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六十二章 「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同告破產
一 張紹曾的「和平統一」計劃。閩粵兩督理命令引起糾紛。齊燮元提出「統一方案」
張紹曾內閣成立時，國內戰爭不停，各省兵變、「匪」患的警報越來越多，北京各機關和教育界出現了索薪的高潮。外交方面，四國銀行團屢次抗議到期外債不還，公開建議國際共管中國財政，並擬委託總稅務司安格聯監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領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禮德代表各國，嚴厲責成北京政府營救各地被「匪」擄去的外僑。同一時期，直系軍閥的兩個頭目，曹錕醉心於最高問題，吳佩孚忙於布置「援閩」、攻粵的武力統一計劃。在這樣一團糟的局面下，張紹曾並不感到氣餒，相反，他自居為幾年來唯一的合法內閣，想在他的手裡實現全國和平統一。他建議召集各省實力派代表、各政黨領袖、在野名流在北京頤和園舉行「國事協議會」，協商和平統一的問題。一月八日，他致電西南各省，主張「對內先謀事實上之協商，對外完成法律上之統一」。他不贊成聯省自治運動，認為「與其先爭聯治之名，毋寧力圖省治之實」。
黎元洪本來不願有一個津派內閣，後來看見張紹曾的所作所為，脫離了津派的政治陰謀軌道，主張先辦統一，後辦大選，才覺得這個內閣在目前階段對他是有利的。同時，政學系閣員李根源獻計把張紹曾拉過來，實現府院合作，才能抵制最高問題的進行。
為了謀求和平統一，張紹曾十分重視直系以外的各種勢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聯絡。他打算仿照袁世凱的老辦法，授孫中山為全國鐵路督辦，黎卻主張授為兵工督辦，這兩個意見都受到國民黨議員的反對，沒有發表。對於奉系軍閥，張紹曾找到曾充張作霖顧問的鮑啟元，禮為上賓，叫他從中牽線，打算無條件地取消上年（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懲辦張作霖的命令，恢復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並提升張學良、楊宇霆為陸軍中將，而不顧及保、洛兩方面的反對。可是鮑啟元打了幾個電報給張學良，就像石頭投入大海，沒有接到回答。
津派早已看出張紹曾是個並不十分聽話的人。張紹曾的先辦統一後辦大選的意見，與津派先選總統愈快愈好的願望，完全背道而馳。張紹曾的和平統一方針，與保、洛兩方面的武力統一政策，存在嚴重分歧。另一方面，張內閣的登台，本來是用政治分贓的諾言，取得國會的通過的，後來由於閣員不敷分配，國會各政黨不能染指，他們認為受了騙，因而恨恨不已。以上情況，說明張內閣從成立的一天起，就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內閣。
閩、粵兩省的新風雲，是和平統一的主要障礙。吳佩孚催促孫傳芳迅速帶兵入閩，進攻討賊軍以解救陳炯明的危機。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孫部開拔到贛東，準備進入福建。一月十五日，陳炯明兵敗倒台。李厚基在同一天取道汕頭出走，「援閩軍」常德盛部也由閩西敗退到杉關來。盧永祥暗中接濟王永泉、臧致平的軍火、軍餉。許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聯名通電，反對直系派兵入閩，孫傳芳在不利的形勢下，只得頓兵不前。
一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銷討逆軍總司令，李厚基調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軍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緝令取消，「援閩軍」停止前進，所有福建境內主客各軍善後事宜，責成薩鎮冰、劉冠雄、孫傳芳協同辦理。這些命令就是張紹曾實現和平統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孫傳芳，是為了敷衍吳佩孚。但是孫傳芳不能單人匹馬到福建「辦理善後」，因此這個命令既不能適應福建境內各方面的要求，又不能滿足曹、吳的願望，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而加深了矛盾。
孫中山並不反對北京政府的和平統一計劃。一月二十五日，他通電發表先裁兵、後統一的兵工計劃，黎元洪、張紹曾、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紛紛表示贊成。孫中山派徐紹禎到北京接洽和平統一。張紹曾認為裁兵問題必須召集全國性的軍事會議才能解決，仍然主張先召開「國事協議會」，解決統一問題。黎、張兩人準備派代表到上海，與孫中山商討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辦法。
一月二十六日，廣州發生了江防事變，張紹曾錯誤地認為孫的勢力受到挫折，已經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因此所派代表終止出發。同時，曹、吳竭力催促發表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粵的命令——以前吳佩孚認為沈鴻英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此時又想利用他拆孫中山的台。這個問題以前張紹曾以去就力爭，拒不發表，此時看見沈鴻英在廣州大為得勢，他又動搖起來，打算先發表沈鴻英督粵的命令，但因受到國民黨議員的反對，沒有發表。
一月三十日北京政府下令，嘉獎陳炯明下野，希望「廣東主客軍互謀諒解，勿再從事私爭」，並派林俊廷為廣西軍務督理，丁槐為兩廣慰問使。這道命令引起了國民黨的極大不滿：陳炯明是孫中山所切齒的叛徒，已經被逐下台，北京政府不應予以獎勵；而任命桂系軍閥林俊廷為廣西督理，也是對國民黨的不友好行為。這道命令同樣引起了直系軍閥的極大不滿，曹錕、吳佩孚、蕭耀南、齊燮元、蔡成勛聯名電催發表沈鴻英督粵的命令，吳佩孚代表錢秉鑒連日坐守國務院，當面催促，張紹曾感到十分為難，又想先發表孫傳芳督閩的命令，以減輕來自洛陽的壓力。
就在這時候，齊燮元派孫發緒攜帶「統一方案」到北京，方案內容分為總統問題、憲法問題、裁兵問題、財政問題、善後問題五項。這個方案實質上是先統一後裁兵，先選舉總統後制定憲法的一個計劃。在善後問題上，建議設立元帥府安置高級失業軍人，以孫中山為元帥府首長；設立元老院安置高級政治流氓，以段祺瑞為元老院首長。這個計劃的幕後設計人，有下台軍閥靳雲鵬等，由投機政客孫發緒起草，齊燮元出面，並叫孫發緒帶到北京來先統一北方意見，徵求曹錕、吳佩孚、馮玉祥、張紹曾共同簽字，然後向南方正式提出。孫發緒到處宣傳某人某人願意簽名，其實是「買空賣空」的手法，首先曹、吳兩人就是反對設立元帥府的。黎元洪在一次宴會上，痛罵「孫發緒公然造反」，孫發緒看見風色不佳，就溜到保定做曹錕的高等顧問去了。
