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十九章 帝制問題逐步明朗化
一 袁進行帝制的兩個「客卿」。楊度搶先做帝制運動的急先鋒。籌安會「六君子」的結合
袁物色到兩個進行帝制的外國助手，一個是公府政治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博士，一個是公府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早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古德諾首先上了一道廢除國務院、各部總長直隸於總統的條陳，有賀長雄也就急起直追地上了一道採行總統制的條陳。袁把兩個條陳都譯成中文，由印鑄局印成小冊子，分發各省軍民長官參考。
袁搬出兩個外國法寶來做帝制的開路先鋒，在他想來是再愜當沒有的。這兩個寶貝一個是美國人，美國為共和先進之國，「精通政治學」的美國博士尚且看出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這就足夠說明中國確有改行帝制的必要；一個是日本人，日本為君主立憲的強國，日本「法學家」出面來鼓吹中國改行帝制，這又足夠說明中國改行帝制就能夠向日本看齊而成為亞洲的強國之一。
對日問題告一段落後，就有投機政客徐佛蘇、丁世嶧等看出袁的隱衷，秘密呈請袁改行帝制。袁命內史夏壽田把他們的意見就商於楊度。此時總統府秘書改稱為內史，內史監（秘書長）阮忠樞是個鴉片鬼，內史張一麐調任政事堂機要局局長，這兩人都是袁練兵小站時的老幕僚。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籤押房（辦公室），按時到公的只有夏內史一人，因此，參預袁的重要機密的也只有夏內史一人。夏經常到楊度家吃晚飯，夏所知道的事情，楊也完全知道。
袁在公開帝制運動以前，想叫楊做個居間聯絡員，由他授意徐佛蘇等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性團體，網羅全國一些大名流參加，然後把這個「民間團體」作為表達人民意見的團體，為改行帝制打下「輿論基礎」。當然，他自己不出面授意，通過楊間接授意對他是較好的。但他不願叫楊做出面人，只叫他做幕後人，因為楊和他的關係太深，他不願讓全國人民一眼就看穿帝制活動是他自拉自唱的戲法。
楊卻另有一種打算。他認為對於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應該讓他親自出馬，發號施令，如果隱身幕後，他就不可能搶得「開國元勛」的地位。
袁氏父子不但要拉外國博士做進行帝制的助手，而且要拉本國大名士加入捧場。這個意見與楊包打包唱以免別人分功的心理完全相反。袁克定非常注意言論界「驕子」梁啓超，曾以春宴為名邀請梁到湯山談話。那次談話談得並不投機。梁走後，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楊就安慰他說：「這個書呆子是不會反對帝制的，他今天仍然只研究政體而不論國體。」[1]
同年四月，楊度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托夏轉呈。袁看了大為嘉獎說：「真是一個曠代逸才。」他親筆提了「曠代逸才」四個字，制匾賜給楊[2]，還把這篇文章寄給段芝貴，叫他秘密付印，分發各省軍民長官參考。
楊得到夏的傳話，叫他做帝制問題的聯絡工作，知道一個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須找幾個國內知名之士，才能使袁滿意，從而把這筆政治交易攬在手裡。他所找到的「知名之士」是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五人。他所擬定的研究國體問題的團體名稱是「籌安會」。
這五個「知名之士」有的與楊有著悠久的歷史關係，有的被楊硬拉進來，有的自願上鉤。其中有兩個變節的國民黨人，兩個「學者」，一個失意軍人。
孫毓筠的祖先是山東濟寧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壽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樹鎮。那個逃荒者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後來以販布起家，就是孫毓筠的一房；小兒子改行做讀書人，清朝中過狀元、一直做到大學士的孫家鼐就是第二房的後代。
