篤弼兼代院秘書長。同時還發生另一任命官吏的違法案件：農商總長李根源提議任命前湖北財政廳長魏聯芳為實業專使，這是一個簡任職，而發表命令時卻改為特派職（特任級），高凌霨、吳毓麟、程克聯名提出質問，張紹曾也將這個決議取消了。
五月五日舉行國務會議時，保派三閣員都用不出席的手段來拆內閣的台。五月八日，閣員出席國務會議的只有李根源一人。同一天，劉恩源因為十日到期的支票無法兌現，害怕軍警前來包圍，化裝乘坐三等客車逃往天津。九日，張紹曾為了避免軍警糾纏，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念經，禱求仙佛賜以神斧，掃蕩人間的妖魔鬼怪，不料走出西直門就被軍警攔阻，只好折回本宅。他的父親跑進城來痛罵他名譽掃地，有玷家聲，逼著他辭職下鄉，他又藉口「忠孝不能兩全」，拒絕提出辭呈。
十三日，劉恩源辭職照准，以張英華繼任財政總長。劉下台時還發表通電，說了一些「從政二十年，素嚴操履」的鬼話。
這個時候，張內閣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絕路了，可是他和黎元洪一樣抱有不下台的決心，因此又有新的問題發生。原來眾議院議員任期即將屆滿，而制憲會議經常流會，憲法完成遙遙無期，因此國會議決議員出席憲法會議者每次給以出席費二十元，缺席者每次扣除歲費二十元，無故缺席兩次者除名，因故請假者須有五人證明。同時修改國會組織法，出席憲法的法定人數由兩院議員總數各三分之二改為五分之三，表決人數由出席人數四分之三改為五分之三。兩院議長請黎指撥此項制憲經費，黎召集張紹曾及兩院議長、財政次長楊壽柟、稅務督辦孫寶琦等討論，決定在海關建築經費項下借撥一百二十萬元，分作四個月，每月借撥三十萬元，指定十七萬元為制憲經費，十三萬元為駐外使領經費，由總統「諭」令稅務處轉知稅務司照撥。這本來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可是曹錕懷疑黎假公濟私，聯絡議員，以利於下屆總統的競選。此時保派閣員又已改變方針，仍然出席國務會議，以便從內部找岔子進行倒閣運動。五月二十六日舉行國務會議時，吳毓麟提出質問，制憲經費案未提交國務會議，違反責任內閣制，應予以否認。高凌霨、程克附和這個意見。張紹曾聲明本人事前雖然預聞，但是一切都由總統決定。會議結束後，閣員們都到公府參加每周舉行一次的聚餐，張英華、高凌霨認為這個問題侵越內閣職權，黎卻一口咬定有內閣總理及國會議長參加，並不涉及法律問題，而且不是個人私事，更談不到浪費國家資財。不料張英華退後，竟以公函通告稅務處，嗣後非有財政總長命令，任何撥款不得支付，這顯然是對黎的一種極不禮貌的行為。
六月二日，國務會議除否決制憲經費案外，還通過任命薛篤弼為崇文門監督一案。原來公府經費照例由崇文門稅收指撥，原任監督陶立又是吳佩孚保薦的人，內閣為了應付馮玉祥的軍餉，改派馮的關係人薛篤弼擔任，而事前並未徵求黎的同意。因此，新任院秘書長張廷諤攜帶命令到公府蓋印的時候，黎指手劃腳地罵道：「你們公然造起反來了，我偏不許你們造反！」他除拒絕蓋印外，還痛罵張英華狐假虎威，欺負總統，應當宣布罪狀，免職查辦。張廷諤退下來將這些話報告全體閣員，有人主張派兵趕走陶立，保護薛篤弼上任；有人主張內閣提出總辭職，讓老黎一個人去唱獨角戲。同時他們還拒絕參加當天舉行的公府聚餐會。這些話傳到公府，黎又軟化下來，打算以內閣負責籌劃制憲經費為命令蓋印的交換條件。
六月六日舉行國務會議時，高凌霨首先發言：「總統對於政務，或者以命令的方式交院辦理，或者不交國務會議而自行處理。例如制憲經費案、崇文門監督任免案、任命張拱宸為軍警督察長案，都是總統獨斷，責任不明。總統既不信任我們，我們應當告退」。吳毓麟、程克、張英華異口同聲地贊成內閣提出總辭職。張紹曾還沒有來得及開口，高凌霨就接著說，如果總理不辭職，我們也可以聯名辭職。張紹曾無可奈何地說，要辭職還是大家辭職的好。政學系閣員李根源、彭允彝都沒有發言。高凌霨便把保派閣員事前擬好的辭職呈文拿出來，大家依次簽了名。吳毓麟早已吩咐路局備好專車，逼迫張紹曾當晚前往天津。
七日，黎叫農商次長劉治洲、陸軍次長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張紹曾。張紹曾向金暗示：問題就是壞在兩個「高」字上，一「高」是指高凌霨，另一「高」是指最高問題。
二 北京軍警代表直接向黎索餉。「公民團」又一次出現。保派指使軍警及「公民」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駐京軍官馮玉祥等全體宣布辭職。黎乘車出京，宣布政府遷往天津辦公
