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十五章　在復古浪潮和恐怖氣氛中出現了終身總統制

一　袁任命徐世昌為國務卿。清朝制度和官場儀式的大規模恢復 徐世昌肯到北京來「俯就」國務卿，是袁很高興的一件事情。這位「前清遺老」並不是當真的「恥食周粟」，早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舉行所謂清朝光緒帝後「奉安」典禮時，他秘密到過北京一趟，自稱為了參加典禮並乘便祝賀老朋友就任大總統而來。他表示不受袁所頒給的勛一位。 一九一四年二月，袁又派徐的門生王揖唐到青島，迎接他到北京來參加政府。他看見老朋友威權日盛，而且對他情意殷殷，乃於三月二十九日又一次來到北京。袁於五月一日任命他為國務卿，他表示不願接受。袁派孫寶琦、段祺瑞二人更番前往勸駕，他開始還是裝模做樣地不肯出來，隨後又改變口氣說：「我不好意思不幫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姑且出來過過渡，希望早覓替身，至於民國的官俸，我是絕對不受的。」 袁立刻把自己辦公的遐矚樓騰出來改作「政事堂」，自己搬在同一院落的春藕齋辦公。此後經常跑過來和徐談天。他吩咐手下人稱徐為「老相國」。徐到任剛滿一個月，雖然他口稱不受民國的官俸，但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氣，袁吩咐主計處在總統交際費項下撥出四千元送給徐。因為這筆錢是從老朋友的荷包里掏出來的，所以徐覺得受之無愧而笑納了。 袁任命徐世昌為國務卿，並不是要把老朋友找出來同享榮華富貴，而是看中他是這個時期最適宜的政治工具。袁敢於與全國人民為敵，卻最怕別人罵他篡了清朝的皇位。他不願把帝制自為的真面目過早地暴露出來，利用徐出面，同時大批起用清朝遺老和舊官僚，就可以混淆一般遺老的視聽，使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對舊朝「不能忘情」。 徐的國務卿發表，暗暗叫苦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政治會議議長李經羲，他到北京來就是為了想做國務總理；一個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楊度，他沒有想到袁竟會把這個老古董搬出來，把他的好夢吹散。在此以前，袁曾指定總統府純一齋為楊的下榻地，以便「秉燭夜談」。自從徐「拜相」的一天起，楊就絕跡不到純一齋了。 政事堂設有左右丞各一人，左丞為袁的智襄楊士琦，右丞為徐的舊僚屬錢能訓。總統府機要秘書張一麐被調為政事堂機要局長。 徐到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全國文職官吏呈送履歷時，必須開具清朝的舊官銜。五月二十九日為農曆端午節，他戴上了紅頂花翎，以「大清」太傅的身份參加了清室的節宴，並向溥儀叩頭拜節。由於這些怪現象，外間就有袁將通過徐恢復「大清帝國」以及各部次長將用滿族充當的一些怪消息傳布出來。 恢復清朝制度，推行復古運動，是袁徐二人志同道合的大政方針。袁早已把民國成立以來作為民主制度之點綴品的各級「民意機關」逐步地剷除掉。在對南方用兵時期，他下令停止了江西、湖南、廣東等「用兵省區」省議會的職權，拿辦各省省議員中的「助亂分子」，捕殺了一些與國民黨有關的國會議員和省議員；而在軍事勝利以後，又進一步地解散了國民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停止了各省省議會的職權（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解散了國會（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解散了各省各級自治機關（同年二月三日），解散了全國各省省議會（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徐上台以前，民國只剩下了一塊空招牌，而在徐上台以後，「前清遺老」和一般政治寄生蟲就更加活躍地爬上了政治舞台，成為一時的中心人物。 