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二十七章　府院爭權和督軍同盟干政

一　黎段互爭軍權。府院成立劃分權限的協定 張鎮芳是袁世凱的四個「顧命大臣」之一。哈漢章是黎元洪的軍事「智囊」之一。他們兩人是清朝末年軍諮府的老同事。段祺瑞生平最看張不起，經常在背後罵他是「黃帶子」「掌柜的」[1]，因此，張對段的惡感很深。袁死後，張向哈放了一把野火說：「我們在項城（袁）的靈前討論總統問題時，老段反對黃陂（黎）繼任，是東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黎聽進了這句話，對段更加懷恨，對徐則抱有好感。 黎之恨段並不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以前他以副總統兼任湖北都督，地位實權兼而有之，後來段奉了袁的密令突然來到武漢，用綁票的手段把他押上火車，從此他就做了袁的政治俘虜。袁對他雖然棘手棘腳，還有虛偽的禮貌，段對他卻只有一副冷酷可怕的面孔。袁死後，段到東廠胡同迎黎出任總統，並不是表示熱情擁護，而是頤指氣使，這對黎說來又是一個深刻而痛苦的烙印。在黎接任總統後的這些日子裡，段總是把他當作蓋印機器來使用的，甚至段的黨徒也都只知有總理而不知有總統，黎對此更有「芒刺在背」之感。 段之看不起黎也有長期的歷史根源。第一，前清時期，他自己做過統制（師長）、軍統（軍長）和提督，署理過湖廣總督，而黎不過是一個協統（旅長）。第二，袁世凱當權時期，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將，而黎不過是一個無權無勇的政治俘虜。第三，目前黎的總統地位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因此，他認為對黎沒有假以詞色的必要。 黎就總統後，調任教育總長張國淦為府秘書長。府秘書有林長民、賈壽坤、雷豫釗、歐陽葆真、劉遠駒、張則川、瞿瀛、郭泰祺八人。軍事幕僚有哈漢章、金永炎、蔣作賓、黎澍四人。軍事幕僚經常建議總統必須掌握兵權。他們的理由是：「責任內閣制是指政治而言。軍事方面，總統既然是全國陸海軍大元帥，就不能不管。總統不管軍事，就不如不做總統。」黎也覺得袁世凱做總統何等威風，我這個總統雖然不集權，畢竟還是一個總統，不能不管軍事。這個意圖與段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馳：段以為他是以國務總理的地位掌握全國政權，以陸軍總長的地位掌握全國軍權的，總統不負實際責任，只能安分守己地做一個蓋印機器。段的政治獨裁是建築在軍事獨裁的基礎之上的，如果讓總統管軍事，就等於把自己放在手無寸鐵的空位子上，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黎經常與孫中山、黃興、岑春煊、唐紹儀等文電往來，段對此大為不滿：「原來這些反對我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此外，黎的軍事幕僚擅自打電報勸陳宧通電取消獨立，隨後又勸陳宧自動解散軍隊，陳宧居然不向內閣請示而奉總統之命以行，因此段把這批幕僚恨入骨髓，指斥哈漢章、金永炎、黎澍、蔣作賓為「府中四凶」。黎管到與督軍有關的問題，並且擅自解散北洋派的軍隊，段認為必須及時制止，決定採取殺雞嚇猴（殺陳宧）的手段以警戒黎。 黎接任總統後，對當前的重大問題由不問而要問，由要問而多問。他認為小事可以不問，大事必須過問。段本已苦於有一個國會使他對一切問題不能獨斷獨行，現在再加上一個總統遇事掣他的肘，如何受得了。他有時向他的黨徒發火說：「我是叫他來簽字蓋印的，不是叫他壓在我的頭上的！」 段自己不願經常與黎見面，便把府秘書長張國淦當作府院之間的傳聲筒。一天，段請張轉告，擬用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這是張又一次碰到的同一個難題目：以前袁政府時期，段曾請他把用徐樹錚為院秘書長的意見轉達袁，他碰了袁的一次大釘子，他知道黎也是最恨徐樹錚的。但是，他想到黎的性情比較「溫厚」，或者不至於一口拒絕。不料他向黎提出時，這位「溫厚」人物滿臉都是氣地說：「請你告訴總理，一萬件事我都依從他，只有這一件辦不到。」張不願照實回答，便去找徐世昌研究一下。徐為此到公府來勸黎說：「我以為一萬件事都可以不依從他，只有這一件必須辦到」。他又補充說：「不要怕又錚（徐樹錚）跋扈，芝泉（段）已經夠跋扈的了，多一個跋扈的不見得更壞些」。 黎對徐不僅有好感，更重要的是徐與北洋派具有深厚關係，想利用徐以抵制段。黎提出一個交換條件：「以後院秘書長因公到府，必須與府秘書長偕同來見。」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三日，發表了以徐樹錚為院秘書長的命令。 徐樹錚到職不久，就露出專斷態度來。一天，因發表福建三個廳長的命令到公府辦理蓋印，黎偶然問到這三個人的出身和歷史，徐樹錚很不耐心地說：「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印，我的事情很忙。」他出府後，黎向手下人氣鼓鼓地說：「我本來不要做總統，而他們也就公然目無總統！」 張國淦因在府院之間左右為難而辭職[2]，八月一日繼任府秘書長的就是前山東諮議局議員、現為參議院議員的丁世嶧。丁認為府院職權極不明確，「國務會議事前既無議事日程，事後又無議事記錄[3]，總理不見總統，但憑院秘書長往返其間。發一令而總統不知其意，用一人而總統不知其來歷。總統偶詢一二語，院秘書長輒以現在實行內閣制，總統不必多開口為答。」因此，他提出「府院辦事手續草案」，建議大總統得出席閣議，發表意見，但不得參加表決。大總統對國務得自由行使其職權。如用人不同意，得拒絕蓋印。閣員應隨時向總統面商要政。國務會議事前須將議事日程呈報，開會後須將議事記錄呈閱。 事實上，不但院秘書長在總統的面前神氣十足，就是院秘書長以下的院方人員，也從來不把總統當作一個應當尊敬的對象。有一個在國務院採訪新聞的陳紹唐[4]，經常稱段為「相國」。這個名稱是袁世凱用以稱呼國務卿徐世昌的，現在帝制已經取消，國務卿的官制已經廢止，再用洪憲時期的臭頭銜加在段的頭上，應當是一種侮辱，可是段卻樂於接受這個稱呼，陳紹唐因此取得國務院參議的名義，在徐樹錚未就秘書長以前，經常被派到公府來，辦理總統蓋印手續。龍濟光取消獨立時，院方所擬嘉獎令有「該上將軍具有世界之眼光」的一句話，黎看了大大搖頭：「這句話實在安不上」。陳紹唐就很不禮貌地說：「總統如此挑剔，總理只有辭職不干！」又有一次，馮國璋保舉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饒懷文為海軍中將，經院方核准，陳紹唐送到公府來蓋印。這天黎的肝火很旺，忍不住問了一句：「你是什麼人，跑來跑去的，院秘書長哪裡去了？」陳紹唐受了這場搶白，回到國務院無中生有地說：「總統認為院方不應核准這個保案，因為海軍人員不能由陸軍人員保舉。」為了這件事，氣得段請了好幾天的病假。 由於府秘書長提出劃分府院權限的方案，段的私黨捏造府方行將恢復總統制的謠言，段又氣得一連請假數日，到八月二十六日才銷假視事。但他內心上未嘗不想減輕府院之間的摩擦，因此向徐樹錚下了一道手諭：「本院呈請大總統核閱文件，應責成該秘書長躬自遞呈，用印後齎回。無論風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差異。」又呈報黎說：「……逐日文件，均由徐樹錚躬遞。該員伉直自愛，不屑妄語，其於面對時，凡有聲明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負全責。」 關於府院權限問題，段堅持總統不應列席國務會議，最後雙方成立協定如下：（一）關於國務會議，事前呈閱議事日程，事後呈閱議事記錄；（二）會議後由國務員公推一人入府報告議決事項；（三）每逢星期五，國務員齊集總統府會商政務，舉行聚餐；（四）總統對議決之案，如認為不合，得命總理及主管部閣員說明理由，如仍認為不合，得交複議一次；（五）未經國務會議議決之命令，總統得拒絕蓋印。 二　張勳通電干涉國會。督軍團要挾北京政府罷免司法總長張耀曾。第二次徐州會議，七省同盟擴大為十三省區同盟，並推張勳為盟主。段授意督軍團威脅外交總長唐紹儀，不許到任。北京政府下令制止軍人干政 前文敘過，張勳召集徐州會議，公然發出鞏固北洋團體以對抗西南各省及國會的狂妄叫囂，並提出尊重清室、推崇袁前總統的各項荒謬主張，張勳本人還自鳴得意地發表了包庇帝制犯的通電。國會開會時（八月一日），張勳首先向國會開炮，電請剷除國會中「暴亂分子」[5]之參與癸丑之役者，並痛減議員歲費以節國家開支。前者是以前袁世凱用以解散國會的一個藉口。實際上排斥國民黨議員就是不要國會，因為國民黨在形式上是國會中的第一大政黨，如果沒有國民黨議員參加，國會將因不足法定人數而解體。 