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二十章　袁世凱接受帝位與五國提出聯合警告

一　偽國民代表大會投票表決國體，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並推戴袁為皇帝。袁在「兩推兩讓」後接受帝位 即使用開快車的辦法，不召集國民會議而召集「國民代表大會」來表決國體，辦理「國民代表」的選舉也必須有一定的過程。但從十月八日公布所謂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以後，二十五日就在各省區進行「代表」的選舉，二十八日以後就有部分省區的「國民代表大會」進行所謂國體投票，無論選舉和投票，進度如此神速，是古今中外自有選舉制度以來所未有的。到十一月二十日，全國各省區的「國民代表大會」投票均告完成，共計代表票數一千九百九十三張，全體贊成君主立憲，沒有一張廢票或反對票。不僅如此，根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大會」僅有表決國體之權而無推戴皇帝之權，但是各省區的「國民代表大會」一致發出推戴書，寫道：「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無論哪一個省區的推戴書都寫上了這四十五個字，沒有一個字不同。 在最後一幕「總統變皇帝」的戲法中，由於袁黨的手法欠高明，還發生了其他的大漏洞，留待下面再說。 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根據各省「國民代表大會」的委託，向袁恭上總推戴書，文中用「我聖主」代替了「我大總統」字樣。當天下午，袁將推戴書發還，並附以回文說：「民國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餘地。惟推戴一舉，毋任惶駭！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豐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總統從政垂三十年，迭經事變，初無建樹。改造民國，已歷四稔，憂患紛乘，愆尤叢集，救過不勝，圖治未遑，豈有功業足以稱述！前此隱居洹上，本已無志問世，遭逢時變，謬為眾論所推，不得不勉出維持，捨身救國。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無裨於國計，下無濟於民生，追懷故君，已多慚疚，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言。此於信義無可自辭者也。本大總統於正式被選就職時，固嘗掬誠宣言，此心但知救國救民，成敗利鈍不敢知，勞逸毀譽不敢計。是本大總統既以救國救民為重，固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但自問功德既未足言，而關於道德信義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顧？在愛國之國民代表，當亦不忍強我以所難也。尚望國民代表大會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本大總統處此時機，仍以原有之名義及現行之各職權，維持全國之現狀。」 玩味回文的語氣，是叫參政院再做一篇歌功頌德的大文章，替他洗刷背叛清朝、背叛民國的兩大罪名，然後名正言順地做起皇帝來，將來在歷史上就要光彩得多。參政院諸公是善於做而且也樂於做這種典麗矞皇的文章的。就在當天下午五時該會開會討論回文時，孫毓筠提議再上第二次推戴書，大家沒有不同的意見。五點十五分，參政院就把文長二千六百多字的第二次推戴書辦好送出。從開會討論到公文發出，其中只有十五分鐘，還要除掉「發言」和「表決」的十分鐘。第二次推戴書當然要針對袁的來文撰寫，但文長二三千字，時間只有五分鐘，即使謄寫也來不及，怎能一揮而就，這又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 這篇文章列舉了袁具有經武、匡國、開化、靖難、定亂、交鄰六大功績，還替袁消除了思想顧慮，給他下了個「盡瘁先朝」「無負民國」的考語[1]。通過以上「兩揖兩讓」的手續，袁於十二日發表接受帝位的申令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但億兆推戴，責任重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刷新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予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次掬誠陳述，本非故為謙讓，實因惴惕交縈，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委避。