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冊：1922—1928） · 第五十九章 南北兩總統被逐下台
一 吳佩孚提出「恢復法統」的建議。孫傳芳通電主張迎接黎元洪復職，並促南北兩總統同時下野。徐世昌被迫辭職出京。皖系軍閥和廣州國會反對迎黎復職
早年吳佩孚駐軍衡陽時，就有取消南北兩政府和另組第三政府的野心。他戰勝皖系後，曾通電主張召開國民大會，想利用國民大會這個形式，恢復被北京政府所解散的舊國會，驅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總統徐世昌，另外建立一個合乎他的胃口的中央政府。由於張作霖和北方軍閥的反對，他的計劃不能實現。一九二一年，西南軍閥紛紛宣布自治，主張建立聯省自治政府，這種第三政府不合吳的胃口，所以他出兵湖北擊敗了「援鄂自治」的湘軍，而戰勝湘軍後，他又發起召集廬山國是會議。這個會議就是國民大會的翻版。可是，張作霖和北方軍閥仍然不贊成，他的計劃又一次不能實現。現在又戰勝了奉系，直系獨霸北方，他當然可以重彈舊調召開這樣或那樣的會議了。但是，他鑒於直系的勢力僅能控制北方十幾省，如果再發起一個什麼會議，國民黨和奉系當然不會贊成，皖系和西南聯治派也都不會隨聲附和。因此，他決定採取另一途徑以求實現其政治野心。
早在直奉戰爭前，黎元洪的策士哈漢章、金永炎等經常到洛陽有所活動。舊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也曾到過奉天，遊說張作霖用「恢復法統」的方法以促進南北統一，張作霖建議召開統一會議就是以恢復舊國會、改造政局為內容的一種作法。奉系失敗後，吳景濂又以「興城二伯」的關係[1]與直系有了新的結合。同時，在天津的黎方策士與舊國會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啓超、熊希齡等，通過張紹曾的關係，慫恿吳佩孚也用「恢復法統」的方法來「統一全國」。吳看出「恢復法統」對直系有利，因為南方藉口護法成立另一政府，如果恢復法統，南方政府就將失去根據而不能存在，可以不戰而勝，而恢復民國六年被解散的舊國會，同時迎接黎元洪復職補足總統任期，國會和總統都可以成為直系手中的傀儡，與他的個人野心正相適應。
五月十日，吳佩孚回到保定召開會議，討論「恢復法統」的問題。吳景濂、王家襄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曹錕的身邊人本來主張舉行政變逐走徐世昌，讓曹直接跨進總統府，經過討論，一致同意採取「恢復法統」的辦法先統一全國，然後利用國會選舉曹為「名正言順」的總統。五月十四日，吳佩孚密電徵求北方軍閥的意見，當天就得到江蘇、山東、湖北三省的同意。十五日，孫傳芳通電除贊成「恢復法統」外，並進一步把迎黎復職的問題直接提出。此時孫傳芳在直系中並不是出色人物，吳利用他放頭炮以試探各方面的空氣，而他也就樂得受人利用，建立改造政局的頭功。十六日，曹錕、吳佩孚、田中玉、陳光遠、李厚基、齊燮元、馮玉祥、劉鎮華、蕭耀南、陸洪濤聯名電請王士珍組織內閣[2]。同日，吳景濂、王家襄回到天津組織「第一屆國會繼續開會籌備處」。
曹、吳自戰勝奉系以來，絕跡不到北京，徐世昌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徐的總統地位是在北洋軍閥均勢下的特殊產物，當年馮（國璋）、段（祺瑞）相持不下，捧出他來做總統；馮死後，他利用直皖兩系的鬥爭保全了地位；皖系失敗後，又利用直奉兩系的鬥爭延長了他的政治生命。他對吳佩孚從來沒有好感，吳以前不承認他的總統地位，稱他「東海先生」，後來雖也稱起總統來，但是一再發起國民大會和廬山會議，陰謀改造政局，這些內幕他都早有所聞。他因反對曹錕為副總統，和曹的關係也是很不妙的。他曾利用張作霖驅逐靳雲鵬下台。但他搖擺於直奉兩系之間，不肯完全接受奉系的調度，張作霖對他也不滿意。奉軍戰敗後，張作霖放了一把野火，說他派兵入關是徐派遣乃弟徐世章和公府秘書長吳笈孫先後到奉天，叫他以武力來「拱衛京師」的。同時，徐對張作霖有所顧慮，推遲發表懲戒命令，命令發表後，又有密電向張作霖解釋，並勸他暫勿退兵，等待有利時機捲土重來。他的兩面三刀的手法，更加引起了吳佩孚的反感。此時北方軍閥的均勢已不存在，徐的總統地位也就無法保持。當吳策動恢復法統前，曾任航空署署長的丁錦向吳建議採取恢復舊國會的方法，促進南北統一。吳有信回答說：「統一問題，須東海自決。東海如能犧牲權位，則統一可期。」根據以上情況，直系逐徐下台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勢所必然的了。
徐接到保定會議的情報，不禁大驚失色，急忙派參謀總長張懷芝到保定疏通，並建議提前召集第三屆國會（當時稱舊國會為第一屆國會，安福國會為新國會或第二屆國會，直皖戰後正在改選中的國會為新新國會或第三屆國會），選舉曹錕為總統；總統未改選前，自己願居虛名，一切問題聽命而行。這是一個緩兵之計，曹錕並未加以理睬。
五月十九日，以曹、吳為首的直系軍閥聯名通電公開徵求解決時局的意見。這個電報假惺惺地說，近來國內人士有召集六年國會、召集新新國會、召集國民會議促進聯省自治等不同主張，究以何者為宜，請即各抒所見。北方軍閥除奉皖兩系外，一致贊成「恢復法統」，當時的「名流」政客熊希齡、汪大燮、孫寶琦、王芝祥、錢能訓、蔡元培、王寵惠、梁啓超、林長民、梁善濟、張耀曾也聯名表示贊成，還提出「憲法未完成前，南北各省應派代表組織統一會議」的意見。
五月二十八日，孫傳芳繼續放了第二炮——請南北兩總統同時下野。二十九日，齊燮元電勸徐世昌退位。徐在直系攤牌後不能不有所表示，三十一日發表通電說：「孫傳芳忠言快論，實獲我心。果能如此進行，躋國家於磐石之安，鄙人雖在草野，得以餘年而享太平，勝於今日十倍。一有合法辦法，便即奉身而退，決無希戀。」徐的表示雖不像袁世凱用咬牙切齒的態度對待陳宧的勸退電，但是所謂「合法辦法」與袁所耍的「籌商善後」的手法異曲同工，企圖拖延時日，不肯爽快下台。
在曹、吳呼風喚雨的時候，五月二十日舊國會籌備處在天津發出通電，定於六月一日「依法」自行集會。二十八日，曹、吳聯名回電錶示贊成。徐世昌曾訪王士珍，請其組閣。這位北洋派前輩仍然像應付以前歷次政潮一樣，不肯明白表示。五月下旬，徐下令任命董康兼署財政總長，高恩洪署理交通總長，派彭壽莘為第十五師師長，改任張錫元為察哈爾都統，這些都是根據曹、吳的意見發表的，也就是願居總統之名，一切問題聽命而行的具體表現。可是曹、吳已經找到了另一工具，不需要他擔負這個虛名了。