參加徐州會議的原來只有奉、吉、黑、直、豫、晉、皖七省代表，會議後張勳繼續吸收各省北洋軍閥參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區大同盟的傳說盛行一時。加入同盟的軍閥，儘管抱有各種不同的目的，卻有一共同之點，就是利用這個同盟來保障個人的權利和地位。除了參加的軍閥而外，還有帝制派和政治陰謀家隱身幕後，興風作浪。他們的目的也不盡相同，有的企圖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復個人自由，有的則是利用軍人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個策動政治陰謀的大本營，其中有推舉段祺瑞為副總統、以徐世昌為內閣總理以及驅逐黎元洪、擁戴溥儀復位的各種不同的主張。天津、徐州之間經常有秘密人物往來，據說徐世昌也曾秘密到過徐州。 八月間，眾議院議員趙炳麟提出軍人不得干涉議會案，張勳聯合多人通電予以痛斥。九月間，眾議院議員陳允中等質問督軍同盟的問題，張勳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國會的通電發表。 八月五日，司法總長張耀曾由雲南到上海，下榻孟淵旅館。正當其時，上海海關在輪船中查獲大宗煙土，據說張的隨員孫世奇有重大嫌疑，張否認隨員中有孫世奇其人。張是屬於國民黨的閣員之一，國民黨人參加內閣本是段所不喜的。八月十三日，北京政府忽然發表一道重申煙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護符，暗中販賣」。這道命令顯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藉以打擊他們的。不久査明，私帶煙土案牽涉到唐繼堯的兄弟唐繼禹，而與張耀曾無關。張於八月二十五日到達北京。 私帶煙土案發生後，張勳不管與張耀曾有關無關，就發表冬電（九月二日）說：「張耀曾販土營私，喪權辱國。國務院為一國最高行政機關，豈容有此敗類廁足其間。……勛敢代表大多數之國民曰，此等閣員，此等議院，我輩國民斷難承認。」張勳借題發揮攻擊閣員，又因張耀曾原為國會議員進而攻擊國會，正和同一時期北洋軍閥紛紛通電攻擊李烈鈞一樣，是以國民黨與西南人物為其攻擊之對象的，此外就找不出什麼理由了。 此時國會已經通過了內閣總理同意案，並通過了全體閣員名單，段不能不出面來替國會講幾句話。他勸張勳勿再干涉國會。張勳回答說，他不是干涉國會而是「監督國會」。九月中旬，黎也派張勳的老朋友阮忠樞到徐州來疏通。不料通過勸告和疏通，張勳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聯合北洋軍閥多人發表元電（九月十三日），用更大的火力攻擊張耀曾說：「……政府隱忍而不言，國會盲從而通過。……國會為立法之地，總長為執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眾。自茲以後，勛等何能再以禁菸法律強令國民，惟有任其自種自運自吸，不過問而已。……勛等料各省法庭引為奇恥，忍無可忍，必有與法部斷絕關係之一日。……張於此案為嫌疑犯之一，無論有罪無罪，均應停職付諸法庭。……如以勛等所言為是，請即日罷斥司法總長張耀曾，即交法庭公開審判，以謝天下。如以張耀曾所行為是，即請立罷勛等之職，以謝張耀曾。倘政府仍有為難，即請將勛等與張耀曾一律罷斥，以平其氣。……坐衣冠於塗炭，勛等所不屑為；甘緘默以終身，勛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責之義，不辭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佇候明訓。」列名這個電報的有倪嗣沖、薑桂題、張作霖、馮德麟、孟恩遠、畢桂芳、許蘭洲、王占元、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楊善德等。 在此時期，以責任內閣自居的段應當只能採取維持中央威信、制裁干政武人或者因為無力制裁武人而不得不引咎辭職之兩途。但是攻擊國會和攻擊國民黨閣員，正是投其所好，因此，他對這樣嚴重的問題採取了冷眼旁觀的態度。同時，國會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也竟啞口無言。只有西南五省實力派發表了一個通電，譴責北洋派各督「梟張作亂」。 張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辭職。在辭呈中說他「無罪可言，無責可負」。並建議：「張勳目無中央，威逼政府，請嚴加懲治以安國本。」他說張勳既為「原告」，應當到法庭來和他對質，如果是誣告，應當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計較」。段也隨口說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在段祺瑞有意縱容、國會軟弱無力、帝制派與陰謀政客從中構煽的各種條件下，九月二十日張勳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徐州會議，並將七省攻守同盟擴大為「十三省區聯合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山東督軍張懷芝、第五師長張樹元、奉天督軍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畢桂芳、江蘇督軍馮國璋、河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李純、福建督軍李厚基、直隸督軍曹錕、直隸省長朱家寶、浙江督軍楊善德、松滬護軍使盧永祥、第七師長張敬堯、兗州鎮守使施從濱、兩廣礦務督辦龍濟光、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北京步軍統領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當這些軍閥代表到徐州時，張勳派綠呢大轎前往車站迎接，並包定徐州四大旅館為招待所。會議在巡閱使署大客廳舉行，門禁森嚴，代表入場亦須通過人身檢查。會議決定：推舉張勳為十三省區的大盟主，並制定省區聯合會章程十二項如下：（一）本團體以聯絡國防、鞏固勢力、擁護中央為宗旨；（二）本團體為防止暴動分子私攬政權而設，國會開幕後，如有藉故擾亂與各省區為難者，本團體得開會集議為一致之行動，聯合公討之；（三）本團體為擁護國家安寧起見，如不得已用兵時，關於聯合區域作戰事宜，得公推領袖一人總指揮之；（四）本團體對於所公推之領袖，認為盟主，凡事經開會公決後，即由領袖通告遵行；（五）本團體推張上將軍為領袖，遇有重要事體發生，應行主持爭執，其不及往返電商者，徑由張上將軍代為列名，但事後應將原電事由電告；（六）本團體如有必須集議之事，應由各省區各派代表到會與議，其集議地點臨時決定之；（七）本團體聯合以後，各方面如有妨害國家統一之行為及對於政治有非理之要求，為公論所不容者，本團體即以公敵視之；（八）本團體以外各省區如有反抗中央、破壞大局者，本團體即以補足中央制服之；（九）本團體為主持公道起見，凡有挾持私忿、假借它項名義傾陷報復者，本團體應仗義執言，加以保護[6]；（十）各方面對於本團體如有存心破壞及謀削弱本團體之勢力者，本團體當協力抵制之；（十一）本團體應需經費，由各省區酌量擔任；（十二）本節略僅具綱要，所有一切未盡事宜，均由眾議隨時規定。 這些條款說明：徐州會議的目的不僅在於組織一個對抗國會、國民黨和西南各省的軍事同盟，也在於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權，為各省軍閥割據打下更有力的基礎。這也就是說，無論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內，凡有損害他們的權力地位的，都認為是共同敵人而以武力對付。 九月二十二日，安徽省長倪嗣沖由蚌埠趕到徐州來，親自參加會議。在倪的建議下，當天的會議改為緊急會議。他在會議上首先發言，認為僅僅制定章程而不採取行動是不夠的，因此建議解散國會，廢止舊約法，罷免西南派唐紹儀、孫洪伊、谷鍾秀、陳錦濤、張耀曾五總長，並將此項決議通告北京政府，限於三日內答覆。這些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把中華民國一腳踢翻，改為中華軍國，並向西南各省採取戰鬥姿態，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顧慮，認為沒有取得本省督軍的授權，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國會」改為「除去國會中暴亂分子」，大家仍然作不得主，當天的會議沒有結果就散了。 