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笫二十六章 中央集權和地方割據的矛盾
一 段內閣縮小省區和全國裁兵的計劃。段分化西南的陰謀和西南軍閥的擴張政策
從前袁世凱授意黎元洪發出主張軍民分治和廢督裁兵的電報，這個建議雖然受到各省軍閥的反對，但也有人響應。因此黎博得了首倡裁兵廢督的虛名。現在黎自己做了總統，很想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表上來。他雖是別人的傀儡，但不甘以傀儡自居，還主觀地認為，依靠自己的「聲望」和「誠意」，可以辦到袁世凱所不能辦到的事情。
關於裁兵問題，黎段意見一致，因此北京政府在軍務院撤銷後發出「收束軍隊」的號召，責成各省軍事當局將以前派出作戰的軍隊撤回原防，並著手編遣各地民軍以及自戰事發生以來新擴充的隊伍。全國軍隊均須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但是，黎段兩人對裁兵問題在方法上和目的上顯然不同。黎的方法是全國普遍裁兵，對南北軍閥並不厚此薄彼；段的方法是要大裁南方的軍隊，對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軍則不願裁減甚至還想加以擴充。黎的目的：總統和內閣總理分權分工，總統以「陸海軍大元帥」管理軍事，內閣總理專管政治，軍權集中於中央就是提高總統的權力，使總統在實際上具有指揮全國軍隊和任免全國軍事長官的大權；段的目的：全國軍權應由陸軍部掌握，所謂「中央」是指責任內閣制的中央，並不包括總統的權力。
段擬就了一套裁兵計劃：全國陸軍規定為四十師，每師一萬人，另編二十個獨立旅，每旅五千人，合共五十萬人。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規性質的警備隊，但全國警備隊不得超過二百營，每營五百人，合共十萬人。陸軍和警備隊的區別是：陸軍有一定的番號而無固定的防地，可以調來調去，警備隊則以維持地方治安為職責，其調動範圍不出省境。事實上，這個計劃就是從清政府一直到袁世凱執政時期所採取的「強幹弱枝」的老辦法，把全國軍隊劃分為中央軍與地方軍，規定中央軍為正規軍，地方軍為非正規軍；中央軍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地方軍，在質量上（包括軍餉軍械）也大大優於地方軍。
在北京政府整編全國軍隊的時期，北洋軍大多已經有了番號，而西南各省軍隊則被列入「暫編」性質，如××省暫編陸軍第×師之類。「暫編」意味著整編尚未完成，將來可以編為中央軍，也可以編為地方軍。這就說明北洋軍將來隨時可以調往各省駐防，而地方軍的命運是懸而未決的，無疑地這是一個以北洋軍統治全國的計劃。
段知道廢督的問題是行不通的。當袁世凱威權極盛的時候，曾經變更都督的名稱為將軍，曾經計劃過廢省改道以削弱地方軍閥的權力，後者由於各省軍閥表示反對而成為畫餅。此時南北各省軍閥的力量又有了新的發展，段不願徒勞無功地重彈這個老調，他想出一個比廢省改道更為取巧的辦法，擬將全國行政區劃大加改革，縮小現有省區，全國劃分為更多的省，這樣，就可以避免廢省改道之名，而有廢省改道之實。北京內務部曾根據段的指示，制定了全國共劃分為四十九個省和五個特別行政區的計劃，惟東三省因外交關係，暫不變動。
儘管段的辦法想得巧妙，但是各省軍閥對利害切身的問題不會沒有感覺，這個縮小省區的計劃，首先又碰到北方軍閥的反對，不能實現。
段在南北統一「實現」的初期，還想繼續保持北洋軍留駐西南境內（例如川、湘兩省）的既成局勢，只是由於四川的北軍陷於孤立，他才被迫放棄四川，撤退川東北軍。所謂放棄也是一時的策略，在退卻時就布置了新的計劃，準備捲土重來。在北洋軍能夠不撤退的地方，他決不放棄尺寸之地。同時，他對西南各省又採取了分化政策，為北洋軍製造自外而入的有利條件。
段內閣裁減南方軍隊的計劃也並未獲得成功。西南各省軍閥對待北京政府採取了一種貌合神離的態度，仍然截留稅款，招兵買馬，儼如獨立王國。西南大軍閥在裁兵善後時期還採取了向外擴張的政策，例如滇系軍閥唐繼堯在討袁戰爭十分吃緊的時候，不肯派兵增援四川，而在戰爭結束以後，卻又調動大批滇軍去搶四川的地盤。唐繼堯的擴張政策，曾經引起蔡鍔的極大反感[1]。桂系軍閥利用李烈鈞的滇軍反抗龍濟光，乘機把廣東納入它的勢力範圍。此外，西南各省實力較小的軍閥，當然沒有力量向外擴張，他們便授意省議會或地方團體提出「地方自治」，要求將省制列入憲法，規定省長民選，甚至還建議採行聯邦制以代替單一的國家制度。這個主張是對中央集權的反擊[2]，同時又是小軍閥防止鄰省大軍閥侵入的一種自衛手段。
北京政府號召各省收束軍事，不但南北軍閥置若罔聞，就是從來以筆桿子為武器的進步黨也在做著「槍桿萬能」的夢，想在西南地區建立他們的私有武力。梁啓超在致其黨徒的信件中早就道出他的心事：「吾儕自命穩健派者，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吶喊，故無往而不為人所劫持，無時而不為人所利用。」他想假手於蔡鍔、戴戡在川、滇、黔三省建立進步黨的武力基礎，把進步黨造成為一個有實力、有根據地的政治集團，以便在中央爭取更大的政權。由此可見，他在反袁初期與蔡鍔相約「功成身退」的話[3]是靠不住的。
當南方軍務院撤銷時，進步黨的軍事力量主要分布於四川、貴州兩省，此外通過岑（春煊）、陸（榮廷）兩人的關係，在廣東也有一些根基。與進步黨及地方軍閥合作討袁的國民黨也在湖南、廣東兩省占有一些勢力，其主力在廣東。孫中山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僅在山東和廣東兩省發展了為數不大的中華革命軍。在此時期，由於國民黨在政治上早已分化，在軍事上又只建立了幾個孤立據點，北京政府認為國民黨已經成為歷史上的名稱，它就公開在全國某些城市（主要在上海）編造黨人名冊，按名給資遣散，而國民黨對此也並無表示。
二 各省軍民長官更名為督軍、省長。馮國璋、張勳互爭防區。各省軍閥反對軍民分治