在袁政權之下，教育、司法、實業等行政部門都是形同虛設的機構。河南都督張鎮芳建議停辦小學。直隸都督趙秉鈞建議廢止司法機關。安徽都督兼民政長倪嗣衝到任時，並不遵守中央所規定的官制與法令，民政長公署不設五司，僅設內務、理財二科，教育、實業、司法都沒有專管機構。隨後他又建議裁撤全國司法機關，袁答以省級以上司法機關尚須保留，省級以下可先裁撤，並以總統命令公布縣知事兼理司法，審理訴訟（一九一四年四月五日）。不久，司法部公然公布恢復笞刑[1]。事實上，當時除軍事法庭使用慘無人道的各種酷刑外，民政、司法部門同樣也有非刑逼供的事情[2]。 考試制度也復活了。參政院參政程樹德密呈恢復科舉制度，袁深加讚許，在呈文上親批：「交教育部採擇施行，並邀程參政面議。」這個消息被報紙揭露出來，引起了各方面的激烈反對，教育界紛紛加以抨擊，嚇得程白天不敢外出，半夜跑到教育總長湯化龍的家裡，請求撤銷這個建議，並且討回了他的密呈。但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縣知事考試、留學生考試都已次第舉行，袁還親自出了一個「國家與政黨孰重」的題目，作為參政院參政和各部院高級文官的試題。因此，「應試必讀」「投考指南」成為一時最暢銷的書籍。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舉行第一屆縣知事考試時，投考者二千四百五十八人，甲等錄取七十三人，乙等錄取三百十一人，丙等錄取二百三十五人。列入丙等者須在行政講習所學習一年。落第者不得參加下屆考試。發榜後，有落第者六百多人聯名寫信給大主考內務總長朱啟鈐說：「學生等經第一試、第二試揭曉後，多列前茅。孰意一經口試，大反前案，凡錄取者儘是有經驗之老人。學生等均以未曾做過前清十年亡國大夫，年齡未達五十歲，離死期尚遠，竟不能邀口試委員之青睞而概遭擯斥。夫政府既抱定用人求舊、力排新進之方針，即不應規定畢業資格[3]。乃條例若彼，而考試若此，何以見信於天下？為此請求政府大發慈悲，將第一項資格刪去，以免後來者再受其騙，寒士幸甚。」 以上說明：袁所推行的考試制度，不是以學力為錄取標準，而是以年齡及資歷為標準。很明顯，青年總是袁所不能放心的。 前清官場中的舊習慣，包括稱呼、排場等等，也都恢復了。袁指示陸軍部通令各省軍事機關，無論在公文上和私函內，一律禁止彼此互稱「先生」。這與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臨時總統孫中山下令取締「大人」「老爺」等稱呼，官吏以官職互稱，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稱，恰恰成為尖銳的對比。不但如此，徐「相國」還首先恢復了端茶送客的儀式[4]。各省都督傳人用令箭，行程用滾單，求見者呈遞手本、履歷，在當時也是極其普遍的現象。安徽桐城縣長用名片去見民政長，就受過倪嗣沖的嚴詞斥叱。袁經常召集各部人員舉行謁見禮。除由大總統明令「免予覲見」者外，各省來京的大員和新任命的高級官員都要舉行覲見禮。上下級與平級之間行文都有一定的程式：各省都督對國務院或政事堂、參謀部、陸軍部行文都用「呈」；只有前後任直隸都督馮國璋和趙秉鈞對以上機關行文用「咨」，是援引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對軍機處等機關為平級機關的舊例。 袁政權的各級官吏大多感覺到民國官吏遠遠不及清朝官吏的尊嚴，如部長不及尚書，都督、民政長不及總督、巡撫，縣知事不及縣正堂等。一九一四年，瓊崖道尹王壽民上呈廣東巡按使李國筠：「瓊崖民俗強悍，非臨以官威，不足以資懾服。擬援用前清儀仗，如金鼓牌傘、日照執事、大號四轎等。」李國筠公然批示「照准」。事實上，在袁政權統治時期，地方官吏乘坐綠呢大轎，鳴鑼開道，前呼後擁，卸任時勒令地方人民建立德政碑，恭送萬民傘等惡習，早已盛行一時。