二十四日，國務院秘書曾毓雋從北京帶來一個電稿，因此會議以討論這個電稿為主題，張勳、倪嗣沖都竭力主張照原稿通過。二十五日，便用張勳、馮國璋、王占元、李純、倪嗣沖、張作霖、孟恩遠、郭宗熙、畢桂芳、許蘭洲、曹錕、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張廣建、田中玉、楊善德、盧永祥、陳光遠、李進才、李長泰、張敬堯、范國璋、蔡成勛、張永成、張樹元、王金鏡、鮑貴卿、唐天喜、施從濱、徐占鳳、陸錦、楊以德等三十四人的名義，照北京帶來的電稿發出通電說：「唐紹儀學識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檢，穢德彰聞。……唐紹儀曾借比款，以六百萬元之巨款，竟與少數偉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內閣總理，國會以比款用途相詰，唐恧顏結舌，無可為詞，竟至棄職潛逃。唐之此來，實將要結外援，陰圖不軌。……務請大總統勿令就職。倘竟不察，使長外交，必至僉壬誤國，華夏蒙羞。勛等於唐署名籤押之件，一律不敢預聞。除公舉代表與唐清算比款外，合詞電呈。」 這個電報比起攻擊張耀曾的電報來，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十五人增加到三十四人，除山西、陝西、新疆三省督軍未列名外，幾乎是用北洋派的全體名義與一個手無寸鐵的老官僚作戰，而這個老官僚正是國民黨系的人物。列名者有督軍、省長、師長、都統、護軍使、鎮守使，最後一名是直隸警務處處長，堪稱角色齊全。攻擊張耀曾的事實雖不正確，但還有些牽連，這個電報列舉的條款卻都是憑空捏造的，例如借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軍，唐紹儀辭內閣總理是由於受到袁世凱的壓迫，而「要結外援，陰圖不軌」也都是莫須有的罪名。攻擊張耀曾的電報，僅僅假設到各省司法機關將與「私運煙土」的司法總長脫離關係，而這個電報卻明顯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與「凡庸猥下」的外交總長脫離關係。以前海軍獨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軍部的命令」，這次列名各省準備與北京外交部脫離關係，也就是對北京政府的變相獨立。他們還怕電報嚇不退唐紹儀，準備採取派人到天津査賬的實際行動，威脅他不敢到京就職。 實際上這個電報是由張勳、倪嗣沖兩人包辦發出的，各省軍閥代表有些是隨聲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態度。江蘇、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長官請示後才能決定簽名與否，倪嗣沖就站起來大聲地說：「你們不能代表，就讓我來代表吧」，即提筆代為簽名。因此，馮國璋、李純、王占元三人都通電否認同意列名，並撤回了他們的代表。馮國璋派代表到北京聲明此電未經本人同意。這是長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樹一幟的一種跡象。 九月二十五日，唐紹儀通電辭去外交總長。他在電文中痛斥張勳說：「張勳盤踞徐州，形同割據，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賦稅由其徵收。近且搜集逋逃，號召徒黨，以悖謬不法之言論，干犯國會尊嚴，以無稽之談，肆抵司法總長勒令解職」。電文附帶指責北京政府對廣東問題處理不公：「龍濟光督粵三年，縱兵殃民，姦淫搶掠，甚於盜賊。以為政府曾獎以有世界眼光，故雖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為無理之要求。近雖交印，而仍占據孤山[7]，勒索巨款，以備獨霸瓊島之需。……李烈鈞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國之人，滇南起義，投袂而興，間關萬里，轉戰名城，乃其結果不及一殘暴冤酷之龍濟光，烈士灰心，端人解體」。 唐紹儀的辭職電發表後，黎派府秘書長丁世嶧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來無意於到北京參加段內閣，其外交總長一職，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動身到天津來，也是受黎的邀請。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氣對他十分不利。段認為：黎堅決邀請唐入閣，只是為了奪取內閣總理，因此不惜採取種種手段，拒絕唐到北京來就職。 段利用徐州會議打擊了政敵唐紹儀，可是這個武器反過來又傷害了自己。在督軍團猛烈攻擊唐紹儀的同時，徐州會議還討論到內閣問題，張勳主張推舉徐世昌組織內閣，段應退為徐內閣中的陸軍總長。張勳排斥段內閣具有兩種用意，第一是與段爭奪北洋派領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為清室復辟開闢道路。因此，徐州會議在北洋派內部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張勳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 徐州會議還存在張勳與馮國璋之間的矛盾。這兩人的關係從來就是不好的。馮派代表參加徐州會議，並不是甘心充當張勳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會議醞釀政變，企圖奪取總統的地位。但張勳自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卒，沒有取得同意，冒名簽發電報，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與自己一系的李純、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不合作的態度。 張勳與其他各省軍閥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由於張勳妄自尊大和獨斷獨行，各省軍閥敢怒而不敢言。張勳每發表一次意見，各省軍閥只能隨聲附和。一次，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同意電報來遲了一步，他就大罵李培之破壞北洋團體，影響盟主威信，嚇得李來電謝罪，並且委過於秘書辦稿太遲。後來北京選舉副總統，張勳命令各省盟員通電為徐世昌捧場。李很快地就有回電說：「與其推戴東海（徐），毋寧推戴我帥」。 在那些烏煙瘴氣的日子裡，各省北洋軍閥紛紛仿照前清督撫的成例，稱為「某帥」，只有張勳一個人稱為「大帥」。由於大盟主的威風越來越大，除了退盟的長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員逐步地下降為他的奴才和應聲蟲。其中有些「奴才」恬不知恥地建議以後不必召集會議徵求同意，一切問題徑由盟主決定，大家無不樂從。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盟員對盟主的反感越來越深了。 「大帥」駐節的徐州，當時成了政治避難所和各種各色政治野心家進行陰謀活動的「市場」。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緝的帝制犯顧鰲、薛大可都被「大帥」聘為機要秘書。張勳還有電報邀請楊度、孫毓筠等全部被通緝的帝制犯都到徐州來作客。北洋派或與北洋派有關的下台軍人政客如段芝貴、陸建章、阮忠樞、龍覲光等都被「大帥」禮聘為高等顧問。暗殺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做了「大帥」的座上客。九月二十七日，號稱「文聖」的保皇黨魁康有為應「大帥」的邀請，也到徐州來進行活動[8]。 以上情況，說明徐州又由「中華軍國」向前發展了一步，成為復活「大清帝國」的半公開活動場所了。因此，全國人民對徐州會議一致表示憤慨，南方五省督軍[9]也有通電加以斥責。黎一再促請段內閣公開制止督軍團目無法紀的行為。九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軍人開會幹政的命令。命令說：「近有少數之人，每囿一隅之見，或組眾集議，凌軼範圍，或隱逋逃亡，託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樹植黨援，假愛國之名，實召亡之漸。