七月六日，北京政府發表命令，各省將軍、巡按使改名為督軍、省長，並發表任命名單如下：奉天督軍張作霖兼署奉天省長；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山東督軍張懷芝，署省長孫發緒；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山西督軍閻錫山，省長沈銘昌；江蘇督軍馮國璋，省長齊耀琳；安徽督軍張勳，省長倪嗣沖；江西督軍李純，省長戚揚；福建督軍李厚基，署省長鬍瑞霖；浙江督軍呂公望兼署浙江省長；湖北督軍王占元，省長范守佑；湖南督軍陳宧兼署湖南省長；陝西督軍陳樹藩兼署陝西省長；四川督軍蔡鍔兼署四川省長；廣東督軍陸榮廷，省長朱慶瀾；廣西督軍陳炳焜，省長羅佩金；雲南督軍唐繼堯，省長任可澄；貴州督軍劉顯世，省長戴戡；直隸省長朱家寶兼署直隸督軍；黑龍江省長畢桂芳兼署黑龍江督軍；甘肅省長張廣建兼署甘肅督軍：新疆省長楊增新兼署新疆督軍。
同一天，任命龍濟光為兩廣礦務督辦，湯薌銘為廣東査辦使；李烈鈞授以勛二位和陸軍上將銜，「著即來京另候任用」；陳宧未到任以前，以陸榮廷暫署湖南督軍；陸榮廷未到任以前，以龍濟光暫署廣東督軍。
這些命令就是段內閣用以分配各省軍閥權力地位和實現南北「統一」的具體措施。
這些命令像以前袁世凱所發表的廢除各省都督、改設將軍的命令一樣，具有一些「弦外之音」。
第一，都督和將軍兩種名義都被廢止了，但是又在兩種名義之中各抽出一個字，合起來創造了「督軍」的新名義。這是又一次「換湯不換藥」的花樣。
第二，無論帝制派與反袁派，在台上者與新被逐者，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安排，人人「各得其所」，沒有一個軍閥是被遺棄了的。
第三，只有少數省是以督軍而兼署省長的。「署」是臨時性質，這說明北京政府正在逐步地實施「軍民分治」。
第四，各省督軍大體上原封未動，只有湖南、四川、廣東三省由於局勢發生了變化，有所改動。
第五，以省長而兼署督軍的有四個省。這些省都是弱小軍閥或者以文人而權充軍事長官的，因此也是臨時性質。
第六，顯而易見，段不肯放棄湖南，因為湖南為南北用兵必爭之地，比四川更為重要，而且湖南與北洋軍的補給線距離較短，比四川容易控制。
第七，關於川、湘、粵、桂四省的權力分配，充分說明段在這些地區內播下了仇恨和戰爭的種子，為北洋軍創造「乘虛而入」的有利條件。
段在處理西南各省的問題上雖有不可告人之隱，但是西南各省軍閥並未昏睡不醒，他們懂得哪些命令是有利於己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哪些命令是不利於己的，因而是應當拒絕的。因此這些命令在西南各省只是部分地被接受，甚至在北方各省也是一樣。段此時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各方面，後來他只能置北京政府的威信於不顧，隨著局勢的變化而「朝令夕更」。例如：七月十六日改任劉人熙暫代湖南督軍（不是署而是暫代）；十九日改派羅佩金護理四川督軍兼省長（不是署或暫代而是護理）；改派陳炳焜兼署廣西省長；二十四日改派王占元兼署湖北省長；二十五日又派劉人熙兼代湖南省長；二十九日任李根源為陝西省長；八月三日改任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署督軍；九日改派戴戡會辦四川軍務，派劉顯世兼署貴州省長；九月五日改派唐繼堯兼署雲南省長；十三日派羅佩金暫署四川督軍，戴戡署四川省長仍兼會辦軍務；十六日改任曹錕為直隸督軍；十月七日調孫發緒為山西省長，改派張懷芝兼署山東省長；八日改派劉承恩署廣西省長。
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軍的命令發表不久，首先就發生了馮國璋與張勳互爭防地的糾紛。這兩個軍閥都是袁政府時代的「上將軍」，馮在北洋派的「資望」遠在張勳之上。張勳的地盤在安徽，他的大本營卻設在徐州，並將隴海路自徐州以東直至連雲港的廣大地區據為己有，這些地區都屬江蘇，馮國璋久已不能容忍。在袁政府的末期，袁正要利用馮張兩人的利害矛盾，以便從中操縱，所以馮敢怒而不敢言。此時袁氏已死，督軍命令又已發表，馮認為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此電請張勳移駐安慶以符定製。不料張勳不但拒絕讓徐州，還強詞奪理地回答說，他除安徽督軍外，還有一個「長江巡閱使」的兼職[4]，江蘇既在長江流域內，他駐防徐州就不能視為是不合理的。這種說法，竟然視江蘇督軍為其下屬，江蘇為其勢力範圍。馮接到這個電報，氣得向北京政府表示辭職。
當然，馮的辭職是一種手段，用以督促北京政府命令張勳讓出徐州。北京政府哪有勇氣敢於觸犯這個著名驕橫的大軍閥，只得委婉地勸他自動讓防。張勳沒有理睬。八月二十九日，馮又電達北京政府，歷數辮子軍在徐海一帶橫行不法，人民痛苦不堪，他不能坐視不理，同時也弁髦了政府的法令，政府應該予以處置。北京政府又一次勸告張勳移駐安慶，不料張勳也用辭職的手段來威脅北京政府，說他寧可辭去安徽督軍，決不讓出徐州。於是，這場官司只能以不了了之。
在此時期，安徽是個情況特殊的省區：督軍的駐地不在本省而在鄰省，省長的駐地也不在省會而在蚌埠。安慶只設有督軍和省長的駐省辦事處。關於民財各政，有關部門每天要用函電向蚌埠請示處理。省長倪嗣沖也是一個驕橫透頂的軍閥，不肯離開蚌埠，北京政府雖明知其不合理而莫可如何。
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軍、省長的命令發表後，還產生了一種風靡一時的現象，就是各省督軍對北京政府所試行的軍民分治計劃，進行了有力的反擊。山東省長孫發緒是黎元洪一手提拔的「人才」[5]。七月二十五日，孫到濟南就職，就與督軍張懷芝發生衝突，張授意山東籍國會議員張瑞萱在國會中提出彈劾案，嚇得孫跑到北京求助於黎。黎為了要保全中央威信，叫他回到任所。隨後張繼續施以壓力，使之不安於位，北京政府終於不得不把孫調開[6]，而派張兼任山東省長。北京政府這一軟弱的表示，鼓勵了各省督軍紛紛效尤驅逐省長，並使軍民分治的計劃成為空談。
繼之而起的是陝西省長李根源不能到任的問題。李是岑春煊的「智囊」，黎為了要表示與西南「合作」，才給他這個位置。命令發表後，陝西督軍陳樹藩嗾使陝西軍人通電拒絕李到任，自己卻又直接打電報給李，叫他代向北京政府催領陝西軍的欠餉，必須攜帶大宗軍餉才能上任，否則「軍界憤激，愛莫能助。」這些辦法都行之無效，陳又採取了北洋軍閥慣於採取的一種手段，就是本人表示辭職，請北京政府發清陝西軍欠餉六百餘萬，以便交卸。最後，他又請馮國璋代向北京政府請求調李到另外一省做省長，改派前陝西巡按使呂調元為陝西省長。