還有一些省區執行了清朝官場中丁憂守制、迴避本籍的規定。只有兩件事沒有辦到，一件是辮子沒有明令恢復，一件是袁將甘肅都督趙維熙關於恢復諡法的建議提交政治會議討論，沒有獲得通過。但是事實上，保存辮子的風氣仍然存在，如張勳的辮子軍就是一個人人有一條大辮子的軍事大集團，甘肅都督趙維熙不肯剪掉辮子，在參政院參政中也有腦後垂辮者十餘人。諡法也仍然存在，政治會議在回答袁的呈文中並不否定諡法的「作用」，甚至還根據袁的意見，提倡所謂「民間私諡」；而且清朝廢帝對死去的王公大臣、清室遺老還不斷有「賜諡褒忠」的「上諭」發表。 二　袁發表授卿令。天壇祀天的一幕活劇 關於官制問題，幾乎全盤地恢復了前清的舊制度，只是名目有所不同。大總統就是一個變相皇帝，在總統命令中經常有「覲見」「存記」等字樣，就是總統皇帝化、命令上諭化的具體表現。清朝皇帝有封交各省督撫的「廷寄」，袁改其名為「大總統封交×督」。前清的御史台制也復活了，改其名為肅政史（司彈劾）和平政院（司審理）。此外，國務卿就是清朝軍機大臣的變名。各部總長無權干預各省行政，各省民政長直接向總統行文而不由有關各部轉遞，就是清朝尚書與督撫平行，督撫得單銜上奏的老例。 徐世昌上台後，總統府官制也有所變更。秘書長梁士詒外調為稅務處督辦，秘書改稱內史，副秘書長阮忠樞升任內史監，曾彝進、王式通被任為副內史監。原有的秘書廳及軍事處、外務處、財政處、總稽核處、護衛提調處擴大為內史、承宣、軍事、交際、顧問五廳及侍衛處。各廳設有監、少監、丞、郎、舍人等古香古色的官職官階。顧問月薪由數百元到數千元不等，由袁親自批定。顧問之下還有參議、諮議，這些虛職冗員都是袁用以網羅清朝大官僚、大名士或收買變節黨人和投機政客的。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袁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把「官」與「職」分開，有有官有職的，也有有官無職的。官分為九等，即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袁發表的授卿令，上卿僅有徐世昌一人。授為中卿加上卿銜的有趙爾巽、李經羲、梁敦彥三人，都是在清朝做過總督或尚書的大官僚。中卿有楊士琦、錢能訓、孫寶琦、朱啟鈐、周自齊、張謇、梁士詒、熊希齡、周樹模、汪大燮等，其中既有舊官僚，又有君主立憲派。少卿加中卿銜的有章宗祥、湯化龍等。少卿有董康、莊蘊寬、梁啓超、楊度、孫毓筠等。此外，被袁毒死的趙秉鈞被追贈為上卿，被袁暗殺的宋教仁也被追贈為中卿。 有了卿、大夫、士，上面只缺少一個皇帝，這是袁復活君主制的一套戲法，帝制活動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為了代替御璽，袁又公布所謂國璽條例，國璽分為下列三類：（一）中華民國璽，用之於國家大典及與外國交換國書；（二）封策之璽，用之於冊封、頒爵；（三）榮典之璽，用之於授勳。 為了把他打扮得更像一個巍巍在上的大皇帝，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袁在天壇演了一幕祀天的活劇。在此之前，即同年一月十四日，政治會議曾討論袁所交議的祭天、祀孔兩案。袁準備在農曆元旦的一天，用古代衣冠和跪拜大禮到圜丘舉行祀天典禮。由於政治會議議員孫毓筠建議以天壇為祭所，冬至為祭期，冕服為祭衣，跪拜為祭禮，所以遲到十二月二十日袁才發表規定祀天日期的命令。命令說：「特牲之篇，著儀於戴記，圜丘之制，辨位於周官。欽若昊天，亭毒萬物，粵稽古訓，祀事孔昭。改革以來，群言聚訟，輒謂尊天為帝制所從出，郊祀非民國所宜存，告朔餼羊，並忘其禮，是泥天下為公之旨，而忘上帝臨汝之誠，因疑配祖為王者之私親，轉昧報本為人群之通義，使牲牢弗具，壇壝為虛，甚非所以著鴻儀，寶盛典也。且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之蒞民者稱天而治，正以監觀之有赫，示臨保之無私，尤與民國之精神隱相翕合。