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二十一章　雲南組織護國軍討袁

一　梁啓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蔡鍔設計脫險出京 袁的一生從不以誠待人。他認為一手可以掩盡天下人的耳目，作偽可以欺騙朋友，欺騙部下，乃至欺騙全國人民，可是受到欺騙的不是別人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觸到的都是些寡廉鮮恥、阿諛爭寵的私黨，看不見一個真人，聽不到一句真話。舉一事為例。他知道日本人在北京發行的《順天時報》是一張反對帝制的報紙（當然是受日本政府的指使），很想從中了解一些不利於他的各方情況，他的私黨就編印一份假《順天時報》給他看，假報上所登的都是熱烈贊成帝制的假報道和假言論。這一事件說明：正是由於他自己慣於作偽，他的私黨也就用作偽的手段來回答，把他封鎖在消息隔絕、耳目閉塞的愚人世界裡。 在帝制公開活動的過程中，他看不見全國人民的力量，看不見在全國範圍內日益增長的反帝制、反賣國的民主運動和愛國主義運動，他所考慮到的只是外交問題和軍事問題，認為出賣國家權利以交換日本承認中國改行帝制，用高官厚祿驅使北洋軍閥替他盡忠效力，即使有人反對他做皇帝，也隨時可以一鼓蕩平，像一九一三年打垮國民黨的軍事力量一樣。 但是全國人民除非患有政治盲目病的人，都能夠看出袁政權的滅亡日期日益迫近。在人民群眾與獨裁者勢不兩立的緊張狀態下，只要有一處點起星星之火，這個火星就必然會燃燒到各地而成燎原之勢。袁政權的滔天罪行已經消除了某些人對他的幻想，倒袁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即使是妥協派如梁啓超之流，也想鼓起勇氣來發動討袁事業，以便在未來政局中奪取地位。梁在致進步黨人籍亮儕等的信件中曾經道出他的心事。他說：「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用之以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 籌安會成立的第二天，進步黨人徐佛蘇、袁思亮沒有懂得他們領袖的心理，還跑去見楊度說，這樣重大的問題，不能不讓任公（梁的別號）參加。楊就請與梁關係密切的湯覺頓、蹇念益二人到天津與梁接洽。他們會見梁時，還沒有來得及開口，梁就拿出寫好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給他們看。梁自己說，他在動筆寫文之前，寫了題目後，好幾天都沒有寫出一個字來。他不能不顧慮到這篇文章發表後，進步黨人會受到袁的迫害，像以前國民黨人被袁亂砍亂殺一樣。正在狐疑不決的時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來，贈給他二十萬元，以十萬元補祝他父親的七旬大壽[1]，以十萬元作為他出國的旅費。因此，他覺得這篇文章就非寫不可了。 他的兩個黨徒看了這篇文章，都嚇得變了顏色，認為這對袁是一顆政治炸彈，同時對進步黨也是一道催命符。隨後梁把文章的語氣修改得和緩點，並且托他們帶去一封跟楊度絕交的信。信上說：「吾人政見不同，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就在同一天，他的學生蔡鍔也從北京到天津來訪他，他們在密談中決定了發動反對帝制的全盤計劃。 早在籌安會發起前，楊度幾乎每天不間斷地到棉花胡同訪問蔡，勸他加入籌安會作為發起人之一。蔡都借詞推脫。蔡到天津也是事前和楊商量好的，楊請他以師生關係勸梁不要發表反對帝制的議論。蔡回北京後，就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強」的話來回答。為了避免袁黨的猜疑，八月二十五日雲南會館將校聯歡會發起軍界請願改行帝制時，蔡提筆簽了頭名。此後他經常和楊度等在八大胡同飲酒看花，挑選雲吉班妓女小鳳仙作為他的冶遊對象，因此袁黨漸漸地不把他當作一個有志氣的人物。 袁早就存有顧慮，梁啓超從不開口附和帝制，可能成為他在輿論界可怕的敵人，而西南雲貴等省是北洋軍勢力所不及的一個大缺口，可能成為軍事上的隱患地帶。果然這些「可能」後來都成為事實。 自從梁的論文發表後，在國內引起了相當大的影響，袁不得不請出一位旗鼓相當的大文人來抵擋一陣。他派夏午詒送嚴復一筆巨款，請嚴寫一篇文章反駁梁的論文，但嚴已經上過一次大當，就不肯再上第二次的當了。除此以外，袁竟然找不到一個有名氣的文壇健將替他出力。除了楊度冒用他的老師王闓運的名字打來一個勸進電以外，孫毓筠作了一篇《駁任公國體文》，劉師培作了一篇《國情論》，顯然都不是梁的對手。梁一面聲明脫離進步黨，一面又繼續寫了《國體問題與五國警告》等反對帝制的論文。他聲明脫黨是為了不使個人行動影響全黨的安全。 與梁啓超言論反袁的同時，蔡鍔也在布置軍事反袁。他電召卸任不久的貴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來[2]。十月間，戴與貴州人王伯群同到北京，即成為蔡與雲貴將領秘密聯繫的居間人。