六月一日，以吳景濂、王家襄為首的天津舊國會議員二百〇三人發表宣言，否認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解散國會的命令，指出徐世昌是非法總統，不能聽其篡竊職權，自本日起，國會完全行使職權，西南各省因護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別組織，均應取消。接著，以前痛斥國會為暴民專政機關，要挾北京政府予以解散的北洋軍閥，又都成為舊國會的擁護者，歡呼起「法統重光」來了。但是徐老著臉皮不肯走。六月二日，吳佩孚的駐京代表錢少卿一連打幾次電話到總統府，問總統何時離開北京。徐正在設宴招待回國不久的顧維鈞，宴後才宣布辭職，下令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本人乘車前往天津。同日，北京內閣閣員周自齊、顏惠慶、高凌霨、董康、鮑貴卿、李鼎新、王寵惠、齊耀珊、高恩洪通告攝行總統職權，但又宣稱：「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謹舉此職奉還國會，聽候接收，用尊法統。」原來這個內閣是非法總統所任命的，也就是非法內閣，因此不敢以內閣名義攝行總統職權，而以「國民」資格攝行職權。
六月二日，蕭耀南通電稱：「六年解散之國會一經恢復，東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據，諒能敝屣尊榮，為斯民造福。中山護法曾有宣言，舊會一日恢復即行引退，求仁得仁，當亦不至再事爭執。繼承統緒，舍黃陂（黎）莫屬。」吳佩孚通電稱：「我徐大總統敝屣十餘月之尊榮，克償二十二行省之統一，奉身而退，亦屬初衷。我黎大總統遭非常之變，延垂絕之統，以公意為進退，法所當然。」以齊燮元為首的十五省區北洋軍閥聯名通電稱：「南北之爭，實以法律問題為爭持之焦點，法統既定，一切葛藤從此立解。……我最親愛之友邦，對於我國統一觀成，政局大定，他山之助，睦誼益敦。」以上說明，所謂恢復法統是直系軍閥的一石兩鳥之計，左手推翻徐世昌，右手打倒孫中山，然後建立一個可以由他們一手控制的政府，達到「全國統一」。
也就是六月二日，吳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請其復任總統。黎說：「你們選舉曹錕為總統，事情就好辦得多。」同日，曹、吳領銜通電「恭迎黎大總統復職」，曹的參謀長熊炳琦、吳的參謀長李倬章和北京國務院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來迎黎，這位被北洋派打入冷宮的下台總統，現在又成為北洋派所推崇的盛極一時的大人物了。
關於內閣攝職是否合法的問題，三日吳景濂、王家襄通電各省軍民長官稱：「國會正式開會尚須時日，國家行政機關不可一日間斷，行政職權亦不便由國會兼攝。當此青黃不接之際，應如何接收職權，應候公意商榷施行。」吳佩孚馬上回答說：「元首未到京以前，當然由國務院攝行職權。職責所關，不得搆牽文義。」他不承認徐世昌為合法總統，卻又肯定徐所任命的非法內閣可以攝行總統職權，軍閥眼光中的法律往往就是這樣，是可以由他們的利害關係來決定取捨的。
黎元洪正在「私心竊喜」之際，六月三日盧永祥忽然打來一個潑冷水的電報，認為黎的任期由合法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滿期，已經無職可復，如果一定要他復職，也是一個非法總統，並憤慨地說：「永祥當視力之所及以盡國民自衛之天職，決不忍坐視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作少數人之孤注」。黎看見了這個電報，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當天發出通電回答各省軍閥說：「元洪自引咎辭職，蟄處數年，思過不惶，敢有他念。果使摩頂放踵可利天下，猶可解說，乃才輇力薄，自覺弗勝，諸君又何愛焉！前車已覆，來日大難，大位之推，如臨冰谷。謹掬誠悃，諒荷鑒原。」
關於恢復法統和迎黎復職問題，各方面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來決定態度的。皖系認為吳佩孚想造成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局勢，這個局勢對他們不利，所以何豐林、李厚基都附和盧永祥的江電，表示了反對的態度。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贊成恢復法統，但又主張在上海開會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廣州非常國會斥責黎元洪是民國六年解散國會的罪人，任期已滿，無位可復；王家襄久未到會，業已除名遞補，何能冒充議長。
關於國會問題，同樣是舊國會，還有六年、八年的爭端：吳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國六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國會，簡稱為「六年國會」；孫中山號召國會議員到廣州自由集會時，由於有不少議員改任官吏，不肯前來參加，國會人數因之不足，遂於民國八年將不到會的議員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選人遞補，這個國會簡稱為「八年國會」。廣州國會認為召集「六年國會」就是一種非法行為。其實，關於法律問題的一切爭論，都是荒唐可笑的。眾議院議員任期只有三年，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選出，到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已有九年。所以無論「民六」議員或者「民八」議員，都是超過任期的過時人物。總統任期為五年，袁世凱於民國二年十月十日就職，其任期應至民國七年十月十日為止。袁死於民國五年六月，由副總統黎元洪代理總統，黎又於民國六年七月被逐下台，由新選副總統馮國璋代理總統至民國七年十月十日為止。黎、馮兩人的副總統都是由舊國會選出的，按照當時「法學派」的觀點，他們代理總統都是合法的。乃於事隔多年之後，又把黎搬上台來補足所謂總統任期，這種法律根據就是站不住腳的。
二 黎提出廢督裁兵為復職條件，直系軍閥予以熱烈響應。保定的「政情內幕」。黎進京行使總統職權