前經政治會議議決，嗣由禮制館擬定祀天之通禮，已公布施行。茲據內務部呈稱：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為冬至令節，應舉行祀天典禮。本大總統屆期敬率百官代表國民親自行禮。各地方行政長官代表地方人民於其治所致祭，用擴古義而答洪庥。」 這是戲劇性的一項節目。在舉行祀天典禮的前三天，內務部就把齋戒牌「晉呈」總統，並分發與各陪祭人員。陪祭人員於先一日舉行演禮。到了二十三日，自新華門到天壇，沿途都用黃土鋪在地面上，在規定的警戒線內，警察挨戶通知不許民戶留宿親友，每戶須具十字連環切結。正陽門和天橋兩旁的浮攤都被警察趕走。天壇周圍站有幾千名荷槍實彈的兵士，有些屋頂上也布置了瞭望哨，天橋下也布置了守望哨。大總統經過時，不許沿途人民停留偷看。鐘鳴三下，大總統乘裝甲汽車出總統府，在南壇門外換乘禮輿——雙套馬的朱金轎車，四角垂以纓絡——到昭亨門外換乘竹椅顯轎到壇前。大總統由兩名高級軍官——蔭昌和陸錦——左右攙扶，緩步走上石階。大總統頭帶爵弁，身穿十二團大禮服，下著印有千水紋的紫緞裙。陪祭人員服制：特任官九團，簡任官七團，薦任官五團，下面一色都是紫鍛裙。大總統所用祀天祝版，把清朝皇帝所用的「子臣」兩個字改為「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八點五十分禮成出壇。 三　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血腥大屠殺。廣東、湖南兩省的大劊子手 與復古運動同時出現的是全國的戒嚴狀態和特務恐怖統治。火光、槍聲、巷戰、搶劫在各省日常發生，每天的報紙都用很大篇幅登載捕獲黨人和殺戮黨人[5]的消息。捐稅層出不窮，人民掙扎在飢餓和死亡的邊緣。 袁先後公布了治安警察條例（一九一四年三月二日）、亂黨自首條例（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報紙條例（一九一四年四月二日）、懲辦國賊條例（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袁的特務人員分布到全國各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裡，北京軍政執法處就是中央特務組織，各省都督府軍法課是它的分支機構，此外還有「軍警稽查」「軍警督察」這些旁系機構。獨裁者搜刮民脂民膏，豢養大批流氓、偵探，在全國各地區大興黨獄，凡一切反對帝制的人都被套上一頂「亂黨」的帽子而被捕殺，造成了比清朝末年更為黑暗的恐怖氣氛。袁所委派的各省文官如民政長、廳局長之流，其主要任務也就是監視當地軍人，偵察黨人和人民的反袁活動，隨時向袁密報。 此時歐戰已經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武裝侵略正在加緊布置中，袁對此熟視無睹，只集中力量加強對國內人民的血腥鎮壓。除捕殺各地黨人外，有些逃往國外或者躲在租界內的，則要求各有關國家予以引渡或者派遣特務前往進行暗殺。 此外，他用金錢收買變節黨人做他的政治偵探，並且利用他們對國民党進行惡意毀謗。他停止發給廣東、湖南、湖北等省留學生的公費，據說這些留學生都是「亂黨」派送出去的；而當留學生因斷炊、失學回國後，其中有很多人又因「亂黨」嫌疑，被當地官吏捕殺。 那些遍布全國以殺人為專職的偵探和調查員，既沒有固定的名額，大多數也沒有固定的薪金，而是以「破案」和殺人多少來考績，因此，捕風捉影、濫捕誤殺、羅織成獄、栽誣陷害的冤案經常發生。例如：湖北橫街頭黃梅同鄉會舉行提倡國貨會議，參加會議者數十人都被認作「亂黨」捕去；武昌煙紙商人因反對繳捐領照，在平湖門開會討論，被捕去二十九人；上海軍警誤認龔淡如為安徽老同盟會會員龔振鵬而加以逮捕；湖南邵陽中學國文教員李洞天出了一個提倡民權的作文題，被指為「亂黨」而遭槍決；南京有一個婦人在菜市場說了一句「早晚時價不同」的話，也被警察捕去；黃炎培在廬山攝影，被認為有謀亂嫌疑，經江西民政長戚揚電詢江蘇民政長韓國鈞，得知黃為教育界知名之士，才又打電報給黃說，「飭屬保護，毋任歡迎」。