統一問題雖然困難重重，張紹曾並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發表四川、湖南、雲南、貴州四省督理、省長的任命令，再來一次「紙面上的統一」。吳佩孚在這個問題上意見與之相同，他曾勸誘湖南取消省憲，如果不願取消，則由北京政府任命趙恆惕為湖南督理，趙可以採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對的態度，藉以表示「贊助統一」。但是張紹曾根據各方情報，知道這些命令如果發表，一定會引起西南各省軍閥的否認，因此又不敢發表了。
二 張內閣辭職、復職的戲劇性表演。閩粵兩督理命令發表。上海和平談判失敗
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回到廣州。二十二日北京政府發表了尊重約法的命令，這個命令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阻止孫中山在廣東重組政府，另一方面阻止曹錕以武力篡奪總統，或者採取非法手段促進總統的選舉，因為國會已在北京復會，另組政府就是破壞約法的行為，而在憲法未完成以前選舉總統，也是違反約法的行為。
孫中山並未關閉和平之門。二月二十四日通電，重申先裁兵後統一的主張。電報指出：「江防司令部之變，黎張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其為淺薄，至可慨嘆。……直系諸將對於裁兵主張，久付暗默。報傳洛吳於自治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文猶未忍以不肖之心待之。……文願先行裁兵以為首倡，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二十八日，孫中山派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四人為辦理和平統一事宜全權代表。但是曹、吳認為孫中山回到廣州稱起大元帥來，就是破壞約法，破壞和平，主張下令加以「討伐」。曹錕派項致中、吳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發表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曹錕在一天內連打幾次長途電話來催問。項致中看見張紹曾十分疲塌的樣子，拍案大罵他「全無心肝」。三月八日，國務會議決定拒絕發布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並用總辭職的手段回答兩大軍閥的壓力。當天以內閣名義發出庚電說：「紹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統一為職志，以促成憲法為指歸。近日以來，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調劑無方。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國民。」這個電報發表，立刻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廣泛同情（除國民黨和直系軍閥），認為這個內閣兩個多月以來的一切措施，雖然極盡顛倒錯亂之能事，但還不失為「硬骨頭」，敢於與大軍閥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而這種勇氣和決心，是北京政府歷屆內閣所無的。
但是問題的真相馬上被揭穿。原來內閣閣員分為府派和保派，政學系閣員李根源、彭允彝屬於府派，高凌霨、吳毓麟、劉恩源則屬保派。黎元洪要拉攏孫中山，同時由於孫、岑合作的關係，政學系閣員也反對發表足以傷害孫中山的任何命令。三月八日，張紹曾在軍閥的威脅下擬就兩道命令，一道發表孫傳芳為福建督理，一道「誥誡」孫中山勿在廣州組織另一政府。政學系閣員反對第二道命令，保派閣員則主張下討伐令而不滿意於下誥誡令，雙方意見不合，竟至拍案對罵。吳毓麟首先大喊大叫，「內閣不能統一，我們不如及早下台」。張紹曾也表示除下台外別無他法。因此，大家作出了內閣總辭職的決定。張紹曾為了騙取全國同情，就用拒絕發布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作為內閣總辭職的藉口。
內閣的庚電引起了國民黨和直系軍閥的極大反感。國民黨反對的是「僭名竊位」四個字，直系軍閥反對的是「枕戈待旦」四個字。國民黨議員發表通電，指斥「僭名竊位」的不是別人，正是張紹曾自己，因為黎元洪並非合法總統，黎所提出的內閣當然也是不合法的。
張紹曾提出辭職後，時刻期待著各方面的挽留電報，並吩咐國務院隨時將這些電報油印出來分發各報發表。果然盧永祥、何豐林、王永泉都有電報挽留他。這些皖系軍閥對他並非具有好感，而是借題發揮地打擊曹、吳。這些軍閩都不是北京的當權派，他們的聲音不足以左右北方政局。於是報上又發現了吳佩孚的「昌密」灰、真兩電，這是強有力的聲音。有一位記者懷疑吳佩孚不會支持張內閣，打電報問洛陽，那邊的回電說：「我們這裡根本沒有發過這種電報」。
倒是黎元洪真心不願張內閣下台，他聲淚俱下地請求吳景濂、王家襄支持這個內閣。張紹曾也表示願意幫總統的忙，不使政務停頓，每天在私宅處理公文，副署命令，仍然像是一個在職的總理。
張紹曾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大家背地裡都叫他「張瘋子」，說他做事有頭無尾，並舉早年灤州兵諫一事為例。他宣布辭職後，瘋病發作得更厲害，經常喃喃自語地自稱為九重天宮的古佛下降人間，當代人物多系他手下的星君托胎轉世，但也有妖魔鬼怪下凡作祟，他念動經文，請求仙師賜以神斧斬盡群魔。三月十六日，他忽派程克乘專車到天津，迎接財政總長劉恩源、交通總長吳毓麟回京復職，又派汽車守候在東車站，等到專車開回時，就把這些閣員迎接到自己的住宅，討論復職問題。果然，十七日這兩位保派閣員都服帖地回來了。劉恩源在談話中首先炫耀自己是保定的「留聲機器」（傳聲筒），保定所提的兩道命令如肯發表，當然可以復職。吳毓麟認為今天不必多所討論，命令發表與否一言可決，我們復職與否也就一言可決。於是張紹曾表示「意見已趨一致」，定於十九日全體復職。
閩、粵兩省督理問題雖是內閣總辭職的導火線，但是津保政客集團早已決定了「閣員倒閣」的計劃，為什麼保派閣員又肯跑回北京來復職呢？原來這裡面又有一個內幕。在此以前，張紹曾秘密向曹錕表示，對南方針完全一致，閩、粵兩省督理命令可以發表，曹錕也就應允維持張內閣，電囑劉、吳兩人回京復職。