陝西省長問題一直糾纏到次年二月，李根源在黎的支持下，到陝西做了半年的省長，終於被陳趕走。從此又開了一個惡例，就是北京政府任命一個省長，事前必須取得督軍的同意，否則就會被督軍採取各種不同的手段把他趕走。例如：閻錫山趕走了孫發緒，李厚基趕走了胡瑞霖。而督軍所能同意的省長，往往都是他們的親戚故舊，從此省長更成為督軍的「媳婦」了[7]。
三 湯薌銘在湖南被逐。湖南軍民反對陳宧督湘。譚延闓二次督湘
督軍命令發表的前兩天，湖南都督湯薌銘繼陳宧之後做了北洋派的第二個「逃將軍」。
湖南獨立時，北洋軍第六師在湘西，安武軍倪毓芬部在岳州，湯本人直接指揮的北洋軍一個混成旅在長沙附近（旅長車震）。桂軍已有一部分開到衡陽、寶慶。陸榮廷在與龍濟光取得妥協和軍務院成立後，以護國軍湘粵桂聯軍總司令的名義於六月間由廣東到湖南，進駐衡州。國民黨人派到湖南的軍人在湯的同意下成立了湘軍兩師，湘西一部分民軍也開到長沙附近成立了一師。北軍與湘桂軍是沒有方法和平共處的，如果北軍不撤走，隨時就有發生衝突的可能。湯既不能指揮湘西湘北的北軍，又不能控制各路民軍。湖南人民堅決反對這個殺人如麻的大劊子手仍然留在湖南都督的位子上，部分國民黨人也要向湯討還血債，各路民軍圍攻省城和黨人用手槍炸彈對付湯屠戶的風聲不斷傳來，因此，國民黨人無法履行其對湯的保證[8]，七月四日深夜，湯在四面楚歌中倉皇逃走。
此時湘軍已經成立了陳復初、趙恆惕、陶忠洵三個師。湯走後，國民黨人曾繼梧以第一軍長暫代湖南都督，大紳士龍璋暫代湖南民政長。隨後程潛以湖南護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由雲南到了湖南，他的部隊也改編為湘軍第四師。此時湖南又面臨到軍隊龐雜和主客軍互相敵對的嚴重局勢。不料北京政府突於七月六日任命陳宧為湖南督軍兼署省長，陳宧未到任以前，派陸榮廷署理這兩個職務。這個命令使湖南的局勢更加複雜化了。
陳宧於六月二十六日退出成都後，率領伍祥禎、馮玉祥兩旅及李炳之旅的丁搏九團（李炳之在重慶被扣，另一團在重慶被曹錕解散），孔繁錦的衛隊團取道綿陽北上。到了綿陽，他接到曹錕由重慶發來的急電，勸他改由水道離開四川，以免行軍疲勞。伍、馮等將領都懷疑這是曹錕的陰謀詭計，想把他們騙到重慶而以武力壓迫解散。陳宧卻深信「曹仲珊是老實人」，決定改道由重慶退往鄂西。馮玉祥就在這時脫離了陳宧，率領所部單獨由劍閣廣元退往陝南[9]。
由於川、湘兩省發生變化，段決定採取放棄四川但不放棄湖南的計劃。這時，黎元洪建議給陳宧一個督軍地位，段當然不肯同意，但黎的態度十分堅決。另一方面，湯薌銘被逐後，段打算迅速派遣一支北軍進駐湖南，苦於無兵可調，而陳宧手中還擁有相當的兵力。派陳宧的軍隊入湘，給他一個戴罪圖功的機會，同時把湖南奪回來，對北洋派說來是有利的。因此，黎、段會商後，決定派陳宧繼任湖南督軍。
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湖南軍民的激烈反對。湖南人民剛剛趕走了一個北洋軍閥，斷然不能容許第二個北洋軍閥接踵而來。因此，湖南各界推舉年已七旬的劉人熙為湖南都督，這是因為劉人熙以前做過廣西藩台，與桂系軍閥陸榮廷頗有淵源，想通過劉的關係，取得桂軍的協助，共同抗拒北軍。陸立刻表示願意予以支援。事實上，陸並不是站在正義的立場來支援湖南人民，也無意於為老朋友捧場，這一表示是為本身的利害著想：湖南為西南各省的門戶，如果北軍占領湖南，兩廣就要受到嚴重的軍事威脅。同時，滇系軍閥唐繼堯也堅持湖南必須留在西南範圍內，不能讓北軍奪去。
北軍再度入湘問題，不僅引起湖南軍民和滇桂軍閥的一致反對，同時國民黨人和進步黨也都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部分進步黨人士（如湖南籍的熊希齡、范源濂等）希望調蔡鍔回到湖南，國民黨人則希望以由美返國的黃興繼任湖南督軍。但黃、蔡兩人都無意於此。黃興推薦譚延闓自代。譚是個介乎進步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投機政客，所以進步黨也不反對[10]。陳宧看見湖南的風勢不對，表示不就新職，而段也知道北軍再度入湘，就會引起戰爭，他的軍事準備還沒有完成，因此七月十六日他又將計就計地派劉人熙暫代湖南督軍，作為和緩湖南軍民和各方面的一個臨時措施。同時，他下令把北洋軍第六師由湘西調回江西，第七師由四川調往洛陽，第三師也由四川調回岳州。段本來預定下一步驟派第三師師長曹錕為湖南督軍，後來由於他在北京的政權還不穩定，必須迅速把一個得力大將擺在近邊，藉以加強內閣的地位，他看中曹是個「老實人」，便又調升為直隸督軍，並且把七月間開回岳州的第三師分批地調到北方來。同時，他又不願放棄湖南，便派他的內親戚吳光新率領北軍三旅接防岳州。
段內定吳光新為湖南督軍的消息，很快又泄露出來，湖南軍民和西南軍閥又一次表示了激烈反對的態度。如果北京政府敢於一意孤行，下一步驟就是戰爭，而這時段對南方作戰的軍事準備仍然沒有完成，因此採取退一步的策略，於八月三日改任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署湖南督軍。
湖南軍民以及西南軍閥反對北軍再入湖南的態度是極其堅決的，但是反對北軍留駐岳州的態度就顯得十分軟弱，似乎北軍不越過洞庭湖，就沒有超過他們所能容忍的限度。另一方面，北京政府派譚延闓以省長兼署督軍，明明暗示隨時可以解除他的兼職，另派一個正式督軍到湖南來。段內閣在文電上從來不稱「譚督軍」，而是以「省長」相稱，這也暗示譚延闓兼署督軍只是一種臨時性的措施。恰恰相反，譚雖是文人出身，卻不喜屬員們稱他為省長。因此，在北京來文上，一色都是「譚省長」的稱呼，而在湖南省境以內，卻又只有「譚督軍」這個稱呼。
譚自八月二十日到任後，對南北各方採取了八面玲瓏的態度。但是，儘管他竭力討好，段決不會放棄其既定計劃。十月間，吳光新帶兵進長沙的消息鬧得滿城風雨，湖南省議會向北京政府提出嚴厲質問，黎元洪回電否認其事。由於這一波動，段感覺到對湖南不宜力奪而宜智取，決定採取分化湖南內部的另外一種策略。