蔡派王伯群攜帶密函先到昆明，他和戴戡、陳敬銘兩人各著大禮服共攝一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紀念。 蔡通過士官老同學張孝准等人的關係，與東京國民黨軍人派也有秘密聯繫。國民黨軍人派首領黃興早已看中了雲南是北洋軍的空白地區，想利用這個地區作為討袁的根據地，因此派了很多朋友到雲南進行反袁活動。這些人到了雲南，更加了解到雲南人民對蔡有好感，特別是雲南將領對蔡的印象很深，如果蔡能夠到雲南，反袁的武裝力量就容易組織起來。為了加強聯繫，張孝准派了一個姓何的人到北京，將密電碼一本交蔡收執。隨後又派李小川持密函到北京，商量討袁計劃[3]。 由於棉花胡同蔡宅經常有南方人和陌生面孔往來，就不能不引起偵探們的注意。十月十四日蔡起床不久，聽得門外大吵大鬧的聲音：他的看門人說，這裡是蔡將軍的住宅，不許你們檢查；另外一個粗暴的聲音說，不管什麼將軍，咱們一定要執行檢查。隨後就有一個天津口音的劉排長帶領著七八名如狼似虎的兵士衝進來，在各間屋子裡翻箱倒篋地搜了一陣，卻一點沒有搜到什麼。直到他們呼嘯而去，蔡才打電話找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講話。那時雷還沒有起床。等到下午，雷才回了一個電話說：「這是一場誤會，真是豈有此理！」 後來根據雷的解釋，蔡的住宅以前是天津大鹽商何仲璟的產業，由何的親戚姓福的代為管理。何是總統的兒女親家。劉排長以前是何家的僕人。宣統三年，何欠下了外國商人一筆巨債，幾乎鬧得要抄家，他的姨太太派劉攜帶珠寶細軟到北京藏在福家。事隔多年，何死了，他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這筆賬只有從軍當了排長的劉某記得很清楚。他帶兵想去威脅姓福的交出寄存物件，以便據為己有，卻沒有想到福家已移居東城，而蔡租住該宅，因此發生了陰錯陽差的一幕惡劇。雷向蔡表示深切的歉意，並在案情査明後，把劉排長槍斃了。 但是問題並不如此簡單。何仲璟既是袁的親家，而且他的兄弟何頤臣仍然活著，劉排長不會敢於在老虎口裡找肉吃。雷口中所說的是劉排長，但十月十七日因此案綁赴西郊土地廟槍決的犯人，在罪狀上寫的名字是吳寶鋆。軍政執法處是袁的中央特務機關，在蔡與西南進行秘密聯絡和收到東京國民黨人的密電本以後，忽然發生了這幕惡劇，這就說明袁的爪牙是有的放矢，而不是什麼陰錯陽差。 袁從蔡那裡搜不到任何證據，因而放鬆了對他的偵察。蔡是個頭腦冷靜和心細如髮的人，從十月下旬起，他就經常請病，不久借著一個與小鳳仙乘車出遊的機會，十分機警地溜到了東車站。梁啓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天津人）買了兩張三等票，在車站等候著。直到蔡上了車，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張車票塞在他的手裡。他們兩人在車中裝做互不相識。火車到了天津站，曹福護送他到意租界會見梁，與梁會談後，又護送他到日祖界同仁醫院預先定好的房間下榻。 二　蔡鍔繞道日本行抵昆明。雲南軍署召開軍事會議，議決討袁。袁分化雲南軍的詭計不逞 蔡鍔派戴戡先由天津啟程到香港作為他的開路先鋒。他在天津會見了士官老同學張孝准，張是黃興派來掩護他設計脫險的[4]。為了避免國內旅途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危險（他們知道袁的政治特務遍布在國內各城市），蔡、張二人於十一月中旬，先後乘輪赴神戶。 蔡是一個相當嚴肅的軍人，此時忽然變得像個戲劇性的人物。他仍然用恭順的言詞寫信向袁請假，他的旅行箱內有文憑、勳章和多種特任狀，都交張孝准攜帶，以便遇到危險時設法脫身。他到了神戶後，還寫信給袁說明東渡就醫的情況。他預先寫好一張一張的明信片，都是寄給袁或袁的左右的，他請張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地就發出一張明信片，藉以哄騙袁以為他仍在日本各地遊覽。張的明信片沒有投完，蔡已經經過上海、香港、河內到雲南去了。 蔡事前不請示而擅自到日本就醫，不能不使袁動疑。這個老奸從來就是會做戲的，他一面派龔心湛代理經界局督辦，張元奇代理參政院參政，一面在蔡的呈文上批准給假，盼望他早日痊癒，早日回京供職。 蔡到達昆明以前，雲南已經像是一座待要爆發的火山。雲南軍有兩師一旅和警備隊四十營。中級軍官鄧泰中、楊蓁、董鴻猷、黃永祉等都勸雲南將軍唐繼堯發動討袁軍事，特別是蔡宅被搜査的消息傳到雲南，大家的情緒更為激昂。唐假口各方情況不明，極力勸他們不要操之過急。 早在十月間，東京國民黨人就派方聲濤到雲南，住在退職軍人黃毓成的家裡。十二月十七日，李烈鈞、熊克武、龔振鵬等也都到了。帶著蔡鍔密函的王伯群是早三天（十四日）到達昆明的。 由於士官老同學、國民黨友人和部下將領都一致主張討袁，特別是以前提拔過他而現在仍與雲南軍民及各方面都有密切關係的蔡鍔即將冒險而來，唐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響。