一九〇五年，孫毓筠受了桐城人吳樾行刺五大臣的影響，想做革命黨人，到東京加入了同盟會。同盟會派他秘密到南京運動新軍響應萍醴起義軍，他和同鄉人殷雲、權道涵同在南京被捕，楊度曾竭力進行營救。兩江總督端方因為他是「壽州相國」（孫家鼐）的侄孫，替他開脫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僅僅處以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時，孫毓筠獲得自由，曾任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書長，不久被任為安徽都督。後來他離職到北京，從此與國民黨斷絕聯繫。國民黨「二次獨立」失敗後，袁先後任他為約法會議議長、參政，他又組織了一個憲政研究會，從此就完全成為袁的政治工具了。
胡瑛原名宗琬，別號經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業於長沙經正學堂，曾與吳樾同謀行刺五大臣，曾到東京加入同盟會，曾在京漢線上追蹤鐵良想作搏浪之一擊，曾在湖北加入日知會因而被捕。武昌炮聲一響，他一腳跨出牢門，一腳跨進都督府自立為外交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孫中山任為山東都督。南北和議告成，胡解除都督職務，袁先後給以陝甘經略使、新疆青海屯墾使等有官無職的漂亮名義。他和楊度也是多年的老朋友。通過楊的關係，一九一五年五月下旬他由東京回到北京，成為袁的另一政治工具。
嚴復字幾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縣人，也是參政院參政之一。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以福建船政學堂學生被派到英國學海軍，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他學的是海軍，卻以翻譯西方名著聞名於時[3]。他的脾氣很古怪，喜歡跟別人「抬槓子」，別人說往東，他偏要說往西，等到別人也說往西時，他又說往西不如往東好。袁任北洋大臣時，曾經延攬過他，他說：「袁世凱什麼東西，夠得上延攬我！」但當載灃逐袁下台，他又不勝惋惜地說：「此人國之柱石，奈何投之閒散？」並親身到彰德去「燒冷灶」。南北議和時，他又南下為袁奔走。民國成立後，被聘為京師大學堂監督。袁氏父子想找幾個大名流做帝制的開路先鋒，因為找不到梁啓超，就想找嚴來遞補。楊度奉命與嚴聯繫，嚴始而不願參加，楊組織籌安會時，把他列名為發起人之一，他卻未加否認，因此被拉上了賊船。
劉師培原名光漢，清朝末年著有《攘論》《中國民族志》等文，曾與章絳（章太炎的本名）創立光復會，是早年鼓吹「反滿」革命的健將。他又是一個國學家，所著有《國學發微》、《清末學術史》、《左庵文集》五卷、《讀左劄記》、《論文雜記》、《中古文學史》等多種。後來變節充當兩江總督端方的政治鷹犬。端方下台後，他到四川擔任國學院主講。民國成立後，章太炎介紹他擔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袁先後任其為諮議、編審、參政等職，並給以上大夫的頭銜。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他也發表《國情論》，另外還發表一封《勸告舊同盟會諸同志》的信，藉以討好袁。
李燮和早年是長沙求是書院的學生，曾經參加萍瀏醴起義，失敗後逃亡到日本，先後加入了光復會和同盟會。辛亥革命時，被黎元洪委為長江下游招討使。他到上海策動警察響應起義，在吳淞掛了個「光復軍總司令」的名義，沒有得到發展。宋教仁被刺案發生時，他由湖南到北京，以調和南北自命，從此留在北京。
在「六君子」之中楊度是唯一的要角。他早期和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進步黨的前身保皇黨都有歷史關係。他既不肯加入這兩黨，自己又不願組黨，而自居為這兩黨以外的另一面旗幟。一九〇五年孫中山邀請他加入同盟會時，他坦白地提出來他的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他向孫中山說：「我們的政治主張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將來無論打通那一條路線，都是對國家有利的。」