在西南各省中，只有湖南遵從北京政府的裁兵方案。譚將湘軍四個師縮編為兩個暫編師，另設守備區司令六人（地方軍）。譚獲得北京密報，段對湘軍準備繼續裁併一個旅，因此，在縮編過程中，譚令第一師師長陳復初與第二師師長趙恆惕對調，陳復初調任第二師長，將來被裁併的一定是第二師，這是由於陳對譚不夠恭順的緣故。同時，陳也從北京方面獲得同樣密報，因此對譚的惡感很深。事實上，譚陳兩人所得的密報，都是段所擺下的迷魂陣。
段屢次想調譚到北京來擔任內務總長，黎都不肯同意。十一月，譚因母喪請假赴滬[11]，段準備批准他「丁艱辭職」，又被黎阻止。十二月，段派梅馨為長寶鎮守使，打算利用這個辛亥年陰謀殺害湖南起義都督焦達峰的湖南變節軍人，聯絡湖南軍人，造成一個裡應外合之局，以便乘機派吳光新為湖南督軍。但梅在湘軍中毫無影響，而這個陰謀又被湖南省議會識破，因此也失敗了。
四 蔡鍔繼任四川督軍的由來。陳宧的部隊在宜昌解散。北洋派陷害蔡鍔的陰謀
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駿雖然喊著「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號，但是護國軍川軍將領熊克武、劉存厚並未受到誘惑，當蔡鍔動員打周的時候，劉自告奮勇願為前驅，周部團長劉湘等也都棄周而加入護國軍。隨後滇軍羅佩金部由自流井進攻資中，川軍劉存厚部進駐新津，周駿形勢不利，北京政府乃於六月二十四日發表命令以蔡鍔為益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12]。
周駿雖於六月二十六日趕走陳宧，但是三十日劉存厚師進入成都，周也逃走了。在此之前，段本無意於撤退重慶的北軍，並且發表命令派曹錕為四川軍務會辦（二十四日），隨後看到四川民軍紛紛向重慶移動，北軍有陷於重圍的危險，才決定迅速調北軍退出四川，藉以避免損失。在七月六日的命令中，除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外，還任命羅佩金為廣西省長，戴戡為貴州省長。表面看起來，羅、戴兩人都是反對帝制的有功人物，給他們較高的地位是有理由的，但羅是蔡的參謀長和左翼司令（統率滇軍），戴是蔡的右翼司令（統率黔軍），把這兩個人調出四川，就等於拆蔡的台，這個命令顯然又是別有用心的。
蔡於六月二十八日由永寧啟程，二十九日抵大洲驛，七月一日抵瀘州。原在瀘州的北軍第七師已經撤往洛陽。蔡在瀘州找到德國醫生阿密思替他醫治喉病，服藥後毫不見效，腫痛更甚，飲食難進，體溫高達三十九度。他在瀘州接到了北京政府任命他為四川督軍和省長的公報。他通過梁啓超的關係，要求北京政府負責償還半年以來四川護國軍第一軍的欠餉欠款二百萬元，因為這筆款項雲南負擔不起。同時他又請求「卸職養疴」[13]，但「軍中會議力加阻止」[14]，四川各方面也紛紛打電報來歡迎他早日赴任，他認為這是「惡作劇」[15]，使他「失卻自由之身」[16]。他不止一次電請梁啓超轉達北京政府准其辭職。他有皓電（七月十九日）給唐繼堯說：「儕輩中果有三數人身先引退，飄然遠翥，實足對於今日號稱偉人志士英雄豪傑一流直接下一針砭，為後來留一榜樣」。「我輩主張，應始終抱定為國家不為權利之初心，貫徹一致，不為外界所搖惑，不為左右私慝所劫持，實為公私兩濟。」這個電報除表明自己的態度外，還諷示唐繼堯不要聽信那些狗頭軍師們的鬼話，想把四川納入雲南的勢力範圍。
北京政府接到蔡的辭職電，認為是一種表面文章，因此七月十九日批准給假一月，叫他「就近調養」，並令羅佩金護理四川督軍兼省長。七月二十一日，蔡由瀘州啟程往成都，在到達成都的前一天，他有勘電（七月二十八日）給劉顯世，表示他願意參加北京政權。他認為北洋軍是一支很好的武裝力量，北方人樸實忠勇而又具有強健的體格，只是由於袁世凱自私自利，把北洋軍造成為他的個人軍隊和政治資本，因此北洋軍對國家不但沒有貢獻反而起著一種破壞作用。現在袁氏已死，應當是化私為公改造北洋軍的良好時機。他在勘電中說：「甚欲置身彼中，為此後改良之導線。」以前袁世凱本想借重他改造北洋軍，而他也願意接受這個任務。袁的意圖是要把兵驕將悍、暮氣沉沉的北洋軍改造成為更能盲目服從個人、更好地為個人效忠的私有武力，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改造」。此時袁氏雖已死亡，袁的化身依然遵循著袁的軌道，利用北洋軍作為個人爭權奪利的有力工具。蔡的心愿是不可能實現的。
此時蔡頗受各方的重視。梁啓超想留他在四川建立進步黨的武裝力量，另外一部分湖南籍的進步黨人想調他到湖南「為桑梓服務」。蔡既不願留在四川，又不願調往湖南，希望有一個較長時期醫治疾病。他向北京政府保舉羅佩金繼任四川督軍，戴戡繼任四川省長。七月二十九日他到達成都後，繼續向北京政府請假辭職，八月九日，北京政府批准給假兩月，改派戴戡會辦四川軍務。這時戴在重慶主持收編各路民軍，邀請蔡到重慶療養，蔡沒有同意。就在北京政府准假的一天，蔡偕同蔣百里等由成都出發，經過重慶稍作逗留，即換乘輪船下駛。
蔡到宜昌時接到一個註明「沿途探送」的急電，這個電報是梁啓超從上海發來的。電文僅有一句話：「此間破獲販毒巨案，涉及某公之貴介弟」。蔡是個細心人，知道他的老師不會無端地打來這樣一個無頭無尾的電報。後來查明，「某公之貴介弟」是指唐繼堯的兄弟唐繼禹。
蔡在宜昌會見了從四川逃出來的陳宧。此時陳已辭去湖南督軍新職，又把他所統率的相當於一個師的北洋軍在宜昌解散了。原來他到宜昌時，又接到黎元洪的策士們打來一個電報說，總統對他取消獨立一舉深感滿意。此時總統正在提倡裁兵，如果你把攜帶出川的軍隊首先自動地解散，以為各省裁兵之倡，無疑地將得到總統更大的信任。一直到這個時候，陳還沒有弄清楚北京政府的大權已由總統移於總理之手，也不知道總統和總理因爭權而不和，更沒有想到服從總統就是反抗總理，而沒有得到北洋派領袖的命令，擅自把北洋派的本錢弄掉，更是段所痛恨的事情。以前段雖然恨他，但是他手裡還有兵，還可以利用他為北洋派另外做一些事情，現在他成為手無寸鐵的光杆，因此段決定等他回到北京時，組織軍事法庭加以審理，將借他的頭顱為自己立威。
蔡邀請陳宧同輪往漢口。陳自己感覺到與蔡同行，一榮一辱，恰恰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便婉言謝絕了。
