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十三章　戰勝國民黨後袁世凱排除異己的種種措施

一　用外交壓力撤換了江蘇都督張勳 前面說過，袁對江蘇和湖北兩省看得特別重要，原擬派心腹大將馮國璋為江蘇都督、段芝貴為湖北都督。在對南用兵的時候，派這兩個人做兩路統兵大員，就是實現這個計劃的一個前提。後來張勳所統率的部隊首先攻下南京，他不得不根據「先入關者王之」的傳統觀念，任命張勳為江蘇都督。但這只是他的一時權宜之計。 當辮子兵在南京亂燒、亂殺、亂搶的時候，由於一時殺紅了眼睛，有三個日本人受了傷。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頓然鼓譟起來，紛紛向日本政府請願出兵中國。日本駐華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本謝罪和罷免張勳。袁派張勳的江西同鄉李盛鐸到南京來調查，李勸張勳對日本人讓步點，以免引起兩國間的關係進一步地惡化。 對本國人民兇狠如虎的「大人物」，往往正是對帝國主義馴順如羊的小角色。張勳與日本駐寧領事船津直接談判的結果，日本方面撤回了張勳應當撤職的要求，張勳於九月二十八日親自到日本領事館履行了道歉的條件。 日本方面的責難雖然告一段落，英美帝國主義者卻又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它們的公使不止一次地向袁政府表示：把這樣一個怪物擺在江蘇都督的位子上是極不相宜的，在南京的西方國家僑民的生命財產也是得不到保障的。他們還把這個意見說成是對中國政府表示好感。袁正想利用外交壓力撤換張勳。十月上旬，他派張勳的老朋友阮忠樞到南京，把外交團的意見告知張勳，諷示他自動辭職以免引起更大的外交壓力，否則對他的面子就更難於保全了。 張勳正在興頭十足地做「兩江總督」，聽了這些掃興的話，就跳起腳來發火說：「我的這個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拚得來的，袁宮保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用不著勞動你老哥的大駕來和我商量。」阮忠樞把他發火的情況報告袁，嚇得袁慌了手腳，接連派李盛鐸、劉恩源、錢能訓、段芝貴走馬燈似的到南京來進行疏通。其中「干殿下」[1]最長於詞令，他說：「總統確有苦衷，不能不尊重外國人的意見。」隨後提到袁想改任張勳為長江巡閱使，他又天花亂墜地說：「巡閱使比都督大，都督只管一省的軍事，巡閱使管好幾省的軍事。」 張勳被他說動，而且事實上也不能造袁的反，就提出了三個調職條件：（一）督府開支六十五萬元准予報銷，（二）再撥開拔費五十萬元，（三）規定長江巡閱使節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五省的水上警察。這些條件都經袁允諾。十二月十六日，袁發表了任命馮國璋為江蘇都督及調任張勳為長江巡閱使的命令。 巡閱使這個官職，袁的本意也像屯墾使、檢查使之類的官職一樣，是個徒擁虛名的大頭銜。由於張勳手中有兵，又提出了有職有權的條件，此後巡閱使竟成為駕乎都督之上的大官，並且成為割據數省的大軍閥的一個特殊地位。在袁戰勝國民黨威望最高的時候，對於一個北洋附屬軍的將領尚且這樣遷就，以免激成事變，這又說明袁的武力基礎是不夠強大的。 二　用軍事壓力罷免了福建、安徽、湖南等省都督 在國民黨討袁戰爭的過程中，南方幾省的都督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類型：（一）主動地參加討袁軍，（二）被迫獨立，隨後又被迫取消獨立，（三）對雙方保持中立，（四）完全服從袁政府。 江蘇都督程德全、自稱為安徽都督的胡萬泰、福建都督孫道仁、湖南都督譚延闓，都屬於第二類型或者近似第二類型。袁對於這一類型的人物，開始是表示寬大為懷，只要他們能夠擺脫國民黨的控制，是可以不加任何處分的。但當北洋軍或其附屬軍的力量達到這些省區的時候，他就違反了諾言，把這些風吹兩邊倒的角色逐出了政治舞台。 程德全始終不敢回南京。胡萬泰被調任一個不重要的位子，不久就被打入冷宮。