他和保皇黨又有所不同，保皇黨擁戴的對象是光緒，他卻不願擁戴清政府而想另外物色一個「真命天子」，幫助他取得天下而自為「開國元勛」。他因新黨嫌疑避難到東京，後來通過熊希齡的關係回到北京，充當憲政編查館提調。他和袁的關係就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
楊度物色以上五人做籌安會的發起人，這些人有的可以受他的控制，有的不會出面來和他爭功。而袁此時既然找不到更好的工具，又急於要黃袍加身，同時看到楊所物色的人有民黨也有學者，也就不再反對他出面來組織研究帝制的團體了。
二 籌安會發表研究國體的宣言。袁向參政院發表明推暗就的宣言。肅政廳呈請取締籌安會
一九一五年八月上旬，古德諾將要回國的時候，袁授意他寫了一篇《共和與君主論》，命法制局參事林步隨譯成中文，交機關報《亞細亞報》發表。這是帝制運動公開活動的一個信號。
八月十四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聯名通電各省發表組織籌安會的宣言。宣言首先說，辛亥革命時，全國人民激於情感，倉猝成立共和國體，沒有一個人敢於出面來反對，以致「深識之士，雖明知隱患方長，亦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這個「深識之士」暗中影射袁，這種說法是替袁洗刷其忽而贊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反覆無常，投機取巧，自私自利的行為，並把「國家所歷之危險，人民所感之痛苦」，歸罪到人民自己的身上。接下去引南美各國內亂的惡例，以證明共和制度之不善。然後把美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抬出來作為一塊金字招牌，說他認為「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宣言說：「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為深切明著。」最後說明他們組織籌安會這個研究「共和之利害」的學術性團體，「以盡切磋之議，並以貢獻於國民」。其實，宣言明顯地作出了君主制度優於民主制度的結論，那麼所謂號召「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就是一句廢話了。
除宣言外，該會還電請各省將軍、巡按使及各團體派選代表到北京，共同討論國體問題。但又迫不及待地於八月二十三日在石駙馬大街正式宣告成立，推楊、孫二人為正副理事長，嚴、劉、李、胡四人為理事。該會通知各會員說：「本會宗旨，在於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何者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籌安會宣言出籠後，全國各方面都知道該會的背景是袁氏父子，在袁黨暗中布置和該會直接啟示之下，各省大小工具就蠢蠢而動，躍躍欲試，紛紛填寫志願書加入該會。該會並不根據它的通知專以「研究」「討論」為範圍，竟將投票紙分別發給所謂各省代表，請在票上填寫「君憲」或「共和」二字。這是由研究團體轉變為表決團體的一種作法。當然，參加者都是抱著「從龍」之願而來的，自然不會有反對的意見，於是該會發表了主張君主立憲的第二次宣言。宣言內容分作「求治」「撥亂」兩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偽共和而行真君憲」；「撥亂」部分卻下意識地流露了一些老實話，如說：「充強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於元首之位。……憲法之條文，議員之筆舌，槍炮一鳴，概歸無效。所謂民選，實為兵選。」這些話替袁的實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國會、廢除舊約法、頒布新約法等等作了鮮明的供狀。宣言的結論是：「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制而行君主立憲。」