……第創造宏基，事體繁重，洵不可急遽進行，致涉疏率。應飭各部院就本管事務會同詳細籌備，一俟籌備完竣，再行呈請施行。……除將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發交政事堂並咨復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眾周知。」 「總統變皇帝」的戲法到此表演完畢。這個戲法漏洞百出，以後獨立各省揭穿了它的內幕，證明整套戲法都是由袁黨在幕後牽動的。早在籌安會成立以前，段芝貴等組織了一個策動帝制的秘密團體，電商各省組織請願團，請願書由他們代擬，要求各省將軍、巡按使列名，並且還要羅致幾個地方紳商加入，每省以發出一個請願書為限。籌安會成立後，孫毓筠等認為以上辦法過於草率，向各省建議另組「徵求民意」的團體，由各省軍民長官在各縣紳士中每縣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縣推舉字樣，定期召集各省臨時公民大會。後來這個建議也沒有採用，而是決定以「國民代表大會」為表決國體問題的臨時機構。關於各省包辦選舉、表決形式、發出推戴書以及委託參政院為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都是由內務總長朱啟鈐和國民會議事務局所主持和決定的。他們也曾顧慮到萬一泄漏機密，會在開國史上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污點，因此指使各省當局將以上有關文電「一律查明燒毀」。後來獨立各省把原件攝製鋅版在報上發表，這是他們所沒有想到的。 二　袁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調任馮國璋為參謀總長，均拒不接受。陸徵祥繼任國務卿。袁下令優禮「嵩山四友」。大批封爵令發表。籌備大典的形形色色 從袁接受帝位的一天起，中國就處於總統與皇帝並存，但既非中華民國又非中華帝國的混亂時期，首先表現在公文程序上。例如奉天將軍段芝貴首先稱「臣」，袁手批「不當稱臣」。直隸巡按使朱家寶比稱臣又進了一步，用奏摺的形式抬行寫著「奏請皇帝陛下聖鑒」，袁也說登基大典尚未舉行，過早地稱帝稱臣是不恰當的。但袁並不喜歡總統這個稱號。從十二月十七日起，政府公報不再見有「大總統命令」了，代之者為「政事堂奉策令」，究竟奉何人策令，卻沒有明白寫出。當然，一般人都知道這些策令是由既非皇帝又非總統、既是皇帝又是總統的袁所頒布的。袁在策令中既不自稱為「朕」，又不自居為「本大總統」，而自稱曰「予」。這分明就是皇帝的口吻，至少是「准」皇帝的口吻。 在總統與皇帝並存的時期，袁黨對公文程式想出了一個權宜辦法，就是廢除總統的稱號，也避免用皇帝的稱號，儘可能地含蓄其詞，用「奉諭」「謹乞鈞鑒」這些字眼來表達。事實上袁是急於想做皇帝也巴不得提早用皇帝的尊號的。十二月十二日承認接受帝位的一天，他就心安理得地在懷仁堂接受了簡任職以上文武官吏二百餘人的朝賀，文東武西，向袁行三鞠躬禮，由內史監阮忠樞率領，公府大禮官黃開文司儀。袁發表了一段簡短的演說，說什麼「為了救國救民，我過去犧牲了自己，今後還要犧牲子孫」。 十五日袁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冊封令說：「光復華夏，肇始武昌，追溯締造之基，實賴山林之啟。所有辛亥首義立功人員，勳業偉大，及今彌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將黎元洪建節上游，號召東南，拱衛中央，堅苦卓絕，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贛寧之役，督師防剿，厥功尤偉。照約法第二十七條特沛榮施，以昭勛烈。黎元洪著冊封武義親王，帶礪山河，與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這道命令也可以看出袁的陰險狡獪的心理。他並不否定建立民國出力人員的功勞，其用心就是要粉飾帝國與民國並不矛盾，帝國是在民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稱黎為上將，輕輕一筆，取消了他的副總統地位。插入贛寧之役，表示了對國民黨的進攻是他們兩人共同干出來的勾當。拿新約法作為封王的根據，一方面表示他始終遵守民國約法，另一方面也使黎因為是民國榮典而受之無愧。 黎自九月六日以後，即不出席參政院。他一再請辭副總統、參政院長等職，願回黃陂原籍休養，都沒有得到允許。