內閣復職雖已決定，張紹曾究竟覺得發表這兩道命令，對自己的面子太不好看，想仿照蔡成勛為江西督理的前例，用參陸辦公處的電令發表，而不用總統的命令。這個意見不為保、洛兩方面所接受。
十九日，張內閣復職後舉行國務會議時，吳毓麟首先提議討論閩、粵兩省督理一案。張紹曾說：「我已大徹大悟，今天一定要發表這兩道命令。前些日子，我們為了這個問題鬧辭職是錯誤的。」他的話剛說完，以前堅決反對發表這兩道命令的兩位政學系閣員一致附和，李根源願意負責疏通總統蓋印。原來他們為了保全位置，也不得不扯起順風旗來。
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楊希閔為軍務幫辦，林虎為潮梅護軍使兼粵軍總指揮，陳炯光、鍾景棠為廣東陸軍第一、第二兩師師長，溫樹德為駐粵海軍艦隊司令；特派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善後事宜，王永泉為軍務幫辦，臧致平為漳廈護軍使。這些命令超過了保、洛兩方面所要求的範圍，督理以下的任命令都是張紹曾自己加進去的，這是為了更進一步地討好保、洛兩方面，同時用以粉飾這些命令並非出自軍閥的脅迫，而是內閣主動地決定的。
這些命令是向國民黨和孫中山的公開挑戰，張內閣上台後賣和平統一的野人頭，到此原形畢露了。
四月三日，北京政府繼續任命劉冠雄為閩粵海疆防禦使，顯然具有調動海軍進攻廣東的意圖。同日，任命洪兆麟為洪威將軍兼廣東陸軍第三師師長，李易標為廣惠護軍使，申葆藩為欽廉鎮守使。這是把一切反對孫中山的勢力集中起來，以便總攻廣州的具體表現。
但是黎、張兩人還像做夢一樣，不肯放棄和平統一的進行。除三月二十七日丁槐以總統特使名義到廣州慰問孫中山並擬授為「全國兵工督辦」外，四月七日王寵惠又以內閣代表名義攜帶全體閣員的聯名函件南下，勸告孫中山取消大元帥府，或者到北京，或者到上海贊助和平統一。黎還授意金永炎致函湖南省議會議長林支宇，表示並不反對聯省自治，希望湖南也贊助和平統一。
四月十五日，張紹曾到保定商談對孫、對奉等問題，並同意齊燮元所提的召開南京會議解決南北統一問題的建議。曹、吳本來把黎、張二人所進行的和平統一當作痴人說夢，但是正要利用他們分化南方，所以曹錕對張紹曾的和平建議採取了「姑妄聽之」的態度。
王寵惠到上海後，四月十一日曾與孫中山代表胡漢民、孫洪伊、徐謙等進行統一問題的談判。胡等提出北京政府撤銷閩、粵兩省督理為南北統一的先決條件，孫洪伊還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條件。王寵惠的隨員楊天驥電告北京，如欲孫中山下台，吳佩孚必須同時解除兵權。報紙把這個電報登出來，徐謙、孫洪伊曾質問王寵惠：「此說從何而來？」
四月十六日，沈鴻英果然在吳佩孚的指示下帶兵進攻廣州。孫中山電令駐滬代表向王寵惠提出嚴厲質問：「北方陽為言和，陰實迷信武力，且藉以懈我之備，言之殊堪痛恨！」
沈鴻英進攻廣州失敗，北京政府於四月二十一日任命洪兆麟為汕頭防務督辦，葉舉為惠威將軍，尹驥、李雲復、賴世璜、蘇世安、楊坤如、翁式亮為廣東陸軍第五至第十師師長，企圖拉攏陳炯明舊部與沈鴻英合作夾攻廣州。孫中山電令駐滬代表，北方如欲言和，應先罷免吳佩孚，否則和談可以終止。當然，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這個條件，因此這個具體而微的上海南北和會也就無法繼續下去了。
王寵惠本來想做孫中山與吳佩孚之間的橋樑。孫、吳關係破裂後，四月二十四日他到廣州謁見孫，隨即出國到海牙就任國際法庭的審判官去了。
三 北京學生為爭人權發起驅彭運動。京漢鐵路工人為爭人權舉行政治性大罷工，直系軍閥對罷工工人展開了血腥屠殺
在軍閥統治的下面，法律是用以鎮壓勞動人民，鞏固他們專政的工具，根本談不到人民權利的一章。但是統治階級內部也經常發生狗咬狗的現象，在這一情況下，法律是為強有力的軍閥服務的。即如羅文干一案，僅就受賄部分而論，罪名不能成立，北京檢察廳已經決定不予起訴，由於曹錕打來一個電報認為有罪，法院的裁決書便不敢發表，羅文干又被解往看守所收押。這一事件，引起了當時士大夫之流的普遍不滿，帝國主義也指為中國司法制度不良，蹂躪人權的一個證據，並且引為不能廢止領事裁判權的藉口。
張內閣上台後，一月十一日檢察廳仍然認為此案證據不足，不予起訴，並將羅文干、黃體濂二人釋放出來。接著，五省直系軍閥一致抨擊法院裁決不當，通電要求重行處理。而司法總長程克為了討好軍閥，十五日公然發表部令，又將羅、黃兩人逮捕入獄。
國務會議討論此案時，由於缺少告發人，想不出一個定案有罪的法律根據來。彭允彝建議由國務院代表國家出面為告發人，申請法院複議，大家一致贊成。於是彭自告奮勇起草咨交法院的文件。消息傳出來，北大校長蔡元培認為彭允彝身為教育總長，不惜逢迎軍閥，破壞司法獨立，不願在這樣一個卑鄙政客之下供職，即於十八日辭職出京。
十九日，北大學生到公府請願撤換彭，彭是府派閣員，黎藉口總統不能干涉內閣，不予接受。北京各大專校長支持學生的行動，聯名呈請去彭留蔡，彭忿而辭職，黎將辭呈退還。北大學生代表又到眾議院請願否決教育總長的同意案，議長吳景濂公然指揮院警毆傷學生多人。二十四日，學生又到參議院請願，該院議員竟以學生「聚眾要挾」為由，通過彭允彝的同意案以示報復。
一月三十一日，北京專門以上學生分批出發講演，向人民群眾控訴內閣蹂躪人權，破壞司法獨立，國會違反民意以及議長指揮警察毆打學生的暴行。同時學生代表十餘人又一次到公府請願。黎回答說，已電請孑民（蔡）回京復職，教長問題須由內閣、國會解決。二月一日，學生代表又到國務院請願，張紹曾對於彭允彝應否撤換並不回答，只說閣員同意案已由國會通過，未便有所變更。
北大、高師等六校學生鑒於政府、國會都不講理，請願無效果，決定停課，並對教育部宣布「獨立」，不接受彭允彝署名的部令和公文。六校教職員一致支援學生的行動。因此，北京又一次出現了以驅彭為目標的學生運動高潮。北京政府認為「學風不良」，二月九日下了整頓學風的命令。