該會原定計劃，準備組織所謂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請願變更國體。因為參政院要在九月一日開會，各省代表來不及全體趕到北京，他們便又迫不及待地改由所謂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公民團」，分途向參政院請願。所有請願書概由該會代為起草。九月一日參政院開會時，便有所謂山東、江蘇、甘肅、雲南、廣西、湖南、新疆、綏遠等省區代表紛紛呈遞請願書。從該會成立到組織請願，還不到十天，這種假託民意、粗製濫造的戲法，表演起來是並不高明的。
為了對全國人民進行無恥欺騙，九月六日袁派「左相」楊士琦[4]出席參政院，代表他發表關於變更國體問題的意見。首先說：「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不相容」，並且認為「不合時宜」，以圖推卸其主使責任。隨即轉口說：「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這樣，就把前面所謂「不合時宜」的話一筆勾銷，並且表示如果全國人民硬要強迫他做皇帝，他只能服從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對。這和他兩個多月以前對馮國璋所講的話——「我決不幹這種傻事！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國到倫敦，從此不過問國事，」語調就完全不同了。意見後段說：「國民請願，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這就是說，參政院對變更國體問題還要加工製造，不宜草率從事，才能對國內外起更大的欺騙作用。
當帝制問題鬧得滿城風雨時，九月九日肅政廳全體肅政史呈請袁取締籌安會。呈文說：「楊度身為參政，孫毓筠曾任約法會議議長，唱此異說，無怪人民驚疑。應請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對待這個問題與以前處理復闢謠言的態度完全不同，他不認為是「莠言邪說」，僅令內務部「對該會言論及行動酌定範圍」。九月十六日，內務部逢迎意旨回答說：「該會發起人皆學識閎通、聲望卓著之士，於此次討論界說、範圍亦已鄭重聲明。倘認為有擾亂秩序之虞，自當加以限制，以保公安。」這就是不加限制的意思，當然更談不到取締了。
此外，還有一些不避斧鉞之誅的人上書，請誅「六君子」以謝國人，袁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巧為解釋說：「歐洲戰事發生，整個國際局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墨西哥五個總統並立，相爭相伐的慘劇，值得我們引為殷鑑。……我不但不想做皇帝，而且不想連任總統，無時無刻不想回到洹上村做一個自由自在的釣徒。……籌安會是學者研究政治的團體，無論他們發表什麼主張，都與我毫不相干。我居大總統的地位，對這個問題難於進行研究，根據言論自由的原則，只要他們並無擾亂治安的行為，未便加以干涉。」
自從籌安會成立以來，袁就派武裝警察保護「六君子」的私人住宅。
三 北洋軍閥的群魔舞——十四省將軍請速正大位的密電。張勳建議尊重優待清室條件。馮國璋通電闢謠
自從帝制運動由淺入深日益明朗化以來，北洋軍和北洋附屬軍的將軍們表演了千奇百怪的群魔舞，其概況如下：
勸進最早的是湖南將軍湯薌銘。八月二十五日他打來電報說：「伏望我大總統俯從民意，速定一尊，申數千年天澤定分之大義，慰億萬蒼生一心一德之歸誠。」
講話講得最坦率的是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當梁士詒組織各省請願聯合會，在同興館大宴各界人士的時候，張手裡拿著一根長旱菸管，一面吸菸一面大放厥詞說：「大總統高升皇帝，只須下一道上諭，誰敢造反就斫下誰的腦袋，幹嗎要鬧這些討論、請願的把戲！」袁聽見了這些話就大發脾氣說：「這個老粗懂得什麼！我要重重地辦他一下，以警戒那些敢於干涉政治的軍人。」其實，袁哪裡敢懲辦軍人，在此以前，河南將軍趙倜曾密告張敬堯用恐嚇手段向他強索「討狼」賞金十萬，袁批了「查辦」兩個字，就一直沒有下文[5]。