他知道離開北京是辦不到的，就藉口夫人有病，瀛台過於寒冷，才取得袁的同意遷居到東廠胡同。自十一月起，他拒絕領受副總統的薪金和公費，請袁裁撤副總統辦公處，並向參政院咨請辭副總統職。他對任何人很少開口說話，就像啞巴、木頭人一樣。封王的命令發表後，袁派內史監阮忠樞、公府顧問舒清阿以道賀為名前往察看他的態度，阮公然稱他為「王爺」，並且說袁還打算加他「副元帥」「輔國大將軍」這類崇高的稱號。他忍不住吐出一句話來：「你們不要罵我！」黎現在已經看出袁是個極端不講信義的人，接受王位不但沒有好處，將來還有身首異處的危險。他沒有勇氣正面反對帝制，只求擺脫一切職務，設法離開北京，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住下來。由於黎堅決不肯做這個見不得人的王爺，十九日袁又下令勸他不要固辭，黎仍置之不理。 袁準備封清室廢帝溥儀為懿德親王，還想封國民黨領袖黃興一個什麼王藉以分化國民黨，前者因為張勳來電請求保存清室的帝號，後者因為有人說即使封王黃興也不會理睬，他才沒有發表這兩道命令。 另外一個想封王的是滿族親貴前清資政院總裁溥倫。袁曾派袁乃寬向清室交涉廢除帝號、遷出大內和交還御璽等問題，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續等開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會議」，大家相對哭了一場，決定對變更國體問題採取不過問的態度，必要時遷出宮廷移居頤和園。溥倫建議必須明白表示，才能保障皇族安全，因此決定派溥倫為清室代表，向參政院表示清室贊成袁做皇帝的態度。十七日清室致參政院的咨文說：「本日欽奉上諭，前於辛亥年十二月欽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託今大總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旋由國民推舉今大總統臨御統治，民國遂以成立。乃試行四年，不適國情，長此不改，後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據國民請願改革國體，議決國民代表大會法案公布。現由全國國民代表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推戴今大總統為中華帝國大皇帝，為除舊更新之計，作長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極表贊成。」 袁正在害著「羞見故君」的心病，清室這個表示對他說來是迫切需要的。為了回答清室的捧場，十七日他重申「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的諾言，並派溥倫為參政院長以代久不到院和堅決辭職的黎元洪。溥倫雖沒有封王，也得到「賞食親王全俸」的好處。 十八日，袁發表明令調任馮國璋為參謀總長。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像以前對待黎元洪一樣，而馮也學了黎的榜樣，要以江蘇將軍遙領才肯接受這個職位。這道命令又成了放不響的潮濕爆竹。 徐世昌因不願向袁下跪稱臣而請假。袁進行帝制時期，早已不讓這位老朋友參預機密，以此引起他的滿腹牢騷。有人問他時局動態時，他經常用這句話回答：「你們何不問夏內史去。」自從袁表示接受帝位以來，徐也學了黎元洪變啞巴和不辦公的辦法，並且向袁辭職。袁也覺得沒有繼續利用這位老朋友的必要，就派陸徵祥代理國務卿（十月二十七日），隨後又改為正式國務卿（十二月二十一日）。 袁鑒於前清時期做過督撫和號稱為民國元勛的一些大人物，都不願向他下跪稱臣，如不很好地安排他們，可能引起不良影響，因此十八日下令說：「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時多難，無從息肩，而臨淵履薄，無時去懷。近見各處文電，紛紛稱臣，在人以為盡禮，在予實有難安。現今之文武要職，多予舊日之同僚，眷念故侶，情尤難堪。雖四岳五人，曾無異代之成見，而聖帝賢王，萬非予所可企及。凡我舊侶及耆碩故人，均勿稱臣。時難方殷，要在協力謀國，無取儀文末節也。」他叫政事堂研究哪些人應當不稱臣，政事堂開了一張名單，計有舊侶黎元洪、奕劻、載灃、世續、那桐、錫良、周馥七人，故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四人，耆碩王闓運、馬湘伯二人。 二十日發表「嵩山四友」的申令。申令說：「自古創業之主，類皆眷懷故舊，略跡原情。布衣昆季之歡，太史客星之奏，流傳簡冊，異代同符。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皆以德行勛猷，久負重望，在當代為人倫之表，在藐躬為道義之交。