與此同時，京漢鐵路工人為了爭取人民權利，成立全路總工會，直系軍閥竟然採取瘋狂屠殺的手段來鎮壓工人運動，這一暴行使吳佩孚與人民為敵，特別是與工人階級為敵的猙獰面目暴露無遺，引起了全國人民和國際工人階級的極大憤怒。原來京漢鐵路工人自一九二〇年五月以來，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領導下，先後用「工人俱樂部」的形式組織了自己的工會。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並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在自己政黨的正確領導下，政治覺悟迅速提高，全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員爆發了以反對外國資本家為目標的大罷工，以封鎖香港為鬥爭策略，在全國工人的熱烈支援下，英帝國主義終於被迫屈服，罷工經過近兩個月的艱苦奮鬥，終於以勝利而告結束。同年五月一日，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號召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明確了工人階級的鬥爭方向，並通過在全國總工會未成立前，公認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通訊總機關。自此以後，工人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展開，特別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湖南工人運動表現得更加出色，安源煤礦的大罷工就是在這年九月勝利結束的。在黨的領導和革命新形勢的推動下，京漢鐵路工人決定把全路各段先後成立的「工人俱樂部」聯合起來，定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鄭州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
京漢鐵路局長趙繼賢，事前同意成立總工會，承認將一月二十八日的例假與二月一日調換，以便工人前往鄭州開會，並允加掛客車、發給免票，以供工人代表和參加大會的來賓之用。不料這個笑面虎一面討好工人，一面向吳佩孚告密請求武裝干涉。當本路工人代表和參加大會的全國三十餘團體約二百人齊集鄭州時，一月二十八日，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宣布奉「大帥」命令，禁止工人開會。次日，駐鄭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奉吳佩孚的電令，不許開會。三十日，吳電召工人代表楊德甫等五人到洛陽，當面阻止他們開會。三十一日，楊等回到鄭州後，工人代表認為趙繼賢口是心非，吳佩孚無理干涉，為了爭取工人自己的民主權利，決定如期召開大會。
二月一日，靳雲鶚頒布了鄭州戒嚴令，並派大批軍警分途警戒，惶惶如臨大敵。但是工人代表英勇地衝破了軍警的封鎖線，到達大會會場，莊嚴地宣布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這一行動激怒了軍閥，當晚派出大隊軍警占領會場，大打出手，將會內什物任情搗毀，並派人監視工人代表的住宿旅館，限他們即日離開鄭州。在軍警的淫威下，總工會遷往漢口江岸辦公。
二月四日，在總工會的領導下，京漢鐵路全路工人爆發了為爭人權、爭自由而戰的政治性大罷工，並提出撤換局長趙繼賢、南段處長馮澐、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以及軍警撤出工會和賠償損失等要求。當天客貨車全部停開，癱瘓了全國交通大動脈，嚴重影響了直系軍閥布置內戰的軍事運輸。
二月五日，吳佩孚手下大將、湖北督軍蕭耀南派漢口鎮守使署參謀長張厚生到江岸工會，要求交出工人代表楊德甫等五人，工會嚴詞拒絕。湖北軍閥對於工人階級的高度組織性、紀律性與團結一致的精神認識不足，以為刀槍之下，何求不得，因此捕去司機二人，強迫他們開車，並在大智門車站公開發售車票。不料工人糾察隊勇敢地把被捕司機同志搶救出來，使軍閥強迫通車的計劃落了空。當天工人糾察隊被捕去三人，由於武漢工團聯合會的支援，軍警當局害怕引起重大事故，只得把他們釋放了。
二月六日，武漢工團代表在江岸舉行大會慰問罷工工人，參加大會者萬餘人，顯示了工人階級眾志成城的巨大威力。隨即舉行示威遊行，遊行隊伍通過租界時，帝國主義者敢怒而不敢言，當晚他們唆使軍閥採取鎮壓工人運動的嚴厲措施。
二月七日，蕭耀南騙誘工會代表到江岸等候，當派參謀長前來舉行談判。下午五時二十分，赴會代表走到半路上，聽得槍聲大作，原來蕭耀南設下陷阱引誘工人代表集中江岸工會，企圖一網打盡。張厚生統率兩營兵士前來，竟像對敵作戰一樣，下令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工人曾玉良等三十七人，受傷者達二百餘人。張厚生意猶未足，指揮兵士分途搜索，這些獸軍乘機搶劫姦淫，極盡野蠻慘酷之能事。京漢鐵路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共產黨員）等六十餘人被捕。軍警把林綁在車站站台的燈柱上，強迫他下令復工，林堅貞不屈，表現了工人階級頑強鬥爭、視死如歸的革命氣概，被張厚生下令斬首，把首級掛在車站上示眾。
同一天，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在自己的住宅被捕。十五日也就是農曆除夕，這位致力於保障工人利益、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具有無限忠誠的共產黨員，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被軍法會審處以死刑，即日執行。
在湖北軍閥對罷工工人展開瘋狂屠殺的時期，京漢鐵路各站也發生了大逮捕和大屠殺。二月五日，靳雲鶚在鄭州捕去工會職員王宗培等五人，手鐐腳銬，毒刑拷打，強迫他們下令開工，他們都抵死不肯屈服。同日，曹錕派兵三營到長辛店，捕去工會分會職工史文彬等十一人，解往保定審理。七日又來捉人，並盲目開槍掃射，打死了工人五人，受傷者達六十餘人。信陽、駐馬店、廣水等站也有同樣事件發生。
這次「二七」大慘案，被屠殺的鐵路工人有四十餘人，受傷者達數百人之多。主持屠殺者不是別人，正是一貫偽裝同情人民運動和保護勞工的大軍閥吳佩孚。工人手無寸鐵，他們在鬥爭中表現了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與革命意志的堅決性、徹底性。罷工後的第三天，道清、正太及津浦鐵路南段工人一致罷工響應，全國學生和人民團體也都站在正義的一面，對蹂躪人權、摧殘工運的軍閥極盡口誅筆伐之能事，使軍閥的醜惡面貌無所遁形。但是，在工人階級政黨建黨不久的幼年時期，中國革命的新生力量不可能是直線上升的，不可能不遇到舊的腐朽勢力的瘋狂鎮壓。為了保存力量，京漢鐵路總工會不得不勸告工人忍痛復工，從此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而另一方面，通過這次慘案，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和革命戰鬥意志更加堅強起來，在全國政治生活中日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為此後推翻軍閥與帝國主義的聯合統治打下了更有力的思想基礎。不久上海工人準備舉行一次以促進裁兵廢督為目標的政治性大罷工，曾使帝國主義與軍閥集團提心弔膽，他們動員一切反動力量才把那次罷工事件在萌芽中鎮壓下去。