對帝制最賣氣力的是「干殿下」段芝貴。九月間，他聯合十四省將軍密呈袁速正大位。列名者有廣東龍濟光、湖北王占元、陝西陸建章、河南趙倜、山西閻錫山、雲南唐繼堯、浙江朱瑞、湖南湯薌銘、江西李純、安徽倪嗣沖、山東靳雲鵬、四川陳宧、吉林孟恩遠、黑龍江朱慶瀾。附帶列名者有將軍銜甘肅巡按使張廣建、察哈爾都統何宗蓮、綏遠都統潘榘楹、貴州護軍使劉顯世、福建護軍使李厚基。值得注意的是，馮國璋和張勳兩位上將軍都沒有列名。
張勳是全國聞名的帝制派。但他所擁護的是舊皇帝而不是新皇帝。日本報紙屢次披露他傾向復辟而不贊成袁做皇帝的消息。袁怕他鬧出「張冠李戴」的笑話來，在帝制問題公開以前，就派阮忠樞到徐州進行聯絡。張說了一大套「君恩不可背，知己之感不能忘」的鬼話，隨即通電錶明心跡說：「仆隨侍我大總統二十餘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雖仆屬，誼等家人。自古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仆歷溯生平，惟我大總統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篤。仆亦一心歸仰，委命輸誠。」
帝制問題公開後，他又發出電報說：「中國數千年歷史，向無民主、共和字樣。辛亥革命驟改共和，勛期期以為不可。惟仰體我大總統因時制宜息事寧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為贊同。」這也是各省勸進電之一，電文前段把他自己說成是帝制問題的先知先覺，後段詞意含混，與各省電報請袁速正帝位的語氣頗有不同。
到了十月間，帝制運動將要成熟，這個怪物就漸漸露出狐狸尾巴來了。他打電報給袁說：「大總統將為應天順人之舉，勛受數十年知遇之恩，自當效命馳驅。惟處置清室，應預為籌議。昔丹朱謂之虞賓，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禮樂，客見天子，以示不臣。我大總統舜禹同符，先後一揆，此後宣統帝及諸太妃如何保衛，宗廟如何遷讓，陵寢如何守護，皇室財產及經費如何規定，我大總統霄慮所及，無待勛之嘵嘵。特優待條件載在約法……懇將勛所陳提交參政院議決，宣示海內外，使天下萬世曉然於大總統之對清室，無異於舜禹之對唐虞。想參政諸老多先朝舊臣，當能仰體大總統聖德之高深，別無異議，則有清列後在天之靈爽，與隆裕遜位之初心，實憑鑒之。」
袁命政事堂回他一個電報，極口稱讚他「見識遠大」，並保證優待清室條件決不變更。
馮國璋是袁最不放心的一個人。關於帝制問題，袁事前不肯對他說實話，他回到任所後經常對人發牢騷，說袁不把他當作自己人，這些話又都傳到袁的耳朵里，因此想內調他為陸軍總長，但又有所顧慮而不敢貿然實行。袁馮分家的謠言也經常在日本報紙上反映出來，馮不得不發表一個闢謠的電報。電報說：「國璋自光緒丙午年以一候選知縣投效新建陸軍，我大總統一見，謬加賞識，即奉派為全軍督操營務處。由是追隨歷二十載，推心置腹，肝膽共見。……前清之季，洊擢至副都統。……無一非出自我大總統之提攜。……迄於今……分雖僚屬，誼猶家人，飲水思源，戴山知重。此以私情言之，國璋之對於我大總統，受恩深重，而實為當世所共見者也。至於中國近歲以來……扶危定傾之才，舍我大總統其誰與歸。國璋非但默志於心，即平日與友人私談，為部下誥誡，亦莫不謂……當今之世，惟我大總統為中國一人。此以公誼言之，國璋之對於我大總統，為心悅誠服，而堪為舉世所共信者也。」
此外，閻錫山也有闢謠電發表。
在這些闢謠電中，大體上都是說謠言來自日本方面，並且說，日本企圖挑撥他們與袁的關係。當然，日本是有這個企圖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袁做皇帝以前，通電闢謠幾乎成了各省北洋軍閥的一種流行病，這又說明了袁與他們之間的利害關係已不一致，裂痕日益擴大，袁的威信日益下降，北洋派分化與破裂的危機已演進到露骨的階段了。
四 湖北、奉天發生驅逐長官的暗潮，袁發表兩省將軍的對調令