十一月間，海軍總長劉冠雄奉袁政府的命令，率領第四師第七旅長李厚基的部隊由海道開到福州，以編遣為名解散了湘軍，隨即在舊藩台衙門放了一把火，把孫道仁嚇跑了。 湖南是國民黨力量較大的地方，問題比較複雜。九月十七日，袁派海軍次長湯薌銘率領楚有等艦開到岳州，袁的虎將曹錕的第三師也奉令開到岳州。此時湖南就成為瓮中之鱉了。他又用「借刀殺人」和「調虎離山」的那些老計策，請黎元洪兼領湖南都督。黎還是「敬謝不敏」，袁又送他一個順水人情，請他「薦賢自代」。 黎已經打聽得很清楚，湯薌銘是袁手邊的一個紅人。這個加入同盟會最早而後來又出賣過同盟會的「中將湯」[2]，就是湖北「名流」湯化龍的親兄弟，湖口之役曾經率領飛鷹艦立過戰功。袁之所以看中了他，固然為了要拉攏進步黨，為了酬勞他的戰功，而更為重要的是這個人具有特別毒辣的心腸和手腕，又與國民黨結下了不可解的深仇，是用得著而且也放心得下的。黎既要迎合袁的意旨，而他本人又與湯化龍有一段歷史因緣，就推薦湯薌銘繼任湖南都督。 十月十八日，袁發表了湯薌銘為湖南都督、王瑚為湖南民政長的命令，並令前都督譚延闓「入京待罪」，又將湘軍師長趙恆惕押解到北京問罪。譚的出身是「名門之裔」和君主立憲派，其宣布獨立的確是受了國民黨的壓力。黎與君主立憲派及譚本人既然都有相當的歷史因緣，而又揣想到袁對譚沒有很深的惡感，僅僅要在外表上處置一下以立威，因此他打電報替譚解釋，他說獨立並非出於譚的本心，「曾仰藥以求解脫。元洪敢力保其無他」。 可笑的事情就發生了：譚發表了一個電報，根本不承認有「仰藥」那回事，指出這是「黎副總統心存愛護，力為解免」的一種說法；他又否認被迫，「身為一省都督，應負完全責任」。他比起那位「止戈和尚」來[3]，還算是有點骨氣的。 譚到北京後，陸軍部判處他四等有期徒刑，袁根據黎的說項，十二月十二日下令予以特赦。趙恆惕也被判三等有期徒刑，由於雲南都督蔡鍔等具保，不久也得到特赦。 三　對雲南都督蔡鍔、浙江都督朱瑞，採取了兩種不同的手段 屬於第三類型的有雲南都督蔡鍔和浙江都督朱瑞[4]。九月二十五日，袁下了一道命令：「蔡鍔准給病假三月，著來京調養。調唐繼堯署理雲南都督。派劉顯世[5]為貴州護軍使。」同時又打一個電報叫朱瑞到北京接洽要公。 朱瑞因旅程較近先到北京。他換了一身軍服，按照疆吏入覲大總統的儀式，在總統府承啟處等候召喚。袁派一個承啟官走出來說：「總統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跡，請換便衣來見。」 朱瑞打算回去換便衣，又被那位承啟官加以阻止，引導他走進一間屋子，拿出一套現制的狐皮袍子和馬褂給他穿上。朱對著穿衣鏡照了一下，真是「增之則長，減之則短」，完全像量著他的身材裁剪的一樣。 承啟官再把他引導到居仁堂，一個矮矮胖胖的老頭子正在滿面春風地等候著他。這個老頭子也穿了一套狐皮袍子和馬褂，顏色、花樣、質料和朱所穿的完全一樣。朱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威震全國的袁大總統，緊張得話也說不出來。倒是那個老頭子對他像老熟人一樣，請他坐下，東談一句，西談一句，談得海闊天空，才把朱的情緒安定了下來。 漸漸地談到討袁戰爭的問題。袁出其不意地問道：「介人，你若是反對我，就應該宣布獨立，若是反對亂黨，就應該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麼用意呢？」 朱戰戰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話來。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樣子，馬上用別的話岔開，而且臉上老是那樣和善而親切，好像對這個問題並不介意。談到末了，站起身來說：「你應當早點回去，地方治安要緊。」 隔了幾天，朱瑞仍然穿了那套狐皮袍子和馬褂到總統府向袁辭行。這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總統府內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戒備得非常嚴密，像在舉行什麼大典的一樣。走進了居仁堂，那裡站滿了全身披掛的武裝兵士，又像走到了氣象森嚴的閻羅殿。