……若仍不顧大局，一意孤行，國法具在，公論胥存，本大總統為捍衛國家計，亦不能不籌所以善後也！」這是北京政府敢於公開譴責各省軍閥的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紹儀的外交總長，這就說明北京政府對制止軍人干政是外強中乾的。 同一天，段以內閣名義發表艷電（二十九日）分致參加徐州會議的各省督軍說：「近閱迭次通電，熱誠所激，間有過情，道路傳聞，並有約期集議之舉。嗣後國家大計，諸公有所獻替，幸其各抒所見，剴切直陳；其或關係重要，亦可專員來京申意。苟利於國，敢不拜嘉。至於逾軌之行，舉非國家統一所利。諸公躬膺重寄，務乞以身率屬，共濟艱虞。」這個電報把他們干涉國會、排斥閣員、威脅政府、圖謀不軌種種不法行為說成是「熱誠所激」，把公開舉行的徐州會議說成是「道路傳聞」，並且委婉其詞地教導他們，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採取較為隱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許的。這個電報發表，就使制止軍人干政的命令成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電（三十日）分致各師旅長說：「各師旅長以治軍為專責，於國家用人行政，自不應越權參預。近閱上大總統有電，竟有該師長等聯名其中，殊背軍人之義。各該師旅長於整頓軍隊計劃有所建言，盡可到部或派員陳述。至於私約會議，有淆聽聞，甚非國家之利，宜切戒之。」 九月三十日，段在國務會議上聲明他並未預聞徐州會議。他說：「當項城（袁）病情險惡的時候，張勳要帶五千兵到北京來[10]。我打電報警告他，你如果敢於帶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時我還電約華甫（馮），如果張勳敢於調兵北上，請他派兵和我的軍隊兩面夾攻。」 北京政府對禁止軍人干政雖然表現了外強中乾的態度，總算發表了一道命令，因此那些「唯大帥之馬首是瞻」的各省軍閥，紛紛電呈不再參加會議，並撤回了他們派往徐州的代表，冠蓋往來的徐州，頓然出現了人去樓空的冷落場面。張勳電問段，艷電是否出自總理本人的意見？段回電說：「吾輩私交雖厚，公誼難容」。因此，張勳牢騷滿腹地通電有關各省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黨難！」 儘管張勳的氣焰被壓低，徐州會議不能繼續召開，但是帝制派、政治陰謀家和投機政客仍然十分重視張勳的軍事實力，段的策士徐樹錚仍然與他密電往來，梁啓超也曾到過徐州。因此，張勳還敢於以個人名義繼續發出攻擊財政總長陳錦濤的電報。當國會提出關於徐州會議的質問案時，他還敢於去電恫嚇國會說：「部下健兒閱報後，群情憤激，擬入京面較曲直，然後待罪闕廷。」 三　黎提名伍廷芳為外交總長。雙十節的「勳章雨」。馮國璋當選副總統。黃興、蔡鍔相繼逝世 唐紹儀辭職後，段改提陸徵祥為外交總長，國會對這位洪憲朝的宰相[11]不予通過；段補提汪大燮，又因汪也是「洪憲皇帝」的參政院副院長而被否決。事實上段最中意的外交總長是曹汝霖，曾向國會議員朱念祖道及[12]。但是，陸徵祥、汪大燮尚且通不過，如果提出著名賣國賊曹汝霖，必然會引起國會的嚴厲指責，因此他不敢提出來。此時黎元洪正因督軍團迫走唐紹儀而大感不快，就極力推薦國民黨的另一元老伍廷芳為外交總長。段自己提不出外交總長，只得同意黎的意見。而伍廷芳在國會中順利通過，又使段感到他的獨裁政權既有總統從中掣肘，又有國會多方限制，因此加深了他與總統和國會的對立。 關於財政問題，北京政府也像袁世凱當權時期一樣，只能依靠外債來彌補赤字。一九一六年九月九日與日本商訂「興亞借款」條約，十四日，日本銀行團預先墊付五百萬，這件事立刻引起英、美、俄、法四國公使的抗議，同時國會也對財政總長陳錦濤提出彈劾案，嚇得陳請病假避往天津。興亞條約借款八千萬日元，以湖南水口山鉛礦和安徽太平山鐵礦作抵，這樣，便又引起了湖南、安徽兩省人民的激烈反對，湘籍國會議員並以全體退席來力爭，因而借款無法進行。段只得轉向五國銀行團借款一萬萬元，但因歐戰緊張，英、法等國無力提供借款。十一月十六日，段又秘密向美國接洽中美實業借款美金五百萬元，定期三年，利息六厘，實收九一，以菸酒稅為抵押。為了避免五國銀行團的干涉，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陳錦濤在參眾兩院秘密會議上作了說明，國會予以通過。不料中美借款合同又被報紙揭露，英、法、日、俄四國公使聯合提出抗議。北京政府回答他們說：「此項借款，專供中國銀行兌現之用，並無政治關係。且民二政治借款優先權之契約，乃中國政府與五國銀團所締結。今德已分離，中國政府當然有與他國另行借款之自由。此項抗議，本政府未便接受。」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日是「重建共和」後的第一個雙十節，北京政府為了粉飾全國統一，特授孫中山以大勛位，授蔡鍔、唐繼堯、陸榮廷、梁啓超、黃興、岑春煊以勛一位。這裡面包括建立民國和再造共和的「民國偉人」。但是清室的重要人物世續得到勛一位，載濤得到一等文虎章，紹英得到二等寶光嘉禾章，梁鼎芬得到二等大緩嘉禾章，他們有何功勞，能夠得到民國榮典，豈非不倫不類！在同一天的命令中，北洋「三傑」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都得到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得到二級以下勛位、勳章的，包括擁護共和的護國軍將領和擁護帝制的北洋軍將領[13]。命令發表後，首先是黃興辭勛位不受，其次是岑春煊因為李烈鈞有功不「賞」，要把自己所得的勛一位讓給他。張勳也因僅得二等大綬嘉禾章，有忝「盟主」身份，拒而不受[14]。 這次授勳令是由黎段兩人聯合提名的。黎所提的偏重西南人物，段所提的大多為北洋軍閥。由於光怪陸離，無所不包，這次授勳令當時也有「勳章雨」之稱。 同時，黎聘請孫中山為總統府最高等顧問，徐世昌為特別高等顧問，他們都不接受。黎又電迎黃興到北京，黃也稱病不來。 為了網羅新舊「元老」和革命「元勛」，黎擬成立一個「國老院」，將「國老院」條例咨交國會討論，規定「國老」由大總統特聘，其名額不超過十人，其資格限於年齡在五十歲以上，曾任大總統、副總統或大有功勳於民國者，以年齡最長者為院長。其預定名單有趙爾巽、李經羲、周馥、瞿鴻、康有為等。成立「國老院」的消息傳出來，孫中山有電錶示反對說：「元老院與參議院相當。日本樞密院立於上院之上，然明治維新之際，無議會及責任內閣，故以此備天皇之諮詢。立憲後天皇猶有大權，故仍須樞密院，而元老亦因襲以有重權。民國國體與彼懸殊，多一機關即多一衝突之源。」後來這個條例在國會中沒有通過。 接著又有補選副總統的問題發生。提出這個問題是國會中反段派的一個政治手腕。原來國會中「韜園派」首領孫洪伊，在這個時期是與孫中山靠攏的，因此「韜園派」被稱為國會中的急進派。孫洪伊出任內務總長，經常與段發生爭執。他是直隸人，與北洋派中的直系軍閥頗為接近。他採取以馮制段的策略，想選舉直系領袖馮國璋為副總統，讓他壓在段的頭上，而馮的總統夢沒有做成，也正存有「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願望。「韜園派」議員在國會進行擁馮活動，頗有成效，便由該派議員宋淵源提出補選副總統的議案。 段既然採取了責任內閣制，所以對競選副總統不感興趣。他邀集各黨議員舉行了一次懇談會，表示沒有補選副總統的必要。但他不能阻止國會不進行副總統的選舉，而馮如果當選為副總統，對他說來也不是一件十分有害的事情[15]。所以當國會通過補選副總統一案後，他命黨徒徐樹錚、靳雲鵬聯名致函各報，代他表示不競選副總統，如果國會屬意馮，他也「引為欣慰」。 馮競選副總統的消息傳到徐州，張勳曾通電反對，有「選馮不如選岑（春煊）」的怪論。張勳建議選舉徐世昌為副總統，電請贛籍國會議員予以協助。 十月三十日兩院舉行副總統的聯合選舉會，出席議員七百四十一人，第一次馮得四百十三票，陸榮廷得一百七十六票，黃興也得三十三票，均不足四分之三的法定數[16]。下午續開第二次選舉會，馮在七百三十二張選票中得五百二十八票，陸榮廷得一百八十票，仍然沒有人當選。第三次就得票最多的馮陸兩人決選，馮得五百二十票當選。事實上，馮在國會中並不是受歡迎的人物，此時孫中山、黃興都不參加副總統的競選，西南實力派唐繼堯、陸榮廷也都無意於此。「韜園派」議員竭力為馮捧場，國民黨人和研究系（進步黨）議員也都不反對。最堪玩味的是，張勳反對馮的電報產生了一種相反的效果，因為張勳是國會議員深惡痛絕的一個人，由於他的反對，許多對馮毫無好感的人也都投馮的票了。馮當選為副總統後，只有張勳不發賀電。 緊隨北京選舉副總統之後，黃興於十月三十一日在上海福開森路[17]三九三號本宅以肝病去世，年僅四十二歲。北京政府接到他的友人孫中山、唐紹儀的報喪電，十一月二日特下明令褒揚他締造共和的功績，派王芝祥致祭，給予治喪費二萬元。 