雖高躅大年，不復勞以朝請，而國有大故，當就諮詢，既望敷陳，尤資責難，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壯猷，關係至大。茲特頒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堅白首之盟，同寶墨華之壽，以尊國耆，其喻予懷！應如何優禮之處，並著政事堂具議以聞。」隨後政事堂議決了五項優待辦法：（一）免其稱臣跪拜；（二）賞乘朝輿，到內宮換乘肩輿；（三）皇帝臨朝時，得設矮几賜坐；（四）每人給以歲費二萬元；（五）賞穿特種朝服。 二十一日，特封龍濟光、張勳、馮國璋、薑桂題、段芝貴、倪嗣沖為一等公，湯薌銘、李純、朱瑞、陸榮廷、趙倜、陳宧、唐繼堯、閻錫山、王占元為一等侯，張錫鑾、朱家寶、張鳴歧、田文烈、靳雲鵬、楊增新、陸建章、孟恩遠、屈映光、齊耀琳、曹錕、楊善德為一等伯，朱慶瀾、張廣建、李厚基、劉顯世為一等子，許世英、戚揚、呂調元、金永、蔡儒楷、段書雲、任可澄、龍建章、王揖唐、沈金鑒、何宗蓮、張懷芝、潘榘楹、龍覲光、陳炳焜、盧永祥為一等男。二十二日追封趙秉鈞為一等忠襄公，徐寶山為一等昭勇伯。共計各省將軍、巡按使、護軍使封爵的一百二十八人，師旅長、鎮守使授輕車都尉的七十多人。 袁對封爵一事也是經過細心考慮才決定的。命令發表前，內史廳開列名單，包括各省將軍、巡按使、護軍使、鎮守使和師旅長在內，由袁親自審查，按名加圈，五個圈為公爵，依次遞減到一個圈為男爵。根據民國官制，不但各省將軍的地位平等，將軍和巡按使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但袁不根據民國官制而根據清朝官制，對於以前有總督的省，就封那一省的將軍為公爵，有巡撫的省則封侯爵。他把巡按使看作以前的藩司，所以大部分巡按使只能得到男爵。這樣，就使各省將軍之間產生了級差，而巡按使則名符其實地下降為將軍的屬員了。 二十二日申令，內廷永禁太監，改用女官。二十五日申令，改明年為洪憲元年。自一九一六年元旦起，總統府更名為新華宮，總統府收文處更名為奏事處，總統府護衛總指揮處更名為大內總指揮處。 早在九月間，政事堂會同各部成立了一個未掛招牌的大典籌備處，以朱啟鈐為處長，梁士詒、周自齊、張鎮芳、楊度、孫毓筠、唐在禮、葉恭綽、曹汝霖、江朝宗、吳炳湘、施愚、顧鰲為處員，沈銘昌為總務科主任，王式通為撰述科主任，顧鰲為法典科主任，阮忠樞為內儀科主任，郭則澐為禮制科主任，袁乃寬為會計科主任，陳燕昌為文牘科主任，張士鈺為警衛科主任。這個機構直到十二月十九日才對外公開。 袁指定以赤色為新朝的代表色，所以大典籌備處規定宮廷屋頂一律改用紅瓦。太和殿更名為承運殿，這就是袁就任正式大總統的地方。殿內圓柱改漆紅色，當中的八大柱加髹赤金，飾以盤龍雲彩。中和殿更名為體元殿，保和殿更名為建極殿。御座扶背各處一律雕龍，代價達四十萬元，上披繡龍黃鍛，座衣、座褥也是一樣。座前設有雕龍御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三座，古爐三座。座後陳設九折雕龍嵌寶屏，屏的左右各置日月寶扇一對。龍袍以八十萬元的代價由北京最大的服裝店瑞蚨祥承制，共有兩襲，一襲祭天時用，一襲登極時用。龍袍用赤金線盤織龍袞，通體綴以明珠，並嵌以鑽石。此外還有平天冠一頂，四周垂旒，每旒懸珍珠一串，冠檐綴以大珠一粒。新朝所用玉璽四寸見方，鐫有「誕膺天命，歷祚無疆」八個宇，代價十二萬元；金印五顆代價六十萬元。御用鑾儀打算從清室借用。以上費用，連同登極及祀天所用儀仗、鹵簿等，一共報銷了兩千餘萬元。在國家危機日益嚴重和人民生活日益痛苦的情況下，他們如此鋪張浪費，使人回想到以前西太后動用海軍經費修造頤和園的事情[2]。 「新朝」所用的國旗，準備在五色旗上加紅日一輪，是取「五族共戴一君」的意義。 袁進行帝制，不但受到全國人民的切齒唾罵，即使在他的親戚故舊以及攀龍附鳳的政治寄生蟲中，也有因為他們與袁之間存在矛盾，表示不同程度的不合作態度的。趙爾巽在看到籌安會的宣言時，把它扔在地下，從此不再到清史館。徐世昌在辭職未准以前，遷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教育總長湯化龍、總檢察長羅文幹、參政熊希齡等紛紛辭職或請假出京，政界中人辭職、請假俄然成為新皇登基前相當普遍的風氣。政事堂機要局長張一麐因不熱心帝制，被袁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調為教育總長，以熱心帝制的王式通繼任機要局長。袁鑒於各方面的不合作，又不得不派出大批偵探守候東西兩車站，禁止官吏擅自出京。同時密令各省爪牙加強對人民的血腥鎮壓。 袁在接受帝位後沒有立刻舉行登極大典，是由於要在一定時期內觀察外交方面的反映，並不是如他所說的「事體繁重，不可急遽舉行」。