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六十一章　孫中山再回廣州改稱大元帥

一　北伐軍由贛入閩。徐樹錚到延平組織「建國軍政制置府」。北伐軍占領福州 李厚基原系皖系成員之一，與盧永祥的關係更為密切。臧致平原系駐滬混成旅長，北京政府調來援助龍濟光，任為廈門鎮守使，龍失敗後，調任汀漳鎮守使兼福建第二師師長。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長王永泉原系徐樹錚所轄西北參戰軍，也因援龍調來福建。臧、王兩人都不是李的直接部屬，對李的態度頗為傲慢，李也視為眼中之釘，久想鋤而去之。直奉戰後，李竭力獻媚吳佩孚，以求保全位置。而吳也因「鞭長莫及」，收容了他，作為分化皖系和對付廣東的一個爪牙。李第一步逼走了臧致平[1]，第二步又請北京政府調開王永泉，因此皖系罵他是忘恩負義之徒。 徐樹錚是李的中表親和豐沛同鄉。一九二一年春天，徐秘密來到福州，勸李必須與盧永祥忠誠合作，又托他代發致陳樹藩的一個密電。李收了電報並未照發，對徐的態度也很冷淡。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徐在上海函勸吳佩孚擁戴孫、段「二老」共謀統一，這當然是話不投機；又派人持函到福州有所商洽，李竟拒不接見，並且罵徐是興風作浪的政客。 王永泉與福建各地的反李武裝力量以及臧致平舊部都有聯絡，同時，在孫皖同盟的形勢下，與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等部北伐軍也有聯絡。許崇智早年在福建帶過兵，與福建人士有著歷史淵源。福建民軍請北伐軍開進福建，幫助他們驅逐李厚基，而北伐軍被陳炯明部擊敗後，正在茫無出路，便決定由江西會昌向福建武平、上杭移動。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伐軍代表胡漢民由會昌到汀州轉赴延平，與王永泉接洽移防問題，雙方成立協定，北伐軍承認驅李後，福建問題交王全權主持。 北伐軍是陳炯明的敵人，吳佩孚也想撲滅孫中山的軍事力量，他們和李厚基聯合起來，商定三路圍攻計劃，吳派第十二師周蔭人部進攻會昌，陳派尹驥為「援閩」總指揮進駐潯鄔，李派第二混成旅旅長王獻臣（原系李的衛隊團長）由上杭、武平進駐桂坑，相約在筠門嶺會師。此時許崇智部共有五千餘人，有槍的還不到一半，黃大偉部僅有兩營人，李福林部僅有九百餘人。由於閩、贛、粵三省邊境軍隊雲集，不易通過，王永泉出主意叫許崇智先派陳國華一旅打著北軍第二十四旅的旗幟，由長汀混進連城、大田，然後大隊跟蹤前進。九月七日，許部按照這個計劃由瑞金出發，改道向北占領寧化、建寧、泰寧、建陽、建甌等縣，沿途並未遇到抵抗。 九月二十六日，李接到王永泉勸他下野的電報。二十七日，急派駐省第十混成旅唐國謨部開往古田設防。二十八日，王來電否認發出這個電報，指為他人捏造，並稱已出兵收復建陽，北伐軍向泰寧及贛東退卻。李不信為真，除令唐旅防守水口保衛福州外，並令王獻臣旅聯合周蔭人、尹驥等部由筠門嶺沿瑞金、石城、廣昌一線包抄北伐軍的後路，並保薦王永泉為建安鎮守使以資籠絡。 在李厚基的黑暗統治下，福建民軍的聲勢日益浩大，宋淵源占領永春、德化，盧興邦占領尤溪、古田及閩清附近地區，楊汗烈占領安溪、漳平、寧洋、長泰。李厚基升任臧致平舊部旅長高全忠為汀漳鎮守使兼代第二師師長，師部設在漳州。 