十一月八日，北京政府又接到蔣百里由日本發來的電報，報告蔡鍔於是日在福岡醫科大學病院逝世。蔡享年僅三十五歲。十一月一日日本天長節，蔡還伏在病房窗口看日本飛機演習，他又受了一番刺激，病勢日趨沉重。他向蔣百里沉痛地說：「中國的陸軍還沒有整理好，而別人的戰爭準備已經由平面轉向立體，我們不知道又落後了多少年。」他又吩咐說，護國戰爭是槍口對內的一種戰爭，不應引以為功，他死後必須薄葬。在以後的幾天內，他就臥床不起，吩咐蔣百里錄寫他的遺電。遺電說：「國會、大總統鈞鑒：鍔病恐不起。謹口授隨員等以遺電陳四事：（一）願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二）意見多由於爭權利，願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三）在川陣亡及出力人員，懇飭羅、戴兩君核實呈請恤獎，以昭激勵；（四）鍔以短命，未能盡力民國，應行薄葬。」這個遺電在他逝世的一天發出。十一月十日，北京政府下令褒揚他再造共和的功績，派駐日公使章宗祥照料身後事，並給予治喪費二萬元。 十二月十八日，北京政府公布國會議決的國葬法，二十二日又公布國會關於國葬黃、蔡兩人的決議案。此後全國各地紛紛舉行「黃蔡二公追悼大會」，只有山東、奉天兩省軍閥對當地追悼會的進行頗有阻難。黃蔡二人生前本為好友，死後長眠於長沙城外湘江對岸之嶽麓山，從此馨香俎豆，永垂不朽。 四　內務總長與院秘書長發生衝突，黎拒絕罷免孫洪伊。徐世昌到北京調停政潮。孫洪伊被逐出京 徐州會議的同時，北京方面府院之間、國會與內閣之間以及內閣內部展開了白熱化的鬥爭。在這些鬥爭中，正面交鋒對壘的人物，開始是府秘書長丁世嶧和院秘書長徐樹錚，不久把內務總長孫洪伊也牽涉進去，又由孫牽涉到國會，形成了鬥爭的複雜化和尖銳化。 早在七月間，國務會議在討論廣東軍事衝突時，徐樹錚建議發表一道討伐李烈鈞的命令，並調江西、福建兩省的北洋軍進入廣東境內，幫助龍濟光夾擊滇軍。根據國務院職權的規定，秘書長僅能列席國務會議而無發言權和表決權。當時接近國民黨的內務總長孫洪伊反對這個建議。會議結束後，徐樹錚公然擬就討伐李烈鈞的命令送到總統府蓋印，因黎不肯蓋印沒有發表。徐樹錚公然又用國務院的名義電令閩、贛兩省出兵。江西督軍李純回電說，江西兵力單薄，只能派兵防守贛、粵邊境，不能越境進攻。國務員看到了這個回電，才知道徐樹錚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擅自發出有關重要軍事的指示，因此孫洪伊當面指責徐樹錚侵越職權，徐樹錚也就不服氣地和他爭吵起來。 徐州會議時，黎派府秘書長丁世嶧到國務院，催促採取行動制止軍人干政。徐樹錚並不將黎的指示報告國務會議。一直到督軍團發出荒謬絕倫的干政電報，經黎一再催促，國務會議議決根據黎的指示下令制止軍人干政時，徐樹錚才擬就了一道內容空泛的命令，送府蓋印發表。 根據當時官制的規定，薦任職[18]以上官吏，均須經國務會議通過，以總統的命令發表任用。但是任命郭宗熙為吉林省長，就沒有經過國務會議，顯然是一件破壞制度的事情。此外，參議院提出對福建省長鬍瑞霖的查辦案，也沒有經過國務會議討論，徐樹錚就以政府的名義咨復參議院，竭力為胡辯護，這又是一件破壞制度的事情。以上都與內務總長的職權有關。因此，孫洪伊當面質問段，凡與各省民政長官有關的問題，內務總長是否無權過問，院秘書長是否有權擅自處理？段無言回答，只得罵了一聲「又錚（徐）荒唐」，吩咐把胡瑞霖一案的咨文追回，但是參議院已將該件印發出去，無法追回。孫洪伊因此負氣呈請辭職，並函請國會恢復他的議員資格。段派交通總長許世英到孫宅退還辭呈。 黎得知這件事情，也不勝憤慨地說：「現在那裡是責任內閣制，簡直是責任院秘書長制！」九月一日，他召孫洪伊入府，當面加以慰留。 孫洪伊因辭職而得勢，就決定進一步展開對徐樹錚的積極鬥爭。由於他的建議，在國務院秘書廳的職權規定中，對院秘書長的職權作了如下的限制：（一）承總理之命，掌管秘書廳事務；（二）經國務會議決定之案，不得擅自更改；（三）公文命令，非得總理及負責總長之副署，不得發行。此外，並規定凡政府答覆國會的質問案，均須由主管部起草；政府命令，須由國務員副署後送府蓋印發表。以上規定，使得徐樹錚不能為所欲為地濫用職權，不能利用國務院的名義發號施令，因此恨孫刺骨。 恰恰這時內務部與平政院發生了一件爭執案。內務部有一批高級職員被裁，他們向平政院提出控訴，平政院判決撤銷內務部的原令，仍准停職人員回供原職。孫洪伊拒絕接受這個裁決書，他說平政院是袁世凱的一個御用機關，袁死後雖無明令撤廢，但只能認作是一個非法機關；平政院雖有受理行政訴訟之權，由於該院本身所由成立的法律根據及其職權所援引的法律根據（指袁的偽約法）是否仍應有效，應由立法機關予以審議。很明顯，這個問題如果提交國會審議，孫洪伊是會得到國會的支持的。但是徐樹錚正要借題報復，竭力慫恿段乘此機會拔去「眼中之釘」。他取得段的同意，沒有經過國務會議的討論，擬就了一道按照平政院的裁決書執行的命令送府蓋印。孫洪伊拒絕副署，並以內務總長名義呈請總統將此案提交國會審議，因此黎也不肯蓋印，在命令上批了「交院再議」四個字，在孫洪伊的呈文上批了「准咨國會解決」六個字。 關於執行令的問題，府院之間各執己見，送過來退回去一連有好幾次。段堅持總統必須蓋印，否則將認為總統不信任內閣或者總統破壞責任內閣制的一種表現。黎無法應付，只得叫孫洪伊與段自行解決。 十月十八日，徐樹錚忽然手持「孫洪伊著即免職」的命令請黎蓋印。黎不禁為之駭然，堅決不肯蓋印。此後，徐樹錚一連到公府催促四次，最後一次公然很不禮貌地說：「總統不蓋印，就只能不准伯蘭（孫）出席國務會議！」黎聽了這句話，他的一肚子火氣實在關不住了，陡然大喝一聲：「你說的是一句什麼話！」 徐樹錚冷冷地回答說：「這是總理說的。」 這次政潮所涉及的範圍愈來愈廣。國會議員王玉樹等提出對政府的質問案，認為要罷免一個總長，應由國會提出彈劾，而不能准許國務總理獨斷獨行。反段派國會議員川流不息地跑到公府鼓勵黎，不要在這道不合法的命令上蓋印。孫洪伊本人則認為「國務員對總統應負聯帶責任，內閣可以總辭職，不能單獨免一個閣員的職。」 十月二十四日，從來很少到公府的段忽然到公府來，親自請黎在免孫的命令上蓋印。黎仍然加以拒絕。此時段也不能再保持對總統的禮貌了，他氣勢洶洶地說：「總統不肯免孫伯蘭的職，就請免我的職吧！」黎被他當頭一棒，畢竟抵敵不住，便又無可奈何地表示：「可以讓伯蘭自動辭職，免職令還是不下的好。」 孫洪伊表示除非總統下令免職，自己決不自動辭職。 十月二十七日，黎請參謀總長王士珍與孫洪伊同到公府來商量這個問題。王士珍勸孫讓步，以一個專使的名義出洋考察，不開去內務總長的職，由次長代理部務，以便和緩政潮。孫洪伊表示不願出洋。 同時，「韜園派」議員呂復、褚輔成等在國會提出彈劾院秘書長徐樹錚案，還擬進一步彈劾國務總理段祺瑞。徐樹錚看見問題鬧大了，不免情虛膽怯，便表示「只要伯蘭辭去內務總長，維持總理的威信，可以調任為全國水利總裁或者外放省長。」孫洪伊表示：「什麼官我都不要，只要維持我的人格。」 段聽了孫洪伊不辭職、不出洋、不外調的話，不禁怒沖沖地說：「好，我們大家都辭職，讓孫洪伊一個人去干！」 一個表示決不辭職，一個表示不把他逐出內閣就不能維持總理的威信，而如果維持了總理的威信，勢必又會影響總統的威信，這個問題糾纏不清，始終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來。府方策士看見段的專橫態度已經發展到令人難於容忍的程度，主張電召「隱居」衛輝的徐世昌到北京組織內閣以代段。他們認為：段的政治資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資望遠在段之上，並且張勳對徐抱有特殊好感，以徐代段不會引起嚴重後果。黎也覺得傀儡總統和蓋印機器做得太苦悶，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採納了策士們的建議，派王士珍到衛輝迎接徐世昌來京。 從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徐世昌竟然成為「解決時局的中心人物」。北京傳出來的消息異常混亂，一會兒說徐即將來京，一會兒又說他不肯來。最後，他提出了「擁護元首」「維持合肥（段）」「不入政界」三個條件，要黎答應後才肯動身。事實上，這個老官僚無時不想重登政治舞台，只是害怕段，因此推三阻四地不肯來。他與張勳經常有密電往來，徐內閣的呼聲早已遍傳全國。張勳表示了願意擁戴徐而不支持段的態度，一面派他的參謀長萬繩栻到衛輝勸駕，一面代徐安排了一張新閣員名單，名單上寫的是：內務李經羲，外交陸徵祥，陸軍段祺瑞，海軍薩鎮冰，交通梁敦彥，教育蔡儒楷，司法許侍衡，農商楊士琦。 徐世昌於十一月十六日到了北京，當天並不到公府謁見黎。十七日，黎親自先到五條胡同拜訪他，希望從他取得一些安慰，他只向黎說了一些海闊天空、漫無邊際的話，黎十分掃興地回到公府來。