抬起頭來一看，那個活閻羅穿了一套金邊耀眼的大元帥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沒有等到朱開口，活閻羅就正顏厲色地說了一連串的話，什麼「軍人不可無紀律」哪，什麼「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哪，口氣非常鋒厲，嚇得朱話也說不出，頭也抬不起來，渾身淌著大汗，所穿的狐皮袍子和馬褂又不能隨意地脫下來。 這就是既要懷之以德又要臨之以威的一套戲法。這套戲法並不是袁發明的，他只是把從古以來奸雄駕馭「人才」的權詐之術搬過來表演了一番。袁每次召見一個陌生人的時候，事前必然要吩咐秘書把人事登記簿找出來，把這個被召見者的資歷翻閱一下，然後在召見時裝做一副漫不經意的樣子，把這個人的出身、特長、生活細節或者著作中的一言兩語提及一下，對方往往為他的「英明」感到震驚。這套騙人的手腕，同樣也是從歷代奸雄的藍圖里找出來的。 十月十日，雲南都督蔡鍔將印信交由軍長謝汝翼代管，沒有和任何人告別，悄悄地離開了一年常春的昆明。民政長羅佩金也隨同他出境。過去袁對雲南是鞭長莫及，此時他已經統一了全國，就不怕雲南一隅之地抗命造反。袁給蔡三個月假期也正像前清攝政王勒令他開缺養疴一樣，估計他是不會有任何抵抗的。 蔡鍔到了北京，袁仍然用對付朱瑞的那套戲法來對付他。但是那套戲法用在頭腦冷靜和意志堅強的人的身上就不發生作用，你變你的戲法，我像不曾看見的一樣。袁發覺這個瘦小個子「寶古老」[6]是個不容易對付的人，因此不放他回任，並且立刻派密探監視著他的行動。 在此之前，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報，誣衊蔡鍔在雲南有脫離中國版圖，另建一國，自號為「大漢王」的一種叛國企圖。袁在這個假情報上親批「應查」兩個字，命內史歸入檔案。這個舉動是寓有深意的：原來他早已看中了蔡鍔是個長於治軍而又嚴肅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以供使用。如果蔡抗命不到京，或者到京而不甘心作奴才，隨時可以抽出這個檔案來加他一個「叛國」的罪名而置之死地。這也是古來奸雄對付人才「不為所用必為所殺」的秘密典籍中所有的[7]。 四　用「霸王請客」的硬工調動了湖北都督黎元洪 湖北都督黎元洪是屬於第四類型的人物。 在與國民黨作戰前，袁親筆寫「民國柱石」四個大字，製成橫匾一方送到武昌，以示對黎的寵異。國民黨失敗後，他又親筆寫「中華民國副總統府」八個大字，製成長匾，掛在湖北都督府的大門外。 黎對袁的某些疑雲漸漸吹散了，覺得這個人雖具有使權用詐的手腕，但是基本上還是以感情為重的，因而也是夠朋友的。他不但在軍事上、在政治影響上給袁的武力統一政策以很大的支持，而且參加了戰後大舉屠殺人民的實際行動。舉一事為例。國民黨中湖南人很多，因此湖南人所犯的「亂黨」嫌疑也很重。討袁戰爭失敗後，袁政府頒布了「懲治亂黨」條例，旅居外省的湖南人被濫捕濫殺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湖北靠近湖南，住在湖北的湖南人比其他各省更多。湖南「革命元老」譚人鳳有一封質問黎的信，說黎「專以仇殺湖南人為能事，而其被殺之人，不審罪狀，不問姓名，概以亂黨二字加之，立予槍斃。……武昌旅館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數命令撤差。……居住自由權、行動自由權皆被剝奪。」這就是這個「悲天憫人」的「忠厚長者」為了討好袁做出來的血腥罪行。 國民黨討袁戰爭失敗，黎對袁由懷疑的心理轉變為心悅誠服，由中間派的身份下降到走狗的身份。八月五日，報上登載以他為首的各省都督和大軍官請先選舉總統、後制定憲法的聯名通電，這還可以說他是被動列名的，是處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的。十月間，他有個人私電請袁「獎敘袁克定翊贊共和之功」。袁克定就是袁的大兒子，獻媚獻到下一代，這就只能說他是厚顏無恥。他說出這種難以啟齒的話來，即使是「家天下」的獨裁者，也不得不報之以委婉謝絕的電報[8]。 即使黎對袁恭順有加，袁到底還是不放心把這個「革命偉人」放在湖北都督的重要位子上。