天津黎宅陷於軍閥代表和政客、議員的大包圍中。黎身邊的策士分為急進、緩進兩派：哈漢章、饒漢祥、金永炎等一致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應當立即進京復職，否則前途可能發生變化，這個機會就永遠不會再來；陳宧則認為孫中山和皖奉兩系軍閥都別有懷抱，上台後全國仍然不能統一，只能做直系軍閥的工具，不如在上台前提出一個迎合全國人民心理的大政方針，「將」直系一「軍」，即使不被接受，也可以博得各方面的熱烈同情，為將來上台創造有利的條件。黎在兩派之間依違不定。六月三日，他向曹、吳代表和高恩洪等暗示，擬請吳佩孚擔任陸軍總長，大力進行裁兵，必須取得「廢督裁兵」的保障，才肯復職。
吳景濂公開推薦張紹曾組織內閣。張紹曾是吳佩孚的兒女親家，這次恢復法統就是通過他來影響吳的。張紹曾聽了「廢督裁兵」的話，很生氣地說：「你自己要上台，現在卻又提出條件，這是為了什麼！」陳宧把黎拉在一邊悄悄說道：「我們還沒有上台，他們的威風就毫不掩蓋地使出來了。」
六月六日，黎宅舉行談話會，參加者有舊國會兩院議長、軍閥代表和各省團體代表多人。黎略致寒暄之詞，就拿出一張電稿來叫大家傳閱，並表示：「這個電報上面所寫的，辦得到我就復職；辦不到呢，我和諸位今天是最後一次的會見。」說罷，他叫幕僚們代為招待來賓，就搖動著肥碩的身軀走進內室去了。
大家打開電報一看，上面寫道：「元洪對於國會，負疚已深，縱國會諸公矜而復我，我獨無愧於心乎？」「必謂恢復法統，便可立銷兵氣，永杜爭端，雖三尺童子，未敢妄信。」「元洪當首義之時，原定軍民分治，即行廢督。方其孑身入都，豈不知身入危地？欲求國家統一，不得不首解兵柄，為群帥倡。」「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即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柄，上自巡閱，下至護軍，皆克日解職，待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劃分軍區，擴充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尤當杜絕。」原來這個電報就是黎用以收買全國人心的「廢督裁兵魚電」[3]。這個善於沽名釣譽的偽君子，早在一九一六年接任總統的時候，曾發表「廢督裁兵」的主張，結果是將各省「將軍」的名稱改為「督軍」，絲毫沒有觸及到督軍制度的存廢。現在重彈老調，並且進一步不許督軍制度「變形易貌」，看起來這次他倒是有決心的。
吳佩孚本已決定親身前來迎黎，因接到魚電，終止出發。七日，他有虞電回答說：「誓以至誠贊助大計，願奉命為前驅，作各省之先導。……組閣為元首特權，宵小謠啄，概請摒絕。」從這個電報看起來，吳佩孚響應廢督裁兵也是有決心的。他後面的一段話是反對張紹曾組織內閣，所謂「宵小」是影射國會議長吳景濂，不許他們假借他的名義進行政治投機。同日，曹、吳還有聯名電報向黎表示：「廢督裁兵，錕、孚願為首倡。」因此黎又補發一個電報：「救國大計，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無切實表示，不即日全體解去兵柄，則元洪不能冒昧來京。」接著，直系軍閥一致發出了宏亮的聲音，馮玉祥表示「廢督請自隗始」，陳光遠願意首先解職，「一面收束軍署各事，一面暫以個人名義維繫軍心」。看起來直系軍閥對於廢督裁兵問題也都是有誠意、有決心的。
但是，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曹、吳對迎黎問題意見並不一致。曹雖然說過「子玉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可是「子玉雖親，不及自己親」，他在戰勝奉系後，早就存有做總統的野心，因為吳提出迎黎復職，不得不勉強贊成。當他聽到黎要裁兵廢督才肯復職時，就氣鼓鼓地罵道：「什麼話，做現成總統還要向別人提條件！我們捧他上台，他倒叫我們下台！」曹的周圍人物都主張一腳踢開這個「忘恩負義」的總統，自己到北京做臨時總統，或者組織一個「行政委員會」來作為總統選舉前的過渡機關。但吳再三解釋說：「恢復法統是拆廣東政府的台。舊國會恢復了，同時恢復舊總統，以後的事情，我們就好辦得多。」曹又一次被說服了。
黎以前曾把做總統比作「跳火坑」，可是如果有「火坑」可跳，他是願意再跳下去的。他不肯直截了當地到北京復職，只是一種假做作。當直系提出「恢復法統」的時候，黎派金永炎到湖南，請趙恆惕說服西南「聯治派」一致贊成，從而促進全國統一。金回天津後，六月八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吳佩孚。吳說：「黃陂如果再要裝腔作勢，我就無能為力了。你回到天津，請他一言而決。」金即拍胸擔戴，「黃陂的事情一定負責辦到」，保定的事情請吳堅持到底。十日，金到天津後，黎就不再等待各省督軍「先行解職」，也不再說「公等如不全體解去兵柄，則元洪不能冒昧來京」的話，而通電錶示接受復職了。通電說：「……接曹、吳兩巡閱使，齊、馮、閻、蕭各督軍等先後來電，均表贊同（指廢督裁兵問題），曹、吳兩使且於陽日通電首願施行，為各省倡；並齊督軍庚電，具見體國公忠。……元洪憂患餘生，得聞福音，喜極以泣。……謹於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維持秩序。議員陸續入京之日，即為督軍從容解職之時。」
三 伍廷芳內閣流產。奉皖兩系和西南五省對黎的態度。孫中山提出停戰條件。陳光遠兵敗辭職，黎下令廢除江西督軍。盧永祥改稱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北京政府任命大批省長。廢督裁兵問題徹底破產
黎到京就職後，首先寫好命令任命伍廷芳為內閣總理，伍未到任前，派外交總長顏惠慶代理總理。黎的用意倒不是想在舊國會、舊總統之外再點綴一個舊總理來恢復一切舊人舊事（伍是解散國會前的最後一任總理），而是因伍在南方為孫中山所倚重，想通過他的關係促進南北統一。當天有人提醒他，伍廷芳脾氣十分古怪，如果由徐世昌所任命的周內閣副署這道命令，他一定不肯接受。因此，黎又把這道命令擱下來，改派顏惠慶署理內閣總理。