府秘書長丁世嶧勸黎不要灰心，他認為：「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會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願意做總理。段是個心地狹小的人，先發表免職命令，他必然會負氣出走，徐就可以從容上台了。」黎不以這個意見為然。另外有人建議電召馮國璋、陸榮廷晉京，然後下令免段的職，黎也不以為然。那些策士們不滿於這種畏首畏尾的態度，他們沒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打電報給馮國璋，假造「菊老（徐）已允出山」的消息，請馮發電為之捧場。可是馮的消息很靈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另一方面，他正在因為當選副總統，地位居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想借一個機會應酬段一下，因此回電說，內閣仍以維持現狀為宜。這樣，就使黎的逐段計劃多了一層阻力，徐世昌上台多了一重顧慮。 十九日，徐世昌到公府提出府院威信雙方兼顧的辦法，就是孫洪伊、徐樹錚兩人同時免職，並推薦張國淦繼任院秘書長。他認為張國淦以前做過府秘書長，又做過段內閣的閣員，這樣一個與雙方都有良好關係的人繼任院秘書長，對於融洽府院感情，一定能起作用。黎既沒有勇氣拒絕徐世昌的意見，而舍此之外也無更妥善的辦法，就於二十日下令罷免了孫洪伊的內務總長。 二十二日，徐樹錚拿了免他自己的職的一道命令入府蓋印。黎一面蓋了印，一面又覺得忐忑不寧，要聘徐樹錚做公府軍事顧問，還說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話。 二十四日，段向公府提出三點質問：（一）現在府方的一切措施，是否與責任內閣制的精神完全相符？（二）府方經常延擱國務院的呈閱公文，倘有貽誤，其責任應當誰屬？（三）經國務會議通過應當發布的命令，府方經常拒絕蓋印，能否說明其理由？ 孫洪伊解除內務總長後，仍然不斷利用國會黨團的力量打擊段。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四日，步軍統領江朝宗忽然派兵到羊肉胡同孫宅進行搜查，據說孫宅藏有「危險分子」八人，孫洪伊有「陰蓄死士進行暗殺」的嫌疑。孫洪伊事前得到消息，只得逃往南京託庇於馮國璋。 一般人都以為府院政潮已因黎之軟化而告解決，但是段的看法不一樣。他認為孫洪伊免職僅僅是內閣內部的問題，不能視為府方的讓步，院秘書長徐樹錚既然去職，府秘書長丁世嶧也應去職才算公平。黎正在想拒絕這個得寸進尺的要求，忽然接到張勳痛斥丁世嶧的電報，他的勇氣又被打退了。二月二十五日，丁世嶧也退回到國會，由夏壽康繼任府秘書長。 五　段派曹汝霖為赴日贈勛特使，黎與國會一致反對 在府院政潮表面告一段落之後，又發生了赴日贈勛特使的一個問題，引起了府院之間、國會與內閣之間的另一巨大風波。 十月九日，日本大隈內閣倒台。這一時期，世界大戰雖然仍在緊張進行，但是雙方勝敗已經逐步分曉，遠東問題又重行吸引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密切注視。以前大隈內閣對中國所推行的露骨的軍事侵略，不但引起了中國人民救國運動的蓬勃發展，同時也加深了西方帝國主義集團共管中國與日本獨占中國的矛盾，如果日本政府繼續推行這個政策，就會引起外交上的孤立和中國人民的更大反抗。因此新任首相寺內上台後，對中國的策略有所「轉變」，高唱所謂「不干涉中國內政」「日支親善」論，企圖用「中日親善」的外衣掩蓋侵略的實質，用政治滲入、經濟控制的方法代替前任內閣所採取的軍事恫嚇、外交訛詐的政策。 由於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被日本收買的中國內奸在日本的策動下更加活躍起來。日本外相後藤找到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舉行密談，希望中國派一個「親善使節」到日本來進行關於解決中日懸案的談判，談判成立後，日本準備借款支持中國政府。日本最中意的中國使節是曹汝霖，因曹的臭名遠揚，叫他擔任這個職務，容易暴露真相，日本政府希望採取「張冠李戴」的辦法，由中國先派曹汝霖以秘密使節到日本，把一切條件商妥，然後再派一個親日色彩並不濃厚的大員，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節出面來簽訂這個協定。章宗祥和曹汝霖本是一對賣國「老搭擋」，就把日本新政府的這一意圖向曹秘密說明。 曹汝霖本應列入帝制禍首名單之內，由於日本公使的庇護，才得逍遙法外。他正在不甘寂寞的時候，得到這個指示，就跑去找段進行長時間的密談。他提出「攘內」必先「安外」的一套賣國理論來打動段。他的論點是：如果沒有外國的實力支持，就不可能把四分五裂的中國「統一」起來。這就是說，如果能夠取得外國的政治借款和軍火供應，就能夠加強個人的權力，用以鎮壓國內的反對力量，從而「統一」中國。這個謬論完全符合段建立個人軍事獨裁與武力統一全國的心愿。曹又推論袁世凱失敗的原因，主要由於外交上採取了聯英、美以制日本的錯誤方針。日本近而英、美遠，遠水救不得近火。而且英、美正忙於應付歐戰，抽不出力量到東方來。中國向美國進行借款或者在政治上靠近英、美，首先就要受到日本政府的強力反對，而西方國家為了討好日本，在緊要關頭上也必然會拋棄中國以遷就日本。因此，弱國不能採取「遠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只能採取「近交善鄰」的外交政策。 段正在苦於自己的政權不穩固，財政上已經面臨到山窮水盡，對外借款波折重重；軍事上他的力量不但不能控制南方，也不能控制北洋派；總統和國會又處處和他為難。他聽了曹的這一些話，自然大受迷惑，從此曹就做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幕後軍師。 此後，曹進一步地慫恿段採取投降日本的積極行動。他說，中日兩國未解決的懸案很多，這些懸案影響兩國國交的「改善」。關於兩國外交，中國政府往往處於被動地位，每當日本提出一項要求時，中國政府開始是不肯接受的，而在日本施加壓力後，又不能不接受，這樣，日本就不會感謝中國，而中國的損失也仍然是不能避免的。今後中國在中日問題上應當採取主動地位，首先把兩國間的懸案全部攤出來，哪些是可以承認的，就主動地予以承認，哪些是應當討價還價的，也先提出來尋求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這是中國政府向日本表示誠意的一種做法，日本方面也必然會善意地考慮這些問題。中日兩國的一切懸案解決了，中國政府就可以取得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從而加強中央政權，達到實力統一[19]。 這套賣國理論對於獨裁者說來，正是投其所好，一切獨裁者從來就是把個人的利益置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的。等到這套理論完全被段接受後，章宗祥就直接打電報向段陳述日本政府希望中國派一個親善使節到日本來解決中日懸案的經過情形。本來這筆交易應當分作「明」「暗」兩個步驟來進行，但是徐世昌懂得這是一個不愉快的任務，拒不擔任，而一時又無更適當的人選，因此曹又向段建議不用「親善特使」的名義，而把以前袁世凱派周自齊為赴日贈勛特使的一件舊案重行提出來，用以掩飾耳目。他自告奮勇地表示願意擔任這個職務。十一月二十六日，段根據曹的意見，以國務院的名義電令章宗祥先與日本政府接洽。此時本野繼任外相，對此表示同意。段與章宗祥的往來密電，既未通過國務會議，也把總統蒙在鼓裡。一直到日本同意後，十一月三十日，段隱瞞了問題的真相，在國務會議上輕描淡寫地把這件事說成是外交上的一種儀式，閣員不知底細，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十二月一日，段把派曹汝霖為贈勛特使的一道命令送到公府蓋印，並叫曹親自入府向黎說明。不料曹的話沒有說完，黎突然站起來大聲叱斥說：「好，你們要賣國，我黎元洪偏不許你們賣國！」 曹汝霖垂頭喪氣地退出來。恰好新任院秘書長張國淦到公府來有所請示，正撞在黎的氣頭上。黎不問情由地咆哮著說：「好，你們打伙兒賣國！」 張國淦正在茫無頭緒，黎的氣也就漸漸地平下來，才把剛才的事情向張講清。張建議把這個問題咨交國會解決[20]。 這時，「韜園派」議員正在國會中進行倒閣運動，已經提出了對段的彈劾案，而段派議員也提案檢舉孫洪伊在內務總長任內有侵吞公款的嫌疑，以資抵制。屬於梁啓超、湯化龍一派的研究系議員雖然竭力維持段內閣，但也無濟於事。參眾兩院同時提出了關於派曹汝霖為赴日贈勛特使未經國會同意的質問案。