內閣總辭職的一天，北京軍警代表在旃檀寺陸軍檢閱使署舉行會議，大家認為總統有錢養活議員政客，而我等窮得沒飯吃，非和他當面算賬不可。七日，北京駐軍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師和步軍統領、毅軍、警察廳等單位代表五百餘人身穿制服，腰佩軍刀，到公府要求總統發給欠餉。黎在居仁堂接見時，掃了他們一眼，問道：「你們來此，意欲何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軍官們回答說：「不敢，但是現在沒有內閣，只好請求總統作主。」黎應允在端節前兩天籌發一筆欠餉，他們才退了出來。
張紹曾是曹錕指使保派閣員硬逼下台的，可是馮玉祥首先通電指責總統干涉內閣職權，八個省區軍閥打接應反對總統破壞責任內閣制，似乎張紹曾內閣又是他們所愛戴的。此外就是一片索餉的電報。黎看了這些電報，對幕僚們說：「活見鬼，現在只有巡閱使制，哪有什麼內閣制！」
黎除派王芝祥於七日到保定「請示」內閣問題外，並在晚間邀請吳景濂、王家襄、顏惠慶、顧維鈞四人入府，擬在顏、顧二人中推定一人為內閣總理。他們互相推讓，最後顧承擔下來，並決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國銀行總裁王克敏為財政總長，馮玉祥為陸軍總長。黎派人到國務院去找空白命令紙，卻遍尋無著，原來張紹曾已將命令紙帶走，以免繼任有人，復職無望。同時，王克敏、馮玉祥都拒絕入閣，顧內閣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張紹曾。
八日，天安門高搭講台舉行所謂萬人「國民大會」，實際到會者只有百多人，便衣軍警卻觸目可見。一個姓葉的人登台演說，指黎復職沒有法律根據，現在又破壞責任內閣制，應當叫他下台。隨後把天津印好的電報稿宣讀一通，草草散場。這個「大會」是津派軍師邊守靖七日到北京組織起來的，這位軍師除了重演袁世凱、段祺瑞組織「公民團」、偽造民意的老戲而外，也變不出更高明的新戲法來。由於「公民團」出現，象徵著政治風暴就要到來，於是李根源下榻東廣胡同黎宅，與府秘書長饒漢祥誓與總統同生共死。
九日上午六時，北京警察宣布罷崗，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卻分函國會及外交團，聲明保護國會及外國僑民，負責維持京師治安。當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隊輪流巡邏市區。外交團召集臨時會議，有人建議組織國際委員會，協助北京政府「整理」財政，沒有取得一致，最後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禮德到東廠胡同慰問黎。這位領袖公使私下拿出馮、王兩人的公函給黎看，上面有「此系政治作用」的一句話。這天新華門及東廠胡同的衛戍部隊均已撤走，因此黎未到公府。午時，私宅電話也有幾處接不通，顯然受到監視。由於外交團通告外交部，晚間擬派洋兵巡街，警察又於晚七時自動復崗。
這天，馮玉祥、王懷慶向黎示意可推顏惠慶組織內閣，並將政權交與這個內閣。黎回答說，組閣人選願意接受，政權問題應由國會解決。王家襄、王正廷勸黎再向國會提出解釋總統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饒漢祥拒絕起草這個咨文。晚間黎宅又有會議，根據馮、王兩人的意見請顏組閣，顏退下來找高凌霨、吳毓麟，都沒有找到，便又推辭不肯組閣。
這天，吳佩孚代表李倬章到天津，代吳聲明不參預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軌道上辦事，莫使「老帥」贏得千秋萬世的罵名。
十日午飯後，又有中級軍官三百餘人到黎宅討索欠餉，由公府侍從武官長蔭昌代接見，糾纏到下午三時才散走。接著，又有「市民請願團」「國民大會」代表約一千人，手持「改造政局」「總統退位」等紙旗，呼聲震天而來，黎急召步軍統領聶憲藩、京師警察總監薛之珩派軍警前來維持秩序，聶、薛二人都置之不理。這些包圍者到晚間才退去。黎向曹、吳通電乞援。
十一日，黎宅召集在京「名流」舉行大宴會，到者僅有顏惠慶、顧維鈞、孫寶琦、王正廷、吳景濂、王家襄、湯漪等少數人。黎表示不能再蹈民國六年的覆轍，一走了事，本人下台不成問題，但是決不做徐世昌第二（意指嚇不走），「昔日依法而來，今日依法而去」。黎的策士們還不斷製造張作霖、盧永祥、孫中山、吳佩孚擁護總統的樂觀空氣，但是十日、十一日兩天，達官貴人紛紛避難到天津，又一次出現了滿城風雨的政治恐怖氣氛。