十二日，黎發表兩道命令，第一道命令任命顏惠慶兼外交總長，譚延闓為內務總長，吳佩孚為陸軍總長，李鼎新為海軍總長，張國淦為農商總長，王寵惠為司法總長，黃炎培為教育總長，董康為財政總長，高恩洪為交通總長。第二道命令撤銷民國六年解散國會的命令。這兩道命令完全由黎獨斷獨行，事前並未徵求大軍閥的同意，這是北京政府多年來所辦不到的事情。內務總長本來決定由孫洪伊擔任，後來得到消息，這位以前站在黎的方面與段祺瑞鬥法的政客，現在卻站在孫中山的方面，反對他復職，所以改派譚延闓，而譚也是黎的老朋友和西南方面的有關人物。此外閣員，張國淦是黎的老幕僚，王寵惠、黃炎培是當時的知名之士，董康、高恩洪則為洛方（吳佩孚）所欣賞的舊閣員。用吳佩孚為陸軍總長，是想利用他的威望進行裁兵，並且給他以全國軍權，他就不會留戀巡閱使的地位而為廢督裁兵之梗了。參謀總長本來決定齊燮元，打算把他調到北京來，首先裁撤江蘇督軍，後來吳佩孚竭力保薦李烈鈞，因此改派了李烈鈞。這個內閣完全符合於黎與直系軍閥的共同要求，他們都是要拆南方政府的台來達到全國統一的，因此黎與新閣員都有電報迎接伍廷芳北上組閣。黎還電邀孫中山、張謇、王士珍、靳雲鵬、熊希齡五人到北京來籌商統一問題。吳佩孚除電請孫中山下野外，還邀請伍廷芳、李烈鈞北來主持大計。由於吳帶頭推動，直系軍閥發出了勸孫下野和歡迎西南人物北上的一片呼聲，看上去全國統一不成問題，北方軍閥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通過恢復法統、迎黎復職這套把戲，可以順利得到。
吳佩孚於十三日到北京慶賀總統復職，當天就回到保定去了。
外交團對於直系軍閥所表演的戲法表示欣賞。張作霖也派沈鴻烈為代表到北京，向黎表示贊成恢復法統。皖系盧永祥等雖不承認黎是合法總統，卻也承認他是事實上的總統，打來電報稱為「暫行大總統職權黎」。黎自己的就職通電也不以合法總統自居，皖系承認事實上的總統，他也就滿意了。這些情況，說明奉皖兩系軍閥都有一種妥協傾向，不過他們對北京政府仍然採取半獨立的態度，這是因為北京政府控制在直系的手裡，他們不得不然。
西南各省軍閥早已拋棄了護法的旗幟，主張組織聯省自治政府，對於恢復法統並不感覺興趣，但也不反對黎為總統。吳佩孚早在倡議迎黎復職的時候，開玩笑似的替趙恆惕代出三個主意：（一）與廣東陳炯明、四川劉湘一致，贊成恢復法統；（二）仍然保持自治，對南北採取中立態度；（三）口是心非，搖擺不定（五月三十一日電報）。趙是西南各省首先推行「自治」的人物，吳希望他首先取消「自治」，並且疏通西南「聯治派」採取同一行動。趙對這個問題沒有回答。其實，黎上台後，貴州袁祖銘（六月三日）、四川劉湘（六月八日）、雲南唐繼堯（六月二十八日）和川軍將領劉成勛（第三軍）、但懋辛（第一軍）、楊森（第二軍）及旅長以上軍官（六月九日）都有電報贊成恢復法統，對黎表示擁護。廣東陳炯明雖然沒有直接表示，但在致伍廷芳的電報中（六月十九日）露骨地說：「國會恢復，偽府取消，護法目的已達。黃陂復職，法律之爭，應候法律解釋。非常國會擅舉總統，惡例一開，亂及百世。炯力爭無效，以此獲罪。現惟仗公之力，切勸孫公敝屣尊榮，示天下以無私。」廣東省議會及各團體還有通電贊成統一（六月二十日），這個電報竟稱黎為總統而稱孫為先生。這些情況，說明西南各省軍閥對於直系抱有很大的妥協性，但他們希望召開聯省會議，確立聯治大綱，為百年長久之計。他們同樣害怕直系軍閥「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希望取得割據一省的合理根據，然後贊成統一。
黎發表魚電的第二天，孫中山發表宣言，對直系恢復法統表示嘉慰。他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懲辦禍國罪魁，（二）保障國會安全，（三）實行兵工制。他提出裁兵的具體計劃，全國正式國軍不得超過五十萬人。直系應立即將所部軍隊半數改為工兵，留待停戰協定成立，其餘半數，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如能履行此項條件，則「本大總統當立飭全國罷兵」。同日發表對外宣言，要求「各國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之旨，如承認偽新總統，仍為干涉內政，其結果更劣於承認徐世昌」。又向外報記者表示：「吳佩孚在袁世凱時代打過四川，在段祺瑞時代打過湖南。他現在向我求妥協，在他的誠意未被證明以前，北伐計劃不能終止。」
黎上台後，首先撤銷了對孫中山的通緝令，並於六月十五日下令全國各地一律停戰。這個時候，北伐軍已經改道江西北伐，榆關又發生了直奉軍的戰爭，北京政府的命令當然和以前一樣，沒有人加以理睬。黎認為南北停戰是實現統一的首要步驟，因此派歐陽武前往江西，說服雙方停止戰爭，並且加委孫中山所同意的謝遠涵為江西省長（孫早已任謝為江西省長）。這些措施，首先受到北軍「援贛總司令」蔡成勛的拒絕。
黎每天忙於發電報，邀請孫中山、陳炯明、唐紹儀、李烈鈞、岑春煊、譚延闓到北京來共商大計，並派代表多名分途迎接。內閣問題與統一問題是相互關連的，所以黎一定要伍廷芳做總理，並且邀請一些知名之士及與南方有關的人物來撐持北京政府的場面。六月十五日，譚延闓表示不就內務總長。十六日，黃炎培表示不就教育總長。他們的電報都是打給顏惠慶的，對黎的總統地位似有不承認之意。譚的電報說：「延闓從西南義師之後，不能悖護法政府之主張，為湖南人民之一，當服從聯省自治之主義」。伍廷芳也不直接回答黎，六月二十日發出通電，認為黎的復職沒有根據，不敢苟同，還說他「行將息影家園，再研靈學」。李烈鈞則參加了一個聯名電報，這個電報公開罵黎「叛國」，指他和國會都是直系的傀儡。從以上這些情形看來，黎拉攏西南人物加入內閣以求促進統一的計劃已經沒有指望，而顏惠慶又不肯長期署理內閣總理，吳佩孚也表示不就陸軍總長。黎勸吳如果不能來京，亦可「遙領」，不必堅辭，吳也不肯同意。因此，這個內閣不僅不能起促進統一的作用，甚至本身也是殘破不全的內閣，不為各方所重視。
關於廢督問題，更是一場笑話。首先實行廢督的是江西。原來六月十日自動解除督軍名義的陳光遠，因為北伐軍長驅而入，已經站腳不住，樂得藉此下場。曹錕馬上保薦「援贛總司令」蔡成勛繼任江西督軍。黎打電報給吳佩孚，希望廢督從江西開始，所有贛軍可以歸蔡成勛節制指揮，吳對這個意見表示同意。因此，六月十四日黎自稱以旁聽資格參加國務會議（沒有表決權），建議批准陳光遠辭職，派蔡成勛節制江西各軍，嗣後督軍如果辭職或者出缺，一概不再簡派。這個建議獲得通過，十五日就發布了准陳辭職和派蔡節制江西各軍的命令。十七日又補下了廢除江西督軍的命令。事實上，這位節制各軍的總司令就是「變形易貌」的督軍，吳佩孚的同意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二個實行廢督的是北京政府勢力所不及的浙江。六月十五日，盧永祥邀集浙江省議會及各團體舉行聯席會議，宣布廢除督軍，但又聲明本人並不服從北京政府，廢督後仍以第十師師長名義維持全省治安。接著，浙軍第二師師長張載揚發言，師長與師長之間必須有一個聯繫機構，希望大家進行討論。於是盧永祥結束了這個會議，請各團體在兩天內商定善後辦法，本人一定服從。第二天，浙江各團體通過了「浙江軍務善後辦法大綱」，這個大綱規定設立兵工督辦一人，仍推現任督軍擔任。同一天，浙軍第二師師長張載揚、北洋軍第四師師長陳樂山、浙軍第一師師長潘國綱聯名推舉盧為浙江軍務善後督辦，浙江各團體通電贊成。二十日，盧宣布接受新職，並公布「善後綱要」七條，主要為：「自廢督後，浙江境內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軍制之恢復並變相督軍制之發生。如其假借名義侵入本省，當本諸民意，力圖抵抗。自廢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維持原狀。」