最可駭怪的是：湖南都督湯薌銘隨心所欲地開了一張通緝「亂黨」四十三人的黑名單，其中劉欽實即劉季和，名單上卻寫成了兩個人；又指前實業司司長劉承烈為教育司司長，前省議員王仆為軍人；名單上有眾議院議員陳宏齋，但眾議院並無其人；名單上有田鳳丹，這是當時湘西鎮守使田應詔的別號，當田來電質問時，湯回電委稱系「王鳳丹之誤」，但湖南全省並無王鳳丹其人。這類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的把戲，在全國範圍內隨時都有發生。 自袁以至各省官吏，不是不知道他們所豢養的鷹犬經常有貪功謊報和挾嫌誣陷的事情，除了必不得已懲辦幾個被人指證確實、無可逃罪的惡偵探外，他們顧慮到執行反坐法會影響這些鷹犬捕殺黨人的「積極性」，因此抱定「寧可錯殺一千，不肯枉縱一個」的宗旨，一般都是置之不問的。不但如此，他們本身就是謊報者和陷害者，經常把各地發生的兵變、「匪警」等等事情說成是「亂黨」從中構煽，藉以推卸責任，並加強其對全國人民的血腥鎮壓。 由於國民黨領袖孫中山是廣東人，黃興是湖南人，袁對這兩省的人民特別仇視，而廣東都督龍濟光、湖南都督湯薌銘也正是袁所賞識的兩個殘酷無比的大劊子手。一九一四年三月，龍派濟軍統領李嘉品到上淇、良教等村大舉「清鄉」，沿途燒殺淫擄，人民逃避一空。廣東人民團體代表由香港發出電報，請旅京同鄉梁啓超等轉達袁制止這些暴行，這個電報被香港報紙登出來，龍竟指為「系受亂黨利用，破壞濟軍名譽」。袁不僅不肯制止這些暴行，反而發表命令鼓勵龍：「該督忠勇誠樸，夙所倚重。務望搘拄艱危，悉心規畫，以紓中央南顧之憂」（三月三十日）。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九日，廣州發生了磔刑處死中華革命黨人的慘案。先是，黨人朱卓文、朱執信、鄧鏗等多次在粵南起義失敗，鄧鏗物色到南洋歸僑鍾明光，化裝為水果販，暗藏炸彈，行動於龍濟光的必經之地。是日龍覲光（龍濟光之兄）行經其地，鍾誤認為龍濟光，一擊不中被擒，龍命凌遲處死。湖南都督湯薌銘被稱為「湯屠戶」，其殘忍手段更在廣東「龍王」之上。他手下的軍法課長華世羲被稱為「活閻王」，是當時有名的酷吏。長沙經常發現有押解「犯人」的大批武裝兵士，沿途起著快步，吹著昂揚激越的衝鋒號，吹一聲號高喊一聲「殺」，把頭插標籤、兩手綁縛、赤身露體的「犯人」推到瀏陽門外識字嶺執行槍決，有時一次槍決「政治犯」達數十名之多。黨人、議員、青年學生、愛國人士都是他們捕殺的對象，其中有很多是苦打成招、毫無政治關係的普通人民。他還雇用女偵探四十名，用以搜捕女革命黨人。省城長期處於戒嚴狀態下，行人受到軍督的粗暴搜查，甚至坐人力車也要下車來移去坐墊，以檢査其中是否藏有危險品。鄉間則舉辦挨戶團，不時地進行「清鄉」，北洋軍借「清鄉」之名，乘機劫奪財物，強姦婦女，農村秩序受到極大的破壞。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原民義社同志百餘人，在辛亥年參加武昌起義的楊王鵬率領下，突襲湯薌銘的靖武將軍署，楊與龔煉百、李堂等十餘人壯烈犧牲，楊被割舌剖心而死。湯薌銘自己也嚇破了膽，勒令軍署周圍旅館一律停業，全城戲院一律停演，酒樓營業時間限於下午六時為止。 龍濟光和湯薌銘都不是北洋派的嫡系，而且湯並非手握重兵的實力派，後來龍得封「王」爵，湯始終得到袁的寵愛，就是由於他們殺人最多、手段最毒辣的緣故。 這一時期，縱情殺戮成為各地軍人的一種普遍風氣。海軍總長劉冠雄並無殘忍嗜殺的名氣，一九一四年四月他由廣州巡視到廈門時，就曾指使廈門道孫江東設宴誘捕前廈門司令李心田，綁赴虎頭山執行槍決。李心田原系理髮師，以前曾充泉州陸路提督孫開華（福建前都督孫道仁的父親）的旗牌，後來一步步升到參將，辛亥革命時孫道仁任之為廈門司令。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袁派劉冠雄接任福建都督，李對劉的態度頗為傲慢，因此劉就假手別人殺死他以報私怨。這類挾嫌陷害、小題大做、不擇手段的事情，各地經常發生。 