十月二日，徐樹錚攜有八十萬元運動費，由浙江偷越仙霞嶺，投到延平王永泉的軍中，即日通電成立「建國軍政制置府」，自稱「總領建國軍政府制置事宜」，並宣誓「以至誠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將軍祺瑞、中山孫先生文為領導國家根本人，何日見此二老共踐尊位，發號施令，樹錚即當束身司敗，俾聽質訊」。這個不倫不類的組織，是徐根據所著《建國詮真》一書設立的。三日，徐電勸李厚基辭職離閩，限於五日以前答覆。同日，王、許兩部決定聯合進攻福州，許部擔任左路由建甌進攻古田，王部擔任右路由樟湖坂進攻水口。戰事發動後，福州大為震動，李勒令商會籌餉五十萬元，福州銀行發生擠兌風潮，官吏眷屬紛紛避難離開福州。六日，許部北伐軍占領古田後，會合王旅進攻水口，並派黃、李兩部由古田經大湖向福州推進，孫本戎旅由大湖向白沙推進，包抄水口後路並截斷水口、福州間的交通線。九日，李派他的表弟警務處長史廷揚率領留省部隊開赴水口增援。十二日，許、王兩部占領水口，唐國謨旅向福安、閩清方面敗走。同時，李（福林）、黃（大偉）兩部乘虛由甘源里進至洪山橋，李（厚基）只得自己帶領衛隊前往迎敵，當他退守南台倉前山時，海軍突然發炮勒令繳械，隨即把他軟禁於馬尾海容軍艦上，逼迫他交出幾年來在福建搜刮的造孽錢贖命[2]。 十三日，史廷揚從白沙敗退下來，曾向福州城發動反攻，李、黃兩部倉皇退走。不料孫本戎部由白沙跟蹤趕到，史部三千餘人因後路被截斷，只得繳械投降。 二　北京政府下令討伐徐樹錚。徐樹錚離閩，「建國軍政制置府」取消。直系派孫傳芳為「援閩」總司令 李厚基垮台後，福州各團體提出「閩人治閩」的口號，推舉薩鎮冰為臨時省長，並通電拒絕「客軍援閩」，阻止南北兩軍在福建境內作戰。薩與海軍本是站在北京政府的旗幟之下的，但在這次戰事中，助了北伐軍一臂之力，卻又不脫離北京政府的關係。直系也企圖利用海軍驅逐北伐軍，授意北京政府於十月十五日任命薩為福建省長。這個省長具有雙重性，一方為福建各團體所推選，一方又為北京政府所任命。薩在致北京政府的電報中，把扣留李厚基一事說成是加以保護，而吳佩孚也就將計就計地請他派遣軍艦護送李到廈門登陸。 福州既下，孫皖奉三角同盟在直系的全盛時期打下了一個缺口，北伐軍找到了立足點，因此張作霖派奉天兵工廠督辦韓麟春到上海，勸孫中山出兵江西、湖南，並約盧永祥進攻江蘇，同時奉軍入關大舉反攻。國民黨人紛紛電請孫中山到福州組織政府。由於徐樹錚已經另有組織，孫中山不願插身其間。孫的主要目的在於討伐陳炯明，認為後患不除，不能出兵北伐。盧永祥也不以徐樹錚組織政府為然，不肯盲目附和。 徐樹錚、許崇智、王永泉於十月十七日到福州。徐以「總領」名義任命王永泉為福建「總撫」，管理軍民兩政，並任命王永泉、許崇智、臧致平、李福林、黃大偉為建國軍第一至第五軍軍長。孫中山曾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下設三軍，由黃、許、李三人分任軍長。他們當然不接受徐樹錚的任命，從十月二十八日起改稱「討賊軍」。 薩鎮冰於十月十五日就任臨時省長。耐人尋味的是，所謂福建「總撫」具有督軍兼省長的性質，但是王永泉、許崇智等並不否認薩的省長地位，還參加了薩歡迎他們的宴會。這樣，福建便形成了孫皖兩系和北京政府三種勢力和平共處的一種局勢。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討伐徐樹錚，任命李厚基、薩鎮冰為討逆軍總副司令，高全忠為閩軍總指揮。