四 「援閩軍」開抵福州，孫傳芳接任福建督理。海軍艦隊在上海變相獨立。沈鴻英進攻廣州失敗。陳炯明舊部又在東江叛變
閩、粵兩省督理命令發表前，福建孫皖兩系的合作關係已經日益動搖，討賊軍許崇智等部取道閩南回粵，北方「援閩軍」由贛東向閩邊推進，王永泉、臧致平等也都竭力討好北京政府以求自保。王永泉利用駐閩海軍排斥國民黨，二月八日嗾使福州「公民團」驅逐國民黨省長林森下台，推舉海軍領袖薩鎮冰復任省長。另一方面，他還採取了分化「援閩軍」的策略，願意讓出光澤、邵武、建寧、泰寧四縣為「援閩軍」先鋒第十二師周蔭人部的防地，以交換周蔭人脫離孫傳芳的關係，與之合作。三月十五日，薩鎮冰、劉冠雄通電接受北京政府所委「辦理福建善後事宜」的職務，請孫傳芳來閩共同辦理「善後」，並請北京政府飭「援閩軍」遵照一月二十二日的命令，停止開入閩境。但是，北京政府在曹、吳的脅迫下，又於三月二十日發表孫傳芳為福建督理的命令。四月六日，第十二師兼程開到福州，孫傳芳也於十二日行抵福州。十七日，孫傳芳接任福建督理，王永泉取消福建總司令名義，退居軍務幫辦一職。
福建局勢發生變動前，四月八日由青島開抵上海的海軍第一艦隊，以海籌艦長許建廷為首，聯合永績、建康兩艦長及列字艇長，通電宣布「福建自治」，公推林建章為海軍領袖，稱黎元洪為「先生」，拒絕孫傳芳入閩，並且表示了贊成聯省自治的態度。他們派兵登陸設防，派員檢查郵電，實際上是向北京政府宣布獨立。海軍官兵以閩籍為最多，他們關懷故鄉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中另有孫皖同盟的政治內幕：由於直系的勢力達到福建，浙江和廣東都受到嚴重威脅，所以安福系分子福建人曾毓雋，通過乃弟曾以鼎與海軍的關係，策動海軍發難，企圖以上海為根據地，聯合奉皖兩系與孫中山的勢力，大舉向直系進攻。許建廷等的庚電發表後，盧永祥發表真電（十一日）、張作霖發表元電（十三日）、臧致平發表鹽電（十四日）予以響應。盧永祥派浙軍第一師潘國綱部進駐浦城，十八日，臧致平在廈門宣布獨立，浙閩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由於沈鴻英已在廣東發動，孫中山沒有餘力出兵北伐，王永泉在北方「援閩軍」的控制下，也不能有所作為。孫傳芳向盧永祥表示，自己並非吳佩孚的嫡系，決不侵犯浙江。同時北京政府對上海海軍四艦不敢加以譴責，卻用利誘手段籠絡他們，因此浙、閩兩省的緊張局勢又暫時緩和下來。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政府派王永泉兼任建安護軍使，周蔭人兼任泉永鎮守使。為了防止王永泉與盧永祥因防地相接而打成一片，五月二十一日，又調任王永泉為護軍使，周蔭人改任閩北護軍使。
閩、粵兩省督理命令發表前，廣東已是一個軍隊派系複雜、軍事危機嚴重的「火藥庫」。滇軍有楊希閔、朱培德兩部，桂軍有沈鴻英、劉震寰兩部，粵軍又有陳炯明舊部與魏邦平舊部之分，而滇軍與桂軍之間，滇桂軍與粵軍之間，又彼此互為壁壘，形同敵國。孫中山的基本武力東路討賊軍遠在福建，在討賊軍未回粵以前，他只能拉攏楊希閔、劉震寰等以牽制野心大的沈鴻英。孫中山沒有力量消滅陳炯明舊部，只能採取妥協手段，使他們不再為陳所用，例如派兵圍攻總統府的洪兆麟，被任命為潮汕綏靖處長，向陳炯明告密破壞北伐軍回師計劃的謝文炳，也被任命為北路討賊軍總指揮，等等。這時，陳炯明舊部分為三起：尹驥、李雲復、翁式亮、賴世璜四師駐防汕頭、潮州、饒平、大埔一帶；林虎、陳炯光、鍾景棠等駐防龍川、河源、和平、五華一帶；楊坤如、熊略、陳修爵等駐防博羅、惠州、海豐、陸豐一帶。孫中山派李烈鈞駐潮州統率尹驥等四師，派姚雨平駐惠州統率楊坤如等部。以上各軍駐地，都是東路討賊軍由閩回粵的必由之路，因此，收編陳炯明舊部與討賊軍回粵兩個問題，產生了尖銳矛盾。
東路討賊軍從二月一日起，由福清、泉州逐步向南移動。三月上旬進入和平、大埔、梅縣，即被林虎、尹驥等部阻止不能前進。三月九日，孫中山命令尹驥等四師移駐閩南，所遺防地由討賊軍接收，並派周震麟前往潮州，與李烈鈞接洽移防問題。尹驥等表示不願入閩，李烈鈞也希望出兵江西北伐。周震麟又到大埔會見許崇智，許憤慨地反對對這批「叛軍」採取姑息政策，必須限令即日開拔，並將營長以上軍官一律撤換，如果表示抗拒，即應予以討伐。這些話傳到潮汕方面來，尹驥等部也部摩拳擦掌地要與討賊軍一決雌雄。後來經過多方調停，四月七日，李烈鈞才率領這些軍隊取道饒平開入閩邊。十四日許崇智進抵潮州，二十三日討賊軍到達汕頭。
孫中山早已任命楊希閔為廣州衛戍司令，三月十二日楊才宣布就職。沈鴻英雖與孫中山同處一城，卻始終並未見面。當然，楊希閔也是不可靠的，所以當朱培德部滇軍由廣西開抵三水、河口的時候，孫中山即將該部改編為「拱衛軍」，令其開駐廣州。由於朱培德與楊希閔向不和睦，為了避免誤會，孫指定以河南為朱部滇軍的防區，自己也將大元帥府移往河南士敏土廠，這樣，他的安全才有了保障（四月三日）。
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發表沈鴻英督粵的命令後，二十四日沈向孫中山表示，願意遵照二月二十四日命令，移防西江。二十五日，沈與楊希閔聯名通電，拒絕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二十七日，沈由廣州移駐新街，在那裡設立桂軍總部行營，沈軍第一軍李易標部也由觀音山移駐白雲山，並將觀音山防地移交楊部滇軍接收。從以上情況看來，沈鴻英尚無奪取廣東政權的野心，孫中山仍然試圖進行「裁粵兵之半」的計劃，擬將國防軍編為六個師，由大元帥直轄，省防軍編為一百營定名為「保衛軍」，由省長直轄。孫中山還準備執行以前所決定的滇軍回滇（指楊希閔部）、桂軍回桂（指沈鴻英部）、湘軍回湘（指尹驥、李雲復、謝文炳等部）的計劃，同時擬將李烈鈞舊部滇軍朱培德、贛軍賴世璜兩部交李統率，進攻江西。
四月十四日，孫中山與唐繼堯、劉成勛、熊克武、趙恆惕、譚延闓、劉顯世聯名通電，反對北方發表閩、粵兩省督理命令，譴責直系軍閥策動川、黔兩省戰爭的黷武行為，並稱：「自今以後，我西南各省推誠相見，共議圖存，棄前事之小嫌，開新元之結合。外間內讒，一切勿受。」這個通電又與以前對北方直系暫時維持和平，先出兵討伐首鼠兩端的西南軍閥的決策不相符合。這個電報是章太炎出的主意，認為必須團結西南，才能對付北方。而孫中山也因閩、粵兩省督理命令發表，他與直系的關係已經破裂，所以採納這一建議，變更了「遠交近攻」的方針。這個電報僅由章太炎與西南「聯治派」駐滬代表交換意見，並未徵求列名者同意，電報發出後，各省軍閥紛紛否認列名，而孫中山團結西南「聯治派」的計劃又一次失敗了。