說起來很奇怪，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原來都是些膽小如鼠的懦夫。他們一方面製造恐怖氣氛，以便向袁邀功受賞，另一方面首先感到恐怖的卻正是他們自己。他們經常捏造些「黨人暴動」「三次革命」的假情報，但是他們首先被自已製造出來的謠言所嚇倒，弄得談虎色變，草木皆兵。他們大多是盛陳兵衛、深居簡出的，即使外出也要隨帶大隊的武裝兵士，前呼後擁，像押解犯人一樣。安徽都督倪嗣沖外出時，派有先鋒隊清道，沿途禁止一切交通，前有馬隊為導，後有步兵一營為隨，一律刀出鞘、槍上彈，惶惶如臨大敵。所經地方，無論商店或住戶均須閉戶，不許臨窗探望。沿途各地設有瞭望哨多處。湯薌銘在都督府後建有瞭望台一所，輪流派兵一排把守，值班兵士每人發給望遠鏡一付。龍濟光在廣州觀音山建築住宅，由住宅到軍署通以天橋。上下山置有升降機，山上電燈自置發動機。由山下到山上共有二十八站，每站都有守兵。山上有炮壘八十三座，配備十五生的大炮二尊，十二生的大炮六尊，馬克辛炮四尊，七生的半炮不計其數。三元宮道旁置有十二生的大炮二尊。山上掘有水泥鋼骨防空壕一所，四周布以鐵網。建有高射飛機的樓台兩座，並備瞭望鏡、探照燈等工具。軍火庫共有六處。自一九一三年龍濟光督粵時開始建築，到一九一六年龍被逐下台尚未竣工，前後共用去三千餘萬元。 這是中國特務政治發展到高峰的一個時期。但是，血腥鎮壓嚇不倒人民群眾，只能引起人民更大的忿怒和反抗。袁的屠殺政策不但絲毫沒有撲滅或者削弱反帝制、反獨裁的人民的力量，恰恰相反，這種力量在恐怖氣氛下更加發展和壯大了。 四　袁下令成立參政院，並令代行立法院職權。約法會議通過總統選舉法修正案 根據新約法的規定，立法機關採取一院制，其名稱為立法院。立法院未成立以前，由參政院代行其職權。參政院本身仍是諮詢機關，與政治會議一樣。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袁公布了約法會議所制定的參政院組織法，即於六月二十日成立參政院。參政院成立的一天，政治會議宣告停止。六月二十九日，袁下令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的職權。 無論政治會議、約法會議或參政院，都是袁的御用機關，參政院參政七十三人都是袁直接任命的。為了便於控制，他所挑選的參政大多是昏庸老朽的一流人物。在成立參政院之前，他派出勸駕員多名持有他的親筆函分途到大連、青島這些「遺老」集中的地方勸駕。信上說：「共和宣布，系政體之更易，並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於懷，同出匡濟，以救中國之危。」因此，清朝的達官貴人，在參政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連光緒二十九年誤認梁士詒為梁啓超的兄弟的老軍機大臣瞿鴻機也在其內。其次，袁的私黨和可以供他利用的政客，如梁士詒、梁啓超、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等，也都做了參政。袁特別選擇黎元洪和君主立憲派「名流」汪大燮擔任參政院的正副院長，這是袁在一定時期使用一定工具的手腕。這兩個人都不是他的私黨，他以為利用這兩個人主持這個製造皇帝的御用機關，就可以欺騙全國人民，不是他自己要做皇帝，而是別人硬要推戴他出來做皇帝的。 參政院有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為梁啓超、楊度、嚴復、馬良、李家駒、汪榮寶、達壽、施愚、王世澂、曾彝進十人。 一直到這個時候，黎元洪才看出參政院是個製造皇帝的御用機關，而擁戴袁做皇帝，對他的「民國元勛」這個身份也極不相稱。因此，他屢次請求出國遊歷或回黃陂原籍料理家事，企圖跳出袁的手掌心。袁害怕這個工具一旦離開北京，可能會成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就用好言好語把他留住。