因此，儘管段芝貴、朱家寶、朱瑞之流因為稱臣過早碰了釘子，一般寡廉鮮恥之徒反認為碰這樣的軟釘子是做官的一個竅門，稱臣的人越來越多。事實證明，除了登極而外，一切皇帝的排場都逐步地拿出來了。自十二月一日起，政府公報也改「呈」為「奏」了，各省文電也紛紛改「鈞鑒」為「睿鑒」、改單抬為雙抬了。 三　日本策動各國對帝制提出聯合勸告。日本對袁的兩面手腕。英國再度勸袁加入協約國 辛亥革命和南北議和時期，帝國主義聯合陣線對中國政局的幕後操縱以及公開活動，是以英國為主導的，日本雖另有企圖，也不得不跟在英國的後面走。帝制進行時期，這兩國的地位卻又互相轉化。這是因為：一九一二年，英國還有力量控制遠東，加以英美兩國採取共同行動，日本還不可能達到獨占中國的目的。到了一九一五年，世界局勢起了很大的變化，英國被歐洲戰爭拖得精疲力竭，沒有餘力應付遠東局勢，美國對中國雖然野心很大，因陷於孤立，地理上距離太遠，也就不可能單獨有所作為。因此，日本刺用時機，採取各種方式，對中國展開了猛烈的進攻。這是東西帝國主義在中國問題上的露骨矛盾。 同一時期，它們在世界範圍內還存在不少的共同目的和要求，在中國問題上的矛盾還不可能馬上發展成為對抗性的矛盾，所以它們對中國的聯合陣線仍然沒有公開破裂。在這個陣線中，英國雖然被迫對日本作了讓步，但它仍然企圖擺脫日本的壓力，保持帝國主義共同控制中國的均衡力量，而當日本繼續施以壓力時，又不得不中途妥協，以求相安無事。法、俄、意三國在陣線中不居主要地位，往往以英國的態度為轉移。美國則退出了這個陣線，等待有利時機，準備採取另一步驟，擊退日本勢力，來達到它控制中國的目的。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接受日本的亡國條件後，以為對日本已經作了最大的獻禮，日本不會再來干涉中國內政，因而放心大膽地進行帝制活動。事實正是如此，日本當權人物對中國帝制問題不止一次地表示過默認或者同情的態度。直到九月六日帝制問題明朗化的時候，日本首相大隈還發表談話說：「中國推行共和制度失敗，中國人民轉而念及帝制，這是一種極其自然的趨勢。中國皇帝必須具有統一中國的能力，從這一點看來，則袁氏做皇帝將是一種自然的結果。這是中國的內政，日本不擬干涉。但是如果因進行帝制而損害日本的利益時，就不能認為與日本無關。以後當視其進展情形再作決定。」 但是日本當權人物的這些表示都是靠不住的。早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以前，日本對中國就用過「欲擒故縱」「誘敵深入」的詭計。袁和日本也有過一段不愉快的歷史過程。袁從朝鮮回國以後，在外交上繼承了李鴻章的「以夷制夷」政策，利用英美牽制日本，因此日本一直把他當作是一個親西方的人物。事實上，袁之甘心充當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其目的在於取得外力支持，從而保持其統治地位。他並不是只願意做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而不願意做東方帝國主義的工具。當日本咄咄逼人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他看到英美無能為力，就向日本投降，企圖用國家的主權利益交換自己的皇冠。但是日本仍然不能予以信任，這是因為：袁和西方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能一刀兩斷，完全投入日本的懷抱。因此，當袁繼續進行帝制活動的時候，日本政府也就玩弄兩面手腕，一面暗中支持中國的反袁力量，促進中國分裂，以便混水摸魚，另一面卻又偽裝同情帝制，把袁誘進迷魂陣中，等到帝制運動成熟，袁騎虎不得下背的時候，再向袁進行外交訛詐，從而取得有利日本的新條件。以前日本所提的「二十一條」，其中第五項包括七條，日本在修正案中聲明「將此項與本案分開，日後另行協議」。日本政府希望袁繼續承認這一項作為它承認帝制的交換條件。 十月間，日本政府又向袁展開了新的攻勢。首先，它向西方國家建議向中國政府提出一個干涉帝制的聯合勸告，藉以打擊袁的威信。英國是袁政權的積極支持者，當然不願意提出這樣一個勸告，由於日本政府的堅持，而英俄兩國為了要保持與日本在國際上的合作關係，不得不勉從其後。美國的條件則有所不同，當然不肯附和。十月下旬，日本駐美大使珍田屢次催請美國政府表示態度，美國國務卿藍辛就用「漂亮」的詞句——不干涉中國內政——作為回答。 當然，日本不會因為美國拒絕參加而終止其對中國的行動。十月二十八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偕同英俄兩國公使到外交部，提出請中國政府緩辦帝制的三國聯合勸告。他代表三國發言說：「中國進行帝制，難保國內不引起騷動，因此三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暫緩實行。」