十二日，又有軍警代表、「公民團」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戰，饒漢祥也認為非走不可了，但政學系兩位閣員仍然堅持戰鬥到底。午間接到馮玉祥、王懷慶送來的辭職呈文，黎還下令加以慰留，並派張懷芝退還呈文，他們都拒而不受。接著，十一、十三兩師中下級軍官宣布全體辭職。下午三時，黎宅舉行了最後一次寥寥可數的幾個人的會議，決定在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的時候，發表七道命令如下：（一）准許張紹曾辭職；（二）派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三）除李根源外，全體閣員均准其辭職；（四）任金永炎為陸軍總長；（五）裁撤全國巡閱使、巡閱副使、督軍、督理，全國軍隊均交陸軍部直接管轄；（六）聲討製造政變者；（七）宣布自民國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國厘金。
十三日上午，張懷芝到公府報告，馮玉祥對他說，總統不應指軍警索餉為別有用心。本軍欠餉達十一個月，而總統還要把持崇文門稅收，不放本軍全體官兵一條生路。總統空言挽留是無濟於事的，請於十二小時內發給三百萬元欠餉，否則本軍自由行動，本人不能負責。張懷芝認為實力派的態度已經十分明顯，絲毫沒有磋商之餘地。張懷芝退後，黎叫秘書劉遠駒將以上七道命令交與印鑄局發表，由於沒有空白命令紙，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籤了名。同時，致函國會及外交團，聲明本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自本日起，政府遷往天津。向國會提出咨文，撤回去年總統辭職一案。又通電全國，聲明本人自去年復職以來，唯一目的在於完成憲法，決無延長任期和競選總統的用心，而此次個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職權，「曹巡閱使近在咫尺，迭電不應，人言嘖嘖，豈為無因」。萬不得已，只得將政府遷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鑑諒苦衷，主持正義，俾毀法奪位之徒，絕跡吾國」。
以上手續辦理完畢，已經是下午一點二十分了，黎又害怕在軍警監視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託詞到天津迎接張紹曾回京復職，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輛專車，本人也託詞出席眾議院提出辭職，即在美籍顧問福開森、辛博森的掩護下，偕同金永炎及侍從武官唐仲寅上車出京。送行者僅有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三人。
黎出京後，院秘書長張廷諤馬上到國務院來，找總統印信沒有找到，便打長途電話請王承斌在天津攔阻火車加以搜查。在天津的張紹曾馬上上火車回到北京準備復職，以便攝行總統職權，但是上車時接到曹錕電報，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喪地下了車。下午四時，馮玉祥、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在京畿衛戍總司令部召開緊急會議，議決根據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復職，負責維持北京治安。另一方面，幾天來裝聾作啞的曹錕，致電北京軍警長官，囑其保護國會及各國僑民，儼然以北京城的新主人自居。
黎元洪在直系軍閥卵翼下再任總統，又在直系軍閥脅迫下狼狽出京，算起來不多不少，剛剛是一年整。
三 王承斌劫車索印，迫黎通電向國會辭職。北京內閣宣布攝政。黎通電否認辭職。離京、留京兩派議員交訌。吳佩孚否認催促大選