蔡換乘大元商輪於八月二十六日到漢口。湖北督軍王占元早已派有楚信、楚義等巡防艦駛往武昌上游迎候，隨後親自乘楚材艦來迎接。武漢江面上布滿了大小不一的各種船隻，分載著各機關、各團體的歡迎者。大元輪船一到，這些難以數計的歡迎船隻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把大元輪包圍在垓心。這次歡迎蔡鍔的盛況，又遠遠超過以前歡迎陳宧的盛況而為空前之舉。王占元熱情地請蔡在武漢多停留幾天，蔡堅決辭謝，王只得在楚材艦上大張宴會，款待蔡及其隨行人員。蔡並未登岸，當晚換乘江裕輪下駛。
蔡在武漢江中所受的歡迎，是一種令人懷疑的歡迎。十分明顯，蔡在北洋軍閥眼光中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敵人，他們不會對「與北洋派為敵」的討袁健將具有如此熱情。後來得知，這是北洋派擺下來的「鴻門宴」。原來長江上游經常有一些武裝軍人私帶煙土，這已經是一件公開之秘密了。蔡來自四川，北洋軍閥估計在他的隨從中一定有人私帶煙土，因此，王占元奉命假歡迎之名，用許多船隻把大元輪包圍起來，如果在船中發現煙土，就可以毀滅蔡鍔的盛名，把一個全國稱道的大人物變成為永遠見不得人的販毒犯。因此，這種歡迎是一種別有用心的歡迎[17]。
北洋軍閥對西南人物採取這種毒辣手腕，並不是個別的。在此以前，上海海關破獲了一件販毒案，他們無中生有地把這件案情牽扯到張耀曾的頭上。對蔡鍔施展同一手腕，並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從這裡可以了解到梁啓超打來的急電，不是無因的。
以前蔡由北京脫險到雲南，沿途發生過多次危險，而這次在由四川到上海的旅途中，也仍然不是很平安的。八月二十八日到上海後，他就把自己隱藏起來，僅到梁啓超的「禮廬」「相對欷歔，互道勞苦」[18]。他又一次向北京政府辭職請求「東渡養病」。段祺瑞電請梁轉勸他到北京西山療養，不必遠渡日本。蔡沒有忘記以前袁世凱電召他到北京養病，從此成為袁的政治俘虜的往事。他推託說，北京繁囂，不宜養病。北京政府只得繼續給假三月，派羅佩金署理四川督軍，戴戡署理四川省長仍兼會辦軍務，並以熊克武為重慶鎮守使。九月八日，蔡動身到日本，在九洲福岡醫院醫治疾病。
陳宧遲蔡一天到漢口。王占元開始對他還有些禮貌，隨即派密探監視他的行動。隨同陳到漢的前四川軍署參謀長劉一清因私帶手槍一度被捕。陳也從北京方面得到不利於他的消息，嚇得躲在漢口租界不敢北上。
五 段祺瑞布置三路援龍。北洋軍閥「討伐」李烈鈞的叫囂。桂系不戰占有廣東
在南北「統一」實現的初期，廣東也是一個多事之區。
軍務院撤銷前，龍濟光一面指使駐韶州的濟軍[19]用堅壁清野的方法對待李烈鈞所統率的假道北伐的滇軍，並在城樓上開炮轟擊，一面密電請求段迅速調派北軍三路入粵援助。這個電報被軍務院截獲，由代理撫軍長岑春煊通電揭破，龍無法抵賴，也就偽造了軍務院不肯撤銷和岑、李兩人密謀攻占廣東的往返電報以資抵制。
段接到龍的乞援電，曾電令江西督軍李純將由湖南調回江西的北軍第六師全部調往贛南，福建督軍李厚基出兵閩南，並派薩鎮冰率領海軍以保護外僑為名開往廣州，準備首先消滅滇軍，然後進一步把廣東納入北洋派的勢力範圍。李純、李厚基雖然執行了這個命令，但是他們自己已有地盤，其派兵目的只是為了防止滇軍侵入，並不熱心越境進攻。同時，在滇軍憤怒地進行反攻後，那支外強中乾的韶州濟軍於六月七日開城投降，龍調軍隊北上應援，七月三日又被乘勝長驅而南的滇軍在源潭予以痛擊，濟軍大敗退回。桂軍莫榮新乘機由西路攻入三水，龍被迫放棄一切陣地，集中兵力困守廣州。
廣東軍事的迅速變化，使段來不及布置援龍，而龍困守觀音山與滇軍血戰，有全軍被殲的危險。段秘密指示龍於萬不得已時退守瓊崖，保全實力，待機反攻。這個計劃正是辛亥革命初期，廣東民軍紛紛起義，袁世凱指使龍退往西江待時而起的同一做法。七月六日，段內閣在發表全國各省軍民長官的命令中關於廣東方面的處置，是將李烈鈞調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陸榮廷為廣東督軍，朱慶瀾為廣東省長，調龍濟光為兩廣礦務督辦，但又任命陸榮廷暫署湖南督軍，陸榮廷未到廣東以前，仍由龍濟光暫署廣東督軍。
這個命令所包含的陰謀詭計，從紙面上就能看穿。調開李烈鈞是拔除龍的正面敵人。桂軍雖然也與龍為敵，但是它的態度十分曖昧，派陸榮廷為廣東督軍，桂軍就沒有必要繼續對龍採取攻勢了。同時又派陸署理湖南督軍，其目的在於阻止他到廣東接任廣東督軍。廣東督軍仍由龍暫署，龍的地位未動，只等段調兵到廣東來，就仍然可以恢復龍的實職。這是對滇軍的調虎離山計和對桂軍的緩兵計。命令中又把與北洋派有關、剛卸任黑龍江將軍不久的朱慶瀾擺在廣東省長的位置上，也具有另一作用。
這個命令引起了廣東人士的激烈反對。以唐紹儀、梁啓超、王寵惠為首的各黨派代表人物紛紛電請北京政府罷免廣東人民的公敵龍濟光。段又假口「粵事真相不明」，加派剛由湖南逃出來的湯薌銘為廣東査辦使，並派海軍上將薩鎮冰為粵閩巡閱使。顯而易見，這是「海軍援粵」的重要步驟之一。
湯薌銘與黎、段兩人都有相當關係。他與黎是湖北同鄉，又同為海軍學生出身。袁世凱未死前，馮國璋召集南京會議，湯和馮一樣主張袁氏退位，所不同於馮的，就是馮有覬覦總統的野心，湯則竭力主張以副總統繼任總統。這個主張博得黎的很大好感。段對湯的看法和對陳宧的看法完全不同：雖然這兩個人都是袁的「倒戈將軍」，但陳早已通款於蔡鍔，湯卻是在桂軍的重大壓力下才被迫宣布獨立的；湯具有鎮壓人民的慘酷手腕和豐富經驗，與國民黨結有不解之仇；而且此時段正要借重進步黨領袖湯化龍操縱國會，起用湯薌銘也是拉攏湯化龍的一種做法。
黎打算提拔湯為海軍總長，派湯為廣東查辦使是段的主張。以前國民黨「二次革命」的時候，袁世凱派湯為湖南查辦使，率領一部分軍艦到洞庭湖，隨即發表他為湖南都督。這是廣東人民的一面鏡子。廣東人民正在堅決要求去掉一個大劊子手，不能容許北京政府再派另一個大劊子手到廣東來。在廣東人民驅龍拒湯的響亮呼聲下，湯也沒有勇氣到廣東來了。
同一時期，陸榮廷毫不理睬北京政府的命令，於七月十日由衡州班師回桂。在此以前，桂軍是向廣東和湖南兩方面求發展的，陸在廣東與龍妥協後，就留一部分桂軍在廣東，並且利用在廣東的滇軍與龍為敵，以便從中取利，他自己卻帶領另一部分桂軍開進湘南，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裡。此時北軍已從湖南撤退，僅有少數留駐岳州，看起來湘軍的力量是足以自衛的，而湖南地當衝要，內部情況複雜，財富又遠不及廣東，因此他決定「舍魚而取熊掌」，把他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廣東來。