兼外交總長陸徵祥回答說：「中國改行帝制是由中國人民發動的，中國政府未便加以干涉。現在已有十五省區投票贊成帝制，未便展期進行。即使有人反對，那也只是少數暴徒，中國政府力能控制大局。」 由於三國除口頭勸告外還投遞了正式照會，所以北京外交部又用照會回答它們。照會大意說，全國人民贊成帝制，如果政府加以壓制，就會影響治安，因此採取國民代表大會投票表決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本國總統前於九月六日向參政院發表宣言，認為變更國體不合時宜，足以說明政府本不贊成此舉。但是，國體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倘從多數民意取決，各省治安可保無虞。照會提出了一個反要求，關於本國法權所不及以及逃亡國外的少數暴徒，希望各友邦協力取締。照會感謝友邦勸告的善意，並且表示保全東亞和平，中國政府與各友邦的目的完全相同。 從這個照會可以看出，袁並未因為三國提出聯合勸告而終止帝制的進行。他對聯合勸告的嚴重性估計不足，認為所謂三國實際上只有日本一國，只要再給日本一些好處，日本的態度是可以轉變的。因此，他除電令各省加意保護外僑以免引起口實外，並且禁止全國各報登載三國勸告的原文。 這個照會日本並不認為滿意，因為照會並未針對三國所提出的中國政府能否緩辦帝制的問題作出具體答覆。十一月四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又到外交部，指出中國照會意義不明，請求加以解釋。這時，袁對英國的幻想並未放棄，希望通過英國阻止日本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於是他又去找他的老朋友朱爾典商量。朱爾典果然提供了一個秘密計劃。根據朱爾典的意見，中國對歐戰為中立國，而日本則為英國的同盟國，在此情況下，日本對中國有所行動，英國不便出面來反對。如果中國加入協約國，就與英國發生同盟關係，英國在中日兩個同盟國之間就能夠說幾句公道話，這對中國是有利的。其實這個計劃是舊事重提，就是勸誘中國加入協約國，以便採取行動掃除德國在中國的勢力，並為協約國提供一個製造軍火的東方基地。這個計劃並不能阻止日本對中國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朱爾典提出來，只是為了想達到他以前所未達到的目的。 這個計劃，是十一月八日通過陸徵祥轉達袁的。另一方面，這個計劃也是朱爾典事前與法國公使康悌、俄國公使庫魯朋斯基舉行秘密協商，取得他們的同意後提出來的。 十一月十一日，北京外交部邀請日、英、法、俄四國公使到部舉行會談（法國公使在日本的影響下，也向袁政府致送了請緩辦帝制的照會）。陸徵祥向他們說明，「全國已有二十個省區投票贊成君主立憲，如果有少數暴徒反對，無論何時何地，本國政府都有力量應付突發事變。但本國政府決定在年內不變更國體。」這是袁對四國公使所作的一次試探，暗示：「你們所要求的是緩辦帝制，而不是取消帝制。我現在答應年內不變更國體，你們就應該沒有話好說了。」 十一月十二日，意國公使又送來一個請緩辦帝制的照會，三國勸告擴大為五國勸告，問題愈來愈嚴重了。 關於朱爾典所提的秘密計劃，十一月二十日朱爾典又去訪問陸徵祥討取回答。陸說：「問題可以談。但是五國提出關於帝制問題的勸告，現在只有貴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難於處置。」這就是說，他不相信中國加入協約國能夠換得日本對中國帝制的不干涉。不料他們兩人的談話隨即被美國報紙披露，日本又一次受到很大的震動。日本報紙譴責英國在對華問題上不應排除日本，並且建議日本政府應採取強硬政策，不使各國無視日本。 日本方面的忿怒表示，引起了英國方面的恐慌，朱爾典發表談話否認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極力否認。朱爾典深怪中國當局不能保守外交機密，以致這個問題無法繼續商談。英國外交部因為朱爾典辦理外交發生失密現象，一度有撤換他的意圖。 不久美國報紙又泄露了中英接洽同盟的秘密消息，據說同盟期限定為十年，英國承擔義務為：說服各國承認中國改行帝制，幫助中國加入國際團體等等。這個消息使日本感到更大的忿怒，並又因此引起了英國政府更大的恐慌。為了緩和日本，英國外相葛雷訓令英國駐日大使葛林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日本外務省次官幣原，確切擔保英國非與日本協議，決不締結中英同盟。此後日本外相石井不止一次地向有關各國聲明，關於中國問題，非得日本同意或至少有日本參加，不得成立任何協定。關於中國帝制問題，請俟歐戰結束後再行考慮。 