不難理解，一代梟雄的袁，心腸和手段都狠毒到極點，不是奴顏婢膝所能取得他的信任的，何況黎既非他的嫡系，而又成為「眾望所歸的社會偶像」！因此，他從未間斷地想借一個題目把黎調到北京來，免去其湖北都督，像以前清政府調他自己為軍機大臣而免去其直隸總督一樣。 早在袁接收南京臨時政府的時候，就發表過以黎為參謀總長的命令，其用意就是想用這個有名無實的位置來交換他的湖北都督。在對南用兵的過程中，一會兒要他「兼領江西都督」，一會兒又要他「兼領湖南都督」，也不外乎是採取逐步的和走彎路的方法，想把他調出湖北來。 前面早已說過，袁預定以段芝貴為湖北都督。由於黎完全倒在袁的方面與國民黨為敵，袁不便使用「假道伐虢」的伎倆。國民黨失敗後，袁不止一次地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語引誘黎北上和他見面，事實上是「請君入甕」。這個「老實人」對切身利害的問題卻看得非常清楚，他推三阻四地沒有吞下這個香餌。如果袁用軍事壓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不但師出無名，會使「天下人為之寒心」，而且有可能激成事變。到十一月間，袁實在忍耐不住了，就想出一個「霸王請客」的方法，特派段祺瑞到漢口去勸駕。段是袁的第一號心腹大將，派第一號大將來邀請貴賓，這絕對不是一件平凡的事。黎事前一點也不知道有這個消息。 十二月八日段到漢口時，黎就知道不北上已經成為不可能，曾邀集左右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決定派都督府參謀長金永炎代理都督，他表示儘可能爭取早日回到湖北。不料段與黎只匆匆地見了一面，就替黎預備好到北京去的專車，九日就面催黎啟程北上。黎走到半路上，十日北京就發布了總統命令，派段祺瑞權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齊代理陸軍總長。 問題終於弄明白了，派第一號大將親自出馬，顯然負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回湖北的雙重任務。黎是以副總統的地位兼任湖北都督的。要調動這樣一個目標大的人物，就不能不派另一個目標大的人物接替他的位子。國民黨已經完全失敗，袁已經不怕把黎「逼上梁山」，所以才敢於採取這個「霸王請客」的辦法。 黎的專車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輪馬車到車站迎接，這部馬車正是上年八月用以迎接到北京參加所謂四巨頭會議的孫中山的。黎所受的熱烈而隆重的歡迎，也不下於孫中山。袁立刻規定副總統月俸一萬元，每月辦公費二萬元，比起上年袁授孫中山為全國鐵路督辦，規定每月月俸三萬元，一個不多，一個也不少。袁指定以瀛台為黎的館舍，這正是以前西太后軟禁光緒帝的地方。 這個時期，黎在政治上還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裝飾品，因此袁又找黎的同鄉湯化龍做現成的媒人，進行袁黎兩家的聯婚手續。把下代的婚姻作為自己權利地位的擔保品，這也是宗法社會的一種典型作風，袁正是利用這些手段來鞏固和發展他的個人勢力的[9]。最可笑的是，雙方還沒有完成定婚手續，袁就趕著黎叫「親家」，叫得十分親熱。一個寒冷的大雪天，袁請「親家」過來一同吃飯，袁身上披著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的代價買來「進貢」的皮大氅，黎偶然說了「這件東西真名貴」的一句話，袁立刻解下來執意地要送給「親家」。這又是奸雄收買人心的一套慣技。 黎已經知道他由政治俘虜進而做了名副其實的俘虜，乃於十二月十九日呈請辭去湖北都督兼職。這個辭呈又是「詞章名家」饒漢祥代擬的，文中充滿著酸腐的氣息，如說「元洪屢覲鈞顏，仰承優遇，恩逾於骨肉，禮渥於上賓，推心則山雪皆融，握手則池冰為泮。馳惶靡措，誠服無涯。」袁在批准辭呈的指令中也用酸腐來回答酸腐，有云：「昕夕握談，快傾心膈。褒鄂英姿，獲瞻便座，逖琨同志，永矢畢生。每念在莒之艱，輒有微管之嘆。」 黎當然不願意以「安樂公」自居，很想借一個題目離開北京，以便恢復自由生活。