王承斌接到北京長途電話後，即偕同警務處處長楊以德，率領大批軍警乘車到楊村，迎接黎的專車。車子開到了，楊派軍警把守車門，王到黎的坐席問黎，為什麼要攜帶印信出京。黎答以印信在北京，並未隨身攜帶，王就兩眼露出凶光說：「你應當說老實話。」黎忿怒地說：「我不把印信交給你們，你們把我怎樣？」王冷笑了一聲：「那麼總統還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賭氣不再回答。這時火車仍在開動，下午四時半走到天津新站，黎要開到老站下車，王卻指揮卸下車頭，請黎下車到曹家花園或者省長公署休息。黎像木頭人一樣不理不睬。王自己先下車回到省長公署。車站上布滿了全副武裝軍警，如捕江洋大盜，黎的兒子黎紹基前來迎接，也被阻不能上車。黎叫辛博森下車到電報局發電通告全國，本人已失卻自由，並往英、美兩國領事署請求援助。辛博森去後，黎一時氣忿不過，曾開手槍自殺，被福開森搶救沒有打中要害，僅負微傷。不久，英、美兩國副領事一同來到車站，也都被阻不得上車。
夜晚十時，王承斌再上車來索討印信，黎只得吐實說，已派瞿秘書帶往法國醫院。原來黎十分重視這些印把子，一九一七年被張勳威脅退位時，曾派丁槐攜帶印信躲到上海租界去，後來發生了綁票奪印的一件怪事，而這次被迫離開北京，他又把總統大小印信十五顆交給姨太太黎本危帶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好像總統印信一天不交出，總統地位就依然存在的一樣。在王的嚴詞威脅下，黎只得派唐仲寅到車站打長途電話，吩咐將印信交與國會。不久唐仲寅回來說，對方因為沒有總統口諭，不肯交印。黎叫他再去說明是本人的意見，對方仍然不肯交出。最後黎在軍警重重監視下自己下車打電話，黎本危才答應交出來。在總統印信未到手以前，王承斌叫黎在新車站住宿，不得下車。王自己下車發出一個通電，說黎「秘密出京，並未向國會辭職，印璽亦未交出，不知是何用意。……承斌請示印璽所在，總統語意含糊。……總統現住新車站，保護之責，承斌義無旁貸」。
王走後，黎又派辛博森到電報局補發一個通電，聲明被迫交印，以後如有北京發布的總統命令，皆系矯造，本人概不負責。
十四日清早，王接到北京電話，張廷諤、薛之珩已在法國醫院取得印信，他又上車來，拿出代擬的分致國會、國務院和各省的三個文件，要黎宣布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黎沒有抵抗簽了名。他獲得自由回到住宅後，馬上又把被迫簽名的情形通告全國，並函請國會懲辦監視元首、強索印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以上就是直系軍閥劫車奪印的一出惡劇，而扮演主角的不是別人，正是一年前請黎復職淚隨聲下的王承斌。
十三日，北京閣員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程克、吳毓麟、沈瑞麟還假惺惺地電請黎即日回京。十四日接到回電：「執事等已於元日批准辭職，請稍息賢勞，容圖良晤」。當天下午一時，高等在國務院召開特別會議，馮玉祥、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都列席了這個會議，議決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財政部負責籌發軍警欠餉。十六日，王克敏召集銀行界墊款一百萬元，在端節（十八日）前發了一批欠餉。
十四日，國會召開兩院聯合談話會，討論黎送來兩個前後矛盾的文件，一個稱已將政府移往天津，一個電請辭職。保派議員主張先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即組織選舉會選舉總統。反對派認為軍警流氓迫走總統，國會應有嚴正的表示。兩派一場口角，無結果而散。
十六日，兩院改開秘密會合會，議決：（一）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大總統因事不能行使職務，由內閣攝行其職權；（二）自六月十三日起，黎所發的命令概不生效。這個決議不但充分暴露了國會議員賣身投靠、卑鄙無恥的齷齪面貌，而且就事論事也是不合法的，因為內閣已經宣布總辭職，卻引黎的寒電（十四日）為復職攝政的根據，姑不論寒電是在王承斌暴力脅迫下發出來的，黎已通電否認，即以時間而論，也在十三日以後，根據國會的第二項決議，也就不能認為有效，而內閣閣員的免職命令則是十三日黎未離開北京以前發表的，因此應當是有效的。此外，這個內閣沒有總理，沒有外交、農商、教育、陸軍等部總長，是個殘破不全的內閣。這個內閣經過國會通過的閣員不到半數。無論從「法律」、從事實來講，這個內閣沒有資格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攝行總統職權。