但他沒有看清袁已經是個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以為雲南以一隅之地而抗全國，是很危險的。 十二月十九日，蔡偕同戴戡、殷承巘、劉雲峰等到了昆明。蔡化裝由滇越路經過阿迷州投宿旅店時（滇越路夜間不行車，須下車投宿旅店），知事張一鵾想下手暗殺他，幸而得到鐵路警察的救護，沒有遭到毒手。早在蔡到達香港時，袁政府就已接得密報，曾由參謀部致電唐繼堯，如果蔡到雲南來，請即予以扣留。十八、十九兩日，袁又直接電唐，如果蔡鍔、戴戡等來滇，可以便宜行事，就地正法。唐有號電回答說，蔡在雲南的舊部雖很多，但已妥為移置，中下級軍官都是服從本人的，不致被人煽惑。以上說明，袁的間諜網布置得非常周密，而且英國公使朱爾典又是袁的後台老板，香港政府對反袁分子經過香港，都採取了種種留難的手段，如果蔡不機警行事，是不會順利地到達目的地的。 蔡的到達，使雲南的人心更加振奮，但是唐對雲南軍與北洋軍力量的對比仍然存有很大顧慮。蔡向他談到不但全國人民反對袁做皇帝，就是北洋軍大將馮國璋、段祺瑞也都反對袁做皇帝。恰恰這時候，由南京宣武上將軍署轉來梁啓超的一個密電，這個電報是請「唐將軍」轉給「蔡將軍」的，電報內容是講袁決定派周自齊為赴日贈勛特使，準備以賣國條件交換日本承認帝制。這個電報證明了蔡所說的馮國璋反袁的話是有根據的，如果馮不反袁，就不會代替別人發出反袁的電報。這個電報大大消除了唐的顧慮。其實，這個電報是由馮的秘書長鬍嗣瑗[5]代發的，馮從來就懶看公事，根本不知道這回事，這個內幕是唐所不知道的。 這個電報卻打亂了蔡的行軍計劃。他原擬到雲南後於二十三日統率雲南軍偷襲四川，搶在袁調兵遣將之前占領四川，估計二十天之內可以完成這個任務，然後通電討袁。由於收到這個電報，蔡顧慮到一旦日袁條約告成，外交上將發生阻力，因此他變更計劃提前宣布討袁，並由雲南軍發布對外宣言，承認以前與外國所簽訂的一切條約繼續有效，但在雲南宣布討袁後所簽訂者均不承認。這個計劃是針對新的外交局勢而決定的。蔡寫信給梁啓超說：「宣布過遲，固有妨大局，宣布早，殊於軍事計劃大受影響。」果然，後來雲南軍開到四川不久，北洋軍就源源不絕地調到四川前線來，使雲南軍的進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唐於二十二日召集軍事會議討論對袁的問題。蔡在會議席上發表沉痛動人的演說，主張即日興師討袁。他說：「我們與其屈膝而生，毋寧斷頭而死！」「我們所爭者不是個人的權利地位，而是四萬萬同胞的人格！」參加會議者一致慷慨激昂地表示意見，願意斷頭而死，沒有一個願意屈膝而生的。大方針決定後，接著討論今後所應採取的步驟。唐建議「先禮後兵」首先勸告袁取消帝制，如果拒不接受，然後通電討袁。這個步驟本來是不必要的，為了尊重唐的意見，大家都不便表示反對。關於組織討袁軍事機構的問題，大家決定仿照辛亥革命和癸丑討袁的辦法，一省設都督一員為最高軍事領袖，設總司令負責指揮前方軍事。以前每省僅設總司令一員，這次由於討袁軍擬分作兩路，決定每路設總司令一員，後方設總司令一員。有人建議雲南軍改稱為共和軍，為了避免與共和黨的名稱相混淆，隨後決定改稱為護國軍[6]。 在推舉都督、總司令的時候，唐表示願讓都督於蔡，雲南軍將領中傾心於蔡的很多，有人建議組織軍政府推蔡為大元帥。但蔡竭力主張推唐為都督[7]，因此，決定推唐為都督兼第三軍總司令，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向四川出發，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通過廣西向廣東出發。 軍事會議決定討袁後，雲南全省沒有殺過一個人，僅僅逮捕了兩名袁黨間諜：一名是袁派到雲南來的宣慰特使何國華，此人在前清末年曾任雲南協統，不久前他在宴會上毒死了由蒙自到昆明不肯簽名贊成帝制的第二師師長沈汪度；一名就是謀害蔡的阿迷州知事張一鵾。 二十三日，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通電勸告袁取消帝制。電報說：「自國體問題發生後，群情惶駭，重以列強幹涉，民氣益復騷然，僉謂大總統兩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約法，擁護共和，億兆銘心，萬邦傾耳。……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變更國體之原動力，實發自京師，其首難之人，皆大總統之股肱心膂：蓋楊度等六人所倡之籌安會煽動於前，而段芝貴等所發各省之通電促成於繼。大總統知而不罪，民惑實滋。……楊度等之公然集會，朱啟鈐等之秘密協商，皆為內亂重要罪犯。應請立將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七人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堯等夙蒙愛待，忝列司存，既懷同舟共濟之誠，復念愛人以德之義，用敢披瀝肝膽，敬效忠告。伏望我大總統改過不吝，轉危為安。否則此間軍民痛憤久積，非得有中央擁護共和之實據，萬難鎮撫。以上所請，乞以二十四小時答覆。」 