關於中國加入協約國和中英同盟兩個問題盛傳一時，德國辛慈公使曾於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兩日入府向袁提出口頭抗議。 四　袁派周自齊為赴日贈勛特使，日本政府拒絕接待。新華宮「謀逆」案與外交泄密案的真相 自各國干涉帝制案發生後，中國方面又接連發生了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被刺[3]和肇和兵艦起義[4]等重大事件，日本方面更加振振有詞地說，中國政府所謂「力能控制大局」完全是騙人的。十二月十二日袁向代行立法院承認接受帝位後，日本公使於十三日單獨照會外交部，譴責中國政府對帝制問題的答覆沒有誠意，要求於十五日以前給以滿意的答覆。十五日，回任不久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偕同英、法、俄、意四國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由日置益代表各國發言說：「前此各國提出有關帝制問題的勸告，中國政府曾聲言不急遽從事，並擔保中國境內治安的完全責任。因此，日本與四國對中國決然採取監視的態度。」這次他們所採取的聯合行動，由勸告性質變為警告性質，這就顯示出袁「以夷制夷」的政策和欺騙拖延的手段都完全破了產。直到這個時候，袁才明白問題的嚴重性，日本以外的四國不僅不能牽制日本，而且反過來成為日本的應聲蟲；日本並不認為五月簽訂的中日協定是一份厚禮，它還要在承認中國帝制以前取得更大更多的禮物；如果不滿足日本的欲望，中國帝制是不可能實現的。袁決心再一次出賣國家來交換自己的皇冠。 早在十月十二日，袁曾派駐日公使陸宗輿以中國代表資格慶賀日皇加冕。此時為了再向日本獻禮，又加派農商總長周自齊為赴日賀禮贈勛特使，以大總統同級的大勛位贈予日皇。他加周特使一個「上卿」銜以抬高其身份，並給專門辦理對日外交的外交次長曹汝霖以「儀同特任」的待遇。同時，外交部電令陸宗輿將中國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預先商定特使行程，預計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可抵東京。 東京傳來消息，日本政府決定以親王之禮接待中國特使。一月十四日，日置益公使在使館內置灑為周餞行。看起來一切事情進行得都很順利。不料僅僅隔了一天，日本公使館忽然打電話給外交部說：「接到東京急電，請周特使緩期到日本。」隨後陸宗輿就有電報來說，由於中國政府揚言，等到周特使由日本回國後，中國就要實行帝政，以此引起歐美各國的猜疑，中國南方也稱他為「賣國使節」，使日本政府感到難於應付。同時，日本報紙認為中國共和制度即將廢止，民國大勛位只能陳列在博物院中，天皇未便接受。 原來日本拒絕中國特使是有原因的。中國派遣特使的消息剛發表，新華宮接連發生了「謀逆案」及「出賣國家機密案」。事實上所謂謀逆案是另外一個問題[5]，當時卻把兩件案子混為一談。「出賣國家機密案」的主角是新華宮的「內差」瞿克明（當時傳作句克明或鞠克明），他的母親是袁家的老女僕。此時袁派周自齊為赴日特使的消息已經流傳在外，英、美、法、俄以及其他有關國家十分重視這件事情，都用很大的人力財力，想把中日秘密交涉的真相刺探出來。法國公使康悌通過使館華籍職員方璟生，收買瞿克明充當內線，瞿克明私配鑰匙偷開袁的秘密抽屜，竊出中日密約草案一份，送給方璟生，由康悌拍照保存，並將原件交瞿歸還原處。康悌把照片轉給有關方面共同研究，隨即由紐約報紙披露出來。 中日進行秘密交涉是國際間的一件大事。這個秘密被揭穿，對袁和日本都是嚴重的打擊。英、美、俄、法、意五國駐日公使聯合向日本內閣提出質問。不久以前，由於三國秘密勸誘中國加入協約國以及英國秘密接洽中英同盟，引起了日本的極大不滿和嚴厲質問，而日本此時也在偷偷摸摸地幹著這個自私自利的勾當，即使日本利用歐戰時期，在對華問題上處於主導的地位，但它對西方五個國家的聯合壓力也不能無所顧慮。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見陸宗輿時，聲色俱厲地斥責「中國人不能守秘密」，拒絕接待中國特使，而這個秘密交易也就無法進行了。 這一案件還牽涉到內史沈祖憲，他和瞿克明同時被捕，但不久都獲得釋放。 在日本拒絕接待中國特使的同時，德奧兩國公使曾大肆活動，以承認帝制為中國不加入協約國的交換條件，但袁不敢接受。 與日本拒絕接待中國特使的同時，俄皇尼古拉斯派密海也魯維支大公為赴日贈勛特使，於一月十二日行抵東京。日皇親自到車站迎接，大隈首相率領全體閣員也都到站迎接。東京市區掛起一片飛揚奪目的日俄兩國國旗。俄國大公下車檢閱儀仗後，乘坐汽車到霞關離宮休息，東京市民幾十萬夾道歡呼。隨後日皇在豊明殿接見他，親自陪同進午餐，並贈以菊花大綬章。