曾經一再表示，願以「答謝各國承認民國專使」的名義周遊列國一趟。袁怕他一去不返，就用拖延的手段來搪塞，不作肯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段祺瑞在「權代」湖北都督的短時期內，大刀闊斧地把湖北軍遣散，把黎的力量剷除，把北洋軍開到湖北，從此湖北完全成為北洋軍的統治地區。 段是袁身邊的得力助手，不能長期地放在外面。袁本來是預定以另一段（段芝貴）為湖北都督的。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段祺瑞於完成任務後回到北京再任陸軍總長，袁就發表了以段芝貴為湖北都督的命令。 段在北京與黎相見時，不像袁那樣虛偽，臉上顯露著一種倨傲之色。原來他在辛亥年做過清政府的護理湖廣總督，認為黎僅僅是當年的一個協統，而此時也僅僅是袁的一個政治俘虜，是不值得加以重視的。 五　用綁架的手段囚禁了國學大師章太炎 國民黨「二次革命」前，章太炎雖然甘心受袁世凱的利用，一心與同盟會為敵，但是孫黃等人因其早年為民主革命作出過不少貢獻，仍想把他爭取過來。一九一三年五月下旬，章在北京受勛後於六月四日回到上海，十五日在哈同的愛麗園與湯國黎女士結婚，孫中山、黃興、蔡元培、陳其美等都出席了婚禮。三天後，章有電辭去那個有名無實的「籌邊使」。 七月十二、十五兩日，李烈鈞、黃興先後在九江、南京舉兵討袁，章在十六、二十六兩日發表兩次宣言，指責袁「政以賄成」，「厲行暗殺，殺害勛良」，「借外力以制同胞」，並提出「誅七凶以謝天下」。七凶指梁士詒、陳宧、段芝貴、王賡、熊希齡、陳漢第（即陳仲恕）、趙秉鈞。 但章對孫中山仍然不諒解，希望黎元洪出面來領導討袁事業。 章太炎由擁袁一變而為反袁，使袁深表厭惡。在袁的授意下，北京共和黨以「到京議事」為由，誘章由滬來京。八月十一日章到北京後，下榻化石橋共和黨總部，袁令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派兵予以監視。三個月後，章函請陸建章解除監視。信上說：「入都三月，勞君護視。余本光復前驅，中華民國由我創造，不忍其覆亡，故來相視耳。邇來觀察所及，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余亦倦於從事，又迫歲寒，閒居讀書，宜就溫暖。數日內當往青島，與都人士斷絕往來。望傳語衛兵，勞苦相謝。」信發出後，很久沒有得到回答，他又寫信給袁說：「幽居京都，憲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青島，以返初服而養疴疾。抵書警備副司令陸君，以此喻總，七日以來，終無報命。如可隱忍，以導出疆，雖在異國，至死不敢謀燕。」這封信仍然沒有得到回答。他氣極了，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東車站想買車票南下，被跟在後面的偵探像老鷹抓雀般把他抓了回來。他手執扇子，用勛位勳章作扇墜，跑進總統府，要和袁見面講理，坐在會客室里等候很久，又沒有人出來接待。他氣得幾乎發狂，把桌子上的茶具、花瓶都砸得粉碎。此時跑出來幾名衛士，把他連拖帶扭地拉到外面，塞進一輛破舊的馬車中，送到龍泉寺監禁起來。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下令撤銷洪憲帝制時，為了對反袁派表示安撫，特在錢糧胡同為章賃屋一所，按月給以生活費五百元，許其由龍泉寺移往該處居住，並解除其監視。章以為這該是逃出北京的機會了，乃於五月十八日，先把裝細軟的大皮包運出，然後坐馬車到東單牌樓日本人所開設的扶桑館，那輛馬車就停在館門外。一會兒，踱出了兩個花枝招展的東洋美人，上了車，向中央公園揮鞭疾駛而去。閱者們不要以為這兩個美人之中有一個是章的化裝。此公決無化媸為妍、反老還童的魔術。又隔了多時，才有五個日本男子走出來，前後左右四個日本人簇擁著一個和服剃鬚的，而且把帽子壓在額角下的日本人，分乘五部人力車，向東車站疾駛而去。 到了車站，下了車，給了車錢，忽然有人向那個戴大帽子的日本人討起債來。那個日本人一看，是個平日素無銀錢往來的陌生人。而那個陌生人愈討愈凶，竟然揪著沒有領子的和服，要到官廳去評理。