這個電報像一根利箭一樣射進袁的心窩。但他隨即自寬自解，認為以雲南一隅之力，較之國民黨「二次革命」時四省聯合的力量小得多，不難用兵討平。他一面請英國公使朱爾典致電雲南英國領事葛夫以私人名義勸告蔡唐二人收回這個抗議，英國願意從中轉圜；一面命政事堂於二十五日回答一電，首先列舉唐以前勸進的各電，並指出：「事隔三日，背馳萬里。本堂不信貴處有此極端反覆之電，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轉呈。」 二十五日，唐繼堯、任可澄、蔡鍔、戴戡聯名宣告獨立的電報發表。這個電報不再稱袁為「我大總統」了，首先指出「天禍中國，元首謀逆」，後面作出結論說：「既為背叛民國之罪人，當然喪失元首之資格。」這說明袁裝聾作啞的態度，已經無濟於事，因此二十六日政事堂就從正面勸唐不要出爾反爾。電報說：「政見不同，盡可討論。為虎作倀，智士不為。現既全國贊成君憲，雲南亦表贊同，奈何出爾反爾，有類兒戲！」二十七日袁下令把一切責任歸到蔡鍔一人，罵他「潛行至滇，脅誘唐任」。直到二十九日才下令褫奪唐繼堯等的官職，並派雲南軍第一師師長張子貞代理將軍，第二師師長劉祖武代理巡按使，叫他們押解蔡、唐等人到北京治罪。這是一個並不高明的老戲法。以前袁在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期，對江西、廣東就曾採取過這種手段，想以權位引誘別人的部下背叛自己的長官，但都沒有取得效果。 袁對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知各部署，凡是與蔡有關的人一律予以撤職。各省機關的雲南籍職員和與蔡有關的人也都受到迫害。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鑒查抄蔡鍔在籍的財產，但蔡沒有不動產，他的母親和妻子都已聞風躲藏起來，只有一個辦木廠的兄弟，卻又早已分了家。而另一方面，袁又想利用騙術使雲南問題化大事為小事，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經羲，賜以貂皮外套一件[8]，又找到蔡的老朋友熊希齡到北京，留他共進午餐，想通過他們說服蔡「悔罪自投」，當可「不究既往」。此外還想派雲南人朱家寶、丁槐等為雲南宣慰使，騙誘雲南軍官「解甲來歸」，一律「免予治罪」。這又說明袁內心的虛怯，與武昌起義時的清政府如出一轍。 三　入川護國軍與四川軍力量的對比。袁派曹錕督師入川。護國軍占領敘州。貴州和川軍師長劉存厚響應獨立 以前辛亥革命時，孫中山認為「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這次蔡鍔在間關萬里到達昆明之後，也寫信報告梁啓超說：「人心如此，非始願所及。」事實上，推翻清政府和打倒袁皇帝並不是碰運氣的問題，而是說明了人心的向背。在這兩次戰爭中，反人民的力量到處受到人民的強烈反抗和襲擊，起義軍的力量到處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與支持。因此，後者就能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而前者則由優勢轉為劣勢，終於不能避免滅亡的命運。 如果單從軍事力暈的對比來看，當時蔡帶往四川作戰的護國軍只有三千多人，而四川將軍陳宧就統率北洋軍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三個混成旅和四川軍周駿、劉存厚兩個師，此外還有源源而來的北洋軍。這樣，就不僅是以雲南一省抵抗全國的問題，首先是以雲南一部分的力量抵抗四川全省的問題。蔡軍出發時，所攜軍餉不足兩個月，兵士僅發伙食費和少許津貼，所領彈藥作戰不到一個月就已告罄。在這些問題上，很多人都懷疑唐繼堯別有用心。 護國軍第一軍下面分設三個梯團，梯團司令由劉雲峰、趙復祥、趙鍾岳分別擔任。蔡的作戰計劃是：他自己率領第一梯團由昭通直趨敘州，這是進攻四川的主力；第二梯團集中後向貴州畢節出發，到畢節後，再依形勢的發展決定戰鬥任務，或者北向進攻瀘州，或者東下貴陽而將矛頭指向湘西；第三梯團作為入川的後續部隊，預計一個半月以後才能集中開到四川。 袁接到雲南獨立的警報，一九一六年一月五日命令虎威將軍曹錕督師入川。他下了一道申令痛罵蔡鍔，並旦括不知恥地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舉數萬萬人之生命財產，賴一人以保護之，舉數萬萬人之知識能力，賴一人以發育之，責任何等重大。古稱神農憔悴，大禹胼胝，矧在今日，為君之難，百倍於古。……予昔養疴洹上，無心問世。……支持四載，辛苦備嘗，真不知尊位之有何榮。無如國民仰望甚切，責備甚嚴，同為國民，敢自暇逸。……乃有蔡鍔之流權利薰心，造謠煽惑。……予以薄德，既受國民之推戴，何敢再事游移，貽禍全國。……」 討袁戰爭開始時，與蔡正面作戰的正是與他有結盟關係的陳宧。他們在清朝末年都是以武學生得到總督的提拔，他們的門生故吏都分布在四川、雲南兩省，而兩湖京官在北京又有「大同鄉」之誼，因此他們在北京時經常相互往來。