十二月五日，段親自到參議院解釋說：「曹汝霖現任參議員，既為國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當。曹汝霖精通日語，熟習外交儀節，日本政府已經表示歡迎，未便改派別人前往。」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參事伍朝樞代表他到眾議院解釋說：「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駐日公使章宗祥的報告，日本政府表示歡迎曹汝霖為贈勛特使，這個問題未便變更前議。」兩院對以上答覆都不滿意。眾議院議決，派遣特使應於事前徵求國會同意，否則不能承認。 事實上，總統和國會都不知道派曹汝霖到日本去是為了進行秘密外交向日本去獻「禮」的，因此他們並不反對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對派賣國賊曹汝霖為特使。由於這個問題發生了如此重大的阻力，段不得不採取更加隱蔽的方式來進行勾結日本的賣國勾當，而將派遣特使一事弄假成真地作為一種外交禮節，了此一重公案。十二月十三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齡前往日本呈遞大勛位」，並未給以「特使」的名義，以避免向國會方面徵求同意。但又因此引起了另外一場糾紛。原來在發表這個命令之前，曾由章宗祥徵求日本政府的同意，日本政府「並無不歡迎熊希齡之意」。不料命令發表後，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貴國政府前擬派遣曹汝霖，我們已經奏明天皇，我國輿論一致表示歡迎。現又改派熊希齡，顯見貴國內部意見不一致，今後人選還有再變更的可能。同時我國輿論也不一致，可請熊展期啟程。」這是日本又一次地拒絕接待中國特使。日本方面非正式地透露他們反對熊的理由，是說熊曾經發表過挑撥中日惡感的言論[21]，不適宜於充當這個「使節」。其實，派這樣一個使節到日本去，是不適合日本政府的需要的。此時日本政府也害怕這個問題張揚出去，會要引起國際干涉，準備採取另一方式來進行。到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國改派汪大燮赴日贈勛，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 六　國會中黨派分化和轉化的簡單輪廓。進步黨轉化為研究系後，與國民黨系議員因討論憲法互相動武 自從國會恢復以來，國會中的黨派關係變動很大，但是黨派與黨派之間的界限極不分明。下面作一個簡單概括的說明。 護國戰爭結束和國會重行召集的初期，進步黨領袖梁啓超和湯化龍曾提倡所謂「不黨」主義，這是用以欺騙全國人民的煙幕。由於以前國民黨和進步黨以及其他各黨派相互爭權，使全國人民深深不滿於政黨之名，因此湯、梁等採取了一種化大為小、廢黨立派的政治策略，取消了進步黨的名稱，在國會中分化為以梁為首的憲法研究會和以湯為首的憲政討論會。經過很短時期，這兩個派別仍然合併起來，統稱為憲法研究會，外間則簡稱為研究系。 研究系和它的前身進步黨一樣，並不是學術團體，而是一個崇拜實力而甘於為其工具的政治派別。此時它主要是依附段祺瑞，但和北洋派的另一領袖馮國璋也保持良好關係，對黎元洪和西南實力派也有一定的勾結。 這個國會仍然是以國民黨為第一大政黨的舊國會，國民黨早已名存實亡，屬於這一黨的議員分化為無數細小單位，有以孫洪伊為首的「韜園派」，以張耀曾為首的「憲法商榷會」，又有由「憲法商榷會」分化出來的以張耀曾、谷鍾秀為首的「政學會」，以林森、居正、田桐為首的「丙辰俱樂部」，以吳景濂為首的「益友社」，又有由「益友社」分化出來的以張繼、王正廷為首的「政余俱樂部」，由「丙辰俱樂部」「韜園派」合併組成的「民友社」等等。其中與段鬥爭最烈的是「韜園派」。 大體上，由進步黨蛻化而形成的研究系是擁戴段的，由國民黨分化出來的各小派別則是擁戴黎的。但又不可一概而論：「政學會」領袖張耀曾、谷鍾秀都是段內閣的閣員，他們就不一定反對段。此外，張耀曾、谷鍾秀和「韜園派」的主要人物孫洪伊、丁世嶧等都是以前的君主立憲派或進步黨人物，而此時卻被統稱為國民黨，這也是政黨轉化過程中的一個特點。 「韜園派」對段除進行正面鬥爭外，還從側面採取分化北洋派的策略。孫洪伊和馮國璋、曹錕等同是直隸人，他經常鼓動他們說：「北洋派這個名稱，顧名思義，應當以咱們直隸人為主體，不能讓安徽人（段）占居首要的地位」。馮當選為副總統是孫洪伊竭力推動的。他又拉親戚關係叫曹錕為「老姻丈」以示親熱。在府院發生政潮和政治上發生重大問題的時候，他又經常和這些直隸軍人密電往來，教唆他們反對段。孫洪伊自己雖然被逐下台，但在分化北洋派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研究系則和「韜園派」相反，在團結北洋派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梁啓超和馮國璋在洪憲帝制時就已拉攏得很好，後來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馮當選為副總統後，梁很想把研究系改造為一個大政黨，推馮為領袖，像以前進步黨前身的共和黨推當時的副總統黎元洪為領袖一樣。另一方面，梁又想作段的幕後「軍師」，每當段內閣發生動搖的時候，研究系在國會中總是竭其所能地支持段。研究系閣員范源濂是段內閣中最可靠的支柱。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梁啓超曾到南京會見馮，這時正值段內閣因府院鬥爭尖銳化和「韜園派」進行倒閣運動而搖搖欲墜，梁慫恿馮聯合各省軍閥發出擁護段內閣的長文通電。據說梁那次晉京（一九一七年一月五日）也是為了維持段內閣的緣故。梁在南京時，又推薦了同系的府秘書林長民為副總統府秘書長，以加強該系與馮的聯繫。一切事例說明：研究系在加強北洋派統治權和團結北洋派內部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們的目的是想在這個政權中取得本身存在和發展的機會。 關於國會內部的爭端，主要是對憲法問題的意見分歧。當國會審議憲法草案時，研究系議員主張國會採取一院制，省制另由法律規定而不訂入國家根本大法內，並且反對省長民選；國民黨各派議員則完全採取和他們相反的意見。實際上這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爭端，研究系所代表的是當權的北洋派的利益，反對派則代表地方軍閥的利益。在審議的過程中，北洋派各省軍閥經常發表關於憲法問題的意見，大體上與研究系共鳴，而反對省長民選尤為露骨。馮國璋曾發表長電討論憲法，完全支持研究系的意見，外面都說這個電報是梁啓超執筆而以馮的名義發表的，因此梁被加上「政治陰謀家」的一個綽號。此時，西南各省雖有倡制省憲和主張實行聯省自治的微弱呼聲，但西南軍閥所醉心的只是關於實力和地盤的擴張，對國會內憲法之爭很少成熟的意見。西南各省省議會所發表的有關憲法問題的通電，則與國民黨各派的主張接近。 十二月八日眾議院舉行審議會討論省制問題時，「憲法研究會」（研究系）議員與「益友社」（國民黨）議員在表決手續上發生了重大爭執，竟至互相動武，墨盒、椅子亂飛，叫罵、呼打之聲四起，受傷議員紛紛投請法院驗傷並提出控訴。事件發生後，研究系公然通電各省督軍攻擊對方，「益友社」也就通電全國廣求聲援。這一事件，是國民黨與進步黨在國會中交鋒對壘的重演，國會議員把議場化作戰場，大打出手，使國會「尊嚴」為之掃地。 研究系向各省軍閥乞援，並未如願，因為北洋軍閥對研究系與國民黨這兩個不同的政治派別雖然有所厚薄，但對整個國會卻沒有絲毫好感。張勳主張乘機解散國會。倪嗣沖通電說：「中國不亡於真專制之政府，而亡於假共和之國會。」張作霖通電說：「國會搗亂，妨礙國是。何物黨人，妄興妖論。」 七　各省軍民長官通電規勸總統、總理與國會。徐州會議復活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馮國璋為首的全國二十二行省、三個特別行政區的軍民長官發出了一個對總統、總理、國會三方面「掬誠忠告」的長電。電報說：「此次國體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為元首恭己，總揆得人，議會重開，必能立定國是，計日成功。乃半歲以來，事仍未理而爭益甚，近日浮言胥動，尤有不可終日之勢。國璋等守土待罪，憂惶無措，往復商榷，發為危言，幸垂察之。」 電報規勸黎說：「我大總統謙德仁聞，中外所欽。……然而功效不彰，實惠未至，雖有德意，無救倒懸。推原其故，在乎政務久不振；政務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專。……今後政客更有飛短流長為府院間者，願我大總統、我總理立予屏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然後我大總統可責總理以實效，總理乃無可辭其責。