一會兒，警察來了，把他們都捉到廳里去。 戴大帽子的日本人是章所扮演的，討債的陌生人是袁的便衣偵探所偽飾的。原來監視哨雖然撤去，卻代之以便衣偵探，這是章所夢想不到的。他自以為做工妙到化境，一會兒老書生變少女，一會兒中國人變外國人，而不知先運出那口其大無比的大皮包，已經引起了便衣偵探的注意。接下去，果然又有一套剃鬚戴帽的變形，那個偵探不免暗笑在肚裡，於是出現了車站討債的一個鏡頭。 當然，袁世凱面向死亡，章的牢獄之災不會拖得太長。袁死後，黎元洪記起這位名重一時的國學大師，六月十二日曾微服往訪一次。不久浙督呂公望電請開釋章，黎於二十二日復電稱：「太炎已於前日撤除監視，昨午來府覿晤，據稱急思南旋，請給護照，已交內政部照發矣。」 六月二十五日，章太炎才堂而皇之地乘車赴津，即轉車南下。七月五日到杭州，杭州人開了一次歡迎大會。此後或坐筍輿，或乘瓜艇，與湯夫人邀游於六橋三竺之間。對於過去的事，像是做了一場怪夢。 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國「偽民主」「假統一」的局面已經告終，代之者為封建軍閥獨裁的局面。袁對異己分子肆無忌憚地進行了大清除和大屠殺，並且舉行了檢査郵電、逮捕議員、槍斃「亂黨」等等事件，把全國造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恐怖世界。唯一能夠保存的異派就是進步黨，因為進步黨對他來說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工具。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七日，袁捏造「血光團」事件，命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逮捕了參議院議員謝持（國民黨員），這是用非法手段逮捕國會議員的一個開端。七月二十七日，命令北京軍警保護國會，所謂「保護」就是監視的變相名詞。從八月六日到十六日，下令解散了江西、廣東、湖南等省的省議會。八月十日，下令通緝參議院議員居正、胡秉柯，眾議院議員楊時傑、田桐、白逾桓、劉英等。八月二十二日，眾議院議員伍漢持被槍斃。同月二十七日，又有兩院議員丁象謙等八人被捕。九月三日，眾議院議員徐秀鈞在天津被槍決。隨後又發生了解散國民黨與解散國會等事件，如前文所述。 * * * [1]　段芝貴曾拜袁為義父，因此有「干殿下」之稱。 [2]　中將湯是日本的一種藥名。湯為海軍中將，因此袁經常戲呼為「中將湯」。湯與國民黨的惡感，種因於1905年孫中山在歐洲進行革命活動的時期。那個時期，湯是海軍學生，偽裝加入興中會，曾偷開孫中山的皮包，竊取興中會會員名單，向清政府告密。 [3]　北洋軍進入南昌的時候，江西都督歐陽武逃到原籍吉安縣青原山出家，將武字拆開自號為「止戈和尚」。九月間，江西水巡局局長倪占魁把他捕獲解到省城。他函請南昌商會代他求情，信上說：「祖父九旬，老父七十，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9月27日李純把他解到北京，陸軍部判處有期徒刑八年。10月13日，袁下令予以特赦。 [4]　朱瑞字介人，浙江海鹽縣人，南洋陸師學堂畢業，曾任新軍標統及江浙聯軍浙聯軍司令。 [5]　劉顯世字如周，貴州興義縣人，以廩生隨父辦團練，得任管帶。1911年任貴州中西兩路統領兼新軍第四標標統。貴州獨立後，任貴州軍務司長兼民軍總司令。 [6]　湖南人稱寶慶人為「寶古老」。 [7]　本章第三節的資料，是根據蔣百里的轉述。蔣百里浙江人，是蔡鍔的士官老同學。 [8]　袁答謝黎的電文說：「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兒輩何人，乃蒙齒及！鄙人勉服國務，乃為救民，豈有榮施，及於家屬！若授奚午舉子之例，並無謝元破晉之功。損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閱歷稍深，或堪造就，為公奔走，俟諸將來。幸勿復言，以重吾過。」 [9]　黎的女兒黎紹芬，定婚時年僅八歲。1930年與袁第九子克久結婚，備受袁家虐待，氣成精神病，終身不愈。這是封建社會包辦婚姻的一個悲劇。