四月十六日，沈鴻英果然宣布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廣東督理一職，並且發動了對廣州的攻勢：李易標部由白雲山進攻觀音山及農林試驗場滇軍總部，沈榮光部由韶關南下進攻英德、四會。沈鴻英宣稱，以前「歡迎岑孫二老回粵主政，乃中山回粵後，開府稱尊，抗拒中央，準備北伐，無一不與滬上宣言相反。為中山計，宜即撤銷帥府，回滬籌備兵工政策。盼望各團體及友軍歡送中山行旌」。原來沈鴻英退出廣州乃是「以退為進」之計，他埋怨孫中山把他當作「收養子」，現在「親生子」（指許崇智）就要回來，「收養子」就要被趕出門了。他勾結一部滇軍作為內應，自信有把握消滅楊部滇軍，而這支滇軍被消滅以後，他在廣州就沒有勁敵了。不料沈軍發動後，約為內應的滇軍迅速被楊希閔壓制平復。孫中山親自到農林試驗場與楊希閔共同督戰，並調回劉震寰部救援廣州。十八日，楊、劉兩部占領白雲山，沈部向新街退卻，十九日又退出兵工廠，至此廣州市內已無沈軍蹤跡。二十日，楊部滇軍又攻占新街、蘆苞。
四月二十四日，沈軍由銀盞坳出動，在火車頭上架設機關槍衝鋒前進，來勢頗為兇猛，楊、劉兩部敗退到江村，炸毀鐵橋以阻遏沈軍的攻勢。下午下令反攻，沈軍又退往源潭。此後吳佩孚調贛南鎮守使方本仁、南雄鎮守使鄧如琢、豫軍樊鍾秀等部援助沈鴻英，沈軍與楊、劉兩部在粵漢路線上進行了半個月的拉鋸戰，到五月八日沈軍退出韶關，同時沈軍張希拭旅也退出肇慶，廣州所受的軍事威脅才得全部解除。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陳炯明舊部楊坤如、翁式亮等又在東江叛變，推舉葉舉為總指揮，於五月九日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攻。從五月中旬起，陳部粵軍與劉震寰、許崇智等部在東江進行了十多天的拉鋸戰，已經開抵閩南武平、上杭、永定、平和一帶的尹驥等四師也倒戈回粵，於五月十五日攻占潮州、汕頭。東江正在苦戰的時候，逃入江西的沈軍又和北軍聯合反攻北江，當中還穿插著駐粵海軍司令溫樹德醞釀投北的一幕。孫中山在解除溫樹德職務以後，才抽身到石龍、石灘一帶督戰。
在孫中山兩面受敵、形勢十分險惡的時期，國民黨妥協分子又一次提議孫、陳合作恢復感情，但是條件仍然談不攏來，六月二十三日，陳炯明由香港到汕頭，就公然出面來與孫中山為敵了。
五 四川內戰爆發，楊森藉助北軍乘機回川。熊克武聯合唐繼堯反攻成都。劉顯世藉助滇軍趕走袁祖銘
吳佩孚在策動閩、粵兩省戰爭的時候，他的魔爪同時伸入到四川。
二月十四日，劉存厚、陳遐齡、鄧錫侯、楊森、田頌堯、劉斌、陳國棟、陳洪範、唐廷牧、劉文輝聯名通電討伐熊克武、但懋辛。這個電報是由宜昌發出的，人們一望而知是吳佩孚指使楊森呼風喚雨，組織力量，充當他的武裝侵入四川的開路先鋒。
楊森兵敗逃入川鄂邊境後，吳佩孚給以中央軍第十六師師長名義，叫他收集殘部，養精蓄銳，待時反攻。
四川軍閥都是一些爭權奪利、反覆無常的個人野心家。一、三兩軍聯合劉存厚打敗楊森後，不久又有第三師師長鄧錫侯、第十師師長劉斌、第二十一師師長田頌堯、第二十二師師長唐廷牧、第一混成旅旅長劉文輝、川邊鎮守使陳遐齡、第七師師長陳國棟、屯殖司令胡遠耀組織八人同盟對抗第三軍軍長劉成勛。第七師屬於第三軍，陳國棟企圖將第三軍直屬第四混成旅何金鰲部併入該師，因此與何旅在大足發生衝突，何旅敗退樂至，劉成勛即將陳國棟免職而自兼第七師師長。二月七日，鄧錫侯偽裝調解第三軍爭端，帶兵離開重慶，其目的不僅在於援助陳國棟，還想聯合同盟者掃除一、三兩軍的勢力，首先掃除川西劉成勛和川南賴心輝的勢力，從而取得四川總司令的地位。在鄧的策動下，第二十一師進駐安岳，第二十二師進駐犍為，第一混成旅向瀘州前進，川北邊防軍總司令賴心輝被迫退往自流井、合江。鄧錫侯還聯絡川北劉存厚和在川鄂邊境的楊森作為外援。第三師離開重慶後，第一軍第六師余際唐部於二月八日開到重慶。此時第一軍主力在川北潼川一帶，軍長但懋辛已改稱東防督辦，也於二月十三日移駐重慶。
川軍內訌為吳佩孚奪取四川創造有利條件，他除幫助楊森回川外，還布置了兩路攻川的計劃：一路派北軍第七師師長吳新田由陝南進兵川北，一路派北軍第八師師長王汝勤、第十八師師長盧金山為「援川軍」總副司令，由鄂西進兵川東。二月十五日，楊森部由利川偷渡戴溪襲取萬縣，與集中忠州的第一軍發生接觸，十九日，劉存厚部占領錦州，二十一日，盧金山部占領巫山。吳佩孚自從把持北京政權受到各省直系軍閥「鳴鼓而攻」以來，就把全副精力用在對南軍事上，他的武力統一野心逐步發展到超過他的前輩袁世凱和段祺瑞，征閩、攻粵、入川同時並舉，而在這一點上，他和曹錕的意見又是一致的。
鄧錫侯部西進後，與陳國棟部在永川會師進攻隆昌，與第三軍第七混成旅旅長藍世鈺部激戰，劉成勛即下令罷免鄧的第三師師長，並責成賴心輝等回師加以討伐。鄧、陳兩部曾以破竹之勢占領江津、永川、榮昌、隆昌、銅梁、大足、合川、璧山、內江、資州、簡陽，成都大為震動，劉成勛被迫派員向鄧講和。二月二十二日，賴心輝部回師攻克簡陽，二十四日進兵解成都之圍，鄧、陳兩部退往新都、廣漢，於是形勢又為之一變。二十七日，省軍繼續向北進攻，鄧、陳兩部退往田頌堯、劉斌的防區德陽、綿陽一帶。這兩個同盟者開始也是偽裝調解，阻止省軍前進，隨後也加入了戰鬥，公推鄧錫侯為聯軍總指揮，與省軍在川北展開了旅進旅退的拉鋸戰。劉存厚、唐廷牧各部也都加入了聯軍方面。三月下旬，聯軍反攻占領綿陽、羅江、德陽，劉成勛願意讓出成都。四月四日，另一同盟者劉文輝偽裝中立，以成都衛戍總司令名義先行帶兵進省，五日聯軍占領成都。
川東方面，三月八日楊森部占領萬縣後，與第一軍相持於梁山、忠州一帶。由於第一軍發生內訌，引起重慶大火，聲勢大為削弱。三月下旬，楊森部占領梁山、長壽，四月六日占領重慶，第一軍向川西退卻。
這次四川內戰，開始是以鄧錫侯為首的八人同盟利用第三軍發生內部糾紛的機會，以調解為名進攻成都。戰事發動後，川北方面劉存厚乘虛而入，川東方面楊森聯合北軍大舉反攻，因此戰爭的規模愈大，而形勢也愈為複雜。劉成勛下台後，劉存厚由廣元到綿陽自稱四川督軍。楊森部一路尾追第一軍，先後占領合川、銅梁、永川、瀘州，楊森的目的也是要做四川督軍。這樣一來，鄧錫侯大失所望，又與退往遂寧、潼南、安岳、簡陽的第一軍相約兩不侵犯，自己處於坐觀成敗的地位。這時，第一軍公推熊克武為靖國自治軍總司令，向楊森提出條件，只要北軍退出四川，四川內部問題可以和平解決。這個條件當然不是楊森辦得到的。同時唐繼堯在用兵貴州取得勝利以後，恢復了大雲南主義的野心，又與熊克武化敵為友，協助第一軍抵抗楊森並大舉反攻成都。五月十四日，第一軍攻占成都，二十日繼續占領綿陽，劉存厚與鄧田各部向廣元退卻。從此一、三兩軍結合起來共同抵抗楊森，四川內戰的範圍更加擴大，長期不能解決，吳佩孚征服四川的計劃不能實現。
唐繼堯侵犯貴州的戰爭，是在四川內戰的同一時期發動的。在此以前，劉顯世因為袁祖銘背叛了自己，不讓他回去再握政權，就到昆明求助於唐繼堯。此時唐在雲南的地位日趨穩定，他的大雲南主義野心死灰復燃，便以援劉復職為名，自稱滇黔聯軍總司令，仍請劉擔任副司令，派唐繼虞以「東南巡宣使」名義率領張汝驥、吳學顯等部攻占盤縣、普安、鎮寧、安順一帶。袁一面派兵防堵，一面質問劉為什麼要勾引滇軍侵犯貴州。劉回答說，滇軍假道貴州前往廣西「宣撫」在外滇軍，並無侵犯貴州之意。隨後黔軍王天培、彭漢章等部與滇軍發生戰事，袁又通電質問滇軍為什麼要無故侵犯貴州。唐繼虞也回答說，他們本來是假道入桂的，「適值副帥劉公由滇返里，一部黔軍突出拒抗，副帥令本軍就便協助，不得不敬聽指揮」。袁也虛偽地向劉提出條件，叫他交涉滇軍出境，願意推位相讓。