這個命令是吳佩孚一再電催才發表的，本來北伐軍也在討伐之列，由於王寵惠內閣不願與國民黨為敵，所以把討伐的對象壓縮在徐樹錚一人。可笑的是，討逆軍副司令正在與討伐對象和平共處，而總司令卻是一個失卻自由的俘虜。更荒唐的是，北京參陸辦公處已於十月十八日電派常德盛為「援閩軍」總司令，這個電令並未撤銷，因此北方對閩軍事派出了兩個總司令，彼此互不相屬。李厚基雖然兵敗被俘，但是他的直屬部隊王獻臣旅在上杭，張清汝旅在泉州，高全忠師在廈門，所以吳佩孚仍然重視他。此外，吳還調動各路人馬對付福建，包括駐武穴的魯軍張克瑤旅，駐崇陽、通城的鄂軍第二混成旅寇英傑、北洋第二混成旅胡念先兩部和杜錫珪所屬海軍艦隊，以及在江西的周蔭人、常德盛兩師。常師已於十月十八日由南城開抵杉關。粵軍尹驥旅開抵平和後，擬向龍巖推進，尹於十月十六日曾到上杭與王獻臣會商作戰計劃。此時陳炯明希望取得指揮閩、粵、贛各軍的軍事全權，以便統一布置，吳佩孚不願交出北軍的指揮權，因此陳的態度轉趨消極，不肯單獨進攻。 徐樹錚組織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政府，引起了各方面的嚴重反感。所謂「總撫」，類似清朝的總督、巡撫，下設軍政、民政、財政三署，這個制度也是根據《建國詮真》的《官制篇》規定的。十月三十一日，建國軍、討賊軍舉行聯合會議，選舉閩籍國民黨人林森（廣州國會議長）為福建省長，同日，王永泉取消「總撫」名義，改稱福建總司令，並取消建國軍名義，改稱福建第一軍軍長。徐樹錚解釋「建國軍政制置府」的職權類似國務院，將隨軍事之進展移駐他處，不會長期設在福建。這一表示仍然不能獲得諒解，徐又打算取消制置府而改稱建國軍總司令。十一月一日，徐通電主張迎接段祺瑞到上海與孫中山相見，並在上海召開聯省會議，解決組織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討伐直系的問題。這個電報沒有人加以響應。就在這時，段祺瑞派王郅隆[3]到福州，勸徐取消制置府，離開福州，徐乃於二日乘輪到上海，制置府也就曇花一現地消滅了。 十一月三日，福州各界舉行大會宣布「閩事閩人自決」，阻止各方軍隊入閩。林森宣布就職，薩鎮冰取消了臨時省長的名義。 徐樹錚去後，王永泉公然致電北京政府，表示了「服從中央」的態度（十一月二日）。 李厚基的母親在上海送來一筆「贖款」，因此李被海軍釋放，於十月三十日乘靖安軍艦到南京，與齊燮元、杜錫珪相見，共同討論反攻福州的計劃。十一月五日，李乘艦到廈門，當他看見臧致平與高全忠同站在碼頭上前來迎接時，不禁大吃一驚。原來臧已由上海先到廈門，高就推他為閩軍總司令。臧向李表示，此行是為安撫部屬、保全地方而來，並不反對北京政府。此時曹、吳都有電報召臧北上，李勸他應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不料十一月七日，臧鼓動第二師官兵向李索餉，嚇得李、高兩人逃往鼓浪嶼會審公廨。八日臧電告陳炯明：「李督軍五日蒞廈，致平晉謁，願卸仔肩，俟有替人，即當北上。七日突有少數潰兵邀同駐廈軍隊向李督索餉，李督即偕同高師長他往。是時致平適在鼓浪嶼候船，挽救無及。廈門紳商請致平維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與貴軍一致進行（意指維持閩粵兩不侵犯條約）。」十一日又致電北京政府，報告李、高離開廈門的情形，並表示了「服從中央」的態度。 北京政府因為薩、李兩人不和，十一月九日加派前海軍總長劉冠雄為福建鎮撫使，叫他安撫駐閩海軍。