有虛己之量，務見以誠；有負責之名，務征其實。……」 電報規勸段說：「……我總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當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內閣更迭之說起，國璋等屢有函電，竭力擁戴，一則慮繼任乏人益生紛擾，陷於無政府，一則深信我總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為國宣勞。……目前所急待設施者，軍政、財政、外交諸大端，皆宜早定計劃，循序實行。……近如中行兌現，實輕率急功，致陷窮境。……閣員必有一貫之主張，取鈞衡於總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遷就乎閣員。閣員苟有苦衷，不妨開示，公是公非，當可主持，孰輕孰重，尤當量衡。……」 電報規勸國會說：「此次兩院恢復之初，原出一時權宜之計。不意國會開會以來，紛呶爭競，較勝於前，既無成績可言，更絕進行之望。近則侵越司法，干涉行政，複議之案，不依法定人數，擅行表決。於是國民信仰之心，為之盡墜。……蓋必自立於守法之地，而後乃能立法。設循此不改，越法侵權，陷國家於危亡之地，竊恐天下之人忍無可忍，決不能再為曲諒矣。」 這個電報是研究系首領梁啓超為了維持段內閣，慫恿馮國璋聯合各省發出的。西南各省軍民長官也都附和列名。這個電報對國會的指責最為尖銳，對總統的威信也不能不有所影響。電報發表後，北方各省督軍紛紛以個人名義發表擁護內閣和辱罵國會的通電。這些電報卻又引起了張勳的不愉快，因為他的十三省盟主地位因此而黯淡無光。他也聯合了一些軍閥發出一個請求北京政府罷免國民黨系三總長（財政總長陳錦濤、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鍾秀）的電報。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倪嗣沖和北方各省軍閥代表到南京向馮祝壽。賀客中有段的左右徐樹錚、靳雲鵬、吳光新、曾毓雋、丁士源等。祝壽完畢，一月七日倪嗣沖邀請各代表到徐州舉行會議。國務院接獲這個情報，曾發出三電，一致馮，請就近勸告各省代表取消這個會議，一致各省軍閥，請撤回他們所派的代表，一致靳雲鵬，勸其勿出席徐州會議並應迅速回京。這些電報都是掩人耳目的表面文章。事實上，段正在計劃假手於北方軍閥推翻總統、解散國會，以掃除其個人獨裁的障礙。各省軍閥也都懂得段不是真心禁止他們開會，因此並不撤回代表，而這些代表也就仍然到徐州開會。這是久已停頓而又復活的第三次徐州會議。 一月九日會議開始，議決五項如下：（一）請總統罷斥「佞人」；（二）取締國會；（三）擁護總理；（四）淘汰閣員；（五）促成憲法。 這次會議，由於段方人物事前有所活動，所以作出來的決定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意見，用以打擊黎和支持段的。同時，各省軍閥對於恢復徐州會議一事究竟不能無所顧忌，所以會議很快就結束了。 八　府院政潮中的一支插曲 有一天，陳紹唐到府學胡同謁見段，偶然問道：「相國這幾天很有心事，想必為了府院失和的事。」 「你的消息倒很靈通」，段的鼻子裡哼了一聲。「但是你有什麼辦法？」 陳紹唐搖頭擺尾地說：「辦法未嘗沒有。府方歡喜用湖北同鄉人。多用幾個湖北人，使他感到滿足，就不會在其他問題上斤斤計較了。」 「我用湖北人不算不多」，段一連舉出了好些湖北人的名字。 陳紹唐都搖頭不以為然：「這些人與府方的關係太淺」。 段皺著眉頭想了一陣，忽然咬牙切齒地說：「有一個人也許與老黎的關係很深，就是那個該死的陳宧」！ 陳紹唐假作吃驚地說：「陳宧嗎？關係果然夠得上，但是這個人太壞了。」 此時段也因府院政潮日益擴大而感到不安，不知不覺地墜入了這個小政客的迷魂陣中[22]。隔了幾天，就寫親筆信慰問陳宧，並且迎接他到北京「另有借重」。 陳宧於十月六日到北京，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日被任命為毅威將軍。同一天，北京政府還任命李烈鈞為桓威將軍，胡漢民為智威將軍，柏文蔚為烈威將軍，陳炯明為定威將軍，李鼎新為曜威將軍，呂公望為懷威將軍，湯薌銘為信威將軍，周駿為翊威將軍。 陳宧的一場禍事化歸烏有，還取得了下台軍人的一個榮銜，但他並不引為滿足，還想取得一個有兵權有地盤的督軍地位。那個時候，各省軍閥自立為王，莫說西南各省的督軍不是北京政府所能調動的，就在北方數省，北京政府也幾乎無權過問。只有甘肅督軍由省長張廣建兼任，既無軍事實力，而又劣跡多端，久為甘肅人民所切齒。上年十月二十一日，甘肅人民團體曾向段內閣請願予以撤換，十二月七日，眾議院也曾提案查辦。段為了要和緩府院政潮，就想仿效雍齒封侯的故事，答應派陳宧繼任甘肅督軍。 做督軍必須有兵權為後盾。陳宧帶往四川的軍隊已經自動地解散了，只有舊部馮玉祥一旅駐防豐臺、廊房一帶。陳宧決定統率該旅到甘肅。但是，由於馮玉祥在四川作戰時不肯接受調度，離開四川時又擅自行動而不表示合作，陳宧很不滿意他，打算撤換他而以馮部團長楊桂堂升任旅長。這件事情就由陸軍部次長傅良佐代辦成功[23]。不料，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日，駐豐臺的馮旅忽然拆毀京津鐵路，聲言北京政府如果撤換旅長或者調動防地，全體官兵願與旅長同進退，即請政府將該旅全部解散。北京陸軍部急忙派陳文運中將到當地宣慰馮旅，並允將馮調往正定任直隸第六路巡防營統領，風潮才告平息。 此後不久，傅良佐跑去會陳宧，說他本人負債四萬元，希望陳宧向陸軍部領到軍餉到甘肅上任的時候，暫時「借用」一下，使他能夠了清債務。陳宧不懂得這是官場中索賄行賄的門檻，竟然一口拒絕。這樣一來，就使傅良佐懷恨在心，指使國務院秘書廳不把陳宧督甘的問題列入國務會議的議事日程。後來列入了，又把這個議案排在最後，一連幾天都來不及進行討論。過了幾天，段已經忘記了這件事情，而議事日程上也就不再列入這個項目了。 * * * [1]　張鎮芳是袁世凱的表弟，因此段罵他是黃帶子。袁進行帝制時，他在大典籌備處辦事，舞弊貪污，因此段又罵他是「掌柜的」。 [2]　本節上下文黎、段交惡以及徐樹錚的種種跋扈情況，都由張國淦提供。 [3]　國務會議不是沒有議事日程和議事記錄，丁世嶧是指的總統沒有過目。 [4]　陳紹唐是《上海時報》駐京記者。 [5]　袁世凱經常罵國民黨人為暴徒或暴亂分子。 [6]　指帝制、復辟各派都應受到保護。 [7]　孤山指廣州的觀音山。此時龍濟光尚未退出廣州。 [8]　康有為稱張勳為「武聖」，以與自己的「文聖」相提並論。康到徐州後，擬就「請訂孔教為國教」的電稿，通過張勳，10月4日用督軍團的名義發出。 [9]　五省為川、滇、黔、湘、浙。此時浙江督軍呂公望尚未下台。 [10]　袁世凱臨死前，曾電召張勳到北京商量進攻南方的問題。張勳未及動身而袁已死。張勳雖準備帶兵晉京，但他別有用心，並無意於進攻南方。 [11]　陸征祥曾任袁政府的國務卿。 [12]　朱念祖曾訪段，告以汪大燮恐難通過國會，並問下一步擬提何人為外交總長。段說：「現任大總統也曾擔任過參政院長。如果伯棠（汪）通不過，下一步擬提曹潤田。」 [13]　根據北京政府的授勳條例，大勛位只能授給前任總統；勛一位授給對國家有特殊功勳的文武官吏，文虎章授給武職官吏，嘉禾章授給文職官吏。「寶光」和「大綬」是高一級的勳章。以前袁世凱把「勳章勛位」當作拉攏軍人、政客的禮物，早有「關內侯」「濫羊頭」之譏。而文武界限不分，有文職而授以文虎章的，有武職而授以嘉禾章的。這次的授勳令如出一轍。 [14]　1917年元旦，北京政府以一等大綬嘉禾章補授給張勳。 [15]　段祺瑞從來看不起馮國璋，但他想到馮如果當選副總統，必須到北京來就職，反而易於控制；即使將來由副總統上升為大總統，也將同樣受到控制，因此不反對選馮。 [16]　根據當天出席的人數，要有550票才能當選。 [17]　福開森路今改武康路。 [18]　根據當時的宮制，文官各部總長、各省省長以上，武官各省督軍、將軍以上均為特任官；文官各部司長、各省廳處長及其同級官，武官自團長至師長均為簡任官；文官各部科長、各省縣長，武官營長及其同級官均為薦任官；以下均為委任。 [19]　根據張國淦反映。 [20]　根據張國淦反映。 [21]　1913年7月，熊希齡曾通電揭破日本分裂中國的陰謀，因此日本對他不滿。 [22]　陳宧自知為段所深惡，乃派胡鄂公北上替他鑽門路，陳紹唐是被收買替他作說客的。事情辦妥後，胡先回漢口等消息。一天收到北京信件，發現左下側注有「瑞城」兩個字，瑞字的末一筆拉得特長，這是段的習慣性書法。胡興奮地說：「老段的親筆信來了，其中必有好消息」。（此段資料連同下文傅良佐索賄一節，均由胡鄂公提供。） [23]　靳雲鵬、徐樹錚、曲同豐、傅良佐號稱段手下的「四大金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