三月十二日，滇軍攻入貴陽，劉顯世接任貴州省長。袁部由湘西鳳凰退入鄂西施南，吳佩孚叫他到四川與楊森合作。劉顯世雖然恢復了政權，但是唐繼虞以滇黔聯軍前敵總指揮名義駐兵貴陽，成為貴州的實際統治者。這是藉助外力者的必然結果。
六 臨城發生土匪劫車案。官匪舉行和平談判，被擄西人全部得釋
吳佩孚迷信武力萬能，堅持武力統一政策，而在他的肘腋之下，河南土匪縱橫擾亂，他卻束手無策。一九二二年八月，洛陽中學被匪擄去校長及學生四十一人，後來雖被軍隊追回，但是洛陽城內公然發現土匪的榜貼，指名下次一定要綁「吳大將軍」的票。河南土匪分為兩大股，一股匪首為綽號「老洋人」的張慶，其根據地在寶豐，一股匪首為學生出身的李明盛，其根據地在魯山，兩股合起來人數超過兩萬。他們大多是趙倜、趙傑留下來的殘兵敗將，十月、十一月之間，接連攻陷河南十多縣，政府軍僅能保守交通線不使中斷。「老洋人」不但膽敢向吳挑戰，叫他獻出軍餉一百萬元，否則親自出馬與之一決雌雄，而且還擄去英、美、法、意、瑞（瑞典）五國教士及男女商人二十餘名，引起了五國公使的嚴重交涉（十一月十六日）。吳對各地匪警本來是置之度外的，由於「老洋人」擄去了真洋人，他不得不派靳雲鶚為河南剿匪總司令，叫他只許「剿」，不許撫，以免助長土匪擄人勒贖的風氣。可是靳的部下不爭氣，接連打了幾次敗仗，只得改「剿」為撫，先後收編了張慶、李明盛兩部。
同年十一月，青島商會長隨石卿被匪擄去，後由家屬備價贖回。曹錕、吳佩孚身為直魯豫巡閱使、副巡閱使，這三省又系直系軍閥控制力最強的地區，而事實證明，在他們的統治下，不但窮鄉僻壤，就是通都大邑也是不安定的。他們兵力所能控制的只有「點」和「線」，甚至「線」也不能完全控制。隨後又發生了震動全國的臨城劫車案。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深夜二時半，津浦路北上車經過離臨城三里的沙溝山，司機人在半鉤斜月下，發現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嘯聲趕不走他們，便想煞車觀察究竟。由於駛行速度過高，車子一時停不下來，走到長約數十丈的拆去了接軌釘子的鐵軌上，前面機車、郵車、三等客車一齊出軌傾覆。接著傳來一陣槍聲，就有腦後垂辮的土匪千餘人蜂湧前來，跳到臥車上打劫財物，綁架乘客。這班車載有參加山東黃河宮家壩堤口落成典禮的中外記者和外國旅行者多名，共有乘客二百餘人。匪徒先用槍托敲門，睡在頭等臥車中的英國人羅斯門不肯開門，被匪開槍打死。除車上服務員外，匪徒兩人挾一人將全部乘客綁走，只有少數乘客跳進麥田得以逃脫。被擄西人男女共有二十六人，大部分僅穿睡衣，也有來不及穿鞋襪的。他們腳底下坎坷不平，又碰到一場急雨，被匪徒們押往抱犢谷山麓巢雲觀予以圈禁。
五月七、八兩日，英、美、法、意、比五國公使先後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抗議。上海美僑電請哈定總統迅速營救被擄西僑，北京美國駐軍要求採取直接行動，美國國防部長台維士公然向國務卿休士建議出兵中國。日本雖然並無僑民被擄，日本報紙也幸災樂禍地鼓吹組織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五月九日，五國公使限北京政府於三日內將全體被俘外僑救出，否則每隔二十四小時須加賠款若干。洋大人的嘴臉使北京政府慌做一團，他們把一切政務都停下來，集中全力討論營救外僑的問題。
匪巢抱犢谷是山東嶧縣的轄境。以前張敬堯做蘇、魯、豫、皖四省邊境剿匪督辦時，不「剿」而「撫」，於是匪變為兵；張在湖南失敗後，兵又變為匪；加以張勳、張文生失敗後留下來的殘兵敗將，大多散布在魯南山區，所以鄒、滕、嶧三縣多年來一直是土匪橫行無忌的地區。抱犢谷匪首孫美松就是張敬堯的舊部。後來，山東督軍田中玉派第六、第二十兩個混成旅包圍抱犢谷達十八個月之久，山上缺乏飲水和食糧，孫美松求救於他的堂房兄弟孫美瑤。孫美瑤是滕縣人，年僅二十五歲，他和大哥孫美珠一同落草，孫美珠也是張敬堯的舊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孫美珠被政府軍在西集擒獲斬首，孫美瑤接統這股匪眾，臨城劫車案就是他干出來的勾當。
土匪劫車綁票後，先將外籍女票釋放，叫她們帶口信給政府軍，須將圍山部隊撤出十英里外，否則被俘外僑均將被殺。土匪的目的在於解抱犢谷之圍，收編他們為國軍，並不需要贖款。從山上遞下來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報》記者鮑威爾所寫的，勸告政府軍切勿進攻，須求和平解決。全體外俘都在信上籤了名。
由於外交團堅決主張派人與匪講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從五月十二日起，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交通總長吳毓麟、曹錕代表楊以德、徐海鎮守使陳調元、江蘇交涉員溫世珍等先後到棗莊進行官匪和平談判，美國公使休士和有關各國領事以及前公府美籍顧問安特生等，也都到棗莊來督促進行。
圍山軍隊有一年半沒有領到軍餉，經常將軍火售與土匪，因此田中玉放心不下，特從濟南調來可靠軍隊一千五百人，用以自衛。
官匪開始進行和談時，官方找到嶧縣紳士李麟閣，陪同安特生上山接洽。楊以德找到張敬堯舊部郭泰勝充當官匪之間的「調人」。山上土匪非常愛戴張敬堯，因此北京有人建議起用張勳、張敬堯辦理招撫事宜。
五月十五日，田中玉、熊炳琦與匪方代表周天松在中興棗莊煤礦公司舉行第一次談判。匪方提出：（一）政府軍解圍撤回原防；（二）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三）補充軍火。除第三條外，其餘兩條官方表示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作三批釋放外俘。雙方準備簽字時，匪方要求外國人和鄒、滕、嶧三縣紳士一同簽字，擔保官方履行條約，這是因為官方曾經干過背盟殺降的事情。民國八年，旅長唐天喜以釋放肉票、不究既往為條件，收編了一支匪軍，後來匪首十七人全部被殺，因此他們深懷戒心。這個條件也被官方接受了。這時，交通總長吳毓麟自告奮勇，願意入山為質，交換洋票提前釋放出來。接著，山東省長熊炳琦也願附「驥尾」偕同上山。這個消息傳到北京，黎元洪馬上打電報嘉獎吳毓麟「忠勇」可嘉，勸他提早回到北京，吳景濂、張紹曾、王承斌也有電報勸他不要「從井救人」。其實，吳毓麟到棗莊是來看熱鬧的，他每天坐在花車裡玩雀牌，一切事情都不過問。他接到這些電報後，就「滿載盛譽」回到北京去了。
十六日，田中玉下令政府軍解圍撤退，並委孫美瑤為招撫司令，派人持令上山接洽。孫美瑤當面扯碎了委任令，並致函田中玉，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總司令，否認官匪所定的和平條件，據稱須在政府軍繼續撤退，並接濟山中糧食後，他召集山中首領舉行會議，才能提出正式條件。原來孫美瑤看見北方許多大官兒和「洋大人」們都親自到棗莊來，認為這筆買賣可以大撈一把，因此推翻了昨天簽訂的官匪和約。這一消息使北京公使團大為吃驚，接連照會外交部，阻止政府軍改撫為剿，還叫北京政府責成曹錕轉令山東當局和平了結，以免傷及外俘。