十一日，李厚基到汕頭向陳炯明乞援。此時國民黨汪精衛一派倡議調停孫、陳惡感，孫中山要陳炯明寫悔過書，才可不究既往。陳拒絕寫悔過書，調停沒有成功。 這時，福建形成了群雄逐鹿的混亂局面。豫軍常師在曹、吳的鞭策下，十一月中旬先後占領光澤、邵武、建寧、將樂等縣，粵軍尹旅占領上杭、龍巖、永定等縣。十一月二十九日，李厚基到上杭與尹驥等舉行軍事會議，即派張清汝、王獻臣為福建第一、第二兩師師長，擬聯合粵軍大舉反攻漳州。臧致平意欲獨霸一方，本來拒絕討賊軍開入閩南，由於兩面受到壓力，便又與討賊軍及民軍合作，十二月十六日兩路會師泉州，張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營繳械投降。王永泉部開往閩北抵禦常師，十二月中旬，接連收復將樂、延寧、邵武，常師退往江西境內杉關、黎川一帶。直到這時，福建的局勢才又穩定下來。但是吳佩孚又調動孫傳芳的部隊開往福建，曹錕用個人名義電派孫傳芳、周蔭人為「援閩軍」總副司令。十二月二十六日，孫軍開抵南昌，即向撫州出發，福建的局勢又緊張起來。 三　廣西滇桂軍發動驅陳戰爭，陳炯明兵敗下台。江防會議的一幕惡劇。孫中山回到廣州改稱大元帥 陳炯明對孫中山無日不在戒備之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的討賊軍，對於廣西方面，則利用桂軍名將林虎全權應付，並不十分重視。 林虎曾到湖南向趙恆惕借兵。他說湖南根據省憲法必須裁兵，但是兵不易裁，不如將一部湘軍改換桂軍旗幟，讓他帶回廣西，將來廣西效法湖南制定省憲，對湖南不失為一舉兩得之計。這個建議說動了趙恆惕，但是說不動湘軍各將領，因為這些軍人誰都不肯讓出自己的一部實力。林又到廣東活動，陳炯明除撥一部粵軍交他統率外，並令駐梧州的粵軍第四師（關國雄舊部）和桂軍第一師（師長劉震寰）均歸林虎節制指揮。 劉震寰久想取得廣西總司令的地位，陳炯明把廣西問題交給林虎全權處理，對劉說來就像冷水澆背一樣，因此他藉口接洽軍火問題到廣州，隨即秘密到香港與孫中山的駐港代表鄒魯見面密談。鄒奉到密令，委劉為討賊軍桂軍總司令。 廣西境內有兩支系統不同的滇軍，一支由朱培德統率，一支由張開儒統率。此時張開儒已經失勢，實權落在楊希閔的手裡，他們在廣西無法發展，只有入粵和回滇的兩條出路。孫中山秘密委楊希閔為討賊軍滇軍總司令，這支滇軍的軍火來源也在廣州。他們揚言即日離開藤縣、蒙江，由潯州折入柳河，取道柳州回滇。陳炯明正是希望他們回滇而不入粵，因此非常滿意地助以一批餉械，打發他們早日啟程。 此時，在上海的孫中山和岑春煊有了新的結合。通過岑與莫榮新的關係，沈鴻英也被拉進來作為反攻廣州的一支力量。沈是腳踏兩邊船的投機軍閥，一面與孫聯繫，一面與吳佩孚仍然保持關係。通過沈的關係，廣西自治軍頭目之一劉達慶也被吸收進來。 劉震寰回梧州後，以視察蒙江防務為名，參加了十二月六日楊希閔所召集的白馬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還有沈鴻英、劉達慶所派的代表。會議決定：滇桂軍分別由大江南北岸進攻梧州，定於十日發動，同時各軍均易幟改稱討賊軍。 梧州粵軍中級軍官陳濟棠、鄧演達、莫雄等早與廣西境內討賊軍秘密聯繫，約定戰爭發動後詐敗退卻，退至相當地點，即倒戈起而策應。由於裡應外合，討賊軍發動後並未遇到抵抗就占領梧州。第四師團長呂春榮首先響應討賊軍，劉震寰派為粵軍第四師師長。