俄國大公逗留東京的時候，日本忽然產生了極端濃厚的日俄親善的空氣，日本報紙甚至表示「苟有利於俄國，日本雖賭國運而為之亦有所不惜」。同樣是慶賀加冕和贈勛特使，對一個國家則以極不友好的態度拒絕招待，而對另一個國家則表示狂熱歡迎，雖然這兩個國家有強弱之分，但在國際禮貌上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顯而易見，日俄兩國不可能親善到同生共死的程度。隨後得知，日本向俄國建議簽訂日俄協約，由日本代替俄國維護俄國在遠東的一切權益，俄國在遠東的軍隊可以調往西線作戰，日本承認接濟俄軍軍火及軍用品。此時俄軍在歐洲西線非常吃緊，俄國害怕日本乘人之危，就與日本成立了這個協定。協定規定日俄兩國互不侵犯，同時規定「一方在遠東之領土權及特殊利益為他一方所承認者，如被他國侵犯，締約國應立即協商為維護此種權利及利益所應採取之態度」。根據這個協定，日本以強暴手段在中國所奪取的權利，就首先得到俄國的承認，這是日本打破西方國家在中國保持均勢、反對日本獨占中國的一個重要步驟。 此外，日俄兩國還簽訂了秘密同盟條約，這個條約規定「如有第三國亦欲取得中國政治上之優越權時，日俄兩國應即進行協議，執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國對締約國一方竟至宣戰時，他方有武力援助之義務」。根據這個條約，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其效用，因為英日同盟是針對帝俄的一種同盟，而日俄同盟則是針對英美特別是美國的一種同盟。 在此以後，袁就只能偷偷摸摸地關起門來做皇帝。自一九一六年元旦起，他在國內改稱中華帝國，改用洪憲紀元，甚至用壓力強迫上海租界內的中國報紙改用洪憲年號[6]，但對外仍稱中華民國和民國總統，這是民國和帝國、總統和皇帝的並存時期。由於雲南獨立後全國反帝制、反獨裁的浪潮日益高漲，他又被迫於一月二十日命外交部通知各國公使，在雲南戰事未平定以前，暫不決定登極日期。 * * * [1]　推戴書把「清室獲保安全」說成是袁苦心調劑之力。對於宣誓效忠共和一點，則又替袁解脫說：「至於前此之宣誓，有發揚共和之願言，此則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屬當時就職儀文之一。蓋當時之誓言，根於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於民國之國體，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向，元首當視民意為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言隨國體為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言亦隨國體為變更。」 [2]　西太后挪用海軍經費每年三百萬兩修造頤和園。該園建築費估計為三千餘萬兩。此外，每年由戶部撥三十餘萬兩，土藥稅一百四十餘萬兩為修理費用。西太后駐園時每日費用一萬兩。 [3]　鄭汝成曾在英國留學海軍，辛亥革命時在煙臺擔任警衛隊統帶，被民軍趕走。國民黨「二次革命」時，袁派他以總執法官名義率領應瑞、肇和等艦運北洋軍到上海，堅守製造局，事定後任為上海鎮守使。11月10日，鄭乘汽車到日本總領事署參加慶賀日皇加冕典禮，歸途行經外白渡橋被陳其美所派中華革命黨人王小峰、王銘山投擲炸彈炸死。兩王於12月7日被槍決。事件發生後，袁大為震駭，下令追封鄭為一等世襲彰威侯，給予治喪費二萬元，在上海及直隸原籍建立專祠，撥小站私產營田贍養其家屬，藉以鼓勵他的爪牙替他立功賣命。鄭死後，袁派第四師師長楊善德、第十師師長盧永祥為正副凇滬護軍使。 [4]　中華革命黨人策動肇和兵艦於12月5日起義，炮轟製造局，該艦旋被袁軍奪回。 [5]　當時經辦「大典」庶務的是袁的族侄袁乃寬。袁乃寬的兒子袁英（字不同）是個著名的荒唐鬼。他寫信勸張作琴起義，張將原信轉給段芝貴，段又轉給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楊即加以逮捕（一月十八日），派人解到北京交與袁乃寬。袁乃寬為了解除本身嫌疑，將袁英綁送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並向袁請罪。袁說：「小孩子胡鬧，不值得小題大做，」就把袁英釋放，發交袁乃寬管束。 [6]　自袁下令改元後，上海報紙仍用民國五年年號。內務部以停止郵寄為威脅手段，因此自1916年1月12日起，上海各報取消了民國年號，但也不用洪憲年號，在報名下只有一行公曆。內務部進一步加以壓力，它們才自1月26日起用極小字體加入「洪憲元年」四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