在官匪繼續談判的過程中，匪方提出了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條件，如要求任命張敬堯為山東督軍，改編匪軍為兩師，劃滕、鄒、嶧三縣為他們的勢力範圍，政府軍撤出百里外，蘇、魯、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須一律予以收編以及六國提供保證等等。由於無法談得攏來，二十一日田中玉到北京，堅決主張改撫為剿，內閣總理張紹曾也認為非剿不可，擬派馮玉祥為剿匪督辦。這個意見受到外交團的強烈反對，曹錕也大不以為然。田中玉為此到保定向曹錕附耳密語，曹錕才為之釋然。原來這是一個明「剿」暗「撫」之計，以此恫嚇匪方放棄過苛的條件。
官匪談判破裂後，果然匪方外強中乾，在十九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歐戰時得過勇士勳章的法國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證回山，派他攜帶新條件下山接洽，限政府軍於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之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電報叫他回來，他都置之不理。匪方十分驚訝外國人也不講信用，而這個外國人還是一位馳名國際的「勇士」呢。
為了防止政府軍劫走外俘，二十日匪方將外俘三名移置山頂洞穴內。原來抱犢谷在地形上像個倒掛葫蘆，山頂上有大約兩英畝的盆地，山腰十分狹小，由一道陡峭的山壁攀援而上，兩旁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樁，一撒手就有跌入萬丈深崖的危險。根據當地的傳說，由於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盆地，只能把小牛抱上去飼養長大，因此有「抱犢」這個名稱。山頂周圍掘有濠溝，中間築地穴用以收容俘虜。還有三個蓄水池和不計其數的大水缸用以蓄積雨水。地穴內收容中國俘虜多名，被俘時間有長達三年以上的，他們枯坐等死，像入定的老僧一樣。其中有坐在草墊上的兒童數十名，年齡自五歲至八歲不等，一個個餓得都像皮包骨頭的活骷髏，匪方視同廢票。這個消息從報紙上揭露出來，才激動了人道主義者和各方面的忿慨，一致譴責北京政府對本國肉票的痛苦遭遇視若無睹，卻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國肉票，可謂毫無心肝。
這三名外俘都是用繩索吊上山的。其中有六十三歲的英國人斯密司，在外俘中年齡最大，他是患了失眠症到中國來進行「旅行療養」的。他被懸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失眠症發作得更厲害，幸而「通郵」問題已由安特生上山交涉獲得解決，他可以取得從山下寄來的安眠藥品。不但這樣，「通郵」問題解決後，從上海寄到大批罐頭食物、香菸、水果、報紙、雜誌，匪方都不折不扣地交給了他們。外俘還有言論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報》首先發表了鮑威爾的「匪窟通信」，描寫俘囚生活和山中風景，但有一件事鮑威爾避而不談，就是當土匪把他和另一外俘押解到巢雲觀的時候，叫他們向神佛磕頭，旁邊有人撞鐘擊鼓，他們也照樣做了。
由於政府軍態度日益「強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於二十五日又叫鮑威爾宣誓下山，限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回來，並派匪兵兩人為隨。鮑威爾攜帶匪方所提的三個條件：（一）發給六個月的軍餉，（二）收編一萬人，（三）以張敬堯為山東督軍。官方拒絕了這些條件，鮑威爾遵守誓約回山。二十六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棗莊來，命令政府軍加強合圍，並派飛機繞山飛行投下傳單，匪情更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書求和外，又派鮑威爾攜帶兩個比較讓步的條件下山：（一）政府軍解圍撤退，（二）收編以二旅為限。官方提出了兩個反條件：（一）先釋放外俘三分之二，（二）收編以有槍者為限（估計約一團人）。三十一日，匪方將山頂外俘三人仍然移回山下，並且首先釋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司。斯密司發表了一篇通信，認為這次被擄是他一生當中最可寶貴的經驗，但是以後雖以一百萬元為賭，他也不願再有這種經驗了。他的行程本來還要到東三省，當他聽得張作霖也是「紅鬍子」出身的時候，就匆匆收拾行囊，結束了「旅行治療」，回到英國去了。
官方繼續派飛機繞山飛行示威，一面派徐海鎮守使陳調元上山主持收編事宜。匪方對這位會打「哈哈」的大個子大表歡迎。官方先送來軍服二千套，並運到糧食接濟匪軍。田中玉看見問題接近解決，先行回省，派軍務幫辦、第五師師長鄭士琦在棗莊辦理善後問題。在此以前，外交團議決由駐華使館各國武官組織委員會，分往中國各鐵路線調查護路情況，北京政府允其自由來往，並由有關人員予以協助。六月一日武官團來到棗莊時，鄭士琦沒有到站迎接，他們大發雷霆，拒絕去赴招待他們的宴會，鄭陪了許多不是，才大模大樣地參加了這個宴會。他們叫中國軍官帶路，乘馬偵察陣地，其實偵察不出一個名堂來，因為這個時候，土匪已經表示就撫，外俘已經陸續被釋放，可是這批洋武官們竟像主人對待奴僕一樣，對中國軍官極盡頤指氣使之能事。
六月二日，孫美瑤隨同陳調元下山，與鄭士琦成立和平條約，當天陳又陪同他上山進行點驗事宜。點驗結果，全部匪軍實數只有三千人，有槍者不足一千二百人。匪巢中無論男女老幼一律給以免死證，其有不願入伍者，准其繳械遣散，個人財物准其攜帶回家。六月十二日，最後一批外俘八名全部得釋，十三日全部回到上海。他們在山上一共做了三十七天的噩夢。
這批匪軍於六月二十七日正式改編為山東新編旅，以孫美瑤為旅長，周天松、郭其才為團長，指定郭里集為其防地。以前孫美瑤曾經提出，要殺何鋒鈺（山東第六混成旅長兼兗州鎮守使）替兄報仇，而外交團也要懲辦山東負責長官，因此何鋒鈺受到革職查辦處分（六月二十五日）。孫美瑤幹了一場名聞世界的事，只做了六個月的旅長，後來新任兗州鎮守使張培榮在中興煤礦公司擺下了鴻門宴，當場把他打死了（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