盧永祥曾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先倡議廢督。現在廢除督軍而改稱督辦，一字之差，名異實同。盧宣布廢督是對北京政府的變相獨立，如果北京政府敢於變更浙江現狀，他就採取武力對抗，因此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軍閥的極大忿怒，準備用兵浙、滬，剷除皖系軍閥的殘餘勢力。曹、吳電請北京政府裁撤淞滬護軍使，改設上海鎮守使歸江蘇督軍管轄，新任海軍總司令杜錫珪準備裝載蘇軍六千人在上海登陸，因此盧永祥、何豐林在上海頒布了戒嚴令。黎害怕用兵上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主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時，曹、吳也鑒於孫皖奉三角聯盟的軍事力量相當強大，便又終止了用兵計劃，反而授意齊燮元、杜錫珪向盧永祥、何豐林解釋誤會，江浙風雲就是這樣平息下去了。
另一贊成廢督的是張作霖。他也承認事實上的總統，有信給黎贊成廢督裁兵。事實上，東三省已經沒有督軍這個名稱，他用「保安總司令」名義行使三省的統治權，孫烈臣、吳俊升則用「保安副司令」名義行使吉林、黑龍江的統治權。奉直兩系成立停戰協定後，黎打算叫張作霖用「鎮威上將軍」名義「辦理東三省軍務善後事宜」，這也就是承認他是事實上的東三省巡閱使，而發表這樣一道命令，在形式上東三省就成為北京政府的管轄區，廢督的省區又多了三個，黎的臉上似乎光彩得多。但因不能打通吳佩孚這一關，這道命令沒有發表。
關於廢督裁兵的問題，吳佩孚主張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幾個軍區，實際上軍區長就是「變形易貌」的巡閱使，黎已在魚電中表示反對，未便接受。由於全面廢督問題有困難，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正當其時，曹錕打來一個電報，認為督可廢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軍深入江西，奉軍仍圖再舉，各省「土匪」橫行，裁兵必須推遲進行。這個電報一到，裁兵命令又擱淺了。
由於督不能廢，兵不能裁，吳佩孚不肯接受陸軍總長，黎遂在國務會議上建議設立全國裁兵委員會，以北洋派王士珍為委員長，南方李烈鈞為副委員長。這個建議後來並未實現，因為內定的兩個委員長都不肯前來就職，即使他們願來，裁兵問題也是行不通的。
後來黎畢竟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對於兼任省長的督軍，裁去督軍，存留省長，就用省長名義辦理一省的軍務善後；對於不兼省長的督軍，改派為督理軍務善後事宜。他打電報勸閻錫山辭去山西督軍，專任山西省長；又召見新疆駐京代表，叫他勸楊增新辭去新疆督軍，又擬派馮玉祥為蘇、豫、皖「剿匪」總司令而將河南督軍一職裁撤。不料山西和新疆都沒有肯定回答，齊燮元反對江蘇劃入「剿匪」區域，這些命令又都不能發表了。
從六月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為直隸省長，張紹曾為陝西省長，張其鍠為廣西省長，王永江為奉天省長，湯薌銘為湖北省長，王瑚為山東省長，韓國鈞為江蘇省長。原任直隸省長曹銳是曹錕的兄弟，高凌霨不敢取而代之，因此黎又改派有兵權的王承斌繼任。這些命令，事前並未徵求各省軍閥的同意，而黎的錦囊中「廢督留省長」的計劃，已經泄露出去，各省軍閥為了保留省長兼職作為將來廢督的退步，於是紛紛嗾使各團體出面來反對新任命的省長，這七位新省長除王承斌和韓國鈞外，其餘五位都不能到任。
到了這時候，廢督問題已經徹底破產，但是曹、吳還一再來電保舉蔡成勛繼任江西督軍。黎既不敢拒絕，又不願把江西一省僅有的廢督成績化歸烏有，於是心生一計，用參陸辦公處的名義派蔡「督理江西軍務善後」。這個辦法還是從盧永祥學來的，盧廢除督軍改稱「軍務善後督辦」，督辦和督理只有一字之差。
廢督問題，西南各省做得較為徹底，他們不僅早已廢督，而且有些省廢除了「變形易貌」的總司令，由省長主持一省的軍民兩政。但是那些坐在省長位子上的，正是以前的督軍或總司令，實際上是省長督軍化，只是在形式上與黎的「廢督留省長」計劃不謀而合而已。
關於裁兵問題，同樣徹底破產。曹、吳電保靳雲鶚升任第十四師師長（旅擴充為師），周蔭人升任第十二師師長（原由陳光遠兼任，陳已下台）。黎認為公開發表違反裁兵原則，改由陸軍部批准備案，這個問題也就用「掩耳盜鈴」的方法解決了。
四 直系保、洛兩派初步「分家」。吳佩孚由保定回到洛陽
北洋軍閥有一個習慣，做到督軍可以稱「帥」，做到督軍以上可以稱「大帥」。以前稱「大帥」的，前後只有張勳、曹錕、張作霖三人。後來吳佩孚也稱起「大帥」來，於是曹錕改稱「老帥」，以示比大帥更高一等。自從直系戰勝奉系以來，吳在保定發號施令，並不回到洛陽，而來到保定的人都是只知有大帥而不知有老帥的，曹錕酸溜溜地有些難受。黎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與吳在光園[4]密談，並不重視曹錕，就匆匆回到天津去了。當時曹錕正因黎發表魚電大為氣忿，他的身邊人乘機挑撥說，吳執意不讓老帥做總統，是自己想做總統，因此捧出老黎來擋老帥的駕。曹錕的親信人物有曹銳、邊守靖（直隸省議會議長）、夏午詒（顧問）、熊炳琦（參謀長）、王毓芝（秘書長）等。曹錕的私人財產就是由曹銳經營管理的，而曹銳的兒子兼祧兩房，他們的關係比一般兄弟更為親密。可是吳佩孚最看不起曹銳，當他到天津布置追擊奉軍任務的時候，直隸各團體向他請願撤換省長，他答應一定把這些意見帶給老帥，後來曹銳果然不能回任，因此恨吳刺骨。曹銳經常在曹錕的耳邊進讒言，說吳獨斷獨行，目無長上，將來一定會爬在咱們的頭上。「部下雖親，究竟不及自己的兄弟親」，所以曹、吳之間開始有了一道鴻溝。