陳宧由北京往四川時，蔡介紹三個湖南人做他的屬員，陳宧接任四川將軍時就發錶王某為軍務科長，馬貺生為軍需科長，派雷飆到川軍第二師擔任旅長。雲南獨立後，袁政府接二連三地命令各省文武機關撤換與蔡有關的人員，陳不肯執行這個命令。特別是陳的高級將領伍祥禎（雲南人）、雷飆（湖南寶慶人）都是蔡的舊將，而蔡的前敵司令韓鳳樓又是陳的得意門生。他們的相互關係是極其錯綜複雜的。 陳宧曾向他的機要人員說：「我所轄的三個混成旅和一個衛隊團。除了玉亭（伍）一旅外，那兩旅都是不可靠的。」因此，當雲南宣布獨立後，他由川北調伍旅到敘州布防。守瀘州的是川軍第二師熊祥生旅，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和第二師的另一旅旅長雷飆則駐瀘州前方的納溪縣。馮玉祥旅駐內江作為敘、瀘之間的策應隊。川軍第二師兩個旅長，熊祥生是由將軍署副官長調任的，他專為個人的權利地位打算，雷飆則與蔡的關係很深。馮玉祥既不願效忠袁，又不肯為陳宧賣力，他的目的是想等待機會把隊伍拖到陝西去，因為陝西將軍是他的舅父陸建章。 陳宧是袁的重要爪牙之一。但他與袁存在著很大矛盾。當他出京時，袁曾面許將川、滇、黔三省軍事交他全權辦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張聯棻（河間人）代替劉一清（湖北人）做他的參謀長，陳完全知道這個新參謀長是派來監視他的。雲南問題發生不久，陳向他的機要人員表示，蔡松坡不是一個輕舉妄動的人，老頭子（指袁）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來這個問題不是很容易解決的。這一表示說明陳並不傾心於袁。此後袁派曹錕督師入川，事前並未徵求陳的意見，陳完全知道，即使打退了護國軍，四川將軍一席也必然落於他人之手。這些不滿和不安的情緒，使陳對戰事採取了消極應付的態度。蔡曾電勸他響應獨立，他用「事權不一，環境困難」的理由拒不接受，但他在文電中從來不罵蔡，對蔡始終保持著一種似敵非敵似友非友的模稜態度[9]。 當護國軍進入敘州城外時，伍旅僅僅作了些不重要的抵抗就撤走了，因此蔡部第一梯團第二支隊楊蓁於一月二十一日占領敘州。這是護國軍發動後首次取得的勝利。此後第一梯團即向南溪、自流井一帶進攻。 與蔡軍出發的同時，一月二日戴戡奉蔡派遣經由畢節到貴陽策動貴州響應獨立，王伯群則往黔南興義一帶聯繫當地黔軍。這兩人都是有聲望的貴州人，又是跟隨蔡奔走反袁的活動家。雲貴在地形上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如果貴州不響應獨立而落入北洋軍之手，雲南就要受到嚴重威脅。雲南宣布獨立時，蔡唐曾電請貴州護軍使劉顯世採取一致行動。劉是個保守「持重」的地方軍閥，他既不滿意袁的不平待遇[10]，又懾於北洋軍力量的強大，很想保持局外中立。 但是貴州人民反袁的情緒很高，迫切要求響應雲南宣布獨立。貴州軍團長王文華、熊其勛等也都勸劉下決心討袁。王文華就是王伯群的兄弟。由於貴州的兵額很少，團長一級的傾向具有很大的影響。 貴州巡按使龍建章是袁派來監視劉顯世的一個高等政治偵探。為了和緩貴州軍民的反袁情緒，一月七日他電請袁另行召集國民會議表決國體問題。袁一面授意參政院回電予以駁斥，一面於一月十四日下令叫他離職北上，並為討好劉顯世起見，就派他的兄弟劉顯潛署理貴州巡按使。龍建章於一月十六日化裝逃走。 一月十八日，貴州人民代表大會表決力促劉顯世宣布獨立，改稱護國軍貴州都督，劉仍然依違不決，還電請袁迅速接濟軍餉以固軍心。直到一月二十四日戴戡率領雲南軍一營進抵貴陽，二十六日袁匯到軍餉三十萬元，他迫於二十七日宣布獨立。貴州的獨立，穩定了雲南的外圍，並使北洋軍在湖南和四川兩省都感受威脅，這是雲南護國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一大勝利。 二月八日，袁政府下令査辦劉顯世，派貴州軍團長唐爾錕繼任貴州護軍使。這個分化政策並未取得效果。 貴州獨立後，戴戡率領貴州軍六個團由遵義向松坎、綦江出發。這六個團的兵力實際上還不到八個營。這是護國軍與北洋軍在四川作戰的第二道戰線。貴州軍進入四川後，蔡將護國軍第一軍分為左右兩翼，自己兼任左翼總司令，不久改派他的參謀長羅佩金繼任，派戴戡為右翼總司令。戴戡又派王文華為右翼軍東路司令，率領臨時編成的十三營向湘西出發。這是護國軍開闢的湖南方面的戰線。護國軍在這條戰線上的兵力原是極其薄弱的，由於湘西人民的反袁武裝力量不斷壯大，配合護國軍作戰，貴州軍得於二月三日占領晃縣，十六日占領麻陽，對牽制北洋軍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貴州響應獨立，護國軍第一軍第二梯團的任務已經完成，便由畢節通過永寧進攻瀘州，開闢了四川方面的第三道戰線。在此以前，守內江的馮玉祥旅曾經分出一支兵力到南溪，企圖奪回敘州。第二梯團在進攻瀘州以前，曾約駐納溪的旅長雷飆起義響應，並且使用反間計，授意四川反袁派人士李憲文向劉存厚投遞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說：「我是四川人，我是成都將軍署的一個職員。