而黎也知道沒有方法破壁飛去，從此他又恢復了辛亥年革命初期沉默寡言的態度。 有一段故事值得一提。一九一四年年初，四川城口縣知事陸某上了一個條陳，請將大總統任期改為終身制。袁閱後大發雷霆之怒，正擬發布命令拿辦這個滿口胡說的縣官，以示自己不爭權利，旁邊就有一個策士提醒他說：「這樣一來，豈不會使真心愛戴大總統的人灰心短氣！」袁馬上回嗔作喜地把這個條陳發登三月八日的政府公報，並令各省文武長官對此發表意見。首先交卷並且對條陳大加讚美的就是袁家的急先鋒倪嗣沖。 事情隔了半年，這個條陳就不再是胡說而是一種「先知先見」了。七月間，公府政治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博士提出了一個說帖，認為總統選舉法有修改之必要，因為這個選舉法是以參眾兩院為總統選舉的機關，而新約法採取一院制，參眾兩院已不存在。這個選舉法規定大總統、副總統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國務院代行其職權，而新約法對官制有所修改，國務院已不存在。袁把這個說帖提交參政院參考。 事實上，提交參考就是授意參政院修改總統選舉法，因為袁不以取得總統為滿足，還想取得終身總統和世襲總統，以便於進一步地轉化總統為皇帝。八月十八日，參政院通過參政梁士詒等的提案，修改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公布的總統選舉法。十二月二十八日，約法會議[6]通過總統選舉法修正案，袁即於次日據以公布。 在這個新選舉法中，總統任期改為十年，連任不受限制。總統改選之期，如果參政院認為「政治上有必要」，得議決總統連任而不進行選舉。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三人，預書於嘉禾金簡，鈐蓋國璽，藏之金匱石屋，備有鑰匙三把，由總統、參政院長、國務卿分執其一，平時不得擅自開啟，須在選舉前取出來交與選舉會。總統資格，以年滿四十歲並在國內住居滿二十年者為限。現任總統得繼續當選。總統選舉會由參政院參政、立法院議員各選五十人組織之。副總統亦由現任總統推薦三人，其當選資格與總統相同。 根據這個選舉法，不但袁可以成為終身總統，而且可以造成袁家的世襲總統。此時袁年過五十，而任期規定十年，任期屆滿之後，如果他還能活下去，通過選舉形式或者更簡單地通過參政院的表決形式，就可以達到連任的目的。如果活不下去或者年老「倦勤」，他在嘉禾金簡上預先填寫袁克定、袁克文、袁克權的名字，選來選去都是他的下一代。這個選舉法是古今中外獨創的一格，但也不是無所本的，它的藍本就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立儲法，把嗣君的名字預先寫好，封在匣內，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額後。但這還不是袁的真正目的，他授意參政院修改總統法，是要使總統皇帝化再向前跨進一步，以便於廢除總統之名而改稱皇帝。 * * * [1]　1914年11月6日，司法部頒布「易笞條例」，凡犯奸非，和誘、盜竊等罪，處三月以下徒刑或百元以下罰金，犯人為16歲以上，60歲以下之男子，均得易以笞刑。 [2]　舉一事為例。河南縣知事鄭壽彝「治盜有聲」，人稱為「活閻羅」。他每次審案，用香火燒炙「犯人」的背脊骨和腋肢窩，受刑者皮開肉綻，因此無不誣服。1914年鄭調任湖北襄陽縣知事，一次拘到王某，鄭問他為什麼不待動刑就滿口招認，他回答說：「我久已知道大老爺的厲害。不招是死，招也是死，招了免得受刑，落得便宜。」 [3]　縣知事應考第一項資格為三年法政學堂畢業。 [4]　清朝官吏在客廳接見屬員和賓客時，侍者獻茶，客人不得取飲，當主人兩手端茶齊額時，客人必須起身吿退。 [5]　當時的「黨人」兩字專指國民黨員。 [6]　參政院成立後，政治會議即告停止，但是作為「造法機關」的約法會議仍然存在，一直到1915年3月18日才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