黎屢次電召曹錕到北京見面，曹都託詞有病不肯前往。吳單獨進京慶賀總統復職，大為曹所不喜。吳推薦自己的秘書孫丹林做公府副秘書長兼內務部次長，目的在於監視黎，不讓再有類似魚電的主張發表。這位秘書經常拿吳大帥的威風嚇唬人。財政總長董康、交通總長高恩洪號稱洛系（吳系）紅員，遇事請示吳而不請示曹。曹對這三個人都很不滿意。高恩洪和孫丹林都是吳的蓬萊同鄉。高由電務生做到吳的電務處長，吳在戰勝奉系後初次到天津時，高到車站迎接，吳當面允許提拔他做交通總長，不料北京政府已經根據曹錕的保舉任命高凌霨為交通總長，吳就向普表示，希望調高凌霨另一位置而將交通總長讓予高恩洪，藉以維持本人的信用，曹答應照辦。六月十七日，董康、高恩洪到保定來，向吳密報曹汝霖在交通總長任內有經手款項二千萬元沒有底賬，請示如何處理，吳叫他們呈請總統依法嚴辦。十八日他們回到北京後，除由董康密呈總統外，並在國務會議上提出，下令警察廳逮捕曹汝霖，並看管其私人財產及住宅。但因曹汝霖不在北京，警察並未捉到。這一案件，顏惠慶主張慎重處理，黎卻同意迅速交辦，顏認為總統侵越內閣職權，氣得提出辭職，因此又於二十一日移交法庭處理。這樣一樁重大案件，曹錕事前竟一無所知。當董、高兩人來到光園的時候，曹、吳兩人正在聊天，高竟請曹先退，要跟吳單獨談話，曹氣得站起身來大聲地說：「總長的話我當然要聽，可是光園是我的地方，我應當有來去的自由」。說罷，他就氣沖沖地走了。後來，他在報上看見了逮捕曹汝霖的消息，便叫手下人召吳前來詢問底細。吳已就寢，衛士不敢進房呼喚，曹等了半晌不見到來，不禁勃然大怒，便又派人前往光園，一定要把吳找到。吳到後問曹：「老帥有什麼重大的事情，這樣性急要找我」。曹竭力按下心頭的怒火，諷刺地說：「你現在也是大帥了，哪裡還有工夫來理我！」吳才知道曹的火氣十分旺盛，只得陪著苦笑說：「我如果做錯了什麼，請老帥用軍棍責打我，不要氣壞了自己的身體」。
吳在保定再也待不下去了，七月一日他回到洛陽，臨行通電錶示了「不干政」和「一切服從曹使」的態度。
五 北伐軍占領贛南各縣。陳炯明部圍攻總統府，逼迫孫中山下野。北伐軍回師靖難失敗，分向福建、湖南退卻。孫中山離粵赴滬
四月下旬孫中山回到廣州後，「陳家軍」堅決要求復任陳炯明為廣東總司令，這是大元帥威信所關的問題，當然不能接受。但是為了避免引起衝突，孫中山承認陳炯明可以用陸軍總長名義接收總司令職權，並指定肇、陽、羅、高、雷，欽、廉及梧州等地為「陳家軍」的防地，派葉舉為粵桂邊防督辦以統率之。這個問題得到陳炯明的同意後，滇桂各軍開到韶關，改道江西北伐，廣州由第三師駐防。孫中山派古應芬等到惠州迎接陳炯明回省接收總部職權。陳有電向孫請假，對陸軍總長一職不再推辭。
孫中山對陳作了重大讓步，又相信他不會「造反」，因此五月六日偕同胡漢民、許崇智出發韶關，並在當天下了總攻擊令。八日，北伐軍在南雄與贛南鎮守使岳兆麟部開始接觸，同時得到奉軍戰敗的消息，李烈鈞電勸張作霖切勿氣餒，堅持待援。
從五月中旬到下旬，北伐軍以破竹之勢先後占領南安、新城、崇義、信豐、虔南、龍南等縣，但是廣州卻落在「陳家軍」的手中。原來，葉舉等並不接受孫中山的命令，五月八日率領「陳家軍」全部回抵肇慶。十日，孫中山電令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營命令，各軍不得開進廣州。「陳家軍」哪裡肯聽，十八日回到廣州，提出了「清君側」「除宵小」等口號，其攻擊對象為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等。二十二日，葉舉等公開電請復任陳炯明為廣東總司令兼省長，罷免胡漢民，魏邦平在電報上列了名。孫中山採納了汪精衛等妥協分子的建議，允許陳在北伐軍中路聯軍總司令、粵桂聯軍總司令、兩廣軍務督辦三職中選擇其一，並派汪到東江與陳當面接洽。但是葉舉等堅決要求陳恢復廣東總司令，不贊成其他任何名義。二十七日孫中山下令，「陳炯明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對這個命令不置可否，但有電報回答說，已飭葉舉等回防，並以人格生命擔保葉舉等必不發生軌外行動。
陳光遠戰敗後，四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府派蔡成勛為「援贛總司令」，率領所部第一師及河南暫編第一師常德盛部開往江西增援。蔡是曹錕的把兄弟，而陳光遠在湘鄂戰爭和奉直戰爭兩個時期，首鼠兩端，因此曹、吳蓄有以蔡代陳之意。
「陳家軍」回廣州後，桂系殘兵敗將死灰復燃，梁華堂占領桂林，林俊廷、韋榮昌占領南寧，李宗仁占領貴縣，賁克昭占領潯州，陸雲高占領武鳴，劉達慶占領藤縣。孫中山派劉震寰為廣西綏靖處督辦，該部只能保守梧州一隅之地。
「陳家軍」在廣州派捐籌餉，明搶暗劫，廣州秩序大受破壞。六月一日，孫中山由韶關回到廣州，打算召集葉舉等當面談話，解決軍餉和移防問題。葉舉不願見孫的面，先一天離開廣州到石龍去了。孫對此非常忿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陳策開炮轟擊「陳家軍」，又因妥協分子竭力勸阻而罷。
六月十二日，孫中山召集廣州各報記者舉行談話會，表示了對「陳家軍」的態度。他說：「我北伐的目的，在於打破北方武人的專制，不料廣東軍人武武相護，反對北伐。陳競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對北伐可能由於政見不同，他的部下反對北伐卻是為了擁護武力。我出兵八月沒有獲得進展，問題在於武人專制，在後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於湘趙表示服從成為我們的友軍，我們必須走到岳州才能遇見敵人，而出兵江西，走出廣東一步就可以遇到敵人。不料陳競存疑心改道是為了對付他們。我由廣西回到廣州後，北伐軍乘車向北江出發，陳競存才知道我並無不利於他的企圖。但是陳家軍由南寧開回，在潯州舉行秘密會議，歃血為盟，他們一定要恢復陳總司令的職權，否則誓不罷休。他們經過肇慶、三水、河口開到廣州，其兵力共有六十營。這時，北伐軍義憤填膺地請求回師平亂，我勸他們按照原定計劃繼續北伐，後方問題由我負責處理。我回到廣州已有十多天，而陳家將沒有一個人前來見我，卻用兵威向我索討軍餉。他們口口聲聲說我不應當罷免他們的總司令。應當知道，廢督裁兵是我回到廣東定下來的大政方針，總司令是變相的督軍，陳總長沒有反對裁撤總司令的任何理由。而且總統有用人行政之權，任何人也都不能加以反對。但我仍然委曲求全，派陳競存以陸軍總長兼辦兩廣軍務，做到仁至義盡，而陳家將張牙舞爪沒有改變。我如果沒有把握，決不會自己投入到六十營軍隊的大包圍中。這種無紀律的軍隊必須裁汰。我為了保全廣州秩序，今天特請輿論界前來講清道理，希望你們在十天內將陳家將在廣州的種種不法行為儘量揭露，然後誥誡他們全部移駐廣州城外三十里，聽候寬大處理。否則我一定要順從人民的意見，加以驅逐。你們叫我孫大炮，我就是孫大炮！我以前炮打過莫榮新，今天可以用同樣手段對待陳家將！」