在師長一級的各省軍閥中，首先打擊袁的威信的是北洋軍第二師師長王占元。國民黨「二次革命」時，第二師開進湖北，王就自居為湖北都督的唯一候補者。不料黎元洪調往北京後，袁把段芝貴調到湖北來，使王大為失望。段經常往來於北京、武漢之間，當離開湖北的時候，軍務由王代理。王自然看不起這個赤手空拳的上司，而段也不滿於王目無長官的態度，曾電袁揭發王不可靠，這個密告被王得知，忿而向袁辭職，袁又不敢批准，曾派少將方印礎到湖北調和段、王之間的感情，一面升王為湖北軍務幫辦，以平其氣。可是這種遷就態度反而推進了王的野心，王更加看清楚這個威權極盛的大總統，不過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對他只有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才能取得自己更高的權位。
段因不能忍受部下的壓力而進京辭職。袁又認為段是本人的心腹大將，湖北的地位很重要，王占元還沒有做上將軍的資格[6]，而更為重要的是要維持本人的威信，因此不止一次地勸段仍然回到湖北。段每回到湖北一次，王的態度就更加驕橫一次。袁打算保全段的地位而將王調為另一省的將軍，但各省將軍都很難調動，不能實現。這一情況說明，在袁威權極盛準備做皇帝的時候，就沒有力量控制北洋派。這是由於這樣一個建築在個人利害基礎上的封建軍事集團，是不可能做到持久團結而不產生裂痕的。
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段因參加帝制運動到北京，再度說明處境困難，請袁把他調到奉天去。此時袁知道段、王的感情已經惡化到即將決裂的程度，但仍不肯以王代段，乃於八月二十二日發表命令，把奉天的鎮安上將軍張錫鑾調到湖北，湖北的彰武上將軍段芝貴調到奉天，一面把王叫到北京來，當面加以安慰，並於十月三日授為壯威將軍。
關於湖北、奉天兩省將軍對調的問題，袁是經一番細密的考慮才作出決定的。奉天的主要實力派是第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張作霖在清朝受「撫」時，由段的父親段有恆做保人，他和段家父子具有深厚的歷史關係。根據袁的看法，段到奉天是可以得到張作霖的擁護的。而此時張錫鑾與張作霖的關係，也和湖北段、王的關係一樣，已經到了水火不能兼容的程度，張錫鑾屢次請袁把他調開。袁認為把張錫鑾調到湖北，是不會受到平日與他毫無恩怨的王占元的反對的。
對調令發表以前，奉天兩張的關係應當敘述一下：
張錫鑾是張作霖與另一「紅鬍子」頭目馮德麟的老上司。他們兩人都是在張錫鑾的手裡招撫過來的。清朝末年，這兩名頭目雖已升為前後兩路巡防營統領，可是見了營務處張總辦（錫鑾），就只能傴腰站班，特別是張作霖對張錫鑾還有拜為義父的一段關係。民國成立後，這兩個頭目繼續升為第二十七、八兩師師長。由於歷史關係，袁在趙爾巽離開奉天的時候，就把他的老大哥（袁與張錫鑾有結拜關係）由直隸都督調任為奉天都督。他認為這個調動是人地相宜的。
袁雖然很狡獪，但他把一切事情看得太固定化，沒有估計到老部下對老上司是不會一輩子傴腰站班的。當張錫鑾到奉天的時候，就發覺老部下對他的態度大非往日可比。張錫鑾年已七十，不願意看部下的嘴臉，曾不止一次地向袁當面辭職，袁極力勸他回到任所。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張作霖公然致電陸軍總長段祺瑞說：「辛亥、癸丑之役，大總統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鎮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讒夫之排擠，鳥盡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護軍使、將軍等職相待，此等牢籠手段，施之別人則可，施之作霖則不可。承總長相待甚優，與吳俊升[7]對調一節，極所贊同。謹率全師駐防荒僻，以俟鈞命。但願早脫奉省，以免禍至無日。」
這個電報如果寫成語體文並補足它的語氣，應當是這樣的：「你老袁的江山，咱老張也出了一把氣力。你聽信了那個擺老上司臭架子的老傢伙的話，想把咱老張打入冷宮。想用空頭銜哄騙我，哼，我決不受騙，我要的只是奉天都督的地位！」電文後段是他的違心之論。如果袁當真下令叫他與吳俊升對調，他就會「謹率全師」採取自由行動，這是袁所能理解而不敢輕於一試的。
以上情況說明，在袁威權極盛的時代，即使是北洋附屬軍和地方軍閥，也都把他看作是一個外強中乾的紙老虎。