我從北京方面得來一個秘密消息，袁世凱疑心你暗通蔡鍔，將指使你的部下對你進行暗殺。」劉存厚的兩個旅長，一個願意為袁效力（熊祥生），一個與蔡有著深厚的歷史關係（雷飆），正在左右為難之際，忽然接到這封匿名信，即在第三天（二月一日）通電宣布獨立，改稱護國軍四川總司令，率領自己的一旅去打自己的另外一旅。二月六日，熊祥生率部撤走，護國軍占領瀘州。二月十四日，貴州軍熊其勛部攻占綦江，重慶大受威脅。 護國軍在四川作戰雖然節節勝利，但是勝利的範圍只限於川南幾個縣，給袁的打擊不大。護國軍所接觸的也只是原駐四川的少數北洋軍及其附屬軍，而由於軍事進度太慢，使袁有喘息時間調動大部北洋軍源源開到四川，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上又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這些情況，根據蔡鍔的說法，是由於雲南宣布獨立過早，動員出兵較遲所造成的。 四　北洋軍分為川湘兩路進攻雲南。袁被迫下令緩辦帝制 袁在接到雲南獨立的消息後，就布置了三路進兵雲南的軍事計劃。他派虎威將軍曹錕為第一第二兩路總司令，第二路為四川戰線，第一路為湖南戰線。以張敬堯為第二路司令，這一路的兵力包括由岳州調動的曹錕所屬的第三師，由南苑調動的張敬堯所屬的第七師，由保定調動的李長泰所屬的王汝賢旅（第八師第十五旅），這是北洋軍正面進攻的主力軍。以馬繼增為第一路司令，這一路的兵力包括由南昌調動的馬繼增所屬的第六師，由河南調動的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由奉天調動的范國璋所屬的第二十師之一部，由安徽調動的倪毓棻所屬的安武軍，打算由湘西進入貴州，這是北洋軍進攻的側面。袁的計劃中還有第三路，打算由海道運輸北洋軍到越南，假道滇越路進攻雲南，因法國公使康悌不同意而罷。他又變更計劃指使廣東將軍龍濟光派兵假道廣西進攻雲南。他認為：一九一三年國民黨占有東南半壁五六省的地盤，只經過了一個多月，就被北洋軍全部打垮，這次他用獅子搏兔的氣力對付雲南一隅之地，是不難迅速得到解決的。他限曹錕於六個月內平定雲南。 最使袁感到困擾是，他身邊沒有一個大將替他主持征滇軍事。他實在太忙了，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內政，既要做中華民國大總統，又要做中華帝國大皇帝。因此，他不得不把打入冷宮的段祺瑞請出來替他分勞。他把他所最討厭的徐樹錚提拔為將軍府事務廳廳長，藉以討好段，但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來。這與一九一一年清政府起用袁南下督師，而他以「足疾未痊」拒不受命的故事，幾乎完全是一樣的。 其次，他又想到馮國璋，想把馮調到北京來，以參謀總長兼任征滇軍總司令。馮也裝起病來，拒絕北上。袁派蔣雁行以探病為由於二月十三日到南京。馮實在沒有病，他抓了蔣雁行的手痛哭流涕地說：「我跟隨總統一輩子，總統要如何便如何，怎麼總統不把我當作自己人了！」袁接到蔣的密報，知道馮所患的是一種政治病，便又走馬燈似的派阮忠樞、蔭昌、田中玉到南京來疏通，暗中卻指使蔣雁行勾引江寧鎮守使王廷禎就近篡馮的位，又想電召馮到北京，解除他的督理江蘇軍務一職。但因山東將軍靳雲鵬、江西將軍李純打來密電請勿調動馮，便又不敢下手。一九一一年，袁在表面上擁護清政府，暗中卻與革命軍秘密接洽和議。此時馮一面竭力表明他是「總統的自己人」，暗中也與北洋派軍人及南方反袁派進行勾搭，這些兩面派手法都是從袁學來的。 最後，袁又想借重黎元洪再一次充當他的工具，以副元帥名義統率征滇軍進攻雲南。但是今天的黎已經不是一九一三年的黎了，既不肯做有名無實的副總統，又不肯受封為親王，袁就沒有方法擺布他了。 因此，袁不得不在新華宮豐澤園組織「征滇臨時軍務處」，自己出面來主持對滇軍事。 關於調兵攻打雲南的問題，除了調動第一批曹錕等所統率的部隊外，袁還竭其全力地抽調第二批，他的打算是兵越調得多越好，平定雲南的日期越早越好。這是由於他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登皇帝的寶座，另一方面還要防止外交界又起風波。在此時期，北洋軍閥紛紛向他請纓南下作戰，這些將軍們並不是真心要去攻打護國軍，而是借題要餉要械，有的要求增募軍隊。不要說袁在財政上已經弄得羅掘俱窮，即使有力量滿足他們的要求，而他們騙得餉械到手，也必然不肯出馬，這些情況袁看得極其清楚。他估計可能調動的第二批征滇軍有張勳的定武軍、倪嗣沖的安武軍、第五師張樹元部、第二十七師張作霖部。他派阮忠樞到徐州遊說張勳抽調十營加入征滇軍，張勳假口徐州防務非常吃緊，礙難分出兵力。袁碰了這個釘子，對張勳不能無所懷疑，就派馬龍標以幫辦軍務的名義到徐州，用以監視張勳，張勳公然拒不接受。 北洋派相傳有這樣一件故事。一天，張勳和馮國璋在南京碰了頭。張勳多喝了幾杯老酒，忽然情不自禁地向馮說：「老頭子打了一個密電來，叫我監視你的行動。」馮聽了並不感到驚異，也從身邊拿出一個電報給張看，並且說：「我也接到老頭子的電報，叫我監視你的行動。」這件故事說明袁疑人之深，在派員監視之外又採取了一種互相監視的辦法。