孫中山發表演說後，第二天「陳家軍」就在白雲山一帶宣布戒嚴，葉舉等紛紛由東江回到廣州。十四日，他們在葉舉的總指揮部舉行秘密會議。十五日，孫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陳的廖仲愷在石龍被扣。十五日晚間，葉舉等發出通電，請孫中山實踐其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並派兵圍攻總統府，孫化裝走到海珠海軍司令部，與海軍司令溫樹德同登楚豫軍艦。十六日，葉舉在廣州城張貼布告：「國會恢復，護法告終；粵軍將士，一致贊同。請孫下野，表示大公。諸色人等，安居勿恐。」十七日，孫中山親率永豐、永翔等艦駛入白鵝潭，炮擊白雲山葉舉的總部和觀音山洪兆麟的司令部，開炮後各艦駛回黃埔。同日，魏邦平、伍廷芳[5]偕往黃埔謁孫，孫命第三師協助海軍收復廣州，但魏按兵不動。十九日，孫電令北伐軍迅速回師靖難。廣東省議會和各團體舉行聯席會議，議決贊成統一，歡送孫中山下野，迎接陳炯明回省，電請孫、陳雙方停止戰爭。海軍總長湯廷光要求各艦勿向廣州開炮。二十一日，海軍與「陳家軍」妥協，湯廷光、葉舉、魏邦平三人以陸海軍的聯合名義布告安民，籲請「孫公下野」。
孫中山由韶關回廣州後，北伐軍與北軍第十二師及洪兆麟部發生了贛州的爭奪戰。六月五日，北伐軍占領贛州，北軍一萬五千人退至吉安大肆搶劫，即向樟樹潰走。英、美軍艦曾由九江開往吉安保護僑民。六月八日，陳光遠向北京政府辭職。十三日，蔡成勛行抵南昌，即在吉安、新淦、樟樹設立三道防線。北伐軍在北軍陣地內查獲陳炯明與陳光遠相約夾攻北伐軍的往來電報，十五日韶關大本營開會討論，決定乘勝直趨南昌，暫不回師廣州。十九日，北伐軍占領萬安、太和，前鋒距離吉安僅有數十里。他們接到孫中山「回師靖難」的電令，六月二十六日開始回師，七月十日分兵兩路進攻韶關、翁源，十八日占領翁源。「陳家軍」楊坤如、翁式亮兩部開到韶關增防，陳炯明電請福建李厚基出兵夾攻北伐軍，孫中山也電令張開儒部滇軍迅速由柳州開駐梧州，以便與北伐軍會師廣州。到八月四日「陳家軍」占領南雄後，北伐軍才分作兩路退卻，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三部繞道江西退往福建，滇軍朱培德部繞道湖南退往桂林。八月九日，孫中山接受沙面英國領事的建議，乘坐英艦摩汗號到香港，十日乘坐俄羅斯皇后號輪船赴上海。
陳炯明於八月十五日回到廣州，九月十六日復任廣東總司令。
六 西南「聯治派」建議召開聯省會議，吳佩孚指使沈鴻英等通電反對。川湘兩省內爭激化。廣西混戰不停
南北兩總統被迫下台後，由於南北軍閥存在「中央集權」（大軍閥控制中央）與「地方分權」（小軍閥割據地方）的矛盾，和平「混一」仍然不能實現。
當時西南六省的情況是，除貴州袁祖銘、廣西林俊廷與吳佩孚早有勾結外，廣東陳炯明、湖南趙恆惕、雲南唐繼堯、四川劉湘都不反對恢復法統和黎元洪復職，但是必須取得制定省憲的切實保障，才肯服從北京政府。六月八日，唐繼堯通電贊成迎黎復職及恢復法統，主張召開南北各省聯席會議解決省憲問題，六月二十九日又通電提出聯省自治為解決時局的唯一辦法。七月一日，趙恆惕致舊國會的電報，提出「國會自由集會，首在完成國憲，並予各省以自由制憲之權，或納省憲大綱於國憲之中」，另有長函向曹、吳暢論「聯邦制對中國有利無害」。劉湘、袁祖銘都有電報稱「黎大總統」，但也主張召開聯省會議，把恢復法統與聯省自治運動兩個問題統一起來。
國會和黎元洪方面，對聯省自治運動並不表示反對。國會議長王家襄等回答趙恆惕的電報，同意他的意見，後來國會憲法審議會通過「省之事權取概括主義，中央事權取列舉主義」（八月十九日），又通過（一）各省於不牴觸國憲範圍內得自製省憲，（二）地方制度章內應規定關於省憲各原則（八月二十六日）。七月一日，黎也下令表示尊重地方自治，並稱：「國會將來制定憲法，所有中央與各省權限，必能審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憲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實施行。」
反對直系的三角聯盟，自奉系和孫中山在軍事上先後失敗以來，也都傾向於利用自治潮流以抵抗直系的武力統一政策。孫中山一再宣言「尊重自治以發紓民力」，但是反對以軍閥割據為實質的假自治。皖系軍閥盧永祥冒充浙江人，李厚基也冒充福建人，力求把他們的個人權位與地方自治精神翕合無間，以便久於其位。張作霖除在奉天籌備制憲外，並提出先行實現東三省聯省自治的主張。
關於聯省會議問題，陳、趙、唐三人都想在八月一日國會開會前召開，盧、張二人也都表示贊成。會議地點，以章太炎、譚延闓為首的在野「名流」主張在長沙召開，趙、陳二人為了避免直系的武力干涉，主張在上海召開，川、滇、黔三省則主張在重慶召開。各省交換意見後，一致同意在上海召開，西南六省派有代表在上海組成了一個促進省憲的團體，但未正式宣布開會。
這是湘軍「援鄂」失敗後又一次出現的聯省自治運動高潮。這個運動與吳佩孚的武力統一野心是不能相容的。七月四日，他在致蔡元培的電報中說：「川湘借自治之幟以抗中山，中山下野，此因已不存在。……豪強割據，部落稱尊，又附會分權之說以自飾其亂。」七月七日在致唐繼堯的電報中又說：「但求自治之實，不必冒聯省之名。」他自戰勝湘軍以來，學了一個乖，就是對於自己的政治主張，教唆別人先開頭炮，自己留在後面打接應，如召開廬山會議叫張紹曾提出，恢復法統和南北總統同時下野叫孫傳芳提出。這次他物色了沈鴻英為代言人，於八月十八日首先通電反對召開聯省會議。接著，蕭耀南、馮玉祥、孫傳芳、陸洪濤、田中玉和吳自己都有電報贊成沈的意見，痛斥聯省自治為莠言邪說，認為一切問題可由國會解決，並無召開聯省會議的必要。由於直系出面干涉，加以西南內部又有暗潮，聯省會議就開不成了。
除廣東問題已見上文外，西南五省內部情況如下。
湖南譚、趙兩派的鬥爭，是隨著南北局勢的變化而變化著的。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湖南省議會改選揭曉，趙派政黨民心社和林支宇派政黨湘社共占有一百〇九議席，譚派政黨民康社僅占有五十餘席，因此譚派軍人、第六混成旅旅長陳嘉祐在郴州通電揭發選舉舞弊情形，並有召集舊省議會在郴州舉行非常會議的傳言。這個時期，奉直戰爭勝負未決，北伐軍改道江西北伐，陳嘉祐又一次通電主張湘軍乘機收復岳州，譚派軍人宋鶴庚、謝國光、吳劍學、蔡巨猷和中立派軍人魯滌平一致表示贊成。趙召集軍事會議解決這個問題。在會議上，魯滌平竭力主張進攻岳州，趙派軍人鄒序彬發言反對，鄒是魯的直屬旅長，魯因影響自己的威信忿而辭職，宋、謝、吳等都代為不平。這個問題表面上是意氣之爭，實際上卻是譚、趙兩派鬥爭的具體化。但是兩派都顧慮到湖南發生內訌，岳州直軍就將乘機進攻長沙，因此雙方表示讓步，趙建議約請川軍同時出兵，以免湘軍單獨作戰，並將鄒調任另一職務以緩和湖南內部的政潮。當川軍回電願意採取一致行動時，奉直戰事勝負已分，進攻岳州的問題當然談不到了。