陸榮廷由湘回桂以及準備赴粵的消息，引起段的密切注意。他仍然不肯放棄調遺北洋軍侵入廣東的計劃。他以國務院的名義秘密發出艷電（七月二十九日），徵求各省北洋軍閥對處理廣東問題的意見。這又是袁世凱傳授給他的利用北洋軍閥為政爭武器、鼓勵他們對南方各省作戰的一套作風。同時，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擅自把未經內閣會議討論和通過的催促贛閩兩省出兵「討伐」李烈鈞的電報發出。十分明顯，這個時期的「混合內閣」有些屬於國民黨的閣員在內，要他們同意「討伐」國民黨的健將李烈鈞是做不到的，段只能授意徐樹錚偷偷摸摸地發出這個電報。
此時正在張勳召集徐州會議之後。七月三十一日張勳首先通電痛斥李烈鈞，主張贛閩兩省出兵「援粵」。接著倪嗣沖請北京政府下令「討伐」李烈鈞。北方各省隨即掀起了一片叫囂，張懷芝、趙倜、孟恩遠、楊善德、閻錫山、馮國璋、王占元、畢桂芳、陳樹藩等紛紛通電，對李烈鈞極口誅筆伐之能事（依發電先後為次序）。問題擺得很明白，北洋軍閥反對西南人物幾乎是完全一致的，但他們內部卻又存在著矛盾，張勳自居為北洋派盟主而不甘心作段的尾巴，馮國璋更不願居段之下。他們都是叫囂戰爭但又害怕戰爭的紙面英雄。段的艷電在北方雖然得到了廣泛的響應，但又得不到一個自告奮勇的戰將。自然李烈鈞的滇軍不是幾個電報所能嚇倒的。
廣東的「龍虎鬥」繼續不停，北洋派出兵廣東的計劃又難於實現，使段大為氣忿。八月十一日北京政府發表處理廣東問題的命令說：「龍濟光未交卸以前，責在守土，自應約束將士，保衛治安。李烈鈞統率士卒，責有攸歸。著即均勒所部即日停兵。此後如有抗令開釁情事，自當嚴行聲討，以肅國紀。」這個命令顯然是指李烈鈞「首先開釁」和「違反國紀」，而龍濟光為了「守土」和「保衛治安」，進行抵抗是「正當」的。它抹煞了這樣一些事實：李烈鈞是反對帝制的人物，而龍濟光曾因效忠洪憲「皇帝」得封「王爵」；在廣東北江首先開炮的不是滇軍而是濟軍。段想憑藉中央威信來壓制李烈鈞，他以為這個政府是西南各省所承認的，如果李烈鈞再不遵令退兵，就是反抗政府，背叛國家。但是，在此以後，陸榮廷迅速帶兵到達肇慶，解決廣東問題的樞紐就不在北京而在肇慶了。龍濟光在滇桂軍的雙重壓力下，才被迫提出卸職條件：（一）濟軍二萬人以上（虛報），應編為兩師；（二）請撥付軍餉和移防經費三百萬；（三）督辦兩廣礦務，應選擇兩廣扼要地點屯駐濟軍，在此區域以內，其他各軍均須撤出；（四）督辦兩廣礦務公署應按照督軍公署的規模，直隸中央，本省長官無權調度。
李烈鈞於八月十七日通電解除職務，在粵滇軍由張開儒、方聲濤兩師長直接統轄。八月二十二日李烈鈞與滇軍告別，於二十七日到肇慶會晤陸榮廷後，取道香港赴上海。
陸榮廷到肇慶後就裝起病來。他對龍仍想採取不戰而勝的策略。八月二十五日，北京政府所派的粵閩巡閱使薩鎮冰到了廣州，與先期到廣州的廣東省長朱慶瀾共同擔任調停粵局。由於陸親自帶兵到了西江，段不得不採取退一步的策略，終止其派北洋軍進入廣東的計劃。一直拖延到十月，陸在肇慶就廣東督軍職，龍索到餉款後才移駐瓊州。
廣東戰事雖然停止，但是廣東人民的痛苦並未解除。廣東滇軍的處境也並未有所改善，北京政府對它的軍餉防地推開不管，廣東和雲南當局也都互相委卸責任。龍濟光仍然據有海天一角之地，段仍然對廣東進行分裂破壞活動。督軍和省長又因爭權而齟齬。因此，廣東仍然是一個充滿著火藥氣息和政治陰謀的地方。
六 山東民軍的消亡
袁世凱死亡前，派張懷芝代替靳雲鵬為山東將軍，命他集中北軍第五師反攻民軍。袁氏死亡後，張懷芝仍然進兵襲奪了民軍所占領的長山、臨朐、安丘等縣，割斷了兩路民軍的聯絡線。民軍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張懷芝才虛偽地與民軍成立「各守防地、停止戰爭」的協定，聽候北京政府解決。
隨後，段派曲同豐為辦理山東善後專使，前往昌樂、高密、濰縣等地點驗民軍並加以改編。八月四日，山東東北軍接到孫中山關於「收束軍事」的指示，因此他們接受曲同豐的改編條件，居正與曲一度晤談後，即通電取消東北軍的名義。護國軍方面則因條件久未商妥，軍餉和給養無著，被迫在地方上籌餉派捐，張懷芝即指為「土匪」而擬派兵「剿辦」。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吳大洲到北京接洽改編問題，段指使步軍統領加以扣押，責成他解散所部民軍。
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山東民軍改編問題才告一段落，濰縣、周村民軍各編成一個混成旅，高密民軍編成一個混成團，諸城民軍編成一個團。張懷芝隨即誘騙部分受編民軍移防小站，等到他們上車的時候，即派兵包圍解散，首領被殺或者被囚。不久，受騙民軍除尹錫武、薄子明兩旅外，都被張懷芝逐步解散了。
七 浙江發生內訌，段祺瑞派楊善德繼任浙江督軍
段祺瑞在浙江進行陰謀活動的結果，獲得意外成功，從此浙江也納入了北洋派的勢力範圍。
浙江自前都督屈映光被迫卸職後，新任都督呂公望也仍不能控制全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段派曲同豐到浙江「幫助」呂收束軍事。呂曾在北洋陸軍速成學堂肄業，曲是他的老師。會談中呂提到浙江軍官有的不聽調度，有的不服從編遣，特別是省會警察廳廳長夏超飛揚跋扈有「警察王」之稱，言下不勝憤慨。曲表示段內閣願意做他的後盾，罷免或者調動那些目無督軍的軍警長官。曲回到北京後，段果然下令調升夏超為浙江全省警務處長，改派呂的心腹傅其永為省會警察廳長。警務處長雖然位在廳長之上，但實權反而不及，夏超對這個明升暗降的調動表示不滿。
夏超和浙江軍界關係很深。由於他的鼓動，軍署參謀長周鳳歧、浙軍第二師師長張載揚、第一旅旅長來偉良、第二旅旅長李煒章、混成旅旅長俞煒都向北京政府辭職。北京政府明知這是聯名「罷工」，回電一律不准。
十二月二十六日，新任省會警察廳廳長傅其永到廳接事，在該廳舉行歡宴時，突然有形似軍人的彪形大漢多人湧進來，把傅扭到大門外，打得遍體鱗傷，半死半活。同一天下午，杭州全城警察一齊罷崗，電信機關都由武裝人員把守監視。浙江官方發表呂公望的辭職電，將督軍、省長兩職移交張載揚、周鳳歧。張、周兩人都表示不願接任。浙江各界人士公舉前浙江都督蔣尊簋繼任督軍，也遲遲不肯出來。