此時桂軍劉達慶部受楊希閔的指揮，粵軍呂春榮部受劉震寰的指揮，因此楊被推為討賊軍滇桂聯軍總司令，劉被推為討賊軍粵桂聯軍總司令。 陳炯明接到梧州警報後，派葉舉為西江前敵總指揮，率領一、三兩師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設防。不料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第一師發生內變，第三師不戰而退，討賊軍連續占領封川、德慶、悅城等縣。陳炯明看見士氣不振，散布了「客軍入境，廣東亡省」的流言，企圖鼓動粵軍加強團結，抵抗侵入廣東的滇桂軍。孫中山在一月四日的討陳通電中揭破此項流言「乃其平日譸張為幻之慣技，不足置辯」。 陳炯明請求同盟者趙恆惕出兵北江，唐繼堯出兵桂西，以解救他的危機。但云南「遠水難救近火」，湖南內部又有鬥爭，都不能及時有效地拔刀相助。陳又撤回「援閩軍」用以自救，但為時已晚。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討賊軍長驅而入肇慶，廣州大為震動。陳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如果河口守不住，即放棄廣州退往惠州。他一面電請魏邦平回廣州共支危局，一面派李炳榮為省會保安司令，叫他留守廣州。從十三日到十五日，三水陸蘭清響應討賊軍通電討陳，第一師師長梁鴻楷、第三師師長陳章甫通電擁戴魏邦平主持粵局，河口又告不守。十五日，陳只得率部退往惠州。十六日，魏邦平由香港趕回廣州。 孫中山沒有料到討陳戰爭「成功如是之速」。參加討陳的滇桂軍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隊，他所信任的東路討賊軍許崇智部尚未開回廣東，他不願在局勢未定的時候回到廣州。此時北方張紹曾內閣正在重彈「和平統一」的老調，一月三日，孫中山有信給他，願意贊助和平統一，並表示直系如果接受兵工政策，亦可與之妥協。孫向人暗示，並無回到廣州重組政府之意。 從一月中旬到一月下旬，滇桂軍將領紛紛到達廣州。孫中山任命胡漢民、李烈鈞、許崇智、魏邦平、鄒魯為全權委員代行總統職權，並任命胡漢民為廣東省長，魏邦平為廣州衛戍司令，胡、李二人均由香港回到廣州。駐防潮梅粵軍將領洪兆麟、翁式亮等表示願意服從孫中山，孫回電叫他們帶罪圖功，派李烈鈞前往汕頭接收改編，並任命洪兆麟為潮梅綏靖處處長，尹驥、李雲復、翁式亮、賴世璜為中央直轄粵軍第一至第四師師長。 此時廣州成為滇桂軍的天下，用人行政都被他們把持，各機關和公共場所多被軍隊占作營房。沈鴻英原來只有五六千人，由於沿途招收降兵潰卒，驟然擴充為五個軍，分布廣州、肇慶及北江一帶。此外，廣西平樂、桂林一帶也有他的留守部隊。沈鴻英忌諱別人稱他為桂軍，自稱原籍為廣東人，他手下第一軍軍長李易標（廣東人）稱為廣東第一軍軍長。 廣東人民以前受過桂系軍閥的蹂躪，對桂軍很有惡感，對滇軍也並無好感。廣東軍人一向具有排外感。滇桂軍開到廣州後，竟以廣東的新征服者自居，廣州人無不側目而視。加以陳炯明所散布的「亡省」流言起了作用，因此粵軍一、三兩師於一月十八日由江門調回省城，召集海珠會議，公推魏邦平為廣東討賊聯軍總司令，魏於次日宣布就職，這是粵軍團結起來對付客軍的一個步驟。粵軍駐紮河南，滇桂軍駐紮河北，形成了劃河為界的敵對狀態。在上海的孫中山了解到這些情況，打算第一步將滇桂軍調出廣州，第二步幫助滇軍回滇，桂軍回桂，湘軍回湘，以減輕廣東人民的負擔。