五月下旬，孫中山直接命令湘軍謝、吳、陳三旅出兵江西，陳嘉祐接受了孫所任命的援贛湘軍第一路司令，並將所部移駐蓮花。這一事件引起了吳佩孚、孫傳芳的嚴詞質問：「湖南既然在南北戰爭中採取中立態度，為什麼還有一部湘軍加入北伐軍？」同時，吳佩孚調沈鴻英軍由平江開往江西援助北軍，李烈鈞也提出質問，認為湘軍並不阻止沈軍入贛，是對北伐軍的不友好行為。
湘軍要求收回岳州，如果吳佩孚堅決拒絕，就有將湘軍逼上梁山的可能。因此吳向趙恆惕提出以湖南贊成統一為交還岳州的條件，但湘軍不得進駐，岳州由警察維持秩序。七月一日，趙通電贊成統一，但仍主張採行聯邦制，並聲明湖南仍為自治省區。七月二十七日，岳州直軍撤往河南，吳一再電催湖南取消自治，趙決定提前省長的選舉，以避免北京政府的任命。
當北伐軍未決定改道前，趙在郵電中查出譚延闓準備回到湖南奪取政權的密件，便假惺惺地函請譚回湘主政，自己願意下台。不久北伐軍改道江西，趙的地位穩固了，譚又派人向趙解釋誤會，聲明本人決無再上台的野心。
北伐軍回粵靖難失敗後，陳嘉祐旅又由江西開回郴州，同時滇軍朱培德、贛軍李明揚等部也由宜章開入湘南藍山、臨武、嘉禾、寧遠一帶。陳嘉祐恃有友軍為其後援，又有譚派軍人響應，公然發出了迎譚倒趙的電報。這個時期，南北局勢都有利於趙，譚派軍人不敢發動，朱培德等也在湖南政爭中表示中立。趙派兵討伐陳旅，並且歡迎在郴州養病的李烈鈞來到長沙就醫。隨後陳旅分別由譚派軍人吸收，滇軍也由永州開往桂林。李烈鈞到長沙的時候，受到趙的熱烈歡迎，不久他就轉道到上海去了。
從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譚、趙兩人競選省長的場面非常緊張。九月十日趙以多數票當選。此後他就放棄了湖南總司令的頭銜，以「民選」省長主持軍民兩政，成為一個「變形易貌」的督軍。
同一時期，四川也有熊、劉兩派的鬥爭。川軍第一軍（軍長但懋辛）屬於熊克武派，第二軍（軍長原為劉湘，後由第九師師長楊森升任）屬於劉湘派，第三軍為中立派（軍長劉成勛）。直奉戰爭時期，湘軍約同川軍出師武漢，四川各軍代表在重慶開會，決定請劉湘帶兵進攻湖北，熊克武帶兵進攻陝西，而以楊森、劉成勛代理總司令、省長兩職。但因直奉戰爭迅速結束，這個計劃不能實現。劉湘因為一、三兩軍聯合劉存厚舊屬鄧（錫侯）、田（頌堯）、劉（斌）等部組織「同盟軍」對抗二軍，便於五月十四日自動辭職以避其鋒。
七月八日，一、二兩軍在合州、忠州、墊江、萬縣一帶發生接觸。十日，成都軍事會議選舉劉成勛為總司令兼省長。戰事發生後，二軍推舉在酆都休養的劉湘為靖衛軍總司令，劉湘卻以「調人」姿態勸告一、二兩軍停戰息爭。二軍接連占領墊江、大竹等縣，並向一軍軍部的駐在地綏定進攻。十一日，三軍將領及鄧、田、劉等聯名通電痛斥楊森，並分兵兩路援助一軍，東路以賴心輝（也是劉存厚舊部）為總指揮集中資州，北路以鄧錫侯為總指揮集中遂寧。由於二軍主力在忠縣、墊江、梁山、大竹一帶與一軍作戰，鄧、賴兩部乘虛由資州、內江進攻瀘州，一軍也由綏定乘勢反攻。十六日，楊森通電願意停戰議和，退回重慶。八月七日，三軍占領重慶，二軍向川鄂邊境退走。
川軍內部的鬥爭，往往是強者受到其他勢力的聯合進攻，而今天的友軍，明天又可以成為敵軍。上次戰爭是一、二兩軍聯合驅逐劉存厚，這次戰爭是一、三兩軍與劉存厚舊部聯合攻擊二軍。楊森與吳佩孚本來早有勾結，當四川內戰爆發的時候，吳電令盧金山率領北軍第十八師開進夔州，並令吳新田率領北軍第七師由陝西入川援助楊森。由於二軍失敗得太快，第七師尚未開動，第十八師折回湖北，楊森殘部也退往利川、建始一帶。又因駐宜昌的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並不積極奉行吳佩孚的武力「援川」政策，所以在八月二十六日一軍占領夔州以後，川鄂兩省維持了一個短暫的休戰時期。
川湘兩省多事之秋，雲南政局比較安定。唐繼堯改任各軍長為鎮守使後，廢除軍師編制，以團為單位直屬總部，全省共有兵力二十團。七月二十七日，唐又取消靖國軍總司令名義，以雲南省長主持一省軍民兩政。
袁祖銘也於八月十二日廢除定黔軍總指揮名義，改稱貴州省長。
同一時期，廣西形勢最為混亂。盧燾在慶遠與谷正倫會師後，自稱黔桂討賊聯軍總司令。廣西境內滇軍共有兩起，一起是由雲南繞道貴州進入慶遠、長安的顧品珍殘部，由張開儒統率；一起是由廣東北江繞道湖南進入桂林的中央直轄滇軍，由朱培德統率。桂軍也有三起，一起是以林俊廷為首的「廣西自治軍」，其根據地在南寧，經常在桂北柳州一帶與滇黔軍發生拉鋸戰；一起是劉震寰所統率的中央直轄桂軍，駐防梧州；一起是由江西繞道湖南，驅逐滇軍，占領桂林的沈鴻英部。兩起滇軍本擬聯合起來回師雲南驅逐唐繼堯，但因桂北混戰不停，他們內部的意見也不一致，這個計劃不能實現。九月十日，林俊廷迎接陸榮廷回到南寧。北京政府曾任命陸榮廷為廣西邊防督辦，沈鴻英為桂林鎮守使，企圖把林、陸、沈三部桂軍的力量集中起來，並取得唐繼堯、袁祖銘的協助，將廣西境內的滇黔軍勢力全部消滅，以便納入北京政府的勢力範圍內。但因陸、沈二人不合作，這個計劃也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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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承斌字孝伯，吳景濂字廉伯。他們二人是表兄弟，又都是奉天興城縣人，當時稱為「興城二伯」。
[2] 李厚基本屬皖系，田中玉、劉鎮華都是投機軍閥。直系戰勝後，他們只得跟在直系後面搖旗吶喊，藉以保全地位。但李厚基仍與皖系保持舊有關係。
[3] 魚電所說的都是標榜自己的鬼話。根據當年事實，黎並非自動前往北京，而是在段祺瑞的監視下被逼上火車的。黎發表廢督裁兵和軍民分治的電報，也並非出自本人的主張，而是袁世凱授意叫他這樣做，其目的在於加強個人獨裁，避免「藩鎮」之禍。
[4] 曹錕自稱生平慕戚繼光之為人，在保定築有光園，用以招待來賓。
[5] 伍廷芳於6月23日在廣州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