一九一五年六月以後，袁輪流電召各省北洋軍閥到京，張作霖也在被召之列。他害怕袁騙他到北京加以殺害，便於七月二十三日帶了一營衛隊同來。他請雷震春帶他去「覲見」。當袁在居仁堂召見時，他誠惶誠恐地跟在雷的後面，向袁行了跪拜大禮。他偷眼看見這位即將登基的新皇帝一團和氣的面孔，他的心才安定了下來。他用眼光投睃了一周，對這間屋子裡陳設的名磁古畫都感到新奇。當袁拿出金表來看鐘點時，他又投了一瞥，袁就解下來贈給了他。當他回到奉天會館的時候，總統府派人把他在公府里所感到新奇的東西都送了過來，說是總統送給張師長的。這是袁用小仁小惠收買人心的一貫作風。張作霖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只得扭扭搦搦地拜領了。
隨後袁發表了奉天、湖北兩省將軍對調的命令。段到奉天接任時，下榻張作霖的第二十七師司令部，以表示對張作霖的親密關係。張錫鑾也滿意這個對調令，他得意地寫了兩首詩，一首留別僚屬說：「一身去就等鴻毛，回首遼天夜月高。獨駕飛輪先馬卒，恐教別淚染征袍。」一首留呈段上將軍說：「武昌開府馳名久，百戰功高上將才。愧我籌邊無善策，十年懸恥待君來。」
九月間，張作霖打來一個勸進的密電，首先列舉了三個不能不改行帝制的理由，隨即表示他願意替新朝出力討平一切反對帝制的人。他說：「東三省人民渴望甚殷。關以外有異議者，惟作霖一身當之。內省若有反對者，作霖願率所部以平內亂，雖刀斧加身，亦不稍怯。」他對袁表示了感恩刻骨的態度：「作霖日前在京覲見時，曾痛言國家安危繫於我大總統一身，仰荷鴻慈，不加以冒昧之罪，感激刻骨。復蒙一再賞賜物件，自顧何人，叨茲異數，雖肝膽塗地，亦不足以圖報於萬一。」電文末段解釋他勸進不是為個人的權利地位著想，而是為國家的治亂安危著想。他說：「作霖行年已四十有二矣。位至中將，子女數人，田產亦足以仰事俯蓄。今日之言，實為國家計，非為希榮計，若有二心，天實殛之！……我大總統若不俯順輿情及將士之心，誠恐天下解體，國家之禍更不堪設想矣！」
奉鄂兩省將軍對調的命令發表，雖然為部下逐走長官開了一個惡例，使袁的威信受到嚴重的影響，但還沒有完全接受地方軍閥的壓力滿足其「取而代之」的野心。不久，袁就知道這個頭痛醫頭、敷衍應付的辦法也是行不通的。
五 梁士詒等組織各省請願聯合會。參政院咨請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袁公布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
當籌安會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有一個與楊度爭功奪寵的袁黨人物梁士詒，也想搶得「新朝宰相」的地位，於是另外組織一個關於變更國體問題的行動機關來壓倒籌安會這個研究機關，九月十九日在安福胡同成立所謂全國請願聯合會，推沈雲霈為會長，那彥圖、張錦芳為副會長，向參政院舉行所謂變更國體的總請願。由於梁具有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財政背景和與各省北洋軍閥相勾結的實力背景，自從請願聯合會成立以來，籌安會不免大為減色，便以研究君主制度實現後的所應推行的憲法作為幌子，改名為「憲政協進會」，從此不受重視。
梁有「財神」之稱。他的財政基礎建立在向帝國主義借款和壟斷交通事業與銀行事業的兩個方面。依靠外債度日的袁政府，曾於一九一四年向五國銀行團進行第二次大借款，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談判中斷，不得不向美國單獨接洽借款，又因五國銀行團反對和山東局勢惡化，沒有成立協定。梁建議募集民國三年內國公債二千四百萬元[8]，民國四年內國公債二千四百萬元，並大舉裁汰冗員，才十分勉強地度過了難關。此時各省發生紙幣貶值風潮和嚴重自然災害，加以苛捐雜稅層層剝削，人民困苦不堪，但是這個「聚斂之臣」還在想盡種種方法搜刮民脂民膏，以供帝制活動的揮霍，從而取得袁的寵愛。
袁黨文人中有所謂皖派、粵派，經常因權位之爭引起內訌，皖派首領是楊士琦，粵派首領就是梁士詒。袁的親戚、曾任財政總長和農商總長的周學熙也是與梁對立的。一九一五年六月，在皖派的主使下，肅政廳發動了五路大參案，牽涉的範圍很廣，這是對粵派的一個重大打擊。這個參案竟以虎頭蛇尾了事，這是由於袁既要給粵派一個下馬威，使他們不敢恃功而驕，又要利用他們發揮籌款的更大的積極性，使帝制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梁發起請願聯合會的目的，就是以實際行動對袁表現其耿耿不二的忠心的。