湘軍是指西江洪兆麟、尹驥等所統率的陳炯明舊部，他們雖然打著粵軍旗幟，但是有一個師長和九個司令都是湖南人，所部兵士也以湖南人為最多。 粵軍的團結排外引起了滇桂軍的嚴重反感。一月二十二日，李易標公然派兵進攻觀音山，收繳了由鄒魯指揮的討賊粵軍第一路司令譚啟秀的槍械。這一行動反過來又激起了全體粵軍的公忿，主客軍互相敵視的形勢更加嚴重。 一月二十六日，楊希閔、劉震寰邀請廣州各軍將領在江防司令部——滇軍旅長楊如軒的司令部——舉行軍事會議，討論分配防務的問題。楊希閔因病派參謀長夏聲代表出席，魏邦平、劉震寰、李易標和總統特派員鄒魯、省長鬍漢民、海防司令陳策都出席了這個會議。魏邦平建議各軍停止開放賭禁，並將所占機關房屋和商店民房讓出來。李易標憤慨地說：「我們抽收賭捐維持火食，有什麼不可以」！他心頭火起，痛罵魏邦平在歷年政變中是個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的小人，沒有發言資格，說著，他拿出手槍來施放，魏倒在地下避彈，一時會場秩序大亂，參加會議者紛紛奪門而出。胡漢民的衛士想進來保衛胡，被門衛阻止並開槍擊斃二人。劉震寰竭力掩護鄒魯。胡漢民逃往沙面日本領事署，同時在該署避難的有李烈鈞、陳策等。此時江防司令部及其附近地段布滿了滇桂軍的步哨，沈部第四軍軍長黃鴻猷和中央直轄桂軍軍長劉達慶同乘汽車駛過，哨兵不認識他們，致被開槍打死。魏邦平被解往農林試驗場滇軍總部軟禁起來。 以上情況說明，江防會議是滇桂軍擺下來的鴻門宴，楊希閔、沈鴻英都躲在幕後指揮，但是劉震寰不贊成李易標行兇動武的行為，臨時退出了他們的聯合陣線。事變發生後，李易標派兵收繳督察的槍械，沈鴻英派他的第二軍軍長古日光兼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胡漢民、鄒魯都逃到香港去了。 二十七日，楊希閔、沈鴻英聯名宣布魏邦平的罪狀，指為反覆無常，勾結陳炯明圖謀不軌。他們提出第三師繳械解散為釋放魏邦平的條件。魏函勸第三師師長鄭澤琦、公安局長吳飛不得進行抵抗。第三師將槍械繳與滇軍，但魏仍未得釋。第三師在江門的留守部隊並未繳械。 一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在上海莫利愛路私宅招待上海各報記者，發表和平統一意見。次日，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建議北方奉直皖三系及西南各省在統一未完成前劃境自守，互不侵犯；根據「化兵為工」原則，裁去全國現有兵額之一半，由各系各省領袖全體簽名；「敦請友邦為佐理，籌劃裁兵方法及經費。裁兵借款，除法定監督機關外，另由債權人及全國工農商學各團體各舉一人監督之」。他號召各報開闢專欄鼓吹裁兵。從這時起，孫中山與直系軍閥展開了先裁兵後統一和先統一後裁兵的爭論，實際上直系所需要的是形式上的統一，並不願意裁兵。孫本已定於二十七日赴廣州，二十六日接到江防會議的消息，臨時終止啟程。 江防會議後，楊希閔發表宣言，希望「孫、岑兩公切實攜手」。這支滇軍原系顧品珍舊部，顧生前與政學系頗為接近，因此全國各方面都認為政學系在廣州占了上風，國民黨的勢力已被壓倒。這種看法與事實並不符合。楊希閔與沈鴻英聯合，主要是受了粵軍排斥客軍的影響。他不像沈那樣反對孫中山，更不同意沈軍的暴亂行為。他一再電請孫中山回粵主持一切。孫也看出他的行動與沈有所不同，想把他爭取過來，使沈孤立而不敢輕舉妄動。 