三十一日，逃往嘉興的呂公望發出通電說：「……夏超膽敢主使駐廳巡邏隊長林文忠率眾凶毆傅其永，傅身受重傷，生死莫測。全城警察同時罷崗，並煽動省城一部分軍隊，乘警察擾攘之時，監守銀行電局，捏造公望辭職電報，私舉師長張載揚為督軍，軍署參謀長周鳳歧為省長。……數日以來，督率省中正當軍隊竭力彈壓，浙局不難底定。」
段接到浙江內部發生變化的消息，立刻電請江蘇督軍馮國璋就近查辦。
關於浙江問題，段馮的利害關係開始是一致的：段放了一把野火，想乘機派遣松滬護軍使、第四師師長楊善德帶兵占領浙江，而馮也正想把由中央直轄的松滬軍區收回到江蘇範圍內，樂得送個順水人情，因此，他並未進行査辦，就竭力保舉楊善德繼任浙江督軍。值得玩味的是，北京政府明明知道呂公望的辭職電報是假的，卻將假作真，於一九一七年元旦發表令，准呂辭職，派楊善德為浙江督軍，齊耀珊為浙江省長。
這道命令如果通過國務會議，就不能發布出來，因為對浙江問題進行處理，必須在進行查辦以後。段假口新年閣議停開，而浙江問題又未便拖延不決，就獨斷獨行地發表了這個命令。
命令發表後，夏超發覺自己已經落入了北洋派所設的圈套中。一月一日，杭州電局忽又發出呂公望的通電說：「前因腦病驟發，電請辭職，未蒙中央允准，並承各界堅留，勢難推委。自元旦起，力疾供職。」這個電報也不是呂自己發出來的。最堪尋味的是，這個電報明知故昧地好像並未接到北京政府更換浙江軍政長官的命令，而想含糊了事。
在此嚴重關頭，浙江各方面都想挽救這場禍事。浙江省議會通電反對更換督軍、省長。章太炎發表談話說：「楊善德更劣於呂。」浙軍師旅長等又聯名電請維持呂的地位，以陳肇英團長為首的浙軍全體中級軍官也通電錶示擁呂。浙江人士舉行公民大會，堅持「浙人治浙」，公推各界領袖章太炎、沈定一、王錫榮、經亨頤入京請願收回更換督軍、省長的命令。
段鑒於浙江人士一致反對北軍，因此發表談話，表示楊善德決不帶一兵一卒進入浙江。北京政府一再電催呂公望北上「另有借重」。浙江公民大會繼續舉行會議，有人建議除派「請願團」外，另組「哭求團」到北京請願，如果北京政府置之不理，各機關各團體的浙江人全體辭職以示抗議。
馮國璋電請北京政府廢除松滬護軍使制度，改設上海鎮守使歸江蘇軍區管轄，並保薦前淮揚鎮守使劉詢為上海鎮守使。他認為設置松滬護軍使，割裂江蘇軍區，是袁世凱用以牽制江蘇的不正當措施。但是這次段事前並不徵求他的同意，即於一月六日發表以松滬護軍副使、第十師師長盧永祥升任松滬護軍使。馮退一步保薦劉詢為松滬護軍副使，段也不肯同意。直到這個時候，馮才知道他在這個陰謀圈套中做了一次為人作嫁的「傻大姐」。
楊善德也曾表示不帶兵入浙。但是浙江公民代表請願團還未啟程北上，上海方面北軍第四師整裝待發的消息就已傳到浙江來。呂公望知道拒楊入浙已經不可能，乃於一月七日親到龍華與楊會晤，表示自己願意交卸，請楊實踐其不帶兵入浙的諾言。結果，在楊的壓力下，呂公望反而與楊發出聯名電報，保證楊「酌帶軍隊」入浙，希望浙江人民勿啟猜疑。隨後楊「酌帶」一旅軍隊開到杭州附近的臨平，然後走馬上任。楊在就職時出有布告，約束北軍對待浙江人民要「以謙和為先，以禮讓相接」，同時勸告浙江人民與「紀律良好」的北軍合作，不得自相驚擾。
此後，北軍自毀諾言源源開到浙江來。公民大會退一步請求北京政府允許呂公望留任浙江省長，段也置之不理。
八 奉天的「兩虎鬥」。趙爾巽等在奉天舉行「調人大會」
在段祺瑞對西南各省進行陰謀活動和準備武裝進攻的同時，奉天兩個軍閥也在進行著爭權奪利的鬥爭。
張作霖和馮德麟同是東北「紅鬍子」出身，在清朝末年同時受「撫」，同時由巡防營管帶、巡防營統領一直上升為第二十七、八兩師師長。張先後趕走了奉天軍事長官張錫鑾、段芝貴，袁世凱被迫升任他為奉天將軍，以馮為軍務幫辦。馮因地位低人一等不肯就職，張就職時他也不去道賀。張雖然敢於干犯袁「皇帝」的「赫赫天威」，但對這位「同寅弟兄」卻不能不另眼相看，曾請吳俊升、馬龍潭兩鎮守使去見馮，勸他「屈就」軍務幫辦，馮拒而不見。張不得已親自登門拜會，並且心平氣和地說了許多有福同享、不分彼此的好話，馮才提出兩個就職條件：軍務幫辦要另外成立一個公署，公署內也要設立參謀長及四課，其組織、編制和開支都與將軍公署相同。張自然不肯接受這些苛刻條件，便請袁世凱設法替他解決這個問題。袁回電說，軍務幫辦另設公署，於體制不符，每月可另撥十五萬元為幫辦的辦公費。張帶了袁的電報和一個月的幫辦辦公費十五萬元去見馮，馮拒而不受，十分氣忿地帶兵回到廣寧防地，並向袁政府提出辭職。
袁並不寵愛張作霖，因為張以威脅手段逼走了段芝貴，奪取了奉天將軍的地位，使他的威信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損失。袁在各省軍閥當中經常採取互相牽制的手腕，張馮的鬥爭對他說來是有利的。但是為了要敷衍張作霖，只得請出張、馮兩人的老上司張錫鑾前往奉天進行調解。可是張錫鑾本身也是被張作霖趕走了的，當然「敬謝不敏」，而袁也就把這個問題推開了。
張想把奉天省內的南方人一律驅逐出境，首先勒令在各機關內擔任顧問、參議、雇員以至公役的南方人一律停職出境。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有人向他行刺，炸彈炸傷馬隊四名，他逮捕了南方人多名，指為投擲炸彈的嫌疑犯。後來查明，此案是日本方面為了支持宗社黨人而發動的一件陰謀暗殺，主持人為土井大佐，張不敢聲張，便以釋放被捕者了之。
張對馮一味地採取軟工，又派第二十五旅旅長孫占鰲攜帶大宗禮物及現款三十萬元到廣寧勞軍，並恭迎馮幫辦回省就職。五月二十日，馮率領步、馬、炮兵共五營，浩浩蕩蕩地開進省城來。張立刻到第二十八師駐省辦事處拜會他，當天晚上，又在將軍署設宴為之洗塵。馮既不回拜，又不赴宴。張只得把酒席抬到第二十八師駐省辦事處，並召歌妓多名，清歌侑酒，以娛貴賓。
這些軟工都打不動馮。他公然下令給財政廳，要迅速撥款五十萬元為二十八師增設飛行隊的經費。他又致電袁，要求招兵七營，並請核准在北鎮成立奉天軍務幫辦公署，所有公署開辦費、經常費以及增加軍隊所需的軍餉軍械，均請電令盛京將軍如數照撥。他在省城只住了一天，又到北鎮「視察防務」去了。