為了拉攏議員，十七日保派政客高凌霨、袁乃寬、劉夢庚等邀請國會議長吳景濂、張伯烈在袁家花園（袁乃寬住宅）密商，議員每人致送「節敬」五百元。議員親自前往領取者四百餘人，未領者派人送去。除拒絕領受者外，此項「節敬」共發出六百餘人。有人一面領受「節敬」，一面離開北京從事反對曹錕的政治活動，據說他們是拿了這筆錢作離開北京的路費的。國民黨和反對派議員二百九十五人除通電反對內閣攝政外，另有告別北京書、致兩院同人書勸其移滬集會以及反對兩個決議的通電等等。他們認為兩院「會合會」與兩院「聯席會議」的性質不同，其任務限於制定憲法或選舉總統，十六日所開的「會合會」採取秘密形式，而且僅依半數表決，都是不合法的。
十九日，黎從天津寄來致兩院公函一件，解釋「暴力脅迫」與「因故不能行使職務」的性質不同，如果「脅迫」可稱為「故」而據以解除總統職權，「則是獎勵叛亂，開攘奪之惡例」。另有致外交團的公函，詞意大致相同。二十日，黎又下令任命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總理。黎在天津也不能自由發出電報，只得派人到上海拍發，他的目的是想通過唐紹儀，拉攏孫中山，並與皖奉兩系合作，將國會和政府遷到上海去。他擬就命令任命段祺瑞為討逆軍總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張作霖、盧永祥為第二、第三兩路司令，而以自己的軍事智囊陳宧為參謀長，當他聽得段祺瑞對這個命令嗤之以鼻的時候，又想改任張作霖為總司令，閻錫山、盧永祥為副司令。可是自從他進京復職做直系的傀儡以來，各方面對他的印象都很壞，現在被直系一腳踢開，又想求助於人，大家認為這樣一個赤手空拳而又信用破產的人，沒有利用的必要。他向銀行抵借十二萬元，在天津成立「國會議員招待所」，這筆錢很快就用光了，而少數被他吸引到天津的議員又紛紛回到北京去了。他經常有公函送達領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禮德，說這樣說那樣，符禮德起初還把他當作一回事，隨時照譯照轉，後來文件越來越多，而且有不少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駢體文，華文秘書沒有熟讀《佩文韻府》，很難領會，因此他在外交團的聯席會議上聲明，此項文件無轉送之必要。這說明帝國主義也不需要這樣一個已失時效的工具了。
張紹曾看見各方攻擊攝政內閣是個群龍無首的內閣，又想回到北京復職。但是王承斌給他潑了一盆冷水，通電反對他復職，從此這個不起作用的工具也被打入冷宮了。
國會在當時雖為各方所不齒，但還有一定的法律作用，因此孫中山派劉成禺到北京歡迎議員南下，盧永祥也有電報請他們到上海繼續進行制憲工作。包辦「大選」問題的吳景濂，害怕議員被別人吸引去，北京就選不成總統，便向曹錕出主意，暫時不進行總統的選舉，仍然表示先行制憲，藉以緩和議員們離開北京的趨勢。這時，留京議員與離京議員對打筆墨官司，以吳景濂為首的留京派勸告議員勿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黃陂」（黎）一人的進退而犧牲國會，如果說北京在軍閥高壓下不能安心制憲，則全國何處沒有軍閥，憲法幾時完成？離京派加以反駁說，軍閥驅逐總統，收買議員為其工具，「節敬五百，票價五千，點名發放，有如恩餉」，請大家勿因「曹三」一人的野心而犧牲國會。
黎離開北京後，各省直系軍閥發出了一片贊成內閣攝政和催促選舉總統的呼聲。六月二十一日，王承斌致高凌霨、吳毓麟、王毓芝一電（箇電），把吳佩孚致曹錕的號電（二十日）照轉如下：「西南各省伺隙而動，奉浙勾結借題發揮，而安福、政學聯合，以重金收買議員南下。佩孚愚慮，竊謂事已至此，應於最短期間，趕以法律手續促成選舉，萬萬不可遷延稽遲，資敵以便利。……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半月以外，恐擁段之聲紛擾南北，屆時再圖補救，事已大難，而議員法定人數尤不易言。……應請我帥間接授意京中軍警各機關，隨時勸慰各議員，無論何時，不得令一員出京他行，一周之內迅定大選，中樞既固，便可以法定正統名義號召中外，縱有一二反側，大勢已定，當易消除。」王承斌在電報後面加了兩句按語：「憲法不許成立，大選早日觀成」。這個電報被人探聽出來登在報上，引起了各方面的極大反感，吳佩孚矢口否認發過這個電報，王承斌也就通電聲明「此電系奸人偽造，正在密查來源」。按照當時的傳說，王承斌偽造吳的電報，用以壯大津派促進總統選舉的聲勢，因此箇電是真的，號電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