真是花樣翻新，無奇不有。 袁經常感覺到他的周圍沒有一個不可疑的人。自從帝制公開活動以來，特別在雲南獨立以後，他既要防黨人，又要防外國人，既要防敵人，又要防部下，同時還要防非友非敵的另一類型的人物。他調遣第一批北洋軍開往前方作戰，已經竭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二批征滇軍竟然組織不起來。北洋軍有這樣多的兵力，他竟無可調之兵。不能抽調還在其次，還要用盡種種心機防範他們「造反」，還要派員疏通他們。這樣的「皇帝」做起來真是活受罪。 此外，財政困難也是使他感到狼狽的一件事情。帝制經費規定為六千萬元，其中籌備大典用去二千萬，登極犒軍用去一千萬，收買國民代表、投機政客，運動報館共用去三千萬。他的財政來源不外乎增稅、舉辦內國公債、借外債幾種，甚至全國人民節食縮衣、銖積寸累的救國儲金也都被他挪用一空。他借重梁「財神」向美國資本家借款，在借款未成立前，梁士詒濫發中國、交通兩行鈔票以應軍事急需，造成了兩行信用破產與通貨膨脹的嚴重危機。節流方面，袁政府只能向無權無勇的文職人員開刀，由於裁員減薪，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斷炊災官和失業政客。另一方面，袁又濫用金錢和名位鼓勵前方軍人替他打天下，有功的人男爵加封子爵，少將晉級中將，旅長提升師長，或者「賞食雙俸」，任憑他們在各種獎勵辦法中選擇其一。這又使袁政府在財政方面無法克服的矛盾，更加無法克服了。 自從雲南獨立以來，他命軍政執法處派出大批偵探密布車站附近，制止各級官吏離職出京。官吏請假者須有三人以上的連環保結。對簡任職以上的人員，派有軍警隨身保護，而事實上卻是仿照清朝末年監視王公大臣的辦法，防止他們逃亡出京。 在一片勸進的聲浪中，都肅政史莊蘊寬忽然提出了三個建議：（一）帝國尚未成立，應即取消洪憲年號；（二）請將大典籌備處撤銷；（三）參政院沒有存在之必要，應即閉會。這位先生竟敢不向皇帝上奏而用公函請國務卿轉呈，袁對此大為震怒，即迫使他辭職，而以張元奇繼任都肅政史（二月十日）。 二月中旬，前方戰事不利的消息不斷傳來，五國公使又提出口頭警告，使袁處境更為困難，不得不於二月二十三日下令緩辦帝制，所有各省「吁懇早正大位」的文電一概不許呈遞，並且撤銷了大典籌備處。二十八日下令，定於五月一日召集立法曉，指定以國民會議複選當選人為立法院議員複選當選人。二十九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閉會。此時取消帝制和南北議和的傳說盛行一時，因此全體肅政廳肅政史又聯名提出莊蘊寬的三個建議來，請袁再加考慮。袁不便再發脾氣，就說這些問題應徵求各省同意再作決定，顯然又是一種拖延與欺騙的手段。 袁擬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以便收拾時局。段提出兩個主要條件，要取消帝制並寬容雲貴起事的人物。這和清政府起用袁時，袁提出幾個出山條件的情況大體相同。袁不肯接受這些條件。 五　袁威信繼續下降——鄂奉兩省將軍易人 袁威信的下降，不僅表現在北洋派大將方面，也表現在北洋派小軍閥方面。他曾因第二師師長王占元不滿意湖北將軍段芝貴、第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不滿意奉天將軍張錫鑾而將湖北、奉天兩省將軍對調。由於部下不滿意長官而將長官調開，養成了長官必須討好部下，部下隨時可以驅走長官的風氣，這已經使袁在北洋軍中的威信受到很大的影響了。但是袁的威信交換不到什麼東西。這兩個師長並不是反對某一個長官，而是反對任何長官。他們反對長官的目的是要取長官的地位而代之。去了一個長官，又來一個長官，完全是文不對題、隔靴搔癢的做法，不能使他們滿意。 「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開府鄂王城」，這是張錫鑾接到對調令後得意地寫出來的半首感懷詩。他很慶賀他自己跳出了奉天這個火坑，卻沒有想到湖北那邊也仍然是個火坑。他雖然活到七十多歲，但是人生經驗還是不足，這邊張作霖是他一手提拔的人，對他尚且存有取而代之的野心，那邊王占元和他毫無歷史關係，肯把一個不相干的長官頂在自己的頭上嗎？對調命令發表後，王占元就放出空氣說：「等到新任將軍到任，我就辭職歸田。」袁深深懂得北洋軍閥慣於用辭職為武器的作風，並且也懂得，你若是准他辭職，就會把他逼上梁山。這是推行實力政策的袁所不敢嘗試的。 袁所關心的不是張錫鑾能不能「開府鄂王城」，而是怎樣能保全自己威信的問題。他曾任命王占元為壯威將軍，先給他一個崇高的名號，遇缺即補，以安其心，但王並不感到滿足；他又想調馮國璋到北京，調倪嗣沖為江蘇將軍，以王繼任安徽將軍，又因調馮的問題發生困難不能實現。最後只得叫張錫鑾暫緩南下以免引起波折。正當其時，直隸巡按使兼將軍銜朱家寶願意將督理直隸軍務的兼職讓與張錫鑾，袁因為這個辦法不能解決問題，未予接受。他急於要做皇帝，對各省有實力的軍閥當然不敢開罪，終於不得不開去張錫鑾的督理湖北軍務一職，改任為鎮威上將軍，又任為參政院參政。他並不準備任命王為湖北將軍，因為湖北是前清總督的駐地，應當由上將軍督理該省軍務，他認為王占元不夠上將軍的資格。 