參政院曾根據籌安會所策動的各省代表的請願，於九月二十日議決建議政府於年內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這個國民會議就是新約法中所規定的複議民國憲法的機構，其組織法已於三月十二日公布。但召集國民會議必須通過一定的手續，為了更快地把袁扶到皇帝的寶座上，梁一面指揮請願聯合會代表向參政院請願，假口國民會議是決定憲法的機構而不是決定國體的機構，請另設「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的機構，一面他自己以參政資格糾合參政數人起草「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建議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表決國體問題。參政院通過他們的建議，於十月二日咨請政府予以公布。根據這個組織法，以前次國民會議組織法上的初選當選人為基礎，進行國民代表的選舉，手續上要簡便得多。
袁是巴不得早日舉行開國盛典的，乃於十月八日下了一道申令說：「……本大總統以為改革國體，事端重大，倘輕率更張，殊非所宜。但約法所載，中華民國主權本之國民全體，解決國是，自應聽之國民。昨准代行立法院咨請公布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業經頒令公布。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託，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民所好惡，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約法，以國民為主體，務得全國多數正確之民意以定從違。京外文武官吏更應督飭所屬維持秩序，靜候國民之最後解決。其膺選舉監督之任者，尤宜遵照法案，慎重將事，用副本大總統遵守約法、尊重民情之至意。」
他到此時還厚顏無恥地說他遵守約法，尊重民意。即使新約法是他自己製造出來的偽約法，也還披著民國約法的一件外衣。改行帝制就是背叛民國，推翻約法，哪裡談得上遵守約法！而且在國體尚未變更以前，袁就下令停止了這一年國慶日的一切慶祝和宴會，這就是說，事實上民國命運即將告終，民國國慶日已經失去其慶祝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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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資料，由方表提供。
[2] 楊度有謝恩折說：「為恭達謝忱事：五月三十一日奉大總統策令，楊度給予匾額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由政事堂頒到匾額，賜題曠代逸才四字，當即敬謹領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謬參眾議，方慚溺職，忽荷品題，維拔飾之逾恆，實悚惶之無地。幸值大總統獨膺艱巨，奮掃危疑，度得以憂患之餘生，際開明之佳會，聲華謬竊，返躬之疚彌多，皮骨僅存，報國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謝下忱，理合恭呈大總統鈞鑒。」
[3] 1900年嚴復在上海避難，曾與章太炎同赴唐才常所主持的張園「國會」，被推為副會長（容閎為會長）。章太炎當眾剪掉辮子以示反滿革命的決心，全國人心為之激動。清政府嚴令拿辦參加會議諸人，嚇得嚴復躲在租界裡以譯書消遣。
[4] 楊士琦是政事堂的左丞。徐世昌被稱為「相國」，楊也有「左相」之稱。
[5] 1914年12月，張敬堯向趙倜函索「討狼」賞金10萬元，如不撥發，他的軍隊就要譁變。趙將原函密呈，袁竟毫無辦法。隨後將第七師調到南苑駐防。
[6] 袁根據清朝制度，在駐有總督的省份設立上將軍，駐有巡撫的省份則設將軍。湖北是有總督的省，如果派王占元繼段之後而為上將軍，又將引起各省將軍的不平，這也是袁不願以王代段的原因之一。
[7] 吳俊升字興權，山東歷城縣人，也是「紅鬍子」出身。
[8] 民三公債原定發行一千六百萬元，攤派足額後，又增募八百萬元。袁設立內國公債局，以梁士詒為總理，總稅務司安格聯為協理，一切支付大權都操在安格聯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