江防會議後，劉震寰率領所部移駐石龍，粵軍集中江門，程潛也在江門主持廣州外圍軍事，朱培德部滇軍開抵梧州，許崇智部東路討賊軍由福建回師廣東。廣州雖然仍是滇桂軍的天下，但是楊希閔的態度逐步與沈鴻英分離。在這樣的形勢下，從二月四日起沈的態度也有所轉變，除發表宣言，「援粵任務告終，應請孫岑二老迅速回粵主持」外，又派鄧士瞻到上海迎接孫中山回粵，並請胡漢民回省主持政務。同時咨請滇軍接收市內防區，他的部隊紛紛開往北江，他所委派的行政人員也都紛紛退職。由於這一切，廣州的緊張局勢才又和緩下來。二月六日，英、美、日三國領事偕往農林試驗場迎接魏邦平出來，魏於八日前往香港休息。胡漢民於九日回到廣州。 二月十五日，孫中山偕同譚延闓等由上海啟程，十七日到香港，二十一日到廣州。孫中山在滇軍讓出來的農林試驗場成立大元帥府，改稱大元帥，不再回任總統。孫中山拋棄了護法的旗幟，將他所能控制的軍事力量改稱為討賊軍，這是他從事民主革命以來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時直系軍閥為了消滅南方「護法」的藉口，把「恢復法統」作為他們騙人的花招，舊國會恢復了，而這個國會的組成分子大多是爭權奪利、投機取巧的政客，這個國會已成為軍閥手中的工具，因此以「護法」為目的的民主革命，並不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人民迫切需要解除自身的痛苦，首先是推翻軍閥的黑暗統治。孫中山回粵後，不恢復總統名義而改稱大元帥，並且宣布此後轉入到「討賊時期」，實際上所謂「賊」是指稱兵背叛的陳炯明，後來直系軍閥和一切反對民主力量的各省軍閥，也都被指為「賊」，都是孫中山討伐的對象。因此，討賊時期就是反對軍閥時期，這個名稱不但含義更為廣泛，而且更為接觸實際。他所設立的大元帥府仍然具有政府的性質，他任命廖仲愷為財政部長，鄧澤如為建設部長，譚延闓為內政部長，伍朝樞為外交部長。又改任徐紹禎為廣東省長。 二十三日，孫召集各軍將領在大元帥府舉行會談，發表演說，對北方主張維持和平，先討伐西南內部首鼠兩端的地方軍閥。這個「遠交近攻」的政策，與以前團結西南一致對付北方的政策截然相反。 孫中山下令嘉獎滇桂軍討伐陳炯明的功勳。二十四日又下令，指定肇慶及西江北岸上自梧州為桂軍總司令沈鴻英[4]的防地，所遺北江防務由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派隊接收；劉震寰改任西路討賊軍總司令，以石龍、東莞、虎門等地為其防地；並指定羅定一帶為東路討賊軍第四師（師長呂春榮）的防地。嗣後各軍非有大元帥命令，不得擅自移動。 * * * [1]　1922年6月5日，李厚基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師師長兼職，改由自己兼任，叫臧專任汀漳鎮守使，臧忿而離漳赴滬。 [2]　李厚基曾反對薩鎮冰為福建省長，此時海軍乘機報復。 [3]　1922年10月2日，日本公使照會北京外交部，日本兵營中所收容的安福系禍首王郅隆、曾毓雋、梁鴻志又告失蹤。這是日本公使第二次放走的安福系分子。日使小幡還提出建議，日本兵營中留下來的朱深、丁士源、姚震、姚國禎四人，形狀可憐，可予以特赦或私自放走。北京政府除提出嚴重抗議外，並要求引渡其餘四犯，日本公使置之不理。 [4]　沈鴻英原稱「援粵軍總司令」，孫中山於2月24日改任為桂軍總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