湖北將軍的問題一直拖延到雲南獨立的時候還沒有解決。湖北為用兵西南的孔道，如果湖北發生變動，就會影響全局，因此赫赫大皇帝終於向一個馬弁出身的師長低頭，於一九一六年一月八日任命王占元為襄武將軍，督理湖北軍務。這是袁在他自己所手創的北洋派中威信下降最顯著的一次。但是，軍閥的野心從來就是無止境的，儘管袁如此遷就，仍然不能滿足王的願望。當湖北文武官吏向他道賀時，他賭氣地不肯受賀，並且氣忿地說：「別人是上將軍督理湖北軍務，我來督理軍務就變成了將軍，原來上將軍這個名號是對人的而非對事的。」他不許手下人稱他將軍，因此大家都稱他為督帥。 但是，王占元取得督理軍務的地位，對新朝皇帝也不能不表示一番忠誠，藉以彌補過去的裂痕。他奏報袁說：「宜昌神龕山洞有歐人深入探索，見洞內有石質龍形起伏蟠迴，長約五十餘丈。當此一德龍興之日，肇造萬年磐石之基，神龍石化之遺形，適蜿蜒效靈於江澨，天眷民悅，感應昭然。請予以表彰，並付史館記錄，垂示來茲，以答天庥而副民望。」袁於一月十五日發表申令，「所請著無庸議」，但又接著說：「岩巒深邃，蘊此瑰奇，應由該將軍等妥為保護。」事實上所謂「神龍石化」是宜昌關監督劉道仁所發現的，王占元和湖北巡按使段書雲據以上報，並且附會為開國禎祥，這和袁的書童說「床上躺著一條五爪大金龍」同樣是不值一笑的。王占元等看得十分清楚，袁雖然口裡說「著無庸議」，但把他們的奏章用命令發表出來，就是自我表揚的另一形式。因此，他們又接連奏報「黃陂柳發青桃開花」，「湖北得雪四十餘縣，乃聖主當陽之徵，爰請政事堂代奏，以慰宸衷」。 湖北的問題解決不久，奉天的問題又接著發生。當兩省將軍對調的命令發表時，段芝貴同樣也慶賀他自己能夠避開目無長官的王占元。他不懂得天下烏鴉一樣黑，他到奉天后就碰到另外一個「王占元」，這個「王占元」就是趕走張錫鑾而想取而代之的張作霖。當奉天舉行所謂國民代表大會表決國體問題時，張作霖親自帶領大隊人馬，監視投票，造成了清一色贊成君主制的票數，他自以為對袁的貢獻很大。袁封他為二等子爵。根據袁的規定，師長鎮守使僅能得到一等輕車都尉，封子爵就算是一個「異數」了，但是張作霖抱有封侯的大願，子爵距離他的目標很遠，因此他在封爵後上呈請病假，而請假就是辭職的準備，辭職就是抗命的先聲，這是袁和段芝貴所能深切了解的。段曾親自上門看他的病，他公然不予接見。到了這個時候，袁就知道二等子爵不能滿足他的要求，擬調他為綏遠都統，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奉天將軍，調虎離山之計對他也是行不通的。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二日，張作霖應袁的電召到北京，商量出兵湖南的問題。袁許他封侯封公後望無窮，張作霖滿口應允出兵，只是提出了補充餉械的要求。等到餉械騙到了手，他就指使奉天商會等團體打電報挽留該軍維持東省秩序，請勿外調。隨後不久，他的態度忽然大變，要查段芝貴的賬，他說段挪用奉天公款數百萬元，這筆公款都是奉天人民的血汗脂膏。同時，袁接到密報，張作霖叫袁金鎧起草奉天保安會章程。袁記得很清楚，辛亥年奉天曾經組織過保安會，組織保安會就是變相的獨立。此時袁已陷於四面楚歌的苦境，如果奉天再出岔子，就立刻會有土崩瓦解的危險。因此，他被迫任命張作霖為盛京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四月二十二日）。 * * * [1]　這一年4月11日（農曆三月十六日），是梁啓超的父親達澗的七旬晉一大壽。 [2]　戴戡原名桂齡，宇錫九，後更名戡，字循若。曾在日本習手工業，回國後在河南法政學校擔任庶務。該校校長陳國祥、教務長熊范輿都是戴的貴州同鄉。熊到雲南參加雲貴總督李經羲的幕府，戴隨同前往，任礦務局職員，以此得結交於唐繼堯。辛亥年唐任貴州都督，派戴為實業司長，不久升任貴州巡按使。卸任後到北京任參政院參政。通過旅京貴州同鄉蹇念益、陳國祥等的關係，他成為進步黨的活動分子之一。 [3]　關於蔡鍔設計出京一事，由蔣百里、張孝准、李小川三人分別提供。後來張孝准任湖南榷運局長，李小川解放後任湖南文史館館員。 [4]　此時黃興仍在美國，與東京國民黨人保持密切聯繫，領導反袁運動。 [5]　貴州人胡嗣瑗是前清翰林，有宗社黨之稱，反對袁做皇帝，主張清帝復辟，他和反袁派相勾結，其目的是想利用反袁派的力量推翻袁，造成混亂局勢，為清帝復辟創造條件。 [6]　雲南軍在護國寺召開動員大會，有人動議就地取名，無人反對，遂定名為護國軍。 [7]　蔡在雲南甚得軍心，唐甚忌之。黃興派人再三向唐疏通，保證蔡不做都督，並帶兵出發討袁，決不留在雲南，唐才同意蔡鍔回滇。 [8]　李經羲受到貂皮外套後，向袁謝恩說：「上（指袁）賜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舉家驚寵，望闕感惶。」 [9]　以上情況，均由胡鄂公反映。當時胡在四川軍署任首席秘書。 [10]　各省都設有將軍，但貴州和福建兩省只設護軍使。直到1915年10月14日，袁政府才加劉顯世一個「督理軍務」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