張索性忍氣忍到底，除派員修建二十八師辦事處外，又派軍署參謀長楊宇霆專程到北鎮迎接馮幫辦回省。六月六日，馮又帶了大隊人馬回到省城來，向張提出三個條件：（一）幫辦權力須與將軍完全平等；（二）用人行政相互諮詢；（三）撥款二十萬元為第二十八師購買飛機之用。這三個條件，除了第三條由五十萬元減為二十萬元算是一個讓步外，其餘都是一些老條件。當天下午，張又跑來拜會他，他公然不予接見。到了這個時候，張雖然覺得忍無可忍，但又沒有勇氣與之決裂，便賭氣打電報向袁辭職，請袁派張錫鑾到奉天來維持地方治安。剛剛這時袁氏咽了氣，因此沒有下文。
為了防範意外事件，張在軍署後修築炮台一座，炮口指向第二十八師駐省辦事處。馮得到這個消息，立刻暴跳如雷地向張提出嚴厲質問，限於當天答覆。張提不出理由來回答，只得請吳俊升再做和事老向馮解釋誤會。當吳俊升會見馮的時候，剛剛提到「將軍」兩個字，馮便破口大罵：「什麼將軍！媽的！」吳只得作揖打拱代張賠了許多的不是，講了許多好聽的話，馮才提出四個和解條件：（一）即日撤除炮台，嚴懲鼓動人物；（二）一切用人行政，必須徵求同意；（三）奉天軍政各費不許超出預箅，必要時應會商解決；（四）張作霖應率領第二十七師營長以上軍官到第二十八師駐省辦事處正式道歉。
張知道打起來自己沒有取勝的把握，而如果拒絕這些條件，下次提出來的條件就會更加苛刻。因此，六月十一日，他吞聲忍氣地親自到第二十八師辦事處表示歉意。這樣，馮也覺得過意不去，便約同吳、馬兩鎮守使打了幾圈麻將，彼此歡笑一陣而散。
隔了幾天，張看見上海報紙把他到二十八師道歉的事登載出來，氣得咆哮如雷地下令檢査郵電，捉拿訪員。
六月十六日，張在房裡午睡，他的四姨太太發現兩個女人在房門外東張西望，便大喊一聲「有賊」，衛士們馬上蜂擁前來，但在她們身上沒有搜出危險物來。張怒罵值班衛士「混蛋」，每人責打軍棍一百，並將兩個「嫌疑犯」發交軍法課審理。這件疑案鬧得全署疑神疑鬼，既疑心是南方派來的奸細，又疑心是馮德麟派來的刺客。
馮德麟這個人，看起來脾氣非常暴燥，其實他以前不是軍人而是秀才出身，因為受到官吏的壓迫，才去做「紅鬍子」，曾被帝俄政府拘禁，出獄後又在中俄邊境嘯聚黨徒，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勾結，仍與帝俄為敵。由於他同樣有日方背景，張作霖不能不讓他三分。他和張的意見並未消除，隨後又回到防地，把張所委的各縣警察隊長全行逮捕，拷問他們花了多少錢買缺，以便檢舉張賣官鬻爵。他又以第二十八師全體將士的名義向段內閣宣布「總辭職」。
張又一次請求馮提出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馮的答覆是要以幫辦軍務兼任奉天省長。這個時期，各省省長實際上已經成為督軍的「下屬」，但馮如果兼任省長，既有與督軍相等的兵力，又把一省的用人行政之權奪過去，督軍一職便等於名存實亡。張不能同意，並電請段內閣替他解決這個問題。
此時奉天面臨到軍事衝突的嚴重危機，瀋陽各團體籲請張馮兩人和衷共濟，勿走極端。張雖然答應不以省城為戰場，但在戒嚴狀態之下，人心惶惶不寧。曾經做過和事老的吳、馬兩鎮守使也因幾次調解失敗，謝絕繼續調解。
段也和袁世凱一樣，對張沒有任何好感，但是為了要維持內閣的威信，對關外兩虎相鬥之局不能長期地置之不理。他也仿照袁所慣於採取的「調虎離山」的辦法，電邀馮入京「面議要政」。馮拒不應召。段只得請出一位「最高」的和事佬來，就是以前在奉天親自「招撫」過張、馮兩人的趙爾巽，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到瀋陽，舉行一次有力的調停。從三月一日起，瀋陽迭次舉行以趙為首並有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畢桂芳所派的參謀長參加的調人大會，但都沒有結果。
同時，段派國務院諮議潘弼臣到奉天調查張馮雙方未經陸軍部核准擅購軍火一案。潘弼臣被張逮捕，指為通匪有據，經國務院一再來電解釋，才得釋放。當然，調查軍火一案也就無法進行了。
三月六日，馮又回到廣寧，調解的事也就終止了。
此後奉天局勢又有新的發展。由於奉天警務處處長王永江與奉天軍界發生摩擦，引起了張與直接部下第五十三旅旅長湯玉麟的感情破裂。湯要求張讓出第二十七師師長兼職，張大為忿怒，下令免去湯的旅長，派鄒芬代理旅長，並派兵包圍新民屯第五十三旅旅部。這一局勢的發展，就使奉天軍人的爭端日益擴大，戰爭的危機日益嚴重。段指使直隸督軍曹錕和北京駐軍長官聯名電請馮疏解奉天軍界的糾紛。這個電報事實上是向馮示威，警告他不要與湯合作，否則他們將要採取聯合干涉的手段。正當其時，湯的軍隊紛紛解體，馮只得暫時停止鬥爭，奉天的局勢也就暫時和緩下來。
* * *
[1] 護國軍占領成都和北軍退出重慶後，蔡鍔就阻止雲南軍繼續向四川出發，唐繼堯置之不理。蔡有皓電（7月18日）質問唐：「邇者滇省於袁氏倒斃之後，於剛出發之軍，不惟不予撤回，反飭仍行前進，未出發者，亦令剋期出發，鍔誠愚陋，實未解命意所在」（見《松坡遺墨》）。
[2] 段曾指使各省北洋軍閥通電反對省制列入憲法及省長民選。
[3] 梁啓超在反對洪憲帝制初期，與蔡鍔相約：「事之不濟，吾濟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決不在朝。」
[4] 以前袁世凱命張勳讓出江蘇都督時，曾給以「長江巡閱使」的空銜。隨後又任命張勳督理安徽軍務，其原有「長江巡閱使」一職，並未明令撤銷。
[5] 孫發緒是黎元洪提拔的「人才」。黎就總統職時，孫在直隸的「模範縣」定縣做縣長，特到北京來道賀，黎即任為山東省長。
[6] 孫發緒調任山西省長後，不久又為山西督軍閻錫山所逐。
[7] 譚延闓向人說過：「督軍是婆婆，省長是小媳婦」。
[8] 前面講過，黃興曾通過譚延闓，保證湯薌銘獨立後保留其都督地位。
[9] 胡鄂公反映。
[10] 蔡鍔不肯回湖南，要到日本醫治疾病，因此湘籍進步黨人熊希齡、范源濂等也都同意以譚延闓為湖南督軍。
[11] 譚母在上海病死。
[12] 段祺瑞偽造了蔡鍔一個「擁護中央、收束軍隊」的電報。
[13] 引蔡鍔電報原文。
[14] 引蔡鍔電報原文。
[15] 引蔡鍔電報原文。
[16] 引蔡鍔電報原文。
[17] 段祺瑞欲殺陳宧及北洋派陰謀暗害蔡鍔的資料，均由胡鄂公提供。
[18] 見梁啓超《護國戰爭躬歷談》。梁父病逝不久，「禮廬」是指梁在家守制。
[19] 濟軍是龍濟光軍隊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